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为何没有军事家头衔？
刘少奇曾担任过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等要职，在指导战争、军队建设和战略部署等方面也不无建树，却不在36名军事家之列。究竟是为什么？
&&&&&&&&&&&&&&&&&&&&&&&&&&&&&&&&&&&&&&&
刘少奇在革命战争年代是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没有指挥军队战斗过的历史。新中国建立后刘少奇也没有分管军队方面的工作，主要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经济建设和改革方面的工作！
刘少奇、任弼时在解放战争就是五大书记之一，协助毛泽东指挥了全国的解放战争，为何他俩不是军事家？
他们主要还是政治才能，他们军事才能，恐怕毛泽东朱德心知肚明。。。为什么中央要分离时是朱德和毛泽东分开毛泽东和任弼时周恩来一起，朱德刘少奇一起，因为任，刘二人缺乏军事才能也没指挥过具体作战，根本不可能去联合指挥战斗。。。。而毛朱二人都知道都是亲自指挥过无数战斗的，也有作战经验和天赋，其他的十大元帅，十大将，也都是亲自指挥战斗，战功无数。。。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央提出了一个我党36位军事家的名单，其中有周恩来没有刘少奇。周和刘战争年代都担任过军职，但都不是职业军人，为什么周能列入军事家而刘不能？我觉得其实很简单，从两个人的军事资历就能看出来。
周恩来从法国回来不久就开始从事军事工作，先是担任黄埔军校少将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参加过东征；离开国军后，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上海军委书记，领导了上海武装起义；领导了标志我军正式建军的南昌起义；主持中央工作时曾兼任中央军事部长，中央军委书记；到苏区后，担任过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红军总政委，中革军委副主席等职，是中央在“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可以说，周恩来既是中共领导人中最早从事军事工作的，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最高的军事领导人。周恩来不仅从宏观上领导全党军事工作，还亲自指挥过具体战役。第四次反围剿是中央红军战果最辉煌的战役，虽然有朱德刘伯承等职业军人辅佐，但最高指挥员是周恩来。抗战时期，周虽改搞统战工作，但仍有中将军职。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作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一直辅佐最高统帅毛泽东指挥全国各地的军事行动直至建国，甚至延续到抗美援朝。周恩来的军事生涯长达30年，在战略方面和战役方面都有杰出贡献，因此，称其为军事家是实至名归的。
与周恩来相比，刘少奇的军事建树则逊色的多。他担任军事职务始于长征期间，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为时仅数月。1939年任中原局书记时重新参与军事，1940年担任华中八路军新四军总指挥部政委，1941年任新四军政委，1943年后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直至建国初期。不过，除了45年代理中共中央主席期间筹划并指挥过全军的战略行动以外，刘少奇担任的军委副主席基本上属于兼职或者挂名，抗战后期他在延安主要负责整风运动，解放战争时期领导中央工委主要是搞土改以及经济工作。所以，刘真正的军事生涯只有4年左右，主要集中在40年到43年之间。刘是个战略家，气魄很大，但在具体的战役方面比较欠缺，华中时期，他策划过三次战役：曹甸战役军事上政治上都没有成功；郭村战斗纯属险胜，如果不是叶飞部队战斗力强悍，一旦失败，损失巨大；黄桥战斗，如果按照刘的原定方案，非常冒险，幸亏陈毅在统战方面、粟裕在军事方面作出重大修正，才得以取胜。其实，刘自己也了解自己的军事才能，曾向中央要求派朱德彭德怀王稼祥之一、或八路军三个师长之一来华中主持军事，因为他在军事上不能负责。刘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主要在党务方面。所以，刘少奇没有被列入军事家名单也是合乎情理的。
说到36人军事家的名单，完全谈不上完美，没有列入名单的未必就不够格，列入名单的也未必就够格。例如，名单中的一大部分人是一刀切列入的，只要是元帅大将就是军事家，上将就不是，这显然不合理，因为当年的授衔有政治因素和山头因素，不完全是按军事资历和战绩战功的。比如肖克，曾任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120师副师长，如果他在红军后期或抗战初期牺牲，肯定会列入军事家名单，结果活了下来，反而当不上军事家；再比如张宗逊，曾任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下级许光达是军事家，上级却不是；还有，新四军七个师长，五个是军事家，六师长谭震林、七师长张鼎丞因为既未牺牲又未授衔也未当过国家主席，于是就不是军事家，显然不讲理。
名单中的杨尚昆、方志敏则明显算不上军事家。杨尚昆的军事生涯非常有限，他仅在33年到37年之间担任过总政副主任、三军团政委等职，解放战争时期担任的军委秘书长只是相当于现在的办公厅主任，负责行政后勤工作，他的军事资历连刘少奇都不如，更不如腾代远。方志敏虽然曾担任过红10军政委、闽浙赣军区司令，但他主要是党政干部，比他更合格的还有同一类型的周逸群、吴焕先等，授予他军事家称号大概是因为赣东北山头没有更合适的军事代表人物，周建屏、刘畴西、王如痴等人的代表性不够。
如果再较真的话，罗荣恒元帅、谭政大将也算不上军事家。军事家如果细分的话，可分为军事指挥家、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三类，谭政能靠的上哪一类呢？除非把军事家的外延扩大，增加一个军中政治家，谭政就能理直气壮的成为军事家了。
&&&&&&&&&&&&&&&&&&&&&&&
刘少奇与毛泽东、朱德视察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的中国革命，经历了长达２０多年威武雄壮、艰苦曲折的武装斗争。斯大林说：“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1）正如毛泽东高度概括的那样：“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毋庸置疑，中国革命的胜利是用枪杆子打出来的。因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大都有参加和指挥革命战争的经历。作为中共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刘少奇，也是如此。考察刘少奇的生平可以看到，他是一位军事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军事家。
刘少奇的军队职务
:担任军中要职，是作为军事家的一个显著标志。在中国革命军队发展的每个历史时期，刘少奇都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
