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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一个夏天，我都在忙着孩子高考的事，说是忙着孩子高考，其实细细一想，孩子高考还得她自己去考，我只是鼓了一些闲劲罢了。　　孩子考上了大学，临上学离家之前，我给远在老家的父亲打了电话，说我要送孩子赴湘上大学，返回时顺路回家看看。　　这要是以往，父亲一定足力劝我，天这么热的你跑回来做啥，屋里一切都好着哩，有吃有穿，你回来又呆不了多长时间就要走，一路上让家里人操心。可这回他却异乎寻常地让我能回来就回来一趟，说村上要复耕老村庄。我还没听明白复耕老村庄是啥意思。电话中的父亲解释了足有半个小时。我终于听明白了，父亲说村委会向上级争取了项目，由国家投资，把原来的老村庄推平变为耕地，父亲让我回来商量商量我家老屋小院要推成耕地怎么办。　　我是知道的，前些年我回家探亲，让我惊悸地是原本在我记忆中热闹宽敞、居住了谁也说不清多少代人的村庄，不知从什么时候变的清冷寂静了，整个村庄就剩我家、隔壁军红和村庄中间的玉锁家，其他人家都在崖头原修了新庄子搬走了。我家之所以没有新修庄子，除了我和弟弟在外工作外，更多的是父亲和这老屋小院的那份特殊的情割舍不了。　　还是10年前，父亲退休的时候，按照当时国家政策完全可以居住城里，可父亲的决定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他要回祖祖辈辈居住的老庄子。一直到母亲患病去世那年，弟弟要父亲去他居住的城里，都被父亲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父亲一人独居我家老屋小院已有十多年了，这十多里他常常感叹，说我们兄妹三人都有了不错的工作，尤其是上个世纪90年代，我和弟弟、妹妹先后考上了学，顺风顺雨地参加了工作，用父亲和母亲的话说都是老屋小院的作用。父亲和母亲因此常常叮嘱我们，不管身处何地，从事什么职业，一定不能忘了咱家的老屋小院，这是老先人曾经生活过的，也是唯一能留存先人痕迹的地方。　　父亲把老屋小院看的比什么都重，他有时略带怨气地对我们说，只要他活着，这老屋小院的门就是敞开的，至于他不在了，看我们弟兄咋处理他也就管不了了。　　近几年，每到阴雨连绵的夏秋季节，我家老屋小院不是窑洞渗水掉土，就是20多年前修建的三间瓦房漏雨进风。加之，整个村庄里没有了多少人家，道路水渠无人维护，每遇雨天泥水横流，许多老庄子墙倒窑塌，满目疮痍。连我家门前的官路都被雨水冲垮，几百米外的沟畔一下子近在咫尺，出门就是沟壑纵横，塌起弄貌，让人不安。　　尽管这样，父亲还是舍不得丢弃这老屋小院，我经常劝他去城里居住，但每次得到的总是一成不变的拒绝。但有时静下心来一想也能理解，毕竟老屋小院承载了我们全家人太多的情感，尤其是父亲和母亲。　　在我幼年的记忆中，为了那三孔窑洞，父亲母亲没和人少淘气，我还很小的时候听奶奶讲，我家三孔窑洞分别是大爷、四爷和我家居住，四爷一生未娶，大爷育有两子，一个被国民党抓去当兵，解放后音讯全无，一个在挖土时山体塌方过世。大爷、四爷百年之后，按理说这三孔窑洞只有我家继承，可是邻居家四个儿子，祖上只留了两孔窑洞，想着法子要占去和我家一墙之隔的那孔窑洞。　　邻居家子多势众，还有家门在生产队当队长，暗暗商议以各种借口要我家让出一孔窑洞。父亲因此和他家论理多次，后来他家和父亲年龄差不了多少的三个儿子一起围攻父亲，父亲被打伤住院，我那时也就7、8岁，见此情景，心中萌生了极度的复仇心理，好在母亲一直劝导，说他家毕竟穷困，不行了就让一孔窑洞算了，而在当时人们观念里，老先人留下的遗产被人强行占去就是后人的败家无能，不仅要遭村人唾弃辱骂，还让埋在土地下的先人不能安稳，在父亲的果断坚持下，他家最终没有得逞。　　我离开家乡快30多年了，期间，每每提起老家的时候，我的潜意识里就是老屋小院，现在城里也有我家的房子，但我从来都不认为那是我的老家，老屋小院是我出生的地方，幼年的乐园，每次探亲回家到了城里，总觉着只是个暂时落脚的地方，一脚踏进老屋小院我才觉得回到了老家。　　理说我现在居住的小家论条件好多了，但一想到故乡的老屋小院，我总不由自主地对女儿和爱人说，老了我要落叶归根哩！女儿常常惊叹，谁会照顾你的。我不假思索地反问女儿，到了老家还要人照顾吗？　　安顿好了女儿，我亟不可待地背着提前准备好的佳能单反相机和索尼摄像机，谋算着一定要把老屋小院用现代影像手段记录，还专门为摄像机购置了三脚架。　　一路上天气十分炎热，人多拥挤，一想到将要回到老屋小院，所有的一切不便顿消云散，我的心情愉悦而快乐。　　我从长沙乘高铁5个多小时到达西安，在西安短暂休整后，第二天一大早便坐上了第一班长途客车，奔向了家乡。　　上午十一时许，在家乡人称汽车路畔的地方下了车，眼前的小镇又发生了不小变化，沿街两旁的一片农田，已被排列整齐的平房取代，原来的商店变成超市。我顺步走进了几家超市，超市中的人我连一个都不认识。　　走到了街口城门坡的地方，老远看见迎面过来一位老人，隐隐约约中我感觉是三队里羊娃，羊娃在我记忆中是个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小伙子，我先开腔喊了一声是羊娃么！他偏斜着脑袋顿了一下，一把拉住了我的手，亲热地询问我几时回来的。又说上午还看见我父亲在汽车路畔转悠着，说我要回来等着接我，可能等不住了回家去了。我忙掏出了口袋里早已准备好的香烟给他点上。他看我发烟，也拿出了一包烟，让我吃一支他这不好的烟。我说不会抽烟。　　他就说这么多年了不见我回来，是不是把家乡忘了，既就是回来了忙的脚上起了风似的又匆匆走了。又说我们都老了。不过确实如此羊娃头上染上了一层薄霜。　　我说我们老了，羊娃说他都有孙子了。我以为他在开玩笑，羊娃严肃地说他比我大了整整10岁哩，在农村可不就有孙子了。我说那你现在是三不管的人了，可以好好享清福。在我老家，只要有了孙子，就可以把家里一切交给儿子料理，自己随心所欲地享清福。羊娃却说儿子媳妇长年在外打工，他的苦重的很，除了照看两个孙子，还有三亩苹果园哩，一年到头一时都不得闲。我俩闲聊着，一阵微风拂过，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舒坦。　　告别了羊娃我沿着城门坡向村子里走去，一路上静悄悄的。　　进了庄口里，除了洋槐树上的蝉鸣外，再无声响。我东张西望地走着，却没碰着一位乡邻，一想这个时候正是村人劳动回来吃午饭的时间。远处对面山上一片翠绿，一块不大的地里一人多高的包谷像威武的士兵，看着庄家的长势就能断定今年后季雨水充沛，家乡又是一个硕果累累的秋天。　　快到我家门口，隔壁邻家里老二媳妇端着个饭碗在自家门前的太阳坡里蹴着吃饭，见我回来了，就向我咿咿呀呀地走来，说我总算回来了，是不是把家乡忘了。我忙解释部队和咱家里不一样要求很严，一年有几天假期但都休不了，实在没办法，我不管走在哪里，怎敢忘了家乡。她就摸摸我肩上的警衔，瞅瞅我胸前的资历章和姓名牌，见上面印着我的姓名越加惊奇。看了一阵子就神秘兮兮地把我拉在门前的槐树底下给我耳语，问我知道不知道勤辛死了。她一说勤辛死了，我就不敢相信自己耳朵，勤辛比我大不了多少怎能死了。她见我一脸疑惑更加肯定地连说了几个死了死了。又埋怨说勤辛媳妇不是个东西，在外逛野了，家里钱那么多就是不给看病么，眼睁睁的让勤辛死在了家里。　　