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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所不能 健康点
瑞典的福利国家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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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网“比较研究”专栏作家,曾供职原中信国际研究所,致力于通过读书、思考和生命体验来追求真理,有工学学士、经济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比较研究”专栏旨在对国际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做比较分析,以开启新视野,带来新理念,同时也会引介国际经济学界的一些最新研究成果。 刘允铭最新文章
  【财新网】(专栏作家 刘允铭)在全世界范围内,有一个神话流传已久,那就是持久繁荣的。北欧国家历来以法治和政治的清明闻名于世,人均自然资源禀赋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因而关于瑞典的全民福利国家的幸福图景更容易被人们相信。
  可是,另一方面,和平而幸福的国家往往更不为世界所关注,因此关于北欧国家尤其是瑞典的福利国家体制及其表现的详情,外界的人们普遍缺乏具体而实际的了解。
  不过,作为人们普遍的理想国家形象的投射对象,关于瑞典的这种信念和想象却经常左右着人们对各自国家的现状及走向的态度和看法。从社会保障体系的制度设计到更大的市场经济可行模式的探索,所谓的“瑞典模式”经常成为各种意见倾向的参照系,因此为了使关于体制改革和模式选择的讨论更具有科学性,我们实在有必要针对“瑞典模式”的由来和实际运作状况做一番实际的了解。流行的神话究竟是不是符合现实,最终要由现实来裁定。
  市场经济、社会福利和政府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法学、经济学、伦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逻辑都要求参与其中,更不用说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了。
  作为一门实证科学,经济学考察的重心是体制安排的效率,“公正”主要是伦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课题,当一个社会决定为了“公正”或其他社会价值目标而有必要牺牲一些效率的时候,原则上经济学是无权反对的。可是,经济学的逻辑却不能被无视,因为当经济效率被牺牲得太多的时候,无论被尊奉的价值理想多么诱人,这种体制最终是难以为继的。
  市场经济的伦理基础在于,每一个人自己对自己的命运负责;一般而言这个伦理基础与最佳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是协调一致的,这是市场经济体制在世界历史上最终实现全面主导的根本原因。自己对自己(及家庭)的命运负责,尽量自己来应对人生的起伏,这是一个健康的成年人的尊严所在;另一方面,在任何时候社会上都有一些因为遭受某种不幸的人们,理应成为社会福利救助的对象。
  可是,社会福利救助(包括社会保险功能)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应该由市场、自愿组成的社会机构抑或离不开强制执行的政府制度来实施呢?这不仅是一个理论性的问题,还必然涉及历史性的因素。哪些服务应该被纳入社会福利或保障的范围?社会福利应该覆盖社会成员中的哪些人群?覆盖所有国民的“社会安全网”,假如有充足的理由来建设的话,应该涉及哪些类型的基本公共服务呢?
  在流行的信念中,“瑞典的福利国家模式”以遍及全民和全方位服务的覆盖面著称,同时却没有牺牲实际的经济效率。这种信念显然是违反经济学逻辑的。可是,为了坚持自己的信念和理想,人们往往置经济学的基本逻辑于不顾。
  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的几年里,金融危机波及欧洲各国。这时候,不少人发现,瑞典是罕见的在风浪中安然无恙的国家,金融系统和政府财政的稳健和弹性令人刮目相看。这时候,就有人出来评论说,瑞典的幸免遇难得益于其著名的福利国家体制以及1990年代初期为了克服经济危机而采取的(短期)政府干预措施。
  究竟是经济学的逻辑失效了,还是流行的关于瑞典模式的信念实际上是一种神话?本文以及随后的几篇专栏文章试图通过切近瑞典经济社会的实情,对瑞典福利国家的神话进行一番检验,首先是在宏观经济层面上的考察,接下来将介绍20世纪90年代危机瑞典的改革,以及选择医疗服务作为具体体制运作层面的考察对象。由于学识和所掌握的资料的限制,这里作者不敢声称文章中的论点是公正无偏的,希望从各方面了解更多实情以及见识更透彻敏锐的人们参与讨论,让人们更加了解真相。
