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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琴细述与老歌数段情：也曾“抵触”翻唱老歌
新闻晨报 　
还有哪一位歌手比更适合唱中文老歌？
电话那头，一个富有磁性的声音“弹”出：“现在，没有其他女歌手再唱老歌了，我觉得自己有这个能力和任务唱下去。”开口便自信得足以让旁人退避三舍，除了蔡琴，还能有谁。
一夜唱尽80年，对蔡琴来说，并非难事！
但你可曾料想，这个被誉为“中文老歌最佳代言人”的歌手，也曾“抵触”翻唱老歌。日前，蔡琴在接受晨报专访时，细述自己与老歌之间的“数段情”，并首次透露1985年在录制《蔡琴老歌》这张大卖专辑时的举棋不定。
老的偶像 请客吴莺音吃野菜
问蔡琴，唱了那么多年老歌，是否与其中几位原唱者见过面？
一向低沉的嗓音突然提高8度：“吴莺音。她是我小时候就崇拜的偶像，我是她的‘粉丝’，没想到有一天我们俩真的能同台演出。”
她们总共见过两次面，依着老歌《我有一段情》，却似神交久矣。关于这段交情，蔡琴的记忆清晰异常：“台湾有个电视节目邀请她去，那是她第一次到台北，有记者问她：‘你觉得哪个人可以传承？’她答：‘蔡琴。’凑巧，那个记者认识我，很快打电话过来，我吓了一跳，让那个记者朋友帮忙，说我一定要请吴莺音吃饭。”蔡琴如“小粉丝”般如愿与偶像同座，饭局定在了阳明山，吃得很特别，居然是野菜，“她个性真的很可爱，一点不老气，精力又很旺盛，我像看偶像一样一直看着她，她说听过我唱的《我有一段情》，很喜欢我的声音，并鼓励说，照我自己的方式来演绎就好，不必模仿她”。
匆匆一别后，今年春节，在上海电视台的盛邀之下，85岁的吴莺音又与蔡琴碰面，这一次，是同台唱同一首歌。蔡琴回忆说：“我很惊讶，她的声音还是那么厚，居然能从高音一路降到我的调，要知道我的低音区还是很难唱的。”
老的朋友 ：他从来都不卑不亢
因为前夫是导演的缘故，蔡琴的家曾是诸多导演往来频繁的场所，其中就有如今盛名之下的大导演李安。
“记得最初来我家时，李安刚刚回台湾发展，还没名气，他和几个大导演一起来的，似乎有点‘拜码头’的意思。他始终不卑不亢，很少说话，只会发问。看他第一眼，我就感觉有一串老歌在他脑海里，事实上他也的确很会唱歌。”蔡琴说，李安成名前后没有太多的变化，一如既往相当谦和。“有一次在金马奖颁奖结束散场时，李安远远地看到我，叫了一声。然后隔了很远，他努力地把手穿过人群伸过来，接着给了我一个拥抱，问我要不要一起去吃夜宵。那么多年来，他真的一点都没变”。
最老的歌 4岁会唱《绿岛小夜曲》
不是没来由的自夸。对于华语流行乐坛近80年间的大多数老歌，蔡琴都了如指掌，她甚至打趣说“我学唱歌比学说话更早”。虽是玩笑话，但与老歌的缘分，她的确早早便注定了。
蔡琴告诉记者，自己第一首学会的完整歌曲就是耳熟能详的《绿岛小夜曲》：“那时候，我还不到4岁，常常喜欢咿咿哑哑学唱歌。老爸大概觉得这个小姑娘很可爱、很聪明，每到夏天晚上吃完西瓜，就让我当着邻居的面表演。”
孩提时，蔡琴一家住在中国台湾南部的寻常小街，隔壁是一个有着古怪姓氏的“宾妈妈”，听人说，她原是台湾少数民族的一个公主。在小蔡琴心中，家庭条件优渥的“宾妈妈”实在让人羡慕，因为她家拥有整条街唯一的一台收音机，“可能是故意的吧，每次‘宾妈妈’总会把收音机开得特别大声，似乎想让整条街的人都听到。那时候整个台湾没有太多的娱乐，音乐在人们生活中很重要，整条街的人就听着广播里放着一遍又一遍的《绿岛小夜曲》，过瘾得很”。蔡琴说，坐在爸爸的膝盖上，侧着耳朵听隔壁的收音机，小小的她无师自通地学会了这首《绿岛小夜曲》。
我的遗传很不错，声音大部分像爸爸那样
低沉，而妈妈高音部分非常棒，好像也有点遗传给我，你听我唱高音时也不会给人太爆的感觉，音域比较宽。”蔡琴有一对喜欢音乐的双亲，爸爸擅唱英文歌，妈妈爱听中文老歌。在她上初中时，一家从台南搬到了台北，而后，终于有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唱机。
