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逐颜开指什么生肖打一生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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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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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雨迎风又着鞭,年头开出年尾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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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 次 合 作 《 三 个 肖 》,第2天 办 理 498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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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独当一面:肖华开辟冀鲁边区之二(罗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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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当一面:肖华开辟冀鲁边区之二(罗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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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著 灵犀一指
(三)、打鹿会沈
由于冀鲁边区战略位置的重要,敌我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1938年10月,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和河北省主席鹿钟麟密谋策划组织“冀鲁联防”,妄图以软硬兼施、南北夹攻的方式把挺进纵队赶出冀鲁边区。乐陵县城是冀鲁边区领导机关所在地,县长牟宜之是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早先派来的,沈鸿烈给他写信,让其尽最大可能限制、刁难八路军。但牟宜之早年参加过共产主义青年团,倾向抗日进步,肖华决心争取他。在肖华的帮助下,牟宜之坚决抵制了沈鸿烈的阴谋,更加支持抗日和靠拢我党。为阻止我党领导的抗日势力向北发展,鹿钟麟收买了民团头子孙仲文,给他枪支弹药。
打击鹿钟麟
  被称为“摩擦专家”的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完全不把年仅22岁的肖华放在眼里。他想用武力征服挺纵,尽快赶肖华出河北。他根据蒋介石《限制异党活动之办法》的密令,亲自召见盐山四区反动民团头子孙仲文,委以以国民政府军第53游击支队司令,并为孙仲文拨钱、配枪、专门成立一个“官团”大队,以对付冀南挺纵部队。1938年10月,孙仲文派手下包围了盐山五区抗日政府,并将机枪架到区政府门口,要我区政府制册交印,并声称一切都要听从孙司令的指挥。他们还在大赵村、丁村一带,挖沟垒墙,扣押挺纵过往人员,活埋抗日干部,屡屡向我挑衅。
肖华派驻防在盐山旧县一带的我冀南第六督察公署专员、第六军分区司令员杨靖远,到大赵村找孙仲文交涉,劝其停止反共的破坏活动。然而,孙仲文依靠有鹿钟麟的支持,猖獗至极。当场扣押杨靖远,杨靖远眼疾手快,用力反拧住孙仲文的手,用枪口对准他的头。在警卫员的掩护下,冲出魔爪,脱离险境。
对于孙仲文的怙恶不悛,肖华认为要有理有力给以回击。
