[转载]郭晓棠遗作选：文革交代材料（一）
郭晓棠遗作选：文革时期的部分交代材料（一）
前言：郭晓棠在这份交代材料中扼要地汇报了，他从1932年初到1936年夏在河南地下党活动与工作的情况。正如他日呈报给党中央的自传《我的自述》中第十章里所说的：“自从1932年春，我成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战士以后，我的生活完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成为一个“新人”了。十年以来，无论在党的领导下或在脱离党的领导中（即失掉关系期间），均自觉地一贯地为党为革命奋斗不懈，从无悲观失望消极怠工的情绪发生过。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深刻地教育我，给我以革命胜利的无限的信心所致。”&“（我）在为党为革命而奋斗的工作中，曾一贯自觉地以无限的忠心来表现一个共产党员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应有的热忱与高尚的品质。对党的指示与决议，一本自己能力所及，向前作去，未敢有消极与忽视之心理。”郭晓棠之所以这样看待自己，那是因为，他一直是这样严格要求自己的，并且一直是这样努力实践的。郭在这份材料中的陈述是比较粗略的，更详细的内容，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郭晓棠遗作选：《我的自述》、《思想自传（下卷）》等材料。
&&&&&&&&&&&&&&&&&&&&&&&&&&&&&&整理者&&郭青苔&&
年我在地下党活动的情况
我的家乡——河南省沁阳县党组织的建立，是在1932年的春天（约二、三月间）。同年，四月间，我在开封加入中国共产党。这里只把建党、入党和以后的活动情况（1932——1936年），做如下的汇报。
北伐大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妥协投降了。在这期间，我们在反帝反封建的实践斗争中，也吸取了不少经验教训。1929年旧历年关，我们在反对封建势力的斗争中，由于土豪劣绅的煽动，发生了紫陵惨案；1931年春，由于沁阳县师学生风潮的挫折，发生了暗杀教育局长王向辰事件；同时还发动了反对大贪污案沁阳县财务局长贾御五的斗争，等等；这一系列的反封建斗争，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我们都先后在打官司当中失败了。在这种情况下，沁阳西北乡以郭大佛（原名郭文祥）为首一批要求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的政治思想日益左倾化。特别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在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下，东北三省丧失，民族危亡，朝不保夕，给予他们的刺激是极为深刻的。当时李贯慈同志（原名李建通，字贯之）写的一首《哭辽东》诗（见《革命烈士诗抄》第186页），可以作为代表。当时，郭大佛在北平私立郁文大学求学，参加左翼活动。“九·一八”事变后，他由北平回到开封，同我商量抗日救国工作和政治前途问题。我们决定：在开封开办“秋水书店”，进行抗日救国工作和进步文化活动，由我和族兄郭济英负责（书店经理）；郭大佛回沁阳活动担任第六区区团长（在义庄），组织训练抗日武装力量。这两件事，都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当时，我担任河南大学反日救国委员会主席，纠合一批积极分子，秘密组织“战团”，公开地组织训练学生义勇军。）
1931年冬季，郭大佛通过沁阳县师里的济源学生（共产党员，我不知姓名），同济源县的党组织发生了联系。（当时济源县党的负责人是党继新，后来才知道的）1932年初，郭大佛经济源县党组织的介绍，到开封与杨斯萍同志（女）见面，请求派人到沁阳建党。同时，郭大佛把我介绍给杨斯萍同志。杨允许了郭大佛的请求，同李新民商量，派李新民前往沁阳建党。（李新民原名李步英，豫南商城人。年在中州大学附属高中，我在初中，当时我们都是开封青年协社社员，李是头头。）李赴沁阳之前，同我见了面，告诉他怎样去找人。这是1932年二、三月间的事。