勤辛在我记忆里他比我大不了几岁，小学没上完就回家务农了。有一年听父亲在电话中说，村子里只有勤辛搞的好，把方原四周的牛买上，雇个汽车拉到西安，一车就能赚几千元。又说别看人家勤辛念书不行，做生意可有眼光，把贩牛赚的钱全投资到了平凉市郊，买了一块地建了个养牛场，没过几年，那个地方要建商品房，光那一块地就卖了200多万。　　她正在给我学说勤辛媳妇的不是，父亲听外面有人说话，出来了一看是我回来了，忙接着我身上背的双肩旅行包，拉着我赶紧回家歇息，她见我和父亲进了家门，也一阵风似的跟着进来了。又继续说着勤辛有病的事。父亲一听就劝她不要乱说了，说勤辛得了不治之病，不往回拉住在西安咋办，家里钱再多都是辛苦钱，也不能白扔了，连西安教授都说了没法治疗，要治疗也是白花钱，勤辛媳妇在西安打了几年工，人家见识多，把勤辛从西安拉回来是对的。她看父亲这么一说，就让我闲了到她家坐坐，她要回家收拾去了，后晌还要到前头岭割麦子。　　她一出门，我就想起了在我小的时候，我家与她家因为那孔窑洞，没少淘气，她始终不参与这些事，我记的他的丈夫和两个弟弟围攻了父亲，有一段时间，我家大人娃娃见了她家人基本不打招呼，可她好像没发生什么事似的，时不时就跑到我家来，母亲对她和往日一样。那个时候父亲在外工作，家里没有大人，母亲下地劳作有时天黑了还不见回来，她知道我们兄妹害怕，就到我家来给我们说这说那，一直等到母亲回来才走。　　夏秋时间是我家院子里一年最好的季节，绿树成荫，瓜果飘香，鲜花盛开，蝉鸣鸟叫，好不惬意。　　父亲知道我要回来，早早在核桃树下摆上了炕桌，烧了开水，把那个用了几十年的喝水杯子洗的透亮干净，又在房檐台上摆了洗脸盆，香皂，取了条新毛巾搭在房门栓上，说我在外面习惯了快好好洗洗，说一切疾病都是从口里进去的。　　又用了一天时间铲了门前杂草。说今年雨水好，野草疯长，他四五天不收拾，门前就无处下脚了。我说村委会复耕老庄子是个好事，这下他就可以去城里住了。父亲一听就说，他跑城里干啥去呀！一个人呆在老屋里最好不过了，他见不得人多嘈杂。村子里打工回来的娃娃都说他退休工资高出去旅游旅游，外面世界好的很，他总觉的金窝银窝不如咱家的这个土窝。　　父亲见我拿出了摄像机，便从房里取了手电筒跟着我去窑洞里拍摄。　　靠右的这空窑洞是爷爷奶奶住过的，也是我家祖屋，我和弟弟妹妹都是出生在这孔窑洞里，窑洞门前的崖上还是当年的原样，木厥上挂的细铁丝、油壶壶、赶牛鞭子、小刀刀等都是我记忆中的原样。窑洞门开着，我像听到了母亲又在灶火里忙着给我们摊桥面煎饼，窑洞里斑斑驳驳，墙皮脱落，露了黄土，一束阳光从天窗里照进来，直愣愣地洒在了横在窑顶上的那根木梁，我仿佛听到了燕鸣声，在我的记忆里，不知什么时候，木梁上一窝燕子，每当母亲做好饭，我们一家坐在炕上吃饭的时候，头顶上的燕窝里就发出啾啾的小燕子鸣叫声，抬头一望，一定是燕妈妈衔着小虫在窝边上喂着三只叽叽喳喳张着奶黄小嘴的小燕子。这个时候，母亲就会对我们说，人为娃娃不容易哩，燕子妈妈也是一样，她每天一睁眼就见燕妈妈从窑洞的高窗眼里飞出去，寻觅虫子。又说燕妈妈觅到了虫子含在嘴里，自己舍不得吃喂养孩子，天天如此无怨无悔。母亲还经常用燕子教育我们讲卫生，在我的记忆中，从没见过窝燕里掉落任何东西，甚至连一根筑巢的柴草、一根羽毛都没有掉过，母亲说动物是最通人性了，知道自己不干净就会被主人撵走的。　　这一窝燕子和我家相处的十分和谐安逸，谁都不会打扰对方生活，彼此非常尊重。　　父亲说，只要天气好的时候他都要打开窑洞门，晾晾里面的潮气，我一看炕上铺的那个竹席还是原来的席子，只是父亲把我当兵前学木工做的三把靠背椅整齐的摆在了上面，父亲怕落上了灰尘，连锅台，柜子、装面的瓦缸都苫着报纸，我拿起了一张报纸一看还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甘肃日报》。父亲打着手电筒和我走进了窑老里，里面的石磨上生了薄薄一层类似苔藓的东西，石磨在我当兵之前，因村里有了电磨就再没有用过，但父亲把推磨棍、筛箩都摆放的整整齐齐。　　父亲打着手电光指着靠右手的墙说，去年一连下了三天连阴雨，窑洞里渗水，掉了块墙皮，露出了一个洞口，他打开一看，是个小侧窑，父亲分析可能是清朝末年或民国初年，先祖们为了躲土匪而挖的。　　中间的那空窑洞是我大爷住过的，大爷过世后，我家把这孔窑洞当做类似现在的客厅一样。父亲说中间的窑洞相对另外两孔还是好的，虽然墙皮脱落不少，但不潮湿，干燥凉爽，透过摄像机取景器，我清楚的看到了张贴在墙上的父亲当年被评为优秀教育工作者的许多奖状，我和弟弟妹妹上学期间的各类奖状，还有我参军入伍时人民政府颁发的入伍通知书和我在部队荣立三等功给家里邮寄的喜报。窑洞的地上父亲像展览馆里陈列文物一样，有次序地摆放着爷爷当年制作的架子车，打粮食的连枷、碾场的木叉，扬场的木锨，压活络面的木床子，割麦子的木镰架子，还有爷爷用自己种的麻子挎下的麻加工的各种粗细不一的绳子。父亲看着这些东西，爱怜的不停地用手摸一摸，还不时的低着头吹吹上面的灰尘。　　父亲顺手拿起了一个木叉，说爷爷一辈子是个细活人，现在谁还能做出这么好的东西，说着他像放置一件贵重的文物轻轻地放在了原位。　　父亲说爷爷活了80多岁从没说过一句埋怨别人的话，人家对他再不好，他都不说一句，一辈子知足常乐，80多岁了还爬在地里割麦子。　　父亲回忆说，有一年收麦季节，他工作忙碌请不上假晚回来了几天，爷爷就跪在地里割麦子，他就劝说实在不行了咱叫个人割，这样人家村里人笑话哩。爷爷却说，他给自家割麦子有啥笑话的。父亲感叹说我们都要向爷爷学习，老人家一辈子把人不受的罪都受了、不吃的苦都吃了，却能高寿80多岁无疾而终，这都是他修行的结果。　　父亲指着最边上我四爷住过的那孔窑洞，说这孔窑洞最为特殊，四爷、奶奶和母亲去世时都停在这个窑洞里。　　父亲感叹地说，我家的老屋小院和人一样已经到了风烛残年的晚年了，正需要后辈儿孙照顾维护的时候，说我们兄弟两个都忙国家的事，几年回不了一次家，他再扔下不管，就和庄里其它人家的窑洞一样，过不了半年也就塌完了。　　我一看表已是中午一点多了，叫父亲去街上吃饭，父亲却说他现在一点都见不得荤气子，每次村里老人过世，村人知道父亲文章写得好，请父亲给过世老人撰写祭文，父亲说他就吃个蒸馍喝一碗清汤，肉一口都不吃。我拿出了在街上买的油馍，和父亲将就着对付中午饭，这时大门里呼啦一声跑来了两个虎头虎脑的娃娃，立在了我和父亲的面前，稍小的那个孩子伸出右手一个劲地哇哇叫，大一点的孩子给父亲说，要吃油馍哩！父亲一听问我还有油馍吗？我说就买了两个，父亲忙把他手中剩下的油馍一掰两半喂在了两个孩子嘴里。　　父亲说一个是村子里军红家的娃，一个是建雄家的娃。我说两个孩子长的虎头虎脑。父亲说咱家里养人哩！又说军红和建雄一年多数时间在外打工，孩子放在家里他老大老妈照看着，老汉老婆还有地里农活，有时间忙的给娃连饭都吃不到嘴里，娃见了水果糖都是个香的。　　正说着两个孩子又跑了进来，小的孩子还是伸出右手哇哇地叫着。父亲过去摸着小脑袋说油馍吃完了，给你取糖去。父亲进了房里，拿了一个塑料袋，取出了两颗水果糖，仔细地剥掉糖纸喂在了孩子嘴里，又给了每人一颗。两个孩子才高兴的奔着跳着跑了。父亲乐呵呵地一边撵着孩子一边喊着，快回家去，不敢到崖边上耍。　　从进家门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父亲这么乐呵！
