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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崎步参加红白歌会受NHK屈辱被夺走特权
滨崎步上红白歌会资料图
新浪娱乐讯 据日本《东京体育报》消息称，一向被特别对待的滨崎步在2013年第64届红白歌会并没有受到特别待遇，甚至还受NHK电视台屈辱被夺走特权。
这一届红白歌会中，收视率超过50%的是北岛三郎和《海女》特别版块，《海女》的演员们以接力赛形式上台演出，时长达到15分钟，可以说是以前从未有过的，而且《海女》组演员不仅在舞台上得到特别对待，台下也是一样。据知情人称：“12月30日有一个《海女》企划的秘密彩排，小泉今日子等演员到现场时，NHK台会长等重要人物亲自迎接他们，这也是很少见的情况。”
另外正式演出结束后，以前滨崎步都是通过NHK大厅一条特别通道离开，而据一位相关人士透露，这次NHK台提出要给《海女》的演员们使用，请滨崎步不要使用特别通道。滨崎步因为《海女》的人气受此屈辱，今年她一定会想办法重新夺回属于她的特别待遇。(布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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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百姓家史】难忘的岁月，难忘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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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9:34 发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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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入贵阳师范学院，成为中文系六二级的一员。中文系六二级人才济济，男女同学才艺横溢，曾是师长们的骄傲，也为同辈学子瞩目。但入学后的学海旅程却绝非波平浪静，四年间的风风雨雨不说，作为六六届毕业班正好碰上“文化大革命”，惊涛骇浪中折腾了一年多，到1967年底方得“毕业”。而我，因为“特殊”原因，（注：“特殊学生”――1962年高考录取了很少量的 “特殊学生”，这批人按当时的标准政治审查不合格，但成绩较好，经省级领导批准录取。1964年，从一个老师的谈话中，我得知自己属于此类学生。）又延迟了三年才被扫地出门。我妻开玩笑说：“你这大学读得真辛苦，人家四年就毕业，你用了八年。”&&&&我爱唱歌，爱怀旧，一幕幕青春生活的回忆总有那一曲曲难忘的歌声相随。说真的，都这把年纪了，我有时还会半是甜蜜回味，半是自我揶揄地哼着“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新少年的先锋……”、“小鸟在前面带路，风啊吹着我们，我们像春天一样，来到花园里，来到草地上……”，梦回天真的儿时。&&&&回忆难忘的大学岁月，心中也会回荡起当年那些难忘的歌，心绪却难言的复杂。――如果用我热爱的音乐来比喻，我的大学生活就像是一部跌宕起伏的交响乐，有过朗朗的读书声，有过愉快的歌唱，有过运动场上的欢呼，甚至有过为理想抗争的呐喊，然而几乎贯串始终的，却是那沉重压抑，扭曲乖谬的不谐和音程。&&&&再成学子，兴奋激动又涕泪苦涩&&&&1962年8月发放高考通知书的那天。一大早，已经彻夜难眠的我再也按捺不住，跑出家门，站在延安中路与公园北路的街口焦急地守侯，朝喷水池方向望眼欲穿地等待着邮递员。时间不知为什么过得那么慢，一直捱到9点多，终于，远处有绿色的身影出现了，一个女邮递员走过来了，走近了。我忐忑不安地迎过去报上姓名，从她手里接过通知书，一捏，厚厚的，心即刻更剧烈地跳动。我有经验，如果通知书很薄，仅是一张纸条，一句冷冰冰的话：“因未达到录取标准，不予录取。”我1961年高中毕业，因被划为“不宜录取”的一类注，当年高考后就接到过这样一份薄薄的的通知书。1962 年听说陈毅有个讲话，对家庭问题的政策有所宽松，当了一年小学代课老师的我，谢绝了校长的挽留，以“社会青年”身份再次报名参加高考，期望能圆大学梦。今天收到的通知书，厚厚的，应该是录取通知。&&&&迫不及待，手在发颤，我当街打开信封，真的，几乎不敢相信，确实是贵阳师范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我被录取了。除了通知书、报到事宜之外，还有一张（注：“不宜录取”――1961年我高中毕业参加高考，学校对毕业生划类，分为“可以录取机密专业”，“可以录取一般专业”及“不宜录取”等。此绝密情况被误入班主任房间的一位同学看到，在同学中传开。）淡红色的学院学生会致新同学的欢迎信，从欢迎信热情洋溢的辞句里，我感受到了即将到来的学校生活的温馨，仿佛看到了未来同窗学友们的真挚微笑。啊，我终于考上大学了，又成为一名学生了。&&&&我立刻反身向我母亲工作的学校跑去，当时觉得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尽早尽快告诉母亲，我考上大学了。&&&&满含泪水在大街上奔跑，我要告诉母亲，我考取了，我考取了……。多年来，母亲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茹苦含辛，以一个小学教师40多元的微薄收入，抚育我们兄弟姐妹六人，生活极为艰苦却一直鼓励支持我们上进。由于家境困难，我从初中三年级14岁起，就常用课余时间，挑煤巴、抬土方、拉板车、走小街串陋巷为小孩理发、到汽车三场扒货车去苏家寨火车货站当搬运工，……尽一点薄力帮助母亲贴补家用，但始终没有放弃求学深造的理想。然而天资和学习成绩都不差的我们兄弟姐妹，没有一个能进入大学，我的三个弟妹甚至没有一个进过高中。&&&&我沿着公园北路、飞山街忘情地奔跑，一口气跑到环城西路小学，跑进母亲的办公室，热泪已经禁不住夺眶而出，呜咽着对母亲说：“姆妈（我老家湖北这样称呼母亲），我考取了，我考取了……”泪水迷糊了我的眼睛，但我能看见，母亲眼里也满是泪水。&&&&…………&&&&然而谁会预料到，四年之后我又一次哭泣，而且是失声痛哭。那是1966年10月，我和“六六事件”注1受害者欧阳墀注2一起去看校园里举办的“六六事件”展览。展览再现了“文革”初期“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师生群众的迫害。看到政教系一名学生因参与“六六事件”被斗，上吊自杀前还留下了“毛主席万岁”的字条；看到孙世正因给中文系党总支书记贴大字报被打成反革命，遭隔离批判期间写给他母亲的一封充满豪情的书信……看着看着，开始还只是热泪盈眶，突然一下，竟失控地在展览室里痛哭起来。按理说“六六事件”打反革命没搞到我头上，这个展览所展示的东西与我并没有直接联系，一贯好强的我，竟然无法（注1：“六六事件”――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日，贵阳部分高校学生和群众到贵州省委反映贵州日报的问题，被贵州省委定性为反革命事件，称为“六六事件”。）（注2：文中提及姓名者，除特别说明之外，皆为贵阳师范学院中文系六六届我的同班同学。）控制住自己，当众哭泣。这固然有对“六六事件”受害同学的同情，但更多的是自己四年大学生活屈辱心境的一次感情释放。&&&&当然，更没有预料到，又是几番风雨磨难，四年之后,1970年10月，作为全校“运动后期处理”的五个学生之一，我才带着“处理决定”离开学校。&&&&弦歌意气，浪漫温馨却昙花一现&&&&1962年9月，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跨入大学校门，至今我脑海里仍能清晰地浮现入学之初那短暂却充满绚丽色彩的生活。&&&&最记得第一学期寝室的室友，大家彼此虽性格不同，经历各异，用今天的话来说可以称为“文化背景略有差异”，但人人友善亲密。苏学文，江苏镇江人，高大英俊，风流倜傥，有多年地质队员传奇般的工作经历，曾在著名文学刊物上发表长篇诗作；他那浑厚的中低音朗诵普希金的《致大海》：“再见吧，自由的元素……”，令人遐想联翩；他给室友、同学取的外号，幽默传神，可见他的诗人天赋和外国文学功底，什么“小山羊”、“奥布罗莫夫”、“克鲁季里契”、“克利斯朵夫”…… ，“小山羊”的称呼到40多年后的今天还是大家对刘恭懋的“第一称谓”。