同时，在开封，我们在杨斯萍同志的领导下，先成立了“新兴教育社”，在各学校中进行抗日救国工作和反对反动的教育制度的宣传工作。该社成立时，发表了《宣言》（我起草的），以李浩吾著的《新教育大纲》（在我国，用马列主义观点研究教育问题的著作，这是最早的一本，1929年出版的。）一书，作为我们学习和宣传的重要理论读物。同时，通过“秋水书店”和我们的社员，在各学校青年学生中间，推销《文艺新闻》（“左联”办的）、《教育新闻》（“教联”办的）、和《中国与世界》（“社联”办的）等革命书刊（均在上海出版的）。“新兴教育社”的负责人是孟星若（豫南商城人，老二中学生，与吴芝圃同学，熟识）、傅孤侣（济源人，参加过南京晓庄师范、上海山海工学团，我认识。抗战时，任山西孝义县县长，牺牲了。）和我三人。在杨斯萍的指导下，常在我处开会，谈形势、谈工作。这年四月间，杨斯萍同志吸收孟星若（当时可能是失掉关系的）和我入党。（傅后来离开开封了，当时未入党），随后又吸收了陈暄（即齐欣）入党。由孟星若任支书。
这年二、三月间，李新民赴沁阳见了郭大佛、李贯之后，就到紫陵建中小学建立了党支部。（郭建中是我的族兄，在1929年紫陵惨案中，被土豪劣绅杀死的，为了纪念他，把紫陵小学改为建中小学。郭建中是郑州市国棉三厂党委副书记郭秀清的父亲，是省委秘书长刘峰的岳父）当时的党员，在我的记忆中，大概除了郭大佛、李贯之以外，还有郭顺仁（又名郭舜人）、任建章、周瑞麒、马瑞陞（现名马纪民，北京钢铁学院党委副书记），黄秉崑等人。这几个人，除了郭大佛于1934年冬投敌叛变外，郭、任、周、李等同志，都先后为党为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据我知道的，现在留在人间的，只有马纪民一人了。
这年上半年，我们在开封的活动和工作，除了办好“秋水书店”（也是党组织的联络点）和“新兴教育社”以外，在杨斯萍同志的指导下，还做过一些秘密的宣传活动（如张贴宣言、传单、标语等），为苏区群众和红军进行过募捐活动（如衣、物等类）。杨斯萍告诉我们，为苏区群众和红军募捐，不在东西多少，而是为了扩大苏区和红军的革命影响，发展赤色群众，准备将来成立一个“红军之友社”（据我了解，没有成立起来）。我当时，介绍过一个同情份子河南大学学生尚自恭（字敬轩，修武人）给杨斯萍，杨叫李新民去与尚进行过谈话。（尚未被吸收为党员。）
将近暑期的时候，（约在六月中旬），杨斯萍指示，要我准备于暑假期间，回到沁阳家乡作两个月工作。当时上级党指示的任务，准备计划在豫晋边发动游击战争，开辟新苏区，以分散敌人兵力，减轻对豫鄂皖苏区的压力。这需要做许多准备工作。杨给我两种党的重要文件，让我阅读学习：一是《暴动艺术论》（前面的序文署名韶玉）是理论性的（翻译的），另一是《游击队如何动作》（？是苏联远东红军游击队作战的经验，也是翻译的）。我把后一个文件抄了一份带回沁阳。（两个原件阅后退还给杨斯萍了）由于当时我的水平很低，对于文件领会理解不了，杨斯萍还给我作了一些解释。现在回忆起来，我当时提出过：“苏维埃是暴动机关”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又说：“在游击运动中建立苏维埃？”（？）等等。
这年6月底，我就带着上级党交给的任务回沁阳去了。
我到沁阳县城，恰巧遇到城内一个土豪劣绅（姓名忘了）勾结县政府征收处主任田某，以公开行贿手段，要收回围城农民（都是回民，约六百余户）所种的“城壕地”的事件发生了。当时城内西北街清真寺还有“农民协会”的组织名字，我就利用这个组织名义召集围城农户开会商量对付办法，到会农民很多，斗争情绪很高，大家决议向县政府请愿示威，提出要求条件，发表宣言（我代为起草的）。主要的是要求惩办土豪劣绅&&&，要求把征收主任田某撤职（农民自动前往田某家看管他），要求围城农民（回民）享有永佃权等。在群众包围压力下面，沁阳县政府不得不向农民代表表示一一接受了要求的条件，回民斗争胜利了。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农民群众反政府的斗争。我回到乡间后，没几天，就听到谣传，说什么共产党在城里“暴动”了。【整理者评注1：这是郭晓棠青年时期，一次独立领导受压迫的贫苦农民向当地土豪劣绅和县政府的贪官污吏作斗争，并取得胜利的事件。那时刚入党两个多月的郭晓棠（时年22岁），满怀着革命激情。这一斗争并非上级党布置的任务，然而，为民众谋利益的革命自觉性激励着年轻的郭晓棠，他就奋不顾身地加入了这场“围城回民的保地斗争”中。】
