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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回去与写上来――评王安忆长篇小说《天香》胡晓&&& ■靠着史实材料与知识考古写回晚明的大时代，这是王安忆于《天香》中施展的抱负，她不是举重若轻，相反是正面克服的，是要把历史“啃”进去再“演绎”出来。而演绎的过程中，王安忆把写作导向了日常生活，导向了生计，导向了对上海这座世俗之城的历史层构与历史逻辑的思索，这是她的写作序列里一以贯之的主题。正是凭借这块浮木，小说在潜写回去之后，又写了上来，写回当下，写出今人自己的问题来，因而，王安忆的后来者身份，不是颠覆而恰恰是确立了《天香》存在的价值。遗憾的是，《天香》的写回去与写上来在所占篇幅、所花力气和最后呈现的力度上是有着明显的裂隙与错位的，她在古代素材与当代意识之间的衔接与调控没能发挥出二者本来的张力，一如她在小说向下的深入和向上的超越之间始终没能找到好的界点和结点。王安忆创作的长处与短处由此都可以得到辨识。也因此，《天香》在写回去与写上来的大开大阖之后，显示出了它气力不济的地方。　　一　　王安忆在与张新颖的《谈话录》中有过一处对汪曾祺小说的精妙到位的分析，她归纳汪的小说写两类东西最好，一是享受，一是劳动。（王安忆、张新颖：《谈话录》，第19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有意思的是，王安忆的最新长篇《天香》似乎也可以用“享受”和“劳动”来概而言之，不过无论是享受之滋味，还是劳动之境遇，《天香》都不类汪氏短篇那样于小处咂摸，而是大开大阖于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到清康熙六年（1667）这百余年历史，以一个上海士绅申氏家族几代人“声色犬马”而由兴入衰的际遇，引出其女眷所习的“天香园绣”（以历史上的上海顾绣为原型）由闺阁之物精进到天下名品，转至鬻而营生、流传民间的又一则沪上“传奇”。　　和汪曾祺极擅的举重若轻相比，王安忆是用狠劲的。这狠劲突出表现在整部《天香》花大工夫吃进去的史典、笔记、谱录、专志上，小说时涉天文、五行、食货、诗画、器物、官制、民俗等等，门类不可不谓繁多，内容不可不谓庞杂。对于虚构性创作来说，这种知识考古无疑是“硬”的部分，作者却直着写了进去，真真以苏松上海一带为底座，用朝廷权争、海上倭扰、土木之兴、婚丧嫁娶、园林墨绣以及张居正、海瑞、董其昌、徐光启等的名流事传，硬是重新堆起了它的晚明时代。甚至连小说的语言也是白话融文言，宁简毋繁，以求切近“本朝本地”之口吻。“老老实实地写那个时代社会”（石剑峰：《王安忆接受早报专访谈新长篇小说〈天香〉》，《东方早报》日），这是王安忆的“笨劲”，也是她的胆识，―――她似乎决意要将“学者型作家”实践到底。　　然而，靠着史实材料与知识考古写回了晚明的《天香》，依然清晰的是一部“后来者说”。小说越往后读越觉熟悉，第一、二卷在写园子里奢华寻乐的生活，追摹《红楼梦》里宝玉一样“精致的淘气”、“雅趣里的俗情”（王安忆、钟红明：《访问〈天香〉》，《上海文学》2011年第3期）时，王安忆对这种通古不拘礼、入世不落俗、率性至而荒唐的生活的把握不时有露怯之处，她对于“古”与“雅”的正面进入显出了作为后来者的生硬。对照之下，小说的第三卷却写得紧凑且从容，因为它回到了小户人家常态的世俗生活里，写的正是王安忆在小说创作上一直强调的“生计”问题：天香园绣从下而上增益到登峰造极处，又转而从上流家族进入底层民间、从闺阁落入市场、从礼下到野，这是一个需要被情节、逻辑、情感说服和推进的过程，是要坐实了往生活肌理处写的东西。说到底，申家谈不上什么诗礼簪缨、钟鸣鼎食之家，它只是一个在渊源、家谱、根基上都遑论深厚的士绅之族，有的只是“余裕”二字。然而，上海的世俗性所落脚的就在这“余裕”，据此它才可以通古与今、雅与俗、贵与贱、上流与民间，向上成为古、雅、贵、上流的借道，向下吸收今、俗、贱、民间的“蛮横得很”的气数。《天香》虽如《红楼梦》一样经楼起楼塌的大变局，但繁华不再的时候，天香园绣却流转民间，“莲开遍地”，一个天工开物的大时代和一个应时而生的大上海，由此呼之欲出。这是更大的繁华的可能，是在挥霍、湮没之后被确认和肯定下来的东西，也是王安忆一直在追寻的有关上海城市的“正直的思索”：“这城市有着它的思想，不是深邃，而是隐匿。在假浪漫主义的壁饰、楼型、弯曲街角的微妙处理，在这些多少是轻浮的华丽的格调里面，流淌着正直的思索。”（《启蒙时代》，第31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　　天香园再一次成为这样的流淌之地，它所肯定的那种气数、生机、力道究竟能生长出怎样一种精神性甚至理想性的价值来，天工开物的时代给今日之上海铺就了何种底色，又完成了何种层构，这一沸反盈天的世俗社会怎样在生的意义上获得它的逻辑性和庄严感，等等。和《红楼梦》“精致的淘气”相比，王安忆于《天香》中更得心应手的其实是这些“正直的思索”。正是它们决定了《天香》不是晚明上海实录，不是化名天香园绣的顾绣考，也不是明清世情小说的重续，王安忆在形式上把自己推到颇有挑战的晚明、世情、家族、绣史等关键词的同时，手中紧紧抓住的正是她始自《富萍》的书写上海这座世俗之城的历史层构与逻辑的浮木，这是她的当代意识，也是整部《天香》的题眼所在。　　在靠着史实材料写回去写入晚明的时候，正是凭借这块浮木，王安忆又写了上来，写回当下。因而，她的后来者身份，不是颠覆而恰恰是确立了《天香》存在的价值。当然，小说的难度也就在怎样回去，如何上来，在这一去一来之间的张力和衔接。由此角度考察，《天香》的写回去与写上来在所占篇幅、所花力气和最后呈现的力度上是有着明显的裂隙与错位的，―――王安忆小说的长处与短处由此都可以得到辨识。　　二　　《天香》写回去的地方开口大，铺陈广，轴线相继，但是却力道稀松，由于耽于历史的钩沉，甚至不惜牺牲了作者一直以来书写“女儿心”的强项。虽然这一次王安忆依然强调小说的重心是“女性生活的故事”（石剑峰：《王安忆接受早报专访谈新长篇小说〈天香〉》，《东方早报》日），是“性格和命运”（陈熙涵：《落尽繁华见真醇――与作家王安忆谈新作及风格的转变》，《文汇报》日），但是颇费笔墨的妻妾、妯娌、婆媳、主仆之间微妙的世故关系，被王安忆过于直白的画外音给写浅了，而在绣艺的历史传承面前，本该风云际会的女性也湮没成了历史的“中间物”，――作者所刻意强调的小绸的倔强、镇海媳妇的敦厚、闵女儿的怯静、希昭的高卓、蕙兰的淳真，在她们把命运托付给天香园绣之后，都被“矫正”成了心善、手巧、笃定的极为相似的性格原型，而绣阁以外的落苏、荞麦、阿P妻子等另一脉女子又无一不纯朴乐天，这让天香园的人物群像模糊起来，锦心一片，俨然成了一个礼乐的乌托邦。