王润深，来自偏远农村，第一眼印象就是敦厚朴实，其聪明睿智却超出我的想象，对音乐的感悟理解极为深透，又有一手极具美感的书法，可谓多才多艺。艾润生、刘恭懋、斯信健与我年龄相仿，我们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当时我还在与苏联学生通信，自然十分兴奋地把我的新伙伴一一介绍给远方的朋友。&&&&新课程“中国古代文学史”、“先秦文学作品选”、“文学概论”、“现代文学史”、“现代文学作品选”、“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写作”……，无不使初涉语言文学领域的我，对学术殿堂里的一切充满好奇神往。每天清晨，校园草坪上常会有我的身影，背诵着“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若有人兮山之阿，披薜荔兮带女罗……”。&&&&课外活动，凡能参与的我都能算积极分子，连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精力充沛。&&&&我喜欢竞技体育：打乒乓球，属系级高手，刘恭懋是我的老对手；摔跤角力，罗国荣、杨汉廷虽牛高马大，也领教过我这个“蛮子”的厉害；遇到杠铃之类的重物，别人畏难，我总要使出浑身力气去举上几把；我更偏爱足球，与姚德仁、杨汉廷、陈文策、还有六一级的许家骅，是中文系足球队的五大主力。我不仅是锋线“杀手”，还经常客串作守门员。那时，只要一踏上开阔的绿茵场，心情顿时舒展激动，会暂时忘记球场外的一切，只知道奔跑、传球、射门，甚至下了场来也久久不能平静，会为胜利和绝妙的配合兴奋许久，也会为失利懊恼不已。&&&&如果说体育运动还需要点天时、地利、人和的话，那么，音乐却是我天天离不开的，虽然水平属于业余级，不登“大雅之堂”，但自娱自乐，歌声从我心里流淌出来，陪伴着我度过了大学生活和青年时代。&&&&也许是对外国文化、尤其是欧洲人文精神的钦慕，我特别爱唱外国歌曲，还喜欢用原文唱。从进大学的那天起，一本《外国名歌200首》一直伴随着我，里面几乎所有的歌曲我都试唱过，生怕明珠暗藏遗漏了好歌，这样，竟爱上了其中的好几十首。&&&&对“洋乐”，我也称得上情有独钟，一进校就把借来的一把小提琴带进了寝室。打听到学校军乐队在新生中招收新队员，我立刻报名应试，如愿以偿穿上了神气的军乐队制服，捧起了银光闪闪的小号。在巩固了主力小号手的地位后，又把王润深、艾润生和对面寝室的黄公政引荐进军乐队，分别吹奏“巴尔东”（次低音号）、中音号和萨克司。宿舍楼里一时充斥着刺耳喧嚣的铜管乐练习声，有时不免引得喜好安静的同学的声声抗议。后来，我还迷上了当时很少有人知晓的吉他，吉他那极富异国情调的琴声，着实使人沉迷，几声弹拨，整个身心即刻沉浸其中，尤其是自弹自唱，歌声与和弦交融，琴弦与心弦共振，不要说当年，就是现在想起来心也会醉。&&&&曾记得，用俄语朗诵俄国克雷洛夫的寓言诗《Волк и ягнёнок狼和小羊》：У сильного всегда бессильный виноват [在强者面前弱者总是有罪的]……，我大出风头。那是外语老师周佐元特别交给我的任务，它一度成了我在文娱演出中的保留节目。&&&&更记得晚上寝室里，定时的熄灯并不能停息大家一天的兴奋，室友们常常躺在床上倾谈。少男们的眼里，中文系以至其他系的新生中，美女如云，话题最多的自然是对心仪者的赞美，彼此分享着内心的隐秘。&&&&那时，我最爱唱的歌，一是《红河村》：&&&&你的眼睛比太阳更明亮，&&&&照耀在我的心上……；&&&&一是俄语的《喀秋莎》：&&&&Расцветали яблони и груши，&&&&Поплыли туманы над рекой.&&&&Выходила на берег Катюша&&&&На высокий берег на крутой. ……&&&&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河上飘着柔缦的轻纱，&&&&卡秋莎站在峻峭的岸上，&&&&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我梦寐以求的大学生活真如春光一样明媚，随之而来的爱情梦幻，也像柔缦轻纱般的“雾” туман一样，朦朦胧胧向我飘来。&&&&（未完待续）&&&&『家史小贴士』&&&&⊙发表家史文章请注明【百姓家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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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g src="http://imgcdn.kdnet.net/UploadSmall//77612.gif" alt="" border="0" /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雾霾迷茫，冷暖炎凉见情深义重&&&&从二年级开始，校园里“阶级斗争”的气氛越来越浓。现在说到“上纲上线”带有贬义，而当时，却作为一个革命口号提出来，要求大家事无巨细，身边的一言一行，都要提高到，也就是“上”到“阶级斗争”这个“纲”上去认识，而且调子越来越高，人人都预感到一场更大的运动即将来临。&&&&“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身处逆境的我，在这样的形势下，仍感受到来自一些老师同学的关爱和友情，有的至今记忆还很清晰。&&&&1964年暑假，班上组织在校未返家的同学到农村去劳动，自愿参加。由于害怕不参加会带来不利影响，也想有一个争取“进步”的机会，我报了名。&&&&我们去的是花溪区青岩公社，我被安排到歪脚大队的一个生产队。可能因为属于潜在的坏人要控制使用吧，我与我的“顶头上司”，班上的一个干部同住在一户农民家。那户人家养有一条狗，每次我们进入他家，狗会狂吠一阵。狗一般是从后面攻击人，我估计那位同学可能怕狗，总走在他后面保护他，其实我小时候被狗咬过，也很怕狗。主人家没有多余的房间接待我们，就用堂屋里一个一人多高的米柜什么的作我们的床铺。那柜子爬上爬下很不方便，也不宽，我很自然地让那位同学睡在靠墙的里面，那里稍微舒适安全些。那一段日子我基本上是悬着小半边身子睡觉。这样做并不是巴结领导，对任何人我认为都应该如此，如果说心中略微有一点想法的话，只是那位同学从未对此表示过半点谦让和谢意。我知道，并不是他特别冷漠高傲，在那特殊的年代，“对敌人要像冬天一样残酷无情”，重复灌输的斗争意识使他感觉向一个“异己分子”讲礼貌是丧失立场。我与他长期同住一个寝室，在青岩又朝夕共处，寝食同在，我们本来应该拥有很多共同的美好回忆，应该成为朋友。然而我们之间确实隔着深深的鸿沟，厚厚的墙壁，我几乎没有在他脸上看到过对我的笑容。&&&&在青岩，平心而论我劳动相当卖力，但事情还是找上门来了。一天收工后，我们回去时，狗照例狂吠。不知怎么，那位同学刚从狗侧面走过，踏上门前石阶时突然腿一软，打了个趔趄，狗可能受到惊吓，扑过来就咬他。殿后的我赶紧上前喝退狗。还好，狗下口不重，他没受到什么伤害，只是歪倒在地上，脸色吓得惨白。&&&&第二天，与我们一起来青岩的一位留校不久的青年教师找我谈话了。他非常严肃地指出：为什么狗不咬我而去咬那位同学，要我说清楚我当时在干什么，言下之意要我承认出于“阶级报复”的目的，有意唆使狗去羞辱伤害干部和工农同学。还有，说我某天晚上借讲天文向农民宣扬资产阶级世界观、修正主义的科学技术。这倒让我想起来了，每天晚上那户农民的几个男人总爱与我们聊天，由于那位同学不太善于言辞，与旁人沟通不多，我的话就多一些。当星斗满天，大家坐在庭院乘凉聊天时，他们自然会向我们问起星空的一些知识性问题。&&&&我长期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怎么可能借此机会挑逗恶狗去羞辱“顶头上司”呢？怎么可能在其监控之下向农民散布错误或反动的思想呢？我自然无法接受。想到这位老师是第一次到我们班，对我可能还不太了解，就向他叙述实际情况，希望他相信我不会干这样的事。&&&&没想到这位老师不仅不听解释，反而勃然大怒，用手指着我恶狠狠大吼：“涂光禄，你不要‘倚烂得烂’！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老底？”他要用鲜明的阶级爱憎和斗争性震慑住“异己分子”，在他们眼里，我就是天生一言一行都有罪的人。我愣住了，我怎么“烂”了，而且“倚烂得烂”？这几年虽然一直倍感屈辱，但至少表面上尊严的最后底线还没有被突破。我不明白，一个与我没有任何接触，并不了解我的老师，怎么这样先入为主地仇视我，这样平白无故地训斥我！