　　前几天，超书从遥远的大西南回到戈壁大漠，一见面就嚷嚷：“26年前咱俩可是一个新兵班的”。说起我们的新兵班，我俩言语中不免洋溢着自豪和骄傲。我们新兵班一共11人，后来5人提干，2人走上了团职领导岗位，2人转改志愿兵。这在我近30年的军旅生涯中都是不多见的。　　在我漫长而紧张的军旅生涯中，如果说印象最深、难以忘怀的就是新兵生活。一想起新兵生活，首先浮现在我眼前的总是当年的新兵班长，我的新兵班长是个87年兵，比我们多当一年兵，在入伍第二年担任了我们的新兵班长，可见他是个了不起的战士。　　我刚到部队的那天晚上，戈壁大地寂静荒凉，夜黑如漆，狂风四起，寒冷无比。我们一下火车就在团部大院直接分到了各连队，连队来接新兵的都是各连连长，我们连长个头高大，说话果敢，人很朴实，不失威严。连长引着我们坐上了一辆有雷锋头像的解放大卡车，上了车厢，就关切的让大家穿上放在车厢前的大衣，我取了一件穿在了身上，觉着十分沉重，借着远处的路灯光才知道是件皮大衣，我感到了吃惊和忧虑，十一月份穿皮大衣冬天如何度过。说心里话，皮大衣在我意识中充其量就是个词汇，我是从未见过真正意义上的皮大衣的。　　穿上了厚重的皮大衣，我们坐在各自的背包上路了。汽车在漆黑荒寂的戈壁滩上行进着，大家不时的想站立起来看个究竟，却被一阵强劲的戈壁朔风吹的东倒西歪、趔趔趄趄，站起来的同志又迅速坐下了，想站起来的又不敢站起来了。　　过了约莫20多分钟，不知谁喊了一声：“快看！”顺着喊声闻声望去，远处萤火一样的亮点在顽强的闪着，让人心生一丝怕被戈壁寒风吹灭的担忧。　　车拐了一个湾，到了一片空地，稳稳地停下了。坐在驾驶室里的连长喊着说到连队了，让我们携带好行李物品，依次下车，大家按照连长指挥背起了背包，提着行李，下了汽车。　　一阵热烈喜庆的锣鼓声响彻了戈壁夜空，虽鼓锣配合不怎么齐整，却能听出击鼓敲锣者的认真和卖力。这是老兵用这种传统喜庆的形式欢迎初到部队的新兵。　　我蹦着脚跟向前张望，连队大门口挂着一盏电灯，在风中使劲跳跃着，隐约看见大门口的那棵白杨树上还贴了标语。再仔细一瞧，大门口的两个门柱上也贴了欢迎新兵光荣入伍的标语。老兵们都穿着和我们一样的皮大衣，整齐的排列在门口两侧，我们刚一走近就掌声四起。　　进了大门，迎面是块醒目惹眼的照壁，上面书写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巨型红字。绕过了照壁，就是战斗班的门前。连长集合全连官兵，借着门口路灯，拿着花名册呼点，先点到了三位新兵班长，一班长宋增斌，二班长张宏平，三班长赵明峰。三个班长回答“到”的声音十分洪亮，他们都跑步出列，立正向后转的动作干净潇洒，让我们这些新兵大开眼界。连长按照地域、文化程度和政治面貌等搭配分配新兵，我被分在了新兵二班。我跟着张宏平班长进了走廊，张班长很正规的站在新兵二班门口，迎接着我们这些新兵。我才仔细瞅了一眼班长，张班长个头不高，皮肤黝黑，身体单薄，表情腼腆，却很精明，说话像甘肃那个地方的，后来知道张班长是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的，他家是地道的农民。　　进了班里，我和其他新兵一样都十分好奇，环顾了一周，总算知道了战斗班其实就是个集体宿舍，一进门右侧靠墙处是一个巨大的通铺，占了整个房间的绝大部分，通铺十分简陋，是用铁路上的废枕木搭了床架子，上面铺了破木板，从进门左侧依次是用木条钉了铁钉的挂帽子腰带的挂钩，用钢筋焊接的放洗脸盆的三层架子，一个约有三四平米的小仓库，里面放置着战士个人物品，再就是一个三抽桌子，一把靠背椅。这个桌子和椅子是班长身份的象征，只有班长可以使用，其他人不能坐的。开班务会时，班长坐在靠背椅上，战士一律坐小方凳，桌子抽屉里放置班务会、防事故会记录本和战士的学习笔记本，政治教育教材，靠里面窗户下面是班长的单人床。虽然室外天寒地冻，班里却一点都不冷的，窗户下三个直径约10厘米的铁管焊接的暖气十分热火，再加上房间空间很小，住的人又多。　　班长很正规的给我们分配了床铺，他先讲明了分铺的原则，是按地域岔开的原则，也就是同一个地方的新兵不能挨着睡。我分在了一进门第三个铺位，第一个铺位是商南籍新战士川晴，第二个是兰州籍新战士伟俊，川晴和伟俊比我们早到部队，他俩的被子已经叠的四方四正，有棱有角，让我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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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晴和伟俊一看就是城市兵，人长的白净，说一口地道的普通话，显的十分精明。川晴个高体魁，说话老诚。伟俊身体单薄，却很精干。他俩都比我个头高出了许多。我们一进班里，他俩就主动上来帮忙提包。班长分完了床铺，川晴帮我整理床铺，伟俊给挨我的伟宏收拾铺面。床铺十分简单，一条褥子一条白床单，再无别的。　　川晴住在靠门的位置，据张班长说那个位置可不是一般人住的，在老兵班里川晴的位置就是副班长的位置，副班长主要负责班里内务和后勤，协助班长工作，在班长临时离开时履行班长职责。我能看的出川晴对这个职务非常珍惜。川晴虽不是副班长，但他负责拉灯绳，晚上熄灯号一吹，川晴拉灭电灯，早晨起床号一响，川晴又拉亮电灯。川晴为什么能担当此任，除了他明显的聪慧外，伟俊悄悄给我说，川晴从小就在军营长大的，对部队情况了解，据说他父亲是军分区参谋长哩！　　我们来到部队的第二天早晨，起床号一吹响，川晴几乎和号声同步拉亮了电灯，接着一阵急促的穿衣服声响，我看川晴和伟俊麻利的穿上了衣服，又在紧张的叠了被子。川晴迅速下地像抢一样一把拿过了扫把开始扫地，伟俊提着水桶出去打水。　　我一看情况不妙就起床穿衣。却见我一旁的伟宏还四平八稳的睡着，没一点起床的意思。这时班长喊了一声，起床了谁还在睡觉！伟宏才慢慢的仄了身子，懒懒地瞥了一眼班长又躺下了，就问班长，说走了几天几夜的路了，能不能多睡一会儿。张班长似乎要发火的口气，说你以为这是你家，赶快起床。伟宏一听情况不妙才一骨碌爬了起来。川晴已经扫完了地，拿着拖布在使劲的托地。伟俊打了一桶水，又把大家的洗脸盆从架子上取下依次摆开，毛巾搭在了脸盆沿上，又挤了牙膏，倒上了水。我还在叠被子，费了好大的劲，叠的歪歪扭扭，一看川晴和伟俊的被子不免担忧。　　我和伟宏来自同一个地方，用我们家乡的人说伟宏说话有点娘娘腔，两个腿走路还高低不一。伟宏之所以敢给班长提建议是有原因的，我们在来部队的路上，伟宏见人就说他和我们是不一样的，他当兵前在乡政府工作，我们都对伟宏刮目相看，能在乡政府工作着实是不简单的。大家都争相询问伟宏在乡政府从事什么工作，伟宏才吭吭唧唧了半天说在乡政府做饭。大家就开始糟蹋伟宏了，有的语言难听，说还以为伟宏在乡政府当干部哩，不就是个伙头军吗，有啥卖排的哩！宏伟就反驳说，咋的了，乡长都说了他做饭有功，怎么都要把它送到部队。参军体检的时候，他的腿是有点小毛病，可乡政府武装部长专门找了接兵的赵连长协商要把他接走。不过，伟宏的腿在新兵训练期间确实给他带来了不少麻烦，每次训练队列，伟宏的步子总比大家慢半拍，气的班长恨铁不成钢。因为他合不上步子，每次会操考核我们班队列几乎没拿过名次。不过，新兵训练结束，伟宏还是从事了他的老本行，调炊事班工作了。伟宏在炊事班干的不错，转改了志愿兵，担任了团部机关首长灶炊事班长。　　超书是我们新兵班文化程度最高的新兵，超书和川晴都是来自陕南地区的。有一次课间休息，超书骄傲的给我说，他是参加高考差3分被重点大学录取的，是想在部队上考军校才来当兵的。