小说的性格刻画似乎回到了古典主义工笔画一样的套式，人物轮廓工整，眉目相似，在一个去道德的、无政治性的、标致的世界里以大同小异来展现群体之情趣。　　《天香》写上来的地方，窄而集中，有它的聚焦与深度，但是王安忆对她主题的走向过于胸有成竹了，这让她忽略了“正直的思索”所蕴含的更多的面向与更复杂的意指。《天香》中，阿P心心念念的赵伙计，算是正统以外的江湖人物，而曲高和寡的希昭一直未曾忘记的幼时于杭州珠市上遇见的女子，亦是越出礼道的青楼中人。赵伙计死得早而离奇，青楼女子也再未现身，他们在小说中倏忽而过的身影却非常别致。同样是世俗之一种，但不同于作者有意寄寓在落苏、荞麦身上的乡间野地无拘束的生命力和野气，寄寓在戥子和三姐身上引车卖浆者的生计，赵伙计和青楼女子所代表的世俗是含混的，指意不明的，甚至是藏污纳垢、怪力乱神的。小说喜在人物的远游、闲谈间引证野史，穿插轶闻，以显彼一时代怪力乱神的潜流暗色，只是，最耐人寻味也最有分量的怪与乱也许正在那被合法化的常态生活里，在倏忽而过的赵伙计和青楼女子的身上。那么这一种世俗、这一种气数、这一种“下”怎样给上海这城市打底，又从中能生出何种“正直的思索”呢？这是《天香》的遗珠，或者回避。　　三　　小说的一去一回，最大的欠处在于它所造成的结构上的失衡与“断裂”。前两卷花大笔墨所铺排的“精致的淘气”在第三卷中被有关生计的“正直的思索”视而不见，前两卷对通古的和煦之境的营造，也被第三卷现实的生的蛮力横插而入，它在“雅趣的俗情”的土壤里尚未深扎，便被一股向上的思想的超越之劲给扯了出来。这股“劲”的强势，甚至让文本与最初的写作动机分道而去：《天香》本来是有一个“逾矩”（王安忆、钟红明：《访问〈天香〉》，《上海文学》2011年第3期）的好点子的，大家族女眷们的针黹，从闺阁流传出去本已不合体统，后来竟成为维持家道的生计，沽价鬻市，实在犯了大规，这一“逾矩”正是故事的戏剧性张力所在，关键时刻这“逾”会跳出来给故事一个回视和提升。但是，《天香》中的“逾矩”却过早地被作者的“正直的思索”给合法化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市民社会的兴起使得“矩”似乎已不成障碍，一则“逾矩”而生的传奇最终成为一段正面塑造的佳话。同样的，《天香》到最后也没有安置好杭州城来的沈希昭，这个本该是全书最光彩夺目的女子被写得生硬，其在杭州的根底和脉络被作者传奇般地渲染，但到了上海之后，一切都恍若“前生”了。对上海的时新来说，她是杭州城的南宋遗脉；对绣艺的闺阁淑德来说，她是英气的武陵女史；她虽是天香园绣命运的枢纽人物，但一直都没有进入故事中上海的精神地理，如此若即若离的浮萍一样的存在，实在是更值得作者思索与处理的上海的一个更复杂的面向。　　小说结尾处，希昭与蕙兰谈绣与画，背后未尝不是王安忆的诗学自忖：希昭所言的技要正（要走大道而不是偏锋，过与不及同不可取），以及心要超越（不读书者不得绣，绣以诗书画作底），与王安忆所强调的作家既要有工匠精神又要有教养，是同声相应的。王安忆靠题材的广度、靠材料的深度、也靠毅力与职业性来锻造她的工匠手艺，同时以教养、启蒙精神、甚至是学者化来给自己的“心灵世界”提供精神高度和抽象气质，但是在这向下的深入和向上的超越之间所存有的裂隙，一直是她写作的难度和限度。以《天香》即可照见，在王安忆的长篇创作中，她的思想始终是要压住她的故事的，她在细节具象上越繁复，其背后的抽象理念反而越单一，这是在古代素材与当代意识以外，更大的也更理论化的写回去与写上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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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宋后期文坛看文学创作和政治斗争的关系――变法与反变法斗争时期的文学范宁
文学创作和政治斗争有没有关系呢?我们不妨考察并温习一下北宋后期的一段历史。
十一世纪真宗、仁宗、英宗这三个朝代七十年问，是赵宋统治下封建经济发展时期。但由于他们在发展生产方面做的事情不多，而耗费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倒不少，这个时代并没有出现像汉唐那样的繁荣盛世。正像嘉v三年(1058)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所说：“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政治形势，危机四伏。面对这个现实，后来神宗(赵顼)当权后，感到再因循苟且下去不行了，要振作起来。他“草庐三顾”把王安石找来商讨解除困境，从事变法。早在二十五年前，范仲淹搞过一次革新运动庆历新政失败了，王安石吸取他们失败的教训，提出新的方案。首先他认为不能沿着传统的“人治”老路走，要改用申、韩的“法治”办事，是制度问题，不是人的问题。必须改革制度，必须变法。这样他们颁布了一系列的新法。原来范仲淹的新政主要是代表新起来的地主集团向腐朽的官僚地主集团夺权，在政治经济上限制大官僚地主的权力过分扩张。有个人叫石介，提出限制皇族权力，没有人赞成。王安石吸收这些经验，他不搞单纯的夺权，也对庞大的皇族权力略加限制，站在王朝的利益上，打击了除开王朝本身以外的所有地主和其他剥削者。这样一来，不仅大官僚地主集团反对他，连那些搞新政的新起来的地主集团也反对他。他唯一的靠山只是神宗皇帝，他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他在《答司马谏议书》中说：“盘庚之迁．胥怒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钓者》一诗中也说：“应知渭水车中老，自是君王着意深。”后来他挽神宗的诗把变法归功于神宗，都表明如果神宗不支持，而且坚持的话，他是无力变法的。