  从大约1870年到1970年,瑞典经历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快速经济成长,从欧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转变成为(以人均国民收入计)世界上第四富裕的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所谓“欧洲自由主义的黄金时期”(在瑞典继续延续至1910年代末),瑞典实施了广泛的市场化改革,从而奠定了经济持久繁荣的制度基础;而在随后的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瑞典始终置身事外,在其他欧洲国家的工业设施被严重损害甚至沦为废墟的时候,瑞典的工业基础却毫发无伤。二战后福利国家制度在瑞典的建立和扩展,实际上是在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及其法治基础的土壤里生长的,因此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有限的。
  在1960年代晚期,政治风向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当时正是西方世界各国政府在凯恩斯主义的主导下干预经济和社会普遍水涨船高的时期。于是,在随后的1970年代和1980年代,瑞典的福利国家体制开始了一段几近疯狂的扩张,由政府提供的社会福利不断扩大覆盖范围,在劳动力市场引入了僵硬的管制措施,陷入发展停滞的经济部门获得了积极扶持,税率急剧增长,某些边际税率甚至超过了100%。1983年,为了试图实现经济的全面国有化,瑞典成立了名为“雇员基金”(L?ntagarfonder)的机构,将私营企业的利润以股份方式“再投资”,由全国总工会来实施管理。
  在福利国家体制突飞猛进的这20年间,政府赤字急剧增长,其中1985年的国家债务增长为几乎1975年的10倍。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而为了促进出口,货币汇率一再贬值,使得通货膨胀的形势雪上加霜。瑞典克朗的汇率在1976年贬值了3%,在1977年先是贬值了6%,后来又一次贬值了10%,1981年贬值了10%,1982年接着贬值了16%。总体上看,福利国家的迅猛扩张可以由一个比率来衡量,即(由税收来支持的)公营部门的就业人数与私营部门的就业人数的比率,这个比率从1970年的0.386飞升至1990年的1.51。
  正是在这段时期,瑞典福利国家模式或“瑞典式社会主义道路”的神话开始传播开来,可是深重的经济灾难已经在劫难逃了。
  年间,瑞典的福利国家体制濒临破产,国民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危机和萧条,这次萧条被瑞典人自己称为“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这就是福利国家体制升级为一种神话的最终后果。
  依据基本的经济学原理,我们可以预见,瑞典式的福利国家体制的长期后果必然是资源配置的低效、经济激励的扭曲和疲弱,以及政府财政状况的日益恶化。由于资源(包括人们的时间和精力)是稀缺的,竞争和机会成本原理就总会起作用,“免费的午餐”是没有的。
  当覆盖面越来越广的产品或服务由政府作为社会福利近乎免费为国民提供时,一方面政府需要向国民课以重税(超过50%的平均税率)以便为这些公共服务的生产提供资金投入,另一方面在承担着如此税负的同时,由于享受福利成了一种国民权利,国民对于这些服务的需求必然得到很大的鼓励。于是,这类服务的生产不得不相应扩张,财政压力持续增加的同时,由于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必定受到损害,而公共服务部门的规模增长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稀缺资源从私营生产领域转移到社会福利的生产中,从而造成产业结构层面上的资源配置扭曲。
  而且,在社会福利近乎“免费”地向国民平等开放的情况下,享受权利的人们还会付出另一种代价,即排队等待的代价,许多拥有权力和关系资源的人肯定会近水楼台先得月,于是经营关系和寻租的行为必然得到鼓励(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讨论这个具体层面的话题)。这里的逻辑简单明了,只需要把握相对价格原理,理解机会成本和经济租的概念,就不难想见福利国家模式的经济后果。
  事实如何呢?在2009年发表于瑞典经济协会会刊《Ekonomisk Debatt》的一篇文章中, Ratio Institute的经济学家Bjuggren和Johansson给出了一个令人有些震惊的事实。根据瑞典国家统计局(SCB)公布的数据,使用新的界定所有权的分类方法,他们发现,从1950年至2005年间,在私营部门中根本没有创造新的就业。在这半个多世纪里,公共和公营领域获得了极大的增长,而人口的增长更加快速,这显然解释了福利国家体制下更高的失业率(大批适龄工作人口被迫进入公立大学“继续深造”)以及激进的福利国家体制不可避免的破产。
  在年的财政年度,瑞典政府的国家债务的利息支付额已经达到了税入的29%,相当于政府在社会保障上的总支出。在这种财政状况下,为了缓解融资压力,1985年11月,瑞典政府不得不开始解除对金融市场的管制,这项措施无疑会缓和严峻的财政状况。可是,瑞典政府同时采取了显著的扩张性货币政策,试图通过信贷膨胀来人为地制造经济繁荣,推迟危机的来临。从1985年末到1989年末,流向非金融企业的银行贷款从1800亿增加到3920亿瑞典克朗,增长了117%,年均增长率为21%。
