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安】毕福剑事件的极端争论源于法律理性的声音太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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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社区-人民网钟永丰：黑道社会学——有机知识分子的成长之路
前台湾嘉义县文化局局长
关键字:&台湾黑道台大黑道自我客观化主体化有机化公共化黑道社会学有机知识分子
1990年我回到(台湾地区)美浓，从事环境保护、文化保存、青年培训、农村调查及音乐创作等地方运动。十年后，我进入南台湾的县级&政府&工作，陆续在高雄县、台南县及嘉义县担任&水利局长&、&县长机要秘书&及&文化局长&。在这些地方工作，不管在野在朝，都得跟两种人发生密切关系。对这两种人的理解，对我来说非常关键。
这两种人，一个是黑道，另一个是台大人，这两种人也是目前对全台湾影响最深的两种人。1988年蒋经国过世后，当&总统&的，一定是台大毕业的，当&部长&的也大都非他们不可。但离开台北，几乎每个地方&议会&的&议长&都有黑道背景。
我坐在里面，经常问自己一个问题，假设坐在&议长&席上的&议长&不是黑道出身，他该怎么办？答案是，永远摆不平，因为黑道或非知识分子思考模式的人，是非台北地区的社会主流。
重新理解所谓的黑道
我曾经碰过一次镇长选举，两个主要候选人，一个是地方上的黑道大哥，一个是骄傲的台大人，他们都来争取我们的支持。那时我们的选择对后面的地方运动发展，将有关键性的影响。
我没有选择台大人，为什么？在多年的工作关系里，我观察农村地区出身的台大人，尤其出身一般的小农家庭、小康家庭或贫农家庭的台大人，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特质：在他们从小到大的成长环境里，都是以他们为家庭、家族甚至村子的中心，也就是说整个社会绕着他们转。因此，他们看待事情，特别没有办法用同理心，或设身处地地站在他者角度。这不是因为念了台大就会变成自我中心主义，而是源于台湾社会对升学主义的集体崇拜。
那么我们为什么重新理解黑道？1997年，当局宣布一年内动工兴建美浓水库。那时我透过一些朋友得知，台南、嘉义一带的黑道，也就是台湾所谓的纵贯线黑道，已经要准备进入美浓了。进到美浓做什么？当然是着眼于水库工程的庞大砂石利益。
我们开始想，万一黑道进来怎么办？那就已经不是运动成败的问题，而是身家性命的问题了。我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纵贯线的黑道跟地方上的黑道结合，这在南部的砂石业里，是经常发生的事。那时我开始觉得必须要团结地方黑道，把黑道拉到我们这一边，让黑道不跟当权者结合，不跟外面更大的黑道结合，才有办法把地方工作稳住。
这是一次很关键的拜会：我打电话给镇民代表会主席，想拜访他。据闻他在南台湾黑道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他问，你要来干什么？我跟他说，主席，我们回来这么久，一直都还没有拜会你，没有别的事情。去到那边，才发现他对我们这种读书人很客气，聊了天才发现我们有很多共通的地方。
第一，我们有亲戚关系，反正在那种乡下小地方，关系怎么拉都会有，所以其实也不意外；第二，我们同一个国小；第三，他仅仅大我三岁。他讲了很多自己的故事，他说他当年国中打架没有毕业，后来被家人强迫去念士官学校，第一次从外面回家时，从公车站下来，不敢走马路回家，而是走田埂路回家，多走了四五倍的距离。
我问，为什么好好的马路不走，要走田埂路？他说，没有面子回家。他说他不喜欢念书，那种士官学校是大家看不起的，所以怕在路上被人看到。那时候我心里面被重重打了一拳。我发现当年他们是在升学制度里，被我们踩下去的人；他们的沦落跟我们的攀升有关系，我们不是绝缘的两种个体。
接着，我开始想我所成长的美浓，到底是怎样的社会，为什么会让一个不喜欢念书的年轻人，有这么大的羞愧、羞耻和自我否定？我当时把这个黑道跟我连在一起看，以社会学的方式，把黑道和我这两种原来没有社会关系的人，还原到很具体的社会过程和脉络里。
那一刻我开始体会到，其实也没有黑道，不过就是人嘛！不过就是在同一个社会动能里，因为不一样的顺服程度，导致他们社会角色和身份不同而已。还原到社会脉络中，我们的关系是非常深厚的；听他讲如何变成黑道的过程，其实也理解到自己了。
黑道的三个阶段
那次之后，我开始对黑道产生兴趣，不是因为他们作为黑道，而是他们的故事其实是有我的故事和社会的故事在里面。
综合台湾现代黑道的历程，他们有几个阶段：首先是他们必须要好勇斗狠，让各路人马腾出存在的空间；
第二个阶段是吸收兄弟，同时要与势力更强的黑道形成一定的侍从关系，学习排解或处理地盘和利益冲突，还有训练跟白道打交道的手法，才有办法变成一个角头大哥；这也是社会学修炼的一种。因此，熬过第二阶段的黑道，在社会上大概都能生存下来，在黑道里有一定地位，跟警察、政治人物都有一定的共生关系，知道什么事情干到什么地步，才是警察所容许的范围，若侵犯界线，又应该用什么方式处理等等。黑道在第二个阶段，就技术面和道义面，业已整建好他们的生存方法论。
黑道其实不是在社会生存的边缘人，也从来不是。我刚就任&文化局长&时，去&议会&报到，&议员&根本不鸟我，因为我对他们无利也无害，但当有一个人进到&议会&，一定会立刻产生波动，这个人就是&警察局长&。&警察局长&去&议会&报到的第一天，首先要把&议会&里面的势力摸清一遍，&议长&通常是这个县市里面的黑道大哥，所以最重要的是把&议长&稳住。
同时，地方这些小黑道，也一定要来跟&警察局长&打招呼，通常是透过代理他们的&议员&，两边的关系很快就合谐了。
黑道在第二个阶段之后，他们有时会想进入社会主流。有两种举动，一是开公司，把自己的事业合法化，二就是参与政治，就是报纸上写的&黑道漂白&。
但当他们一入政治圈，与主流价值、舆论及品位打交道，却发现不安、自卑和恐惧无所不在。有些黑道意识到知识分子的作用，就进入质变的第三阶段。
那次回乡和伙伴讨论镇长选举，我觉得这个地方的黑道，已经到了第三个阶段，开始渴望跟知识分子合作了。我的观点是，台大人若当选，他即世界，不需要任何人参与讨论。但是另一个候选人，已经懂得要跟地方知识分子合作了，将来的可能性最大。后来，我们决定支持这个黑道，后续发展也证明没错。
我念了两年社会学研究所之后，回乡担任美浓爱乡协进会的组织干部，第一个发现是，&社会&不是一个限于某时某地的东西。如果在一个固定的工作关系中，社会了不起只是一些片面。
我们透过报纸、电视、书本或网络去想象社会，但我们自己在社会中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怎么样的存在，通常很模糊。想象的社会和真实的社会不见得有关系，并非否定社会学里讨论的社会；真正的社会，是在人与人的串连过程中，包括跨地域、跨阶级、跨性别、跨年龄，展现动态的立体，这跟我们以静态观察出的社会，其实并不相同。
如何成为一个有机知识分子
年我待在美浓时，最兴味盎然的一件事，就是到处听人讲话。语言表现一个人的知识面、精神面和人际关系。从一个人的语言，我们读到社会关系的交会，读到他的认同、社会关系中的位置，还有读到他在社会关系里的理解，以及对自身的评价和诠释。比如一个老妇人、一个桩脚、一个地方代表、一个地方士绅阶级、一个地方刚回去的年轻人、一个老农民，他会去怎么看事情，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分析，用什么观点来讲，都是很精彩的社会剧本阅读。那几年的社会调查或串门子，语言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延伸到我后来的文学与音乐创作。
通过语言，慢慢联系社会学和文学，对于我的运动方法与写作，影响在于：社会学的知识如何变成社会的语言，又如何从社会的语言提炼文学与社会学。因此，进行社会学论述与文学写作时，会有多元和多层的对话想象：写一个公共政策的文字给农人时要怎么写，给一般市民要怎么写，要说服记者、政治人物又该怎么写？只有把社会学观察和对社会公义的坚持，通过有对话想象的语言传达出去，才会产生社会对话。
社会运动如果没有对话，是不可能产生的，只能变成一种专制，真正的运动要能产生，便来自对话的有效性。
换句话说，要下乡成为社会运动的组织工作者，不只是把自己知识分子化而已，还必须把自己有机化。所谓有机化，就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不是服务于某一个社群，某一个阶级，而是为了促进社会整体的进步。因此，知识分子必须让自己有机化，让自己自由，知道不同的利益之间要怎么对话、串连。
在运动过程中，要能有机化，首先必须看到自己本身或社会组织内部的问题，这牵涉到组织和领导的关系。简单说，作为一个有机知识分子，他在组织里面的领导工作，不是努力影响运动决策来领导运动，而是透过自己作为有机知识分子的媒介，让一个好的领导体制能够出来；并透过这个领导体制，让社会力量形成，对话能够扩散，对抗能够有效。
我觉得这是知识分子在社会运动场域里面非常关键的角色：知识分子的有机化与公共化，才能抑制形式民主的弊病，实现更好的有机民主。
总结我的下乡经验，最重要的，是让我努力成为一个有机知识分子，能把自我客观化，不以本质论看待社会中任何角色。我们通常喜欢强调主体，强调个性，强调情绪不能被忽视。但是当你越坚持己见，不断强调自己主体性，其实是把自己权利化，不再与人有对话性，自我不断萎缩和空洞，没有办法形成更大的自我。对一个知识分子而言，唯有把自我客观化、有机化，才有可能把自己当作变化生成的媒介和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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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微信平台
