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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1960年河南信阳饥荒惨况：哥哥打死妹妹烤着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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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7:46 发布在
&&&&1960年河南信阳饥荒惨况：哥哥打死妹妹烤着吃2012年05月12日 09:27&&&&来源：炎黄春秋 作者：任彦芳&&&&&&&&<img SRC="/f04c9bf//xes_34de2eb3b86f7427fbf9e5aac6a751a9.jpg" alt="" border="0" /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img SRC="/news/detail/able_left.png" alt="" border="0" /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20<img SRC="/news/detail/nable_right.png" alt="" border="0" /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高清图集&&&&据估计，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天冷手僵从车顶上摔下来）轧而死者无数。…[详细]&&&&核心提示：这个公社的南尧大队，一家老人饿死了，只剩下两个哥，一个妹妹，冬天晚上烤火，哥问弟：饿不饿？饿了咋办，咱不能等死啊！两人一商量：吃了妹妹吧！便把小妹打死，在火里烤着吃。&&&&<img SRC="/8f60ce//rdn_4fadbc2f8045d.jpg" alt="" border="0" /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本文摘自：《炎黄春秋》 2008年第05期，作者：任彦芳，原题：《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大饥荒》&&&&2000年的5月7日在郑州河南省省委宿舍。&&&&八十一岁的张申细言慢语地向我讲了他的历史和他在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经过，他的老部下74岁的周化民在一边听着，有些是他们共同的经历。&&&&张申，1953年后任中共开封地委书记，是焦裕禄的老领导，离休前任河南省委秘书长；周化民在1958年任开封地委工业部部长，1965年任兰考县委书记。离休前任商丘地委副书记。&&&&下面是访谈实录。&&&&张申：&&&&1955年上半年，郑州地委改名开封地委，原地委书记张健民调任河南省委组织部长，我继任开封地委书记。&&&&从我当了地委书记就失去了平静的日子。&&&&原来农村合作化工作比较顺利，1953年，被称为“农民运动专家”的邓子恢出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他提出的基本思路是坚持群众自愿入社的原则，步骤要稳；合作社规模宜小些，不同地区区别对待，不要一刀切；农村合作社不仅要发展，更要巩固。&&&&从我实际工作中体会，这是正确的。&&&&可我错了！毛主席开始批邓子恢是“小脚女人”，1955年下半年就实现了合作化。大大加快了速度。我有些担心。可新乡地委书记耿其昌成了风头人物，我不想当“小脚女人”也跟着跑吧，省委一些领导已认为我“右”了。&&&&1958年，毛主席想游黄河，到了兰考东坝头，省委副书记史向生陪着，到兰考，也让我上了专列，兰考县委书记程约俊同时上车，拿来兰考出的西瓜、葡萄让主席尝。&&&&我上车，见毛主席穿白大褂（睡衣），正看三国呢。&&&&毛主席要在这儿游泳，罗瑞卿考虑安全，没有同意，便从这儿去了商丘。&&&&这之后便是我领豫东几十万人到巩县、密县去大炼钢铁。&&&&周化民插话：&&&&1958年，党中央提出要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为在第三个五年计划中进入共产主义而大干特干，人们提出口号：&&&&“眼熬烂，腿跑断，连轴转，活着干，死了算！”&&&&“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脚蹬地球手托天，要把产量翻几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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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4:15 &&
&&&&当时头脑发热到了极点呀！说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叫裤煜人民公社，就在河南信阳。……&&&&张申：&&&&新乡地委书记耿其昌陪毛主席到七里营人民公社视察，由毛主席肯定的名字：“还是叫人民公社好！”一下子，全国就全是人民公社了。&&&&周化民：&&&&到处办食堂供给制，吃饭不要钱，过的是“共产主义”生活。我去黑龙江省参观，看到有“无人售饭处”、“无人售货处”；到处放卫星，发“号外”，捷报满天飞。强迫农民说谎话，报高产量。通许练城公社常庄有个50多岁的老农叫常木林，过去给地主当长工，他对本村回家探亲的杞县老县长说：“现在逼着叫报产量，报不了还得挨打，一说就是党中央的决定。他妈的‘党中央’这个人恁坏，我不相信，连毛主席也管不了这个‘党中央’！”他是个老实农民，把“党中央”误认为是个人了。&&&&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开扩大会议，决定1958年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1070万吨。当时开封地区西部5县是山区，有些铁矿石，可以炼铁。我当时兼任地委大办钢铁办公室主任，要到炼钢铁前线去，我去参加省的大办钢铁会，省委书记问：张申到了没有？你回去告诉他，书记要挂帅上……&&&&张申点头说是，张申接着说下去：&&&&我挂帅，坐镇前线指挥部，各县委书记也都既挂帅又出征了。按省委指示，开封地区动员35万人到巩县、登封、密县、新郑、荥阳西5县就地安排，组成各级指挥部，人山人海，人们自带行李，推小车、带口粮，没有煤，就砍树、运树。建小高炉需要头发，便让女孩子剪辫子，小女孩剪了辫子就哭。高炉需要引铁，便把群众家的锅、门锁……全砸了。&&&&周化民：&&&&那场面也真壮观，白天人海如潮，夜间一片灯火。不管是山区、丘陵，城乡上下，大小炼铁炉，一个个，一片片，长形的，方形的到处皆是，一眼望不到边。长的有十米甚至上百米，叫做土炉。小的是木制风箱炉。炎天暑热，汗水和烟尘，每个人脸黑黝黝积满灰尘，很熟的人见面都不认识了。&&&&登封当时是全省大办钢铁的“先进县”。这是从除“四害”（苍蝇、蚊子、麻雀、老鼠）和大搞卫生开始的。《河南日报》登照片，叫农民为驴刷牙，带上口罩，让人啼笑皆非。&&&&张申：&&&&登封在大办钢铁前，曾用土法炼过铁，这时，登封成了典型，全国都来参观，哲学家艾思奇也来过。他下放到这儿挂职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是蔡振中。蔡振中虚报产量，搞形式主义，我批评他，他不吭气。由登封提出“四无”县后，他让群众在厕所里刨蛆，打苍蝇，给牲口、羊刷牙……省里以此典型推广搞四无专区。我不赞成不行，少数服从多数，地委的领导都同意，我没办法。毛主席来河南搞农业40条，蔡振中回答毛主席提问说：三年可以进入共产主义。&&&&1958年冬天，大炼钢铁进行不下去了。&&&&1958年12月，中央批准取消商丘地区建制并入开封地区，原开封地区西部5县划入郑州市，新开封地区共辖21个县，1100多万人口，我任地委第二书记。