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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电影新浪潮》焦雄屏.doc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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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法国电影史传统――从前卫、诗意写实到沧陷期待另一个辉煌的电影年代 我知道台湾远流电影馆丛书和万象电影丛书很是受到内地一些朋友的喜爱，每次碰到内地一些热爱电影文化的读者以及电影界的专业人士，他们总会和我谈起这两套丛书，一方面抱怨其定价如何高昂，让一般人感觉负担太重，另一方面又多么以收藏全套图书为荣。 这两套丛书我都打头阵出了第一本，同时担任其编辑委员和顾问。虽然我觉得一些书的内容水平参差不齐，但仍然为其总体能在内地造成如是回响感到高兴和鼓舞。事实上，这些书的确曾为风起云涌的台湾地区精致电影文化提供坚实的年轻观众后盾。每个电影运动，都有强大的评论和学术力量在支撑它，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到法国新浪潮，到德国新电影，以及中国台湾新电影，无一例外。 电影评论的青黄不接、电影运动的陨落，似乎也和电影文化的渐趋式微息息相关。当年我们策划电影丛书，就是有感于台湾地区电影文化的荒芜，年轻一代在时代的洪流下，芜杂地鲸吞外来消费信息，什么都是现下、快速的经济行为，连娱乐和文化也不例外。整个社会在现代化和外贸的脚步下轰隆轰隆前进，文化、历史、教养、礼仪敬陪末座。年轻人勇于接受西方思潮及炫目的发达国家的文化和习惯，对传统不屑一顾，对美学、文化等历史积累没空消化。膜拜速成、快捷方式、抄袭、剽窃成了新的英雄成功哲学。当时我曾撰文说：“股票市场，通俗文化，每天每日上演着斯文扫地、尊严丧尽的通俗连续剧。知识分子带着受伤的心情，羞辱又无尽地复习失落感……我们真的要活得如此猥琐蹇促吗？” 所幸曾有那么一批知识分子，真诚而互相鼓励地对抗沉沦的文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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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自然灾害”到底说明了什么
“三年自然灾害”到底说明了什么
——非正常死亡人数其实是一个伪问题
本文先简单介绍了现有的研究，然后通过对历史的回顾和横向的比较，说明了对“三年自然灾害”中非正常死亡人数的探究实际是一个伪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从相反的方向反映了新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年在共和国历史上被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这三年全国人民的生活都比较困难。因为国家对粮食统购统销，保障城市生活，所以一些农村是当时粮食严重匮乏的地方。据说有些地区都饿死了数十万人，还有大规模的营养不良和逃荒现象。在政府公文和人们言谈中，“非正常死亡”作为一个专有名词逐渐流传开来。
农村粮食不足的直接原因是所谓“一低（减产）一高（征购）”。对.持批评态度的人，尤其是身在海外态度激烈的人们，认为减产的原因是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责任在于以毛泽东为领袖的.，并把这件事作为一个惨绝人寰的案例。
那么“非正常死亡”的人数究竟是多少呢？因为那三年前后没有人口普查，所有的数据都来自抽样或者建模估计，所以这是个争辩非常激烈的问题。下面先简单罗列一下几种说法，相信很多网友都见过一些。
官方正式公布的《中国统计年鉴》一九六〇年比一九五九年人口减少一千万。（是整数）西安交大人口研究所所长蒋振华教授：从一九五八年起到一九六三年六年时间，非正常死亡人口一千六百九十七万。
异见人士丁抒在《人祸》一书中，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率、人口增长率推算，先是估计为饿死两千万，但在修订本中又说：“三千五百万是个下限，真实的非正常死亡数很可能与四千万相去不远。”此书在网上流传很广。
一九九三年，上海大学金辉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统计数字为依据，得出结论：“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四千○四十万。”
米国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局，在BackgroundNotes:China,October1997这本小册子中，将这三年死于饥荒的情况描述为“数以百万计”。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估算为一千六百万到两千七百万之间，光是1960年一年有超过一千万人死于饥荒。
BasilAshton等人的综述提到二千三百万、二千七百万、三千万等估计数字。
米国人口学家JudithBanister将死亡人数估计为三千万，这为西方媒体所惯用。
一般来说，没有人从学术上反对这三年同时发生了自然灾害，相关情况大家都可以在诸如《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灾情报告》上查到资料。哪怕如金辉者，也只是试图证明这三年的灾害不算严重（金辉，《风调雨顺的三年()气象水文考》），不过他用旱涝指数正负相抵的做法也受到了批评。
那么是不是灾情有一点无所谓呢？学过一点农业知识的人就知道，在粮食作物如水稻小麦拔青的季节或者玉米抽穗的季节，不要说持续干旱几个月，就是干旱半个月，粮食到年底至少会减产一半。按当前经济学者对解放后的中国农业发展趋势的研究：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当农业基本建设投资波动指数增加1个百分点，引起粮食产量波动的指数只增加0.07个百分点，而当粮食作物受灾面积比率波动指数增加1个百分点，引起粮食产量波动指数竟减少0.19个百分点，后者波幅远大于前者；而且从1950年至1990年，粮食产量的波动和农田受害面积比率的波动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粮食产量的波峰值通常对应着受害面积比率的波谷值，粮食产量的波谷值通常对应着受害面积的波峰值（厉以宁等：《中国经济增长与波动》，中国计划出版社1993年版，第184页、187页、193页。另见刘树成：《中国经济周期波动》，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90-94页）。在农业生产技术已经取得巨大发展的今天，自然变化仍是影响我国粮食生产乃至农业波动的基本因素之一。
其实从历史上看，位于季风区的中国一直是一个自然灾害频繁的国家。依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的统计，“中国每6年有一次农业失败，每12年有一次大饥荒。在过去2200多年间，中国共计有1621次大水灾，1392次大旱灾，很多时候旱灾和水灾同时出现”。以黄河为例，这条养育了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在民国以前的2500年间决口1500多次，改道26次，真是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一个以农业为主要谋生方式的民族，是无论如何对付不了如此密集、暴烈的天灾的。即使风调雨顺的年景，收成也有限，能挣个温饱就不错了，一遇凶年，转眼间就会衣食无着，难以为生。随着自然灾害频繁地出现，人们时常遭受着饥饿和死亡的威胁。
让我们就近从民国看吧。那时的饥荒可谓家常便饭，无日无之。据出生在中国的米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估计，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如此估计，民国时代曾经饿死过2亿以上人口。
因为例子实在太多太多，这里只讲几个的故事，读者可以和传说中的三年自然灾害的惨状做个对比。
1929年，23岁的堪萨斯青年埃得加?斯诺来到内蒙古土默特右旗。这里没有兵燹，可以说是安宁平和，也可以说是——死寂。没有绿色，树木光秃秃，连树皮也被剥净了。路边横着骷髅似的死尸，没有肌肉，稍有一点肉的立即被吞噬掉了，骨头脆如蛋壳。所见尽是些已经不能称之为人的活尸首：“挂在他身上快要死去的皮肉打着皱折，你可以一清二楚地看到他身上每一根骨头。他的眼光茫然无神，他把什么都卖了——房上的梁，身上的衣服，有时甚至卖了最后一块遮羞布。他在烈日下摇摇晃晃，睾丸软软地挂在那里象干瘪的橄榄核儿——这是最后一个严峻的嘲弄，提醒你他原来曾经是一个人。”“儿童们甚至更加可怜，他们的小骷髅弯曲变形，关节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由于塞满了树皮锯末象生了肿瘤一样。女人们躺在角落里等死，屁股上没有肉，瘦骨嶙峋，乳房干瘪下垂，象空麻袋一样。”饥饿的人们无力走出纵横千里的饥饿圈，只好卖儿女卖婆姨卖自己。佳县黄河岸边渡口是卖人的市场，陕北人向山西人卖自己的亲骨肉。骨瘦如柴的男女老少黑压压一片，没有哭泣，没有离愁，只有刻骨剜心的饥饿，阴森的死亡之气把他们吓住了，都盼望快有人来把自己领走。卖不出去的人就地饿死在那里，最后连人贩子也饿死了。而后来者又黑压压地来到尸体边继续等死。很多饱受饥荒缺衣无食的少女，半裸着身子被装上运牲口的货车运往上海的妓院。这就是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零年华北西北大饥荒的一角。[1]