我先到义庄六区，见了郭大佛、郭舜人、任建章等，传达上级指示的任务，进行了研究和布置。那时我们掌握有五、六十支枪（长、短枪）。郭大佛任区团长，郭舜人、任建章任队长。在如何发动武装暴动、开展游击战争的问题上，我们进行了讨论。当时郭大佛提议，用邀请县长下乡检阅团队操练的名义，把县长绑架上山，发动暴动。我不同意这种完全脱离群众斗争，单纯的军事阴谋的作法。郭大佛也就没有坚持他的意见。我把围城回民保地斗争的胜利，给大家介绍了一遍，我们认为，要保持同围城农民的联系，将来会有大作用。【整理者评注2：郭晓棠主张，军事斗争要与群众斗争相联系，不赞成“单纯的军事阴谋的作法”。】
&&&&&我们商量决定，以紫陵建中小学为据点，用暑期读书会的名义，从事于秘密的政治、军事的训练工作。我由义庄到紫陵，在这里住了一个多月。周瑞麒、马纪民、黄秉崑等都在，聚集有二、三十名革命青年，有十来支枪。
八月底，我返回开封时，原来事先约定路过郑州向组织汇报暑假在沁阳的工作情形。我按照原先约定的时间到接头地点——即大同路三多里十八号的时候，一看，原来是一家旅馆，门已关起来了。门上写着：“修理房间，停止营业。”我无奈何，只好往开封去了。
我到开封，就见到李贯慈。（他是开师学生，1931年暑假休学，在沁阳县师当教员，1932年暑假又去开师复学，他大概是七月底、八月初到开封的）李贯慈告诉我，李新民曾到开师找他，说党组织被破坏的事。许多人被逮捕了，其中有杨斯萍同志，李新民叫李贯慈设法打听被捕人的消息。没有结果。据李贯慈转李新民的话是这样的：党组织被破坏的事发生在郑州，起因是警察检查户口，发现了许多印刷宣传品，由印刷机关牵连到一些负责人被捕。李新民对李贯慈表白自己说，有人怀疑这次破坏是李新民搞的，理由是为什么别的负责人都被捕了，你李新民为什么没有被捕？据李新民自己说，那是因为他不在郑州，到豫北巡视工作去了，所以他没有被捕。李新民对李贯慈表示，他要去上海汇报情况。（当时，党中央还在上海，未到苏区。）过了不多天，在开封报纸上公布了枪毙一批所谓共产党要犯的消息，我见到有杨斯萍同志的名字，别的都不认识。
当我正在纳闷的时候，一天夜里，郭大佛化装农民从沁阳家乡逃来开封找我，在我住处谈了一夜。他详细地叙述了敌人要捕杀他的经过情形。郭大佛正在他父亲灵前守灵，敌人拿着县党部杨通三的名片，以吊孝为名，奉命当场击毙郭大佛，幸被其妻任慧如发觉，把来人死死抱住，枪未拔出，郭大佛却提枪冲出家门，由庄稼地里逃走，转来开封找我，商量如何应变。我也把从郑州到开封来的情形告诉了他。在上级党和下级党齐遭破坏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商量结果，只有走武装暴动的一条路。但失掉了上级党的领导和被迫起来的暴动，能否成功呢？只有试试看，没有把握。当时估计着：沁阳六区的几十只武装，如果同济源党的群众基础联合起来，发动游击运动，还是可以干一场的。当时沁阳党和济源党为了开辟豫晋边新苏区，郭大佛与党继新已建立了联系。同时，我们估计，敌人会认为郭大佛逃走，最近是不敢回来的。我们利用敌人的麻痹心理，来个突然反击，把六区团队带出来，拉到济源发动游击运动是有可能的。我们决定试试看。郭大佛只身回去，我在开封暂时等待，等侯消息。天不明，我送郭大佛走了。上午我去“秋水书店”。中午，公安局把经理郭济英（同情份子）逮捕去了（坐了五、六年监狱，七·七事变时出狱）。接着书店和我的住处都被查封了。我被迫不得已离开开封，逃到北平，从此开始了我的流亡生活。这是1932年九月间的事。
与此同时，郭大佛潜回沁阳，于深夜突然到义庄六区，立即动员团队，把队伍拉出来，打的旗号是豫晋边红军第三游击支队（？）。从义庄到紫陵，经过逯寨，沿太行山脚下，向西前进，沿途打土豪，分浮财，提出反蒋反日的革命救国的口号。队伍到达济源城西约二、三十里的某村一带，与济源县党组织和革命群众会合了。随后达到原大寨。