不过在我看来，超书说的是实话，超书当兵来的时候就带了两样东西，是两本书，一本是《新华词典》，一本是《唐诗300首》。新兵训练说白了就是大体能的强化训练，一天24小时除了吃饭、睡觉、上厕所外，基本都在训练教育，根本没有自己支配的时间，可是超书把每周两个晚上新闻联播后的一小时写家信时间都用在读书上，超书抓紧一分一秒读背《唐诗300首》，超书能把他那本《唐诗300首》里的绝大多数诗背下来，他还能解读唐诗里的含义，这让我们新兵和张班长非常佩服。一次，训练间隙，排长组织活动，要求每个班出一个节目，正当张班长不知安排谁去表演节目的时候，超书自告奋勇说他去表演节目。超书表演的是解读唐诗，他把诗人对古时边塞军人戍边生活的描写解读的惟妙惟肖，连毕业于武警指挥学院的高材生排长都操一口地道的陕西方言说，这怂不简单呀，是个人才！　　超书至少在我眼里是个知识渊博、见多识广的人。但超书性情高傲、性格倔强的特点让他在新训期间没少挨张班长批评。不过他是我们新兵班里唯一敢对张班长说为什么的人。一个周末，张班长外出，班里只有我们11名新兵，张班长临走时安排川晴临时负责，超书就把张班长每天从饭堂里拿回来用白纸卷起放在暖气管上烤的馒头吃了。川晴说那是班长的馒头不能吃的，超书就反问川晴为什么班长能吃我就不能吃？问的川晴无语，但还是吃了。班长回来一看新兵都敢吃班长馒头，说明超书把他没放在眼里，觉着他这个班长当的恶囔，就专门召开班务会对书超进行批评教育，我记得还扇了超书一记耳光。不过，新兵下连后，由于超书文化程度高，字又写的漂亮，被连队选拔担任文书。后来朝书真的实现了他的当兵目的，考入了军校，超书在营职岗位上转业地方工作，现在担任司法局长。　　新训生活异常艰苦，那个时候的部队和现在绝对不一样，“平时多流汗 战时少流血”的指导思想在官兵心目中根深蒂固，平时训练怎么严格都不过分，一个星期的停止间转法训练，我们班的绝大多数新兵黄胶鞋底磨透了。越是气候恶劣越要进行室外训练，戈壁滩三天两头刮沙尘暴，沙尘天气一来，室内室外一层覆土，空气中的浮尘呛的人不敢张嘴，张班长依然喊着口令指挥我们训练，我们的番号声依旧洪亮如雷。　　临近春节是戈壁大漠一年最寒冷的季节，新训计划雷打不动，我们脸上脱了一层又一层皮，嘴唇干裂，耳朵冻破，嗓子沙哑，大家浑身上下像被面袋子摔过一样灰蒙蒙的。一次，训练间隙，平日里不吭不哈的林福紧张的拉着我的手往厕所里跑。林福一进厕就掏尿，让我看他尿血了，我一看果真是血，就以为林福患了重症。我跑着告诉了川晴，川晴胆子大报告班长，张班长叫来了卫生员，那个长的十分秀气的卫生员却不惊不咋，沉着冷静，说有啥紧张哩！不就是训练强度大了，过一阵子就会好的。　　部队是最讲认真的地方，天气再冷，晚上熄灯前10分钟洗漱必须落实，说是洗漱就是刷牙，洗脸，洗脚，洗袜子，水是从院子里那个池子打回来的，里面漂浮着冰凌，撩在脸上刀割一样，渗的牙像快要掉了，冻伤的手更是钻心的疼，可这是规章制度，谁都不能不做，连张班长也得落实。伟宏说他在乡政府的时候，洗漱都是热水，就在底下埋怨这不是洗漱是整人。伟宏的牢骚被张班长知道了，周末班务会上，张班长对伟宏点名批评，又提醒我们说不要简单的看冰水洗漱，说冰水洗漱能锻炼我们在各种严酷条件下生存的适应能力。　　川晴的脚臭是出了名的，晚上洗漱后要进行半小时叠被子训练。由于床铺窄恰，属于每个人的位置只有窄窄一绺，大家都要把被子竖叠三折，跪在上面压平，用手使劲的捏出棱角，川晴头朝床里跪在被子上使劲的压着，正好和我相反，他的脚朝向了我头的方向，一股熏人的臭味直冲过来，我就忍不住了，一手捂着鼻嘴，指责着川晴，怨恨他的臭脚，川晴见我埋怨就忙解释说他是认真洗了脚的。川晴还是怕我的怨恨被小仓库里整理教案的张班长听见，就双手抱拳乞求我谅解，一脸的苦笑和无耐，向我保证明天晚上一定好好洗脚！我就不明白，城里人啥都好，长的白白净净，说话人模狗样，脑子聪聪明明，咋就脚这么臭的。一旁的伟俊见我疑惑，就解释说是穿皮鞋的缘故，农村人之所以没有脚臭，穿的是透气布鞋，脚与土地又能接触，就不会生出臭味。以后，每晚洗脚时，川晴总是第一个把脚伸进盆里，呲牙裂嘴的搓着洗着，还要向我悄悄说一句这下总可以了吗？我看着就笑了说有啥用哩，再洗还是臭脚么！川晴就嘿嘿一笑说那我再没办法了。　　一晃荡20多年就过去了，前几年去省城开会，偶尔遇上了伟俊，伟俊已是武警总队政治部主任，说起川晴我和伟俊都哈哈大笑。川晴不愧为军人之后，上军校时射击突出，被选拔代表省公安代表队参加了全国公安射击比赛，取得了优异成绩，后因父母愿望，早早转业地方工作。　　大树成为房屋的檩子，需要木匠千刀万斧的加工，我们曾经的新兵生活就是木匠加工檩子的过程。不过，我倒坚定的认为川晴、俊伟、朝书，还有伟宏他们都是不错的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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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迄今为止，我能拿的出向人说事的便是那年被保送入军校了。一张军校录取通知书，对当时的我来说是天大的喜讯，瞬息之间改变了我的命运，把我轻而易举地由农村人变成了城里人，从农民变成了干部，从受人领导的普通一兵变成领导别人的部队军官......　　总之，我的人生由此发生了根本变化。　　上个世纪的1990年8月，戈壁大漠蒸笼一般，太阳热的着了火，部队训练也像这天气似的如火如荼，全连上下叫响了“夏练三伏”的口号。就在这个时候指导员以从未有过的口吻宣布了我被武警部队第一院校录取的特大喜讯。我激动万分，热血沸腾，浑身发颤，难以置信，我连问指导员这是真的吗？我觉的大千世界突然变了，一切都那么美好，就连营门外的两棵白杨树都和颜悦色了，微风吹拂，“沙沙”的树叶声像爽朗的笑声。怕战友看出我极度失态的兴奋，我一路小跑出了营院后门，去了猪圈前的空地上，长长舒气，眼前蓝天白云底下的茫茫戈壁豁然开朗，我心旷神怡，欢欣鼓舞。我暗自庆幸着，觉得连爬在猪圈墙上嗷嗷叫着的六口大肥猪都向我祝贺哩！　　中午开饭的哨音响了，指导员命令通信员通知全连集合（包括平日里很少参加连集合的炊事班人员），排长整队报告，指导员组织唱了《武警战士之歌》，他像一位久经战场的将军一声“立正”口令，震的地动山摇，官兵如古松一般纹丝不动，静候指导员宣布命令，指导员宣布了我被军校录取的重大消息。　　战士们静静地吃着午饭，等连部首长一出饭堂，霎时乱作一团，老班长从炊事班操作间出来了，他一手拍着我的肩膀歪着脑袋看着我说：“小科不错呀，给咱连增了光，添了彩，过几天就走了想吃啥给班长说”。往日里根本不给我笑脸的连部那个白白净净的通信员，别看他年龄小却多我一年兵龄，办事机敏有分寸，他也破天荒地放下手头洗刷的连首长的餐具，过来拉着我的手笑嘻嘻地说：“祝贺你！”。我们班里人称“老田”的文化人，我虽是班长却对他十分尊敬，不是他比我多当两年兵，而是他常有新闻稿件见诸核城报纸，他也向我走来了，淡淡一笑，说“怎么样，有付出就有收获吧！”　　我和往日一样要去炊事班操作间帮助洗碗扫卫生，一进门，却被那位宁夏籍副班长拦在了门外，他说我要走了，快回去准备准备。我回到班里，大家热情地像见了多年不见的战友，亲切地握住我的手向我祝贺。我拉着外号叫“白谝子”老兵的手，真诚地向他说了声感谢！他是甘肃渝中人，方言浓烈，爱说爱笑，因此得了这样的外号。