1938年11月,肖华命杨靖远率部队包围大赵村孙仲文的老巢,迫使其放弃对我军的挑衅。不料,孙仲文早有埋伏,喊话中,孙仲文命人向杨靖远首先开枪,杨靖远当场中弹,身负重伤。得意忘形的孙仲文竟将杨靖远同志残忍地杀害,并割下头颅挂在寨门上,向八路军示威。
不幸的消息传来,肖华悲痛万分,含泪写下两幅挽联:“断头流血乃革命者家常便饭,奋斗牺牲是抗日的应有精神”、“抗战方兴竟在盐山留遗恨,建国未艾空对鬲水吊英灵”。
肖华决心要拔掉这颗“钉子”,给鹿钟麟以有力回击。
11月14日,符竹庭、周贯伍部队,再次从苏基出发,一举攻破大赵村,将孙仲文一群乌合之众全部拿下,并建立了第四区(大赵村)抗日民主政府。
  为打击鹿钟麟的反动气焰,我军继续向北推进。收回新海县,建立新海县抗日民主政府。
在全国开展讨汪运动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集团的反共“磨擦”阴谋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国民党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省主席鹿钟麟在日军进攻华北抗日根据地,冀中、冀南等抗日民主政府领导敌后抗日军民进行艰苦的游击战之际,公然非法宣布取消抗日的冀中、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在冀南、冀西等地区派第二专员、第二县长,与抗日民主政权相对抗,并指使一些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大搞反共“磨擦”活动。他们袭击八路军,暗杀共产党员和八路军工作人员,迫害民选县长、区长,摧残抗日政权,捕杀民众抗日领袖,解散抗日团体,激起了广大抗日军民的极大愤慨。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磨擦”活动,中共中央于日作出《关于河北等地“磨擦”问题的指示》,提出一面与蒋介石及其各将领谈判斗争,一面坚持下列主张:为了发展冀、察、鲁三省之游击战争,巩固三省之抗日根据地,应将山西八路军部队,多开一部分赴三省;晋察冀边区和冀中、冀南的现行抗日民主政权,不但决不应取消,相反更应加强;坚决要求撤换鹿钟麟,以朱德为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省主席等等。
鹿钟麟穷兵黩武,结果以失败告终。事后,鹿钟麟受到冯玉祥将军的严厉训斥。毛泽东同志曾把鹿钟麟称为“摩擦”专家。
然而正是通过这一系列事件,使鹿钟麟认识到共产党八路军是不可战胜的。以后,他向蒋介石辞去所有任职,定居天津。新中国成立后,鹿钟麟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他以普通公民的身份积极参与街道活动,被毛主席称为“街道工作专家”。天津解放不久,肖华曾面见鹿钟麟,风趣地说:“我们是不打不相识”。
山东方面,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不断挑起限共、反共事端。出于诚意,肖华带乐陵国民政府县长牟宜之和少数随从人员,亲自拜会沈鸿烈,争取他一起抗日。
肖华根据总部指示,轻骑从简,赴惠民县城与沈鸿烈谈判。肖华想要单刀赴会,令大家十分担心,牟宜之劝他不听,于是偕同前往。当时担任肖华保卫的王定烈,在一篇怀念文章中记叙了当时的情形:“在去惠民的路上,担任保卫的我很紧张,手枪里的子弹早早顶上膛,汗水把手中的缰绳都浸透了。肖华同志却信马由缰,兴致勃勃。”
离惠民还有三十里地,国民党军队已戒备森严。沈鸿烈曾当过张作霖的舰队司令、青岛市市长,工于心计,擅长辞令,当得知来谈判的八路军司令只有二十二岁,他流露出不屑:“娃娃司令也来和我谈判?”王定烈回忆,沈鸿烈“摆出一副十足的省主席架子”,将肖华等人安置在旅馆,静候他的“接见”。
王定烈等人对此感到气愤,纷纷劝肖华回去,可是肖华却笑吟吟地说出了他的主意。在等候“接见”的时间里,他和负责宣传的同志把《给惠民各界的慰问信》花钱油印出来,亲自上街头散发,到医院去慰问。“断头流血乃革命者家常便饭,牺牲奋斗是抗日的应有精神!”肖华的激情和文采,把我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和民族爱国主义情感阐发得淋漓尽致。一时间惠民纸贵,城里纷纷传颂八路军的“娃娃司令”如何年轻有为,如何深明大义。沈鸿烈先失一招,吃了“哑巴亏”。