&&&&1958年冬，粮食没有了。那年粮食丰产没丰收，浪费惊人。商丘就更为严重，上边还不知道真情，冬天在郸城还开粮食丰收现场会，是“反瞒产”。可我看到大大的粮食囤，只在上头有一层粮食，下边全是麦秸、麦糠呵，可“反瞒产”却越反越厉害。&&&&这年春节以后开始饿死人了。&&&&周化民：&&&&商丘地区五风严重，原地区专员任秀铎和地委组织部长马振藻两人一同指挥修“潘口水库”，毁灭了几十个村庄，组织男女劳力几万人，在数九寒天挖此水库，还组织几十个女孩子参加“秧歌队”扭秧歌，穿着裙子跳舞。大批庄稼被毁，大块土地荒芜，生活极端困难，劳动强度又大，造成了成百上千人死亡。1958年，他们在商丘北郊挖了个“东风湖”，是马振藻带着医护人员、设计人员到苏州、杭州参观回来后亲自指挥搞的。全湖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桥和假山。三九天里，北风刺骨，马振藻住在离“东风湖”不远的医院里疗养，逼着机关干部、工人、农民，跳到齐腰的水里，挖湖抬泥，结果也饿死、冻死、累死一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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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4:57 &&
&&&&张申：&&&&这年冬天，副省长赵文甫和地委书记陈冰之一人带一个秘书到下边私访，到禹城杜集，一进村口，就见人们浮肿厉害，老百姓哭着说：再不来粮食，就都饿死了。陈冰之从村西头走进一家，见一老人在草窝里睡，看不见粮食，见屋里有个小缸，淹着一缸肉，问：是什么肉哩，狗肉？猫肉？老人哭了，说那是我孙女的肉哩！&&&&饿的人吃人肉了！陈冰之再也呆不住，便找到赵文甫，一块看了看那淹女孩肉的小缸！……&&&&我想说一点真话，讲了点真实情况，还没敢说多严重，可59年8月，我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那时，我是分管工业的地委第二书记。&&&&1959年8月……&&&&周化民的叙述，比张申本人记得具体。&&&&1959年8月，中共河南省委召开工业会议，通知各地、市的分管工业的书记和工业部长参加。我和当时地委第二书记张申同志出席了会议。会议本来是研究如何组织工业大跃进问题，但后来变成“反右倾”了……&&&&一天上午，省委常务书记主持会议，说是要“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如实反映一下大跃进中的缺点和问题、困难，对省委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对当前形势有什么看法也可以讲……&&&&参加会议同志都经历过1957年的“反右派”，大多心有余悸，但听省委领导启发，也便你一言我一语的提了一些问题，说了一些看法和建议。张申同志比较系统而如实地作了概括发言，我记得你发言内容大概是：上去几十万人大办钢铁，也炼出了些铁，但质量不高，问题很多。平原群众到山区很不习惯，不断发生逃跑，有几个群众逃跑时掉进水库淹死了；赔钱很多，我们财政上也解决不了，要求省委给我们弥补一些。&&&&农业形势本来很好，但像去年（1958年）一样，丰产了没有丰收，粮食浪费很大。人民公社建立是不是太快了？很短时间就发展为公社化了。步子要稳些就好了。……&&&&在张申说到大办钢铁的问题时，我补充了许多事例：登封县“卫星号外”是假的，是将煤田地面的表皮一剥离，根本就没有往下挖，更没有见煤，就报成产量发出“卫星号外”了。铁的质量很差，中央物资部来一处长调我们的钢铁，我把他带到登封县现场一看，他嘴里不敢说是铁的质量差，因有顾虑怕说是“右倾”，但拒绝按计划调拨……我还谈到大办钢铁中有许多问题……&&&&我们发言后的第二天下午三时许，一位副省长和一位省委副秘书长来到我们驻地。他们说张申的发言有错误，让他明天在省委北院礼堂作检讨。&&&&第二天下午，省委常务书记，二把手杨蔚屏主持会议，他说：“今天召开这个会议，是安排开封地委第二书记张申做检讨，他有‘大炼钢铁得不偿失论’，还有人民公社搞早了，搞糟了等一系列错误言论，下面由张申做检讨。”&&&&张申上台做检讨，他讲了些思想情况，承认思想“右倾”，承认发言中有错误，他讲到犯错误的阶级根源时说：&&&&“我是信阳人，出身于小土地出租者，这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劣根性在党内的反映……”&&&&主持会议的杨蔚屏立即打断说：“张申，你把那个‘小’字给勾喽！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张申讲完，杨蔚屏便让各地市发言批判，看来批判的人思想也认识不上去，水平不高，都是软绵绵的。&&&&主持人杨蔚屏做总结讲话，他说：“现在正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彭德怀给毛主席上了万言书，他跳出来了。中央这次会议正批判他们！张申的思想和彭德怀一样，也是大办钢铁得不偿失论，和彭德怀遥相呼应。张申也反对人民公社、大跃进……这是一场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要坚决与张申划清界限，斗争到底……”&&&&从省里开会回来后，省委立即派书记处书记李立，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张健民到开封地委坐阵，亲抓反右倾运动。将开封地区的反右倾作为全省的典型，首先从张申的“右倾”开刀，批判张申，是在地直机关召开各部门负责干部会议，组织对张申的揭发检举，接着是批判斗争。再接着就是批判续凯（副专员）、杨体泽（副专员）、王向明（地委组织部副部长）三位地委常委的“右倾”。&&&&不久，地委副书记耿化武找我谈话：“经地委研究决定，省委批准你要停职反省，老实交待，彻底揭发检举张申，接受批判斗争，争取从宽处理。从此后，在地委机关工业交通系统召开大会，对我进行无数次批判斗争。&&&&开封地委二十一个县，批了我们半个多月，回地区轮流批，上挂下联。&&&&从1959年9月到1960年3月，约半年的时间，对我进行批判斗争，多少场次则不计其数，而且还有人看管，当然没有什么人身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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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6:12 &&
&&&&地委常委1960年元月31日批准，划周化民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其地委工业部副部长职务，工资待遇降两级。&&&&批斗结束我在等待处理时，曾令我随一个救灾工作组到永城县检查灾情，安排群众生活。我们一行8人到永城后，县委书记韩某安排我们到县委小灶吃饭，被我们拒绝了。这时小灶上吃的是精粉，生活非常特殊，这个书记终日花天酒地，大吃大喝；他的办公案子很大，玻璃板下放着很多模仿毛主席姿势的个人照片，看起来叫人恶心。&&&&当时永城县60万人口，已活活饿死10万之多，韩书记决定：不准群众外流要饭，不准叫喊无粮无款。他向我们封锁消息，隐瞒实情，说永城群众生活没有问题，拒绝国家发放粮款。我们亲眼在城北一个小村的小庙里见有8个人饿死在那里，回县要向他反映，他死不承认是永城人，说是安徽人到永城来饿死的！他瞪着眼说：“那是冒充我们永城人，给我抹黑！你们不要谎报灾情！不要上当受骗！不要右倾！”&&&&我顶着“右倾”帽子，回来还是如实报告了实情！&&&&日，地委行政科长将我叫去，责令我：“你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下放劳改要将“工作证”和“公费医疗证”一两天内送到行政科，以后不能享受国家干部待遇，不能享受公费医疗！”&&&&第二天我将两个证明，将这两件关系我的政治生命和身体健康的证件交给他了！