他是我新闻写作的第一任老师，我刚下连那阵子，他多次利用外出机会给我精心挑选新闻写作书籍，手把手教我学写新闻稿件，新闻的“五个W”就是他告诉我的，我的第一篇在连队小广播播诵的稿件是经他反复修改完成的。后来我上军校走了，托一位战友保管他给我买的新闻书籍，被却暖气水泡了，我追悔莫及，不是舍不得那几本书，倒是因为“白谝子”老兵早已复员，一看到那几本书就像见了白老兵一样亲切。　　我毕竟只有不足20岁，那几天高兴的几近忘乎所以，有了飘飘然的感觉了。在我们连队，任何人的不良表现都逃不脱精明睿智的指导员眼睛，他有西游记里孙大圣的火眼金睛。指导员祖籍湖北汉口，生在陕西汉中，长在铁路家庭，他精明果敢，侠义肝胆，浑身透着军营男子汉气息，尤其是他犀利的目光，任何违纪和不良表现都能被他一眼看穿。他的军事动作尤为突出，能在单双杠上翻转自如，空中飞人，无人相比。他注重细节，极端憎恶浪费。一次，连队猪食桶里扔了馒头，他集合部队严厉批评教育，要求扔馒头者主动站出来承认错误，也许是畏于他的威严无人承认，他命令炊事班长捞出馒头和在面里，全连食之，当然他也食了。他非常讲究仪容着装，周日必熨烫衣服，他既有湖北汉口人睿智聪明的性格特点，更有陕西汉中人小巧丽质的地域特色，他一度被誉为军营“美男子”。他多才多艺，传给了我速记等军地两用技能，他的书法和文章让我敬佩，他有多篇文章见诸报端杂志，我的笔名“文禾”就是按他的笔名而来的。　　他和往日一样，又在关键时刻泼了我一盆冷水，让我几近发烧的头脑清醒冷静了，他要我立刻明白三点，一要我明白我能破天荒的考上军校，除了我个人拼命努力，更多的是组织培养和战友支持的结果。他让我不要忘了组织和战友，一如既往当好普通一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二要正确看待录取，我被军校录取预示着从此我的责任更大了，任务更重了，标准更高严了，我没别的选择，只有抓住军校难得的求学机会，刻苦学习不断提升，尽快满足工作需要，满足组织要求，满足战友期望。三要用我自己取得的成绩激励其他战友，促进连队工作向前发展。　　我低头思索着指导员的谆谆教诲，牢记着他的要求。我又重新恢复了往日的“我”了。　　“八一”建军节那天，是组织上通知我离开连队去军校报到的日子。那天一早，我出完早操，匆忙打封行李，班里商南籍战友世军主动过来帮忙，他入伍前在商南山区放羊，没上过一天学，入伍后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在大伙帮助下，勤学好问，两年时光学会了100多个汉字，还能阅读简单文章，他军事动作在连里数一数二，尤其体械体能每次会操考核不是第一便是第二。他一边给我打封行李，一边操着浓郁的陕南乡音，让我去了好好学习，说他年底就复员了，他没文化，最羡慕有文化人。又说等我毕业回来，他早已回家了，这次分别就是永远的分别了，说着他还用手擦拭了眼睛，我看他哭了。他一哭，我心里就更难受了，仔细一想，他说的也对。这次分别其实就是我和连里面临年底复员的战友的永远分别，他们一复员有几个能回部队，况且他们中绝大多数家在农村。我想了半天也没有什么好的语言劝慰他，只是对他说，不要紧的，我们都别悲观，说不定将来有一日还会见面的。他力气大手有劲，背包捆的四方四正，他又不放心地用手拍了一下，说路远要打结实哩，要不散了就麻烦了。　　吃过早饭，团支部书记副指导员安排连里文艺骨干抬出了锣鼓家什，准备下午我离队时的欢送仪式。连里锣鼓不是随便敲的，只有老兵复员、新兵入营、庆功庆典等场合才会用的。从西海固入伍的黄班长领着四个战士编排着热烈喜庆的欢送鼓曲。黄班长比我早入伍两年，他不仅喜欢编排文艺节目，还会修理家用电器，他自己经常捣鼓着修连里录音机、高音喇叭等。　　我在班里坐着，窗户里不时飘进了黄班长他们练习的鼓声，我心里急急的，准备出去转转，一抬头墙上钟表已10点多了。我正要出去，门口走廊里过来了炊事班福林，他和我同年兵，围着白围裙，戴着白帽子像模像样的，绕手示意我过去，给我耳语，说吃早饭的时候，连长专门去了炊事班，安排司务长外出采购食品，说在“八一”会餐的基础上加三个肉菜，连部桌上还要上啤酒哩，都是为了庆祝我考上军校。福林一说完，说他还忙着哩，就慌慌张张地走了。我知道连里每次会餐炊事班里是最忙的。　　福林走了，我出了班里，营院里热的灼人，我就向营门口得白杨树下走去，马路上远远的过来了一辆倒班车，从九号井拐了进来，我想着可能是倒班车师傅来连里休息一会去拉下班工人，车未停稳，就见司务长从车窗里伸头喊我，让我叫人卸食品。我转身跑到营门口向里喊了两声，旋即出来了一伙战士，战士们忙着卸车上东西。司务长快言快语，说误了十点半的交通车，幸亏遇上李师傅，李师傅问他忙啥哩，他说刘班长考上学了，今天要走，采购食品中午会餐欢送却误了车，李师傅问是那个班长，司务长一说我的名字，李师傅高兴的说他知道我哩，又说快把东西装上，他送一趟。李师傅经常来连队，我们都很熟悉，李师傅早年从部队转业核城工作，对军人很有感情，只要他时间充裕，经常从福利区送我们回连里。正说着，李师傅操一口甘肃定西口音说小刘祝贺你了，我得走了，要不就误班了。我还未来得急说句感谢的话，李师傅就开着黄海大客车一溜烟的跑了！　　中午会餐开始了，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连长指导员让我坐在连部餐桌上，我心里咚咚直打鼓，连部桌上只有连首长才能就坐的，我一个班长，虽然考上学了，但离干部还差十万八千里哩，我那敢随便坐的，况且连排长都没有资格。我推辞再三，请求连首长我还是老老实实坐在班里餐桌上。这时连长命令我必须过去，无奈我只好乖乖地去了。指导员说我今天可以喝点啤酒，但就一小杯，喝完了就喝饮料。　　其实，后来我才知道，连长指导员之所以让我破天荒地坐在连部桌上，他们初衷是为了更好的激励连里官兵。　　会餐很快结束，连值班员通知部队，午休和衣而睡，随时听候哨音集合。这在往日一粘床就进入了梦香的我，今天却第一次“失眠”了。我思前想后，想着这几年部队生活的日日夜夜。忽然一阵巨大的发动机轰鸣声打破了连里午休的寂静。我知道是团里的那辆“雷锋”大解放牌卡车接我了。随即一阵急促的集合哨音从走廊里飞了过来，又听黄班长熟悉的大嗓门在吆喝：“锣鼓队营门口集合了！”　　战友们扎腰带、戴军帽，跑步向战斗班门前集合了，黄班长他们的锣鼓声已响彻整个营区，我的心也随着一阵节奏明快的鼓点咚咚的跳着。世军已将我的背包装在了大卡车上。我一出战斗班门口，就看见了团里干部股吕干事，他笑嘻嘻地向我走来，我忙给他敬礼，他关切地问我收拾好了没有。我说，报告首长一切就绪！连长指导员从连部也走来了。我上前向两位连首长敬了标准军礼。连长拍着我的肩膀，说“你小子记住！到任何时候都不要忘了你是戈壁大漠那个二连走出去的兵，只准你给二连争光添彩”！指导员亲切的握住我的手，说“小科，机会难得，一定珍惜，我们候着你的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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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下意识的向前望了一眼，战友们在营门口站成两排，黄班长他们的鼓点一阵紧过一阵，团里大卡车也开在营门外的足球场里静候。我和连长指导员、副连长、副指导员还有吕干事向着欢送的队伍走去。