随后,沈鸿烈把谈判地点设在县衙门后院。大堂、二堂、三堂的台阶上下,站了五层荷枪实弹横眉竖眼的卫兵。50岁左右的沈鸿烈一身笔挺的将校戎装,肖华虽然衣着俭朴,但风华正茂,神采超凡,二人对照鲜明。
谈判开始了,王定烈在屋外警戒,“只听见肖华同志在屋里一会儿慷慨激昂,一会儿义正辞严,一会儿笑声朗朗。三小时的谈判达成协议,沈鸿烈送出肖华,竟掩饰不住惊讶、钦佩之情,要请肖华吃饭。”
然而宴请席间话不投机,都无心用酒,一个小时就散席了。沈鸿烈又单独同牟宜之谈了许久。在返回乐陵的路上,牟宜之告诉肖华,沈鸿烈私下以高官相许,要将牟调离乐陵,去当什么专员,被牟婉言拒绝。
此后,肖华又赴吴化文(国民党二十八旅旅长)、米永和(国民党一一八师师长)处谈判,同时加强我军建设,放手发动群众。
沈鸿烈不甘心凭几十年的官场阅历和心计斗不过一个“娃娃”,决心再同肖华较量一番,赶走挺进纵队。
不久,沈鸿烈致信肖华,说要来鲁北找肖华商谈政事。肖华看信后,已猜出沈的来意,他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爽快地答应了沈鸿烈。他想抓住一切机会争取沈鸿烈,只要有一丝希望就下百倍努力,同时作了必要的防备。
在乐陵见面后,沈鸿烈摇头晃脑,对八路军冷嘲热讽,横加指责。肖华用八路军坚持抗日,重挫日军的事实“回敬”沈鸿烈。在挺纵去留边区的问题上,肖华针锋相对,寸步不让。沈鸿烈理屈词穷,竟命令马弁强行挟持牟宜之回省府。他要带走牟宜之,另派乐陵县长人选,继续与挺纵搞摩擦。
眼看牟宜之被推上汽车就要带走,因为属国民党内部事务,挺纵的同志也不好插手。但肖华司令早已有了准备。
沈鸿烈一行才到乐陵城南关,便有上万名群众在此迎候,黑压压的人群将汽车团团围住,高呼“支持抗战,挽留牟县长主乐”“谁破坏抗日,我们绝不答应”等口号,震天动地的高呼声吓得沈鸿烈胆战心惊,他心想共产党八路军走到哪里,就得到哪里百姓的拥护,包括他的同僚和得力部属,共产党的威力真是大无边啊!他下令开车,但车前跪着白发老人,他又命士兵在车上架起机枪,但群众毫无畏惧,不少青壮年都怒目圆睁,卷起了袖子。众怨难违,沈鸿烈只得留下牟宜之。
自从沈鸿烈灰溜溜回到惠民后,再也不敢提赶走挺纵的事。从此,肖华同志不仅在冀南站住了脚,也在鲁北扎下了根。
1938年12月中旬,蒋介石从鲁南山区调石友三、高树勋为首的第十军团,插入河北省南宫县一带的冀南地区,配合鹿钟麟向抗日军民制造“磨擦”,到处建立反共的第二政权。
12月下旬,高树勋率十军团暂编第一军北移,从山东夏津县、恩县一带跨越津浦铁路进入鲁北,开赴盐山。暂编第一军开入冀鲁边区,用意十分明显。国民党顽固派眼见“冀鲁联防”破产,不肯善罢甘休,调高部入境,是想制造大规模的武装“磨擦”,把八路军挤出边区。
高树勋是河北盐山县人,比较倾向于抗战,因而与其顶头上司石友三貌合神离,隔阂很深。蒋介石派他来,是想利用他以乡土情谊笼络人心,孤立、排挤八路军。但又怕他与八路军接近,特地委派鲁北国民党党部主任、鲁北保安部队政治处主任、CC派分子马皋如任暂编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监视高的行动。
肖华分析了高树勋不被国民党信任、受人排挤的处境,认为他是团结的对象,应争取其向抗日的方面迈进;另一方面也要看到马皋如等人肯定会蓄意挑动高军与八路军搞“磨擦”,因此确定了争取中间派、孤立顽固派的方针。决定:(一)以主动姿态欢迎高军北上抗日,协助高军搞好粮食供应。(二)对高军中反共分子挑起种种“磨擦”,予以坚决回击,做到有理、有利、有节。(三)各级武装都要严阵以待,以防不测。
高部抵达津南专署驻地盐山旧县镇时,八路军“挺纵”机关在旧县镇附近为高树勋召开了欢迎大会,肖华代表边区抗日军民致欢迎词。肖华并派六支队司令员邢仁甫宴请高树勋,希望他多做对抗战有利的事。高树勋表示与八路军各部协同作战。双方确定交换抗日军事情报,划分抗日阵地。高部驻盐山、庆云交界处。
高军初到时,双方关系融洽。肖华、邓克明、符竹庭数次前往高树勋部驻地,与他交换对抗日形势的看法,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高树勋也表示与八路军团结合作,共同抗日。八路军一二九师刘伯承师长还派人专程送来一封信由肖华转交高树勋,在信中列举石友三、张荫梧、侯如墉、朱怀冰等国民党部队同室操戈,在敌后制造“磨擦”的种种事实,恳切地劝戒高树勋要认清形势,以民族利益为重,不要与石、张、侯、朱等辈为伍,成为民族的罪人,遭国人的唾骂!