&&&&3月25日，通知我去巩县孝感钢铁厂劳动改造，整整一年零九个月……&&&&张申：&&&&我被批斗之后，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从行政10级降到12级，然后去杞县付集农场劳动改造。&&&&个人的挫折痛苦算不了什么，最痛心的是：从此在党内没有了民主，不敢再说不同的意见，和57年反右之后，知识分子再不敢说话一样，整个国家沉默了，人民因此受到更大的灾难，这才在我的家乡信阳出现了骇人听闻的“信阳事件”，因为说天大的谎言，造成天大的灾难。&&&&我的老父亲夏佑铭是民主人士，原来跟我住一起，反我右倾机会主义，他便回到了家乡信阳，成了这事件的目睹者。1961年，我平反后，他又回到开封，是开封市文史馆馆员，民主人士开会，他提出信阳事件就激动不已：死的人到处都是啊！比我们解放信阳市打国民党兵团司令张轸时两方死的人都多得多呀！&&&&据当时统计，光信阳一地，饿死百姓一百多万！&&&&张申说到这儿，说不下去了，他眼里含上了泪花，虽然这已是四十年前的往事，说来还历历在目，如在昨日！&&&&我听着，心里很沉重，我向老周说：谁能详细说说信阳事件吗？我要写谎言的悲剧，应该不忘这民族的大悲剧。&&&&老周说：住在我楼上的是开封市纪检委书记姚学智，已离休，他最了解。回去，我们去访访他，他也很愿把这情况告诉别人，让人们记住这段历史……&&&&回到开封，老周领我认识了原开封市纪检委书记姚学智，他80岁，身体好，腰板直挺，满面红光，说话膛音很大。他在1944年参加工作，当过“愚公移山”移动的王屋山地方的小学校长；1955年任省委农村工作部生产处处长兼办公室副主任。&&&&姚学智的职务，使他亲眼目睹、亲自调查了河南信阳所发生的那场历史大悲剧的前前后后…&&&&提起那段往事，这位80多岁老人记忆犹新。&&&&姚学智：&&&&信阳遂平县M人民公社，是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也就是在这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放出的中国第一颗小麦高产“卫星”！&&&&1958年6月的一天下午，管农业的副省长彭笑千、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赵定远让我去省政府谈生产问题。我到后，见在遂平山人民公社蹲点的信阳地委秘书长赵光手拿一把麦穗正汇报哩：“这是M汜社韩楼大队的麦子，两亩9分地亩产3800多斤哩，这千真万确，没有错的！”&&&&我听到这数字大吃一惊：咱整天和农业打交道，平时一亩地麦200多斤就不错，咋会冒出个三千八百斤？所有人都表现吃惊，可谁也没说“不信”！&&&&赵定远说：“老姚，你把赵光同志安排在省招待所，让他写个报告，明天早上交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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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6:41 &&
&&&&我领赵光去了招待所，安排好，他写报告，我走了。第二天，我把他的报告拿来交给了赵定远副部长。第二天，就在《河南日报》头版头条登出来了！&&&&这就是全国放出的第一个小麦高产“卫星”。&&&&1958年秋天种麦，省委组织工作组，我是组长，去新乡检查生产。人们去大办钢铁了，麦子种不上，越说谎话越要表扬，叫“气可鼓不可泄”！大食堂的馒头扔的到处都是。我问生产队长：“这么吃，能吃几个月？”生产队长说：“吃三个月。”“吃完后咋办哪？”“有国家管哩，都要共产主义啦，还能叫饿着吗？”&&&&我到济源县王屋公社，见县委书记，我问：“你这劳力都大办钢铁了，没人种地，你还吃饭不吃饭？”&&&&他不吭气，后来，他小声告诉我说：省里点他的名字，我不去大办钢铁，行吗？&&&&新乡获嘉县委书记看到劳力情况严重，把大炼钢铁的劳力调回来了。地委书记把他叫去。问他为何这么办？他说：吃不上饭，不种地，吃铁疙瘩能行吗？地委书记让他写检查，他说：中啊！只要让老百姓吃上饭，咋让我检查都行啊！&&&&这在当时可不容易呀！&&&&1958年夏、秋两季的粮食征购，让山区的老百姓们大难临头，惊恐不安！遂平县实际粮产2440万斤，可下来的征粮任务是9000万斤。因为县账面上是100279万斤，比去年增长3.1倍。&&&&这能怪谁呢？这数字不是你们吹出来的吗？产量人均粮食已达1565斤，根本吃不完，你不交给国家干什么？&&&&这个9000万斤的征购指标是河南省委召开的征购会议定的。省委书记吴芝圃主持会议说：今年全省粮食放了卫星，人均粮食超千斤，已向中央报了数，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表扬。所以要下大力搞好粮食征购，在征购粮食中要大放“卫星”，加强领导、书记动手，政治挂帅，大辩论开路，对任何迟疑、畏缩、瞒产、耍滑的行为，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逼着县委表态报高产量，规定不能低于亩产500斤。谁报低，路宪文便组织人辩论，这一斗，把产量斗上去了。县委书记蔡中田和同来开会的人商量：报低了过不了关，报9000万斤，说不定还过不了关哩。可把粮征光，老百姓吃啥？蔡中田说：先过今天这一关再说吧。&&&&和兴乡十一分队队长吴国祥是硬汉子，会计问他咋办，他说：“先留下种子和口粮，其他的都扯淡，有多少交多少！”完不成任务咋办？他说：“天塌下来我顶着！让老百姓饿肚子，没门儿！”他硬是留下万把斤种子和口粮，上级一次次催交粮，他只说没有，上级急了眼带找粮队半夜里偷袭进村，挖出存粮，把吴国祥五花大绑带走了。他临走对含泪的乡亲们说：老少爷儿们！我对不起你们啊！&&&&天啊！是谁对不起父老百姓呢？&&&&老百姓被逼无奈，交粮掺假，把当年对付日本鬼子的办法都使出来了！&&&&终于9000万斤任务完成，家家户户家徒四壁，在县大礼堂鞭炮齐鸣庆胜利时，老百姓啼饥号寒，抢地呼天！&&&&1959年8月，在食堂喝着越来越稀面汤，人人脸上浮肿之时，没想到远在天边的庐山开个什么会，之后，莫名其妙开展反右倾运动，更使人心神不宁了！&&&&公社先是集中开会。开始，人们互相打听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是哪村人，怎么犯这么大错误，后来才知是朝廷中的大臣，激怒了天子，所以要全民共诛之。&&&&可批判会总不热闹，干部着急，便要每个小队找出个“小彭德怀”来站在中间，联系实际。遂平县委高度评价这做法。361名大小队干部，莫名其妙被当成“小彭德怀”，斗个鼻青脸肿；有458名群众因偷吃牲口料被当小右派斗。&&&&从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上，信阳地区在反右倾追逼粮食中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1774人，36人死在狱中，拘留10720人，死在拘留所的667人，处处都有阎王殿，只见活人去，不见活人还。&&&&1960年冬，我参加信阳地委领导在驻马店参加县委第一书记会议。我和正阳县委书记住一个房间，他说：“老姚呀，不得了啦，你不知道下边饿死的人厉害得很哪，光正阳县就死了几万啦……”&&&&我回来问蔡中田：公社饿死多少人？他回答说：死300人。我问陈炳寅书记，他也回答：死300人，原来是县里布置统一了口径。&&&&省委副秘书长打来电话问我：公社死多少人？我回答：我听县委书记、公社书记说300人。晚上，省纪检委书记焦祖涵来电话也问我：到底死多少人？我还是做如上回答。他说：一定要搞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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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7:27 &&