济源暴动发生后，据河南报纸上登载，新乡第四行政专区曾屡次派遣团队开赴济源进行围剿。由于没有上级党的领导和缺乏游击战争的经验，领导人犯了严重错误，两三个月就失败了。在这次暴动过程中，由于县委书记党继新脱离队伍而被捕牺牲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党牺牲后，郭大佛任县委书记，又是军事负责人，却缺乏军事知识和经验。当时从国民党报纸上看到的消息，郭大佛化名为高达夫。
关于沁济暴动问题，以后河南省委作过经验总结，向中央写过报告。我的印象，1937年我在偃师中学教书时，曾在该校图书馆发现一本所谓《匪情汇编》（？）的东西，里面刊载有关于沁济暴动向中央写的报告，总结了经验教训。大意是这样的：（一）在失掉党的上级领导下，被迫发动的武装暴动，缺乏党的强有力的领导。（二）在暴动后，主要领导干部脱离队伍是错误的。（三）犯了保守主义的错误（可能是指死守原大寨）。
关于沁济暴动的经过，大体如上所述。
1932年九月间，我逃到北平后，先住在公寓，后到石景山龙烟钢铁厂张俊（原名张朝俊，字干臣，济源人，中学同学，同情份子,现任中央石油部监察组组长）处住了一段。这期间，我读了一些重要理论书籍和文献，如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斯大林的《列宁主义概论》、《论反对派》、《中国问题指南》（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等（都很容易买到的）；同时，也参加了“左联”领导的“北平文艺研究会”的一些活动。在一次会议上，我提出文艺创作家应该研究“文艺科学”，引起一些人的议论，他们不理解文艺也是一种社会科学，而把文艺同科学对立起来，可见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了。当时接触过的人，有贺凯（山西人，东城某中学教员，著有《中国文学史纲要》，后来到过河南许昌灞陵中学教书）、何晓光、郭文萱（何、郭河南新乡人）等。但来往都不多。
沁济暴动失败后，郭大佛经山西逃到北平，约在月间。郭大佛通过张俊找到我。郭大佛详细地叙述了沁济暴动的经过。我在前面的叙述，主要是郭大佛谈话的回忆。
在沁济暴动当中，郭舜人、任建章两位同志在游击活动时，于晋南阳城山中，被当地驻军孙殿英部邢肇堂师捕获，扣押在阳城。当时我在北平，由尚自恭（修武人，见前，同情份子）介绍认识同乡北师大学生王育英（？）和他的叔父王印川（驻苏大使英德惠的秘书长，著有《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奋斗成功史》一书。回国后，在北平，左倾青年常请他演讲。）王与河南新乡人李毅之是同乡关系，常有来往，因而在王印川家认识了李毅之（共产党员，在北平做地下工作）。王、李等对沁济暴动的事，也都知道，很关心。王印川同孙殿英有关系，并介绍左倾青年到孙部工作，如介绍李之功（修武人）在孙的军部当秘书。
郭大佛到北平见到我，首先商量的，就是如何到晋南营救郭舜人、任建章两位同志。这时，我们就请王印川介绍我去山西晋城，通过上述关系，营救郭、任二同志。王印川很乐意帮助。当我到了晋城孙殿英军部，经李子功探听邢肇堂（驻阳城孙部的师长，解放后，任河南省副省长，省委委员，已死。）营救郭、任二人时，邢答复河南开封绥靖公署派人前来，已经押解开封去了。1933年六月二十八日郭舜人、任建章二同志在开封英勇就义了。（现有《遗书》两封，在我处。）
1933年二、三月间，我由晋城回到北平，与郭大佛见面，汇报营救郭、任二同志的情形，同郭在一起活动。我们通过李毅之同党取得联系。郭大佛把沁济暴动的情形，向党写了书面报告，并且提出今后豫晋边工作如何办的问题。因为我们不能回去那个地方，要求上级党派人去领导工作。经过一段时间酝酿，约于1933年初夏（五、六月间），就派马锐夫去了。（马是武陟县人）马到郭大佛家住过，后来与其妹郭文芳结婚（这时，郭文芳已与李盘离婚）。马锐夫就负责沁济一带工作。同时，我们又商量把王志煜（即王耀轩，在北平市立一中读书，参加反帝大同盟）派回沁阳，主持紫陵建中小学工作，把党的力量保护下来。（王耀轩，现在北京市西城区区委工作，做文教方面工作。）