　　在红军时期，刘少奇从１９３４年１０月起任中央红军第八军团党中央代表，１２月改任第五军团党中央代表。１９３５年２月，刘少奇调任中央红军第三军团政治部主任，７—９月，兼任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未到职）。
　　抗日战争时期，刘少奇从１９４０年１１月起任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政委（总指挥叶挺，副总指挥陈毅）。总指挥部下辖：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张云逸），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指挥陈毅），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李先念），八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彭雪枫），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黄克诚）。１９４１年１月皖南事变后，刘少奇任新四军政委（军长叶挺，代军长陈毅）。新四军下辖７个师。１９４１年４月，刘少奇任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５月改称中央军委华中分会书记。１９４３年３月，刘少奇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１９４５年７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
　　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刘少奇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１９４９年１０月至１９５４年９月，刘少奇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１９５９年４月起，刘少奇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主席，他担任这个职务直到逝世。
　　刘少奇的军事业绩
:刘少奇在数十年革命生涯中，军事活动占有重要地位，并作出了很大贡献。２０年代，刘少奇就十分重视发挥工人武装的作用。３０年代初，在江西瑞金中央苏区，刘少奇参加组建红军工人师（后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中央警卫师），并领导苏区的军事工业生产。抗日战争开始后，刘少奇兼任中共北方局书记，在华北大力发展抗日武装，领导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特别是指导薄一波等创建了山西新军，使之成为中共领导的一支重要抗日武装。１９３８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刘少奇先后兼任中共中原局书记、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在华中广大地区领导了大规模的抗日武装斗争和反磨擦斗争，皖南事变后主持重建新四军军部，巩固和发展了华中根据地。１９４３年刘少奇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后，参与了一系列全国性战略决策，并曾直接领导跨战区的军事部署。在整个革命和建设时期，刘少奇对武装斗争和军队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有些军事行动就是刘少奇直接领导或参与领导的。
发动冀东武装暴动。１９３８年７月在河北滦县、遵化、丰润、迁安等地发生的有２０万人参加的抗日武装暴动，刘少奇作为中共北方局书记，从准备到发动，直接参与领导。暴动前，刘少奇向河北省委书记马辉之和在这一地区活动的八路军第四纵队负责人宋时轮、邓华作了布置，并加派李运昌等赴冀东。７月６日起义提前发动，毛泽东、刘少奇联名向中央晋察冀分局负责人聂荣臻、彭真下达三条指令：一、“冀东我军更须用更敏捷行动向迁安、遵化、卢龙地区扩大活动”，二、“必须多派小部队破坏北宁、平榆等交通及电话、电报的联络”，三、“六支队要在长城口外建立根据地”。（2）武装暴动随后大规模爆发。８月初，根据刘少奇“速令宋时轮、邓华部队与冀东游击队取得联系，帮助与配合他们作战”等指示，八路军第四纵队东渡滦河，与起义部队协同作战，先后攻克平谷、蓟县、迁安、玉田、卢龙、乐亭等县城。起义武装一度发展到１０万人。
指挥皖东新四军反磨擦战争。１９４０年３月，国民党军委游击队党务主任李春初，率千余人兵力，企图强行通过中原局、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在地定远县大桥镇。国民党皖东专员李本一部千余武装人员和第五战区第十二游击纵队司令颜仁毅部约３０００人兵力，也分南北两路向大桥镇逼来。当时驻在定远的新四军部队只有第四支队约４０００人。作为中原局书记的刘少奇直接担当军事指挥。当时敌强我弱，形势严峻。刘少奇急调原在津浦路东的新四军第五支队和苏皖支队，指令由第五支队司令员罗炳辉率领，星夜赶到路西支援。３月１３日，刘少奇电令参战的新四军各部队：“应不顾一切的坚决彻底的消灭一切顽固武装及伪政权”（3），并作了具体部署。第四、第五支队主力根据刘少奇等的部署，联合作战，先将从南路进犯的李本一部击溃，并攻占定远县城。颜仁毅部不得不回兵救援。第四支队早已等在高塘埔拦截，经过激战，一举消灭了颜部。两次战斗共歼灭敌军２５００多人，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巩固了津浦路西根据地。
　　津浦路西战斗打响后，盘踞苏北的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见新四军第五支队开往路西增援，乘机调集６个团１万多人，于３月１９日向第五支队大本营半塔集发动围攻。当时在半塔集仅有第五支队留守部队２０００人，情势危急。刘少奇等一面要留守部队收缩兵力固守待援，一面令第五支队主力急速回师路东。刘少奇又通过陈毅调苏北新四军挺进纵队向西驰援。路东留守部队在邓子恢、郭述申率领下同敌人激战８昼夜，坚守半塔集阵地。３月２８日，罗炳辉率第五支队主力、苏皖支队和第四支队一部打回路东，奔袭半塔集。苏北挺进纵队叶飞部在西进途中，重创韩德勤主力独立旅。至此，韩德勤部全线溃退，向淮河以北狼狈逃跑。半塔集保卫战取得全面胜利。刘少奇指挥的皖东反磨擦战争，创造了在敌人优势兵力围攻下固守待援、后发制胜，军事、政治双赢的成功战例。这一战例后来在打开苏北局面的郭村保卫战、黄桥决战中得到进一步运用。
　　指挥苏北新四军反“扫荡”战役。１９４１年６月，日本侵略军对苏北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扫荡”。６月中旬，日军迅速攻占兴化、东台、泰州水网地区，其势汹汹向新四军军部、华中局所在地盐城扑来。当时刘少奇任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政委。他同新四军代军长陈毅一起，指挥这场反“扫荡”战役。作战前，刘少奇、陈毅制订了战术原则：主力部队分散，避免正面决战，选择敌之间隙，予敌以致命打击；地方部队采取小部队动作，分散作战，就地游击。战争打响后，为避敌强攻锋芒，刘少奇、陈毅“决定将盐城部队疏散各村，军部拟于最近移湖垛东北、上冈以西地区”（4）。７月２０日，日军出动１７０００人兵力分４路大举进攻盐城，寻歼新四军主力。２１日，刘少奇、陈毅等下达“保卫苏北根据地，粉碎日军进攻”的作战命令，对有关师、旅的任务作了明确布置。各部队相继展开后，刘少奇、陈毅又要求“采用河道伏击战及村落夜袭战。河道伏击应以连为单位，广泛布置层层阻拦，以击沉敌之汽艇为主。村落夜袭以扰敌人，捕捉敌之步哨并歼灭敌之薄弱据点为主”（5）。同时，刘少奇、陈毅命令粟裕率领新四军第一师跳出敌人包围圈，南下苏中，以灵活机动的游击战袭击敌人后方据点，迫使日军回援。在新四军南北两路的打击下，日军于８月２０日停止“扫荡”，退回原地。这次反“扫荡”战役，新四军总共战斗１３５次，打死打伤日伪军１９３２人，击沉敌汽艇１３只，缴获大量枪炮弹药。新四军伤亡百余人。