&&&&我看省委如此重视，我不能只听汇报，要亲自去调查。&&&&我先到一个村，村干部说：俺村就死二人，还是老头，该死了。我出了队办公室，在路上遇到一群妇女，却哭着诉说他家里饿死人，这一统计就是四五十人哪！&&&&我又去了一个村，也死了几十个人。&&&&这样全公社估算要在三四千人以上啊！&&&&我回公社专门叫各村支书来汇报死亡人数，可支书却不在了！&&&&这个公社的南尧大队，一家老人饿死了，只剩下两个哥，一个妹妹，冬天晚上烤火，哥问弟：饿不饿？饿了咋办，咱不能等死啊！两人一商量：吃了妹妹吧！便把小妹打死，在火里烤着吃。当家叔叔闻到烤肉味儿，过来一看，哥儿俩正烧妹妹的大腿撕着嚼呢。便大骂他们，他们像没听见，还撕着吃，把啃完的头骨放在窗台上，叔叔报告了，公安局来人抓他俩，弟弟跑了，哥哥被抓去，又送回来了――在路上死了。逃走的弟弟也饿死了。&&&&我去调查，有两个村已死绝了，尸体倒在街头，没人掩埋，真是惨不忍睹哇！&&&&我跑回省里，向省领导做了汇报。先找到副秘书长王秉璋，他问死了多少人？我说：根据我独自调查，死人在3000以上。他说：已给中央写报告，报了300人，这咋办？&&&&在省常委会上，我汇报了死人实情。&&&&杨蔚屏感到问题严重，派管农业的副秘书长崔光华跟我一块再去调查；让我先写个情况，由机要室打印了。把我写的情况上报中南局。&&&&那天我住在遂平招待所。第二天，中央来了陈正人、陶铸、吴芝圃、李立副书记，从信阳乘大轿子车直奔（原文空缺）山去，我也到了那里。&&&&陈正人问县里干部：这个公社死了多少人？&&&&回答说：一千多人。&&&&陈正人说：工作组报告三千多人，怎么回事？&&&&这是指我写的报告，到底是谁说假话，欺骗中央？我说召开全公社各村的贫下中农代表会，一个村一个村的报，就把死人的盖子揭开了。不是3000多人，而是4000多人哪！我让会议延长一天，把死的人名单拉出来，看着这厚厚一摞密密麻麻的父老乡亲死者的人名，那些想隐瞒真相的人还有什么话说？&&&&（选自任彦芳著长篇纪实《焦裕禄身后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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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勇：中国大饥荒的本质是官僚主义带来的人祸日 09:28&&&&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翁一 陆诗丽 林录平&& &&&&核心提示：马勇说：大饥荒在本质上是官僚主义带来的人祸，是中国特殊体制下的产物。&&&&<img SRC="/958dcda298b573f7//rdn_4fa.jpg" alt="" border="0" /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本文摘自《时代周报》第179期，作者：翁一 陆诗丽 林录平，原题为《马勇：讲真话、不空洞，就会有长久的生命力》&&&&时代周报：近日，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社长林治波在其微博中对之前否认大饥荒史实的言论作了道歉。回过头来，你怎么看待这一事件？&&&&马勇：1960年前后的这段历史究竟应该怎样定位，可能还得仔细掂量。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肯定不成立；三年困难时期更是理据不充分；有人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庶几近之，但依然没有反映中国问题的本质。&&&&作为这一段历史的亲历者，依稀记得当时的情况：村民都在公社食堂吃大锅饭，饿了只能吃树根和野草。死亡的序列最先由老人开始，然后是小孩，饿死的大多都是没有一丁点职务的老百姓，家里只要有民兵队长、妇女队长、伙夫，全家大多有救，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对大饥荒时期死亡人群的分析，能够折射出当时社会的不公平。&&&&如果去看看中国人口资料，1959年-1962年那几年并不是人口零增长，和1962年出生的人口并不少。这表明那时并不是普遍贫困、普遍饿死。&&&&从某个角度，我并不主张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一个人的罪恶上去，这种表述依然停留在表层。&&&&另一个问题是，事件过去了半个世纪，为什么还不能公布并公开讨论这一事实。大饥荒是如何发生的，它的根源是什么，难道仅仅只是一个人的责任，都需要放开眼界、深入讨论才能有结论。&&&&在开放的互联网时代，无法做到对于历史事件的完全遮蔽。需要从更深的层面去剖析这个问题，而不是带着仇恨带着情绪去讨论。&&&&大饥荒在本质上是官僚主义带来的人祸，是中国特殊体制下的产物。&&&&时代周报：有一种观点认为对于具体的死亡数字还有待商榷，因为官方尚没有公布数据，但是从基本史实层面完全否定大饥荒、否定人口大规模非正常死亡，是完全错误的，你如何评价这种观点？&&&&马勇：扭曲历史、美化历史之所以有土壤，并在一定程度上有市场，还得归咎于无法公开讨论。&&&&最近，关于政治改革的讨论又开始升温，我觉得必须在未来的政治改革中把历史的包袱甩掉。甩掉历史包袱非传统意义上的对过去的历史事件进行官方决议，而是充分地让人民去讨论。官方决议易保护这种制度缺陷。&&&&现代国家的成功经验值得学习，他们一届总统结束了，这段过程就成了历史，就允许进行历史学的研究，允许不同意见，他们把每一个事件的过程都当作了历史，允许讨论与研究，从而达到洗涤国家灵魂的目的。在现有这种特殊的体制下，只有进行充分的讨论，无论得出什么结论都应该进行道歉，另外对那些非正常逝去的灵魂，也应该怀念，应该追思。纪念过去，检讨过去，不是简单地算历史旧账，而是为了未来，为了进步。只有做到这一步，才能甩开历史的包袱向前走。&&&&对待大饥荒，最该做的也还是进行充分的讨论与研究，无论死了多少人，都公布出来。唯有此，后人才会觉得国家没有对这段历史进行掩饰。走了弯路就要改，跟人民讲清楚历史事件，以健康的讨论代替过去控制一切消息的做法。&&&&官方应该在讨论后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否则就不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正是因为缺乏充分的反省与批判，才会引起对某个人的偏见，走不出历史的魅影。媒体在这方面适当营造言论的空间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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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忆1959年饥荒：不足4里路上有5个饿死的人日 15:40&&&&来源：炎黄春秋网刊外稿 作者：黄志谋&& &&&&核心提示：在不足4华里的盘山路上，就有5个饿死人的尸体横躺在路上，几乎每隔不到一里路就有一只饿殍，其中有一个还是我的亲大舅，我妈的亲哥哥。&&&&<img SRC="http://res./e96a0c81baf9e6df//rdn_4e730d56518e4.jpg" alt="" border="0" /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三年困难时期的广州街头（资料图）&&&&本文摘自：炎黄春秋网刊外稿2011年1月，作者：黄志谋 系退休新闻工作者,原题：《饥饿的回忆》&&&&编者按：凤凰网历史转载本文仅出于传播信息之需要，不代表认可文中观点或印证其论述。&&&&我出生在桂西山区凤山县的那片不算富饶，但也不算是贫瘠的黄土地上。世世代代，我的先人、亲人们在这片黄土地上倾注着毕生的精力，浇注着辛勤的汗水，等待着这片土地上的春华秋实，期望着一代又一代人可望而不可即的丰衣足食，也守侯着那份与世无争的淡定从容。&&&&1958年以前，我的家乡虽然不是富裕，但我们总算还能吃饱饭。1958年热火朝天的大跃进、大办钢铁、大放卫星的烈火似乎烧过了头，一场饥饿梦魇便随之而来。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十年，一场大饥饿突然而至，黄土地上的人们陷入生存难保的万劫之渊。&&&&1959年以后，正在长身体的我们留下对“饥饿”的终生难忘记忆。