五、六月间，我由王拱璧（任河南省立图书馆馆长，在郑州）介绍，我到南阳北土屯村（城北80里一个农村，只有九户人家）嵩山公学（小学，是卅军军部秘书长李子纯同志筹办的，聘请王拱璧主持。）教书。原同郭大佛约定，他随后就来。后来改变计划，叫他的爱人王爱贞先来南阳土屯，他到晋南孙殿英部活动（也是通过王印川介绍的），准备第二次发动豫晋边游击运动，如不成功，再来南阳。为了郭大佛在晋南活动方便起见，这年秋天，王爱贞由南阳到晋城，我和齐欣介绍她到晋城齐欣家里（原在沁阳城内，这时已迁往晋城落户），由我岳父陈继勋（后来入党，已死）找房子作掩护，郭大佛在晋城安了家。马锐夫、郭大佛在豫晋边活动起来。这时，他们与郑州党的领导发生关系。（马锐夫在豫晋边工作期间，1933--34年，常到郑州与上级党联系。）
我在嵩山公学教书期间，通过学生在农村中进行活动，成立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组织，有六、七个人。现在在党内作一定负责工作的，还有栗在山（原名栗元恒，解放初任空军三军政委，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现在西北某军事基地任政委）和崔剑晓（原名崔冬云，现任安徽省物资局局长）二人。这年冬，由于卅军军部李子纯同志被政训处长侯镜如（现在北京民革中央工作）陷害而牺牲了，我们的后台垮了，我们也就离开了嵩山公学。此事王拱璧（同情份子）和杨春芙（李子纯同志的爱人，现在郑州市行政区省政协任委员）同志都是知道的。
1934年上半年，我到豫东南的新蔡县今是中学当教员，是由王国权（驻波兰大使，巩县人，当时河南大学进步学生，原名叫康午生，字厚庵。）、王毅斋（原河南大学教授，民主人士，当时是同情份子。）介绍给任芝铭（现任省政协副主席，任老是今是中学的董事长，老同情份子，他的女儿、女婿都是共产党员）的。今是中学是一个革命的进步的学校，曾受到多次打击。我去的时候，学生中间，还有党员和进步学生的活动，是我在教书过程中，与同学接触中发现的。同学对我很好，我主要在读书方面对他们作些指导和帮助（我带有一些社会科学和文艺方面的进步书籍，也介绍他们到外处购买许多革命书刊）。当时和我关系最密切的，是三年级学生周汉杰（家住在城内宋氏祠堂后面）。那年“五一”、“五四”的革命节日，在我家复写了许多革命标语（小纸条），进行了秘密散发。周汉杰向我表示他与地下党有联系，并且把我的书转借出去，实际上送给他们了。除周汉杰外，三年级有两个女生，一个叫任振武（任芝铭家里的），一个叫黄耀中，也是比较进步的。我离开今是中学（六月底）后，长时间（直到1935年夏）还不断和周汉杰通信，并寄给他一些进步的刊物。这些人，以后没有消息了。
1934年春（三、四月间），我在新蔡县今是中学接到郭大佛来信，他由豫晋边到了郾城。放暑假，我由新蔡到郾城找到郭大佛。据他自己说，在晋南活动未成功，组织上把他调来另行分配工作，约定到郑州与组织接头。郭大佛说他按事先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到达了接头地点，是一个小旅馆，等了三天没有人来接头，因为怕出问题，他就离开郑州来到郾城，找到张俊掩护下来。（1934年上半年，张俊在郾城中学教书）就这样，我们与党失掉了联系。据后来推测，这时河南党组织又发生破坏了。
为了便于为我的孩子患小儿麻痹症在“漯河美国医院”治疗起见，我通过漯河邮局友人仝友白，在漯河市赁房子住下了。这时郭大佛也从郾城搬来漯河，住在一起。在同住一段时间，我发现他对革命悲观失望的情绪在滋长着。他想生活安定下来，多读点书。我多次劝说无效，意见相左，在我找到职业，到豫东杞县办大同中学之后，我们就从此分手了。后来，听说郭大佛到辉县李贯慈处（李在辉县师范教书）住了一段，借了路费到上海去了。1934年冬，郭大佛于走投无路之后，就到南京自首投案去了。
这年八、九月间，在河南报纸上，看到了李新民的自首声明。我记得，好像是这年的春天，李新民在豫南潢川被捕的。同时平汉线上有些地方也发生了破坏（如信阳地区），可能与李新民被捕叛变有关系。这些是从当时报纸消息推测的。