　　主持制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全国战略，调动１０万大军进军东北。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两党谁能抢先控制原由日本军占领的东北地区，谁就能取得战略主动权。１９４５年８月，毛泽东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刘少奇在延安代理中共中央主席，指挥了这场先机东北的战略争夺。１９４５年９月７日，刘少奇指示中共华东局，立即抽调一批东北籍干部派往东北。９月１１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名义，下令中共山东分局抽调４个师１２个团，共２.５万至３万人，由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肖华统一指挥，分散经海道进入东北。９月１５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各中央局下达命令：华北、华中选调１００个团架子的军事干部，其中华中２０个、山东３０个、晋察冀２５个、晋冀鲁豫２５个，从班、排、连、营、团到事务、政治人员都配齐，迅速陆续前去东北。９月１７日，刘少奇起草中共中央致重庆中共谈判代表团的电报，提出：我们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否则我之主力分散，地区太大，处处陷于被动；提议新四军江南主力立即转移到江北，皖南、皖中新四军第七师也向北撤退，从山东、华中抽调１０万至１５万人北上，控制冀东、热河。以毛泽东、周恩来为首的中共谈判代表团回电完全同意。９月１９日，刘少奇起草了中共中央给全党的指示，正式提出“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6），同时命令：山东部队主力迅速向冀东及东北出动，３万兵力到冀东，３万兵力进入东北；新四军除第五师外，调８万兵力到山东和冀东，浙东部队撤向苏南，苏南、皖南主力撤返江北；成立冀热辽中央局并以李富春为书记，扩大冀热辽军区并以林彪为司令员，罗荣桓从山东分局到东北工作，陈毅、饶漱石从华中局到山东工作并将山东分局改为华东局，华中局改为分局并受华东局指挥；晋冀鲁豫军区准备３万兵力在１１月调到冀东和进入东北。
　　总的战略部署确定后，刘少奇陆续向各部队发出具体指示，逐一督促落实。９月２０日，刘少奇以中央军委名义正式向山东、华中的军事指挥员下达命令：我军必须坚决先机夺取冀东全部，确实控制山海关、古北口、张家口、南口之线，以控制东北门户；命令山东军区派３万基干兵团，限电到一星期内到乐亭、秦皇岛一线登陆，协同冀热辽军区扫清冀东的伪顽军；命令新四军抽调３.５万基干兵团，限电到２０天内在鲁南蒙阴地区待命。１０月６日，刘少奇又电令新四军第三师师长黄克诚，要第三师部队到山东后继续兼程北进，开赴东北。这期间，刘少奇还发出了一系列具体指令，指挥部队调动。
　　刘少奇指挥的这次军事部署，是中共历史上空前规模的战略移动。一个多月后，这些部署基本实现。陆续开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达１１万人。新四军苏浙军区主力撤到苏皖地区，组成华中军区。新四军军部率第二、四、七师大部主力转移到山东，由军部兼山东军区。这一重大战略调动，打破了国民党企图抢占东北以便南北夹击关内解放区的图谋，同时又及时将驻在南方国民党心腹地带的兵力集中到江北，避免了被各个击破的危险。从全国看，中共军队已经从东北、华北到华中连成一片，摆脱了分散被动局面，处于有利的战略态势，为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指挥东北部队实施“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战略。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１１日，毛泽东从重庆回到延安，因劳累过度住院治疗。刘少奇继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便是指挥东北战场。１１月，开赴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１０多万人陆续抵达。然而，配备了美式装备的机械化部队国民党第十三军、第五十二军共７万人，也通过海运赶到秦皇岛登陆，向装备落后的中共军队大举进攻。１１月１６日国民党军攻占山海关。１１月底，中共方面主动撤离锦州、沈阳。东北形势吃紧，中共军队独占东北已不可能。刘少奇根据情况变化，适时调整战术。１１月２０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名义指示东北局：“你们应迅速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基础，并加强热河、冀东的工作。应在洮南、赤峰建立后方，作长久打算。”（7）刘少奇把这种策略叫做“让开大路，占领两厢”。１１月２２日他向在重庆的周恩来通报说：已去电要彭真、林彪在苏军撤退后，速从城市及铁路沿线退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１１月２８日，刘少奇再次指示东北局，要他们把东满、南满、北满、西满的广大乡村及中小城市与次要铁路的控制作为工作重心，建立根据地，作长期打算。１２月７日，刘少奇指示东北地区军事指挥员林彪：“目前不应以争夺沈阳、长春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而应以控制长春路两侧地区，建立根据地，利用冬季整训１５万野战军，建立２０万地方武装，以准备明年春天的大决战”（8）。１２月２４日，刘少奇又指示东北局书记彭真：“你们今天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可靠的根据地，站稳脚跟。然后依情况的允许去逐渐争取在东北的优势”，“现到东北的主力部队和干部，必须分散部署，应以大半分到东满、北满、西满各战略要地去建立根据地，只留一小半在三大城市附近发展”（9）。１２月下旬，毛泽东病情稍有好转，在仔细研究了东北局势后，写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这一指示同刘少奇一个多月来指挥东北“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部署完全一致。到１２月底，军队扩编到２２万人，部队向东、北、西满各战略要地展开，一步一步地建立起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为未来三大战役首先从东北发动，准备了条件。