责任编辑:李楚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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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最热新闻&o
o&最热评论&o胡悦晗：朋友、同事与家人：家庭生活与社会关系网络的建构
——以民国时期上海知识分子为例（）
【内容提要】民国时期上海知识分子的家庭生活有书信往来、沙龙聚餐及私密时光三种形式，其内容围绕着朋友、同事与家人三种社会关系网络展开。书信往来既涉及与朋友、同事之“公事”，又有与家庭成员之“私情”；沙龙聚餐用于构建朋友、同事之类外向拓展型社会关系网络；私密时光用于维持并巩固以家庭成员为对象的内向凝聚型社会关系网络。地方知识精英与知名作家文人建构的社会关系网络较为松散与不稳定，呈现“弱连带”特点；左翼知识分子建构的社会关系网络较为紧密，呈现“强连带”特点。在上海知识分子的家庭生活中，多数时光用于构建外向型社会关系网络，构建内聚型社会关系网络的时光十分有限。其原因既有迫于生计不得已之故，亦有对文学、艺术的迷恋与追求，更有对秘密政治与革命理想的极度狂热。
【关键词】上海　知识分子　家庭生活　社会关系网络
　　关于家庭生活的史学研究已经超越了对家庭活动作描述式考察的阶段。研究者多通过不同形式的家庭活动考察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形成与内在的权力结构。白馥兰与陈弱水尽管分别以家庭居住空间的格局以及墓志铭与小说文本为出发点，其关注点则均集中在中国古代特定阶层的家庭中丈夫与妻妾的关系及其背后的父权制权力结构等问题。①有别于中国古代以较多家庭成员共同生活一处的扩展型家庭为主，五四以来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建立以夫妻与子女共同生活的核心型家庭。家庭中的权力关系也开始由上下从属的父子关系转变为横向平等的夫妻关系。家庭生活的内容也随之变化。居住在亭子间、里弄与花园洋房中的上海知识分子，究竟过着什么样的家庭生活？他们的家庭生活以何种面貌、方式、特点呈现出来？尽管近年来的知识分子研究已经从思想史、心态史的路径日益过渡到社会文化史路径，但这些研究多集中在考察特定知识群体的经济收入、社会生活、日常交往等层面，对知识分子的家庭生活领域缺乏足够关注。②
　　作为自身能够建构理论并验证理论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之一，社会关系网络研究在近几十年来持续升温。社会关系网络理论以网络中间的个人及其关系为分析基础，强调个人的能动性，但另一方面又避免低度社会化的预设，注意到社会网所形成的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制度对个人的约束。③自费孝通提出“差序格局”理论后，关系社会学的研究日益丰富。④近十年来，研究者日益倾向于通过社会关系网络、社会资本等相关概念，将网络分析法与关系社会学研究相结合。然而，尽管已有相关实证研究已经涉及职业流动、社会信任、政治参与等多个层面，但对于家庭生活领域甚少留意。⑤
　　关于知识分子家庭生活的文字记录散在日记、文集、回忆录与杂志等文献中。这些资料依稀勾勒出知识分子以家庭为空间所展开的写信与收信、聚餐与谈天、照顾父母、与子女玩耍等一系列日常活动。这些日常活动不仅构成他们家庭生活的主要内容，也建构并丰富了知识分子以朋友、同事与家人为日常交往对象的关系网络。基于此，本文拟以年的上海为例，透过知识分子不同类型的家庭生活，考察他们社会关系网络的建构过程。
二、 书信往来：“公事”与“私情”
　　日，已经从上海回到北平居住的徐霞村给老朋友戴望舒写信，信中写道：“据我的经验，上海好像不是一个使人写信的地方”。⑥徐霞村的判断由何而来不大确知，信中也没有字句能佐证。但徐霞村紧接着也承认，“现在却接到你这么长的一封信，这真是奇迹了。”⑦将这两句话并置在一起，无疑起到让收信人感到自己早先寄出的信令对方无比珍视的效果。然而，这两句话也隐隐透出一个事实，作为一个产生“奇迹”的城市，上海的知识分子也并非如徐霞村所认为的不爱好写信。
　　写信是19世纪至20世纪欧洲家庭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19世纪后半叶，铁路的建造和其他技术的进步使这一时期变成了纸张主宰的时期。分散的家庭主要通过写信来联络感情。⑧写信的风气在中产阶级之间蔚为流行。而写信人就像收信人一样，默默认定德国人所称的“通信秘密”是会受到保障的。⑨近代以前，中国有邮驿和民办信局两种邮递形式。晚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通过加强邮政制度建设、利用海关资金支持邮政等措施，将西方邮政制度与中国社会对接，促进了近代中国邮政制度的确立和发展。⑩上海书信馆创办于日，系公共租界工部局设立，专理本地信件递送事物，同时发行邮票及明信片等物。11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设立南京邮政总局，并积极谋取与北京邮政总局合作，使得中国邮政事业在非常时期保持了统一状态。12在此期间，上海邮政事业迅速发展。“上海邮局除北京路总局外，支局已有二十处，各分疆界，收递信函，亦有只管理收信而不管理递信者”。13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知识分子每天会收到大量信件，并写信给他们的朋友、同事与家人。柳亚子在致两个儿子的信中谈及自己目前的生活内容：“我是吃饭睡觉而外，看看报，写写信，看看书，如此而已。”14鲁迅每天的收发信频次尤为密集。鲁迅在日～1月31日间的收发信情况可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鲁迅在1月的31天中，有收信、写信或发信活动的就有20天之多。收信次数远比写信与发信次数多。1月份总计收信33封，寄信9封，复信5封。鲁迅收发信的对象李小峰、江绍原、许钦文、陈学昭等人或为与其有业务往来的出版业经营者，或为过从较密之友人。可见，围绕书信展开的活动不仅构成鲁迅家庭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并且是以撰文为生的鲁迅构建其社会关系网络的主要途径之一。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学会并习惯于给他们的爱人写抒发私密情感的信件。他们的爱人不在身边时，这样的通信更为频繁。周瘦鹃曾论及情书的特点及称呼格式时说：
　　情书者，男女间写心抒怀而用以通情愫者。情书之作，所以表情也，其性情中人而善用其情者，每能作缠绵肺挚之情书，而出以清俊韵逸之辞。情书之作，开端必有称呼，男致女者，率曰某某爱姊某某爱妹，亦有但用芳名中之一字，曰某卿某姊某妹者，其下则缀以如吻如握爱鉴青睐青盼等字。15
　　知识分子经常使用各种昵称表达他们对爱人的依恋和思念。鲁迅与许广平相互往复、书信传情的《两地书》众所周知。1620世纪30年代初，在胡也频离沪前往山东工作期间，丁玲在给胡也频的家信中分别使用了“我爱的频”、“美美”和“爱人”三个称呼，在落款处自称为“你爱的曼伽”。17在郁达夫狂热恋上王映霞时，书信往来也是他与王映霞之间交流沟通的重要方式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生性浪漫、感情奔放的知识分子尽管早已有家室妻小，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写给与之交往密切的异性朋友的信中使用亲昵的语言。柳亚子与谢冰莹的忘年交已是文坛佳话。在给谢冰莹的信中，45岁的柳亚子一方面表达了强烈希望与谢冰莹拉近距离之意：“你为什么又要叫我‘长者’呢？我是很愿意做一个小孩子呢！”18另一方面又对谢冰莹的日常生活流露出无微不至的关爱之情：“你怎样会摔了一大跤呢？真是小孩子，连路都走不来。现在已经好了吗？很挂念！”19因欲前往杭州游玩，让柳亚子感到依依不舍的别离：“小别一星期，居然有点难过，我们真是情感太重了”。20在杭州旅游的一周间，柳亚子几乎天天给谢冰莹写信。其中一封信盛赞白马湖的风景，末尾的省略号不免给人以意在言外之遐思：“白马湖真好，有山有水，不愧是一个世外桃源。可是……”21即将回沪的时刻也让他按捺不住与谢冰莹再聚的期盼与喜悦：“乘上午九时四十五分特快通车，下午二时抵北站，我们又可相见了。一周间的小别，总算告一个段落吧！”22