回头再来看豫晋边的工作。1933年夏，马锐夫来到沁济一带工作，与王毅之（原名王廷正，沁阳人，现任中央第一轻工业部副部长）、马纪民（现任北京钢铁学院党委副书记）等关系较多。据他们说，1933--34年，豫晋边工作是有发展的，有成绩的。1934年以后，这个地区的党组织，又与上级党失掉了联系。大家还坚持着工作。1934年冬，郭大佛叛变后，曾给其侄女郭淑真（现名丁一，当时在开封女师读书，现任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党委书记）来信，说他要回河南来（后来未回来）。丁一把此事告诉我以后，我们立即商量应付办法。一方面把李贯慈从辉县请来开封（寒假中我离开大同中学来到开封），李、郭正在谈恋爱，他们在私人感情上对郭大佛比较深，我晓之以大义，他们也认识到郭大佛叛变革命，表示脱离一切关系。遂决定郭、李立即结婚，利用寒假找工作转移地区，隐蔽起来，郭大佛回来也找不到人。（我走后，他们未执行，仍回原处了。）一方面，我回到沁阳紫陵建中小学，通知周瑞麒、马纪民等应付办法。如果郭大佛回来，就说地方党早已失掉了关系，没有活动了。必要时，就干掉他。郭大佛的叛变，沁济党组织很快就知道了，并且作了应付他的准备。（我）并且鼓励大家把工作坚持下去。
1935年上半年，我到临汝汝阳中学教书两个月，因为一件小事，同校长张&祥闹翻，愤然而辞职了。那年清明节到了，我想请两三天假，到许昌看我的爱人和孩子。那时齐欣带孩子在许昌县立女小教书。因为校长不准我请假，发生了争吵，愤而辞职，自然有点意气用事。&我到许昌后，不久就到开封私立中山中学任史地教员，约两个月。这期间，我同开封女师的一些进步学生接触较多，她们都是同情党的革命群众，如郭淑真（即丁一，见前）、赵玉亭（已死）、马秀珍（现名马毅，北京外贸学院党委办公室主任）、李俊英（现名布时迅，任南京市某区区委书记）等，常来找我，谈形势、谈工作，在女师学生中进行活动（如阅读革命书刊、传播拉丁化新文字、宣传抗日反蒋，反对法西斯奴化教育等以及散发革命标语口号等）。这年暑假（七月），王毅之从沁阳来到开封，通过开师学生李勉斋找到我。（李也是沁阳人，革命群众）王毅之来开封找我的目的，是找党的领导和如何坚持豫晋边的工作。
据王毅之谈，这个地区党的负责人马锐夫，由于失掉上级党的领导没法工作为借口，要离开沁、济、孟一带。地方党员干部，如王毅之、马纪民、李&&（济源人）等屡次恳切挽留，虽然未走，但他却逐渐消极怠工、不做工作了。实际上，年这个地区的工作，是由王毅之、马纪民等同志不懈地努力，才坚持下来的。我和王毅之谈话后，决定回去沁阳一趟，大家在一起研究一下豫晋边工作如何办的问题。七月间，我先到沁阳山王庄王毅之家&，由他安排，在万善村（？）小学开会（该校教员张复兴是党员）。参加人：马锐夫、王毅之和我（马纪民是否在，记不清了。济源姓李的在。）&大家在一起讨论了形势，汇报了工作。主要解决的问题，是在失掉上级党的领导的情况下，共产党员也要坚持工作，不应该消极怠工。大家对马锐夫有鼓励，也有批评。为了把该地区党的工作坚持下去，组成了“豫晋边临时工委”，我也参加了，与马、王保持密切联系，并积极设法寻找上级党的领导。会议决定由马锐夫任工委书记，王毅之任组委，我任宣委。并规定通讯联系，我经常给他们邮寄革命的书刊，在经济生活方面，我给与支援。大约两个月见一次面，研究形势、任务和工作问题。【整理者评注3：郭晓棠1935.7在沁阳县万善村小学，主持的这次豫晋边党组织的整顿会议，对这一地区党的工作的坚持和后来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在失掉上级党的领导的情况下，一个自觉革命的共产党员理所当然的作为。】&&
1935年下半年，我到许昌县立女师教书。10月间，王毅之来许昌见我，王很高兴，大家工作精神比较振作起来了。大概就是这个时候，我已经看到党中央在长征途中发表的《八.一宣言》的全文，是从海参崴出版的《拥护新文字报》上看到的。我把它重译成汉字，在许昌进行宣传解释工作。王毅之也把党中央新路线、新政策的精神带回沁阳去传达了。
我在许昌女师教书半年。在这期间，我通过齐欣（县立女小教员）认识了灞陵中学一些进步教师，如校长贺仲莲（在解放战争中牺牲了）、教员郭洁民、路延岭等。我们组织“时事座谈会”，几乎每星期日都到郭洁民家里开会。大家在一起，除了谈形势外，也讨论在许昌各中、小学校师生中间，进行抗日救国工作，开展进步的文化活动，如传播拉丁化新文字和世界语之类。学期中间（约十月间）王定南来到灞陵中学教书，他与校长贺仲莲是北京大学同学，过去在北平一起活动。这年冬，北平学生发动了反对“华北自治”运动的“一二·九”游行示威，我们在许昌各中、小学师生中间，进行了宣传鼓动工作，起来响应北平学生运动，向当地政府（五区专署）举行示威游行。这时，大家由于形势所迫，急于要求党的领导。王定南表示他到北平可以找到党的关系，大家推他前往。1935年冬，即1936年元月放了寒假后，我立即回到沁阳，到王毅之家见面，一面了解工作情形，一方面通知已派人到北京找党的关系了。并规定，找到党的关系，我再回来。