　　刘少奇的军事论著:刘少奇是一位富于理论思维、理论修养的指挥员，擅长从战略全局考虑问题，及时总结经验并上升为理论。在从事军事活动的实践中，刘少奇多谋深思，写下了不少军事论著。这些军事论著，反映了刘少奇的战略战术和建军、用兵思想，在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１６日，刘少奇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当时，抗日战争开始才３个月，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刚刚开进华北抗日前线。八路军的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到华北敌人后方这样一个新的环境之后，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战术和作战方式呢？毛泽东于１９３７年９月２５日提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但对游击战争的各种基本问题未及研究和论述。刘少奇的《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这本著作，是第一部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系统论著，在华北等地产生了很大影响，对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起了有力的指导作用。刘少奇在这本著作中，以信服的分析和严密的论证，阐明了这样一些基本问题：游击战争是华北人民抗日的主要斗争方式，在华北发展游击战争的条件与取得胜利的可能，抗日武装部队的组织与改造，抗日游击战争根据地的建立与游击区域中抗日政府的组织，抗日根据地政府的基本政策。１９３８年５月，毛泽东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两本著作，全面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诸问题。毛泽东、刘少奇的观点是一致的。
　　１９３８年３月２１日，刘少奇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发表题为《华北战区工作的经验》的演讲，较早地从理论上阐述了在平原开展游击战争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问题。７月１日，刘少奇在《解放》杂志发表《坚持华北抗战中的武装部队》一文，总结了抗日战争中正规军队、游击队、人民自卫军的发展情况及其经验教训，提出了巩固这些抗日武装的具体措施。１９４１年６月６、７日，刘少奇在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系统总结了新四军成立以来的建军工作，提出了加强军队建设的各种措施。１９４２年２月１５、１６日，刘少奇在华中局扩大会议上作《目前形势，我党我军在华中三年工作的基本总结及今后任务》的报告，全面总结了新四军军部及各师的战绩和作战经验，提出了新四军今后的战略任务。
　　刘少奇１９４２年１０月１０日在中共北方局党校发表《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问题》的演讲，１９４３年３月写了《六年敌后工作经验的报告》。这两篇数万字的长文，从宏观的角度总结历史经验，论述了政治和军事的关系，战略和策略的关系。他在论述新四军的战略战术原则时说：“华中我军是处在民族战争与内部的磨擦战争中。这两种战争，须要两套不同的战法，须要两种不同的战略战术原则。对日战争的指挥原则，是在战略统一指挥下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反磨擦战争的指挥原则，是在战略、战役以至战术上都要统一指挥，特别是在政策上，更须要统一。”（10）１９４５年秋，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指挥八路军新四军大规模战略移动，其间起草了几十份文件、电报、指示。他在这些文稿中，论述了必须根据战争全局及时调整总体谋略、先机占领有利战略地位、绝不能错过千载一时之机、军事行动贵在抢先、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发展等主张，发挥了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等思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少奇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多次视察部队，并就国防和军队建设发表指示、讲话。
　　综上所述，刘少奇在担任军队职务、指挥战争的实践和所建立的功绩、军事思想军事论著这三个方面，都相当突出。因此，刘少奇作为中国革命战争中涌现出来的杰出军事家，是当之无愧的。
笔者认为:评价一个人是不是军事家，有三方面的标准：一、是否担任过军队的高级领导职务；二、是否具有重要的军事业绩，即是否成功地指挥过战役层次以上的战争，或对军队建设作出过重要贡献；三、是否有重要军事论著，或提出过重要军事思想。一般地说，一个人只要具备其中的两条，就可以是合格的军事家。许多高级职业军人，甚至公认的军事家，也往往只对其中的某一方面作出过重要贡献。同时具备这三方面标准的只有少数人。考察刘少奇的生平，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这三个方面似乎也基本具备了条件。因此，假苦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军授衔时，刘少奇不辞元帅衔的话，他肯定会被冠以军事家头衔的。
已投稿到：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为何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家少了刘少奇
为何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家少了刘少奇
作者：黄裕冲刘少奇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他在革命战争年代，常常是临危受命，置身于条件最困难、情况最复杂的斗争前线，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中央、毛泽东制定的战略方针，扭转危机，改变敌优我劣的态势，引导革命战争取得胜利，为共和国的建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分析起来，原因很多，其中重要的一条，是他善于审时度势，确定奇谋大略，以智驭敌，以智破敌。一、善于审时，把握时机，驾驭历史机运刘少奇军事谋略思想的逻辑起点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我党确立了独立自主开展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八路军主力迅速实现了战略展开。但是，由于国民党军队在华北战场上的溃败，我党仅仅实行山地游击战，已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形势需要。作为北方局的中央代表，刘少奇从形势的变化中预见到华北有全部沦陷的危险，华北抗战的责任将落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身上。