蔡琴告诉记者，爸爸长年在外跑船，一度整整三年未归：“我高一时父亲离开，直到我高三时，他才回来。母亲一个人在家，心里很苦闷，这种离别让人难受，听老歌几乎成为她等待的精神支柱。有一段时间，我们家天天放李香兰唱的《三年》，每次听到这首伤感的歌，我就知道，妈妈在想爸爸了。所以，你说，我怎么可能对这些老歌不熟悉呢？那段生活的背景音乐就是它们啊！”
怕老的情结 曾经“抵触”翻唱老歌
“上海人唱自己的老歌都唱不过蔡琴。”华语老歌宗师陈歌辛之子、作曲陈钢，曾如此赞誉蔡琴。以稳健成熟的演唱功力，集26年歌唱历练的成熟气韵，蔡琴被泛华语地区的观众视为“中文老歌最佳代言人”。
可谁能想到，最初唱片公司看中蔡琴一把好嗓，提出要她翻唱老歌时，她还流露出“抵触”的情绪。蔡琴说，1979年底，她以《恰似你的温柔》一炮而红，前途光明之际，有唱片公司找上门，说要帮她灌录老歌专辑。“当时，一般的歌手只要有歌曲塞过来，已经兴奋得要死了，但我很不情愿，心想怎么我好不容易刚唱红了，又要让我翻唱老歌？”
在得到老板给予自己充分自由度的承诺后，蔡琴答应试一试，年轻的她为了避免造型照片被“拍老”，缠着摄影师设计“永久款”蔡琴，既符合当时翻唱老歌的意味，又能在若干年后显现出现代感。1985年，印着她用粉扑半遮脸照片的《蔡琴老歌》专辑问世，旋即大红，成为最畅销的唱片之一。时至今日，连当事人都记不清卖了多少张，但蔡琴用很肯定的语气告诉记者：“我要回去查一查，这将是一个惊人的天文数字。”
蔡琴说，很庆幸当时唱片公司老板没让她生硬地去模仿原唱者的嗓音，所以即便是翻唱，也有属于“蔡琴”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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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歌辛诞辰100周年，陈钢讲述玫瑰与蝴蝶的故事
&2010上海世博会期间，前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岚清在上海演讲时曾说：“上海有两对音乐父子，陈歌辛和陈钢，陈蝶衣和陈燮阳。”多年前，在上海音乐学院的一个工作室中，笔者曾有幸拜访陈钢。
已经70开外的陈钢竟给人青春飞扬的第一印象——格子衬衣、牛仔裤，还有那颗依然乐于表达的心灵。工作室在一栋老房子的阁楼上，布置得色彩缤纷，阳光从天窗里倾泻而下，有点创意园区的感觉。费拉拉一开始叫唤个不停。她是陪伴了陈钢好几年的“女儿”，一只活泼的小狗吉娃娃，看起来更像是一只陈钢最喜爱的小鹿。在“爸爸”的安抚下，费拉拉很快安静了下来，而这对音乐父子关于玫瑰与蝴蝶的故事也就开始了。
【陈歌辛】&原名陈昌寿，，出生于上海，著名作曲家，1940年代被称为“中国乐坛五王”，又被誉为“歌仙”。其祖父为印度人，祖母是杭州人。陈歌辛毕业于格致中学，曾跟随德籍犹太音乐家弗兰克尔、杜彭等学习作曲、指挥、钢琴与声乐。其后在上海一些学校教授音乐，并创作歌曲。代表作《玫瑰玫瑰我爱你》、《夜上海》、《凤凰于飞》、《苏州河边》和《恭喜恭喜》等名曲，由周璇等演唱出名，获得世界声誉，传唱不衰。
【陈钢】&陈歌辛长子，出生于1935年，中国当代著名的作曲家之一。早年，他师从于父亲陈歌辛和匈牙利钢琴家瓦拉学习作曲和钢琴。1955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后，他又师从于丁善德院长和苏联音乐专家阿尔扎马诺夫学习作曲与理论。早在求学期间，他即以其与何占豪合作之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蜚声中外乐坛。这首流传最广的中国交响乐作品曾先后荣获五次金唱片与白金唱片奖。本文部分照片由陈钢先生提供。