1936年元月间，王定南很快地从北平回到许昌，带来沈东平同志。（当时化名老张。后来才知道是北方局柯庆施同志派来的。）我向沈东平同志汇报了在许昌的工作情形和豫晋边党的工作情形。他同别的人也进行了谈话。最后由沈东平决定，首先解决了几个人的党组织关系，这里有郭洁民（山西人，失掉关系的党员）、郭晓棠、陈秀琴（即齐欣）、路延岭（扶沟人，灞中教员、新党员，现任西华黄泛区国营农场党委书记兼场长）、栗元恒（现名栗在山，共青团员，南阳土屯嵩山公学学生，这时是灞陵中学学生，半工半读。）等五人。由路延岭安排，在同情份子宁子襄家里，召开支部成立会，除上述五人外，沈东平、王定南也参加了，由沈东平负领导责任。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当沈东平一到许昌，第一次同我谈话时，就向我谈到王定南的情形。据沈谈，王定南过去与张慕陶有过关系，现在向党表示悔过，要求回到党内，并将张慕陶情形向党作了报告。现在党正在对他考察当中等。这就引起我们同志的警惕。许昌党组织建立后，在沈东平同志领导下，以许昌为中心，就逐步向西华、扶沟等县开辟工作（主要是通过路延岭的社会关系进行的）。
我们把许昌工作安排好了以后，我于二月间，先回到济源留村我的亲戚家里住了几天，并通知王毅之已经找到党的上级领导关系，要他安排开会地址，等候上级党负责人来巡视工作，接收组织关系。我事前与沈东平在许昌约定会见的地点和时间，沈东平如期到达。我们就从济源留村，一同到沁阳东向村，在一个农民党员安排的地方开会。到会的，除沈和我外，有王毅之、马纪民、周瑞麒等。还有农民同志。这次会议，马锐夫没有参加。因为马锐夫在孟县教小学，几个月来，工作情绪不好，不搞工作，大家对他很有意见。马还是要求离开那里。在这次会议上，沈东平同志讲了形势、任务和党的路线、政策，大家向他汇报了豫晋边工委的工作情况，除了沁阳、济源、孟县等以外，并且向博爱、晋城、阳城等县，也开辟了一些工作（比较零星）。沈东平同志表示，在失掉上级党领导情况下，豫晋边工委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关于马锐夫的问题，决定把他调开，另行分配工作，由沈东平同志亲自处理此事。
因为寒假期间，作了上述一些工作，失掉了找职业的机会，我和齐欣都失业了。不得已，她回到山西晋城家里住闲。我于沁阳会议结束后，沈东平决定派我到北方局分配工作。后来听说沈东平把马锐夫调到许昌，住了一段，不服从工作分配，还出了问题（生活腐化堕落），所以又叫他回到孟县教小学去了。大概自此以后，就不管他了。后来又听说，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他同郭文芳没有组织介绍,自己跑到延安,入抗大学习,没有解决党籍问题,马又回河南来。马、郭也离了婚。马从延安出来，于1938年夏在洛阳遇到我和席国光（现任中央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时，他在第一战区政训处任设计委员。那时，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环境比较顺利，他屡次表示要求解决党籍问题，因为我们了解他的过去情形，在困难面前是个“逃兵”，给豫晋边工作带来不少损失，所以没有给他解决党籍问题。不久，政训处改组为政治部，反动分子掌权，旧有人员大批被遣散，马锐夫也不知往何处去了。时隔卅年了，这个人一直没有消息。