他认为，日军虽然能占领华北的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但各省边区山地及广大的乡村，日军是不能到达或不能经常武装占领的。在这些区域中就应该建立抗日根据地，作为游击队活动的后方”。①　　因此，游击战将成为华北抗战的主要形式。这个意见得到党中央、毛泽东的赞同。１９３７年８月３日（平津失守后的第４天），刘少奇提出了“拿起枪来，保卫家乡，保卫华北，坚持敌后抗战”的口号，在平津附近及日军后方，组织与动员民众普遍地开展游击战争。他们拾起国民党军队抛弃的武器，打击日本侵略者，恢复和发展党的各级组织，建立了全国第一个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刘少奇作出在华北广大乡村建立游击根据地的谋略思想，完全突破了山地和平原的界限，在干部和群众条件方面为以后华北乃至全国的全面抗战作了重要准备。　　抗战初期，华中有发展游击战争的很好条件。但是，长江局书记王明采取了同北方局相反的方针，因而造成了华中与华北迥然不同的局面。这里没有组织起共产党领导的广大的游击战争；除若干游击区外，没有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和抗日根据地；新四军发展不大，而且在战略上还处于敌、顽分割包围中，处境维艰。１９３８年冬，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确定要大力发展华中的方针，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中原局和南方局。被任命为中原局书记的刘少奇，肩负起领导发展华中的重要使命。他一到华中敌后，就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全面了解华中形势和敌、顽、我三角斗争情况。他把中央的指示、华北的经验同华中的实际相结合，作出了“向西防御，向东发展”的谋略。当时有人认为，游击战争要以山地作依托，应该向西发展，使豫皖苏边区成为华中的堡垒，以便西入伏牛山，南进大别山。对此，刘少奇耐心地解释说：豫皖苏边区和皖东都是面敌背顽，伏牛山、大别山是国民党统治区的山地，而不是敌后山地，向西发展，全国政治所不许。而苏北地域辽阔，全属敌后，北靠山东，可同八路军互相策应。盘据苏北的韩德勤虽集国民党苏鲁战区副总司令和江苏省主席两职于一身，但他摧残抗日力量，排斥异己，鱼肉乡民，早为民众所痛恨。我们全力向东发展，开辟苏北，既有理也有利。刘少奇斩钉截铁地号召：“东进！东进！再东进！”经过刘少奇的周密部署和艰苦工作，到１９４０年８月，我军已从三面临及江苏北部：南面是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西面是江北指挥部所属第四和第五支队，北面是八路军第五纵队，这就为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造成了极为有利的态势。到年底，我党在华中建立了皖东、皖东北、豫皖苏、鄂豫边、苏北等抗日根据地，沟通了与华北根据地的联系，新四军发展到９万余人。这样，向东发展，以苏北为战略突击方向的正确方针完全实现，党中央赋予的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胜利完成。　　然而党中央正在大力巩固华中之时，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刘少奇得知皖南新四军被围后，１９４１年１月１２日向中央建议：为答复蒋介石对我皖南新四军之聚歼计划，请朱、陈、罗准备包围沈鸿烈，我们准备包围韩德勤。１３日，毛泽东复电同意，并指示限１０天内准备完毕，待命攻击，如皖南部队被蒋介石消灭，我应坚决全部消灭韩德勤、沈鸿烈，彻底解决华中问题。１４日，叶挺在谈判中被扣，党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迅速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刘少奇缜密地分析了当时的时势后，于１５日向中央发了电报，首先否定了自己曾向中央建议过的军事反击计划，提出了两个理由：一是当时提出包围韩德勤和沈鸿烈是为了救援皖南的新四军，而现在叶挺已被俘，皖南新四军已全部被歼，来不及挽回损失了；二是当时出于义愤，然而平心静气一想，却应该作更深远的考虑。他陈述了目前在军事上全面反攻的四点不利情况：第一，全国局面，国民党未投降，仍继续抗战，在此时，我党不宜因皖南事件与国民党决裂。第二，目前华中我占领地区很大，兵力不够。我们部队尚须休整补充，故以华中来看，能在半年、一年内不发生大的战斗对我有利。第三，韩德勤现在正利用水网，加筑工事，深沟高垒，屯集粮食，故我们彻底消灭韩德勤甚为困难。第四，陕北部队向西兰大道出击，华北部队向南或绥远出击，但均无胜利的把握。因此实行全面军事反攻，对我不利，且有极大危险。接着，刘少奇提出了对我在政治上主动，在军事上稳健，有利于我巩固华中和将来军事上反攻的四条可行办法。刘少奇这一谋略为中央所接受，１月１５日，中央确定了“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不能取攻势”②的方针。刘少奇实事求是地谋划处置皖南事变的对策，对我党迅速打退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摩擦，发展抗日力量产生了重要作用。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军无条件投降。８月２８日，毛泽东、周恩来参加重庆谈判。半个月内，我党我军面临的战略形势和战略任务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种战略转折关头，中央确定由刘少奇代理党中央主席，负责中央全面工作。刘少奇经过对当时形势的深刻分析，指出：“国共谈判暂时很难有结果。国民党军队在敌伪掩护下业已进入许多大城市及交通要道，并有进入北平、天津之可能。伪军几乎全部为国民党掌握。”“目前全党全军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打击敌伪，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东北我之力量并争取控制东北，以便依靠东北和热、察两省，加强全国各解放区及国民党地区人民的斗争，争取和平民主及国共谈判的有利地位。”③并在此基础上作了五项战略部署，概括为“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④　　在刘少奇的运筹指挥下，前后方军民密切配合，短短２个月，我军１０万主力部队、几万名干部、２０余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进入东北。实践证明：刘少奇根据对东北战略地位和战争态势的分析，确定“北攻南守”的谋略思想，为全国的解放奠定了基石。二、营造大势，紧紧依靠人民、动员人民，进行人民战争――刘少奇军事谋略思想的至要基础　　抗日战争是大而弱的中国对小而强的日本进行的一场全民族反侵略战争。面对入侵的强敌，要夺取胜利，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民族战争而不依靠人民大众，毫无疑义将不能取得胜利。”⑤时任北方局书记的刘少奇，坚决实行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在广大敌后战场对各阶级、各民族的人民群众进行了普遍的政治动员，把战争的政治目的以及达到政治目的的路线、方针、政策告诉广大军民，以激发他们的爱国热忱，发挥全民族抗战的自觉能动性。