由白俄营造的法式浪漫是父亲创作的养分
黄霑曾对我说，他是喝着陈歌辛的奶长大的。我父亲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之交开始写作流行歌曲的。他的成名作颇多，其中那首最著名的叫《玫瑰玫瑰我爱你》，不但在四十年代走红全国歌坛，二战结束后，美国流行乐坛还有人把这首歌译成英文，改编成爵士乐，出了唱片。事实上，在上世纪40年代，上海生活着一批与我父亲有着同样音乐理想的艺术家，正是他们所创作的音乐作品“哺育”了黄霑这样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音乐之子。
记得父亲和他们经常聚会，谈论各种艺术思想。我小的时候，经常有音乐家、文学家、戏剧家到家里来做客，像夏衍、欧阳倩予、吴祖光、端木蕻良等等，都是家里的常客。他们时而蓝布长衫，时而西装革履。
那个时候他们也会去霞飞路（如今的淮海路）上的DDS咖啡馆和“四姊妹咖啡馆”，那些咖啡馆里晚上有白俄音乐家拉四重奏，白天这些人又到交响乐团去上班。这些白俄都是些旧俄贵族里的遗老遗少，因为苏联革命而流落到上海来的。是他们为上海带来了关于优雅与浪漫的启蒙教育。俄国贵族都是读法文的，讲究的是法兰西式的浪漫。如果你去过法国旅游，就会发现现在的法国就是从前的上海——梧桐深处有人家。张爱玲曾写道，从前上海的橱窗比香港的值得看，也许白俄多，还有点情调。所以我以为，老上海由白俄营造的法式浪漫就是我父亲他们这代音乐家创作所需要的养分。
至于到后来，我父亲的作品被戴上“靡靡之音”甚至“黄色歌曲”的帽子。这简直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上海那种有贵族气息的市民文化是蓝色的，罗曼的，绝对不是黄色的。
心里总有个春天
陈歌辛与金娇丽结婚照
金娇丽是我母亲的芳名。我母亲是一名富家千金，却也是那个年代的叛逆少女。当年她和我父亲的恋爱曾在上海滩轰动一时。
我父亲年轻时才艺上相当风流倜傥，但生活上却十分勤俭。他在女中教音乐时，整日穿一件洗得发白的淡蓝竹布长衫。然而，粗布衣衫却掩饰不住他的英俊。因为有印度血统，我父亲可以说是个美男子。隆准的鼻梁，雪白的皮肤，中等偏高的身材，一双眼睛黑白分明。他讲话时面带笑容，操着流畅地道的上海话，声音抑扬顿错，谈吐风雅，十分迷人。连周璇也说：“听陈先生讲话，感到是一种享受；唱陈先生的作品，感到十分的贴心。”
这个才貌双全的青年男教师，深深打动了一个情窦初开的女学生，她就是我的母亲金娇丽。我母亲那时是学校的校花，年仅16岁，此时我父亲其实也只有19岁。我的外公是一个大酒店的老板，而我父亲只是个普通的教书匠，而且还有印度血统。但两人还是冲破宗教、门第的阻碍相爱了。一年后，他们冲破重重阻挠结婚了。
我记得母亲结婚后还是在外面工作的。她在玻璃电台做播音员，还演话剧。有此我在台下看到一个男话剧演员把她抱起来后，惊愕地大叫起来。母亲却不以为然，她的思想是这么开放与进步。
陈钢与母亲、弟妹
有了我母亲的相伴，我父亲的创作一直处于一种巅峰状态，《蔷薇处处开》、《夜上海》、《梦中人》、《可爱的早晨》、《渔家女》等歌曲，一首接一首。我小时候经常看到父亲半夜时兴奋地叫醒母亲，展示他的得意作品。我父亲写歌称得上神速，有时一晚上能写出三四首来，他对母亲说：“明天一拿出去，全流行”。我父亲那个阶段主要是给电影写插曲，这些歌在上海滩的酒吧歌厅里广为传唱，据说，当时上海有四十多个大小电台，有时会同时播放我父亲的新作。
定居香港的生活应该是我妈妈最好的一段记忆，她保留着那些“进步人士”的请柬。即便后来，我母亲被批斗的时候，她仍旧会在每天记账的小本子的空白处，写一些感谢党的话语。他们却说，这一定是反动日记。但是一篇一篇看过来，没有一句话是反动的。
陈刚夫妇与母亲