  这些资金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呢?金融市场的解除管制肯定有所贡献,不过主要来源是大量货币的印发。实际上,在1985年至1989年,瑞典中央银行(Riksbank)向银行系统注入的资金增长了975%,而用于购买政府债务和证券的资金从1985年至1987年增长了47%,尽管稍后一直到1989年下降了7%。然而,1990年,经济危机不可避免地爆发了,一直持续到1994年。可见,由于福利国家体制根本上扭曲和损害了经济体制的效率,作为短期应急措施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不可能力挽狂澜。
  1992年秋,为了挽救瑞典克朗明显被高估的固定汇率,瑞典中央银行徒劳地将利息率大幅提高至500% (是的,令人目瞪口呆) !结果,政治上的恐慌接踵而至,致力于财政平衡的紧缩政策成为势所必然,大幅削减财政开支和增税的措施很快启动。
  自1992年以来,瑞典政府持续一贯地削减财政支出、对福利政策增加限制、对市场放松管制以及对先前由政府垄断的产业进行了民营化改革。进入21世纪以来,基于市场化的新的激励结构已经在瑞典全面建立起来。政府规模(以财政收支占GDP的比重计)持续收缩,政府债务占GDP的比率已经从1995年的将近80%下降到2010年的35%。
  换句话说,瑞典已经成功地对其难以持续的福利国家体制进行了相当大的调整,而关于这种瑞典模式的神话仍然在流传。在2008年波及欧洲的金融危机中,瑞典经济表现出难得的稳健,原因究竟何在呢?
  诺奖得主、学术明星克鲁格曼评论说,瑞典的幸运源于1990年代初政府为了挽救经济危机而采取的几项临时性救助措施,而福利国家体制正是值得美国和其他国家效仿的成功经验。凯恩斯主义的短期视野和政府干预偏好,竟然能让这等有名的经济学家对瑞典长期性的历史经验和1992年以来持续十几年的制度调整视而不见。
  毫无疑问,瑞典在金融危机中的良好表现与凯恩斯主义的短期扩张性经济政策和福利国家体制无关,而是从1992年以来为了扭转激进的福利国家政策所导致的灾难而采取的一系列反向改革措施的结果。
  从激进的福利国家模式的撤退,对于社会民主党起着强大政治影响的瑞典而言,在政治上无疑是痛苦的,因此这种政策方向上的转变没有得到大张旗鼓的宣传,以至于许多瑞典国民也仍然相信瑞典的福利国家神话。不过,在历史的长河中,真相总会像阳光一般驱散神话的迷雾。
  [附记: 本文的说明得益于许多数据和资料(都来自互联网上的公开文献),尤其是美国贝勒大学(Baylor University)商学院(the Hankamer School of Business)的Per L. Bylund教授的文章,因为他是瑞典本土出产的经济学家,对于自己国家几十年来的沧桑具有真切的感受
责任编辑:张帆 | 版面编辑:邵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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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http://article.yeeyan.org/view/
5070GDP50%70102%102%11.02
Astrid Lindgren1976
Gunnar Str&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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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Fun. 保留所有权利北欧福利国家的改革及对我国的启示
北欧福利国家的改革及对我国的启示
北欧福利国家的改革及对我国的启示摘 要:北欧各国因其建立的“北欧模式”而被称为福利国家制度的典范,但20世纪70年代以来它们在福利国家制度建设中也暴露出了许多矛盾和问题。本文对北欧福利国家的危机,对90年代以来北欧各国福利国家的改革进行了分析,这对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北欧;福利国家;改革;启示
  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建立了福利国家制度,其中北欧各国(主要指瑞典、丹麦、挪威、芬兰)的福利国家制度堪称典范。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北欧的福利国家制度也出现了诸多的矛盾和问题,陷入了福利国家的危机。90年代以来,北欧各国对其原有的福利国家制度进行了新的探索和政策调整,使福利国家制度逐步走出了危机。对北欧福利国家的改革进行分析,借鉴北欧的福利国家制度建设的经验教训,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北欧福利国家改革的背景