刘少奇明确地指出，抗日战争是革命战争，是中华民族全民族的战争。如果能动员几十万以至数百万人民武装起来坚持游击战争，在政治上军事上就有着下列伟大的意义和光明前途：第一，可以极大地牵制日本的兵力，从战略上配合正面战场作战；第二，在敌后长期坚持抗战，不断消耗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以便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第三，局部地围歼日军，收复失地；第四，给人民指出斗争的出路，揭露和牵制汉奸卖国贼的投降妥协企图；第五，将游击战争转变为正规战争，最后驱逐日军出中国。因此，夺取抗战胜利必须要动员全国各民族人民，拥护抗战、支持抗战、参加抗战，抗日战争的主要形式就是人民战争。　　为了推动华北人民游击战争迅速、广泛地开展，刘少奇抓住有利时机，开办许多短期培训班，派遣大批党员和干部到各地去组织和领导游击队，自上而下地建立各级党、政、军、民组织。在几个月内，华北敌后就涌现出几百支游击队，在广阔的华北大地燃起了抗日游击战争的燎原之火。　　为了实行人民战争的抗战路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采取了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游击队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这种体制，既有利于主力军的发展，又有利于主力军和地方军相互配合、协同作战。“主力军主要执行外线的和在有利条件下以运动战形式歼灭敌人较大兵力的作战任务，而地方军和广大民兵游击队，则主要执行内线的，村不离村、乡不离乡、县不离县就地坚持斗争的任务，以分散的多种形式的游击战与敌周旋，配合主力军粉碎敌人的围攻、‘扫荡’、‘蚕食’和封锁，直接保卫家乡、保卫生产。”⑥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以其破袭战、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水上游击战等多种形式的游击战法，灵活巧妙地打击侵略者，形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交通线是敌军的命脉。敌后抗日军民在“面向交通线、断敌命脉”的口号下，开展广泛的交通破袭战。晋冀豫边区军民仅从１９３９年冬至１９４０年６月间，即先后进行了邯长公路、平汉铁路、白晋铁路、武沙公路等四次破袭战，在中国抗日游击战争史上写下了重要的篇章。当中国大部分的正规军在正面战场节节抗击日军战略进攻的同时，中国军队最坚强的一部――八路军和新四军，却迎敌而进，直插日军的后方，消灭日伪势力，收复失地，建立抗日政权，发动民众抗日。于是，在中共地方党组织和抗日民主政权的领导下，抗日义勇军、自卫军、游击队、民兵等抗日武装，成批地发展起来，工人、农民、商人、青年、妇女、学生、儿童等各阶层的抗日群众团体，广泛地组织起来，同仇敌忾向日本侵略者展开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全面的殊死斗争。松花江畔，长城内外，中原大地，珠江两岸，五指山下，抗日的军民浩浩荡荡，抗日烽火遍地燃烧。转眼之间，日军的大部分占领区，变成了抗日的前线。原日军大本营参谋陆军中校山崎重三郎曾在日本军事杂志撰文说：“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游击战争，但只有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共产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进行的游击战，堪称为历史上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游击战”，“它把全国人民不分男女老幼全部动员起来，发挥卫国卫民的主观能动性，造成集中全民力量正面冲击敌人的威势”，“把百万帝国陆军弄的团团转”。　　民族解放战争需要以人民战争为军事谋略的基础，同样，人民革命战争也必须以人民战争为军事谋略的基础。抗战胜利后，代理中共中央主席的刘少奇，曾对开赴东北的官兵意味深长地说：“你们没有美式大炮，没有飞机，没有坦克，没有装甲车和汽车，暂时还没有铁道线和火车；你们就是有一条――这一条他们手里就没有：就是要紧紧依靠马克思主义，紧密地依靠东北当地的人民。”⑦在我军开赴到东北后，他又连续给东北局负责人发了３封电报，明确指示：要想在东北站稳脚跟，争取主动，取得对国民党斗争的胜利，“主要决定于东北人民的支持及我党我军与东北人民的密切联系。因此，你们在一切行动中，必须注意政策，给东北各阶层人民以好的影响”。“只要我们能争取到广大农村及许多中小城市，紧靠着人民，我们就能取得胜利。”⑧在刘少奇的亲自指导下，我进驻东北的部队，撤出大城市，深入到中小城镇和广大乡村实行土地改革、剿匪、建立根据地，动员人民支持、参加革命战争，不到一年的时间，我军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刘少奇认为，使人民积极支援战争、参加战争，就要把人民群众的根本问题解决好。为了适应国内形势的需要，１９４６年５月，党中央决定把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对这一政策，刘少奇作了精辟的阐释：现在实行土改政策，使耕者有其田，这是民主革命时期的基本任务和主要内容。就是说，在这个阶段上它是势在必行的一项不可动摇的大政方针。我们的解放战争是革命的战争，是为了解放广大劳动人民，必须解决与大多数人的切身利益相关的紧迫问题，其中包括农民最关切的土地问题。我们必须懂得，要保障前方战争胜利进行，就要有可靠的后方供应和有力的支前，这主要是要依靠广大农民群众的力量来完成，因为我们的兵源和物资供应、交通运输、联络、救护、民兵、担架队的组成等等全都依赖农民的支援。这样，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自然就清楚了。我们必须把农民的根本问题――土地问题解决好，使他们得到主要利益，他们才会跟我们一道走。土改问题解决得越好，越彻底，农民得到的利益越多，他们拥护支持我们的决心和劲头就越大，从而我们的力量也就越雄厚，越不可被战胜。因此，坚决做好土改工作，将是我们的一项极其重大的战略任务，是保证我们依靠人民夺取胜利的决定性条件之一。７月，刘少奇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主持召开全国土地会议，颁布了《土地法大纲》。他的关于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思想和策略，对于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战，加速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进程，奠定了重要的群众基础，提供了主要的物质条件，是对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重大贡献。三、以柔克刚，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积蓄革命力量――刘少奇军事谋略思想的指导方针　　中国兵学中的军事谋略，十分强调以柔克刚，特别是在敌我力量对比，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柔胜是最经济、最廉价的取胜之道。