我母亲去世时享年93岁，比我父亲多活了半个世纪。可是，一个女人其实不该在她的生命中承受那么多的苦难。但我想她还是有所安慰的。就像那首我父亲写给她的歌曲《永远的微笑》里所描述的一样。那首歌其实是我父亲画给母亲的一幅音乐素描，母亲长得像蒙娜丽莎，不仅有蒙娜丽莎一样“笑的脸庞”，也有蒙娜丽莎式的“心的宝藏”。
至于李香兰，她说自己当年差一点嫁给我父亲，却在自传里只字未提。她说，最重要的事是不能写在书上的。
1978年，文革中禁演的《梁祝》重新在长影大排练厅响起。李香兰一直在不断地流泪，她说对我：“我一面听，一面就回想起自己在中国的日子，想起你爸爸的命运……”
14年后，李香兰来上海，问起父亲去世的事情，她说“我和你爸爸很好啊！你爸爸是个美男子，要不是有了你妈妈和你们，我就嫁给他了……”
我父亲的感情总是放在心里，外表却是含蓄的。我父亲创作的歌曲《苏州河边》由歌星姚莉演唱。每次录完音，两人默默地走在街上。我父亲很少讲话，似乎还没从“我望着你，你望着我”的歌词中走出来一样。
就像音乐史学者戴鹏海所评价的那样，在苦难的乱世，我父亲的心里有个春天，并且在向往、渴望和追求。
他的一生其实都在被误会
让我回忆父亲的往事，除了那些美好与浪漫，我是免不了遗憾的。而这样的遗憾，那是和国家一起遗憾。我父亲的一生其实都在被误会，甚至于他临死前还想用音乐来歌颂党，可到头来谁都不认他。
进步的音乐家聂耳、星海都来过我们家，我家里还有《共产党宣言》。可是没有谁相信我那创作情歌的父亲其实一直向往革命。在上海“孤岛”时期，他组办了“实验音乐社”，积极传播苏联歌曲和抗日救亡歌曲，并谱写了《渡过这冷的冬天》、《不准敌人通过》等抗日歌曲，在新四军中很是流行。
后来，朱践耳把他珍藏了几十年的《渡过这冷的冬天》手稿还给了我。记得朱践耳那时对我说：“当年你爸爸指挥的群众抗日歌咏如火如荼，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歌咏者。”有一天，他打听到我父亲的住址，就登门索要《渡过这冷的冬天》歌谱。我父亲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朱践耳，并满足了他的要求，还给他讲了许多人生的哲理和勉励的话。不久，朱践耳参加了新四军，开始了革命和音乐人生。
而我这个积极抗日的父亲，却在1914年被日本占领当局逮捕，关入著名的“魔窟”，忍受酷刑折磨三个月后才被放出。
受过皮肉之苦的父亲依旧一心革命，还希望作为长子的我也能投身革命。1949年上海刚解放，父亲就要送我去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他郑重地发电报就此事询问夏衍的意见。夏衍说，去吧。可是我那时才14岁，就年龄而言还不够格，但凭着一腔热血，我用酱油把初中肄业证书上年龄的4涂成了8，冒充18岁参了军，圆了父亲的愿望。
我父亲在上世纪50年代初曾说过，如果当时让他到国外去领取《玫瑰玫瑰我爱你》的稿费（10万美金），他就可以捐赠一架飞机给国家了。当然，那时中美关系紧张，他是不可能去领稿费的。解放后，一心报国的父亲在上海在昆仑电影制片厂做作曲工作。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红色的”父亲，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被打倒，送往安徽白茅岭农场参加劳动改造。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件令我永远心痛的事。
1959年的一天，我父亲突然被生产队里的大喇叭唤醒了，里面播放着小提琴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作曲何占豪、陈钢。父亲欣喜若狂，给我母亲写了一封信，说希望能有一份有儿子签名的曲谱看看。但为了表示与父亲划清界限，我竟然没有在《梁祝》的曲谱上写上他赐给我的姓名。不久后父亲就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