斯诺在西北看到，大量最好的土地上都种上了鸦片，国民政府对灾民漠不关心。地狱般的经历，成为他人生的一个“觉醒点”。他从这里认识了人间的真相，转而开始为中国的命运大声疾呼。
年和平的四川发生大饥荒：成都盆地各县都是灾区，受灾人口大约3700余万。灾区的情况总是相似的，只说一件事，日《西南评论》载：“蒋介石来川招待绅耆时，省赈委会主席尹仲锡将灾区人吃人的照片交给蒋，蒋阅后放在袋内。”此后便无下文。蒋介石曾在牯岭公开说：“水旱都要中央拿钱赈济，试问中央以有限之财力，何能补助你们川人。”（载《国民公报》）当时还传闻：某地军阀驻军一声令下，操场周围机关枪开火，集中火力，把一千多闹事抢粮的饥民一扫而光。[2]
1942年，是抗战的对峙时期。“水旱蝗汤（恩伯）”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的110个县、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轧而死者无数。妇女售价累跌至平时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只及过去的三分之一。蒋介石不信河南有灾，大骂这是“谎报滥调”，见得太多了，严令河南的实物征集数额不能缓免。在河南成为新闻盲区的背景下，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Theodore?H?White）挺身而出，踏上河南的千里赤地。在洛阳，白修德“不时看见血肉模糊的僵尸从过往列车上掉下来”。在骑马从洛阳到郑州的路途中，“绝大多数村庄都荒无人烟，即使那些有人的地方，白修德听到的也是弃婴临死前的哭声，看见的也只是野狗从沙堆里掏出尸体并撕咬着上面的肉”。令他愤慨的是，军队和政府官员无视这次灾荒，仍然征收繁重的谷物税；尽管中国其它地方都有剩余物资，但并没有任何东西被及时运往河南去制止这场灾难。1943年3月，他的报道通过洛阳电报局的电报出现在《时代》周刊上，欧美舆论顿时大哗。时值宋美龄“在美国各地进行奢侈的筹资旅行”，看到白修德的报道，要求《时代》周刊的发行人将白修德解职，被拒绝。白修德回到重庆后，重庆政府称他撒谎、搞亲共宣传，致使他回到米国后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1964年，他获得普利策新闻奖。补充一句，洛阳电报局的发报员被处决，罪名是“泄露机密”。[3]
看到这里，有人会不会觉得：.这不弄得和解放前一样了吗？老百姓推小车支持解放战争都白费了？
不错，虽然“三年自然灾害”时人吃人之类的惨事应该少于民国时期，但是就“大规模饿死人”这六个字来说，确实和解放前一样了。感性上是这样的，我们再用数据来分析一下。
年中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估计数与登记数
年份 蒋的估计人口 登记人口 估计出生率 登记出生率 估计死亡率 登记死亡率
(万) (万) (‰) (‰) (‰) (‰)
37 17.2 14
38 17.4 13.2
32.6 17.2 12.3
31.9 16.8 11.4
34 16.6 10.8
29.2 17.3 12
24.8 19 14.6
20.9 31.3 25.4
18 24.6 14.2
37 18.1 10
43.4 16.7 10
（资料来源：蒋正华、李楠：中国出生率与死亡率的校正，《西安交通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蒋正华的数据估算比公安局的户籍登记要合理，这个不多讨论，这里要引用的是死亡率的数据。世界上对此事的数目估算都是以中国官方统计为基础，大同小异，这里引用的蒋的死亡率要更高一些，相信不会有异议。
我们可以看到，五十年代中期死亡率约为1.7%，“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在2-3%。
按照侯杨方的研究（《民国时期中国人口的死亡率》，中国人口科学2003年05期），民国时期人口死亡率为2.5-3.3%，最高年份和一般年份的8%的差值对应的300-400万人，正好是一次大规模自然灾害的死亡人数。在网上还查到1936年的死亡率为2.76%，以及各地的统计数据，大致也在2.0-4.0%之间。[4]
而世界同期的数据为年2.4-2.7%。发达国家1.1-2.1%，发展中国家2.0-3.5%。年2.2-2.5%，发达国家1.0-1.8%，发展中国家1.7-3.5%。（数据见《二十世纪中国重灾百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p575）
由此可见，民国时代中国的死亡率是发展中国家中的“正常”水平。
20世纪50年代世界平均人口死亡率是1.85%，年1.3%，发达国家0.9%，发展中国家1.4%，中国0.8%。（以上数据来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中国的数据来自蒋正华的计算）
可见，中国人口死亡率在50年代还是世界平均水平，而到了70年代以后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水平。
再看婴儿死亡率。解放前的婴儿死亡率是170-200‰（侯杨方），而建国后这一数字迅速下降：1954年据14个省五万余人的调查为138.5‰，1958年据北京等19个省市的大部分市县的调查为80.8‰，其中河北等18个省市的大部分县的农村为89.1‰。1973-75年据全国肿瘤死亡回顾调查为47.0‰。60年代的数据，据世界银行的估计，在饥荒最严重的1960年为165‰，而饥荒过后的1965年为90‰。这与两个极端（较高的河南和较低的江西）的平均数相吻合（参见李若建《困难时期人口死亡率的初步分解分析》，人口研究，2001.5）。也就是说三年困难期间的婴儿死亡率增加了一倍，恢复了解放前的“正常”水平。李若建还发现，相对于中青年，老年人的死亡率增加得较多，这也是饥饿造成的。由于粮食短缺，全国各地很多人出现了浮肿、干瘦、妇女闭经和子宫脱垂的症状，被称为“新四病”。可见，灾害时期医疗卫生系统在降低死亡率上已经失效，基本上回到解放前的状况了。
从乏味的数据可以作出总结：解放前我国的死亡率很高，和发展中国家一般情况一致，解放后死亡率逐渐下降，到七十年代末已经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一度跌回解放前的状态。
从人均预期寿命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人口预期寿命的国际比较
1900年 1950年 1975年 1999年
西欧 46 67 73 78
美国 47 68 72 77
日本 44 61 74 81
俄国 32 65 68 66
中国 24 35 65 71
印度 24 32 50 60
非洲 24 38 47 52
拉美 35 51 61 69
世界 31 49 59 66
这一切可以说明中国的医疗卫生和营养状况（尤其是占人口80%的农村地区）有了质的改变，毛泽东时代的政府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并不是一句虚言。
有人可能认为民国时期大饥荒的根本原因是战争，说民国是“非正常国家”。但是饿死人不一定是战争造成的，就像我举的三个例子一样，民国时期的中国也不是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有战争。战争不能解脱民国政府的责任。
退一步说，中华民国是“非正常国家”，那印度、孟加拉和一些和平的黑非洲国家是“正常国家”了吧？他们的死亡率不也是居高不下吗？
我们当代中国人过了几十年还算不错的日子，真的忘了以前的中国是多么苦难，总以为有饭吃是理所当然的，哪里记得中国人民在吃饭问题上为难了几千年。就像当年的米国国务卿艾奇逊说的，这是历代中国政府都无法解决的问题。
通过上面的分析，最终我们可以作出一个结论：
“三年自然灾害”究竟非正常死亡多少人根本就是一个伪问题！
当为.辩护的网友努力地证明对方模型的漏洞多么大，对方的假设多么脱离常识，对方结论的误差达到上千万的时候，实际已经更深地堕入了这个窠臼。
因为问题的关键是：到底什么叫做“非正常死亡”？
如果按照民国时代的标准，“三年自然灾害”减少的人口都可以是“正常”的。按照民国的民生状况，人口年龄柱状图也不会在“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有个凹进，因为“三年自然灾害”前后的死亡率都将一样的高！
正是因为毛泽东时代医疗卫生条件改善降低了“三年自然灾害”前后的死亡率，
正是因为毛泽东时代的大部分时候解决了艾奇逊所说的历届中国政府都无法解决的温饱问题，
正是因为毛泽东时代及其后的中国政府认为社会主义应该完全没有粮食问题的重大失误，
也正是因为毛泽东时代及以后的时间里中国仅有这么一次大规模饥荒，
“三年自然灾害”才在人们记忆里留下了深刻的痕迹，才可以引得无数批评者的攻击责难。