　　信件并非总是感情的自然流露，它也是在公开与隐私、社会与个人之间“妥协的象征”。23信件的内容既涉及知识分子的“私情”，也涉及知识分子赖以养家糊口的职业、与生计有关的“公事”。24在郁达夫1927年初的日记中，尽管没有记账式地记录每天收发信细节，但时常有“看了许多信札”、“开拆了许多信件”之类的话，由此可见当时负责打理创造社上海出版部事物的郁达夫有每隔几日便将所收之信件集中拆看处理的习惯。25在鲁迅、赵景深、胡愈之等许多知识分子的书信中，都有大量涉及版税、稿费、书稿等“公事”内容的信函。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公”与“私”向来是一对模糊、变动的概念。相对于家庭中的个人作为“私”而言，家庭是“公”；相对于个别家庭作为“私”而言，社会或国家就是“公”；相对于个别的国家作为“私”而言，国际社会就是“公”。个人处于这种多层次同心圆展开的过程之中，常面临多重的身份与责任互相冲突的问题。26将两者置于不断互动、相互界定，而非僵化对峙的范畴，尤其以个人与群体之重建，为探测数百年变动之触角。27知识分子也时常在涉及职业、生计等“公事”范畴内注入人情、关系等私人因素，从而模糊了“公事”与“私情”之间的边界。在上海知识分子的信件中，时有请对方在权限范围内帮忙、救急、推荐自己的熟人至对方处工作等内容。叶鼎洛从奉天到上海，难以立足，遂写信给汪馥泉，请其帮忙谋职：“你不妨替我弄弄冷板凳的事情看（教图画吧），不过每月的收入总至少要在百元以外。”28书信不仅是郁达夫处理出版部工作的内容之一，还成为他为挽救创造社出版部避免被查封的沟通方式。当他“听到了一个消息，说上海的当局，要来封锁创造社出版部”的时候，“去徐志摩那里，托他为我写了一封致丁文江的信。”29次日中午，“方见梁君拿了任君的复信回来。任君复信谓事可安全，当不至有意外惨剧也。30”日，时在中国公学任教的沈从文致信时任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希望能够准许自己的妹妹入学：
　　从文有妹，想在中公不求学分、不图毕业、专心念一点书，作为旁听生，按照章程缴费上课，现已至校，惟目下无法缴费，拟请学校许可由从文此后月薪中扣除，若无此规矩，则请许可暂缓缴费——再不能，则只请许可仍然迁出宿舍矣，因人虽进宿舍，功课尚未选定，既无办法，从文固不能因私事而使本校规则破坏也。31
　　这段话透出一个明显的信息，即这是沈从文的一桩个人私事。然而，又因与学校现有规则制度存在些许矛盾，故沈从文给胡适写信，希望能在不与学校制度发生抵触的情况下予以通融。沈从文先提出一个较具常理性的变通方案，又紧接着作了倘或不行的假设后果，信末再附以不能因私废公之句收尾，好使胡适顺水推舟应允下来。在不触碰“公”的原则基础上，借助自己原本形成的私人关系网络，加之合乎情理的变通方式，知识分子在“公事”之中灵活、成功地注入了“私”的元素。
　　当知识分子之间由于各种原因日渐疏远，相互之间的往来书信措辞也日渐“公事”化。昔日的无间“私”言难以为继，不免令当事人心生唏嘘。于赓虞到上海见到赵景深，引发了赵景深的慨叹：
　　要是你不来，我的枯燥的生活将继续下去，甚至不能开一朵小花。从前的好些老朋友，通信也成为公务了。要像以前那样在信里有一搭没一搭的乱谈一阵是不能够的了。我只感到工作的紧张，连拜访朋友的余暇都没有！32
　　家庭信件的读者往往不是一个人，而是整个家庭的所有成员；它会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而每一次传阅就要经过一番考察，因此根本就没有秘密和隐私可言。33与家人的书信往来，是从乡土来到城市的知识分子维系亲缘关系的主要途径之一。他们从家人写来的信件中了解父母、弟兄姐妹等至亲家人的最新近况，并为这些状况而情绪起伏。柳亚子的家书中，时常是一封信同时写给柳无非、柳无垢两个儿子。郁达夫在未见到王映霞前，妻子孙荃的来信令他倍感难过：“看了我女人的来书，伤心极了。她责备我没有信给她，她说在雪里去前门寄皮袍子来给我，她又说要我买些东西送归北京去。”34初来上海不久的柔石接到女友的来信，心情大好：“早晨起来，就得到久未通信的震东的信，虽则三页信纸，而我不能不说这是CHIRSTMAS给我的好现象。我很快乐，此刻已写好回信。”35当接到父亲来信后，他又为信中所提及家中状况愁眉不展：“昨天接到父亲底信，云：帝江弟妹均小病，景况萧瑟，药石为难；且年成荒歉，告贷不易……我读了信，心灰意冷！问自己不知如何解脱。”36对于左翼文人夏征农而言，“家里的信，从来不曾给过我好消息；不是说穷，便是诉苦。我拿着信，心里很不耐烦起来，我不愿把它拆开，甚至没有勇气把它拆开。”37
　　中国人“心”对“身”的照顾，始自家庭。上一代与下一代之间互相表达“心意”的方式，就是轮流“养”对方。38问候父母及友人的身体健康并谈及自己在上海的饮食起居等生活状况，是知识分子在家信中的主要内容。柳亚子在致两个时在外求学的儿子的信中，时常问及当地的天气状况及孩子的身体状况：“今天天气甚冷，我们烧了洋油火炉。不知你们冷否？”39“你们都好吗？非的下半个身体怎样了？40“昨夜和今晨飓风暴雨，我的写字台上积起水来，真是一塌糊涂。你们洞里怎么样？木板想早已搁起来，上课时会翻下水去吗？或是被大风吹倒在马路上吗？很挂念着！”41徐志摩在致父母的信中，多次问及母亲的健康状况：“妈连着几天辛苦，觉得怎样，胃口仍能如旧否，那晚张医生来了没有”；“爸爸说，妈前晚因鼠子闹，不曾睡好，昨早上有些气喘，不知已平复否？为念”；“爸爸返硖后情形如何，不曾得知。前函诸针药并用，不知伯父以为然否”；“儿因看妈上车时衰弱情状，心中甚为难过，无时不在念中”。42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克己复礼”，意在教导人们不宜将个体的情绪直接外露。因此，书信中透出的私人情绪与观点的表达，就是通信双方不见外的表现。沈从文在致友人的信中时常提及自己因当下生活状况的艰辛而产生的各种情绪变化：“目下则除了这样写三块钱一千字的小说以外就是坐到家中发自己的脾气”；“数年来心情殊恶，到近来则更觉于空空洞洞之虚名无所用”；“身体坏则毫无生趣科研，故虽教书亦恐不能长久，……我这时是觉得生活在我只是一种苦事”；“近月来人瘦得像鬼，一切事皆不能发生兴味，乃不知如何重新来做人。”43
　　作为近代中国最早的开埠口岸之一，个人隐私观念在近代上海较之其他城市更为深入人心。信件无疑是他人隐私的一个象征。然而，对于私拆他人信件这一侵犯隐私权行为的宽容，有时会被知识分子用来表现对友人的亲近态度。何家槐有一次在徐志摩的抽屉里乱翻，“看他的许多信简。过几天去的时候，他很严正的责问我：‘家槐，你为什么看我的私信？你知道这是犯法的，许多夫妻竟因此离异。’但那严正只是一刹那的。看见我不声响，生怕我难堪，于是他又很温柔地说：‘不过我是不要紧的，你千万不要介意。’”44
三、交谈的世界：沙龙与聚餐
　　近代欧洲沙龙的诞生地是充斥着繁文缛节的宫廷，它在自身的发展历史中演变为反抗和脱离宫廷社交的社会空间。45启蒙运动前夜的法国沙龙是思想交流场所、文艺批评中心、启蒙运动重阵。1798年之前的沙龙大都为文学性的。46自由自在地看书报、论文艺、谈政治，是盛行于18世纪欧洲的一种资产阶级沙龙形式。47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知识分子时常在家中三五好友小聚，围绕着文学、艺术、政治等各种话题畅所欲言。胡适等一批对政治感兴趣的知识分子通过结社的方式组织沙龙。1929～
1930年，在上海极司斐尔路
49号甲胡适寓所客厅或范园集聚的这一文人群体，以聚餐、宣读论文和自由讨论的方式，在国家和私人领域之间，开辟出了一片狭窄的自由论政空间。48“平社第一次聚餐，在我家中。到者梁实秋、徐志摩、罗隆基、丁燮林、叶公超、吴泽霖。共七人。”49“平社第四次聚餐，在范园，到者志摩、禹九、光旦、泽霖、公超、努生、适之。”50“平社在我家中聚餐，讨论题为‘民治制度’。”51而一些家境良好，受过良好教育训练，留学欧美，有西化生活习惯的上层知识分子对文学、艺术等话题具有浓厚兴趣。热衷法国浪漫派的曾朴把自家的客厅变成了法式文化沙龙，成为了沪上文坛的一道独特风景。52围绕着中西方文坛流派演变以及评点圈内同仁新近创作的文学作品是沙龙的主要话题之一，偶尔也涉及政治与社会话题。1932年夏天苏雪林途径上海，与周莲溪拜访庐隐与李唯健夫妇，“我们谈了十年来别后一切；谈到现代文坛的种种问题；又谈到政治上见解，庐隐对于某种正为青年所欢迎，认为中国唯一出路的政治主张似乎不大赞成。”53郁达夫曾这样回忆曾朴家会客厅的沙龙情形：
　　我们有时候躺着，有时坐起，一面谈，一面也抽烟，吃水果，喝浓茶。从法国浪漫主义各作家谈起，谈到《孽海花》，谈到老先生少年时候的放浪的经历，谈到了陈季同将军，谈到了钱蒙叟与杨爱的身世及虞山的红豆树，更谈到了中国人生活习惯，和个人的享乐的程度与界限。先生的那一种常熟口音的普通话，那一种流水似的语调，那一种对于无论那一件事的丰富的知识与判断，真教人听一辈子也不会讨厌。54
　　喜好社交的邵洵美也时常在家中举办各种文艺沙龙。通常礼拜六下午下班后，朋友们到邵家一面聊天、吃饭、喝咖啡，一面欣赏花园里的景致，到十一点多回家。5530年代《论语》杂志作者之一林达祖“职业是教师，……不可能每天去闲谈。星期天是休息日，假使这周不回苏州家里，则一般总是去邵家闲话上下古今。”56他还回忆了自己因向邵洵美催要稿费而被热情好客的邵洵美邀请前去做客的情形。诗歌是社交的一种基本途径，借此文人雅士不仅与在场者交谈，而且也可跨越时间建立一个活动的社交圈。57在交谈中，邵洵美就自己最新的文学新作与林达祖斟酌词句，并以精致的茶点招待来客。《论语》杂志的创刊也缘于一次沙龙聚会：
　　邵家原住静安寺路，那时邵洵美因他的时代印刷厂设在杨树浦，为便于照顾，移家提篮桥前面的麦克利克路，地属杨树浦区。……一进大门，我们却一见如故。邵洵美堆满笑容与我握手相迎。他把我引进会客室，那里四壁整齐地排列者中外书籍。……那天上午，他正好填了一首词，……他要我怎么改一下。……我进邵家门是三点半，乱谈了一阵，一个小时过去了，我起身告退，他再三挽留，要我吃些点心再走。其实坐定清茶之后，已经用过咖啡与西点。第二道点心是一小碗鸡丝煨面。后来我成为邵家常客，才知道他家日常接待来客一般都是那么殷勤。58
　　当初《论语》创刊前，有个酝酿过程。那是一个消闲的夏日纳凉聚会，大家集中在好客的邵洵美家中。客厅里十来位意气风发的年轻文化人在热烈地闲聊，其中有邵洵美、林语堂、季青崖、沈有乾、章克标等，话题自然就谈到了文化人爱自己消闲的共同话题。遂提出一起来办本刊物，让大家无拘无束消消闲，以幽默文章发发牢骚，解解闷气。59