  所谓福利国家就是由国家立法而建立起来的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现代意义上的北欧福利国家则是在二战以后建立起来的。战后至70年代初是北欧社会福利事业大发展的时期。此时的北欧经济已度过了复苏阶段,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经济的高速增长为福利国家的完善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这一时期北欧各国在原有的福利制度的基础上,在内容上不断进行充实和扩展,形成了被称为社会民主主义体制的福利模式。该模式以普遍主义和社会平等观念为价值核心,具有高税收和高再分配效应等制度特征。北欧福利国家制度在战后至70年代对于缓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北欧各国也因此被称为“福利国家的橱窗”和“西方世界的社会试验室”。70年代中期以来,在石油危机的打击下,北欧各国相继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陷入了“滞胀”(高通胀、高失业、低经济增长)的困境。经济危机又引发了与之密切相联的“福利国家”的危机,给经济、社会以及政治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一)经济危机致使福利国家难以为继
  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实际上是经济增长成果分享的结果。在70年代初之前,北欧各国的经济增长基本上还可以维持社会福利状况的改善。但是在7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石油危机而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使北欧各国的经济陷入困境。但由于福利制度的刚性, 只能增加,不能减少,北欧各国不得不继续提高福利水平。日益庞大的社会保障支出使政府赤字剧增,债台高筑,出现了巨大的“财政黑洞”。到80年代中期,在1988年,丹麦的净外债占到了其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40 .2%,瑞典占23 .0%,挪威占20 .2%.在1990年芬兰的预算还是盈余的,但此后,经常项目逆差上升到了250亿马克以上,几乎达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5%.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北欧各国的经济状况更加恶化。
  (二)高税收、高福利和福利平均化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北欧各国的高福利是靠征收高额累进税来支撑的。税收过高,意味着追加的劳动生产物大部分将落入政府手中,这就“截断了劳动与收益之间的联系”,打击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7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持续的通货膨胀,北欧各国职工的名义工资有了较大的增加,但人们却不愿意晋入高一级的累进税交纳标准,这是因为很多人的工资增加反而不能抵补多交税款的部分。为了维持年收入不致越入高一级的纳税标准,很多职工隔一段时间就要请几天病假。据统计,在瑞典职工每年平均病休日,1960年为19. 2天,而在1979年则增至23天,许多工厂企业的缺勤率常常高达20%以上,从而创下了欧洲最高的旷工率。同时,由于福利政策给予无业者和失业者的社会保险同在职人员的收入相差无几,依赖社会保障不但可以维持基本生活,而且不用纳税,其结果是不愿意工作的懒汉越来越多,造成了一批寄生于该制度的“食利者”阶层,这批“食利者”的存在,不仅破坏了福利制度建设的初衷,而且造成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瑞典经济学家林德贝克则把上述现象称为福利国家中的“工作泄劲”,他指出,在高税收和高福利的情况下,产生出一种所谓“替代效应”,即人们宁愿以多缺勤来取代过去的多工作,以便在家里从事某种服务性生产,有的甚至干私活,搞黑市交易,或者以“失业”替代“就业”,以便靠失业救济金生活而等待更好的工作。他认为高税收和高福利所造成的人们“工作泄劲”问题,乃是生产率下降的一个深刻原因。
  (三)北欧各国政治的一致性发生了动摇
  战后,随着社民党政府“阶级合作”政策的推行,北欧各国的政府、工会和企业之间在政治上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为福利国家的建立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而70年代中期以后,福利国家危机导致了北欧各国的各种矛盾激化,这种政治的一致性逐渐动摇。右翼政党和雇主联盟把其国内面临的一切经济和社会问题都归因于社民党长期以来对社会经济的过分干预,北欧各国社民党的执政优势受到了冲击。从70年代中后期开始,社民党自30年代以来在北欧政坛长期执政的局面被打破,右翼政党上台执政,北欧各国的政治力量的对比开始由左翼政党占主导地位向左右翼政党势力均衡的方向转移。政治环境的变化使得北欧各国的左、右翼政党都把改革福利国家作为它们吸引选民的主要手段。
  二、北欧福利国家改革的主要措施
  20世纪80年代,北欧各国政府开始尝试对社会福利政策进行改革,其中包括改革税制,削减社会福利,减少国家补贴等。但由于北欧社会福利制度遇到的困境积重难返,再加上北欧各国经济的长期衰退,失业率上升,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在此时,对福利制度任何微小的改革,都会对居民中相当一部分人产生影响。因此,这一时期的改革力度不大,效果甚微。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欧各国进一步加大了改革力度,其具体措施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福利制度地方化改革