无名的冤屈使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我第一次反抗了，当然不是激烈的反抗。我与那位老师怒目对视，冲着他也大吼道：“什么叫‘倚烂得烂’？你凭什么说我‘倚烂得烂’！？”说完反身大步地离开他，头也不回地走了。以我的地位，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这样做需要勇气。&&&&傍晚，班主任邱克光老师为此专程从另一个寨子过来找我谈话。邱老师与我谈话的细节记忆不是太清楚了，他态度冷静地听了我的申述，虽免不了有希望我正确对待思想改造之类的话，但没有对白天发生的事进行评述，没有批评或责怪我，而是鼓励我继续努力，在与贫下中农“三同”中争取进步。天晚了，他要回去，因天黑又是山路，邱老师也许是觉得那位干部同学平常比较怯懦吧，没有叫他，而是要我送他一程。我没有觉得是负担，反而感到一点难得的信任。我至今还记得，在黑夜里分手时他再次温和地嘱咐我要严格要求自己，向工农同学学习。那年月，只要能从别人那里得到一点尊重和信任，就会从心里感激不已。――前些年同学聚会，有同学说邱老师在我们班搞极左，我没有附和。邱老师究竟在我们班搞过什么，我不太清楚，就凭他在青岩这件事上对我的态度，我认为他心灵深处是十分善良的。&&&&也就是从青岩返校后那段时间，贵阳市发生的“欧小萍碎尸案”，在校园里作为一桩有重大政治阴谋背景的案件盛传；医学院、贵大等高校陆续挖出学生反革命集团，贵大数学系的学生反革命集团成员就有我的两个高中同学注；学校校园里不知什么地方发现了反动标语，我们被集中到教室去“听写”，让公安人员核对笔迹；还听说连《中国青年》这样的杂志，在封底油画中也暗藏着极其反动的口号……。学校里气氛紧张，一些人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就在这关头，住另一寝室的一位同学频频到寝室找我单独谈话。说是聊天，话题却总不离学生中阶级斗争形势如何严峻复杂等等，话锋犀利，咄咄逼人，甚至直接点明，阶级敌人可能就暗藏在我们同学中间，还一再追问我对此有何看法。我与这位同学平素并无太多交往，不明白他为何把我作为他大谈政治问题的对象。当时的形势已使我神经不堪重负，对这类话题极为敏感，用“杯弓蛇影”形（注：我高中同班同学曹义、邹建祥，贵州大学数学系学生，1964年在被打成反革命集团成员。曹流落社会，曾被判刑，后平反，90年代调回贵大，任教授，成果颇丰；邹遣送回原籍山东，后平反，为一学校党委书记。平心而论，这两位同学比我规矩得多，中学时是典型的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容也不为过，我竟揣测他来“聊天”是党团组织的安排，尤其当他那刺人的目光长时间逼视我时，更怀疑他在运用小说和电影中看到的特殊手法，要摧垮我的心理防线，要我坦白交代自己就是潜伏的反革命分子，或者已经参加了某个反革命集团。&&&&每次他来寝室，都是对我的巨大的折磨。虽然我明显地表露出不愿谈论这些政治问题，但又不敢直接拒绝他的“造访”，心中像压着一块沉重的大石头，精神几乎崩溃。万般无奈，我只好求助好友姚德仁了。&&&&姚德仁与我在多项文体活动中交往甚密，情趣相得。在“阶级斗争”风声渐紧的日子里，他和班里担任体育委员的杨汉廷等人，没有因我的境况而回避我，始终与我保持着友好交往，只要有适合我的文体活动，都把我叫上。在那特殊的岁月里，没有什么比这样的友情更可贵了。姚德仁那时还是系学生会的干部，在学生干部中是我少有的可以倾诉思想感情的人。我写了一份“思想汇报”请他过目，特别向它吐露因那位同学造访而引起的苦痛心情。姚德仁安慰我，以他了解的情况分析，认为系党团组织不太可能安排那位同学去找我。看我十分沮丧，为了进一步稳定我的情绪，他建议我去找梁素清老师谈谈，说梁老师人很好，在系总支负责学生工作。&&&&去一个老师家，而且是党员领导家，我确实忐忑不安，不知道会看到什么脸色，会得到什么结果，但在姚德仁的劝慰下，我还是鼓起勇气去了。梁老师家住鱼塘前面的一栋二层楼房的一楼，房前有块不大的泥土平地，梁老师在门前小凳上接待了我，从头至尾一直如促膝谈心般地与我交谈。听明我的来意，梁老师首先对我说，那位同学找我“聊天”，不是组织的意思，未经组织同意，这样对待同学是不对的。又告诉我：你考入大学应该感谢党，当年作为“特殊学生”录取，是省委领导，宣传部长刘子义亲自决定的，要好好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更使我难忘的是，梁老师拉起家常，用和蔼的语调，以他姐姐的境遇开导我――他姐夫因为政治历史问题遭受曲折，而他姐姐却乐观地对待生活……。几近灰死的心，感到阵阵暖流浸润，我简直不敢相信，一个系上负责学生工作的党员老师，能这样宽厚、平和、坦诚地对待一个他并不十分熟悉，家庭背景和处境都很不好的学生。&&&&从梁老师家出来以后，压在心中的那块石头终于放下，我的精神状况一度好转。虽然一次谈话不能把我从苦闷惶惑中完全解脱出来，但企盼平安生活的希望又重归心底。我感激梁老师，永远清晰地记得他和善的笑容，记得他亲切的话语，一生一世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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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g src="http://imgcdn.kdnet.net/UploadSmall//77612.gif" alt="" border="0" /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天降之声，彷徨怅惘中引我前行&&&&这篇回忆的初稿曾给中学的一位同学看过。他很不同意我把自己写成一付胆小卑怯的模样，认为那不是涂光禄，在他们的印象里，涂光禄应该总是和歌唱联系在一起的。确实也是这样，虽然倍感压抑，然而“双重性格”阳光的一面，使我始终没有离开歌唱，以至一些不太了解内情的同学，被我那阳光的一面“蒙蔽”，多年以后才知道我的险恶处境。这要感谢一直给予我友情和关爱的同学师长，更要感谢上天，在那“东风吹，战鼓擂”，阶级斗争号角一阵紧过一阵的岁月里，用一首首燃烧着爱和希望火光的歌，给予我不尽的慰藉，就如我极爱唱的《Home,home,sweet home可爱的家》所倾诉的那样：&&&&A charm from the sky seems to hallow us there，……&&&&就像天上降临的声音，向我亲切召唤，……&&&&啊，正是这天降之声的召唤，在那段岁月里，使我心中一直留存着希望，没有颓唐沉沦，我坚信:无论怎样的曲折，这世界总会向着真、善、美的方向前行。&&&&出于真心喜好，也出于安全原因，我常常倾注感情高唱革命历史歌曲。唱得最多的有聂耳的《毕业歌》、《开路先锋》，郑律成的《延安颂》。&&&&但我钟爱外国歌曲。入学初期的《喀秋莎》、《红河村》让我在心中一直留存着那份不忍舍弃的天真。以后那段“阶级斗争”风声渐紧的年月，明知唱外国歌曲会有不利影响，可能会被看作错误甚至反动思想的流露，特别是用吉他弹唱，更是冒风险，但不知为什么却顾不了那么多，禁不住要唱。&&&&当然，我也不会去自找麻烦，本来就是自娱自乐，如果有“听众”，要么是我的亲人、朋友，要么是蓝天、白云、田野、山林……。我还天真地心存侥幸，“自欺欺人”地揣测，唱《我的太阳》、《心儿在歌唱》之类的歌，人家可能会以为是在歌颂“红太阳”；唱《马赛曲》、《猎人进行曲》之类的歌，人家听到高亢的进行曲调不会认为是“靡靡之音”；唱点所谓的“灰色歌曲”，至多能用“爱唱外国歌曲，宣扬颓废腐朽的资产阶级意识”来笼统地扣个帽子，这样的帽子，对我这种寄希望于被定性为“错误”而不是“反动”的人来说，只能算很小的问题了。&&&&一、二年级时经常唱一些幽默，活泼，抒情的歌曲，调侃心情的无奈。友人印象最深，自己也百唱不厌的就是莫扎特的《费加罗咏叹调》了：&&&&现在你，再不要叹息烦恼，&&&&论年纪，你现在也不算小，&&&&男子汉大丈夫应该当兵，&&&&再不要，一天天谈爱情！&&&&……&&&&现在想起来，当时，尤其是一年级时，“周边环境”――同学之间的关系相对还比较宽松，一些同学不是不知道我唱歌的内容，但用沉默保护了我。更有甚者，艾润生还同我一样迷上了苏联阿塞拜疆歌剧《货郎与小姐》，时常吟唱那中亚情调浓郁的咏叹调：&&&&我的心中多么难过，命中注定我受折磨，&&&&只有当我进了坟墓，痛苦才能离开我……&&&&那时，我们还经常一起歌唱旋律优美的《罗累莱》，歌词是德国浪漫诗人海涅根据莱茵河的民间传说所作：&&&&不知道为什么缘故，我心中这样悲哀，&&&&有一个古老的故事，它教我不能忘怀……&&&&《罗累莱》在我们班也算是个典故。