　　启蒙时期的法国沙龙里最耀眼最受瞩目的要属周旋在男性上层精英之间的沙龙女主人。每个沙龙都典型地继承了18世纪的传统，由夫人们主持着，她们的情人都是当时走红的人物，沙龙的中心随着她们情人的变换而改变。60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平上层知识分子的沙龙复制了这一模式。张奚若、钱端升、陈岱孙等一批时任教于北平高等学府的教授们时常聚在东城北总布胡同3号梁思成、林徽因的家中，在“太太的客厅”中侃侃而谈。林徽因是当仁不让的绝对主角，她是沙龙的主持者，也是沙龙的灵魂和倾听者，是这个交往网络的核心。61而在上海的上层知识分子们的沙龙中，女主人似乎处于缺席状态。在曾朴的儿子曾虚白的回忆中，醉心于18世纪法国沙龙模式的父亲十分希望他的沙龙中能有一位法国式的沙龙女主人：“这个女人并不一定自己是文艺家，可是有欣赏文艺的能力与兴趣。”62“在所交往的朋友中，没有一位是女性，这使他引以为憾，所以后来女作家苏雪林经张若谷引荐去谒见曾朴，便成为曾朴一生中一件难忘的大事。”63曾朴为此曾寄希望于郁达夫的妻子王映霞和徐志摩的妻子陆小曼，但二人均无法达到这些男性知识分子眼中沙龙女主人的标准：
　　洵美道：——从前本想把郁达夫的王女士，来做个牺牲品，那里晓得这位王女士，也只欢喜和情人对面谈心，觉得很好，社交稍微广大一点，也是不行。
　　我说：──那么陆小曼何如？
　　彦长道：──叫他碰碰和，唱唱戏是高兴的；即使组织成了客厅，结果还是被蝴蝶派占优胜，我们意中的客厅，只怕不会实现。64
　　一些关系较密切的作家、出版人也时常三五成群在家中畅谈。赵景深回忆了在郑振铎公寓会客室里交流文艺时的情形：
　　振铎一手端了一碗早餐饮用的粥，一手拿着一本深蓝色薄面重加装裱的讲究的戏曲踱了出来。他翻开其中木刻的图画给我看，我不感到兴味，这是在十年以前。……在东宝兴路郑寓的会客室和书房里，八九个喜爱文学的宾客，彩绸的电灯罩下，振铎在沙发上翻着《西游记杂剧》的日本复刻本给我看，书桌上正摊放着他的未完成的稿子和小本的《曲苑》。65
　　欧洲中世纪的沙龙是作为上流社会阶层的社交场所而存在，象征着一种旧时代的社交生活形式。随着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原先以贵族阶层与少数资产阶级精英为主体的沙龙变得日益开放，其准入门槛也随之降低，以文学与政治的批判性话题为主的沙龙蜕变为以文化与时尚消费话题为主的沙龙。上海知识分子家庭中的沙龙则涵括了不同阶层、不同经济状况的知识分子。在对文学、艺术有着狂热喜爱的学生与中下层青年知识分子简陋的家庭里，他们谈论着热衷的话题，交换彼此的看法，举办属于他们的“沙龙”，并构建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踏出面向上海文学市场的第一步。20世纪30年代来到上海的欧阳山和草明夫妇住在北四川路的一间亭子间。两人加入上海“左联”后，结交了一批充满了浪漫主义激情的年轻“左联”盟友。常来他们亭子间聚晤的有张天翼、蒋牧良、朱凡、韩起、杨骚、沙汀等人。他们构筑起了属于自己的关系网络，在此期间，草明把自己创作的小说不断投寄给《申报·自由谈》，并最终在这块影响甚巨的文学园地占有了一席之地。66叶灵凤与倪贻德曾经有过一段美好的交谈回忆。在施蛰存的回忆中，一个几乎被中国现代文学史遗忘的女性演员兼作家王莹，在自己狭小局促的住所里，也时常举办文学青年的沙龙聚会：
　　上海美专校门上的那间过街楼上，他已经是回到母校来教书的先生，我则仍是每天提了画箱来学画的学生，可是我们两人在那间小楼上谈得多么起劲。绘画、文学、恋爱，两人的意见都十分融洽，同时遭遇又有点相近，再加之彼此都穷得可以，这就更促进了大家的友情。67
　　一九三五年，我卧病在医院，王莹曾带了一束鲜花来看我。……在一九三零年代，王莹是上海的电影“明星”。但我认识的王莹，……是一个初试笔墨的文学青年。……当时王莹住在环龙路一家白俄开的小公寓里。一个小房间，不过六七平方米，仅容必要的生活用品。每天晚上，王莹大多在公寓，接待文艺界的朋友。这个小房间，最多只能容宾主四人，所以前客必须让位给后客。王莹煮一壶咖啡，和来客聊天，经常要谈到十一二点钟才把客人送走。我也有过几次参加了她的“沙龙”。68
　　甚至个别大学教员也时常在家中邀请学生来做客，形成以师生自由谈天为主要活动的沙龙。据陈德业回忆，“1929年我考上了沪江大学的化学系，……当时的校长是刘湛恩，……他对学生很好，他的太太王立明也热情好客，我们这些学生都受到邀请去他家吃饭、喝下午茶，大家聚在一起，谈笑风生，热烈讨论，气氛十分活跃。”69
　　从邵洵美、曾朴等人家庭中的沙龙聚会可以看出，他们的日常交往也因交往对象数量众多、交往频次密集、交往目的不确定，而使其建构的社会关系网络呈松散与不稳定的特征，少有紧密、固化的人脉关系。曾虚白回忆了当时往来家中沙龙的众多面孔：
　　来访者都是透过真美善杂志的关系的一些文艺爱好者，其中尤以爱好法国文艺者受我父亲最诚挚的欢迎。现在回忆，走得最勤的该算是邵洵美带头的张若谷、傅彦长、徐蔚南、梁得所与卢梦殊等一般人。因为邵洵美自己也开一家书店名“金屋书店”，这些人经常在他那里聚首，不约而同的再向我们家里来转转。此外来我家的文人，我现在能想得起的有郁达夫，李青崖、赵景深、郑君平、顾仲彝、叶圣陶、陈望道、朱应鹏、江小鹣、钱崇威，俞剑华等，一堆青年，有时两三个，有时十多个，围绕著一位老先生，有的嚼著瓜子花生，有的吃著糖果，有的抽著烟，跟著这位老先生娓娓长谈是我们马斯南路客厅里差不多每夜都有的热闹景况。这些人，来者自来，去者自去，踏进门不一定要跟这位谈风正健的主人打招呼，要想走，也都那么默默无声的溜了。70
　　在巴尔扎克看来，19世纪的巴黎人为各种繁杂的事务所累，疲于奔命，忙得不可开交，与它们相比，外省人在如何准备美食与品尝美味上倾注了更多的时间、心力和才能。71维多利亚时期的中产阶级由于具备了一定的经济条件，在日常生活中对于饮食格外重视。一个富裕的上流社会家庭几乎每周都会举行一次有8～12人参加的奢侈宴会，中产阶级竭力模仿他们，大约每个月举办一次晚宴。72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知识分子也时常在家中聚餐。鲁迅、黄炎培、郁达夫、胡适、邵洵美等人时常在自己或朋友的家中聚餐。友人来访、亲人团聚、生日节假日等，都是聚餐的理由。日，正值柳亚子50岁生日，“沪上好友集宴寓庐，举行五十寿庆”。73《黄炎培日记》中所载1928年1月间黄炎培在家中举办宴会或在友人处赴宴的情形：“晚偕纠思访萌亭夫妇，餐于其家，同餐者李叔明，通意大利文言。”74“午，偕纠思至仲谋家会餐。”75“偕卫玉至观老家晚餐”76“夜，邀亲戚会餐。”77“旧历元旦。志莘来共餐。”78“午赴胶州路21号，公权邀餐，同坐王彦和、沈昆三等。和士招餐，却之。步青招餐，却之。”79“午及夜皆饭于立颜家。”80
　　当知识分子的家人有烹饪特长时，该特长也会被用作款待友人的方式。胡适在家中宴请“新月派”文人品尝夫人江冬秀烹制的安徽特色“一品锅”；茅盾的夫人孔德沚邀请鲁迅一家品尝其家乡风味野火饭：
　　胡先生住上海极司斐尔路的时候，有一回请“新月”一些朋友到他家里吃饭，菜是胡太太亲自做的——徽州著名的“一品锅”。一只大铁锅，口径差不多有一尺，热腾腾的端了上桌，里面还在滚沸，一层鸡，一层鸭，一层肉，点缀着一些蛋皮饺，紧底下是萝卜、白菜。胡先生详细介绍这一品锅，告诉我们这是徽州人家待客的上品，酒菜、饭菜、汤，都在其中矣。对于胡太太的烹调的本领，他是赞不绝口的。他认为另有一样食品也是非胡太太办不到的，那就是——蛋炒饭……81
　　1933年4月中旬，茅盾一家搬到大陆新村，……一天，茅盾夫人孔德沚亲自邀请鲁迅一家去品尝她亲手做的家乡饭——野火饭。所谓“野火饭”，是茅盾家乡浙江桐乡乌镇的一种便餐。用肉丁、笋丁、豆腐干丁、虾米、鲜豌豆等加上调料与大米拌匀煮熟即成，吃时再配以鲜汤。……那天，善于烹调的茅盾夫人所做的野火饭的确鲜美可口，色、香、味俱佳，使鲁迅赞不绝口，在他的日记中也写上了一笔。遗憾的是，夫人许广平女士因海婴生病不能前去品尝“野火饭”。82
　　为照顾对方口味而招待的家庭聚餐显得更具温情脉脉的人情味。这种聚餐往往在关系较为密切的知识分子之间举行。鲁迅先生喜欢吃北方风味的饭食，萧红时常给先生做一些可口的北方饭，有时包饺子吃，这对于鲁迅先生来说也是一种愉快的享受。83一九三六年四月三日《鲁迅日记》里特别记载：“悄吟来，制葱油饼为夜餐。”萧红说：“以后我们又做过韭菜盒子，又做过合叶饼，我一提议鲁迅先生必然赞成，而我做得又不好，可是鲁迅先生还是在饭桌上举着筷子问许先生：我再吃几个吗？”84宋云彬在上海期间与茅盾来往颇多，茅盾的太太孔德沚“见我到上海，十分高兴，她待我如上宾，知道我爱喝酒，特地每晚替我打‘花雕’一斤，有时两斤，弄得我不好意思。”85
　　在知识分子的笔下，亲朋好友们的聚餐，多是一副人头攒动、杯盏交错的热闹情形。倘或有喜好插科打诨、活泼风趣之人穿针引线，场面就更为活跃，谈论的话题也更显随意。徐志摩每以热情与活力感染聚餐的气氛，胡适、林语堂等人也偶露“食色性也”之类话题：
　　我们常于每星期六晚在胡适之先生极司斐尔路寓所聚餐。胡先生也是一个生龙活虎一般的人，但于和蔼中寓有严肃，真正一团和气使四座并欢的是志摩。他有时迟到，举座奄奄无生气，他一赶到，像一阵旋风卷来，横扫四座，又像是一把火炬，把每个人的心都点燃。他有说，有笑，有表情，有动作，至不济也要在这个的肩上拍一下，那一个的脸上摸一把，不是腋下夹着一卷有趣的书报，便是袋里藏着有趣的信札，弄得大家都欢喜不置。86
　　有一天我们在胡先生家里聚餐，徐志摩像一阵旋风似的冲了进来，抱着一本精装的厚厚的大书，是德文的色情书，……胡先生说：“这种东西，……都一览无遗，不够趣味。我看过一张画，不记得是谁的手笔，一张床，垂下了芙蓉帐，地上一双男鞋、一双红绣鞋，床前一只猫蹲着抬头看帐钩。还算有一点含蓄”。大家听了为之粲然。87