  在社会福利制度地方化改革方面,北欧各国强调中央政府的权力下放,使地方政府成为社会福利的主要提供者,其目的是要减轻中央政府社会福利支付的负担,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社会福利实施和管理中的积极作用。在瑞典,他们按照“贴近居民生活和了解居民需要”的程度,建立了三级公共服务体系,并进行了相应的职能划分:第一级是中央政府,主要是负责全国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方面的法规建设和发展的规划。第二级是郡政府,负责国家福利和社会服务政策方针在本地区范围内的细则和补充,并提供医疗保健服务的管理。第三级是市镇政府,负责中央政府和郡政府上述方针政策在本辖区范围内的补充,以及负责各类社会服务、金融支持等事务。挪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也有非常明确的分工。市级政府主要负责劳动力密集型服务,中央政府主要负责收入再分配和其他集体性服务。一般情况下,大约70%的劳动者福利以及75%的公共部门雇员工资由地方政府支出;行政管理、国防、养老金等,中央政府支出占绝大多数。因此,福利政策的实施者主要是地方政府。在丹麦和芬兰,中央政府只负责制定政策、标准、计划和实施转移支付等宏观调控方面的任务,大多数职责都下放给地方政府承担,包括老年人的照顾和服务、婴儿家庭补贴、残疾人康复和照料、失业救济(没有交纳社保费的失业人员)、生病津贴以及社会养老金分配等,地方政府也被称为“全能政府”,有充分的权力进行具体的福利立法,担负着完成社会政策的任务。
  (二)医疗服务方面的改革
  北欧国家在医疗服务方面改革的目标是控制健康医疗费用支出,防止医疗费用需求无限扩大。其主要措施:一是改变医疗预算体制和方法,将原有的固定医院预算制改为浮动制,对医院的预算拨款与医院的实际医疗效果挂钩。二是“个人自由选择医院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公民个人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一般是一个城市内)选择任何一家医院就医。由于医院的医疗效率直接影响到其预算拨款额,这一措施促进了医院间的竞争,改善了医疗服务水平。三是在医疗服务领域引进私人投资。1992年,瑞典政府颁布法令,提出有效合理利用各种老年社会服务资源,提高老年社会服务实际效果,强调为老年人提供更多的个人选择机会。当年,瑞典建立270个私营老年护理机构,占瑞典全国老年护理机构的1/3,71个地方政府和6个郡政府已经就老年和儿童照顾与私营社会福利机构签定了协议。芬兰在老人护理和儿童日间照顾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改革,尝试由私营机构经营。
  (三)就业政策的改革
  北欧福利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充分就业”,它的基本含义就是对“工作权利”的确认与确定。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欧各国开始引入强调“工作义务”的新的就业政策。例如,瑞典政府设立了一个新的“职业生涯发展”项目,这个项目的服务范围从教育扶助一直延伸到社区工作,受益者可以获得一份培训津贴,数额与失业救济金相等。在失业保险方面,年期间,不存在等候期,并且补偿水平为以前收入的90%,最高限额略低于蓝领平均工资水平。从1993年7月起,政府重新设立了为期5天的等待期,补偿水平也降低到以前收入的80%(有一段时间为75%)。1995年挪威政府在“福利白皮书”中明确宣布将“收入扶持”政策中“消极的扶持”改为“积极的联系”,鼓励津贴领取者“自立”,强调权利与义务之间的联系,强调每个公民既享有给付的权利,又要有工作的义务。丹麦在“1997年劳动力市场改革”法案中将“灵活化”(即或接受给予的工作,或失去任何津贴)与权利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将失业的最大权利减少到7年,规定头4年是有“权利与义务”的,而后3年则是永久“灵活化”的。1997年颁发的“社会救助法案”进一步规定,没有工作就无权接受公共津贴,而只能接受地方政府的安排。
  (四)养老金改革
  在养老金改革方面,北欧各国主要侧重结构调整,其改革的目标是使养老金制度更加灵活机动,使领取养老金的人和在业人员来共同分担和分散风险,以改变目前的养老金集中使用,投资收益与个人无关,风险完全由在业的人员来承担的现状。1994年瑞典议会通过了新的退休制度,一是改变了过去实行的养老金一视同仁,所有人退休后都拿工资的60%的做法,规定养老金额要按照个人年龄、国家经济情况计算,因人而异;而且实行退休越晚,养老金越高的办法;二是对养老金从现收现付制度转变为现收现付与基金积累制相结合。其主要内容是将18 .5%的总缴费一分为二:16%被划入到现收现付型的养老金制度,2. 5%被划入到一个强制性的基金账户,进行投资增值,以减轻养老金支付的压力。在芬兰,1996年对国民养老金进行了改革。在原体制下,任何公民达到法定年龄都可以得到国民养老金津贴。这项制度已于1996年被取消,代之以“以收入为基础的基本养老金”,即根据其他社会福利待遇领取情况确定公民是否仍然享有国民养老金资格。近年来,丹麦的养老金制度也开始从完全由国家提供向部分由私人自付转变。