不错，人民是伟大的，人民养活了自己。但是在解放前的黑暗中，散沙样的劳动人民却在一次次水旱灾祸中流离失所。因为那时的国家机构涣散，因为“那时全国都在打仗”，所以没有人需要负责，是不是？
落木纷披，凛长松之独立；颓波浩渺，屹砥柱于中流。正是毛泽东领导的.肩负起了这个责任，结束了中国作为“非正常国家”的历史，用坚强的国家力量，通过新的体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救济；大兴农田水利，农民合作互助，才在一次次自然灾害面前减少了损失。
的确，“三年自然灾害”是天灾，也是人祸。彭德怀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作为一个军人和老共产党员，他恐怕对社会主义事业有着更高的期待。正如世界上任何探索都是有代价和失败的一样，新中国的建设也有挫折，而且这个损失非常沉重。
我也相信，那些激烈批评.的人们也是因为对.的执政能力有着更高的期待、更严格的要求。
对有些任意夸大悲剧数字的人，著名网友方舟子在《关于大跃进非正常死亡人数的一点感想》一文中质问道：“那么为什么会有人一直在宣传‘饿死了四千万人’，又有人玩数字游戏非要证明这个荒唐的数字？是不是觉得中国人的命不值钱，饿死几百万、上千万都算不上骇人听闻的大悲剧，非得饿死个三、四千万才算数？”
其实，当回顾了历史之后你会发现，并不是中国人的命不值钱，命贱；而是旧中国的人命贱，千万人蝼蚁般死去也换不来一点关注。抗战时国民政府为了拉壮丁就害死1400万人，那可真叫命贱，又有谁会去问是几分外患，几分人祸么？[5]
恰恰是.，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让中国的人命变得值钱起来，于是在三十多年之后还有这么多海内外人士念念不已。
当然了，现状还不能令人满意，但是，有一代代中国人去努力，相信中国人的人命以后愈来愈贵的。
感谢Victor网友提供了大量重要资料。
参考资料：从越，《关于三年困难时期的若干问题》。
[1]摘自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http://www.yifan.net/yihe/novels/wars/changzheng/changzheng.html
摘自木木《情歌?情种》
/home/zh.../97360.htm
[2]《遍地饿殍》http://www./artical/content//39.html
[3]《&时代& 周刊与1942年中原大饥荒》，《南方周末》
http://www./chinese/HIAW/354814.htm
（文中关于白修德的内容，引号部分均来自《新闻与幻想——白修德传》，乔伊斯?霍夫曼著，胡友珍、马碧英译，2001年1月新华出版社出版，未加引号部分的核心资料来自刘震云《温故1942》——作者注）
[4]http://www.ier.hit-u.ac.jp/COE/Japanese/discussionpapers/DP97.9/hyou3.html
[5]蒋梦麟,曾任北大教授,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抗战时任中国红十字会长,在自己的《新潮》一书中描述了亲身经历的惨状，最后写道：“以我当时估计，在八年抗战期内，未入军队而死亡的壮丁，其数不下一千四百万人。当然，曲江壮丁从七百人死剩十七个人，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不可作为常例。当时我曾将估计的数字向军事高级长官们询问意见，他们异口同声的说：‘只会多不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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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 23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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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套麻木了 】:
说得不错。
发帖: 347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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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潜龙轰天 】:
谢谢支持；不容易啊，早上发的，才审出来。
&i& 【回复 套麻木了 】:
说得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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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 15 篇
在线时长: 11 小时
【回复 套麻木了 】:毛泽东时代,虽说在三年自然灾害中饿死了很多人,以后有所好转,人民仍然长期处于饥饿状态,但是毛泽东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的口号.据说积攒了大量的粮食,改革开放后这20多年,之所以人们能吃得饱,就是因为毛泽东为我们积攒了大量的粮食,要不然,我们比三年自然灾害中饿死的人还要多!所以,毛泽东高瞻远瞩,用粮食支援了改革开放.
(以上只是据说,请多提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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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套麻木了 】:
应该说，农村发生局部地区饿死人，是局部地区的负责人浮夸风害了当地老百姓。
ZGZY有不了解下情的责任，
但局部地区饿死人的直接制造者显然应该是局部地区的负责人，
如果不能分请责任，
就不能有效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有人在这个问题上无限夸大，是另有所图的。
发帖: 348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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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麓山居士 】:你说的不错，由于是转帖，并且他主要只是谈了这个命题。所以对有些事也就没有说了，关于这个问题，某些人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谁都看得出来。他们根本不顾不管当时的实际情况，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无限扩大和上纲上线，再加上现在这个话题还很难谈；就是发一点东西还得审，不是说的人多了，我现也不愿意谈此事。
&i& 【回复 套麻木了 】:
应该说，农村发生局部地区饿死人，是局部地区的负责人浮夸风害了当地老百姓。
ZGZY有不了解下情的责任，
但局部地区饿死人的直接制造者显然应该是局部地区的负责人，
如果不能分请责任，
就不能有效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有人在这个问题上无限夸大，是另有所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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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 4 篇
在线时长: 47 小时
【回复 套麻木了 】:日本右翼对南京大屠杀30万的数字也持怀疑态度，认为没有那么多。大跃进出了差错，是因为‘是局部地区的负责人浮夸风害了当地老百姓。’改革出了差错是因为设计师设计的不好。
我们常常批评美国搞‘双重标准’，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
发帖: 4 篇
在线时长: 47 小时
【回复 华表3211 】:据我所知，至少积累了够三年的粮食。后来农村经济改革，农民居然有粮卖不掉，出现了新的痛苦----卖粮难！国家只好再想办法，把陈粮加工成饲料，滕出粮仓收购农民的粮食，又出现了新问题----没有现金，打白条。我问一个农村来的朋友：那农民不是仍然很困难？他说：是啊，不过宁要这样的困难，也不要那样的困难。
卖粮难！恐怕中国农民几千年也没遭受过这样的痛苦！改革罪该万死。
发帖: 16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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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套麻木了】:
实际上毛泽东是中华民族告别饥饿的带头人!