所以王安石变法不是什么“拗相公”，他为人固执己见，而是适应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王安石不赞成单凭人治，要求实行法制，并不是说执法的人不起作用，而恰恰相反，他十分注重执政执法的人的个人道德品质。在《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中，王安石说：“理天下之才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又在《上时政疏》中说：“盖夫天下至大器也，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维持，非众建贤才不足以保守。”所谓：“众建贤才”即要求有一批大大小小的好官吏。本来宋太祖赵匡胤把权力集中到皇族一个小集团后，要贯彻中央政策就得依靠一批好官吏。不过宋太祖的好官吏的标准只要求廉洁。由宋太宗赵匡义亲笔写的四句话：“尔禄尔俸，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叫地方官吏刻在石碑上，以为警戒。但是效果不好。俞文豹《吹剑续录》说：“太宗御书戒石铭，颁行天下矣。至绍兴二年六月复颁黄庭坚所书，命州县长吏刻石坐右，然守令之贪酷者，视如不见。轻薄子附益之日：‘尔俸尔禄，难称难足。民膏民脂，转吃转肥。下民易虐，才投便著，上天难欺，且待临期。”’用天命论恐吓人，不起作用。王安石改变办法，用名誉地位升官发财作为钓饵。他说：“人之情所愿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临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治者，则悉以其所愿得者以与之。”实际上，他是利用社会舆论，鼓励士人做好官，得好名誉。开头还收到一点效果，时问长了，也就不中用，不过无论如何，他用这个办法，从地主阶级中拉拢了一批人，为他变法服务。
看来，王安石变法的基本目的是加强赵宋皇族的统治力量，进一步巩固皇族政权，完全是按照赵匡胤那个强干弱枝的政策办事，骂他改变“祖宗之法”，实在有点冤枉。
王安石()字介甫，晚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临川)人。出生于一个小官僚地主家庭。小时候，跟随父亲到过江苏、广东、河南各地。自己考取进士后，又在江苏、浙江、安徽等地做过州县官。他对于农村城镇人民生活，见闻较多。知道一些中下层社会的贫困状况。他有一首《郊行》诗：
柔桑采尽绿阴稀，芦箔蚕成茧密肥。聊向村家问风俗，如
何穷苦尚凶饥?
农民辛勤劳动一年的结果，落得个吃不饱穿不暖，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王安石开始思索一些国计民生问题，渐渐地懂得了。在舒州做通判时，他写了一首《感事》诗说：
贱子昔在野，心哀此黔首。丰年不饱食，水旱尚何有。虽无剽“盗”起，万一且不久。特愁吏之为，十室灾八九。原田败粟麦，欲诉嗟无赇。间关幸见省，笞扑随其后。况是交冬春，老弱就僵仆。州家闭仓庾，县吏鞭租负。乡邻铢两征，坐逮空南亩。取赀官一毫，奸桀己云富。彼昏方怡然，自谓民父母。A来佐荒郡，懔懔常惭疚。昔之心所哀，今也执其咎。乘田圣所勉，况乃余之陋。内讼敢不勤，同忧在僚友。
在这首诗中，王安石指出农民“丰年不饱食”的原因是“县吏鞭租负”。地主、豪绅、官吏互相勾结，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农民，“十室灾八九”，弄得“坐逮空南亩”。农民逃的逃，死的死，严重地破坏了农业生产力，加深了社会的紊乱和穷困。这个血淋淋的现实，就是以后王安石制订“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新法理论依据。事实很清楚，继续加深对农民的剥削，不仅不能解决国用不足，而且后果会引出“剽盗”起来反抗。只有改善农民生活条件，解放生产力，才能推动生产，发展生产，才能富国。这也是王安石变法不同于范仲淹新政的另一个方面。
王安石根据自己的亲身经验，总结前人改革失败的教训，为了增加国家收入，避开直接加重生产者的负担，在商业和金融活动的领域里，展开对剩余劳动的争夺，这样就使得地主阶级内部矛盾的加深和斗争的尖锐化，表现为变法与反变法的激烈斗争。
王安石变法遭到各方面的围攻。《铁围山丛谈》说，“丁使(丁仙现)遇介甫法制一行，必因燕设于戏场作潮诨”。朱或《萍洲可谈》，王辟之《渑水燕谈录》都有教坊杂剧攻击新法的记载。士大夫如司马光、文彦博、韩琦、富弼之流给皇帝打报告，告御状，一个接着一个。“太皇太后”、“皇太后”两个老妇人痛哭流涕诉说新法不好。据《紫微杂记》说：“神宗与二王禁内打拢衔识跤暮挝?徐王曰：臣不赌别物，若赢时，只告罢了青苗法。”新官僚、老官僚、后族、皇室，群起而攻。连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和王安国也加入了这个反新法合唱团。有一个下第举子饶竦，考场失意，也写诗骂青苗法。《枫窗小牍》说，有人在相国寺壁上写了一首匿名攻击王安石的诗谓：“终岁荒芜湖浦焦，贫女带笠落柘条。阿侬去家京洛远，惊心寇盗来攻剽。”经苏东坡一解释，成为“青苗法安石误国贼民”。载于邵伯温《闻见录》的苏洵《辨奸论》，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七说杨时也见到。叶梦得《避暑录话》说，“明允(苏洵)作《辨奸》一篇，密献安道(张方平)而不以示欧文忠(欧阳修)。荆公后微闻之。因不乐子瞻兄弟，两家之隙，遂不可解。《辨奸》久不出。元丰间，子由(苏辙)从安道辟南京，请为明允墓表，特全载之，苏氏亦不入石。”邵伯温、杨时也都是从张方平所作苏洵墓志铭中见到，则《辨奸论》如果不是苏洵写的，也该是出于反对新法的张方平之手，而邵伯温伙同作伪把它钞下来。李穆堂、蔡上翔定为邵氏伪造，不尽可信，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已驳之。还有一个郑侠画了一幅流民图，把灾荒造成人民逃难，归罪于新法。总之，反对变法的人运用了文艺中的戏剧、散文、诗歌、图画等
筹形式，这在文学史上还是不多见的。如果加上后来的小说《拗相公》，那就各体皆备，规模之大，空前未有，文学创作和政治的关系，多么清楚啊!