  (五)税制改革
  在税制方面,北欧各国深感多年推行的所得税及工资税等起点太高,严重影响了公司投资和个人发展的积极性,并且阻碍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为此,减税就成为北欧各国税制改革的一个重点。瑞典政府在年的“世纪的税收改革”中,将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从1989年的72%降低到68%.公司所得税也从50%降低到30%.1993年丹麦宣布在今后5年内将所得税率的上下限分别由68%和57%下调到58%和38%.1998年丹麦政府也通过税收改革逐步降低低收入阶层的个人所得税税率,提高中等收入阶层的免税限额和降低公司税,同时提高能源税和改变年金基金的纳税制度。挪威在1992年的税制改革中将普通劳动者、个体经营者和公司的所得税从57. 8%、62 .7%、50. 8%分别降到48 .8%、51 .7%、28%,并进一步扩大了税基。此外,在20世纪90年代初,芬兰、挪威和瑞典还引进了双重所得税系统,双重所得税系统(DIT)的主要指导原则在于将对劳动收入的累进税率与对公司和资本收入的不变税率相结合,从而形成了广阔的税基和相对低的税率。
三、对北欧福利国家改革的评价和启示
  (一)对北欧福利国家改革的评价
  1、北欧福利国家改革的实质是进一步调整福利国家的组织模式,改变国家行为和加强社会的政治自我调节,意在保持福利国家对整个社会机体积极作用,同时修正其消极的一面。所要达到的目标是减轻政府的负担、激发企业的活力、培养个人的社会责任感,鼓励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以建立一个国家、企业、个人彼此协调负责、良性互动、充满创新和活力的福利国家。而在国家、企业、个人这三者的关系中,重点是培养和提升个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就业能力。
  2、从改革的力度上看,北欧福利国家的改革较为稳健和谨慎。这是因为,长期以来高福利已成为北欧社会的一种政治文化,得到了各政治派别和广大民众的认可和接受,任何改革的举措都要考虑到广大民众和利益集团的反应。因此,它们都不愿在此问题上有任何过激的举动,而在选举政治中失去选民的信任和支持。
  3、从特点上看,北欧福利国家改革既体现出与其他西方国家福利制度改革的一致性,如实行社会福利支出紧缩政策,也有不同于其他西方国家福利制度改革的独特性,例如社会福利地方化改革成为北欧福利国家改革的重要政策措施,北欧各国政府也没有像英、美那样将社会福利私营化作为改革的重要目标,而是通过在社会福利中引入竞争机制,以实现提高福利国家制度效果的目标,这使得北欧福利国家改革具有鲜明的国别特色。
  4、从改革的效果看,20世纪90年代北欧国家的福利改革初显成效,基本上控制住了公共开支不断增长的势头,例如,从1995年到2003年,瑞典、丹麦、挪威和芬兰的社会支出占GDP的百分比分别从34. 6%、32 .2%、27. 3%、31 .7%降到了33 .5%、31 .1%、25 .6%、27 .0%.而失业率也分别从7. 7%、7 .0%、4. 9%、15. 5%降到了4 .9%、5. 5%、4 .5%、9. 1%.&& 尽管数据变化幅度不大,但毕竟福利改革已取得了初步的成果。而北欧福利国家制度若要发生根本的改观,仍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二)北欧福利国家改革对我国的启示
  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既是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建立健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我们应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制定符合中国经济发展承受能力的社会保障政策,从而真正发挥社会保障作为社会稳定的“安全网”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的作用。
  1、要建立与我国国情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北欧福利国家建设的经验表明,社会保障的范围、内容、规模必须严格控制在经济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如果随意提高福利支出比例,就会导致经济下滑,引起通货膨胀,最终使提高社会福利的期望落空。同时,由于社会福利特有的刚性,只能上升难于下降。因此在界定社会保障的分配标准、程度和水平时,我们一定要从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人口众多、经济还不发达的国情出发,量力而行。坚持社会保障的内容随着经济发展由少到多,规模由小到大,循序渐进,稳步发展,切不可与西方福利国家的福利水平盲目攀比,急于求成,使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得到完善和发展。