那时，除了粮食，几乎所有的副食和蔬菜都没有了。刚开始，人们还可以从公共食堂里领到少许的蒸饭，即使吃不饱肚子，也还能将就熬过一天。到后来，谁都没有吃的。为了生存，只能吃树皮、野菜，吃牲口才吃的野草，吃拉不出的观音土……小孩熬叫，大人叹息，生产陷入停顿，生存听天由命，万劫不复。&&&&那时候我还是凤山中学初中二年级学生，在一个礼拜六下午，我和我的同村同学从学校赶回村里过礼拜天。在不足4华里的盘山路上，就有5个饿死人的尸体横躺在路上，几乎每隔不到一里路就有一只饿殍，其中有一个还是我的亲大舅，我妈的亲哥哥。是我首先发现大舅死在盘山路上，然后跑步到外婆家给外婆他们报丧的。后来听我表姐说：大舅是饿得无法忍受，想爬到县城去找儿子、我那位表哥要点东西吃，不想，已经有几天没有饭吃的他，饿倒在盘山路上，成为那个年头千千万万个饿死鬼之一。&&&&在我大舅饿死后的两个月，百色地区行署专员赵世同来到凤山县检查工作。这位曾经在凤山县带头闹革命的共产党官员，了解了凤山县大量饿死人的情况后，愤怒地拍着本县县委书记的桌子，大骂这个县委书记是混蛋官、草菅人命官。接着，他下令开仓放粮，把仓库里的蓄备粮紧急调运到饥荒最严重的村寨。后来，赵世同一直被凤山的老一代人称为“赵青天”。&&&&不过，当年年幼无知的我，却抱怨赵专员为什么不早两个月来到凤山县，也抱怨凤山县的大大小小官员们为什么没有赵世同那样良知和良心。&&&&毛泽东的“大跃进”悲剧，首先在于他这时已经不能真正了解农民与农村的实情，却有太多的民粹主义情绪。他害怕农村中出现资本主义经济，他看不到在经济落后的中国，农村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其实就是社会的进步。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国家农业的了解，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当然，他也不愿意了解不符合他的心意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他的晚年，总是认为资本主义一切都是坏的，这是他的晚年悲剧。&&&&大跃进、大锅饭、大集体的必然结局，就是使农民丧失了自主性、丧失了积极性。农民既然是一群在土地上耕耘、播种、收获的人，如果没有了自己能够支配使用的土地，农民就不是真正意义的农民了，他们就变成不会耕田种地了。&&&&中国人常说的“三年困难时期”，就是指年这三年。那时候中国面临着空前的大饥荒，各地农村都有饿死人的，谁都承认这件事，只是饿死的数量不知到底是多少。&&&&在主要是由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回忆和撰写的《毛泽东遗物事典》这本书里，有一个毛泽东的“60年代初用的西餐菜谱”，配有照片，上面的文字说明写道：日，几位工作人员会同厨师为毛泽东精心制作的一套菜谱。这菜谱并不是宴请客人摆酒席用的，而是毛泽东的日常伙食。其中包括下列这些异国风味的鱼虾：蒸鱼卜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鱼、波兰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原文如此）、咖哩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等等。&&&&书中还说，60年代初工作人员制订西餐菜谱时，考虑到毛泽东喜欢红烧肉，特别为其安排了小乳猪，这样就能做到肥瘦适中，面面兼顾。&&&&毛泽东困难时期吃不吃肉，本来是一件不需要大肆宣传的事情。作为一个国家，必须保证其领导人的安全、健康，不然的话，国家机器就无法运转了。国家再困难，也不缺这一点肉！身居最高位的毛泽东，给国家出个好主意，不知会创造出多少财富，让多少人民受惠。问题是：过去一直有一个宣传材料，总是说在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为了与全国人民同甘共苦，就不吃肉了。这件事不知感动了多少人。&&&&我们不应该神化什么人，也不应该妖魔化什么人，但我们看了1960年毛泽东的菜谱之后，觉得一些以讹传讹的说法还是不要传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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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4:02 &&
&&&&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他应该不相信在中国的黄土地上一年能够每亩产出“13万斤”粮食的神话。可是，这样的神话，竟然赫然出现在人民日报和广西日报的头版头条，许多人为之欢欣鼓舞，欢呼这史无前例的“特大丰收”。虚报粮食产量的结果就带来大征购，促使全国各级干部下乡对农民进行反“瞒产私分”。在广西邻近的贵州省，有一个叫帅好的省粮食厅干部撰文回忆道：在1959年4月上旬，国家粮食部召开会议，因为中央给各省下达的粮食征购任务太高，各省对粮食的购、销、调、存政策一片叫喊声。根据中央指令，贵州当年粮食征购任务为36亿斤，秋收过去五个月了，入库为26亿斤，其中还有5亿斤为虚报数字。&&&&牛皮吹得太大，困难越大。硬着头皮说有中国当年有7500亿斤产量。4月下旬，中央直接给各省委和粮食厅党组发电报，责令：一，粮权高度统一集中；二，压缩本地销量，确保上调中央。&&&&政治制度不良和战争是饥荒的主要原因，它对饥荒的责任远远超过经济落后和粮食歉收。但责任者往往把饥荒的责任推给了自然灾害。人民权益的丧失会恶化饥荒的后果，使得本来容易克服的困难变成灾难性的。&&&&中国三年饥荒是因为取消了国际国内的粮食自由交易，又不允许饥民出门讨饭，最后只有饿死一条路。防止饥荒再次发生的不只是增加粮食生产，更重要的是让百姓有交换的自由，有流动的自由。何况没有自由粮食也增不了产。所以说：自由是抵抗灾害的最有力的武器。&&&&有人说，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带来了大饥荒。对于这一点，我是有深切体会的。在人民公社的体系下，社会救济系统消失，人们连在哪里吃饭的自由都没有，不仅不能有“自留地”甚至连锅碗瓢勺都不许拥有时，后果肯定是灾难性的。如果农民能保有一小块“自留地”，如果拥有最低限度的“人权”――任何人无权任意到农民家里搜尽最后一粒米、拿净锅碗瓢勺――怎么也不会有以“千万”为单位的人饿毙。&&&&历史好不容易走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分田单干”，是那个年代农村的缩影。还是这片黄土地，在“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指导下，我的乡亲们，对脚下的这片黄土地付出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干活总有使不完的劲，种庄稼总有挖掘不尽的潜力。他们深知“人哄地一时，地哄人一年”的道理，他们总能根据季节变化应时干活，四季交替，从不懈怠，尽量避免“大集体”时期的“人哄地皮，地哄肚皮”的覆辙。&&&&建国六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黄土地的面貌发生了太大变化。作为“三农”的载体，黄土地承载了太多的使命，她对整个国家是不可动摇的根基。目前，落后的黄土地是整个社会无法绕过、不得不面对的。国家在制定、落实政策时，不能满足于纸面上漂亮的数字，更不能因部分人对“有树有园有几亩田”的短视向往，而“屏蔽”掉对黄土地的人本关怀，既要身临其境感受空气的新鲜、民风的淳朴，更要对单调的生活、长久的牵挂、脆弱的保障感同身受。同是共和国的土地，与城里的那片土地相比，黄土地的内心深处是否隐隐作痛，是否在无声地呼唤“给我更多的关注”？&&&&六十年，弹指一挥，黄土地上“换了人间”。但是，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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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5:27 &&