面对一片吵吵嚷嚷的反对声浪，王安石也写出一首《众人》诗说：
众人纷纷何足竞，是非吾喜非吾病，颂声交作莽岂贤，四国流言旦犹圣。唯圣人能轻重人，不能铢两为千钧。乃知轻重不在彼，要知美恶由吾身。
这是一首回击围攻者的战斗诗篇。表现出“人言不足恤”的大无畏精神。他另有一首《黄菊有至性》诗说：“黄菊有至性，孤芳犯群威。”又有《孤桐》诗说：“凌霄不屈己，阳骄叶更阴”，都同样显示了为使国家转弱为强，变贫为富，必须把变法主张坚持下去。“婵娟一种如冰雪，依倚春风笑野棠。”他对待大大小小的反对派只有藐视。自然，他也盼望战友来支持。他《寄王逢原》诗说：
北风吹云埋九垓，草木零落空池台。六龙避逃不敢出，地上独有寒崔嵬。披衣起行愁不惬，归坐把卷闺且开。永怀古人今已矣，感此近世何为哉。申韩百家燕火起，孔子大道寒如灰。儒衣纷纷欲满地，无复气燃空煤始。力排异端谁助我，忆见夫子真奇材。梗楠豫章概白日，祗要匠石聊穿裁。我方官拘不得住，子有余暇宜能来。晤言相与入圣处，一洗万古光芒回。
适王逢原有两句诗，“世儒口软声似蝇，好于壮士无忌憎。”他和王安石一样十分讨厌俗儒，所以王安石希望他来共同“力排异端”，“一洗万古光芒回”，执行新法，加强皇权，取得富国强兵的实效。当时还有一个诗人方惟深写了一首诗说：“溪流怪石碍通津，一一操舟若有神。自是世间无妙手，古来何事不由人。”王安石读过这首诗，从中领会到阻力虽然大，只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可以取得胜利的。他非常喜欢这首诗，也希望这位诗人能和他一起战斗。
经过几年战斗，变法初步收到一些成效。王安石在《上五事札子》中说：“陛下(神宗)即位五年，更张改造者数千百事，而为书具，为法立，而为立者何其多也。”但是，反对的叫嚣，并未停止。神宗赵顼不能坚持了，王安石只得请求退休。终于在两年后离开了开封。他写了一首《君难托》说：“人事反复那能知，谗言入耳须臾离。”又写了一首《贾生》说：“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表达了他耿耿于事业未竟的心情，这时他住在金陵，有时到野外走走，有一首《出郊》诗云：“川原一片绿交加，深树冥冥不见花，风日有情无处着，初回光景到桑麻。”他看到了实行新法后，农业生产好起来了，展现在他面前的丰收景象，感到无比的愉悦。这时神宗又要他重回开封，他的心情很矛盾，一方面很想完成他的未竞的事业，一方面他又信不过神宗，他有一首《次韵张唐公马上》诗：“竭节初悲力不胜，赐环终愧缪恩临。病来气弱归宜早，偷取官多责恐深。膏泽未施空谤怨，疮痍犹在岂讴吟。黄昏信马江城路，欲访何人话此心。”的确，“膏泽未施”，他不应该逃避，要重新回到战斗的岗位上去。“疮痍犹在”，歌颂丰收，还为时过早，他终于回到了开封。但是实行新法，他和神宗彼此要求，有很大的距离。他很坚决，而神宗摇摆不定，他感到很苦恼，这一情绪在《夜直》诗中流露出来：“金炉香烬漏声残，剪剪轻风阵阵寒。春色恼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阑干。”不是春色恼人，而是他的愿望不能实现，新法不能得到彻底的施行。他感到住下去没有什么意思，再一度要求回到金陵，从此退出政治舞台。他搬出相府，住在定力院，题诗于壁日：“溪北溪南水暗通，隔溪遥见夕阳春。当时诸葛成何事，只合终身作卧龙。”后三句乃唐人薛能诗，他借用来抒泄他的消极情绪。事实上，他搞新法唯一依靠神宗。如今靠山靠不住，不止是新法能否施行问题，还可能受到更可怕的迫害。他的《省中》诗说：“万事悠悠心自知，强颜于世转参差。移床独卧秋风里，静看蜘蛛结网丝。”看“蜘蛛结网”，想自己命运，也可能有触网的一天。据说文彦博有一天扯着乇安石去看一幅讽刺画。画上是杂技艺人在竿上表演。文彦博意思是警告王安石不要百尺竿头翻筋斗，跌下来会粉身碎骨的。这就是说，王安石如果一意孤行，也会遭到飞虫触网的下场。
王安石退居金陵后，心境并不能保持十分宁静。他定居半山园，时常到东晋谢安故宅遗址谢公墩散步，写过一首诗：“谢公才业自超群，误长清谈助世纷。秦晋区区等亡国，可能王衍胜商君。”谢安曾经认定秦始皇实行法治，造成仅传二世而亡国。王安石通过指摘谢安这个错误的论点间接答复那些攻击他变法的人。那些人也说天灾流行是推行新法的结果。而且动摇了神宗对新法的支持。在《商鞅》那首诗中，他说，“一言为重百金轻”，对神宗执行新法不果决表示不满。
约于元丰五年前后，王安石写了七首歌颂元丰年间农作物连年丰收的诗。他说：“家家露积如山垅，黄发咨嗟见未曾。”话说得有些夸大。但“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大唱赞歌是另有用意的。郑侠之流曾以岁旱年荒冲击了他的新法，现在丰收了，足见推行新法和岁旱无关。也就是说与“天变”无关，“天变不足畏”，还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他相信只有推行新法才能“救国家积弱之势”，才能巩固赵宋皇族的政权。
王安石的一生是和“因循守旧”战斗了一生。他的《华藏院此君亭》诗说：
一径森然四座凉，残阴余韵去何长。人怜直节生来瘦，自许高材老更刚。曾与蒿藜同雨露，终随松柏到冰霜。烦君
惜此根株在，欲乞伶伦学凤凰。
他这首咏竹诗．也是以竹自况。“欲乞伶伦学凤凰”，他希望有更多的人跟随他为推行新法而继续战斗。他不仅在政治活动中进行战斗，而且拿起他的笔来参加战斗。他希望发挥更大的作用，就像伶伦把竹子裂成乐器吹出动人的腔调。他主张把文学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在《上人书》中，他说：“尝谓文者，礼教治政云耳。”“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就是说文学应该为政教开路。主要“以适用为主”，辞藻的“巧且华”是次要的，是受文章内容需要限制的。在《与祖择之书》中，他重复了这个意见。他赞成古文，反对骈俪文，原因也在这里。他的文学观集中在一句话：“有补于世。”的确，他的创作实践也是以这个标准要求自己。他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上杜学士言开河书》、《答司马谏议书》以及《风俗》、《材论》等，都是贯彻这一主张的。本来山水游记，一般无非状写风景秀丽，或岩壑峭拔。