  2、要建立多种形式的社会保障制度。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我国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福利需求与现有福利供应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北欧发达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资金来源尚要靠社会化,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和人口大国,社会保障支出总量巨大,资金来源更需要社会化。我们应在推进政府主导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同时,继续发挥并巩固城乡居民的家庭保障,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建立补充保险,积极发展商业养老、医疗保险,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与社会慈善公益团体的替代功能,形成一个多元化、多层次的保障体系。当前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账户制以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推行,应该说是这方面的有益探索。
  3、要把实现劳动者的就业作为社会保障体制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就业可以缓解社会保障的压力,这是因为社会保障的财政基础是纳税人的税收。因此,必须把扩大就业作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在这个问题上要做好以下工作:一是调整和改善经济结构、推进经济增长、努力扩大就业总量。二是改善就业环境、支持自主创业、鼓励广辟就业门路。三是统筹改革改组,努力减少下岗失业人员数量,推进再就业工程。四是根据市场需要,加强劳动力培训、努力提升就业能力。五是扶持劳动就业弱势群体,给困难群众提供特殊的就业照顾和就业援助。
  4、明确划分事权,实行分级负责制。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保障权一直未能明确划分,统放不分的局面影响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这方面,北欧的社会福利制度地方化改革的思路值得我们借鉴。可考虑在统一决策、统放结合的原则下,建立中央与地方各级负责体制,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职责。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完善社会保障的法规,加快制定出台“社会保障法”及配套法规,确保社会保障的各项规定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使社会保障真正走上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
  5、要注意处理好社会保障改革与社会稳定的关系。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涉及到千家万户和方方面面的利益调整,而且这种调整会触及到现有利益格局的刚性部分,因此必须谨慎和稳妥。国际经验也表明,社会保障方面的体制变动往往容易引起社会的动荡。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时,在注重效率的基础上,还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当前特别是要加大财政转移支付,按照“低保障、广覆盖”的原则,相对降低支付起点,相应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确保全体人民都能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注释:
  ①考斯塔。艾斯平-安德森。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M].北京:法律出版社,.
  ②刘玉安。北欧福利国家剖析[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③奥斯莫。尤西拉,塞博。汉蒂莱,尤卡。奈瓦基维。芬兰政治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④赵立人,李憬渝。各国经济福利制度[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91.
  ⑤黄范章。瑞典“福利国家”的理论与实践———“瑞典病”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⑥匡贤民,薛克俭,丁皓。公共服务:北欧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动力。http://www..引文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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