苏学文在班里的一次文娱晚会上朗诵它，竟激起了一阵“波澜”，成为“阶级斗争”形势日趋严峻的政治信号之一，――“男女情爱”成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意识的表现。恃才傲物的苏学文为这《罗累莱》多次遭到不点名批评，可能也是他几年后被打成反革命的伏笔。为他的诗朗诵作提琴配乐的我也噤若寒蝉，同大家一样，不再敢公开唱爱情歌曲了，而贝多芬第九交响乐《欢乐女神颂》这时却潜入心中，成了我的至爱：&&&&欢乐女神圣洁美丽,光芒灿烂照大地，……&&&&你的威力能使人们消除一切分歧，&&&&在你光辉照耀之下人们团结成兄弟……&&&&唱起《欢乐女神颂》，精神仿佛得到升华，心中向往那圣洁崇高，“人们团结成兄弟”,充满友爱的和谐世界。80年代以后，能公开听到这首歌了。只要一听到它，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或用心，或用声，跟着唱。也许是“天人感应”吧，当初学唱这首完全陌生的歌曲，没有高人指点，没有唱片之类借鉴，全凭感悟读谱试唱，自我诠释它的意境，没想到，当年自己唱这首歌在情绪、节奏上的处理，竟然与正规乐团演唱的基本一致。&&&&长期的压抑，自然希望到远离城市的大自然中去，排解积压在心中的郁闷。到农村去搞“四清”提供了这样的机会。难忘那1965年春天，在遵义洪江公社凤山大队田坝生产队，我第一次“发现”了乡村自然清纯的美。夜里，四野蛙声一片，此起彼伏，若远若近，自己好像睡眠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清晨，啄木鸟敲点树木的“笃笃”声在山间回响，仿佛催人早起，推开窗户，田野山林的美景扑入眼帘，身心即刻融入清新的盎然春意之中，斯特劳斯的《兰色的多瑙河》就这样飞出心扉，我不禁一遍又一遍地纵情放声歌唱：&&&&春天来了，春天来了，&&&&大地在欢笑，蜜蜂嗡嗡叫，……&&&&风儿啊，吹动树梢多美妙……&&&&啊，春来了，春来了，&&&&多么美好，多么美好，……&&&&这一切多美好！&&&&……&&&&时至今日，只要遇上春光明媚的情景，我还会唱起它，会回想起在遵义农村，度过寒冬迎来春天，直接与春天大自然亲密接触的欢畅心境。&&&&我开始有些偏爱赞颂大自然的歌曲，还专门到体育系宿舍登门求教外号“大华侨”的印尼归国华同学郭健生，学会了好几首印尼语歌曲，其中我喜爱的是《梭罗河》：&&&&Bengawan Solo,riwayat mu ini, ……&&&&Mata airmu dari Solo,Terkurung gunung seribu&&&&Air mengalir sampai jauh.Akhirnya kelaut.&&&&……&&&&美丽的梭罗河，我为你歌唱，……&&&&你的源泉是来自梭罗,万重山送你一路前往,&&&&滚滚的波涛流向远方,一直流入海洋!&&&&……&&&&吴传治喜欢听我唱这首歌，曾用“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来形容，真是难得的知音。确实，唱这首歌时，自己是用心在唱，可能吴传智和我一样，在想象也在渴望：驾御着一叶轻舟，顺着奔腾的大河，冲破重重山峦，奔向辽阔自由的蓝色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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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3:21 &&
&&&&<img src="http://imgcdn.kdnet.net/UploadSmall//77612.gif" alt="" border="0" /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风暴骤至，危如累卵竟绝处脱险&&&&心，在歌唱，在渴望，而现实却不以自己的意愿为转移，运动依然一个接着一个，更大的风暴在我们毕业前骤然来临。&&&&1966年5月，“文革”开始了，先是批判“三家村”，接着搞到北京市委，学校里全面“停课闹革命”，批斗“反动学术权威”。“黑云压城城欲摧”，真不知又有多少人要挨批挨斗沦为“反革命”。像我这样处境的人，只能无可奈何地等待发落。然而“文革”的进程并不像以往的运动那么有“规则”。运动开始不到一个月，6月初就有了突发的所谓“六六事件”，一批积极投身运动的同学，糊里糊涂地遭到批判，有的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份子，全校每个班都有，我们班就揪出了孙世正、苏学文、欧阳墀三人。我这个“历史反革命”早就不敢乱说乱动，此前同学联名写大字报也不敢找我参与，这次居然又侥幸逃过一劫，没有被抓住“现行活动”揪出来。对此，一些阶级斗争意识特别强烈的人似乎觉得很不正常。&&&&“六六事件”揪出一大批“反革命份子”后，运动仍未见有丝毫鸣金收兵的势头。一直到7月，校园里依然是大字报铺天盖地，高音喇叭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歌声震耳欲聋，不时总有新的“反革命份子”被挖出来。那样的氛围下，绝大部分同学人人自危，而少数人则像是中了邪，吃了迷幻药，脑海里充斥的是“彻底革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总感到身边潜藏着无数时刻要颠覆无产阶级政权的“赫鲁晓夫”，要把这些人一个个揪出来，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此时，我们班“文革”小组7个成员联名贴出一张具有权威性的大字报，预示着又一阵更大的斗争高潮即将来临。这张大字报指出，我们班里长期潜藏着一个庞大的，几乎涉及一半同学的反革命集团。大字报除了对已经定性为“现行反革命份子”的孙世正、苏学文、欧阳墀三个同学指名道姓之外，涉及到的其他同学虽没有直接点名，但指向非常清楚。我感到有点不解的是，一些平时在我看来政治表现还不错的同学也被列入其中。以往打“反革命集团”，成员不过三、五个，这一下就席卷了二十来个同学，几乎占了全班的半数。可能考虑到这个“集团”太大，涉及到的许多人之间其实来往并不很多，大字报又在这个“集团”之下划分了几个下属的小“集团”，如 “苏（学文）欧（阳墀）集团”什么的。可能因为地位特殊，加之各小“集团”之间的关系并不密切，于是大字报很有想象力地把我――称为“一个极端反动的家伙”，安排为集团总头目孙世正与各个小集团之间“联络员”。&&&&就在这风口浪尖上，早已惶惶不可终日的我竟然自己“跳出来”了。&&&&那是7月下旬的一天，学校的全体学生被组织到新体育场参加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抗美援越声明的群众集会，会后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我的前后左右都安排了革命群众，谨防我这种尚待揪出来的人，借群众高呼口号之机呼喊反革命口号。&&&&当晚班上分小组开会，每个同学都要在会上表明自己抗美援越的坚定立场。班上的领导核心和各小组的组长没到场，想必是参加更重要的会议去了，小组会由一位副组长主持。&&&&开会发言我有自知之明，不发言不行，岂敢用沉默来对抗？也不抢先，我还做不了自作多情的事，更不能拖到最后，都是在中间靠后的时候，不长不短地说几句。&&&&那天我照例如此发言。没想到我刚说完，副组长突然拍案而起，高声喝道：“坏家伙涂光禄终于跳出来了！”――“坏家伙”，这是当时“群众斗争”中对尚未经领导正式批准定性的“反革命分子”、“反动学生”的“称谓”，看来，她在把握政策上很有分寸。&&&&晴天霹雳！我也懵了，我怎么就“跳出来”了？临时主持人接着说：“刚才坏家伙涂光禄发言，吞吞吐吐，有意把前一句话的后半段同后一句话的前半段连起来，组成一句反动口号。”原来袁德芬终于“发现”我这样呼喊反动口号：“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坚决反对……刘主席的声明……我们坚决支持……。”&&&&副组长立刻把小组会变成批判会，要大家表态。我请求查看会议记录，作记录的艾润生当然没有作这样的记录。临时主持人说，这坏家伙很狡猾，不会轻易让大家发觉的。&&&&尽管没有人敢公开表示异议，但也没有人积极附和，只是低调地敷衍两句。记得杨汉廷说：“如果涂光禄这样说了……”副组长立刻打断他说：“不是‘如果’，他就是这样说的，你不能包庇他！”&&&&由于班上的主要领导不在场，副组长离开会场一会，可能是去汇报这一现行反革命案件，不久又一个人回来，没有带来主要领导，但仍继续主持批判。&&&&终于熬到散会。