而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却于记叙山水出峭外，说：“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这就是说“有志者事竟成”。言外之意，正是说一个人游山玩水，想看到奇观胜迹，正和从事政治革新运动一样，不经过一番艰苦奋斗是不能达到目的，会弄成半途而废。又如《伤仲永》中，记述一个比较聪明的农村儿童，由于没有受到良好教育，最后成为一个毫不出色的平庸的人。这就是说“天才”是靠不住的。他说：“其受之天也，贤于材人远矣，卒之为众人，则其受于人者不至也。”这里，他指出一个人的才能不是依靠“受于天”，而是依靠“受于人”，依靠后天的学习。这和他的政治思想有关系，他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不是大讲人才需要培育吗，正是这个意思。不过今天我们看来，光说“学习”还不行，主要的是实践。王安石从事文学活动的根本精神，“务为有补于世”，像一根红线贯串他的诗歌和散文的创作，使得曾经反对过他的人也不得小承认他是“一代文宗”。
元人袁桷《书汤西楼诗后》说：“自西昆体盛，襞绩组错。梅欧诸公发为自然之声，穷极幽隐，而诗有三宗焉。夫律正不拘，语腴意赡者，为临川之宗；气盛而力夸，穷抉变化，浩浩然沧海之碣石也，为眉山之宗；神清骨爽，声振金石，有穿云裂石之势，为江西之宗；二宗为盛，惟临川莫有继者，于是唐音绝矣。”这里说欧阳修，梅圣俞后，当时诗歌出现三个流派。王安石一派，苏东坡一派，黄山谷一派。其中王安石一派没有继承人。袁桷叹息说，“唐音绝矣”，大概指的是王安石写的一些小诗比较含蓄，读起来有余味，所谓弦外余音；造语用字也比较精练，如同《泊舟瓜洲》：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这是诗人离开金陵，路过瓜洲，大概是北上去汴京，在瓜洲时写的。王安石罢相后再度赴京，对推行新法，已无信心，但是还不能不去，“明月何时照我还”，充分表达了这种心境。据说那句“春风又绿江南岸”那个“绿”字，他最初是用“到”字，后改为“过”字，又改作“入”、“满”等字，最后才定为“绿”字，这个字的涂来改去，固然表现诗人写作态度认真，推敲细致，但是和作者这时心情烦杂，思想矛盾不无关系，他这次再度执政，成功失败，吉凶莫卜。推行新法，是像春风一吹而过，还是让满中国都吹遍了春风，想来想去，他可能想到丘为《题农父庐舍》的诗句：“东风何时至?已绿湖上山。”用一个“绿”字，表达他对青山绿水的爱好，有朝一日还是归田园居。王安石喜爱唐诗，并且选过唐诗，袁桷说王安石死后，唐音没有继承人，大概指此而言。但是王安石这一派的诗风，后继无人，却不是因为他的诗风接近唐人，而是他把写诗和变法联系在一起，是政治的原因。
王安石不大写词，许多人都称许他的《桂枝香》。其实真正能够反映他的思想的是《浪淘沙令》：
伊吕两衰翁，历遍穷通，一为钓叟一耕佣。若使当时身不遇，老了英雄。
汤武偶相逢，风虎云龙，兴王只在笑谈中。直至如今千载后，谁与争功!
他感到神宗对他，不能像汤之于伊尹，武王之于吕尚，因而他的新法不能彻底实行，他的政治抱负，他的希望国家富强起来，人民生活蒸蒸日上，丰衣足食，这一切都付诸东流。他操劳一生，得到的只是叹息。伊尹死了，吕望也死了，他本想做出比伊尹和吕望更多的事业，结果也落空了。“谁与争功”，他是带着这个遗恨，离开了人间。
当王安石死去的时候，赵宋王朝的政权落在一个反对新法的妇人高太后手中。这个女人一掌权，马上纠集一批顽固保守分子，把神宗和王安石创制的新法全部废掉，执行新法的人都被撤职。原在熙宁年问因不满意新法而离开汴京，请求去杭州的苏轼，这时也被召回来了。高太后讨好苏轼，向他说：“神宗尝读你的文章，叹曰：‘奇才，奇才’，但没有机会用你，现在我特别找你，让你做翰林学士。”苏轼()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他字子瞻，号东坡，四川眉山人。早年跟随父亲苏洵到开封，得到欧阳修的器重。二十一岁考取进士，做了几任地方官。他的思想和欧阳修、范仲淹差不多。政治上主张改革，但受传统思想影响深，为人思想保守，恃才傲物，不随便附和他人意见，自称“读书万卷不读律”，反对王安石变法。他直截了当地给神宗上书反对新法说：“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故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他的思想远远落后于现实。有个人叫潘中行，骂他“不学无术，尝贩私盐”，虽然有些过分，看来不完全是污蔑。
“乌台诗案”，在苏轼一生中是个突出事件。元丰二年(1079)李定、舒宣、何正臣三人根据沈括所搜集的“东坡近诗”摘出他在杭州时写的一些攻击新法的诗，作为罪状，把他逮捕入狱，并施行酷刑。这是宋代文学参与政治斗争最激烈的一幕。而他的诗像“沧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矛头直指皇帝，自然不可擗免要受到惩罚。他的一些反对新法的诗歌如《山村五绝》、《吴中田妇叹》等都是把农民的贫困生活归咎于新法的施行，这是不公正的。王安石制订新法的一个原则是“民不加赋”，不加重劳动人民的负担，当然不会造成农民贫困的。而造成农民贫困的真实原因，只能是“耕富人之田而食之，则岁时劳苦之所得，见夺于兼并而无遗”。但苏轼却还要顽强地站在豪门地主阶级的立场，继续向新法进攻，他说“相期结书社，未怕供诗账”。所谓“诗账”即搜集他在杭州所写的反新法的诗歌钞本。他这里是说，搜吧，反正诗我还要写。在《鱼蛮子》诗中，他说：“蛮子叩头泣，勿语桑大夫。”桑大夫指的是王安石。他把王安石比作桑弘羊，恶毒地咒骂推行新法的人。甚至在观看图画时，他都不放过攻击新法。如《陈季常所畜朱陈村嫁娶图》诗说：“我是朱陈旧使君，劝耕曾入杏花村。而今风物那堪画，县吏催钱夜打门。”苏轼的一生，像他自己所说：“珍禽声好犹思越，野橘香清未过淮。”至死不改变他的反变法革新的思想和活动。