当然，心痛只是原因之一。在三年自然灾害中，每天进行高强度劳动的父亲最后是饥饿死于安徽白茅岭农场的。他短短的一生才活了四十六年。
当然，1979年我父亲还是被平反了。可是时代造就的痛苦已经深深烙印在我的记忆中。
化蝶是一种浪漫的、更为强烈的中国式的反抗
在人间的沧桑中，音乐是我唯一的安慰，作曲是我唯一的希望。1959年是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诞生的那一年，那时何占豪26岁，我24岁，我们都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是对感情最富有渴望和年纪。
当时，在上海音乐学院进修小提琴的何占豪与丁芷若、俞丽拿等人组成了一个“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探索演奏上的民族风格。为庆祝建国十周年，他们准备了三个创作选题：《大炼钢铁》、《女民兵》和《梁祝》。《梁祝》这个选题是何占豪提出来的，当时报上去有点凑数的意思。因为在那个时代，《大炼钢铁》和《女民兵》无疑更符合“主旋律”。然而，独具慧眼的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孟波大笔一圈，竟然点中了《梁祝》。随后，学院领导们指定还是作曲系学生我与何占豪合作创作。
初稿完成后，我和何占豪在上海音乐学院办公大楼下的半圆厅里试奏征求意见。那时曲目中还没有“化蝶”，只写到祝英台投坟殉情为止。奏毕，举座无语，我觉得大家都几乎都要悲哀死了。此时，孟波又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见：“要写化蝶！”因为这是爱情的升华，也是一种浪漫的、更为强烈的中国式的反抗。
&&在我看来，《梁祝》的故事反映了中国人的生命观和爱情观。梁山伯和祝英台死后化蝶，人虽死，但爱情不死，它比西方《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爱情更升华了一步。当然，这个故事中，梁山伯与祝英台一起三年，居然没发现她是个女的，似乎有些不合理。但是，艺术常常是合情不合理的，因为它是人们心中的理想。后来，在很多新编的《梁祝》中，梁山伯对祝英台一见钟情，但观众不喜欢“现代化”的梁山伯，反而还是喜欢那个“傻里傻气、呆头呆脑”但对爱情执著追求的梁山伯。还有，现在许多地方都在争《梁祝》遗产，有个地方还考证出来说梁山伯是个清官。但老百姓却接受不了，在他们眼里，梁山伯就是个穷书生。考证不能替代人们心目中的传说。
&1959年5月27日下午3点钟，《梁祝》在上海兰心大戏院首演，才18岁的俞丽拿担任小提琴独奏，上海音乐学院管弦乐队协奏，何占豪就坐在乐队里拉琴，由四年级学生樊承武指挥。而我却躲在侧幕后面。
当指挥樊承武划出最后一个圆弧，醉人的旋律戛然而止，现场观众陷入沉默。此时，时间似乎停止了，全场没一点动静。我当时心慌呀，着急呀，直到大概过了十几秒钟后，全场雷鸣般的掌声轰然响起，我心里的石头才落了地。演职人员不断谢幕，但掌声依旧不息。后来，俞丽拿不得不返场又拉了一遍。这是俞丽拿一辈子唯一一次演出中完整地拉两遍《梁祝》。走下舞台后，我看到俞丽拿哭了。我也哭了。
文革是一场人同野兽的斗争
我万万没有想到，历史也会容不下音乐。文革爆发了，我记忆中的文革那是一场人同野兽的斗争。
那是父亲已经去世了，时年30多岁的我就因为及学者父亲挚爱的音乐事业而被关了禁闭。我是没有自由的，给我送饭的是温可铮的夫人，他们是不允许我和她讲话的。红卫兵押送我的时候，还强迫我高喊“打倒陈钢”，人格和尊严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当然，更少不了皮肉之苦。记得在那时，我还被人用拖把打成了脑震荡。记得当时打我的那个人给的理由竟然是“谁让你太聪明了”，以至于我现在仍有记性不好的毛病。