　　《申报·自由谈》编辑黎烈文请吃饭，……在这种场合，他（鲁迅）的态度应付自如，随缘谈些闲天。只记得林语堂提到一副版画，画面是垂着帐子的床，帐子在轻微地动，一只猫蹲在帐子前面，和动着的帐子下摆做游戏。这表现了林语堂的艺术兴趣，他夫人听着几乎脸红了。但鲁迅很自然地听着……88
　　中国人历来有饮酒之好。一些知识分子喜欢在进餐之时小酌小饮。南社诗人陈柱尊，“嗜酒成癖，常与人轰饮，自称酒帝，……彼曾任交通大学校长，每晚归来，进晚餐，动辄一、二小时，盖饭前必饮高长兴之花雕，且饮且与子女谈笑，长女松英经常伴之，因此松英酒量亦宏。”89喝酒也是一种建构与维持社会关系网络的方式。三五好友借助酒兴，说平日不易说之话，甚至做平日不能为之举，被视作不见外的表现。对于有意接近并与之建立关系的人，也时常采取邀请其喝酒的方式达到交往目的：
　　欧阳山、沙汀都爱喝两杯。谈得高兴了，便拿出钱来打高粱酒。叶紫的母亲便弄点泡菜来，给大家下酒。湖南泡菜与四川泡菜很相似，这时成了佳肴。等到走的时候，两个客人往往会忘记什么似的，留下一点钱在凳子上。……杨潮也爱喝两杯，有时来开会，会在大衣袖筒里摸出一瓶泸州老窖，让大家畅饮一番。人多了，会就开得热闹，谈起文学创作，大家总是兴味盎然。90
　　邮票大王周今觉，他寓居拉都路，每个月总是择着一个星期天的下午，邀三、四位熟朋友到他家里小酌，菜肴几碟，都很精美，且酌且谈，尽半日之欢。熟朋友如陈病树、黄蔼农、宋小坡等，我也添陪末座。91
　　邓散木，……他嗜酒成癖，客来辄留之饮酌，他的庭院中，酒瓮累累。92
　　何炳松在商务印书馆任职期间，喜欢与好友饮酒畅谈：
　　嗣余南来就业于上海中华书局，不久君亦离浙来沪，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君是时已以史学大师名，余亦雅好治史，……君嗜酒，且无量，漏夜著书，伴之者惟酒盈事，且呷且书不知倦；余固亦酒徒也，时时从君饮，酒后君辄清谈娓娓，若挹清泉于不竭之渊，然虽醉甚而出言有章不似余之酒狂。93
　　郁达夫居沪期间交往甚多，他时常在家中请朋友们小聚酌饮一番：
　　每天总要准备五六个人的饭菜，朋友早上九十点钟来，聊一会儿，就拉开桌子开始搓麻将，吃午饭时喝酒，日近黄昏，客人陆续离去，这些朋友一般只吃午饭，不吃晚饭。94
　　有一次我到他的家里去看他，正是要开饭的时候，他便留我一同喝酒。指着旁边一大坛子绍兴酒，他高兴地告诉我：“映霞因我常在外面吃酒，特别给我买来一坛子好酒，留我在家里吃，以后我不在外面吃酒了。”王映霞女士站在一旁也笑着诉说她的苦衷。95
　　有一次到他家里去，碰巧他的哥哥郁华先生也在那边，他们兄弟俩刚刚开始喝酒，看到我去了，硬要我留下同喝几杯；菜是王女士自己做的，做完了出来，也陪着我们喝一两口酒。达夫先生原是健谈的，喝了两杯酒，更是天南海北，无话不谈。他对法国和法国文学仿佛很有兴趣，他向我打听法国文坛的情形，并问我在巴黎时的生活状况。他还告诉我，他译过卢骚的什么文章，几时要找出来让我根据原文给他校一校。他的哥哥郁华先生，胖团团的个子，也很和善，但或许因为我们是初会的缘故，他显得比较沉着，不大说话。96
　　中下层知识分子尽管无法像条件优渥的上层知识分子一样享受奢华优雅的沙龙文化，但在他们的住处一样有聚餐的快乐。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人罗烽、白朗夫妇来到上海，一度生活拮据的二人先与萧红、萧军同挤一间房，后又与舒群、陈凝秋同住法租界美华里亭子间，靠典当身边不多的衣物维持生活。有朋来聚时，他们拿不出像样的东西招待，于是大家像孩子嬉戏般假装饕餮，然后回到各自的亭子间，喝几口七折八扣买来的鱼肝油充塞空肠。97一些具有旧派文人习性的知识分子也时常在家中举行各种聚餐活动。30年代郑逸梅时常参加由丁福保牵头组织的“粥会”：“昔年，丁福保组织粥会，每星期一晚上，约数友如庄通百、吴敬恒、钱化佛……和我，就彼话林精舍进粥，粥看似很简单，无非藉此谈晤而已，如是者数年。张慧剑见告，上海尚有饭社，社友八人。每月聚餐一次。八人为夏敬观、……卢冀野、李国杰等。”98
　　聚餐也会被讲究以“和”为贵的中国人用作化解矛盾的场合。这种时候，矛盾双方往往借助与两边关系都较好的中间人在饭桌上化解昔日分歧。毕修勺的儿子毕克鲁回忆，“1935年春天，家父、巴金同住上海拉都路（今襄阳南路）敦和里，同住的著名作家马宗融、罗世弥夫妇为使父亲和巴金伯伯和好如初，办了一桌酒席，请家父和巴金吃饭，经过调解，两人消除误会。”99在唐弢的回忆中，徐懋庸也承担过饭桌上调停人的角色：
　　留在我脑子里的最初的印象，是他已经坐在我的赫司克而路寓所里吃饭了。和他同来的是懋庸和子展。其时子展因为和某著名文学杂志的编辑有了一点误会，他打着湖南腔，盛怒地叙述事情的经过，说到气头上的时候，就拍一下桌子。懋庸含笑阻止他，有时也参插几句自己的意见。木斋是端坐一旁，静默着，好像一座兀立的孤山。100
　　然而以调和矛盾为目的的聚餐并非化解矛盾的唯一途径。当双方矛盾分歧过大时，聚餐也无济于事，从而影响到聚餐的气氛。施蛰存在现代书局工作期间，书局几位股东之间相互有矛盾，但终无法调和，施蛰存回忆：
1935年阴历除夕，洪雪帆请大家到他家里吃年夜饭，静庐、卢芳、灵凤和我，还有雪帆的弟弟，连主人一共六人。饭后，三位股东进行了最后一次谈判。谈判的气氛很不好，雪帆和静庐差一点要闹翻，我们也无法劝解。101
　　左翼知识分子家中的沙龙因掺杂着政治任务而具有密谋的特点。夏衍回忆：
　　当时朱镜我在江苏省委工作，由于他的夫人赵独步是沈兹九的好友，所以我和他约定，必要时可以在沈兹九家见面。102
　　（杨贤江）除了大清早用两个铁哑铃锻炼身体，整天读书写作，偶然逗弄一下他的儿子之外，简直像个“道学先生”；可是每天晚上，当店铺关了门，我和蔡叔厚的朋友们在楼下聊天、吃宵夜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些我们都不认识的人来找他，而且会一直谈到深夜。103
　　他们在家庭聚餐这个私人生活空间里的交谈也围绕着组织任务等“公事”展开。夏衍回忆了1934年农历除夕夜在田汉家里吃年夜饭的情形：
　　一九三四年的农历除夕，田汉邀我们到他山海关路的家里去度岁，阳翰生、周扬、孙师毅和我都参加了，说是吃“年夜饭”，实际上是“文委”的一次碰头会。那天是除夕之夜，田汉的老太太又给我们做了不少湖南菜，饭后谈兴未已，我们同意了孙师毅所提的意见，田汉……对艺华公司被捣毁的事，作了自我批评。……这一次“文委”碰头会直到深夜才散，想不到这是“旧”文委的最后一次集会。104
　　家庭生活中也并非总有高朋满座、谈笑风生的热闹。当家庭的主要成员由于特殊原因而不得不减少与外界的关系往来时，赋闲在家的女主人时时被寂寞与孤独的氛围包围，许广平回忆：
　　我们在上海定居之后，最初安稳地度过了一些时，后来被环境所迫，不得不度着隐晦的生活，朋友来的已经不多，女的更是少有。我虽然有不少本家之流住在近旁，也断绝了往来。可以说，除了理家，除了和鲁迅先生对谈，此外我自己是非常孤寂的。不时在鲁迅先生外出赴什么约会的时候，冷清清的独自镇守在家里，幻想之中，像是想驾一叶扁舟来压下心里汹涌的波涛，又生怕这波涛会把鲁迅先生卷去，而我还在船上毫无警觉。这时，总时常会萌发一些希冀，企望户外声音的到来。105
四、私密时光：其乐融融与流浪思乡
　　中产阶级文化发展出这样一种观念，即强调情感对于维系家庭的重要性。10619世纪至20世纪的欧洲中产阶层开始在家庭内度过越来越多的私密时光。夜晚是家庭成员在壁炉边无拘无束进行亲密交谈的时间。普通家庭聚会时经常会玩些纸牌和掷筛子的游戏。107对家庭的重视可以与将家比作巢穴的思想相提并论，这种思想经过一个世纪的继续，最终变得令人痴迷。108这种中产阶级家庭新观念形成了“母亲—父亲—孩子”这一恒定的三角家庭。109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知识分子的文字里，也时时可见他们对子女的关爱与呵护，营造出祥和温情的家庭氛围。蒋维乔回忆，高梦旦“不但兄弟间如朋友，其待子女，亦如朋友，笑言嘻嘻，绝不督责，而自然感化。”110中年得子的鲁迅十分疼爱年幼的海婴，对海婴的饮食起居给予无微不至的呵护与关爱：
　　直到海婴长大了，有时候老要跑到他的书斋里去翻弄他的书本杂志之类；当这样的时候，我总看见他含着苦笑，对海婴说：“你这小捣乱看好了没有？”海婴含笑走了的时候，他总是一边谈着笑话，一边先把那些搅得凌乱的书本子堆叠好，然后再来谈天。111
　　有一天晚上，鲁迅与我、雪峰坐在桌子周围谈天，他的孩子海婴在另一间屋里睡觉。他便不开电灯，把一盏煤油灯捻得小小的，小声地和我们说话。他解释说，孩子要睡觉，灯亮了孩子睡不着。说话时原有的天真表情，浓浓的绽在他的脸上。112
劳动分工的成就之一就是它使工作生活和家庭生活一分为二。这通常意味着工作成了维持家庭的手段，而家庭则成了使劳动者获得调整并重返工作岗位的手段。113一些在报馆、书局从事编辑出版工作的知识分子迫于生计，不得不将大量时间用于公事，没有足够的时间与妻子、儿女一起度过。陶菊隐自言，“我这个职业，一年三百六十一日，不论岁时伏腊，也不管是否假期节日，总是在新闻堆里打滚，很少时间欢度家庭生活。”114他们对往昔生活片断的回忆中充满对妻小的歉疚之情。他们年幼的子女也因为生活中长时间见不到父亲而倍添对父亲的依恋：
　　我是一个出奇的忘了家庭的人物。……早上，八时出门，就这样夹着书本，东奔西跑，一直到晚上十一点钟，夜阑人静，这才踏着寂寞的街灯回去。家里的大小事情，完全是由妻照料的。中宵私语，正是我们磋商家务的时候，她没有一件事不和我商量，却没有一件事不预先安排妥当。所谓磋商云者，其实不过是一种备忘录式的通知，因为那安排，十九总是可以首肯的。115