苏轼在政治上属于反对新法派，哲学上他是蜀党的领袖，文学上有一个宗派，叫做苏门“四学士”，或“六君子”。加上李之仪、苏过、张舜民、文同等大约有十来个人在他周围。他《答张文潜书》中说，“仆老矣，使后生犹得见古人之大全者，正赖黄鲁直、秦少游、晁无咎、陈履常与君等数人耳。”这就是他那个小宗派的主要成员。在创作上，他攻击王安石作文“使人同己”，扼杀他人发挥各自所长。因此他的门下就自由发展，互不相同，不拘一格。黄鲁直、秦少游、张文潜等人的文风，不仅不同于苏轼，而他们彼此之间也互相异趣。苏轼自己也是“地负海涵，不名一体”。这就是他们这个小宗派的特点。在前一个时期，欧阳修、苏舜钦等提倡平淡，欧阳修“不为尖新艰险之语，而有从容闲雅之态”，开拓了赵宋一代文风。苏东坡虽然不提倡艰险，但却盛赞“新诗如玉雪，出语便新警”，并说：“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这“新意”和“豪放”，却是苏轼作品的特征。他有一首《金山寺与柳子玉饮，大醉，卧宝觉禅榻，夜分方醒，书其壁》诗：“恶酒如恶人，相攻剧刀箭。颓然一榻上，胜之以不战。诗翁气雄拔，禅老语清软。我醉都不知，但觉红绿眩。醒时江月堕，槭槭风响变。惟有一龛灯，二豪俱不见。”这首诗相当典型地体现他的主张。此外《有美堂暴雨》诗：“游人脚底一声雷，满座顽云拨不开。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十分潋艳金樽凸，千杖敲铿羯鼓催。唤起谪仙泉洒面，倒倾鲛室泻琼瑰。”也是具备豪放和尖新这两个方面的佳作。陈善《扪虱新语》下集卷三说：“欧阳公诗，犹有国初唐人风气。公能变国朝文，而不能变诗格，及荆公、苏、黄辈出，然后诗格遂极于高古。”的确，苏东坡、黄山谷在宋诗中的风格特征就是陈模所谓的“古硬”。
苏东坡对现实是不满的，现实也不满意苏东坡。有人说他的不满，大半羼杂着逆流倒退的情绪。他说“倒倾鲛室泻琼瑰”，实际上是攻击新法的。他认为王安石替赵宋皇朝积聚的财富都是人民的泪水。在《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他说，“老去怕看新历日，退归拟学旧桃符”，正表现了他对新法推行的畏惧和反感。他熙宁年间在杭州时期写了不少反对新法的诗，他的朋友文同曾写诗劝他说，“西湖虽好莫题诗”。他的几首为人传诵的西湖诗，在自然风景的描写中，看来也是反对和讥刺新法的，把西湖比作西子，是有名的诗句，但是“若论破吴功第一，黄金应合铸西施。”西施和亡国两者向来是拴在一起的。新法亡国也是反对新法的人经常提到的。他的《续丽人行》即把西施说成“祸水”。所以在苏东坡的不少诗歌中，使用旁敲侧击的手法，不同程度地寄托着反变法的“妙理”。当然，苏轼不是整个一生都不满意现实的。他也有满意的时候，如同高太后当权，他做翰林学士时，写《上元侍饮楼上二首呈同列》中的一首说：“薄雪初消野未耕，卖薪买酒看升平。吾君勤俭倡优拙，自是丰年有笑声。”原来农村在苏东坡笔下，王安石和他的同事执政时是一个个都愁眉苦脸。换上高太后当权，马上变了，变成一张张笑脸。是现实变了吗?不，得感谢诗人如花妙笔。
苏轼不仅写诗攻击新法，散文也有攻击王安石的，如《日喻》说，“今也以经术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务学”，这是指摘以经义取士的新考试规程。他的词也有发泄对新法不满的，王安石熙宁九年罢相，苏轼立即写了一首《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想利用这个机会“乘风归去”，但又怀疑皇帝对他没有好感，弄得晚上失眠。据说神宗看到这首词，只是冷淡地说一句“苏轼终是爱君”，事情就过去了。不过他还不死心，后来写《沁园春》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他袖手旁观，企图寻找新法执行中的缺点错误，然后上一奏章，推翻新法，实行他的致君尧舜的那一套。这一打算，直到晚年，他还坚持。在《千秋岁》中，他说：“新恩犹可觊，旧学终难改。”死死地抱着日趋没落的大地主的僵尸，不肯放手。
总之，苏轼在政治上没有出路，反映在他诗文或词方面都不是引人上进，而是消极情绪过多。但在文风的革新，尤其是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把词的创作引向较为健康的道路，这却是一个功绩。刘辰翁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用写诗作文的笔法制词，不仅只是不拘守过分严格的音律，而且是使题材的范围扩大，使作词和写诗文一样，表达多方面的生活。一般说来，词在苏东坡以前，作者如晏殊、欧阳修对现实社会大都是满意的。“流连光景惜朱颜”，软绵绵的。苏东坡由于一生政治上大都失意，对社会现实，从个人利害出发，有所不满。他采用韩愈所谓横空盘硬语，抒写他的不满情绪，在词的创作上出现一种新的风格，叫做豪放。用硬语代替软语，用意尽言尽，代替半吞半吐，用不满代替满意，这就是豪放派和传统的婉约派的分界线。苏东坡的词向以豪放见称，他是这派的创始人。由于他的思想和当时前进的步伐不合拍，因而他的词很少昂扬激厉的情调，连认为要由关西大汉来唱的《念奴娇》(大江东去)，最后还是说“人生如梦”，情绪低沉。他只有极少数几首词足以振奋人心的，熙宁八年宋辽划界，丧失土地七百里时，他写的词如《阳关曲》(军中)：“恨君不取契丹首，金甲牙旗归故乡。”《江城子》(密州出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这从他的《教战守策》中看来，他虽反对王安石的“富国”政策，但他同样主张“强兵”，思想上能跟上时代，作品也就有生气。王安石也有《白沟行》、《入塞》等诗，热望加强边防，保卫家国。沈遘《和王微之渔洋图》说：“燕山自是汉家地，北望分明掌股问。休作画图张屋壁，空令壮士老朱颜。”蒋???《登权州北门》说：“壮士未酬志，乘秋感慨多。幽燕新种落，秦汉旧山河。塞月沈青冢，边声起白波。如何得万骑，玉垒夜经过。”这都是不满于赵宋王朝对外屈辱妥协的呼声。这个呼声是王禹、苏舜钦曾经要求改变传统的抑制武将政策的继续。神宗为了摆脱屈辱地位，在兵制上作了一些改革，但是问题不完全在兵制，而在于政治制度，特别是地方权力和中央权力的协调分配上。王安石一度想碰这个问题，但是没有碰而且也不敢碰。地方政权不授予较大的权力，就不能够充分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在边防战中，只有挨打的处境，没有灵活运用战略的机会。这就是宋代在民族战争中每次都失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宋代诗人时常为这个问题感到苦恼和气愤。