刘少奇在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深谙以柔克刚的哲理，在敌我力量悬殊时，积极创造条件壮大我军力量，消耗敌人，改变敌优我劣的态势，最后实现以劣胜优、以弱胜强。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取得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我们现在总结经验，分析其原因很多，但与中国共产党人采取了正确的军事谋略是分不开的。刘少奇作为党和人民军队的领导人之一，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具体实践，注重对抗日战争军事谋略的研究。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１７日，刘少奇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文中深刻地分析了中日两国的国情和社会历史条件后指出：要在敌人战略进攻阶段就阻止敌人向内地深入和驱逐敌人出境是不可能的，中国大片领土的沦陷也是不可避免的。抗日战争不可能速胜。他在分析建立根据地的条件和形势之后指出：“地形是无限制的，在山区可以，平原同样可以建立根据地。”结论是：在抗日战争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党对日作战的主要形式是游击战争。刘少奇特别指出，到敌后去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对于壮大革命力量具有伟大的意义。这就是刘少奇在抗日战争时期以柔克刚的基本谋略思想。后来，毛泽东在１９３８年５月发表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也作了类似的论述。可见，在这个问题上，刘少奇同毛泽东在认识上是完全一致的。他的谋略思想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交相辉映。毛泽东将这些共同认识又融汇到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发表的《关于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并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成为毛泽东军事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华北的党组织、华北人民在上述谋略思想的指导下，大踏步前进了。从抗战爆发到１９３８年底，华北八路军从３.２万人发展到１５.６７万人，猛增了近４倍，开辟了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４块大的抗日根据地。“很明显，像这样复杂的巨大的转变，没有正确的指导，是不能在这样短促的时间内完成的。”⑨刘少奇认为，华中与华北一样，应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积累、壮大革命力量，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光明的前途。但由于王明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们对于抗日战争中正规战与游击战的相互关系有不正确的了解，不了解游击战争在整个抗战中的重要地位”，“他们放弃了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的中心任务”，丧失了抗战初期的有利时机。１９３９年初刘少奇受党中央指派到华中工作。他通过全面了解华中形势，确定了向东发展、敢于反摩擦、创造根据地三位一体的行动方针。他强调领导干部要坚决地树立独立自主地发展武装，依靠群众创造根据地和坚决反摩擦的思想。他说：“打鬼子要有枪，有了枪还要有个家，这个家就是抗日民主政权。”“政权是人民给的，只要人民承认，我们的政权就能存在。”“招革命的兵，买革命的马，发展武装，多多益善。”他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我们打游击，也要学蜘蛛拉网，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有了根据地，就有人、有粮，就能在群众中站住脚。”他还提醒大家，要从长远看问题，要看到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条件，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从而消除了王明右倾错误的影响，迅速打开了华中敌后抗战的新局面。　　刘少奇提出的坚决地到敌后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以柔克刚的军事谋略思想，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短短的几年内，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在华北、华中、华南的广大地区，蓬勃发展起来。在这浩大的敌后解放区战场，日军占领的城市和交通线，被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团团包围。在犬牙交错变化不定的战线上，抗日军民以普遍的游击战与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相结合，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结合，充分发挥群众的智慧，创造了层出不穷、千姿百态的奇妙战术和作战手段，打击日军，使其围攻、“扫荡”、“讨伐”、“蚕食”、“清乡”等频繁的进犯一次次遭到失败。数十万日本侵略军，陷于敌后战场，狼奔豕突。年复一年的庞大战争消耗，使日军疲惫不堪，欲打不得，欲罢不能。而中国，从长期游击战争培育和锻炼出的千百支游击兵团和正规兵团，则成为担负起决定战争命运的重担，向日军展开反攻争取最后胜利的主力军。这是杰出的军事谋略与具有高度觉悟的人民武装结合的产物。　　抗日战争胜利后，刘少奇确定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得以贯彻，我军抢先进入东北。然而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急忙运送８万余兵力到东北发动内战，１１月１６日攻占山海关，２５日占领锦州，随后展开对东北大举进攻，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在这关键时刻，刘少奇分析：抗战结束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力量虽然得到空前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有１２０万党员的大党，有１亿多人口的解放区，解放军已达１２０多万，民兵２００多万，还有日益高涨的全国爱国运动。但是双方力量的对比还是敌强我弱。敌强是国民党军有美国直接支持和大量援助，可根据条约从苏军中接收东北的大城市。我弱，主要是东北的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不能及时补充部队的兵源、粮食和物资；东北地方的党组织和政权还未普遍建立；敌伪匪势力尚未肃清。