肖华、符竹庭也亲自去高军中作报告,把抗日主张讲得深入浅出,有条有理,在其部队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以CC派马皋如为首的反共分子,却暗地策划一个个阴谋,在津南各县建立反共反民主的“二政权”,与抗日民主政府对立,制造冲突,以达到既防止高树勋联共抗日,又排挤八路军的目的。为了拉拢收买高树勋,马皋如先保荐高树勋的妻兄刘松龄为宁津县长,由鹿钟麟下委任令,随即又组建了庆云、盐山、南皮等7个县的“二政权”。此前,马皋如在宁津县组织了“河北保安第二总队”,由鹿钟麟委任王淮川为大队长,并网罗了惯匪高华胜等亡命之徒,驻于吴桥县高集一带。日夜,刘松龄与王淮川派人进入宁津县城,策动八路军连长刘福明叛变,内外相应,袭夺了宁津县城。事发后,抗日县长李毓祯翻墙脱逃,秘书盖津源被俘。刘福明打开县监狱,将在押犯人和土匪都放出来,打死打伤抗日县政府工作人员和战士10余人,拉走60余人,步枪50支。“挺纵”某部九连闻迅及时赶来,王淮川等人占领县城的阴谋没有得逞。
肖华等纵队领导敏锐地感到这是大阴谋前的一个信号,马皋如等人显然想以此为争端,挑动八路军与高军发生冲突,以便坐收渔利。经过研究决定,根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斗争原则,对宁津县城暂且不动,避免与高军正面冲突,先消灭保安队的匪徒,给马皋如一个迎头痛击。
1939年1月下旬,曾国华支队袭击了刘曹庄,将保安第二总队打得狼狈逃窜。大队长王淮川负伤逃亡,抗日县政府秘书盖津源被救回。“挺纵”五支队一部袭击驻守在宁(津)、吴(桥)边境刘曹庄、李家桥之“河北保安第二总队”,击伤其大队长王淮川,俘获袭击宁津县政府的主犯梁连城、高华胜和叛徒刘明福,救出县政府秘书盖津元等。随后,在乐陵县城西关召开群众大会,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投降日寇制造分裂、破坏抗日的阴谋,号召群众团结在抗日政府周围,不给“二政权”交粮纳税。当场,将梁连城、高华胜、刘明福处死。
2月8日,“挺纵”获得消息,保安队抢劫了20多辆大车,经过程庄逃往李家桥,占据了两家地主宅子,准备在那里过年。纵队领导即令五团二营营长齐丁根带两个连包围李家桥,务必将其一举歼灭。14日凌晨,齐丁根带着五连、八连进攻李家桥。不多时,将保安队占据的两座宅子和炮楼全部攻克。保安二总队除30多人逃窜、投奔吴桥县张国基外,其余全部被歼,袭击宁津县抗日政府主犯梁连成、高华胜、叛徒刘福明等人被当场处决。100多名俘虏经教育后全部释放。
八路军“挺纵”在乐陵城召开了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分裂、破坏抗战的阴谋活动,号召人民起来进行坚决的斗争,不给“二政权”纳粮纳税,紧密团结在抗日政府周围。
马皋如一计不成,又生二计,在征粮问题上大做文章,直接挑动高部与八路军发生“磨擦”。1939年初春,出现春荒,部队军粮成了问题。为了减轻人民负担,肖华等边区领导带头吃糠咽菜。千万百计节约粮食,渡过难关。同时,肖华从抗日大局出发,仍指导各地克服困难,尽力帮助高树勋部队搞好供应。马皋如见有机可乘,就在高树勋部队中到处煽动,挑动高树勋部队官兵与八路军对立的情绪,同时又操纵随军的“二政权”,让他们出面,在高部掩护下,四处催粮派款,制造冲突。刘松龄带高部一个排到二区要粮要款,并将二区区长打死。之后,盐山、庆云、南皮等县都发生了类似情况。全区抗日军民,对高部此种行动,无不义愤填膺。各地抗日政府一面与高部交涉,一面张贴告示,重申除抗日政府外,其他人均无权征派粮食,军队供应有困难,应与抗日县政府协商解决,不得擅自征粮。但在马皋如等人的煽动下,高部官兵不但不收敛,反而更加横行无忌,四处催粮催款。另外,还派兵到处撕政府告示,抓走抗日政府的工作人员。高部的行径,引起八路军指战员的极大气愤,纷纷要求给予严厉制裁。