&&&&大饥荒开仓放粮第一案真相：查无此事 照样死人日 09:35&&&&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韩福东&&&&&&&&核心提示：当时任长寿县粮食局秘书股股长的张开金说，如果张开华有开仓放粮，当地的粮站应该向粮食局汇报，但他不记得有这回事。在重庆与长寿相关开放档案中，目力所及，记者没有发现张开华除夕夜私自开仓放粮300万斤的任何记载。&&&&<img SRC="http://res./e96a0c81baf9e6df//rdn_4e39f.jpg" alt="" border="0" /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本文来源：《南方都市报》日AA36版，作者：韩福东，原题：《“开仓放粮第一案”真相调查》&&&&来重庆市长寿区之前，记者期待还原一个大饥荒年代动人的“开仓放粮”故事。&&&&某杂志去年刊发了一篇题为《一次冒死的开仓放粮》（作者孙建人、王祖远）文章，讲述原重庆市长寿县委书记纪俊仪在“三年灾害”期间，抵制左倾路线，为挽救更多人生命，冒着丢乌纱帽甚至坐牢的危险开仓放粮，形成新中国首例“开仓放粮案”：纪俊仪等各级干部一直在努力防止水肿病的恶性发展，在得知饿死人的消息之前，就向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争取4000万斤的救济粮，在遭到重庆市相关部门领导的阻挠后，救济粮在1960年农历正月初二下发，挽救了成千上万人生命，而原长寿县双龙区委书记张开华，更在除夕夜开仓放粮300万斤，事后受追查时，纪俊仪以“县委”名义为其承担了责任。&&&&这篇稿子经由众多纸媒转载，更在网络上广为流传。&&&&“开仓放粮第一案”的说法，最早可追溯到2003年，重庆《红岩春秋》杂志刊发孙建人文章《1960，开仓放粮赈灾民》，内容与上述文章大同小异。在纪俊仪的老家长寿，该文成为老干部热议的焦点。当地党史办为此还接到老干部数千言来信，认为文章失实。&&&&“这是假的，不存在。”1960年任长寿县粮食局秘书股股长的张开金对记者说，当地有好多人议论，说这是给纪俊仪竖碑立传。有老干部特地向他咨询，是否确有冒险“开仓放粮”之事，也有人希望他写文章说明此事，但他一直没有写。&&&&事情由此变得复杂。遗憾的是，张开华早已去世，而纪俊仪的儿子以老人有病为由，婉拒了采访，为我们辨析事实增添了难度。&&&&在长寿与重庆，记者先后采访可能了解决策的官员还包括：原长寿县长宋敬武，县委秘书处秘书郑德芳、王兴华，公安局长李在明，双龙区组织部长张长寿，双龙区16营（管区）副支书兼副营长左传荣。为慎重起见，记者还在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图书馆、长寿区档案馆，查了4整天资料，内容包括年重庆市、长寿县党委、民政、粮食、卫生部门及双龙镇的开放档案，以及相关报刊和史志。&&&&让我们走近那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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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6:27 &&
&&&&大量死人事实并未及时向市委汇报&&&&有人抢粮了。&&&&1960年1月，重庆市长寿县公安局接到下洞生产队一户农民的报案，他们家约20斤口粮在夜晚被不明身份的人抢走。局长李在明对此非常重视，带了治安股长和刑警队长亲自赶往现场。&&&&“那时20斤粮是要命的事，机关干部每月才供应19斤粮。老百姓平均每天最多也就三两粮，农民把观音土晒干了，就吃这个。这东西吃了之后大便拉不出来，是没有办法的办法。”51年后，79周岁的李在明在长寿家中向记者回忆起此事，仍忍不住唏嘘。&&&&到了现场，李在明注意到，报案者阶级成分为中农，家庭非常贫困，泥巴与木板糊成的房屋破烂不堪，床上没有被褥，仅有几张烂油纸盖，院子里席子上晒着观音土。在回答李在明的提问时，这对40余岁的夫妇显得非常不自然。&&&&“你们家几口人？”他问。得到的回答是：五口，还有三个娃娃。娃娃都去亲戚家了。&&&&“他的亲戚怎么会给他养三个娃？”面对因饥饿而脸部严重浮肿的农民夫妇，李在明内心产生了怀疑。饥饿此时是长寿县最普遍的现象，浮肿的不仅是农民。“我也浮肿，跑都跑不动，县委书记纪俊仪也浮肿。吃个糠丸―――主要是现在用来喂猪的糠做的，那时要县里批准，当治浮肿病的药吃。”李在明说。&&&&李在明要这对夫妇带他们去亲戚家核实情况。他俩的眼泪就下来了，道出实情：孩子没有送去亲戚家，而是饿死了两个。尸体就扔在他家附近，一个准备安插电线杆的一米左右的土坑中，上面简单盖了点薄土。&&&&根本没有人抢粮食，这对农民夫妇是报假警。为什么隐瞒孩子死去的事实？“饿死人了，他们也怕……另外，这样他们可以多领两个人的口粮。”李在明说，他很清楚，这是贯彻错误方针导致的结果，内心很不是滋味。他又去了数公里外的另一个村子去看了看，发现那里也死了五六个人。&&&&他立即向长寿县委书记纪俊仪做了汇报。纪俊仪是李在明的入党介绍人，两人都是山东过来的南下干部。&&&&“纪俊仪的原话是：你谈的是真的么？我说：你是我的老领导，这么大个事，我敢讲假话么？他说：如果确实如此，那我这个县委书记该杀头。老百姓饿死，我都不晓得。他很紧张也很自责，说马上下去看看，向市委汇报要粮。”李在明特别强调，纪俊仪当时不是一般的沉痛。&&&&据孙建人文章，这一天是日，纪俊仪刚刚知道自己领导的长寿县出现饿死人现象：“早在两个月前的1959年11月，长寿县就有人患水肿病，当时这种现象在大面积饥荒的四川并不鲜见。日渐衰弱而又无粮可吃的饥民把谷壳磨成粉、把野生蕨根和土茯苓挖出来磨成面……但凡能想到的无毒的可以吃的，人们都千方百计弄来填进了肚子，还是没有遏止住水肿病蔓延的势头。到了12月，长寿县数十万人中已有相当多的人得了水肿病，在今天有案可稽的，是县志上记载有9万多人。凭经验，纪俊仪意识到，饿死人的事不会仅限于渡舟一个区，全县所有的区可能都不会幸免。他下令紧急调查全县的死人情况。6天之后（日，农历腊月二十七），数据出来了，全县10个公社每个的死亡人数都已上百，多者甚至数百！”&&&&在纪俊仪1988年对长寿县党史研究办的口述（傅道全整理）中，对此有更为明确的说法：“我下乡调查，全县死了3000多人，再调查，全县死上万人了。”&&&&面对大批人饿死的事实，纪俊仪并没有马上向市委汇报。孙建人文章称，在当时“左”的氛围下如实反映存在的问题，“风险是明显的，弄不好，一顶‘给新社会抹黑’的右倾帽子，就会戴在头上。纪俊仪硬着头皮让县公安局向重庆市公安局作了汇报。”&&&&按纪俊仪的口述，他在除夕这一天向市领导做了长寿饿死人的汇报，此时距李在明告知死人消息已近十天。而重庆市领导同样没有马上拨粮救济，一直延误到正月初二―――也就是1月29日。“就这三天，腊月三十、正月初一、初二，死人数字由一万多增加到两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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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7:00 &&