　　因为生活关系，除了上午在睡梦中过去外，下午很少在家，晚间又是我的文笔劳动时间，没有与儿子相亲的余暇，……当傍晚归家的时候，看见他在门口招手，往往我还没有下车，他已经扑在我的怀中了。116
　　欧洲中产阶级经常举行家庭内部庆祝仪式，与家人们分享着共同的情感，欢欣于自我的存在。117传统农业社会的庆祝仪式主要是集体性的年度节庆、收割节等。19世纪新兴的中产阶级庆祝仪式的关注点转向生日庆典、周年纪念等个人节庆。118胡风与梅志生了儿子，还请沙汀去吃过满月酒。119经济条件较好的大户人家，有条件为孩子们过生日庆典。这样的庆典又保有许多旧式大家庭的习俗规矩。邵洵美的孩子周岁时，家里举行了庆贺仪式：
　　小美周岁了，亲朋都来祝贺，……老式家庭流传着老式规矩——一只盘里面放了笔、算盘、尺、小木棍、笛子，叫小美用小手去拿一样，这叫做“抓周”。我见小美拿了一支笔，洵美大笑说：“很好！他长大了是个拿笔的人”。果然到现在已是个特级教师。120
　　当男子面对扩大的生意和专业化部门中日益增多的机遇，以及他们的职业活动和公众活动更加得到人们的认可时，妇女正在从这个领域中撤退，并将母亲和家庭管理作为她们的职责。121家庭日益成为一个消费而不是生产单位，男人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任，女人们则专心当起家庭主妇。122有着优越经济条件的知识分子家庭中这一现象尤为明显。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不管许广平对鲁迅的思想与写作产生过什么影响，鲁迅坚持拒绝许广平出外工作，她只能作为鲁迅生活中的私人伴侣。123丁玲回忆，当她在医院产下与胡也频的第一个孩子后，刚刚做了父亲的胡也频“没有时间陪我们，他又开会去了”，丁玲出院后，胡也频仍然“很少在家”。124照料孩子的任务往往落在这些知识分子们居家的妻子肩上。如果一个家庭中有好几个孩子，孩子的母亲就要付出加倍的操劳，他们的父亲则无暇操心此事，甚至有将孩子送人的想法。当邵洵美致力于沙龙、社交、宴请与出版事物时，他的妻子盛佩玉每天抽出大量时间照料孩子们日常衣食情况：
　　多个孩子我更忙了，每天早起是为了去注意孩子们穿什么衣服，厚薄如何，自己先要去领会一下天气变化情况。夜里要去每只小床前看一下儿女们被子盖好没有。做母亲的都是这般关心子女的。而父亲在这上面责任却很少。125
　　在王映霞看来，郁达夫不知道什么原因，似乎并不喜欢第二个女儿静子，“他总嫌这个孩子会闹，不怎么爱她。……总觉得这个女孩子没什么好玩，要送给人家，几次和我商量，我拗不过他，便允许了。”126
　　对于经济条件处于中下水平的知识分子家庭来说，孩子的出现不仅使他们本已拮据的生活更为艰难，也使他们因日常生计奔波而分身乏术。当胡也频入党后，他们的孩子成为丁玲与胡也频共同的难题。“冯乃超答应帮助他们带孩子，因为他们也有个孩子。”然而刚刚出世的孩子“白天拖着父母都不能写作，围着他忙，晚上还要几次被他哭得闹醒，睡不安宁。没有办法，抱着两个人的大衣去当了，才请了个奶妈，可是这奶妈没呆几天，就为在这家没有好饭食，嫌弃他们走了。可是，乃超生活也艰难，他夫人患了肺病，他们答应帮助丁玲带孩子的，可是没有多久，自己的孩子也不得不送回老家，后来第二个孩子出生才七天，又不得不送给一个南洋华侨。”127
　　对于长到一定年龄的孩子来说，将他们送到外面的寄宿学校去被认为是必要之举。128经济资本丰厚的家庭远离日常生存的迫切压力，最有能力将一部分经济资本转化为文化资本。129这些家庭的父母有能力为他们的子女选择上等学校。日，胡适“到沪江大学访詹森教授，带了儿子祖望同去，请J先生测验他的英文程度。”“他说祖望太小了，最好是送他入沪江的附小学，但小学为本校教职员的子女设的，故不能住宿。他说，此间有涂君，教授物理数学，其妻为美国人，曾收容一个小孩寄宿她家。祖望也许可以寄宿她家。”130胡适便“同冬秀商量孩子入学事，她颇愿儿子寄往涂太太家。”131相比而言，经济条件优越如邵洵美、刘呐鸥者，孩子能够与父母一同居住，共享天伦之乐。盛佩玉回忆：
　　我们家有三个孩子了。小美老大，长大妹四岁，男孩和女孩的性情大多不同，小美和两个妹妹玩起来靠勿拢。我做娘的就想到小美该可以上学了！上了学有同学们可以一起玩。突然听说有个岭南小学，是广东人司徒先生办的，校址在江湾，很远，……路远有自己的汽车接送，两星期回家一次，一星期家长可以去探望一次，送些东西。我们为他备了行装、衣服等，还带了一只长方形的大饼干箱，装满了高级饼干和糖果，再用一只竹篮子装了苹果等。……小美从小脾气倔强，我知道他不会舍勿得离开家人的，我亲自送他去学校。132
　　刘呐鸥与妻子的感情，随着子女的陆续出世而得以增进。小女儿玉城生于上海江湾路公园坊二十号，小儿子汉中生于静安寺路安乐坊七十六号。133全家在上海时，他经常带子女看电影，儿女一放学就坐在门口等他回来，好带他们出去。他也常带妻子去跳舞，他喜欢替妻子选购衣饰和皮鞋回来，完全不用试穿。他习惯替家里买床单之类的日用品，出手阔绰。134年少风流的刘呐鸥一派浪子行径，到了中年却是顾家的好丈夫、好父亲。135有些来自江浙地域的知识分子，由于离家不远，时时可以回家与父母团聚。廖世承任教于光华大学期间，“他觉得最大的快事，乃是假日返嘉定省亲，与老父一樽相对，闲话家常，或卧家中藤椅上，执卷吟哦，悠然自得。”136经济条件中下等的知识分子，能够将妻小接到上海已实属不易，父母多半无法同来。20世纪30年代初，章克标结婚以后，“出于方光焘兄的好意，他把永义里的房间让给我住，连床铺用具都借给我，他自己则退到亭子间里，……因之，不久就把新妇接到了上海，住永义里，组成小家庭了。”137知识分子与他们的妻子一起度过的时光显得温暖和亲密。尽管萧军与萧红后来因性格不合等诸多原因分道扬镳，但从萧军给萧红起的种种亲昵的“外号”以及萧红对萧军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中可以窥见，两人曾经有过一段热恋中的温馨岁月：
　　我是很喜欢给她起一些“诨名”的，……小麻雀——是形容她的腿肚细，跑不快，跑起来，两只脚尖内向。小海豹……小鹅——是形容她，一遇到什么惊愕或高兴的事，两只手就左右分张起来，活像一只受惊恐的小鹅，或者企鹅！……在起始我给她起这些外号，她表示很生气，慢慢她就承认了，慢慢自己也就以此自居了……138
　　她从来是这样像个“小老太婆”似的，在生活上“干涉”得过多，我几乎有点“厌烦”以至“怕”她了。我本来是个任性惯了的人，冷热寒暖饥饱……不太在意，好吃、好喝就拼命地吃喝，吃完了有时也胀得不舒服，因此她就常常监视我，不管在自己家里，还是在朋友家……这就使我感到很大的“不自由”……因此为了“报复”，我就寻找她的一些“空子”，什么忘了吃药，按时休息之类，俨然也像个“小老太爷”了。139
　　然而，对于许多从内陆省份来到上海谋生的知识分子来说，由于经济状况的限制，他们的父母甚至妻小未能与他们一起生活。如果说二三十年代北平知识分子回忆里的私密时光是一派温情脉脉的景象，那么上海知识分子回忆里的私密时光则既有其乐融融的温馨甜蜜，也有流浪思乡的孤独凄楚。这些知识分子其乐融融的温暖记忆多半与他们年幼的孩子有关，而流浪思乡的凄凉之感则与他们年长的父母，尤其是母亲有关。对“家乡”的感情源于身处一个日益广阔和漂泊的世界中对安全感的渴求。140一个上海的小学教员在旧历年关之际，不免心生思乡之情：
　　近年来为了生活的奔波，以及家庭间的变故，差不多一年到底独个儿流在外边，间或回家一次，又不是在新年，所以好久没有尝到母亲塞给我的年糕的滋味了。……现在，在今年的旧历新年里，要是仍没有两毛钱的宽裕去吃一碗炒年糕，不知道还有别人送我两块冷年糕吃没有？141
　　曾任上海左联宣传部长的左翼文人任白戈也在文字中透出漂泊上海的心酸以及对家人的思念之情：
要说是没有家呢，家却还在着；要说是有家呢，家又没有我。有时候，连我自己也有一点惶惑，实在难于答复一切爱着我因而问及我底家的人们。然而，祖母底微笑，总是不在了；伯父底糖飴，总是不在了；父亲底温柔，总是不在了；弟弟底嬉戏，总是不在了；我却只能这样地说：我是没有家了。……几年来的漂泊生涯，使我时时都容易怀念着家。……然而，我却不能不走得远远地，就是有家亦不能归了。……我不能永远都没有家。但我期望人人都有一个，而且是温柔的、甜蜜的。142
　　有些左翼知识分子，即便与父母一起生活，但因工作的忙碌无法陪伴双亲而不免黯然神伤。忙于戏剧与左翼文学运动的田汉在致友人的信中坦言：
　　家母自到上海以来，完全做了我事业的支持者，苦心惨淡维持一家一级社友之大部，从来不曾有过半点享乐轮到她老人家身上。此汉所以每于流转各地兴高采烈之时辄不禁黯然心痛者也。143
　　左联知识分子应修人于30年代因投身政治活动而无暇回家，使得父母、妻子为之黯然，也引起了好友楼适夷的酸楚之感：
　　三年之后，他从苏联回来，已完全埋身于地下工作，连自己家的门口，也没有踏进一步。我曾陪同他的母亲，在一个小菜馆，同他见面，不管痛苦、留恋、眼泪和怨诉，他又飘然地离开了。每次见到他和家人的分离，都使我感到他的冷酷。因为经常与他的家人往来，我亲眼看见他老母亲日夜流泪、梦想，甚至向宗教去找求安慰。他的父亲为生活劳苦地挣扎，他的妻子惨白而寂寞的脸色，我觉得他太冷酷了。144
　　民国时期上海知识分子的家庭生活主要有书信往来、沙龙聚餐以及与家人一起度过的私密时光三种形式，其内容主要围绕着朋友、同事与家人三种不同的社会关系网络展开。其中书信往来既涉及与朋友、同事之“公事”，又有与家庭成员之“私情”；沙龙聚餐主要用来构建知识分子向外拓展的朋友、同事之类社会关系网络；私密时光则主要用来维持并巩固知识分子内向凝聚型的家庭成员亲密关系。他们的日常交往既有息事宁人、予以通融等各种私人关系的运用，又在各种沙龙聚餐等交谈中互相交换文坛信息。处于文化场域中的知识分子通过结交掌握文化资本的知识精英，得到后者的认可与提携，获取文化资本，构筑起知识分子内部各个亚群体的准入门槛。