在这种情况下,肖华等领导人冷静地分析了情况,认为这又是马皋如等人反共分子的新阴谋,应迅速粉碎。在征粮问题上不能含糊,原则问题决不退让。肖华亲自找到高树勋进行交涉,高开始不承认自已部下违纪的行为,反而把责任推到八路军身上。肖华据理力争,列举种种事实,说明高部的胡作非为,危害百姓的行为,同时严正指出,在粮荒严重之际,军粮问题要与各级抗日政府协商解决。高树勋在事实面前和肖华的劝诫下,终于答应了两个条件:一、在各地抗日政府协助下,解决军粮问题;二、立即放回被扣的抗日政府工作人员。
冀鲁边区军民坚持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注重斗争策略,教育了高树勋,又一次粉碎了马皋如等人的阴谋。
1939年1月起,日军开始“扫荡”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八路军自运用游击战、运动战的战略战术,打击日军,连战连捷。驻沧州、德州、济南的日伪军两万多人同时分路出动,合围“扫荡”冀鲁边区。其中,一部向乐陵、庆云、盐山一带合击,相继占领各个县城。为避敌锋芒,边区领导机关和驻军撤离乐陵县城。部队化整为零,与敌人迂回周旋。肖华、邓克明带五支队1个营活动于乐陵北和东光、南皮一带;曾国华带五支队一部活动于临邑、陵县一带;周贯五带六支队活动于乐陵、盐山一带。同时,边区军民开展了破路斗争,将所有的大路改造为交通沟,既便于我军隐蔽活动,又可掩护群众,伏击敌人。对此,日军十分害怕,每“扫荡”一次,必令百姓填沟,而我抗日军民则大受其益。
6月初,国民党十军团高树勋部,在城北三里庄、臧家村与日军激战9小时,十军团获胜。6月28日,日军宫津文雄带400日伪军侵占乐陵城。随即在县境多处安据点、修岗楼、挖洪沟,企图消灭抗日武装。7月11日深夜,日军宫泽文雄集中1000余日伪军,夜袭国民党十军团高树勋部队防地宁寨村。当时高树勋手下只有李春克一个旅和周树一个团约6000余人,别处的部队已来不及集结了。高树勋立即率部阻击日军,在宁津县宁安寨、道口一带与日军展开激战。可因日军来势凶猛,武器又十分精良,高树勋部与日军鏖战一天后渐渐不支,被日军团团包围。
高树勋始终沿用国民党军队那套老战法,既不肯东奔西走,作战略转移,又不愿化整为零,缩小目标,常常是几千人的大军,挤在一起,行动迟滞,奔波劳累。
肖华多次劝告,他却不听,结果他的部队在善化桥、刘背津、罗张家三次遭日伪军袭击后,于7月11日夜又在乐陵宁家寨被日伪军团团围住,处境十分困难。
7月12日拂晓,日军从四面八方发起进攻。高部警卫连依靠丈高土围子拼死抵抗。高树勋眼看宁家寨即将失守,急令驻在附近的所属部队救援,但均被日军打垮。高树勋孤注一掷,下令突围,但在日军的猛烈火力下,两次突围未成。日军见此派人喊话要高树勋投降。高树勋拒绝投降,一面下令部队死守,一面向国民党地方武装吴桥张国基、德平曹振东发报求援。张、曹为保存实力,袖手旁观。高树勋无奈,只得向八路军“挺纵”求援。
肖华立即在接电当晚带部队于深夜1点多赶到宁家寨附近,两点钟发起进攻。
高树勋见援兵已到,下令部队冲锋。
日军腹背受敌,不明虚实,于当日拂晓撤围。战后清点战果,仅八路军“挺纵”就消灭日军60多人,伪军100多人,击毁汽车4辆,缴获轻机枪两挺、步枪200支和其他部分军用物资,生俘两名日军军官。从此,四十一岁的高树勋与二十二岁的肖华结为忘年之交,高树勋时常请肖华到他的军队里宣讲《如何开展游击战术》,还将自己一把心爱的手枪送给了肖华。
这一仗,八路军从万分危急中解救了高树勋,使他看清了共产党、八路军是真正抗日的,对抗日友军是真诚相待的,同时也认识到,搞反共“磨擦”是没有出路的。不久,高树勋毅然率领部队撤离了冀鲁边区,其附属的“二政权”随之垮台。
8月,高树勋撤离冀鲁边区,过津浦路到鲁西。我党派入该军的秘密政工人员李恒泉、李向平、林恒非、贺靖、于立平、姚守诚亦撤出,充实到边区党政机关。
(四)、艰苦转战
韩集伏击战