1936年3月间，我到了北平由北方局分配工作。北方局特科原打算把我派到东北军某部工作（地址番号未告诉我）。特科是作兵运工作的。当时同我有联系的，有赵梅生（山西人，中国大学讲师，抗战初期到过洛阳，与刘子久认识，后到延安病死）、郭洁民（原在许昌灞陵中学教书，也是沈东平介绍到北方局工作的）和刘子厚（河北人，原任河北省委第一书记，现在河北石家庄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当时化名“小李”）等。我在北平等候分配工作两三个月。这期间，也做了一些事。北方局特科要我编写一个《士兵课本》（约二、三十课）。我记得第一课是：“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穷人，一种是富人。”第二课是：“工人、农民、士兵都是穷人，都是被压迫的、被剥削的穷人。”等等。同时，我在《自由评论》上发表过三篇时评的文章，题目记不清了，大概是关于民族联合阵线的问题，两广出兵抗日的问题，日寇进攻内蒙的问题等。因为我的党的路线政策水平很低，可能有许多错误，现在也记不清了。六月间，北方局特科派刘子厚同志同我谈话，通知我去军队工作的事没有搞成，可与沈东平联系，仍回河南工作。我于七月初，又回到许昌，同沈东平在一起工作。
据沈东平同志谈，1936年上半年许昌地区工作已有发展，建立了许昌中心县委，贺仲莲任书记，董振华（现名董汝勤，任全国政协办公室副主任）任组织部长，陈秀琴（即齐欣）任宣传部长，栗在山（见前）任青年部长（兼交通工作）。路延岭担任什么工作记不清了。我们考虑，为了开辟许昌以外地区党的工作，成立了临时省工委，由沈东平同志负领导责任，王定南、董振华和我参加。可是一开头，就发生了政治路线上的分歧，随之在组织活动方面也就分裂了。事情的发生是这样的：我从北方局回来时，带来了党中央的重要文件——即1935年《瓦窑堡会议决议》，即《十二月决议》，要印发传达下去。在一次会议上，王定南、董振华二人提出反对和怀疑的意见，说什么“统一战线的策略是否正确，还值得研究。”他们不同意向下传达党中央这样的重要文件，因而沈和我同王、董二人发生了争论。在许昌中心县委会议上，董振华和齐欣也发生了争论。董表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搞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王定南还说什么“毛泽东的反富农路线是正确的”&等等。这样一来，就暴露了王、董等托派的理论观点和政治立场，并没有放弃和改变，引起了我们的警惕。自此以后，许昌党组织分成了两派：一派是拥护中央正确的政治路线的一派，以沈东平同志为首，还有郭晓棠、陈秀琴、路延岭、栗在山等。另一派是怀疑和反对中央正确政治路线的，以王定南为首，还有董振华（女）、贺仲莲等。据沈东平同志谈，董振华的丈夫吴化之就是托派，1936年上半年到过许昌，在灞陵中学住了几天。自此以后，我们就各自分道扬镳，彼此双方，互守秘密，他们不向沈东平同志请示汇报工作。因此，决定同他们作斗争。1936年下半年，由于王、董不会教书，在课堂上还骂学生，引起同学公愤，沈东平、路延岭、栗在山等就发动了灞陵中学学生起来把他们赶走了。
在这年暑假期间，我利用过去关系，到开封、郑州开辟党的工作，建立了两个支部。开封支部有四个党员：杨伯笙（河大学生，任书记。1934年下半年在杞县大同中学同事。现在沈阳某军事院校任副政委）、赵玉亭（女，已死）、马秀珍（现名马毅，听说她不承认这时入党，不知为什么。）、李俊英（见前）等（后三人都是开封女师学生，过去认识的。）郑州支部也有四、五个人，支书是楚明（即楚光甫，荥阳人，1942年在延安病死），其他几个党员姓名记不得了。我返回许昌，把这两个支部的领导关系，交给了沈东平同志。同时决定我到洛阳复旦中学教书，负责开辟豫西党的工作。（张俊当时任洛阳复旦中学教务主任，介绍我去的。见前。）1936年8月间，我到了洛阳。直到1941年夏奉中央命令撤往延安，我在豫西做党的工作约五年之久。【整理者评注4：郭晓棠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1934年---1937年），对保存河南党的组织、对坚持党的活动、对河南党组织的恢复、重建以及党的工作区域的开辟等，都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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