战友们以雷鸣般的掌声欢送着我，走在连首长中间的我，心里只一味的想着，绝不辜连首长和战友们对我的期望，不管前面道路有多艰险，我将一往无前，永不退缩，一定给他们争气，给培养教育我的二连争气！就在我咬着嘴唇走在欢送的队伍中间的时候，站在队列中的世军一下子过来搂住了我的肩膀，我能听见他微微的哭泣，我忙拍拍他大山一样宽厚的肩膀，安慰他多保重，便推开向前走去。我带过的几个战士也上前拉住我的手，眼泪汪汪地说，“老班长一路走好，我们等你学成归来”。只有老田笑嘻嘻地向我挥手告别。　　出了营门，我一一向连首长握手告别，又回过身来，向列队欢送我的战友挥手告别。我看吕干事已坐在驾驶室，我一个翻身跃上了卡车大厢板，车厢里只有我的背包和一个手提包，被整齐的摆放在右前角，分明是经过了一番精心放置。汽车启动了，我一手扶着车帮，一手使劲地向战友们挥手，战友们也向我挥舞着双手，黄班长他们的鼓点却越敲越有力，车过了连队门前的马路，坐落在戈壁大漠深处的二连慢慢淡出了我的视线，只有黄班长他们的锣鼓声还铿锵有力地回荡在空荡荡的戈壁滩上，让我心潮澎湃。　　三天四夜的长途跋涉，终于到了位于黄河边上的河南三门峡市，按团里吕干事给的联系地址，我好不容易找到了学校接我的干部。那个干部一见面就自我介绍说他是学校校务部马参谋，和我一样一身军装，立刻消除了我们之间的生疏，马参谋非常热情，帮我提包，介绍情况，让我顿生感激。马参谋说，过了黄河就进入山西平陆，平陆距学校所在地夏县80公里。我依然坐在了一辆解放牌大卡车的厢板里，平陆曾给了我深刻影像，缘于我学过的一篇《为了61个阶级兄弟》的课文。我原以为平陆是大平原哩，却不知一路上尽是蜿蜒崎岖的山路，汽车像蜗牛一样谨慎小心的爬行者，我也被火一样炙热的太阳烤的无精打采，便萎缩在汽车厢板的角落里。　　经过差不多三个多小时的颠簸，终于到我想了一路的军校，学校坐落在中条山下的汾水河畔，据说是林彪当年花费巨力修筑的一个军事工事改建而成，也是当时武警部队第一院校。学校依山而坐，环境优雅清静，周围除了农田之外，再无其它建筑，距夏县县城不足6公里路程。更让我惊奇的是著名的摄影家侯波就是夏县人，她一生拍摄了许多伟人毛泽东的经典瞬间，她也是我非常敬佩的中国摄影家之一。我那个时候尤喜摄影。　　我在马参谋的带领下，去了政治系三队，队里政委、队长、副队长正在开会，见我报到，非常热情。政委温文尔雅，队长果敢严肃，副队长沉稳忠诚，这是我对三位队领导最初影响。后来实践证明，我的第一感觉是没有错的。政委是个典型的文人，赋诗作文，书法绘画让我敬佩；队长严肃严厉的作风是典型的军事干部；副队长曾担负党和国家领导人驻地警卫，办事稳妥认真，忠诚不移的性格尤为凸显，我一直暗自庆幸，在我人生的求学路上幸遇这样的首长是我的福运。　　我们宿舍一共6人，分三张高低床。我去报到的时候，三张床下铺已有人了，只能选择一张上铺，我进去的时候只有靠窗户的那张床下铺上坐着一位个头不高，憨厚朴实，操一口西北口音的学员，他见我进来忙过来接我手里行李，又问我来自那里，说他是甘肃通渭人，兵龄和我同年，在我的家乡泾水河畔当兵，他叫虎明。后来成了我军校最要好的同学之一。他的军事动作尤其厉害，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有“虎”的凶悍。我和他住上下铺。　　刚报到的那两天学校安排洗衣休整，整理物品，熟悉环境。我和虎明去学校院子转悠，学校就像个小社会，除了非常先进的教学设施外，社会功十分齐全，有部队医院、幼儿园到高中、书店、商店、邮局、理发馆、招待所、军服厂、食品加工厂、家属区、洗澡堂、自备小型发电厂，还有功能先进的室内体育馆、图书馆等。校园绿化整洁，环境优雅，绿树成荫，鸟语花香。每到晚饭过后，许多教职员工、家属小孩，身着便服，穿行在校园里，此时的校园就是一个热闹非凡的小社会。　　我和虎明去学校大门处见几位老人穿着跨栏背心短裤，手摇蒲扇，坐着自带马扎，聊天逗笑，好不热闹。见我们过去，一老者关切地询问我俩来自那里，我抢先回答说从大西北戈壁大漠来的，说起我的部队，老人爽朗地笑了，说他60年代就多次去过，又说那里自然环境是有点艰苦，不过越艰苦越能锻炼人。谁知第二天晚上，学校组织看露天电影，我有幸碰上了那位老者，他让我吃惊不小，他身着军装，从他肩上的警衔我才知道他是一位将军，见我从他面前列队过来，还点头示意。最让我不可思议的是一位位高赫赫的将军却和我们这些普通学员一起看电影，只不过他坐的是警卫员搬来的靠背椅，我们学员坐的是自己带的小方凳。那一晚我们看了《毛泽东和他的儿子》。　　开学之前是半个月的强化训练，主要是进行超常体能的军事训练和几近苛刻的严格管理，让学员的心理身体承受能力达到极限，然后再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和身体检查，对不合格学员退学，目的将最优秀的学员保留下来。这种极其残酷的筛选让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是“严”和“苦”。一天24小时，我们的行动都在规章制度管控之下，每堂训练课下来，衣服能拧出水来，脸上大都布满了白生生的盐迹。毕业于武汉大学体育系的体能教员，命令学员上体能课前必喝一杯盐水和白糖水，以补充体内严重脱水而失去的盐和糖。这当然对我们这些从全国各个部队层层优选保送入校的400多名学员来说，绝大多数是没有问题的，唯有极少数学员被无情的制度淘汰。　　军校的学习训练超乎想象的。我们每天承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巨大压力，单就文化课，如一门课考试不及格，补考再不及格就不能毕业。所学20门功课除文化课之外还有射击、拳术、队列、捕歼战术、体能、军事地形学等，那一门课不下苦功拼命学习都过不了关。在纪律方面尤为严厉，不准私自外出、不准在校谈恋爱、不准考试作弊......任何一项不准，只要违反了，无情地制度就轻而易举地断送你的前程，让你毫无怨言的复员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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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我以全部能量投入学习训练的时候。深秋的一个晚上，我的身体出现问题。起先，我很自信，感冒对我来说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疾病，抵抗一个礼拜也就过去。可出乎我意料是这次感冒非同寻常，它让我尝到了疾病的来势之凶猛。起初，我说什么也不去医院诊治，谁知连续几日高烧，将我折磨的面无血色，体无力量。副队长看见了，队长看见了，都令我去校医院看病，我怕耽误课程，本来学习就很吃力。队长看出了我的顾虑，满口答应我病愈他与教员商量补课。　　我才在虎明和几位战友的相扶下，跌跌撞撞地去了学校医院，学校医院是部队编制，主要保障在校人员医疗。我很快被收治住院。当我一屁股坐在医院病床上的时候，我的精神霎时像垮了一样，浑身燥热难忍，肌肉酸痛无力，神志恍惚不清，体温居高不下，迷迷糊糊中我感到一丝不祥。　　一位入伍不久的女兵卫生员给我扎针输液，她连扎4、5针之多，任找不见血管，紧张的额头上沁出了细珠，嘴里冒出了胳膊咋这么黑的感叹。她看我痛苦难忍的表情，好像后悔不该发出这样的怨言。