“1959年初秋即开始饿死人”&&&&“如果重庆不支援粮食给长寿，长寿还要多死人。我们发现得早，我们也没有隐瞒这个事情，在长寿，死人这个阶段，长寿县委的我、牟克波、荣春萱、刘克瑞经常下乡了解情况，解决问题。长寿损失还是有，今天说，还比较大，但是比较起来在重庆市算好的。”纪俊仪在1988年的口述中这样说。&&&&纪俊仪没有隐瞒灾情么？他是1960年1月才刚刚知道长寿饿死人的消息么？&&&&年任长寿县委秘书处秘书（相当于现在县委办公室主任）的郑德芳说，他在1959年秋天就知道饿死人的事实，在他的老家―――长寿县渡舟公社凡安桥生产队。&&&&“大概9、10月份的样子，那时二季稻还在地里长起，没有收割。一天下午，纪俊仪和我说，去乡下看看。”郑德芳回忆，他们还没到凡安桥，因看见一头牛在二季稻田里吃谷子，纪俊仪就让车子停下来牵牛。这时凡安桥的一个老太太拄个棒棒，拿个破钵走了过来。“我问她去哪里，她说去刘家系拇笫程靡》钩浴鞘蹦睦镉懈煞钩裕艹陨舷》咕筒淮砹恕７舶睬诺拇笫程迷缇投洗读耍等奖旨乙丫懒撕眉父鋈肆恕＜涂∫翘司秃苣栈穑等俅狠妫ㄏ匚笔榧牵彩巧蕉舷赂刹浚┰谡獗叽笫程米さ悖趺疵惶从痴飧銮榭觥Ｋ厝ゴ虻缁拔饰省Ｎ颐钦獠欧⑾窒旅嫠廊肆恕５蠹涂∫呛腿俅狠嬖趺此档模揖筒恢懒恕！&&&&郑德芳的记忆表明，长寿县早在1959年初秋即已饿死人，而纪俊仪对此知情。“我记得是这样的。和纪俊仪不一致的地方，以他说的为准。”作为纪俊仪的老部下，郑德芳无意冒犯他。&&&&而目前所掌握的信息显示，在1960年1月之前，长寿县并未向重庆市汇报饿死人情况。&&&&虽然爱人和孩子在农村，但1959年一整年，郑德芳很少回家，除了“回去没吃饭的地方”，还因为“工作多”。日，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是个需要大庆特庆的日子。“每个县都要写文章，寄给毛主席，‘一县一文’。这是上面布置的任务，长寿县就落在我头上了。”郑德芳说，他写的文章《高山出平湖，灾年变丰年》，刊发在重庆《人民公社好》杂志上。&&&&灾年其实并没有变成丰年。但媒体上每天都是利好消息，甚至于在1960年饥荒最严重的时候，《重庆日报》也几乎没有一篇关于饿死人的报道。&&&&1959年是大跃进的第二年，长寿遭遇了一场天灾。据《长寿县民政志》，长寿经常出现伏旱，干旱天数常达50日左右，而日至9月13日，连晴高温72天―――也就是比普通旱年多旱了约二十天。饥荒开始在这里蔓延。&&&&“为啥饥荒？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大炼钢铁，好劳力都去炼钢了，只剩下老弱病残在家，农田没人搞，红薯都烂在地里。1958年没产多少粮，1959年又天旱，加上四川省领导又充漂亮，收购‘过头粮’（即公粮收购过多）。”郑德芳说。&&&&长寿县真的没隐瞒死亡人数？&&&&虽然减产，但包括长寿在内，各县市仍热衷于放高产卫星。在虚报的产量数字下，公粮的“过头”收购，使农民失去了赖以果腹的口粮。救济的不及时，加重了死亡率。据纪俊仪1988年的口述，“我们县里死两万多，涪陵（县）死二十几万，丰都死15万，垫江死15万，江北（区）死17万。”1960年前后在长寿县委秘书处工作的王兴华则估计，涪陵县饿死人最多，有20万，长寿虽少也有5万。郑德芳的估计更多些：5万都不止。&&&&据《长寿县志》，该县1958年至1961死亡人数分别为19661人、23573人、21030人、15306人，而年死亡人数仅为、6061人。大跃进期间每年死亡人数较此前高出1万到2万人。不过，官方人口统计也未必精准。曾任长寿县公安局局长李在明说，1960年，长寿县公安局做户籍人口统计时，有意将人口数“多加了一些”。&&&&1960年，长寿县是否如纪俊仪所说没有隐瞒死亡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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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卫生局四科日的汇报材料《本市肿病发病简况》显示：“本市自去年四季度以来，先后在各区县发现了‘肿病’，特别是，到十二月以后，情况更有所发展，据与各区县联系，到最近为止的不完全统计，全市共发现患者26423例，死428人……发病最多的是綦江，已有9417人，沙坪坝、长寿、巴县也均在3000人以上。”后面列表显示，刚刚统计的长寿肿病发病人数为4433人，死亡92人。从中亦可看出，包括长寿在内的各区县的统计数字，均严重缩水。此后的每月统计表，也显示汇报数字的随意性，譬如綦江县，日上报的死亡人数为208人，但接下来1月全月的统计中，又变成死亡109人，南桐区则从75人回降为26人。长寿县1月份全月的肿病死亡统计数是空白，2月仅死亡49人（重庆市档案馆档案，全宗号1089，目录3，卷号281，54-56页，59-79页）。&&&&或者，是如纪俊仪所说，因为2月份开仓放粮，导致死亡人数下降？&&&&开仓放粮，为何春节后仍大批死人？&&&&范清明出现在长寿二中的时候，大概是1960年3月。&&&&此时，郑克荣在学校读初中，一年后，他将从这里毕业。郑克荣与范清明同为江南镇龙山社区9组人，他看见范清明“三根骨头两根棒”―――这是浮肿消退后的干枯现象，如不及时治疗和补充饮食营养，将很快死去―――在五儿子的搀扶下，进入了校园。范清明的三儿子也在这里读书，比郑克荣低一个年级。大跃进期间，学生也曾停课二三个月修高炉炼钢，但他们有校地种，还不至于断炊。&&&&“范清明在农村饿得要死，说话都没心气了。他三儿子是我叫来的，给他盛了些饭。当时的班主任老师姓白，不准他吃，说这是给学生吃的。把饭收走了。他也没办法，就哭一场算了。从学校回去，没走到家，在河滩上饿死了，喊着要吃米汤没吃上。”郑克荣对我说。&&&&1960年一整年，都在持续饿死人。与郑克荣同组的彭会清（音），是在这年冬天出去野外找食物的过程中，饿死在河边的。郑克荣在学校读书，对村内死亡情况并不全面了解，他印象中，七八十人的9组，饿死了五六个。&&&&江南镇距长寿县城不远，越过长江即到。按原长寿县委秘书处工作人员王兴华的说法，像江南镇这类靠近水源的地方，死人相对少些，渡舟镇属于死亡人数中等的地方，边远的山区如双龙等镇，死人更多。&&&&郑德芳1960年春节在死人中等的渡舟公社凡安桥度过，他从腊月三十住到正月初二，就返回了县委。“算上我，一家五口人，过年就只吃了我带回去的一个罐头。”他不愿细说自己家乡的死亡情况，“当时还不是死人最高峰。我亲二哥，是在春节后饿死的。”&&&&1960年长寿总人口51万余人，农村人口45万。如果纪俊仪争取到四川省拨来的4000万斤救济粮，按每人每天半斤的标准及时下放，可以维持半年，完全可以接续上早春麦的收割时节，何以仍有那么多农民没有饭吃，连续饿死？&&&&开仓放粮的真相到底为何？&&&&长寿在收购“过头粮”上更为积极&&&&王兴华说，他记得1960年春节前夕，纪俊仪在办公室内说，他向市政府要的粮食，马上可以拨下来了。&&&&这一年的春节前后，有粮食发放到死亡线上的农民手中，应是事实。李在明说，他接到手下特派员反映的情况，粮食发放时，在洪湖公社（现万顺镇），前来领粮的农民，有二三人死在回去的路上，终于没能吃到“救济粮”。“那时正下雨，天冷路滑，水肿病人倒下就休克了。”&&&&李在明已经记不清饥饿的农民一次可以领多少粮食。&&&&纪俊仪一次性争取到4000万斤粮食么？王兴华说，4000万斤粮食应该是逐次分批下发农民手中的。&&&&1960年2月初重庆市粮食局《关于1960年第一季度粮食销售计划的安排意见》中提到：“今年第一季度的粮食统销工作，仍本着‘瞻前顾后，细水长流，以丰补欠，留有余地’的方针进行安排……远郊三个县（包括长寿，记者注）及北碚、南桐区等五个粮食作物区，共有农业人口195万人，根据省规定的吃粮标准1-2月每人每天吃4两（旧称）贸易粮，3月份吃半斤贸易粮，共需安排5850万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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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8:05 &&