回到寝室，我想得很多，但心境没有预想的糟，――这一天终于来了，比起前些日子的提心吊胆反而有一种“也就这么回事了”的感觉。开始还以为自己会失眠，但很快竟入睡了。&&&&第二天早上，等同寝室的人走了之后，我一个人留在屋里晚走了几分钟。&&&&我们班揪斗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场景可以说“惊心动魄”。中文系派到班上负责运动的那位老师通常在早上全班集中的第一时间，两眼凶光，杀气腾腾，突然一字一顿地宣布：“又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跳出来了，他就是……”用手一指“目标”，立刻有人把毫无准备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揪上台开始斗争。我要做一点准备。除了准备分辩的言词，我站在寝室中央，“预演”一下被斗争时的站姿：头略微低下，不这样会说你对抗革命群众，会强迫你低头，可能还要挨打，当时的斗争术语这叫作“打态度”；但也不能太低，那样太失尊严，而且等于承认有罪。坐姿也考虑好了，在课椅上不能坐得太深，半边屁股坐着就行，当那位老师宣布“又一个反革命分子跳出来了”，有人上前揪我的时候，顺势而起，不要像前几位“反革命分子”那样被突兀其来的“革命行动”搞得太狼狈。&&&&走出寝室，我到走廊窗口，看了看我们灰楼三楼走廊窗口下基建工程放置的一堆大石头，其中一块较大的正好在窗口的正下方。班里开始接连揪出现行反革命分子后，我几次看过这堆石头，也曾经考虑过，一旦厄运降临头上，就从这里跳下去一了百了，但想到这将给我可怜的母亲带来无尽的痛苦，我怎么对得起她，每每眼前浮现母亲慈祥而憔悴忧郁的面容，我都放弃了轻生的念头。&&&&以往的苦难不说，“文革”前一年，家里连续发生的几件事对母亲的打击太大了。1965年，不满16岁的小弟弟刚念完初中，学校并未征求家长的意见，就把它“安排”到农村去“安家落户”；稍早些时，绝顶聪明，就读于郊区龙洞堡一所技工学校的大弟弟，几个星期没有回家，也没有任何音讯，后来母亲才从同学那里打听到，他因为私下说了些牢骚怪话，被学校打成反动学生，已经在一个月前送到平坝县中八农场劳动教养去了。事前事后，这所技工学校没有任何人或者任何文字，向我母亲作过一点通告。&&&&我一直在母亲面前隐瞒在学校所受的种种屈辱，只希望我这个家里唯一的大学生能给母亲带来一点点安慰。我也知道，虽然母亲一直没有对我们说什么，但她在学校里也受到剧烈的冲击，不仅有同事，就连她最喜欢的学生也开始铺天盖地贴大字报批判她了。这次我虽然又看了看那堆乱石，但好像只是出于惯性。那也是我最后一次用特殊的心态去看那堆乱石头，我已经打定主意，无论如何都要继续熬下去。&&&&没想到，这天早上，虽然那位老师依旧是那副恶刹相，却没有提到昨天晚上的事。我想可能要等到下午吧。下午，进行了其他的活动，仍然没有把我揪出来。第二天，第三天都这样过去了，连发现我“现行反革命罪状”的那位副组长虽依然不正眼看我，却没有再提这事。我的“罪行”不知要安排到什么时候再进行清算，真不知道他们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后来才知道，就在7月中下旬，在那“又一阵更大的斗争高潮即将来临的时刻”，风云骤变，运动突然转了向。最高领袖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表示了对运动初期派工作组到北大、清华等高校，在学生中打反革命的不满，“中央文革”小组已经下了指示，不在学生中抓“坏人”，即使确系反动学生，也要放到运动后期去处理。这样，几天前班里贴出的那张“权威”大字报没了下文。再过了几天，“六六”事件被揪出来，不知“隔离”到什么地方去的那几个“反革命分子”也陆续“悄然”回到班上。以后才知道，我“现行反革命活动”被抓住的当天，从日期上看，应该是在干部中传达最高领袖指示的时候。上天啊，您又让我暂时躲过了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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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g src="http://imgcdn.kdnet.net/UploadSmall//77612.gif" alt="" border="0" /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激情迸发，雷鸣电闪下慷慨高歌&&&&回忆我们特殊的大学生活，不能回避1966年秋天以后，特别是1967年春夏那段特殊的岁月。回忆那段岁月，心中就会回响起那永生不会忘却的歌。如果说，前几年我爱唱歌犹如内心独白，仅在心中深处回旋的话，那么，这段岁月里，我却始料不及地卷入了慷慨悲歌的大潮之中。也许是上天的意思，我青春的生命中应该有这样一段值得特别回忆的特殊经历。&&&&1966年7月下旬，就在“上天让我暂时躲过一劫”的那个时刻，本来按部就班进行的“文革”风云突变，形势出现了谁也不曾预料的惊天大逆转。从中央到全国各地，运动转瞬间完全失控，天下大乱。8月中旬，贵阳来了北京学生“南下串联队”，到各校鼓动学生造省委的反。艾润生等一些同学竟然搅乱了院文革组织的大会，为“六六事件”和受害的同学老师翻案，甚至破天荒地自发成立红卫兵组织，矛头直指迫害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昔日高高在上的当权者一夜间成了批斗的对象，以往俨然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的人纷纷落马，连那位在我们班主持揪斗学生的老师，也被起来造反的同学戴上“黑打手”的高帽子在校园里游“街”示众。前些时由学校组织起来专门镇压“牛鬼蛇神”，“破四旧”的红五类“老”红卫兵，被造反派呼为保皇派、“老保”，在气势如虹的“新”造反派红卫兵面前，毫无招架之力，搞得灰溜溜的，不久就作鸟兽散了。&&&&面对如火如荼的事态，一向被定为“阶级斗争对象”的我，心有余悸，虽然心怀钦佩地向着艾润生他们，但只能作壁上观，不敢涉足其中。&&&&9月，中央决定，全国各学校的全体革命师生要分期分批到北京去接受毛主席的检阅，这就是全国“革命大串联”的开始，然而学校还在掌权的“文革小组”仍规定不属“革命师生”的人不能参与，我们班里，我和孙世正两人就属于这种另类。但学校实际上已经开始出现权力真空，“革命师生”基本都上北京去了，无人监控我们。趁着这个空子，孙世正约我冒险去闯北京。&&&&我们佯装作“革命师生”的掉队者，上了火车，走一段蒙一段地向北京行进。在柳州，我们终于搭上了直达北京的火车，虽曾遭遇挥舞军用皮带的北京红卫兵的盘查，由于混在广西玉林的“红卫兵”队伍中，有惊无险地过了关。&&&&余下的行程倒还顺利，飞奔的火车上，我贪婪地，几乎是目不转睛地欣赏着沿路车窗外的景物，除了幼时朦胧的星点记忆外，这是我第一次真正看到贵州以外的世界，一切都是那么新奇，无论是山川、江河、平原、还是城市……&&&&到北京以后，我和孙世正分手了。他要去看运动的形势，去上访；我则选择了浏览名胜古迹，开始了断断续续两个多月的天南海北“串游”。&&&&我特别想看大海，在青岛，烟台，大连，怀着朝圣般的心情去到大海边。记得在大连黑石礁，眺望无际的浩淼烟波，思绪万千，心中油然泛起苏学文在入学之初常常朗诵的那首普希金的《致大海》：&&&&再见吧，自由的元素！ &&&&这是最后一次了，你在我的眼前 &&&&滚动着蓝色的波涛 &&&&闪耀着骄傲的美色。&&&&….&&&&11月下旬，当我饱览名山大川回到学校时，为“六六”事件翻案的造反派红卫兵已经控制了权力，为区别于“保皇”的老红卫兵，他们的名号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我们班由取名为“反修战士”的战斗队掌权，头头都不是过去的“左派”，孙世正还是运动初期的“反革命分子”。一回到班里，新领导就安排我参加活动，之后还要发展我参加红卫兵。我既感动也有些惶惑，自己从来没有政治权利，有资格一般地参加运动就不错了，过去只有“根正苗红”的人才可能当红卫兵，我有资格加入其中吗？即便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并不是所有的同学都可以成为红卫兵的。我不明白，为什么新领导会看中我这个家庭有问题，过去一直是阶级斗争“靶子”的“逍遥派”，给我这样的荣誉？他们不怕为我的“身份”惹麻烦？&&&&在讨论是否吸收我加入红卫兵的会议上，意见是对立的。前面提到的那位入学初期与我划清界限，向组织揭发我言行的工人家庭出身的同学，虽然前些时还是“保皇”的左派，但由于转变立场支持为“六六”事件翻案，也成了成了造反派，作为工农同学，在会上说话依然有一定分量，他始终对我参加“红卫兵”持反对态度，最后还对会议的决定保留意见。