有些人想达到彻底颠覆社会主义中国的目的,百般诋毁毛主席,他们的阴谋是决不会得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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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思考-2 】:你觉得“日本右翼对南京大屠杀30万的数字也持怀疑态度与一些人对数字的质疑”这二件事是一回事吗？这是性质截然不同的，这就是你的观点？
&i& 【回复 套麻木了 】:日本右翼对南京大屠杀30万的数字也持怀疑态度，认为没有那么多。大跃进出了差错，是因为‘是局部地区的负责人浮夸风害了当地老百姓。’改革出了差错是因为设计师设计的不好。
我们常常批评美国搞‘双重标准’，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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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 348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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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szxliming 】:你说得太对了；凭几个人跳上跳下，就想达到这险恶目的，真也太不自量力了。
&i& 【回复套麻木了】:
实际上毛泽东是中华民族告别饥饿的带头人!
有些人想达到彻底颠覆社会主义中国的目的,百般诋毁毛主席,他们的阴谋是决不会得逞的!&/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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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 348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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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与大跃进
作者:猛牛屁股
摘要：刘少奇积极参与了&大跃进&运动的决策与推动，除了在当时发明&公社&这一用词外，他还曾大力提倡大炼钢铁与供给制。
大跃进的发动，直接源于.领导层的决策。而在党内地位仅次于毛的刘少奇，是否真如一些人所说的&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或者从1958年开始就&反对浮夸风和'共产风'&？从笔者掌握的材料看，这种判断值得商榷。通观刘在当时的言行可以发现：刘积极参与并推动了这一运动。
一、刘与大跃进的发动
大跃进的肇始，大致是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并大社的主张，这也是建立人民公社的开端。但&公社&这个名词，是刘少奇与另外几个领导人在闲聊中发明的，据刘日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回忆，大致是1958年4月，在赴广州的火车上，刘与周恩来、陆定一（时任中宣部部长）、邓力群闲聊，&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又讲了半工半读与生活集体化，并要北京和天津先搞试验。
闲聊并非玩笑。事实上，刘少奇对1958年开始的大办公社、公共食堂、大炼钢铁等&左&倾做法，不仅未加反对，反而颇为欣赏，并且颇为努力地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贯彻。
日，在同全国妇联党组成员谈话时，刘借谈妇女解放问题之机，建议普遍建立公共食堂，他还举了一个例子，说：&河南有一个农业社，有五百多户人家，其中二百多户搞公共食堂，家庭不再作饭了。组织起来之后，出工人数增加了叁分之一，从前二百多人作饭，现在只要四十多人作饭，而且还吃得饱些，好些，还节省了粮食。&他并且大胆预言：&到将来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十五年等于叁、四个美国。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国可以进入共产主义。&[在同一场合，刘还透露了他之所以如此热衷生活集体化的动机，即他认为中国已经具备了空想社会主义者所不具备的条件，可以实现欧文等人的未竟之业，而在其年轻时，欧文等人的新村试验的材料，对他有很大的吸引力。这事实上也是同时代的大多数.领导人的共同的心路历程。
刘少奇不久提出了更为大胆的设想。日，在同北京石景山发电厂的工人座谈时，他预言：&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叁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钢铁、煤炭明年就可以超过，电要慢点，多几年，大概五年，五年不行，七年，其他大都是二年叁年。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中国人口等于叁个苏联，四个美国。美国就是多几吨钢和其他工业产品。十五年我们要赶过整个欧洲（包括苏联）。欧洲共六亿人口，和我们一样，面积也差不多。欧洲几十个国家，不互相帮助，我们几十个省可以互相支援。发挥地方积极性，十五年许多省要超过一个国家，河北要超过英国，河南要超过法国，再一个超意大利，再一个超西德……我们大有希望，前途好得很。&刘认为中国可以提早进入共产主义的理由，便是人多，劳动力资源丰富。刘还解释报上之所以不提二、叁年赶英，七、八年超美，是为了麻痹敌人。
1958年8月至9月，刘少奇赴山东和江苏等地视察，沿途他再次对各地已经如火如荼的各种&跃进&行为加温。譬如，在山东寿张县，刘表扬当地的干部群众的浮夸行为是&压倒了科学家&，&是一个革命&，并要求当地&拨出几百亩地，办一个学校&，&学生一面生产一面学习&，&用这个办法，不要很久，全国人民都能上大学&。而在江苏常熟县，当一个乡的党委书记告诉他稻田亩产1万斤时，刘的反应是：&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7]
对于有人认为大炼钢铁得不偿失，刘少奇也在很多场合予以反驳，如日，他在与南通干部的座谈会上就说：&搞土高炉能出铁就好。这是出的师傅钱，不要算成本，这半年主要是熟悉技术，我们学会了本领，一年就能出几万个炼铁的人。一万人开矿，一万人运输，一万人炼铁，有叁万人真了不起，这办法好，每个县都要出人支援炼钢炼铁。&同年的9月23日，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他再次谈到这一点：&现在困难很多，化了很多力量炼那么一点铁，按照成本算起来，成本也是很高的，化不来。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把人锻炼了，将来可以炼钢炼铁，将来我们就有成百万、成千万的钢铁技术人材。这个时候化点钱学习，很有必要，不算浪费。现在建成一个小炉子，炼几个月扳掉了，这不是白炼的。再扳掉，再盖大的，再扳掉，再盖很大的。这算是什么浪费呢？不算浪费。从这样发展起来，我们国家精神很好。&这事实上也是当时反驳所谓&怀疑派&的最为流行的一种解释。
综上所述，在1958年大跃进开始之际，刘少奇基于年轻时对新村理想的偏爱，积极参与了这场运动的决策与发动，其热度并不亚于同时期的毛泽东。这时的刘，不仅要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而且还设想将全国建成一个大公社。1958年底，当一个外国客人问他学校是否也要搞公社时，刘的回答是：&都搞，机关和街道也要搞。&
二、刘与大跃进的继续
大跃进的负面影响在1958年底已露出苗头，于是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开始了纠&左&，但这一进程因庐山会议被打断。
在1959年7月至8月间的庐山会议上，刘除利用一些历史问题攻击彭德怀搞阴谋，有个人野心之外，还继续为大跃进辩护。就在庐山会议闭幕后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发言说：&我们现在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破除规章制度等等，有些人视为乱子，实际上并不是乱子，并不是缺点错误，而是一种革命的正常现象、正常秩序。所有的群众运动，都总会有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问题，或者八个指头和两个指头，或者七个指头和叁个指头的关系问题。
事实上，在庐山会议之后的近半年时间里，刘在很多场合一方面继续为大跃进辩护，另一方面开始大搞对毛的个人崇拜，后者使得对大跃进的纠正愈加困难。
就在1959年8月底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刘少奇公开攻击那些对大跃进持怀疑态度的人是&好意不多&，并且认为所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他的理由是：&这么几千万人上山，几亿人搞大跃进，大家动手搞，这样才会得到经验。我相信，这样我们进步快。这个是出钱买不到的。而我们是在很短的时期内取得这个经验的。我们取得这个经验，那怕是犯很多错误。这个错误我们必须犯，现在不犯将来还得犯。我们犯了，将来就可以不犯或者少犯。即使犯了错误，发生了问题，也要从积极方面看。犯错误也有好处哩。
而在同年9月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刘继续认为大跃进是为了彻底解放生产力，是为了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坚持认为所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以前有，今天有，以后还会有的，恐怕一万年以后还得有&，此外，他还以前所未有的调子呼吁要搞对毛的个人崇拜，他公开说：&毛泽东同志的领导，绝不次于马克思、列宁的领导，假如马克思、列宁生在中国，我想他们领导中国革命也不过如此。&而其理由则是：&党要有威信，无产阶级要有威信，如果没有什么个人的威信，怎样建立得起来？”至于如何防止个人凌驾于党之上，刘则只字未提。