&&&&由此可知，最初第一季度下发给长寿等五县区的粮食总量是5850万斤，而且，发放标准是每人每天2两5钱（旧称16两为1斤），这些粮食根本不能饱腹。可能还需强调的是，这些所谓的“救济粮”是作为贸易粮―――即返销粮发放的，并非免费，而且价格比从农民手中收购的还要贵一些。这一点和原长寿双龙区16营副支书兼副营长左传荣的记忆一致：“1960年上半年，没有钱是买不来粮的，一斤米8分8，非要现金。村民都去田头采折耳根（鱼腥草），拿去公社换钱来买粮食。到下半年才可以免费领救济粮。”左传荣说，当时提倡生产自救，政府救济为辅，他曾把抗美援朝回来共积攒的1000多元钱，去粮站买了三万多斤粮，分给了六个农村“兵团”。&&&&记者在长寿档案馆中查到一份日，长寿县粮食局所作《关于当前农村生活安排情况的简要汇报》，其中透露出，自3月1日长寿县委召开电话会议贯彻市委关于农村人口每人每天平均吃半斤粮的指示后，才开始贯彻落实每人每天半斤粮的指标。&&&&另外，长寿粮食局《关于1959年7月至1960年6月粮食年度统销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显示，1959年下半年，因农村缺粮而销售的粮食为735万斤，1960年上半年则为2925万斤。由此可知，上级给长寿的返销粮食指标在1959年下半年即开始，只是1960年上半年更多些，但这些粮食一直都不足以满足农民的需求。换个角度说，长寿县1960年争取的粮食，和重庆其他区县并无太大差别。&&&&让长寿很多老干部不满的，不仅是纪俊仪所谓争取救济粮的数字，还有他“截住”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要粮的说法，以显示其为民请命的姿态。我采访的老干部中，的确无人知道这个事情。在纪俊仪1988年的口述中，也并没有提到这一点。“他可以向市里要，但我觉得不可能直接向李井泉要。”张开金说。&&&&档案中提供的事实，有时反而能证明，长寿县在争取粮食问题上，不如其他区县有力。重庆市粮食局党组日《关于1959年至1960年粮食购销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称：“今年农村征购后的留粮水平一般是够吃的，但由于严重旱灾影响，蔬菜多，粮食少，为适当照顾农民口粮的粗细比例，已在上年度节余指标内拿出贸易粮2250万斤，借给巴县1500万斤，綦江450万斤，南桐100万斤，北碚200万斤，调剂群众的细粮需要。但经各地安排的结果，全市尚有111万个社员（占50%），每天吃不够四两粮食。”―――这个自相矛盾（一般够吃，但拨了2250万斤仍有一半人口每天不及4两粮）的报告显示，在重庆远郊5区县中，唯独长寿没有获得“救济”―――这或许和长寿一直是西南农村工作试点模范县有关？或者是重庆市扣下了纪俊仪从省里争取来的4000万斤贸易粮？目前不得而知。&&&&另有一件事，似乎说明纪俊仪比其他县市在贯彻收购“过头粮”上更为积极。重庆粮食局党组日《关于农村粮食工作队会议的情况报告》称，三县两区从今年十月到明年5月底止，平均留粮水平，以綦江县为最宽，每人每天合16。6两（旧称），长寿县最紧，每人每天6.2两（不及现在4两），仅略高于綦江的1/3。&&&&1960年底至1961年初，长寿迎来另一个饿死人的高峰期。&&&&“没听说当时谁敢私自开仓放粮”&&&&孙建人描述的“开仓放粮第一案”，最核心的细节其实发生在长寿双龙区。区委书记张开华在“4000万救济粮”发放前两天，即除夕夜，自作决定开仓放粮300万斤。&&&&据双龙镇志，1959年末该地共有3642户、14076人。一夜放粮300万斤，意味着每人可以得到200余斤、每户可以得到800余斤。这当然是三年灾害期间的大事，但接受我采访的官员当时无一人知晓此事。“张开华活着的时候，没听他说过，我也不知道此事，没问过他。”原长寿县委秘书处秘书郑德芳说。&&&&“国库的粮要上级批准才行，政府断断续续给各个伙食团放些粮救济，但没听说当时谁敢私自开仓放粮。”时任双龙区组织部长的张长寿对记者说，双龙1959年下半年开始没吃的了，1960年最恼火，种了点粮食，还要上缴国家，饿死了很多人。“没听说张开华向上面要过粮，我们天天在一起。”印象中，张开华下半年主要忙于组织生产，催（缴公）粮催款，上半年安排农民生活。&&&&当时任长寿县粮食局秘书股股长的张开金说，如果张开华有开仓放粮，当地的粮站应该向粮食局汇报，但他不记得有这回事。&&&&双龙当时下设16个营（管区），左传荣是其中16营副支书兼副营长，家住沙坪寺村。他记得1959年冬天断粮的时候，张开华喊他和村民去十里外粮库挑粮食，此时距春节大概还有一个月时间，“我们村里还没死人，有些人脚上的浮肿开始流黄水，水不像水，血不像血。流完就要死了。”这应是1959年下半年政府断断续续“救济”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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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荣说，“1960年过年那天晚上，我、妻子和大儿子三个人，只有三两米，第二天就没吃的了。”这一年，沙坪寺村死了60人，黄坡村死了77人。&&&&张长寿说，黄坡是双龙死人最多的村子，1960年下半年，他被派去驻村十余天，改造这个“生产搞不好的后进队”。“我去的时候断粮，断了三两天，政府不拨，我也没办法，在食堂吃萝卜缨子，闹肚子好几天，没有盐，更别说油了。”&&&&张长寿要把农民召来开会，教育农民：大家还是好好劳动，把粮食种出来。“那时政府的政策是，主要靠农民自己，大家共同劳动把生产搞好，度过灾年。但是起不到作用，吃的都没有，怎么劳动？大家困的困，坐的坐。”&&&&张长寿驻村的时候，还有个叫张远亲（音）的50多岁农民，因为饥饿，在路上走着走着就倒下死了，“从镇上出去，路上就能看到尸体。”&&&&对张开华和纪俊仪，张长寿的评价是“工作负责任，但还是过左，上面政策照搬，白天督促、强迫群众劳动，饿肚子也劳动，这是上面让搞的。纪俊仪也很左”。张开金的评价是：“张开华文化程度不高，态度比较生硬。纪俊仪当时也是官腔十足，‘文革’后改了一些，没那么官腔了。”王兴华的评价更正面一些：“张开华是直性子人，不怕得罪人，不管别人接不接受得了，都要说。有人说他德行不好，就是因为他脾气不好。纪俊仪也是急性子人，‘文革’批斗他时说他是暴君，其实不存在。他是不顾情面的人，批评不含糊，有啥说啥，不留一手。”&&&&在重庆与长寿相关开放档案中，目力所及，记者没有发现张开华除夕夜私自开仓放粮300万斤的任何记载。仅在日重庆市财贸部《关于长寿县小春粮食收管用方面几个问题的报告》中提及：“瞒产私分严重，双龙公社召开党员大会，党员自报私分数平均每户为30斤。”这指的应该是春粮打收入库前的截留。&&&&“文革”武斗时发生过开仓放粮案&&&&虽然减产，但大饥荒年代，长寿乃至整个四川征购公粮的弦仍拉得很紧。在长寿县开始成千上万饿死人的时候，日，长寿县粮食局宣称，“（1959）全年调出省外粮食4628万斤，完成计划4568万斤的101.24%。”虽然调出很多粮食，但事实上长寿县内各粮库仍有很多存粮，1960年6月底的统计是，该县国家储粮2449万斤，公社储粮1687万斤，合计4000余万斤。粮库甚至还有糜烂粮食（11463斤），更有385万斤遭严重虫害（重庆市档案馆档案，全宗号1101，目录3，卷号291，54-56页，188-191页）。&&&&纪俊仪在1988年的口述中说，“当时，有的人怕上面晓得死了人没有面子，我就不要面子，要对人民负责。以后，（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问我‘你的人是怎么死的？’我跟他说‘是饿死了的’。他说‘饿死人就要给粮，不给粮还要饿死人’。我说‘对，就是给粮’。”可是，一直到通常意义的“三年灾害”（）结束后，1962年长寿仍在大面积饿死人，仅官方档案中记载就有上千人（仅1月1日到24日就死了1145人，见长寿档案馆藏档案《长寿肿病有关情况的调查汇报》）。&&&&王兴华认为重庆市长寿县比涪陵几个县饿死人少的原因是：涪陵可能执行政策更左一些，而且重庆比涪陵工业条件好，物质丰富，更有条件支援县市。长寿一直是模范试点县，靠近长江，水库等建设也比其他区县好。就重庆而言，江北区死人相对多些，这和其面积大人多有关。&&&&“我们都有责任，不能因为别的区县死人多，我这就死人多。”原长寿县长宋敬武说，关于开仓放粮，他只知道“文革”武斗期间，他调任重庆市任水利局副局长时，发生过一次，但具体不详。从长寿粮食局长职位卸任的张开金说，那是1969年，“也很困难，但没有1960年困难。垫江县的造反派‘反到底’和长寿的‘反到底’联合起来，打开国家粮库，一起放粮。”&&&&我没有找到大饥荒年代“开仓放粮”的感人故事。至少在重庆范围内，“开仓放粮第一案”是“文革”期间的造反派发动的。这真是历史的复杂与吊诡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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