　　根据社会关系网络的强度不同，可分为“弱连带”与“强连带”两种类型。弱连带提供了人们取得自身所属社会圈之外信息的渠道，但是强连带对人们的行动提供了信任的基础。145通过考察鲁迅的书信往来以及邵洵美、曾朴等人的沙龙聚餐活动可知，这些知识分子或为地方上流精英阶层，或为依托近代上海繁荣的出版与传媒市场而获得广泛的公众与市场认可度的文人作家，他们拥有复杂的关系网络与较多的日常事务。他们的交往对象数量众多，涉及不同阶层；他们的交往频次密集；他们的交往目的以共享各种业内信息、建构社会资本为主。上述特点使得他们处于信息传播与扩散的节点上，其建构的社会关系网络较为松散和不稳定，少有紧密、固化的人脉关系形成，符合“弱连带”社会关系网络的基本特点。左翼知识分子初来乍到，缺乏上海地方人脉关系网络，教育背景与谋生技能的相对匮乏使他们难以单靠自身打拼而在上海谋生，加之他们所从事的文学创作工作的性质有别于对单位有较强依赖性的银行职员、店铺伙计、学徒等职业，他们必须借助于报纸、出版物等媒介发出声音，开创阵地以占有文化资源，这促使他们必须通过各种方式相互联结，以群体的方式“抱团取暖”，获得谋生手段、情感依赖与群体内部的信任感。从这个意义上讲，“左联”对他们的吸纳与他们自身的潜在需求暗中契合。这也使得他们的沙龙与聚餐具有“密谋”特性，他们的交往对象与分享的信息内容较为单一化与同质化，其建立的社会关系网络较为紧密，符合“强连带”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基本特点。
　　缘于经济条件与客观情况之差别，上海知识分子并非人人都能享受天伦之乐，这使他们在家庭生活中度过的私密时光既有其乐融融的温馨甜蜜，也有流浪思乡的孤独凄楚。他们其乐融融的温暖记忆多半与他们年幼的孩子有关，而流浪思乡的凄凉之感则来自他们年长的父母，尤其是他们的母亲。在上海知识分子的家庭生活中，绝大多数时光都用在构建外向型社会关系网络的书信往来与沙龙聚餐上，留给构建内聚型社会关系网络的私密时光则十分有限。其原因既有迫于生计不得已之故，亦有对文学、艺术的迷恋与追求，更有对秘密政治与革命理想的极度狂热。
*本文系杭州师范大学2012年“城市学研究”专项课题“民国时期城市知识阶层日常生活研究”（2012CSX25）的阶段性成果。
①参见［美］白馥兰：《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邓京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陈弱水：《唐代的妇女文化与家庭生活》，台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版。
②近年来关于知识分子的社会文化史研究，代表性成果主要有：许纪霖（编）：《都市空间与知识群体研究书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章清：《“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桑兵：《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许慧琦：《故都新貌——迁都后到抗战前的北平城市消费（）》，台北：学生书局2008年版；裴毅然：《延安文化人的生活》，载《新文学史料》2010年第1期；刘克敌：《“无事可做”的“鲁迅”与“忙忙碌碌”的“周树人”——从日记看民国初年鲁迅的日常生活》，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3期；余斌：《吴宓先生的昆明岁月——经济来源、日常生活和课堂形象》，载《新文学史料》2008年第3期；周勇：《大学教授的学术生活空间——以蔡元培、胡适与顾颉刚为例》，载《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7年第2期；叶中强：《上海社会与文人生活（）》，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刘玲玲：《民国时期教授的生活研究——以〈吴宓日记〉为个案》，东北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沈楠：《上海公立高校教师工薪收入及生活状况考察（1930年代—1950年代）》，华东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Catherine
V. Yeh， The life-style of four Wenren in late Qing Shanghai，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12， 1997； Madeleine Yue
Dong， Republican Beijing： The city and Its Histor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Joseph W·Esherick， Ancestral Leaves—A
Family Journey through Chinese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③罗家德：《社会网分析讲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9页。
④边燕杰将关系社会学的研究分为三种理论模型：第一种模型将中国关系主义的本质特征定义为家族亲情伦理的社会延伸；第二种模型将中国关系主义的本质特征定义为特殊主义的工具性关系；第三种模型将中国关系主义的本质特征定义为非对称性的社会交换关系。参见边燕杰：《关系社会学及其学科地位》，载边燕杰（主编）：《关系社会学：理论与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⑤相关研究主要有：张云武：《社会流动与流动者的关系网络》，载《社会》2009年第1期；孙大鹏、朱振坤：《社会网络的四种功能框架及其测量》，载《当代经济科学》2010年第2期；陈福平、黎熙元：《当代社区的两种空间：地域与社会网络》，载《社会》2008年第5期；翟学伟：《社会流动与关系信任》，载《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1期；翟学伟：《中国人际关系网络中的平衡性问题：一项个案研究》，载《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3期；孙秀林：《城市移民的政治参与：一个社会网络的分析视角》，载《社会》2010年第1期；边燕杰（主编）：《关系社会学：理论与研究》等。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已有历史层面的研究开始注意到日常生活领域。参见周茶仙：《元代陆学士人的日常空间与社会关系网络——以李存〈俟庵集〉为中心的考察》，载《江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王成兰：《清初京师汉官的生活空间和关系网络——以陈名夏和刘正宗为个案》，载《江海学刊》2007年第6期；陈宝良：《明代的士大夫、士大夫家族及其关系网络》，载《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等。
⑥徐霞村：《致戴望舒》（日），载孔另镜（编）：《现代作家书简》，上海：生活书店1936年版，第151页。
⑦同上。
⑧［法］菲利浦·阿里艾斯、乔治·杜比（编）：《私人生活史》第4卷，周鑫等译，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111页。
⑨［美］彼得·盖伊：《施尼兹勒的世纪——中产阶级文化的形成（）》，梁永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04页。
⑩徐建国：《赫德与近代中国邮政制度的确立和初步发展》，载《历史教学》（高校版）2009年第20期。
11杨荫深（编著）：《居住交通》，上海：世界书局1935年版，第57页。
12贾秀堂：《南京国民政府为收回邮政管理权所作的努力》，载《兰州学刊》2009年第10期。
13陈伯熙：《邮务分局设立地点》，载陈伯熙（编著）：《上海轶事大观》，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310页。
14柳亚子：《致柳无非、柳无垢》（日），载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近代文献部（编）：《柳亚子家书》，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389页。
15周瘦鹃：《情书话》，载《紫罗兰》第2卷第13期，上海：大东书局1927年版，第1～2页。
16通过鲁迅与许广平之间往来书信考察鲁迅私人生活的代表性研究有王得后：《〈两地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Bonnie
S. Mcdougall， Love-letters and Privacy in Modern China—The Intimate
Lives of Lu Xun and Xu Guangpi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值得一提的是，澳大利亚学者邦尼·麦克杜格尔（Bonnie S.