可能是当着我的面，或是鉴于当时的特殊形势，他没有明说反对的原因。不过我清楚，如果他同意我加入红卫兵，不仅等于否定了他过去对我的所作所为，更深层的原因是，他的思想经过这些年的“教育”已经定型：天下属于他们“红五类”，他们是这个无产阶级专政世界的当然主人，造当权派的反是他们的事，像我这样家庭出身的人根本无资格混迹其中。但在孙世正、艾润生、姚德仁、冯仕弟等“造反派”同学的支持下，我成了红卫兵，戴上了使不少人心存敬畏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红袖套，当时那难以言状的复杂心情可能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感激好心的新领导，不过我也清楚，虽然大多数同学对我没有任何歧视和偏见，平等待我，而那次会议上不同意我参加红卫兵的意见，虽由个别人坚持，但却代表了一时还难以撼动的“正统”观念，父亲问题仍然是我心灵上的枷锁，还不可能开启，我的命运仍然存在未知数。&&&&尽管对自己的未来仍然没有清晰的预见，但我希望“造反”派继续掌权，那样，天空的乌云也许会散去，达摩克利斯利剑也许不再头顶高悬，运动的结局也许会出现一种新的政治环境，我可能过上比较平稳正常的生活。我不应该再作“壁上观”，应该与他们一起参与到运动中去，为争取实现这样的环境作一点事，从感情上也才对得起平等待我的新领导。从那时起，我天性中的另一面逐渐表露，开始主动参加班上的活动，开始主动提笔写些时评性的大字报，积极地接受派遣到工厂去与工人造反派“串联”，哼唱的进行曲也多起来，还把电影《列宁在十月》里的革命斗争场景与眼下的运动相联系，经常发自肺腑地唱起电影中革命工农兵向冬宫进发时高唱的那首豪迈的《同志们勇敢地前进》：&&&&Смело товарищи в ногу！&&&&Духом окрепнет в борьбе&&&&В царство сободы дорогу&&&&Грудью прожим себе&&&&同志们勇敢地前进！斗争中百炼成钢，&&&&我们为争取那自由，昂起头奔向前方！&&&&冬去春来，1967年2月，“红色政权”贵州省革命委员会建立，出任省革委主任的省军区领导李再含，开始“左右开弓”，清理门户了，在“造反”派内部打了三股“反革命逆流”。 对此，高校里出现了不满舆论，激进的学生认为省革委、李再含不该在群众组织中搞“支一派压一派”，打压持不同意见的群众组织，认为那样就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主张对群众组织要 “一碗水端平”，最后，在省红卫兵代表大会代表如何产生的问题上，要求由“造反”派民主推举，反对从上至下指派，公开对抗李再含，――“四一一”派产生了。&&&&李再含和省革委毫无协商余地地否定这批激进的学生，给他们扣上极“左”、“搞资产阶级大民主”、“无政府主义”的大帽子，调子越来越高，甚至提升到“四一一”是反对红色政权的反动“大杂烩”组织，然而学生们认为真理在手，毫无妥协之意，与李再含的对立愈演愈烈，逐渐势成水火。一时，也是贵州有史以来第一次，贵阳山城全城沸腾，各校校园里、中华路、延安路……闹市区贴满了大字报，宣传车的高音喇叭声夜以继日，激愤的学生游行队伍此伏彼起。&&&&一部分自称为“支红（支持红色政权）”派的同学此刻站到了李再含一边，我们班的一些人，包括那位反对我参加红卫兵的工农同学成了“支红”派，过去还在同一个“造反”旗号下的学生队伍分裂了。与其他学校、其他班的情况一样，班里的绝大多数同学，特别是过去受压、受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家庭出身有问题的，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了“四一一”，即使有的还有顾虑，不敢公开参加活动，也暗中同情“四一一”。已经小有名气的“反修战士”战斗队的旗号仍由“四一一”派掌握，而且由于写出一批慷慨激昂，“指点江山”，批判李再含的大字报，名声大噪，被群众誉为“四一一”的理论权威。和班上的同学一样，我为自己是“反修战士”的一员感到自豪。开始听到“四一一”派被严斥为反动“大杂烩”组织时，心里确实还打过冷颤，闪过害怕的念头，自己在沦为贱民倒也习惯了，特别害怕累及家人，尤其是父亲成天那忧郁而担惊受怕的神情时常在我眼前浮现。但后来就似乎把这一切抛在脑后，完全沉浸在对并不清晰的，乌托邦民主政治的狂热向往之中，以自己都没料想到的政治热情，投身入“四一一”，也就在这一时刻，充满豪情的《四一一战歌》诞生了。&&&&提起《四一一战歌》，人们总会与我们师院军乐队联系在一起。那时，在贵阳城颇负盛名的师院军乐队成员基本上都是“四一一”派，集会游行都走在最前头，深受群众欢迎。作为高年级老队员、小号手，群龙无首之下，我成了军乐队的自然领袖。就是在日那天，数以千计的大中学校学生聚集在市北体育场体育馆“贵州省红卫兵代表大会”的会场外，向省革委请愿，要求缓开“红代会”，当得知会场里无视大多数学生的意愿，已经宣布大会开幕时，激愤情绪迸发了，顷刻演化为激烈的行动。我们师院军乐队吹着嘹亮的冲锋号，冲在最前头，奋力突破“警戒线”，后面的大队人马随之一起闯进会场，径直冲上主席台，把大会搅得大乱。之后，浩浩荡荡的队伍又穿城游行，到邮电大楼前集会，以冲击“红卫兵代表大会”的日期为标志，正式宣称自己为“四一一”派。&&&&此前游行，我们军乐队吹奏的多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之类的语录歌。而此刻，大家激动万分，纷纷议论需要一首属于自己的进行曲。军乐队的另一名小号手，外语系六三级的耿汝坤向我极力推荐我们师院“六六”长征宣传队创作的表演唱歌曲《革命的造反派联合起来》。回学校后，我心急火燎地找到了这首歌，得知作者就是王润深他们，一试唱，立刻被它的旋律征服，那磅礴雄浑的气势，与我脑海里盛大的群众场面，血液中狂热的激情极为合拍，不由得想到要填上新词，注入新的精神，将它改造为《四一一战歌》。这一想法立刻得到姚德仁、艾润生等人的赞同。在中文系旁边的操场跑道上，我来回踏着步点，反复试唱新填的歌词，又到宿舍约集在寝室未外出的几个同学，征询意见，终于凝练出那荡气回肠、豪迈悲壮，“流毒全省”的词句：&&&&英雄的四一一，吹响进军号，&&&&迎着风暴英勇战斗！&&&&……&&&&4月中旬那十来天里，这首新歌不仅是我们军乐队每次游行吹奏的曲目，班上的同学还以“反修战士词曲”的名义，把它印成传单四处散发，写成大字报张贴到闹市区。那时，贵阳城闹市区几乎被“四一一”的舆论“统治”。晚上，大十字人头攒动，甚至人山人海，是市民自发聚集凝听“四一一”宣传车宣传的时刻，我就去宣传车上教唱这首歌，每天声嘶力竭，却始终亢奋不已。宣传车并没有固定的宣传内容，除了歌曲、报刊和大字报的文章外，多是即兴播送车外听众递上来的“群众来稿”。我不认识车上的人，但只要说是来教唱“四一一”歌曲的，他们就把话筒交给你。有时几个大型的宣传车“群众来稿”太多，教歌的时间受限，我闲不下来，还去找过一个把广播器材放在人力车上的“板车宣传车”（好像是“针纺技校”的），很得他们的欢迎，因为那里的稿件少些，我也可以尽情地教歌了。&&&&约莫五六天后，天刚黑，我照例正在大十字宣传车上教歌，忽然从喷水池方向传来歌声，由远而近，一支中学红卫兵队伍过来了，是六中“六二”兵团。队伍最前头的是女学生方阵，一律黄军服，卷上袖口和裤腿，英姿飒爽，迈着整齐的步伐，高唱的正是：&&&&英雄的四一一，吹响进军号，&&&&迎着风暴英勇战斗！&&&&结成铜墙铁壁，汇成革命洪流&&&&……&&&&我的心都快蹦出来了，成功了，我们的“战歌”终于被接受了！我不禁在宣传车里与他们一起高唱，宣传车周围已经会唱的群众也一起高唱：&&&&英雄的四一一，是山城骄傲，&&&&迎着风暴英勇战斗！&&&&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英雄的四一一，红旗永不倒，&&&&迎着风暴英勇战斗！&&&&永远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不停留&&&&……&&&&迎着风暴，英勇战斗！&&迎着风暴，英勇战斗！&&&&……&&&&几千人在整齐的步伐中同声齐唱，雄壮的歌声在贵阳城上空回荡，任何有血性的人都会感到心灵的震撼！很快，这雄浑悲壮的歌声像插上翅膀，翱翔于贵州全省各地，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不仅为“四一一”群众衷心热爱，每逢集会游行必定满怀激愤高声齐唱，就连对立派也不得不承认它的巨大感召力。