有论者认为刘在1959年已经洞察到大跃进的危害，只是迫于压力，不便公开。我们看到，刘在上述公开场合仍不遗余力地为大跃进辩护，除此之外，在一些小型的非正式场合，刘的观点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在1959年11月间，刘曾与一些干部讨论苏联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其多次发言中，除了开始强调按比例发展、两条腿走路外，更多的还是重复政治挂帅、觉悟第一的思想。如他所说：&干劲从何而来？教科书中认为是物质刺激。干劲不仅可以从物质刺激来，也可以从政治觉悟来。&&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问题是如何去掉这种残余。是靠物质刺激呢，还是靠思想教育？人民公社实行伙食供给制，懒人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先给他，然后教育他，这样更有效。……物质刺激的办法我们不提倡。&
从这些似曾相识的发言中，我们丝毫看不出对大跃进错误的反省。
他同时坚持以政治标准来规范和要求经济工作，譬如他认为&走后门&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走后门&的人是&同资产阶级站在一起，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七千人大会&上，刘一方面承认当时&出现了一个大马鞍形&，另一方面又认为错误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党内不纯，地富反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利用我们的错误，添油加醋，兴风作浪，又进一步加重了错误的恶果。&而在此后的几次场合中，又数次说过：&有多种经济成份，有个体农民，就产生资本主义。&并提出要防止党内有人搞修正主义，说过&高级干部中有，青年干部中也有。&这些提法在实质上与此后的&四清&乃至&文革&都有着某种十分紧密的内在联系。如果我们不能认识其反省的这种局限性，便无法理解他后来在&四清&运动中的诸种表现。
综上所述，对于刘少奇与&大跃进&的关系，我们应当作如实客观的评价。1980年，邓小平在谈到&大跃进&的责任问题时，曾经说过：&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事实上，从上面的论述看，刘非但没有反对，在一定时期还曾积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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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套麻木了 】:综上所述，对于刘少奇与&大跃进&的关系，我们应当作如实客观的评价。1980年，邓小平在谈到&大跃进&的责任问题时，曾经说过：&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
这比那些文过饰非，成绩归于自己，错误推给别人的人，不知道高尚多少！
如果第一把手，勇于承担责任，中国人民要少受多少灾难！
共要想再现辉煌，就要勇于正视57-76期间的问题。早点主动，越是遮着藏着，越被动。如果上了某些人的当，不仅不正视，而且说那是正确的，那不仅是人民的不幸，也是共自己的灾难。
关于30万和4000万的事，我的重点是‘双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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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思考-2 】:关于承担责任的问题；只要稍有点理性，实际上就应该知道大跃进后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主动承担了本来另有人应该承担的问题，表现了一个领袖的高风亮节；当时他的主要精力是在党的建设、反修防修上。有人七年都不向他汇报工作（题外话）
&i& 【回复 套麻木了 】:综上所述，对于刘少奇与&大跃进&的关系，我们应当作如实客观的评价。1980年，邓小平在谈到&大跃进&的责任问题时，曾经说过：&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
这比那些文过饰非，成绩归于自己，错误推给别人的人，不知道高尚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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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套麻木了 】:
&i& 【回复 思考-2 】:关于承担责任的问题；只要稍有点理性，实际上就应该知道大跃进后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主动承担了本来另有人应该承担的问题，表现了一个领袖的高风亮节；当时他的主要精力是在党的建设、反修防修上。有人七年都不向他汇报工作（题外话）
我丝毫没有说刘没有责任，他们的事我一个小百姓哪儿能分的清？！但是文革中的口号告诉我刘是反对大跃进的（还用我重复那些口号吗？）如果不是文革，我一直认为那是----一些坏官不听毛主席的话干的事。（以人格担保，我真是这样想的）到了文革才明白那些‘坏官’是反对干那些‘坏事’的。而领导那些‘坏事’的却是他！如果冤枉了他，责任也在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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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套麻木了 】:我丝毫没有说刘没有责任，他们的事我一个小百姓哪儿能分的清？！但是文革中的口号告诉我刘是反对大跃进的（还用我重复那些口号吗？）如果不是文革，我一直认为那是----一些坏官不听毛主席的话干的事。（以人格担保，我真是这样想的）到了文革才明白那些‘坏官’是反对干那些‘坏事’的。而领导那些‘坏事’的却是他！如果冤枉了他，责任也在文革。
君以为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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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套麻木了 】:某些人为了诬蔑毛主席，以讹传讹，信口开河，抛出了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了1000万、2000万、3000万、5000万、甚至于6000万人的数字，他们都不能自圆其说！统计学的基本原理来源于常识，但如果统计不是为了搞清楚事实真相，而是为了某种政治目的，它就背离了基本常识。这些所谓数据是在事发后20多年， 这是什么“学术研究”、“历史考证”？首先，是数据的不可靠。整个命题的唯一资料，就是1982年的统计年鉴。1982年距离三年困难时期已过了二十年，而且官方正在对毛时代的大运动，包括大跃进在内，进行非毛化。中国的统计数字大概还要多加上一个政治因素。总之，隔了如此长时间，编出的过去统计数字从哪里来的？没有详细的说明，我们无从知道。统计研究的出发点是数据。数据的来源是什么？有多大的可靠性？原始数据有多大的误差？据此才可以做进一步的统计推算。
统计学定义：研究对象的全体称总体，组成总体的每个基本单位称个体。总体中抽出若干个体而成的集体。称样本。样本中所含个体的个数，称样本容量。A）相互独立的B）符合正态分布的。很明显饿死的数字是相互独立的，各个地方受灾情况千差万别，绝不能举一反三，利用慨率来推测，只能是完全分别统计。
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死亡人数的统计结果不是根据抽样得来的，也不是数字直接累计的结果。让我们考查年鉴的人口统计。从1949年到1982年中国仅作过三次全国性的人口普查，和年的一次，非常粗略，1964补充一些，1982的才比较细。也就是说，在三年灾害时期，根本没有作全国范围的人口普查，数字不是直接调查，而是根据其他相关的数据和、1982年三次人口普查的资料加上其他参考数据推算出来。
它们没有考虑到三年灾害期间由于营养不良造成的死亡率增高，出生率下降，人们的预期寿命下降等因素，饿死人这种特殊问题只有层层累计，条件好的地方根本没有饿死人，穷乡僻壤数量就多一些。
人口普查很难准确。即使以今天如此发达的美国来看，人口普查的结果，都有好几个百分点的误差，而且每次都被指责为失实，打更正的官司。以中国当时的条件和统计学的不发达，误差肯定更大。上下2.5个百分点的不准确性，就有5个百分点的人口差距，就已经超过三千万人了。而大跃进年代的人口数字，根本不是当年的普查，而是用十年、二十年间隔的二手、三手，乃至任意插值的方法得出的数据，从原始的误差，经过推算的误差就很可能过高，太过粗略，结论就失去量的意义，只能看出趋势和多年的平均数。推算公式中，已经先加进了对三年困难时期的人为政治斗争需要的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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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大跃进和“五风”区分开来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本身没有错，不过是叫你发挥人民公社人多力量大的优势，把步子垮大一点，比如原来一步只走70公分，现在提高到80、90公分；把事情办得多一点快一点好一点省一点，这有什么错误？难道非要一步只走70公分才对？难道要把事情办得少慢费差才对？所以错的并不是大跃进和三面红旗本身，而是错在执行中刮了“五风”，要你一步走两米三米，你不走就强迫你走，超越了客观可能性。现在主流舆论把要一步走两米三米的责任推给毛泽东，是非常不公正的。在整个三年时期，真正致力于反对一步走两米三米的只有毛泽东。特别是刘少奇在徐水办的那个点，恐怕一步走了八米十米。其他很多人，毛泽东要他只走80、90公分，思想还不通。如果没有一些人刮“五风”。那三年会有那么大的挫折吗？后人恐怕歌颂大跃进、三面红旗还来不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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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老山红叶 】:这些人的目的大家都是清楚的。其实那么大的数字根本就不可能。