和苏轼同时，高太后也把黄庭坚找来，让他充当校书郎，参加编写《神宗实录》，后来做到国史编修官。黄庭坚(1045一ll05)字鲁直，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因游皖山谷寺石牛洞，很喜欢这个地方，就自号为山谷老人。据说他七岁就写诗，八岁时写了一首《送人赴举》诗说，“若问旧时黄庭坚，谪在人问今八年。”看来是一个神童。但富弼却说他“只是分宁一茶客”。黄山谷名义上是苏东坡集团的一个成员，实际上他在诗坛创建了一个大宗派叫江西诗派。他在熙宁二年为叶县尉时写了一首《清明》诗：
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垄只生愁。雷惊天地龙蛇蛰，雨足郊原草木柔。人乞祭余骄妾妇，士甘焚死不封侯。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
这位二十四岁的青年县尉，想起对待富贵利禄两种不同的态度，在仕宦的征途中，何去何从，感到迷惑。他写这首诗时正是王安石推行新法的日子，他的这番感慨在当时是否有现实意义，我们不得而知。但从他同时所写的“苦竹空将岁寒节，又随官柳到青春”，要不要跟随时代前进推行新法，他是在考虑这个问题。后来他有一首寄给王定国的诗说：“日边置论诚深矣，圣处时中乃得之。莫作秋虫促机杼，贫家能有几缕丝。”似乎是针对王安石《促织》诗的。王安石诗末二句是：“只向贫家促机杼，几家能有一缕丝。”好像他赞成“日边置论”的新法，打算前进一步。但到他在江西太和写《登快阁》诗时，看来他又后退了。最后终于退到苏东坡那个保守的阵线里，卷入党派纠纷，吃了一点苦头，而贬死宜州。“失势落坑阱，寒窀如愁鸱。”他的诗文中，有的篇章，也散发反对新法的霉味。
黄庭坚早年的诗词，大抵效法欧阳修，平易流畅。到了晚年，他改变了。在《答洪驹父书》中，他说：“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这几句话成了后来江西诗派的创作纲领。其中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诗文要做到“无一字无来历”，具体到实践就是大量使用典故。另一是点铁成金。这就是所谓“脱胎换骨”。还有在诗歌创作上，他提出“奇”、“拗”。奇就是“以俗为雅”，“以故为新”，拗就是“破弃声律”。总之，黄庭坚的诗歌理论，主要的是：使用生词僻事，把生硬的词句、冷僻的故事，运用到诗中，现出“奇”来。应当用平声，他用仄声；应当用仄声，他用平声，故意违拗，破坏音律谐和，所谓“拗”体。拗有“单拗”、“双拗”、“吴体”三种。他的这些论调，都是着重形式上改变。刘克庄说他“会粹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制之变，搜猎奇书，穿穴异闻”，“锻炼勤苦”，“自成一家”，大抵是不错的。黄庭坚晚年所处的时代，派系斗争复杂而尖锐，政治措施又反复无常，今天是朋友，明天成为仇敌，今天是对头，明天可以变做朋友。在这种情况下，他写诗作文故作超脱，避开卷进现实社会的斗争，就专门在文字技巧上下工夫，来一个“明哲保身”。他有两句诗：“黄花晚节尤可惜，青眼故人殊不来。”可以反映他的思想情况。有一首《秋怀》诗，也流露了这种感情，诗说：
茅堂索索秋风发，行绕空庭紫苔滑。蛙号池上晚来雨，鹊转南枝夜深月。翻手覆手不可期，一死一生交道绝。湖水无端浸白云，故人书断孤鸿没。
面对风云变幻莫测的现实社会，他“行绕空庭紫苔滑”，生怕跌跤。他不敢让他那支笔触动现实的政治，只在生活的表层上画圈圈。虽然他说“文章最怕随人后”，但是画来画去跟别人还是差不多，思想内容没有特点。倒是他早年的诗还有一些亲切动人的篇章，如《寄黄几复》诗：
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传书谢不能。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持家但有四立壁，治病不蕲三折肱。想得读书头已白，隔溪猿哭瘴溪藤。
黄庭坚的词，沿袭欧晏余风，没有接受苏轼所开创的豪放特色。他的词不仅思想贫乏，而且被人骂为“以笔墨诲淫”，没有好作品。在词的创作方面，苏轼这个小集团，有点成就的是秦观。秦观的词也不是发挥苏东坡的特点，他学的是柳永。据说秦观一次见到苏轼，苏轼向他说，“不意别后，公却学柳七作词”，秦观想否认，苏轼说：“销魂当此际，非柳七词句法乎。”这句词是秦观的代表作《满庭芳》中的一句。秦观晚年作风有些改变，如《江城子》：“南来飞燕北归鸿，偶相逢，惨愁容，绿鬓朱颜重见两衰翁。别后悠悠君莫问，无限事，不言中。小槽春酒滴朱红，莫匆匆，满金钟，饮散落花流水各西东。后会不知何处是，烟浪远，暮云重。”流放异地，偶然碰到一位老友，相对无言，心事重重，又匆匆离开，突出这一个镜头，是比较动人的。北宋末年，变法与反变法的斗争，已经不同熙丰时代，大都是打着变法的旗帜，从事于排除异己的活动。有些人并没有做多少坏事，也遭到沉重的打击，秦观就属于这种人。
变法和反变法的斗争，经过元v、绍圣、元符几次反复，情况比较混乱。不仅变法派和反变法派之间有斗争，而变法派内部和反变法派内部都各自分裂成为互相对立的一些小派系。有的人，时而是变法派，时而又成为反变法派。曾布就是一个变来变去的人。杨畏号做杨三变。张商英在高太后死后，首先提出恢复神宗新法，是一个变法派。但蔡京一掌权，把他打成元祜党人。有一个追随张商英的人叫唐庚，他也受到了连累，牢骚满腹地写了一首《白鹭》诗，“说与门前白鹭群，也宜从此断知闻。诸公有意除钩党，甲乙推求恐到君。”充分暴露了政治斗争已经变质成为私人陷害。蔡京本来跟随王安石，是一个投机分子，到徽宗(赵估)当权后，他打起崇法熙宁的旗号，干的是另外勾当。叶绍翁《四朝闻见录》说，“本朝廷试取士用赋，荆国王安石当国，以三经取士，罢词赋，廷对始用策”，“词赋既罢”，“于是士皆不知故典，亦不能应制诰骈俪选。蔡京患之，又不欲更熙宁之制，于是始设词学科。试以制表，取其能骈俪。试以铭序，取其记故典。”这样，欧阳修等人所反对的时文又卷土重来，后来南宋散文的衰落和四六文的出现，不能说没有受到这种政治上倒行逆施的影响。蔡京一面在文学上搞复旧，一面在生活上挥霍腐化，把搜括来的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替皇帝修宫殿，筑亭台，到全国各地搜罗奇花怪石，运到汴京，叫做花石纲，弄得怨声载道。有一个叫邓肃的，写诗讽刺，遂遭到放逐。蔡京的儿子蔡攸叫徽宗不要多管事，以“四海为家，太平娱乐”，舒舒服服地过一生。在这种情况之下，文坛上充斥了颓废享乐的作品。