尽管没有从正式渠道得到认可，但我认为，它应该是迄今为止贵州传播最广，影响最深，有着深刻历史内涵的“本土”歌曲，直到今天，仍然凝聚着许多人的情谊，仍然会引发许多人自豪又有几分悲壮的怀旧情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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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g src="http://imgcdn.kdnet.net/UploadSmall//77612.gif" alt="" border="0" /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慨然离校，遥远地方再企盼曙光&&&&“文革”的进程曲折反复。乌托邦的“四一一”派学生虽然轰轰烈烈折腾了一番，慷慨高歌“迎着风暴英勇战斗”，仰天长啸“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日复一日地游行抗议，甚至静坐绝食，赢得众多市民、工人的同情和支持，在贵州历史上也算空前壮烈了。到了8月，腥风血雨来临，李再含调集以三线建设基地“011”人员为主力的专业武斗组织“八一八”兵团进入贵阳，用武力残酷镇压“四一一”；同时，李再含在学校建立的“革命委员会”配合“八一八”兵团，也组织了武斗队，钢钎藤帽代替了辩论，校园内开始严厉的“群众专政”，好些老师同学被打得遍体鳞伤，孙世正、姚德仁先后被抓进监狱，艾润生、冯仕弟等也成了犯错误的人。本来，作为“特殊学生”，理应夹着尾巴度日，远远避开政治漩涡，而我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竟投身入这股“逆流”之中。虽逃出贵阳，“流亡”到云南、四川、北京，躲过那最恐怖的时刻，但回到学校后我还是再度沦为政治贱民。学校里的“正统观念”重新执掌大权，自然要把象我这种企图翻天的人置于“运动后期处理”的“反动学生”之列。&&&&1967年9月开始，六六届毕业生开始在校领取工资，中文系宣布，我们班已经被抓捕入狱的孙世正，外加我、苏学文、欧阳墀共四人也不能享受这一待遇。文革初期“六六事件”打的三个反革命一个也不少，再外加上我这个运动初期漏网的“坏家伙”。&&&&年底，同班同学们都按分配地点前往工作单位报到，宿舍大有人去楼空之势，我和苏学文、欧阳墀仍不能办理离校手续。到中文系革委会问，说已经交给院革委学生科处理。到学生科去问，答复是正在研究，等候处理。&&&&1968年夏天，六七届毕业生开始离校，学生科通知我和欧阳墀随他们到军垦农场参加分配，同时给了我一个“记大过”的《处理决定》，我终于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全部罪状。&&&&这个两页的《处理决定》用了几乎一页罗列我父亲的“反动”历史，说他是国民党最高当局留在西南地区的代表――我从小学毕业后的种种遭遇看来可以解释了。接下来直接关于我的错误“梳理”成六个方面问题，字句记不清了，大意是：（一）坚持反动阶级家庭立场，称父亲参加革命;（二）不满党的阶级路线；（三）同情苏修，宣传美帝国主义的科学技术；（四）走白专道路；（五）唱外国歌曲，宣扬资产阶级腐朽文化；（六）参加反动组织“四一一”,为其骨干分子，炮制《四一一战歌》流毒全省。&&&&与“文革”前那几年比较，“记大过”的处分已经很轻很轻了。看来，一是父亲已经开始得到比较宽松的处理，他的问题一直与我的命运紧密联系；二是阶级斗争的风向在变，所谓矛头向上吧，像我这样并无确凿“反动思想”罪证，又不是“坏头头”的平民百姓，可能不再是阶级斗争的主要目标，可以从轻发落了。只不过有些人头脑里已经固化的观念还不会轻易改变，在他们眼里，我的性格、爱好绝对属于异己，不能予以彻底处理，已经是件憾事，给一个处分，往我档案里塞进他们多年搜集的材料，是他们必须了结的一件事。&&&&我与学生科的人争辩，以从报刊上看到的中央政策，要求他们对揭发材料实行揭发人、被揭发人、证人三方“三对口”原则，核实《处理决定》所依据的材料，学生科当然无法答应，我也就拒绝服从这不公的处理。他们强行把我的户口粮食关系转移到军垦农场，我仍拒绝在对我的申辩给予明确答复前就去农场报到。僵持之际，也许是学院的“文攻武卫”组织“713”部队给学生科助了一臂之力，他们以我可能仍在暗中搞“四一一”地下活动为由，发出通知，未经他们许可，我不得办理离校手续。这样我再度被列入不予分配的名单中，接下来的是更漫长，更无奈的“等待处理”。&&&&……&&&&两年后，“四一一”在中央得到平反，我的毕业分配再现希望，然而学校的掌权者又说我不光是“四一一”问题，依旧不肯轻易让我离校。&&&&1970年9月，最后的69届学生都早已离校，因“四一一”问题不得分配的孙世正、姚德仁等平反后都先后去到工作单位报到，昔日喧闹的校园里冷冷清清，好一段时间没有学生了，院革委才给校园里仅存的五个学生：我、苏学文、体育系的周志明、物理系的杜长华和孙裕仁，办了个“学习班”，匆匆分别予以处理。这年10月，作为贵阳师范学院文化大革命中最后分配的学生，我去了当时尚属毕节地区的水城县，到与赫章、纳雍两县交界的南开区保华公社小学任教。&&&&临走时，院革委第二次给了我《处理决定》，除了删掉有关“四一一”的内容外，与两年前的处理没有什么改动。这些都在我预料之中，不解的只是，我并未承认或检讨过什么错误，《处理决定》最后竟然说由于我认识错误较好，决定宽大处理，降原来的“记大过”为“警告”处分，分配工作。&&&&我能怎么办呢？再度争辩处理书上的材料不实，抗议三年不予分配的不公，拒绝在处理书上签字，与学生科负责人大吵一场之后，我还是无可奈何地离开了学校，独自去到那遥远的、全然未知的，“深山更深处”的山村。&&&&去水城前，我和周志明约了学校里唯一仍不得分配的孙裕仁在小十字一家小饭店道别。当时大家都没有什么经济来源，饭菜很简单，店里光线也很昏暗，也许大家心情都不太好，加上此前我们不很熟悉，饭局间话语并不多，不时还无言以对。饭后我去他电台街的家里小坐，他家可说是家徒四壁，只有还是单身的姐姐与他相依为命。孙裕仁62年入学，应该也是“特殊学生”，“文革”初期被抄家抄去日记，发现里面有怀念他“反革命”母亲的字句注1，那年月，这可是罪莫大焉，而且“白纸黑字，铁证如山”，不比我那些“莫须有”的问题。惺惺相惜，处境相对好一点的我，只能表示无言的同情。离开贵阳后，我没有同他再联系，不知以后那七、八年他独自一人留在学校里是怎样熬过来的。听说70年代末期落实政策，他到贵阳师专物理系教书，以后去了加拿大，但愿他在那里平安愉快。&&&& &&&&离开学校的心情不知如何形容，对她不知是“爱”多还是“恨”多。作为母校，我毕竟曾在这里如饥似渴地学习过，有尊敬的老师，有引以为荣的众多同窗，有过欢笑，有过歌唱。但那特殊年月的特殊经历，我离开学校时想得更多的是：我终于离开她了，如同获释一般地走了。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不得已路过学校时，连回首看她一眼都需要勇气：看着那熟悉的教学楼，会历数那曾经聆听老师们授课的一间间教室，看着那依然绿草如茵的足球场，耳边又回荡起忘情的欢呼。然而我心中也充满酸楚，我知道，虽然我离开了她，但那留在我“档案”中的《处理决定》，以及若干我也许永远不知晓的东西，会如同幽灵一样，可能成为我人生旅程中永远无法摆脱的重负和梦魇。&&&&滞留学校三年不得分配，对我这样一个长期处在屈辱底层的人来说，并不觉得这样的遭遇是受了多大的挫折打击，甚至认为能够从这里“全身而退”已经有点幸运了。这期间虽然也曾苦闷、焦虑过，但可能是因为精神上的一度“解放”，又在风云变幻的“历史舞台”上，按自己的意愿经历了“风雨”，见识了“世面”， 三年里，在争取“四一一”平反的所谓地下活动中，在反对李再含及其武斗组织的“抗暴”斗争中 ，经历了一生中不可能再现再遇的种种风险注2。我发觉，与（注1：孙裕仁幼年丧母。其母亲许芳媛，1949年前曾竞选立法委员、任过县长，50年代镇反运动中被处决。注2：这段经历如本文“引言”所说，复杂而有些“惊心动魄”，写下来文字太多，而且与“同学回忆录”确定的主题相距较远，故忍痛割爱，如有可能，待以后在其他文章中记录。）1964年第一次被传唤到学生科时的诚惶诚恐相比，自己不再那样“胆小卑怯”了，几乎变成另外一个人。如果说以前曾迷茫惆怅，还只是朦胧的理想主义者，那么，三年的风雨雷暴倒使我人生旅途的信念更加执著。我觉得自己成熟了，或者说开始找回了自我。&&&&我甚至庆幸滞留学校三年。也许是因为对未来一直怀抱希望，从未停止过抗争和歌唱吧，我终于得到了最无价的补偿，邂逅了后来成为我妻的她。她以今天大多数人无法理解和想象的毅力，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抛弃了父母安排的美好前程，把爱献给了我这样一个未得分配，等待“运动后期处理”的人。