她又同情无奈地瞅着我，我喃喃地对她说，没事的，别紧张，慢慢扎吧。她看了我一眼，疾步出了病房。　　不一会儿，请来了一位护士，那位护士走近我一看，问卫生员体温多少，她像怕我听见似的小声回答41度。女护士握了我的手腕，用酒精棉球一边消毒一边说，训练也够苦了，皮肤暴晒成这样子。我能感觉到她的小心翼翼，针刺进了我的肌肤还是找不着血管，她倏忽间又拔了出来，我怕她担心我的抱怨，便轻轻的说，慢慢扎吧，不要紧的！那位护士定眼看着我说，能扎上的，你放心吧！　　她在反反复复地触摸我的胳膊，轻轻拍拍，又挫了挫皮肤，低头仔细的寻找着血管，最后一针总算扎上了。她长舒了一口气，定眼看了一会儿输液瓶，又摸了摸我额头，才两手插在腰间，回身对卫生员说，要物理降温。卫生员很快取来了浸了温水的毛巾敷在我的额头上。　　那位护士才对我说，感觉不舒服就及时说，是病毒性重感冒，安心住下，好好配合治疗。就在她走出病房的时候，我才无力的瞥了她一眼，她是一位武警少尉，高挑的身材就像我们连队门前的白杨树，一身合适的橄榄绿军装显的亭亭玉立，尤其是她略带稚气，美丽大方的脸庞，自信娴熟的动作，让我头一次窥见了军中女性的魅力。　　那一夜，我几乎彻夜难眠，病魔的侵蚀达到了高峰，我感到了一阵紧过一阵的恐惧。幸亏了那位负责任的卫生员，整个晚上她不时的给我更换输液瓶，测量体温，口服药物，物理降温，又不时的唤醒我，才使我战胜了病魔，逃过了一劫。　　病魔来的迅猛去的也利索，就在入院治疗的第二天下午，我突然感到了浑身轻松，头脑清醒，我下床转悠了一会，感觉感冒确实过去了。我迫不及待地喝了一杯开水，觉的有了食欲，肚子饥了。　　晚上，饭送病房，那位护士打饭，我要了三个馒头，一碟菜和一碗稀饭。她看着我要了那么多饭菜，便关切地问我怎么样了，我说好了。她说还得巩固巩固。又对其他病号说，谁不够吃完再打。那个时候不管是医院还是学校伙食非常好，标准吃饱吃好。　　那一夜我睡的真香，第一次感到了健康的重要。　　第二天我早早起床，像在学校里整理内务一样，叠了被子，本来软塌塌的被子被我整的四方四正像豆腐块，又扫了地面，摆好物品。　　早饭过后，我踽踽地转悠在病房的走廊里，徘徊在护士站前，等待着那位护士上班，向她说明我要出院的请求。好不容易她来了，不知是她肩上的少尉军衔，还是我生来具有的在女性面前自卑紧张的性格，我却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只是僵硬地挤出了一丝微笑讨好似望着她。她见我站在那里，主动问我有事吗？我连头都不敢抬的向她说了我要出院的想法。她吃惊地问了我一声，出院！我说是的，又向她解释了怕误了课程的不安。她才理解的看了我一眼，说等大夫来了再说。　　大夫查过了房，我在焦急地等待着她的回音。她进来了，说我可以出院。让我跟着她去，她在护士站前给了我出院和半休证明，又给了我三袋药片，叮嘱我回去继续服药，一个礼拜不要参加大体能训练。又提醒我以后感觉不舒服及早就诊。我看她那么热情，便壮着胆子说，正课时间假难请，只有晚饭后有时间，想来要点药医院就下班了。她瞪了我一眼，说咱那么笨呀，不会到住院部来要吗！这里24小时都有人的。　　我感激的向她告别，提着碗筷等餐具出了医院大门。外面阳光灿烂，柳絮飘飘，人来人往，好不热闹。我顿时感到了世界的美好和健康的重要，我像一个自由翱翔的飞鸟，奔走在回校的路上。　　一个礼拜天上午，我和班里同学黎明去校商店买牙膏香皂，黎明是四川人，入校前在省城当兵，眼宽识广，聪明活泛，又有心计。我俩走在校园的马路上，远远的一位端着洗脸盆向着我们走来的姑娘吸引了我的眼球，行至距我不足五、六十米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不是那位护士吗！此时，我遇女性自卑紧张的老毛病又犯了，我低着头故装着没看见的样子，想从她身边溜过。谁知，就在我快要和她交叉过去的一瞬间，她像排长询问战士一样，向我打招呼，问我低着头干啥去呀？她这一问窘迫的我面红耳赤，一阵热一阵凉的，忙说去商店买日用品。为了打破尴尬，我又问她，你去洗澡了。她却大方地说，是呀！我才定眼看了她，一头湿漉漉的长发在阳光的照耀下黑的熠熠生辉，飘逸在她少女的肩膀上，白白的脸庞上透着青春和稚气，一身时尚的便服越发显得她美丽大方，此时的她却与她的少尉军衔、干部身份和对我说话语气极不般配。　　她匆匆的走了。黎明还未等她过去，就激动的当怀给了我一拳，这一拳却让我担心不少，我担心黎明怀疑我在外面乱拉关系，甚至怀疑我藐视学校纪律偷谈恋爱，我忙给他解释是上次住院时管我的护士，我从黎明的表情上看出了他对我深信不疑，才稍稍放宽了一颗悬着的心。　　在那个年代，军校有严格的纪律要求，决不准学员在校期间乱拉关系和谈恋爱，所谓乱拉关系就是女性交往。我又给黎明说了，其实那位护士很好的，我出院时她还说正课时间要不上药可以去她们住院部要的。我说的无心，黎明却听的有意。没过多久，黎明就缠着让我带他去住院部要创可贴，我知道他另有预谋，他的真正意图不是要药，而是想与那位护士聊聊。　　我生性木讷，见了女生自卑紧张的毛病是生来具有的，尤其见了漂亮女性更是如此，直至现在我一直怀疑这也许就是心理学上的不良心理了。我说什么也不答应黎明。　　就在黎明嗓嗓的让我无法忍受的时候，那天晚饭过后，看完新闻联播，我和黎明请了假，一路小跑着去了医院住院部，说来也巧，她正当班。我俩来到病区，整个走廊静悄悄的，病号都在病房看电视。透过护士站里面房间，我看她正在书写着什么。她听见了脚步声，回头一望，我向她打招呼，问她上班了！她很吃惊地“哦”了一下。我忙向她介绍，这是我的同学黎明，他想要点创可贴，训练战术伤了指头。她客气的让我俩进来坐下，放下手头的笔给了我和黎明每人一沓创可贴，又问够不够，我连说够了！她问我最近训练苦吗？我说最近好多了，文化课比重逐渐加大，训练相对少多了。她又说，坚持吗，当兵本身就是苦差事，等毕业了就好了，又说她高中毕业，她父亲非得让她报考军校，她本来是要报考地方院校的，因父母都是军人，从小在部队长大，对军人也不觉稀奇。后来还是拗不过父母就考了医学院，毕业分在这里，现在看来还是挺好的。黎明胆子大主动问她老家在哪里，她说她老家在河南郑州，每隔一两个礼拜都要回郑州的。　　后来，由于学习紧张忙碌，我就再没有去过住院部，但从我和黎明的聊天中，感觉黎明是去过住院部的。　　一直到我们毕业离队的前一天，黎明和我商量，觉的她对我俩不错，想着送个纪念品以示谢意！我想了半天，又怕她误会。最后想想，还是打个招呼，本身就是战友，况且人家是少尉干部，我们还是个学员。于是，晚饭过后，看完新闻联播，我和黎明请了假，去了学校商店每人买了不足十元一本影集，写上了“感谢在校期间的真诚帮助”，又书上了自己姓名，匆匆向着医院去了。这次却不凑巧，她不上班。想着明天上午开完毕业典礼大会，就要离校返队，再没有机会见她了。我俩急中生智，干脆就请正在值班的护士转交算了。我推让黎明去给那位护士说去，黎明又让我去说，推辞了半天，一看时间不早，我说啥都不去，无奈还是黎明壮着胆子说去了，谁知那位护士却很痛快，答应一定转交。　　按学校规定，我们返队后第一时间给学员队领导写报平安信。我给队长、政委写信的时候，突然心生一念头，应该给那位护士也写一封信，告知我的归队情况，也算是一种礼貌。于是，我给她写了封极其简短的信，说了我已回到老部队，回到原来生活的地方，没有忘了她在我患病最困难的时候给予的巨大帮助。　　没过一个月，我还未收到队领导的回信，却收到了她的信，我只记得她的回信字迹规整，信中叮嘱我努力工作，安心艰苦地区，不断磨砺自己，她相信我的未来一定充满希望。　　