同时，我军主力长途行军和频繁战斗，还未加休整，新编部队也未整训、巩固。在正确分析判断了敌强我弱的形势的基础上，他指出：“在东北今天的情况下，没有大城市即没有优势。但你们不要在自己立足未稳之前，去企图建立在东北的优势。”⑩这一战略思想明确了党的任务是组织退却，到农村建立根据地，动员、组织人民，积蓄革命力量，而不是占领大城市与敌人决战。这就是有名的“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军事谋略思想。实践证明，这一思想，具有非凡的战略眼光和军事家的才能，为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立下了头功。　　四、连横合纵，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聚集一切革命力量――刘少奇军事谋略思想的关键环节连横合纵，聚集一切革命力量，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关键。１９３６年春，刘少奇到天津指导北方局的工作。为了使广大干部从思想上肃清白区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影响，认清连横合纵，聚集一切革命力量的重要意义，刘少奇专门撰写了《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一文，指出：“党的策略任务，就是要用极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去团聚各阶级、阶层、派别及一切抗日反卖国贼的分子和力量，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成为我党领导中国革命到胜利之路的中心问题和主要关键。”救亡的人民阵线应是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应是全民族抗日反对卖国贼的各阶层联盟。从最进步的阶层及其政党的武装力量起，直至最落后的同乡会宗教团体及部分反日的地主、军人官吏、资本家、名流学者等都应包括在人民阵线之中。并强调说：“这个问题不应该只是宣传口号了，而应该进入实际组织工作上去。”[11]在实际工作中，刘少奇亲自通过各种渠道和关系，同华北各实力派、社会名流和学者等接洽，联合一切愿意抗日和可能抗日伪的力量。刘少奇谋划同山西阎锡山建立“合作关系”，便是一个范例。阎锡山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是山西的最高封建统治者。刘少奇通过分析，认为阎锡山需要“守土抗战”。为了推动阎锡山走向抗日，１９３６年秋，刘少奇抓住阎锡山邀请薄一波回山西“共策保晋大业”的时机，派薄一波等回到太原，组成一个直属北方局领导、专做山西工作的党的公开工作委员会，指示他们“争取站稳脚跟，不要搞‘左’倾冒险主义，要踏踏实实地做群众工作，不要做‘清客’，搞空谈；要掌握政权，不要‘抬轿子’”。按照这一方针，薄一波等接办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使它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的群众组织；创办了“军政训练班”、“国民兵军官教导团”、“民训干部教练团”等，训练了成千上万的进步青年，培养了一大批抗日的政治、军事骨干。在较短时间内发动和组织起了广泛的群众骨干力量，为八路军三大主力部队挺进山西和坚持华北抗日创造了空前未有的群众条件，使山西成为开展华北敌后游击战争和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重要阵地。刘少奇后来在总结山西工作经验时说：“我们在帮助阎锡山抗战的过程中，使山西的抗战坚持了，使山西的革命前进了，也使我们前进了。”[12]正确处理连横合纵与人民游击战争的关系，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党领导武装斗争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在瞬息万变的局势面前，特别是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犬牙交错，三方面力量相互争斗复杂纷繁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刘少奇以高超的军事谋略思想，分析情况，确定了对敌斗争的方略。同时，刘少奇针对右倾投降主义也尖锐地提出：如果所谓“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就是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那只是片面的服从，无所谓“经过统一战线”。他严肃地批评鄂豫皖地区为了同国民党搞统一战线而提出“协助五路军建立大别山根据地”的错误口号。指出这是给别人“抬轿子”，是“木匠打枷枷自家”，告诫大家要记取教训。后来，他在回顾这一段斗争经历时指出：“我们在敌后独立自主地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不独不会促使国共合作破裂，相反，还是保证国共继续合作的条件。”[13]再一次对处理游击战争和统一战线关系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作出精辟概括。实践中刘少奇十分注意反“扫荡”与反“摩擦”的区别和联系。他认为反“扫荡”必须反“摩擦”；反“摩擦”是为了更好地反“扫荡”。只有坚决地、大胆地打退顽固派的进攻，才能克服投降和分裂危险，坚持抗战到底。１９４０年刘少奇根据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亲自组织了大桥镇、半塔、郭村等保卫战。这些军事斗争都采取了攻守巧妙得当，及时出击，及时收兵，速战速胜，战后讲和的谋略。　　刘少奇较长时间从事统一战线工作，他善于运用统一战线谋略去分析和解决武装斗争中的实际问题。他关于连横合纵，聚集一切革命力量的谋略，对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丰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理论宝库，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注释：①③④⑧⑨[10][12][13]《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8，371，372，373～376，261，374，262，273页。②《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84页。⑤《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19页。⑥《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第543页。⑦黄钢：《马克思是干什么的呢？》，《缅怀刘少奇》，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180页。[11]刘少奇：《民族解放人民阵线》，《生活日报》星期增刊第１期，日。【观后感】看完本文就向朋友转发了
发表评论：
TA的最新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