Mcdougall）从《两地书》及原信中研究了鲁迅的生活习性、人生观、他对文学与生活的见解等问题，作者指出，鲁迅的日常习惯、易怒的性格、烟酒嗜好，甚至他对自己个子矮的敏感等都在书信中有所体现。由于知识分子的私人情感生活较之日常生活更具有隐匿、私密与不易揣摩之特点，且非本研究主要关注所在，故本文对此问题不予探究。
17丁玲：《致胡也频》，载《丁玲全集》第9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5页。
18柳亚子：《致谢冰莹》（日），载孔另镜（编）：《现代作家书简》，第141页。
19柳亚子：《致谢冰莹》（日），第143页。
20柳亚子：《致谢冰莹》（日），第144页。
21柳亚子：《致谢冰莹》（日），第147页。
22柳亚子：《致谢冰莹》（日），第149页。
23同注⑧，第112页。
24之所以将“公事”、“私事”加注引号，是因为前者尽管仍属知识分子的私人事务，但相较于以家事与私人情感之类为主的后者，这种涉及个人利益，与职业、生计直接相关的事物更多带有“公”的特性。此外，许多知识分子的信件中也时常涉及对当下时局的描述与看法。但因此类公共话题的文字与知识分子的个人生活没有直接关联，故在此不作分析。
25郁达夫：《日记九种·村居日记》（日～1月31日），载胡从经（编）：《郁达夫日记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3～60页。
26黄俊杰：《东亚近世儒者对“公”“私”领域分际的思考：从孟子与桃应的对话出发》，载黄俊杰、江宜桦（主编）：《公私领域新探：东亚与西方观点之比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7页。
27黄克武、张哲嘉（主编）：《公与私：近代中国个体与群体之重建》，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年版，“引言”，第2页。
28叶鼎洛：《致汪馥泉》（日），载孔另镜（编）：《现代作家书简》，第223页。
29郁达夫：《日记九种·村居日记》（日），第46页。
30郁达夫：《日记九种·村居日记》（日），第46页。
31沈从文：《致胡适》（日），载《沈从文全集》第18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页。
32赵景深：《文坛回忆》，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260页。
33同注23。
34郁达夫：《日记九种·村居日记》（日），第42页。
35柔石：《柔石日记》（日），载赵帝江（编）：《柔石日记》，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07页。
36柔石：《柔石日记》（日），第120页。
37夏征农：《家信》，载《太白》第1卷第2期（日），第26页。
38［美］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4页。
39柳亚子：《致柳无非、柳无垢》（日），第388页。
40柳亚子：《致柳无非、柳无垢》（日），第394页。
41柳亚子：《致柳无垢》（日），第409页。
42参见徐志摩：《致父母》，载虞坤林（编）：《志摩的信》，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7～10页。
43参见沈从文：《复程朱溪》（日）、《致沈宗嗣》（日）、《致王际真》（日）、《复王际真》（日），载《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15、17、19、26页。
44何家槐：《怀志摩先生》，载《新月》第4卷第1期（日），第8页。
45唐小兵：《十字街头的象牙塔：1930年代北平知识分子的交往世界》，载许纪霖（编）：《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19页。
46萧琦：《沙龙与法国大革命》，载《历史教学问题》2006年第2期。
47叶中强：《从知识体制中心走向自由媒体市场——“新月派”文人在上海》，载《史林》2008年第6期。
49胡适：《胡适日记》（日），载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5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96页。
50胡适：《胡适日记》（日），第417页。
51胡适：《胡适日记》（日），第667页。
52马俊江、王燕：《从政前后刘大白的交游、心态与身份寻求——从〈当代诗文〉说起》，载《新文学史料》2007年第1期。
53苏雪林：《关于庐隐的回忆》，载《文学》第2卷第3号。转引自肖凤：《庐隐评传》，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7年版，第216页。
54郁达夫：《记曾朴先生》，载《越风》1935年第1期。转引自魏绍昌（主编）：《〈孽海花〉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07页。
55彭小妍：《五四文人在上海：另类的刘呐鸥》，载彭小妍：《海上说情欲：从张资平到刘呐鸥》，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1年版，第172～173页。
56林达祖：《我与邵洵美》，载林达祖、林锡旦：《沪上名刊“论语”谈往》，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38页。
57［美］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李志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4页。
58同注56，第33～34页。
59林达祖：《我和章克标》，载林达祖、林锡旦：《沪上名刊“论语”谈往》，第96页。
60［法］让·皮埃尔·里乌、［法］让·弗朗索瓦·西里内利（主编）：《法国文化史》第3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7页。
61同注45，第320页。
62曾虚白：《曾虚白自传》，台北：台湾联经出版有限公司1988年版，第99页。
63朱雯：《曾朴初识苏雪林》，载萧乾（主编）：《海上春秋》，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52页。
64曾朴：《东亚病夫日记（日）》，和讯网，http：//eltonzeng./9202954_d.html，日访问。
65同注32，第275页。
66叶中强：《从城市边缘走向文坛中心——“亭子间作家”及其文化释义》，载《中山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67叶灵凤：《老朋友倪贻德》，载《叶灵凤文集》第4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32页。
68施蛰存：《宝姑》，载施蛰存：《文坛漫忆丛书·散文选》，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6～167页。
69陈德业：《一个老上海白领的回忆》，载《史林》2007年增刊（总第102期）。
70同注62，第96～97页。
71［法］菲利普·贝尔捷：《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的生活》，章晖、周凡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61页。
72李宝芳：《维多利亚时期英国中产阶级的物质生活方式》，载《兰州学刊》2010年第12期。
73柳无忌（编）：《柳亚子年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99页。
74《黄炎培日记》（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整理）：《黄炎培日记》第3卷，北京：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47页。
75《黄炎培日记》（日），第48页。
76《黄炎培日记》（日），第48页。
77《黄炎培日记》（日），第48页。
78《黄炎培日记》（日），第49页。
79《黄炎培日记》（日），第49页。
80《黄炎培日记》（日），第50页。
81梁实秋：《胡适先生二三事》，载《梁实秋文集》第3卷，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409页。
82沈楚：《鲁迅喜尝“野火饭”》，载萧乾（主编）：《海上春秋》，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0～41页。
83姜德明：《鲁迅与萧红》，载《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4期。
84同上，第180页。
85宋云彬：《沈雁冰》，载秦人路、孙玉蓉（选编）：《文人笔下的文人》，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211页。
86梁实秋：《关于徐志摩》，载《梁实秋文集》第3卷，第494～495页。
87梁实秋：《怀念胡适先生》，载《梁实秋文集》第3卷，第437页。
88胡风：《鲁迅先生》，载《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1期。
89郑逸梅：《饮与食》，载郑逸梅：《艺苑琐闻》，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69页。
90吴福辉：《沙汀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135～136页。
91郑逸梅：《人往风微忆旧游》，载郑逸梅：《艺苑琐闻》，第12～14页。
93金兆梓：《何炳松传》，载高崧等（编选）：《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我和商务印书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55页。
94王映霞：《我家的常客》，载《王映霞自传》，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104页。
95郑伯奇：《怀念郁达夫》，载秦人路、孙玉蓉（选编）：《文人笔下的文人》，第167～168页。
96黎烈文：《关于郁达夫》，载秦人路、孙玉蓉（选编）：《文人笔下的文人》，第191～192页。
97同注66。
98郑逸梅：《零食》，载郑逸梅：《艺苑琐闻》，第277页。
99毕克鲁：《忆家父毕修勺》，载陆坚心、完颜绍元（编）：《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第6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374页。
100唐弢：《悼木斋》，载秦人路、孙玉蓉（选编）：《文人笔下的文人》，第563～564页。
101施蛰存：《我和现代书局》，载宋原放（编）：《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1卷下册，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33页。
102夏衍：《懒寻旧梦录》，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60页。
103同上，第122页。
104同上，第269～271页。
105许广平：《忆萧红》，载秦人路、孙玉蓉（选编）：《文人笔下的文人》，第591页。
106［瑞典］奥维·洛夫格伦、乔纳森·弗雷克曼：《美好生活——中产阶级的生活史》，赵丙祥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5页。
107同注⑧，第245页。
109同注⑧，第245页。
109同注106，第87页。
110蒋维乔：《高公梦旦传》，载高崧等（编选）：《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我和商务印书馆（）》，第55～56页。
111郁达夫：《回忆鲁迅》，载《郁达夫文集》第4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219页。
112丁玲：《鲁迅先生于我》，载《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3期。
113［美］C·莱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周晓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7页。
114陶菊隐：《记者生活三十年》，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87页。
115唐弢：《我要逃避》，载傅小北、杨幼生（编）：《唐弢研究资料》，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18页。
116樊仲云《儿子的死》，载《申报》日。
117同注⑧，第290页。
118同注106，第25～26页。
119同注90，第136页。
120盛佩玉：《盛氏家族·邵洵美与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4页。
121同注⑧，第59页。
122同注106，第75页。
123Bonnie S. Mcdougall， Love-letters and Privacy in Modern China：
The intimate lives of Lu Xun and Xu Guangping， p. 208.
124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载《丁玲全集》第9卷，第72页。
125同注120，第168页。
126王映霞：《阳春和静子的诞生》，载《王映霞自传》，第86页。
127周良沛：《丁玲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93页。
128同注⑧，第188页。
129张意：《文化与区分》，载陶东风、金元浦、高丙中（主编）：《文化研究》第4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46页。
130胡适：《胡适日记》（日），第494页。
131胡适：《胡适日记》（日），第495页。
132同注120，第162～164页。
133参见彭小妍：《浪迹天涯：刘呐鸥一九二七年日记》，载彭小妍：《海上说情欲：从张资平到刘呐鸥》，第121页。
136张志善：《教育家廖世承生平》，载陆坚心、完颜绍元（编）：《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第6辑，第9页。
137章克标：《“一·二八”前后》，载《章克标文集》下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页。
138萧军：《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一）》，载《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期。
140同注106，第50页。
141贺宜：《年糕》，载民国珍稀短刊断刊编委会（编）：《民国珍稀短刊断刊资料汇编（上海卷）》，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7年版，第2144页。
142任白戈：《家》，载《申报》日。
143田汉：《田汉致王平陵信》（日），载《田汉全集》第20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67页。
144楼适夷：《记湖畔诗人应修人》，载秦人路、孙玉蓉（选编）：《文人笔下的文人》，第356页。
145罗家德：《社会网分析讲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3页。
胡悦晗：杭州师范大学城市学研究所
资料来源：《开放时代》2012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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