我犹豫着给她回不回信，最后决定还是不回信了为好，原因简单，我回信无非是表表决心，好好工作，还有啥话可说。再说了写了回信，还得人家回信，不知她是否情愿。从此，我们再无任何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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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一入校就对教员羡慕不宜，你看他们多自由啊！有绝对充足的时间钻研研究业务，就拿那位射击教员说吧，他几乎每天都穿着迷彩训练服，腰间挂着黑亮黑亮的“64”手枪，潇洒自若的穿梭在校园里。他给我们上射击课时说，很少有领导过问他，只要他认真上好射击课就算完成了任务。听说这位教员不仅枪打的准，而且还有一套十分管用的训练方法，经他训练的学员大都射击成绩优良，他还多次在全军和全国军用手枪射击比赛中取得名次。还有那位和蔼可亲的老教授，常常利用周末假日，组织我们来自基层一线的学员，召开座谈研讨会，他命好题目，让我们围绕问题畅所欲言，为他学术研究提供素材，我和虎明常去学校书店，就发现他的五六部著作。每周礼拜天下午，学校学术报告厅是最为热闹的去处，厅内座无虚席，就连门口都挤满了人，不知道内情的人还以为将要上演一场明星演唱会哩！就连德高望重满腹知识的老校长，这位将军级的领导都让警卫员早早搬了凳子，生怕去晚了坐不上好位置。其实不是上演明星演唱会，是教授了一辈子政治的老教授在作国际热点问题报告，老教授对热点地区的一些国家领导人的解析，就像评书表演一样，精彩纷呈，悬念连连，让人回味。　　教员在军校里的位置至高无上，地方院校我没去过，但军校确是这样，上至学校领导，下至学员职工都对教员尊敬有加。我刚入校的那个秋天，从地方各大院校招收的大学生经过为期一月的军人基本动作训练，他们就成了教员。上课之前，兵龄10多年的区队长照样整理队伍，向年轻的教员报告“教员同志，政治系三队全体学员上课前列队完毕，应到62名，实到62名，是否上课，请指示，区队长ΟΟ”，教员一声“上课”命令，区队长才下达“坐下”口令，我们端坐静听，开始一堂上课。　　说实在话，我做梦都想留校当教员，我打听到上一批学员就有两名被学校特批留校担任军体和战术教员。可再一想，留校有那么简单么。我们这批学员都是从全国武警部队基层连队经严格筛选，层层把关，优选保送入校的，其中享誉武警部队的英模人物比比皆是，我算得了什么，既是有留校名额，恐怕也轮不上我。　　一次偶然机遇，让我有了一丝留校希望。那天晚饭后，我当值班员，帮炊事班收拾完卫生，验收了当天给养员采购回来的食品。已经八点多了，正是校园里散步转悠的人最多的时候。我闷着头向学员队的方向走着，忽然前面不远处飘来了我熟悉不过的浓浓乡音，抬头一望，是一位上校和一名文职干部聊天，那名上校的说话口音酷似我们家乡的人，听着十分亲切。我想上前搭话，却不敢去，生拍打扰了他俩谈兴。便怯怯地候着，好不容易那个文职干部走了，我急火火地上去，说首长！听您说话是西北人！这位上校感到唐突，他看了我一眼说是的！我忙向他自我介绍，这下他却说原来咱俩还是一个县的哩，又说他爱人和我一个乡。他说他在学校教保处工作，又问我知道不知道我们村里的ΟΟ，一说起ΟΟ，我是知道的，他是老家方圆几十里迄今为止最大的官了，我还很小的时候就见他回家探亲，连县上、乡上干部都陪着。他说人家现在是军职干部了，可了不得了。我和他聊了一阵，一看时间不早了，想着回去还得准备明天讨论发言。他让我没事了去他家玩，又指了学校家属区说了楼号门号。我赶紧拿出笔写在了手上。没过多久，一个礼拜天上午，我去学校大门口闲转，见一客货车上卖玻璃器皿，是喝茶、饮酒的杯子，一盒内装大小样式不等的杯子，非常精致。我想着买一套去他家里看看他。一问价钱还不便宜40元，40 元对当时的我来说基本上是一个月津贴费。我又软磨硬讲，最后以35元买了一套蓝宝石色的玻璃茶杯，我提着径直去了他家、一敲门，是他开门，一见是我便很客气的让我进去，忙给他爱人介绍，他爱人一口我们老家的话，听来十分亲切。我说想来看看他和嫂子，没有什么买的就买了一套茶具。他一看显出了生气的样子，说你来就来么，买这干啥。问我多少钱，我那时老实就如实说了35元。他从挂在门口墙上的军装兜里掏出了35元非要给我，我说啥也不要。他说我是个学员，没有钱的，他领了我的情，但钱我得拿上。他爱人也在一旁帮腔说，能在这个地方见到咱家里人就像见了亲人，心里热乎乎的，你要这么客气下次就不要来了。我没办法只好拿上了他给的35元钱。他爱人问了我老家的一些情况，有些我知道，有些我不知道，毕竟两年多没回家了。当我向他说起想留校的想法时，他说留校主要看总部给不给名额，如总部给名额应该问题不大，他和学校政治部首长熟悉，有机会他给政治部首长推荐一下我。　　我整天在等着他的回音，终于有一天，队长让我抽时间去一趟教保处，他找我。那天一下战术课，我就匆匆去了，他在办公室，着一身便服，说准备出差。他让我坐下，说政治部领导从侧面了解了我的情况，认为表现不错，如果有留队名额，在考核合格的前提下可以考虑。他又提醒我一定不要忘了向学员队交留校申请。　　回到队里我给谁都没有说过，心里异常兴奋，就暗暗地盘算着，如果留校了，我就可以去学校图书馆阅读当天杂志报纸，借阅图书。我要拼命读书学习，像老教授那样出版我的著作。　　紧张的学习训练让我的军校生活十分充实。加之，在有可能留校的希望的激励下，我浑身充满了自信，学习训练也变得异常轻松快乐。时间过的飞快，毕业考试结束，我的各科成绩全部合格，预示着军校生活即将画上句号。那几天里，学员除了填写各种表格就是拿着学校制作精美的学员通信纪念册互留寄予，对我来说已是“万事俱备只欠留校”了，我在焦急地等待着留校的消息。　　他终于找了我，一脸遗憾地安慰我，说武警部队党委扩大会召开了，要加强基层一线建设，提高院校教员队伍素质，我们这一批学员是基层骨干力量，按照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原则，概不留校。　　我听后非常平静，冥冥之中，我的根基就在戈壁大漠，是戈壁大漠改变了我的人生，我应归于那里，那里一定是我人生发展的肥沃土壤。说着他拿出了一封事先写好的信，说这是他写给我所在总队机关一处长的信，让我归队时顺便去省城将此信转交，那位处长会在我毕业分配上给予关照。我虽嘴上爽快答应，却觉得没有一点必要，毕竟人生之路是要靠自己去走的。　　毕业典礼盛况空前，能容纳几千人的操场满满实实，老校长一声“离校返队”的命令，我们像远赴疆场的战士迅捷地登上了一字排列的四十多辆军运卡车，浩浩荡荡地奔向了各自方向的火车站，我在关公故里的运城火车站乘上了返西的列车。　　我回到了那个熟悉而亲切的核城火车站，刚下过的一场大雪，戈壁大漠奇冷无比，北风呼呼的刮着，割的人皮肉生疼。核城火车站距连队10多公里，两小时后有一班交通车，我却没有心思等候，毫不犹豫的背起沉重行囊，一人独行在回连队的路上，走在了一张巨型白纸一般白茫茫的戈壁滩上。当我无意间回头时，身后留下了一串串沉稳深重的脚印，似乎像我精心书写的文字一样清新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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