&i& 【回复 套麻木了 】:某些人为了诬蔑毛主席，以讹传讹，信口开河，抛出了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了1000万、2000万、3000万、5000万、甚至于6000万人的数字，他们都不能自圆其说！统计学的基本原理来源于常识，但如果统计不是为了搞清楚事实真相，而是为了某种政治目的，它就背离了基本常识。这些所谓数据是在事发后20多年， 这是什么“学术研究”、“历史考证”？首先，是数据的不可靠。整个命题的唯一资料&/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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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至1961年，我国经历了一个“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其困难的严重程度，在历史上是空前的，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最大损失，莫过于使粮食大幅度减产，造成农村严重缺粮。全国粮食因灾减产情况，据统计，“由于一些地区连续三年受旱，三年全国共减产粮食611.5亿公斤”，“其中1959年受灾最严重，约损失粮食378亿公斤，其中以旱灾为主造成的损失约为260亿公斤”（《灾情报告》第67、6页）。专家通常认为，旱灾损失占总灾害损失之比一般为50-60%，按照1959年旱灾占全部灾害损失比例68.8%计算，可以估算出，三年中因自然灾害减产的粮食数量（A ）为611.5亿公斤&68.8%＝888.8亿公斤。
这三年因旱灾粮食年均损失率（因旱灾粮食减产量占当年粮食总产量的比重）为611.5亿公斤&（＋1475）亿公斤＝13.26%，大大高于全国年因旱灾粮食损失年平均率1.6——3.3%的范围。按照另一种全国不完全统计的因旱灾粮食损失量计算，这三年年均损失平均117.7亿公斤。
相当年平均33.97亿公斤的3.46倍（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办公室编：《灾害管理文库》第一卷《当代中国的自然灾害》第705、576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
“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粮食大幅度减产，无疑是非正常死亡人口大大增加的重要原因。在五十年代末期十分低下的生产力状况下，人类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有限，综合国力较弱，遇到持续三年的如此特大严重自然灾害，出现经济困难是不可避免的,人类到现在还远不能制止自然灾害的爆发。粮食在当时作为农业国的中国，是决定国家经济兴衰的基础，是一条生命线和因果关系链。没有“三年自然灾害”，决策失误虽然会导致经济问题，但不应是有如此后果的。
具体数字的确定确实有那样这样的困难，我们应关心的是历史的真相，而非死人数字,不死人可能吗？不可能,毕竟民以食为天，一天不吃就饿得慌。这是因为自古以来,一有大灾总得死人，三年自然灾害，百年不遇，老百姓非正常死亡只能说是一种历史的惯性使然，因为到那个年代，人们还没有能力可以超越历史的必然。要理智地谈论在那个不堪回首的三年自然灾害中的错误，就不能割裂中国历史。在四九年以前，在中国的大地上，即使在不是荒年的年份里，同样也有许多穷困的人被饿死、被地主逼死。有人做了估计，民国时期除去战争原因，估计有2亿以上人口非正常死亡，死亡的原因是恶劣的生活条件。 而在多年的战争中，中国的多少土地被抛荒，多少劳动力死于战乱。而在解放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面， 我们的国家在外敌环伺、战火不息的状况下，又有多少时间可以生聚发展？三年大饥荒从根本上来说，可以说是旧中国积累下来的的种种恶果的大爆发和延续。
人民公社是为着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向自然宣战，是宣布从此不再‘靠天吃饭’、再也不在自然灾害面前做奴隶，是为了解决中国农民贫困的总根源。今天，靠小农经济改良土壤，兴修水利吗？这绝不可能，不破坏就已经谢天谢地了。小农经济死灰复燃的后果，原本已巩固的防灾体系又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历史和现实证明，那一代的领导人是最具有道德水平和最靠近人民群众的。在最艰难的时间里，绝大多数共*产党人与老百姓同甘共苦。而那些现在口口声声关心我们人权状况的西方政客及其先辈，正是曾经给我们带来灾难、而现在又正在给许多依然弱小的国家的人民带来灾难的魔鬼！
该责难的责难，该哀悼的哀悼，该肯定的肯定，该赞扬的赞扬，愿中国永远告别自然灾害的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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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至1961年，我国经历了一个“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其困难的严重程度，在历史上是空前的，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最大损失，莫过于使粮食大幅度减产，造成农村严重缺粮。全国粮食因灾减产情况，据统计，“由于一些地区连续三年受旱，三年全国共减产粮食611.5亿公斤”，“其中1959年受灾最严重，约损失粮食378亿公斤，其中以旱灾为主造成的损失约为260亿公斤”（《灾情报告》第67、6页）。专家通常认为，旱灾损失占总灾害损失之比一般为50-60%，按照1959年旱灾占全部灾害损失比例68.8%计算，可以估算出，三年中因自然灾害减产的粮食数量（A ）为611.5亿公斤&68.8%＝888.8亿公斤。
这三年因旱灾粮食年均损失率（因旱灾粮食减产量占当年粮食总产量的比重）为611.5亿公斤&（＋1475）亿公斤＝13.26%，大大高于全国年因旱灾粮食损失年平均率1.6——3.3%的范围。按照另一种全国不完全统计的因旱灾粮食损失量计算，这三年年均损失平均117.7亿公斤。
相当年平均33.97亿公斤的3.46倍（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办公室编：《灾害管理文库》第一卷《当代中国的自然灾害》第705、576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
“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粮食大幅度减产，无疑是非正常死亡人口大大增加的重要原因。在五十年代末期十分低下的生产力状况下，人类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有限，综合国力较弱，遇到持续三年的如此特大严重自然灾害，出现经济困难是不可避免的,人类到现在还远不能制止自然灾害的爆发。粮食在当时作为农业国的中国，是决定国家经济兴衰的基础，是一条生命线和因果关系链。没有“三年自然灾害”，决策失误虽然会导致经济问题，但不应是有如此后果的。
我说过三年自然灾害中有人饿死，这本来是任何有良心的人都不会否定的事实。有极个别的人之所以抓住这个问题不放，是为了在这一点上揪住错误不放，并企图通过这达到险恶目的。这一点我想大家都是心照不宣的。具体数字的确定确实有那样这样的困难，我们应关心的是历史的真相，而非死人数字,不死人可能吗？不可能,毕竟民以食为天，一天不吃就饿得慌。这是因为自古以来,一有大灾总得死人，三年自然灾害，百年不遇，老百姓非正常死亡只能说是一种历史的惯性使然，因为到那个年代，人们还没有能力可以超越历史的必然。要理智地谈论在那个不堪回首的三年自然灾害中的错误，就不能割裂中国历史。在四九年以前，在中国的大地上，即使在不是荒年的年份里，同样也有许多穷困的人被饿死、被地主逼死。有人做了估计，民国时期除去战争原因，估计有2亿以上人口非正常死亡，死亡的原因是恶劣的生活条件。 而在多年的战争中，中国的多少土地被抛荒，多少劳动力死于战乱。而在解放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面， 我们的国家在外敌环伺、战火不息的状况下，又有多少时间可以生聚发展？三年大饥荒从根本上来说，可以说是旧中国积累下来的的种种恶果的大爆发和延续。
人民公社是为着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向自然宣战，是宣布从此不再‘靠天吃饭’、再也不在自然灾害面前做奴隶，是为了解决中国农民贫困的总根源。今天，靠小农经济改良土壤，兴修水利吗？这绝不可能，不破坏就已经谢天谢地了。小农经济死灰复燃的后果，原本已巩固的防灾体系又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历史和现实证明，那一代的领导人是最具有道德水平和最靠近人民群众的。在最艰难的时间里，绝大多数共产党人与老百姓同甘共苦。而那些现在口口声声关心我们人权状况的西方政客及其先辈，正是曾经给我们带来灾难、而现在又正在给许多依然弱小的国家的人民带来灾难的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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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套麻木了 】:
“历史和现实证明，那一代的领导人是最具有道德水平和最靠近人民群众的。在最艰难的时间里，绝大多数共*产*党人与老百姓同甘共苦。而那些现在口口声声关心我们人权状况的西方政客及其先辈，正是曾经给我们带来灾难、而现在又正在给许多依然弱小的国家的人民带来灾难的魔鬼！”
我赞同这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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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红色旅馆. 】:谢
&i& 【回复 套麻木了 】:
“历史和现实证明，那一代的领导人是最具有道德水平和最靠近人民群众的。在最艰难的时间里，绝大多数共*产*党人与老百姓同甘共苦。而那些现在口口声声关心我们人权状况的西方政客及其先辈，正是曾经给我们带来灾难、而现在又正在给许多依然弱小的国家的人民带来灾难的魔鬼！”
我赞同这话！&/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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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套麻木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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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套麻木了 】:那三年会有那么大的挫折吗？
总算有挫折了。好象挫折是人引起的。（恐怕一步走了八米十米。）能承认这点就很了不起。慢慢来吧。
“三年自然灾害”到底说明了什么？说明人违背自然规律就要栽跟头。是哪些人在违背自然规律？不要说是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啊。
违背了自然规律，栽了跟头。不是好好吸取教训，而是互相推委，斗个人死牛瘟。这就是实事求是，这就是为人民服务，‘坚持好的，改正错的’（摘自《为人民服务》。）有人说没有三年自然灾害就没有文革，我看有道理。
那场斗争M胜利了所以现在人们追究M的责任，如果L胜利了现在被追究的就是L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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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思考-2 】:前进的道路上怎么会没有挫折？“三年自然灾害”到底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一个伪命题；
&i& 【回复 套麻木了 】:那三年会有那么大的挫折吗？
总算有挫折了。好象挫折是人引起的。（恐怕一步走了八米十米。）能承认这点就很了不起。慢慢来吧。
“三年自然灾害”到底说明了什么？说明人违背自然规律就要栽跟头。是哪些人在违背自然规律？不要说是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啊。
违背了自然规律，栽了跟头。不是好好吸取教训，而是互相推委，斗个人死牛瘟。这就是实事求是，这就是为人民服务，‘坚持好的，改正错的’（摘自《为人民服务》。）有人说没有三年自然灾害就没有文革，我看有道理。
那场斗争M胜利了所以现在人们追究M的责任，如果L胜利了现在被追究的就是L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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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粮食减产、饥馑和饿死人的真实原因
如前所述，这三年当中并未发生全国性特大灾害，但中国却出现粮食大减产与全国性粮荒，最后导致数千万人（主要为农民）饿死的惨剧。根据对历史资料的爬梳，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农村的青壮劳力全部被抽去“大炼钢铁”，农田不得不大量抛荒，导致粮食大幅度减产：1959年粮产量下降17.6％，从前一年的2亿吨降到1.7亿吨，1960年又比1959年减产18.5％，为2,650万吨。此后直到1966年粮产量才恢复到1958年的水平。
据专家分析，这三年减产的粮食中只有一小部分与旱灾有关，主要的减产因素不是自然灾害，而是耕地抛荒和弃收。例如，1958年山东省的青壮年农民都炼铁和修水库去了，全省秋播面积不及往年的四分之三，因而减产；1959年秋冬又有887万青壮年去修水库；甚至在1960年农村经济崩溃时仍有数百万农村劳动力在修水库。从年，山东省共荒芜农田约为6,000万亩。
第二,*****缺乏政~治责任感，根本未采取任何措施救灾，一味粉饰太平。
如果中~共政~府还稍有政~治责任感，认真对待这场饥荒，也可以减少一些饿死的人数。但中~共的制度一向鼓励虚伪与无耻。且看灾荒期间中~共党与国家领导人做了些什麽事情。
在粮食大幅度减产的情况下，救灾赈民本是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但荒唐之处就在于，**认为自己的制度乃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根本不可能有灾荒发生，国务院因此于1958年取消了专事救赈的中央救灾委员会。1959年7月到9月正是粮食减产、粮食库存急剧下降、数亿农民已经进入饥馑状态，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彭德怀等少数几个直言者放胆说了一点社会真相，立刻遭到了毛~泽~东及政~治局绝大多数委员们的一致打击。
1960年初，当全国农村数亿饥民挣扎在死亡线上时，《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提出，在60年代的第一年要做到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宣布，1960年将又是一个大跃进年，形势可能会比1959年更好。在3月30日到4月8日召开的二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几千名来自全国的“人民代表”争相报告自己所在地区的“大好形势”，避而不谈粮食减产和饿死人的惨状，会议遵奉毛的指示通过了进一步“大跃进”的经济计划。
三是有限的粮食资源被用于圆毛~泽~东与苏联争霸之梦。
首先，毛罔顾当时中国饿殍遍地的悲惨状况，将有限的粮食储备用于换取美元与黄金，以制造原子弹。1959年6月底，全国的粮食储备还有343亿斤，够城镇居民一年之需。但是，在当年粮食减产3,000万吨的严重情况下，政~府却决定出口415万吨换取黄金和美元，出口量相当于上述粮食储备的24％。出口耗去了粮食储备，结果很快就连京、津、沪等大城市的粮食供应也几乎脱销，而农村的数亿嗷嗷待食的饥民就只有等死一途。1960年全国缺少2,400万人的口粮，若按每人每年250公斤计为600万吨，只要不出口粮食，当时就不会发生严重的饥馑，几千万农民也不至于饿死。当时毛~泽~东一心一意想集中国力造原子弹、导弹，以便扬威世界，因此急需大量黄金外汇进口相关的设备材料，虽然后来“两弹一星”是造出来了，但奠基的却是数千万人的生命。如此“伟大成就”的惨烈代价恐怕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
其次，毛为摆脱孤立状态，用物质援助收买一些小国家为其捧场。从年，中国哀鸿遍野，饿殍遍地，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政~府对外援助却高达23亿6000万元以上，其中援助阿尔巴尼亚、北朝鲜、越南、古巴、蒙古等社会义国家的部分为18亿7000万，援助亚洲、非洲民族主义国家的部分近5亿元。这些钱都是中国人民勒紧裤带甚至饿死不少人才节省出来的，但这些深受中~共恩泽的小国后来多与中国翻脸相向，特别是越南后来与中国之间闹到开战的地步，不能不说是毛的外交政策的巨大失败。
这场由毛一意孤行制造的亘古罕见之灾难，完全是毛一手制造的巨大国家罪错，但&&&从来未对此表示任何忏悔，甚至一直刻意掩盖真相。
“三年自然灾害”这一上世纪最大的谎言就这样留存在&&&史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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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全国饿死了多少人？我没有看到过精确的统计数字，只看到几个推算的数字，有说三千万的，有说四千万的（我的有关文章引用过这个数字），各有各的推算根据。如果不说全国，只说某一个地区，号称天府之国历来富裕的四川省（那时还包括重庆），却有颇为精确的数字。即1960年底比1957年全省人口减少1000万。
这个数字是伯康在回忆录中提供的。他说明了这个数字的文件根据：1957年的《户籍年报》上，四川全省人口是7215．7万，而1962年5月省委批转的有关附件中，所列（1960年底全省人口总数是6236万，相差正好约1000万。统计数字中一条人命只不过是个1，这是太高的抽象，回忆录中还提供了很多具体的例证。如雅安地区荣经县县委书记说的：那个县人口死了一半，有一个村子死得一个人不剩，连埋尸的人也没有了，只得找另一个村的人来埋，这些人挨着饿挖坑，是重劳动，也死在坑边了，只好再找其他的村来人埋这些埋人的人。这是一页怎样腥风血雨令人战栗的历史啊！