有一个叫毛滂的县官，他不屑于效法前任县令“忧民劳苦”，而“饱食晏眠”，吃喝玩乐，他写了一首《忆秦娥》说，“醉醉，醉击珊瑚碎。花花，先借春光与酒家。夜寒我醉谁扶我，应抱瑶琴卧。清清，揽月吟风不用人。”这个人很典型，他这首词也很典型，代表了这个时代。但最足以代表这个时代的是周邦彦。这个人在元丰年问写过一篇《汴京赋》，得到神宗的赏识。徽宗时献生日诗巴结蔡京，做了官。周邦彦(1057――ll21)，字美成，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南宋人陈郁《藏一话腴》说：“二百年来，以乐府独步，贵人、学士、市儇、妓女，皆知美成词为可爱。”王国维吹捧他是“两宋之间，一人而已。”其实周邦彦的词和柳永是一路货色。“饮食男女”是他词的基本主题。是新法变质后，地主阶级中的一些集团从与皇室对立走向彼此合流的产物。他们谁也不讲“富国强兵”了，把从劳动人民身上压榨来的财富，尽情挥霍，成了地主阶级普通的风气。宴饮游乐，寻欢遣闷，是这一批有闲的封建社会上层分子生活的共同特点。周美成的词就反映了这种生活。如《望江南》：“游妓散，独自绕回堤。芳草怀烟迷水曲，密云衔雨暗城西，九陌未沾泥。桃李下，春晚未成蹊，墙外见花寻路转，柳荫行马过莺啼，无处不凄凄。”不过周美成的词，风格清空，结构严整，描写男女，不太露骨。合乎士大夫伪君子的口味。如《满江红》：
昼日移阴，揽衣起，春帷睡足。临宝鉴，绿云撩乱，未惧妆束。蝶粉蜂黄都褪了，枕痕一线红生玉。背画栏，脉脉尽无言，寻棋局。
重会面，犹未卜。无限事，萦心曲。想秦筝依旧，尚呜金屋。芳草连天迷远望，宝香薰被成孤宿。最苦是，蝴蝶满园飞，无心扑。
写得含蓄、淡远、空灵而洒脱。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和自然景物糅合在一起，拾取生活中的片断，择选最生动的场面，用工笔画的手法，作极为精练的细节描写。而细节和细节之间的联系，表面上看来是脱节的，彼此孤立的，留下许多空隙，让读者充分运用联想去填补。就像戏剧一幕一幕、一场一场地展向观众眼前。至于幕与幕之问，场与场之间，无论在时间上、情节上，彼此连续又不连续的地方，留给人们去捉摸，去沉思。前人评他的词，所谓“富艳精工”、“层层脱换”、“耐人寻绎”，大都指的是他词中的这个特点。他有一首《瑞龙吟》，最典型，可作代表：
章台路，还见褪粉梅梢，试花桃树。情情坊陌人家，定巢燕子，归来旧处。黯凝m，因念个人痴小，乍窥门户。侵晨浅约宫黄，障风映袖，盈盈笑语。前度刘郎重到，访邻寻里，同时歌舞。惟有旧家秋娘，声价如故。吟笺赋笔，犹记燕台句。知谁伴名园露饮，东城闲步，事与孤鸿去。探春尽是伤离意绪，官柳低金缕。归骑晚，纤纤池塘飞雨。断肠院落，一帘风絮。
这里，第一段，一所“址荒叭思摇焙驼馑孔拥淖匀换肪常苄涣说拿坊ǎ廴锍醴诺奶叶浜痛┝背龌У难嘧樱凰嗝从难诺淖≌５诙危桓觥罢戏缬承洌τ铩钡淖笔纹铀匦郧榛钇玫纳倥５谌危蝗恕耙骷愀潮省薄鞍槊奥兑窍胁健钡母救撕鸵桓觥肮槠锿怼保匙拧吧死胍庑鳌保娑宰拧岸铣υ郝洌涣狈尚酢钡哪凶印Ｕ饫锷倥⒏救恕⒛凶佣际枪铝⒌男蜗蟆Ｋ侵溆惺裁垂叵的?读者想象去吧，愿意多想的就多想，少想就少想，随人自便。读者和作者都同样能分享创作过程中的艰辛和愉悦。
周美成还有一些写离愁别恨的词，如《浣溪纱》说：“楼上晴天碧四垂，楼前芳草接天涯，劝君莫上最高梯。新笋已成堂下竹，落花都上燕梁泥，忍听林表杜鹃啼。”怀人忆旧，感情还真挚。晏几道的《鹧鸪天》(彩袖殷勤捧玉钟)，《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贺方回的《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写的也和周美成这首词情调相同。黄山谷极称贺方回这首词说：“解道江南肠断句，世间惟有贺方回。”晏几道本是晏殊的小儿子，黄山谷说他“仕宦连蹇”，他在《阮郎归》中说，“欲将沉醉换凄凉”，正是一种没落王孙的低沉情调，和周美成、贺方回都有些不同。但他们的写作技巧都很纯熟，有成就的。他们运用词这种体裁的艺术形式以表现他们那个阶级的生活、思想和感情，也是成功的。但是作品的内容却是贫乏的、窄狭的，缺乏社会现实生活的丰富性。他所肯定的、欣赏的只是封建社会上层分子的生活情调。他所选择而加以渲染的也是封建社会上层分子所独有的片断生活和片断情绪。因此，他只能把读者引到封建上层社会的生活圈子里去，和作者一样沉醉。今天我们读这些作品，好像他们的创作和政治斗争无关。其实地主阶级中的各阶层在你争我夺中都捞到了一笔财富，由于财富集中到地主阶级手里，劳动农民日益贫困。周美成写诗写词，不敢像当年王安石、苏东坡那样拉拢农民，说些民生疾苦的话，只是讲“令尹虽无恩，黠吏幸先屏”、“无人横催租，烹鲜会共井”。说些自己欺骗自己的话，躲到深闺暖阁中酒醉饭饱去了。政治斗争的形势变了，文学创作的调子也变了。什么青苗，什么免役，再也没有人提了。出现在社会生活中的是醉饱和饥饿的斗争。随着斗争的变化，文学创作也变了。有一个叫霍洞的人，写了两首持，一首是《岁饥太守春游呈以绝句》说，太守闲着无事，只好去春游。在春游的路上，看到不少人饿死在那里，他说：“枕藉道旁宜细问，恐非芳草醉眠人!”想起那位县令毛滂的词“醉、醉、醉”来，这是多么有力的讽刺。另一首是《宿田家》：
北风吹晴屋满霜，翁儿赤体悲无裳。闺中幼妇饥欲泣，忍
饥取麻灯下织。一身岂暇私自怜，鸣机轧轧明窗前。织成五
丈布，翁作[裙儿作F。明朝官中催租急，依然赤体当风立。
有剥削就有反剥削，等着瞧吧，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北宋王朝的末日快到了。这里我们可以说，进步的文学几乎有这样一个规律，关心人民和国家命运的作家创作活动，总是配合政治斗争的。从围绕着变法与反变法，或者表面上好像与政治无关的一些诗人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楚地辨认出来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原载：《东北师范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l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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