那时，我和一些其他“犯人”一起在六亩地（坟地）里劳动，现在上海音乐学院的新办公楼就是当时的“牛棚”所在地。我和其他四人被迫抬着钢琴反复往返于一楼和五楼之间。我们还被迫脱下鞋子，互抽耳光。有件事我想起来依旧十分气愤，他们甚至把塑料拖鞋和毛线帽子塞进“中国的夏利亚斌”温可铮的嘴里，然后抽打他的喉部。那是一场人同野兽的斗争啊。
文革期间，我所创作的《梁祝》也被批为“毒草”，工人听了开不动机器，农民听了举不起锄头，最严重的是解放军听了能把枪打歪，这是毫无道理在喝倒彩。后来，文革结束之后，有人告诉我，学生还是非常喜欢这首曲子的。当时就有一些孩子，在昆明大学的顶楼上每天偷放《梁祝》的唱片。庆幸，下一代的人性没有泯灭。
我从牛棚出来后，找到何占豪，希望能和他合作写一个顺应时代潮流的“翻身之作”。我们很快写出了根据陕北民歌改编的曲子《翻身道情》。但是，曲子演出一次之后，就销声匿迹了。
对于这次不成功的经历，我觉得是历史的必然，因为一个成功的作品就像百花园里面的花一样，开花结果，必须要有很好的土壤、空气和肥料，一个伟大作品的产生，是由当时的时代条件所决定的。《梁祝》是“纯情时代”的产物。经过了许多人事之后，我们都已经不“纯”，再也写不出《梁祝》那样的作品了。
后来，我开始了“红色小提琴”的创作，写了《金色的炉台》、《苗岭的早晨》、《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等一系列小提琴曲。我认为，在音乐上，“红色小提琴”和《梁祝》是我所做过的两件对得起历史的事。
与斯滕的一段缘
我与美国音乐教父斯滕有过一段缘，他对于音乐的态度和理解对我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1979年，斯滕来上海访问。当时,我父亲他们才刚刚平反，整个社会对于音乐艺术简直茫然无知。所以斯滕来上海后，一开始居然连一架好钢琴也找不到！后来差点从北京用飞机运一架钢琴过来。你说这个笑话是不是听得让人心酸。
我有幸成为了斯滕来上海指定的拜访音乐家。那时我家住在静安区的华业公寓里。那是老上海时期遗留下的老式公寓，根本没有空调设备。记得斯滕来访正是7月酷暑，接待组特地为我家运来了电扇，送来了杨梅，算是对外国艺术家的优待。接待组的工作人员还自说自话赶走了院子中爬窗玩耍的小孩。没想到，斯滕自己才是真正的老顽童。
他一进门，也不寒暄，也不谈音乐，而是先在我家沙发上睡了20分钟。真是个真性情的人啊。后来我也去了他在纽约的家回访，发现他就是个喜欢涂鸦的顽童。我认为童心才能激发出最好的创作灵感，艺术家是不能趋炎附势，考虑东考虑西的。
然而，斯滕对于音乐却又是那么的严肃。他在上海演出的时候，台下有个中国观众翻目录声音比较大，斯滕就用指挥棒指着他。我想如果他现在再来上海演出，也许观众的素质就提高不少了吧。
《梁祝》是情的化身
在《梁祝》问世前，我曾经有过一段“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痛”。因为出身问题，我与初恋女友无奈分手。记得我们是在北海公园白塔上《楼台会》的乐曲声中中诀别的。我后来所创作的《梁祝》可以说是情的化身，可是在那个无情的年代，父子情、恋人请都被割弃了。
我的父亲是我从小的音乐老师。父亲曾经举过傅家的例子给我听。音乐家傅聪小时候常偷听父亲和别人讲话，而文化就是这样“熏”出来的。傅雷曾对他儿子傅聪说过这样一句话：“你首先是个人；其次是个艺术家；第三是个音乐家；最后才是钢琴家。”这句话也是我们搞艺术的人所尊崇的戒律，一直影响我到现在。我现在看一个年轻钢琴家是否有文化，会看他上台为数不多的几步路走得如何，得走的像个人才是。
&关于音乐创作，我并不是只听父亲的作品，而是博采众长。以前有个年轻人只听巴赫，床前挂的是巴赫的画像。有次他做梦，梦里巴赫对他说：“孩子，你不能只喜欢我一个人。”所以我认为音乐不能偏听偏信，要“三个耳朵听音乐”——古典、先锋、流行。