心中有了她，虽然没有完全除却迷茫，但我怀着新的希望，依旧唱着那一首首心爱的歌，离开家乡，离别亲人朋友，去到遥远的山村，开始了新的生活。&&&&值得庆幸的还有，我的“发配地”保华村像个世外桃源，公社小学的师生没有如我担心的那样把我当作有问题的人，他们好奇、淳朴、十分尊敬地接纳了我这个唯一的外乡人和大学生。八年的风风雨雨之后，我总算找到了暂时平静心灵的栖身之地，也尽力给这偏僻遥远的山村带去了一些外面世界的新东西：学校里第一次有了英语老师，第一次有了篮球场，第一次响起提琴和吉他声，第一次回荡起外国歌曲的旋律，其中最深情的是那苏联歌曲《 Далеко далеко在遥远的地方》：&&&&Далеко далеко,&&&&Где качуют туманы……&&&&От далёкого друга,&&&&День и ночь непрестанно,&&&&Дорогой и желанной,&&&&Ты всё весточки ждёт&&&&……&&&&在遥远的地方，那里云雾在荡漾……&&&&你在每日每夜里，永远不断地盼望，&&&&盼望远方的友人，寄来珍贵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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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2:18 &&
<img src="http://imgcdn.kdnet.net/UploadSmall//77612.gif" alt="" border="0" /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后记&&&&粉碎“四人帮”，天翻地覆，1978年我从水城调回贵阳与家人团聚。紧接着，幸运之神又一次眷顾，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攻读语言学硕士学位。&&&&没想到还有继续深造的机会，还是去京城的大学，仿佛梦回17年前，去追寻那逝去的光阴。迎新会上，前头就座的许多是以前只是在书本上知道的学界巨擘，我的导师就是著名语言学家胡明扬先生、谢自立先生。&&&&入学不久，系负责人找我到办公室告诉我：我的“档案”中有很多应该销毁的“黑材料”，他们无权直接处理，要我写一份申诉由他们转交贵阳师范学院。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感到“领导”在政治上的关心。以前，自分配到水城以后，每年假期回贵阳，明知无望，我也要去贵阳师范学院学生科要求撤消《处理决定》。这次因父亲已恢复名誉，彻底平反，我信心倍增，但没想到“平反”之路并不如预料的那样顺畅。从1979年年末开始的两年里，我和家人多方奔走投诉，要求改正错误的《处理决定》，销毁黑材料。由于处理此事的贵阳师范学院学生处处长仍是10年前“文革”期间的学生科负责人，他多方推诿，后虽不得已承认要撤消原《处理意见》，却在1980年的所谓《改正意见》中坚持说什么我“虽有错误，但属认识问题，原处理决定过重，决定撤消”，更不提销毁“黑材料”的事。我当然坚决予以抵制。直到1981年8月，经有关部门催促，贵阳师范学院学生处终于改变了“留尾巴“的作法，无条件撤消了装入我档案12年之久的《处理决定》，补发了我滞留学校不予分配期间的“部分工资”，销毁了“黑材料”。&&&&2003年5月，学会开车不久，我不顾妻子和孩子的劝阻，执意驾车前往当年的“风雨栖身地”保华村去看看。当然，拗不过显得格外固执的我，我妻依旧伴我同行。&&&&……从水城钢铁厂医院一旁过去，便是当年曾无数次跋涉的山路。驱车一边行进，一边向我妻指点那些熟悉的山坳、峡谷，心底泛起一阵阵别是一番滋味的回忆，已经朦胧的故事和情景，似乎又重新清晰。&&&&山路可能正准备进行拓宽改造，有的地方比当年更加难行。小车几度受损，刚走了十来公里，坑坑洼洼的碰撞，底盘就垂掉下一根铁条；眼看离目的地已经不远，又因剧烈颠簸，水箱皮管脱落，发动机漏水而“开锅”。我妻虽曾极力劝阻我驾车前往，但此时的她，多次下车“指挥”我驶出险地，俯身到车底为我扭正铁条；去路边人家取水为水箱加水。这也许就是她伴随我在人生旅途中一路前行的形象再现吧。&&&&保华村终于到了。30多年过去了，与外面的世界的“天翻地覆”相比，这里变化并不太大。村里可能因为多开了几处小煤窑，房屋多了些，学校也有了砖砌的教室。然而，那曾在梦里萦回，歪斜破旧，用一根粗大树干支撑的校舍已不复存在；当年的同事不少已经故去，昔日的学生竟然已成为今天两鬓斑白的校长。我的突然到来，他吃惊不小。他凝视着我，仿佛也在追忆过去，半天才说了一句：“涂老师，你老了。”&&&&我猛醒时光岁月的无情飞逝――过去的，永远不再回来了。不记得是哪位诗人的名句：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但愿过去的一切都成为美好的回忆。当年我和我妻常常和着吉他琴声吟唱的歌，又如泣如诉在心中：&&&&Tell me the tales that to me were so dear,&&&&Long long ago,long long ago.&&&&Sing me the songs I delighted to hear,&&&&Long long ago,long ago&&&&……&&&&请给我讲那亲切的故事，&&&&多年以前，多年以前，&&&&请给我唱我爱听的歌曲，&&&&多年以前，多年前。&&&&……（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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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5:46 &&
好感人的故事，想起了我的青葱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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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4:11 &&
大作读毕，感慨系之！感同身受。祝愿作者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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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6:12 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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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8:51 &&
过去的岁月――悲欢离合一首歌。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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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7:23 &&
气氛紧张，一些人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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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48 &&
在多写一写细节，不要给当年的混蛋留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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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回复：[原创]【百姓家史】难忘的岁月，难忘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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