-----------------李锐《三年自然灾害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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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减少1000万就是饿死1000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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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森林唱游 】:李锐是一个造谣惑众取悦反动势力的小人。李尔重等老革命家早就著文揭露他的丑恶嘴脸！你把他的话拿出来只有让人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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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老山红叶】:
李锐是一个造谣惑众取悦反动势力的小人。李尔重等老革命家早就著文揭露他的丑恶嘴脸！你把他的话拿出来只有让人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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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你的观点，不是我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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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套麻木了 】:数据是可以造假的.特别是官方数据.我比亲信与民间无政府组织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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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套麻木了 】:46年前国家发生三年自然灾害，灾害空前严重，主要是旱灾，延续时间长，灾害的后果空前绝后，当时的共和国底子薄，经济不发达，加上赫鲁晓夫集团撤走专家，逼中国偿还债务，又有浮夸风、共产风等人祸，反动势力捣乱，敌对势力经济封锁，共和国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和灾害！当时毛泽东是党的主席，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全国范围粮食困难，营养不良，在贫困地区是饿死了人。有少数反毛主席的人造谣惑众，说什么饿死上千万人，这件事完全是捕风捉影，毫无根据的推测，没有考虑到营养不良，得肝炎和浮肿的人很多，人的寿命较短，吃不饱肚子，生育率减低,死亡率增高等因素，某些人根据数字推测出来的不实之话。
刚解放时连一根铁钉都是洋货，人均寿命只35岁，到了毛泽东逝世时，华夏却已是拥有“两弹一星”世界五强之一，国内人均寿命达到67岁？解放前要遇到如此的严重灾荒，还不知要遭受多大的损失。辛亥革命到解放初期，中国人口一直徘徊在4亿多，因灾害和战祸死亡的人数不计其数。到毛主席逝世时，中国人口已达到6亿5000万，人口增长不一定是好事，但起码说明人民安居乐业，人丁兴旺。也驳斥了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人数有史以来最高的滥言！
我是经过三年自然灾害的人，在长途轮船和火车上都不要粮票吃饭，60年放暑假时我仅13岁一个人到上海走亲戚，沿途看见有些人讨饭，上海情况较好，沿途也没有看见你们所说饿死很多人的现象。我省邻近的河南省、安徽省稍差，有些到我市讨饭的人，
毛主席和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都不吃肉，粮食定量也很低，毛主席营养不良腿都浮肿了。那时我正在上初中，我们学生每月32——37斤定量，老师和干部仅25——28斤定量。主要是油和肉很少，杂粮较多，大米很少，肚子吃得鼓鼓的还觉得没吃饱。一些穷乡僻壤粮食很困难是有饿死人的事发生，毛主席听说后流下了悲痛和自责的眼泪。中央领导和人民共度难关，经过人民努力奋斗，克服困难，情况很快好转。少数人以此为根据攻击毛主席是枉费心机的！凭空捏造杜撰出来的饿死千万人的谎言是没有人相信的！文化帝国主义在所谓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上更是以饿死4000万的谎言攻击中国。我经过了那个时代，我是目击者，你们骗术太拙劣了！现今世界各国哪一天不发生自然灾害，哪一天又不死人呢？目前我国还有几千万年收入不足637元的贫困人口，现在的下岗工人和失去土地的农民生和艰辛，孩子们无钱上学，病了无钱医治，卫生部长披露西部农民60%—80%病重无钱住院，死在家中，他们的不幸和苦难比以前还困难得多，国家正想方设法帮他们脱贫致富，任重道远。现在正应该努力发展经济，走共同富裕之路，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解决弱势群体的问题，我国人民的生活一定会一天天好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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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森林唱游 】;对于错，现在判断上早，得你工作---5年以后再说，有时间正反观点的书看一下，当然你应给是一个独立的思想者，给你推荐以个人，何清涟（女），经济学家，现在美国，你可以看一下她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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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套麻木了 】:三年自然灾害”到底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一个伪命题；
你是不是想说，根本没有自然灾害，完全是‘一步迈十米，八米’造成的？
一个人不管你有多了不起，名誉，地位，财产，权力……通通会随着生命的结束而结束。惟有业障如影随形，不管你升上天堂还是堕如地狱，或者四处飘荡，所造之业都要得到清算，以为往别人身上一推，就算了事，没那么容易。最后清算只是迟早的事。为了D的利益，宜早不宜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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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思考-2 】:
&i& 【回复 套麻木了 】:三年自然灾害”到底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一个伪命题；
你是不是想说，根本没有自然灾害，完全是‘一步迈十米，八米’造成的？
一个人不管你有多了不起，名誉，地位，财产，权力……通通会随着生命的结束而结束。惟有业障如影随形，不管你升上天堂还是堕如地狱，或者四处飘荡，所造之业都要得到清算，以为往别人身上一推，就算了事，没那么容易。最后清算只是迟早的事。为了D的利益，宜早不&/i&
这也给现在正在‘春风得意’的人们敲个警钟，连‘他’人们都敢批判，何况尔等小辈！趁着有生之年，多做点好事，免得死后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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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duankanzhu】:
对于错，现在判断上早，得你工作---5年以后再说，有时间正反观点的书看一下，当然你应给是一个独立的思想者，给你推荐以个人，何清涟（女），经济学家，现在美国，你可以看一下她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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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工作五年了。思想虽然不太成熟，不过，应该是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了＾＾。
另：谢谢阁下的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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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些人说了那么多，那时候就没人造反呢？还那么拥护毛主席、党和政府？奉献并大力建设国家呢？要知道中国的历史上因为饿死人而造反是不计其数，这说明了什么呢？能解答这个问题，也就不难解释那段难忘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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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套麻木了 】:
辛苦了，俺支持你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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