比如说爵士乐，我以前一直弄不明白为什么这种黑人音乐的生命力如此之强。后来有一天，我突然发现爵士的节奏是一直往前的，而不像中国的秧歌“进一步退两步”，这是黑人在葬礼中表现出的对生命的强烈渴望。所以我意识到，只有不断向前才是当今时代的节奏。
同时，我认为民族的未必是世界的，只有符合时代需求的才是有生命力的。所以如果说，袁雪芬的贡献在于把越剧这样一种乡下大板变成了城市女子音乐，那《梁祝》的成功在于把越剧调子升华到交响乐的地位。这样才能与世界上的其他音乐站在同一个平台上对话。
两代人的三场音乐会：玫瑰与蝴蝶
诗人白桦曾在他的一部诗歌作品中这样写到：“纷飞的雪花，簇拥着一朵怒放的玫瑰飞舞……”、“乐声缭绕，蝴蝶……翩翩……”。他所使用的玫瑰与蝴蝶恰如其分地表达了我与父亲的音乐之路。印象中，有三场音乐会对我们来说特别重要。
我永远忘不了2001年，因为直到21世纪，我父亲的作品才得以在大陆登台演出。那场音乐会是在上海大剧院举办的。记得当时有不少声音说，大剧院怎么能演这样的（流行）音乐呢？
然而，港台同胞此时给予了我最大的支持。那场音乐会是香港导演吴思远奔波的功劳，邀请的演唱者是台湾著名女歌手蔡琴。演出的曲目有《永远的微笑》、《苏州河边》等等。台下的听众不少是从海外专程赶回来的，有些从香港来，有些从台北来，还有很多远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华人。有的甚至已经百岁高龄。这样音乐会，把他们看得泪眼婆娑。
&2002年，台北举行了一场名为《凤凰于飞》的音乐会。《凤凰于飞》是我父亲和陈蝶衣第一次合作的老歌。这次由我做指导，陈燮阳指挥，共同演绎两位父亲60年前留下的瑰宝。我认为这是一次永难忘的跨世纪的回响。
去年，我在纽约举办了一场名为《玫瑰与蝴蝶》的音乐会。从这场音乐会的名字，就知道其实是一场父子二人的音乐会。玫瑰代表创作了《玫瑰玫瑰我爱你》的陈歌辛，蝴蝶则代表了创作了《梁祝》的陈钢。张爱玲笔下那种上海文化独有的“奇异智慧”，就这样展现在两代音乐家的血脉传承中。这是我难忘的第三场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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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百年上海，寻找上海味道
上海曾经是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但我感觉现在的上海，富而不贵。我认为60年代的香港就是30年代的上海。所以，当上海不在上海的时候，我们需要重新“寻找上海”。
那么什么是海派文化呢？张艺谋所导演的《摇啊摇，要到外婆桥》中呈现的是农民眼中的上海。海派文化绝不是舞女加流氓。周璇唱的《天涯歌女》所表现的是农村妇女，是城隍庙的代表，也不是海派城市文化的代表。以前上海的地图都是把城隍庙“圈”出去的。上海的市歌更不能是《紫竹调》，那是农民小调。
我刚才已经说过，上海是个十里“洋”场。我认为我们可以去香港寻找老上海。我父亲创作的《花样的年华》、张曼玉的旗袍和潘迪华的上海话，都是电影《花样年华》的“调味品”，正是这些元素调出了“上海味道”。
2001年王安忆发表了《寻找上海》。虽然我认为现在还没完全找到，至少我们已经承认“百年上海”。我觉得找回上海这起码还要50年。而我个人能做的无非是继续创作音乐。我创作音乐就像分娩，是很痛苦，但生完了还要继续生。我的音乐、我的太太、我的学生，都很年轻。我不会老的，我将和爱情一样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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