日,日军在盐山县城集结了一个旅团和大量伪军,沿盐山、乐陵公路向“挺纵”六支队驻地旧县镇扑来,妄图消灭六支队。根据敌情,六支队采取“敌进我退”的作战方针,迅速撤离了盐山县旧县镇。敌人扑空后随即南进。第二天,支队侦察员报告,明天又有一中队日军200余人继续南犯,还有几十辆大车和物资,准备到旧县镇安据点。据此,支队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在盐山县韩集村打一场伏击战,由李子英的七团担任主攻任务,副团长仉鸿印任前线指挥。韩集北距盐山城15公里,南距旧县镇5公里,坐落在盐(山)、乐(陵)公路边上。敌人全部进入伏击圈后,仉鸿印指挥各种武器一齐开火,七团指战员凭借坟地、树干掩护,顽强战斗。中午,韩集及周围村庄的群众,听到八路军把日军围困在公路上的消息,欢欣鼓舞,纷纷跑来参战。有的提蓝挑担,冒着生命危险送饭送水,有的老大娘把熟鸡蛋塞在战士的衣袋里;青抗先、农救会组织青年扛着鸟枪、土炮上火线同八路军一起打敌人;更多的群众则拿着大刀、红缨枪、七节鞭,甚至铁锹、木棍在村头树林里呐喊,为八路军助威。被围困的日军见到四面八方人山人海,一片喊杀声,更是惊恐失措。从中午到太阳西沉,敌人的几次反扑都被七团击退。日军中队长西村恼羞成怒,亲自率领百余残兵在炮火掩护下向北攻击,企图突围。这时,七团发起全线攻击,战士们跃上公路与敌展开血刃战,西村在混战中被击毙,日军中队全军覆没。这一仗全歼日军一个中队,缴获步枪200余支、掷弹筒4个,弹药无数,小麦、大米、面粉、军毯、军服、药品、医疗器械等物品计60余车。
《我的父亲仉鸿印》:
年1月,日军第5师团、第27师团、第114师团各一部,共计两万多兵力,由沧州、德州、济南三地出发,向我盐山、庆云、乐陵一带抗日中心区分进合击。敌人一面“扫荡”,一面占领县城,修公路,筑碉堡,步步进逼,企图消灭冀鲁边我挺进纵队主力。为了避敌锋芒,我纵队撤出了乐陵城,与敌人迂回周旋,寻机打击,消灭孤立和分散的敌人。这时父亲率七团二营,活动在沧县、盐山、乐陵一带。由于他长期在这一带活动,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各村里都有他的耳目,敌人的一举一动,都有人向他送情报。
一天傍晚,父亲正和战士们在河边拉家常,忽然有一个五十多岁的庄户人跑来,把父亲叫到一旁,向他报告说,王雅清从敌人的闲谈中得知,住在盐山城的日寇,西村中队二百多人,抓了六十多辆大车,准备第二天到旧县镇安据点。王雅清是我们安插在盐山县伪商会的内线。他得此消息后,赶紧找个借口溜出城外,派人把情报送来。父亲一听,喜出望外,骑上他那匹红鬃马,飞驰到旧县的一个村里,赶紧向周贯五政委报告。周政委马上派人把支队其他领导同志和七团的干部叫来,紧急商量:打,还是不打?
干部和战士们早就憋着一股劲,准备和敌人干一仗,为乡亲们报仇。于是大家认真分析了最近几天的敌情,认为周围一带的敌军不多,这股敌人孤军深入,又拖着几十辆大车的物资,包袱很重。我们集中兵力打他个伏击战,消灭这股敌人还是有把握的。所以大家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好机会,打吧!”
大家选定韩集附近为伏击地点。韩集位于盐山县城到旧县镇这条公路的东侧,北距盐山三十里,南去旧县十里,是从盐山到旧县的必经之地。韩集是个大镇,镇子里院深墙高,镇外又有土围子,便于狙击敌人。它的周围还有马杯家、韩沙州等几个村庄和一片树林,易于隐蔽。韩集附近确实是打埋伏的好地方。会上决定,支队战斗指挥部隐蔽在韩集西边的韩沙州村,前线由七团副团长仉鸿印和政委陈德负责指挥。
吃过晚饭后,参战的七团和支队警卫连战士集结完毕,等待出发。这时天气很冷,尖利的北风呼啸着从头顶上吹过。灰土、草末、细沙粒打在脸上,针扎似的疼痛。但是,部队静静地站在月光下一动不动。
周政委看着眼前的部队,就像是用钢铁铸成的一群塑像。他激动地大声说:“同志们!日本鬼子在我们边区横行霸道,残害了我们多少兄弟姐妹,毁坏了我们多少房屋、庄稼,这口苦水能够吞下去吗!不能!今天报仇的机会到了。这次战斗,是我们六支队第一次大规模地同鬼子较量,全区军民都在看着我们,我们一定要打出威风,来一个旗开得胜,将西村中队二百多鬼子全部吃掉!”
部队士气非常高昂,一个个摩拳擦掌,
在父亲和陈德同志的率领下,雄赳赳气昂昂地出发了。
部队赶到韩集后,父亲和陈德政委带着连以上干部连夜察看地形,决定将公路南头拦腰挖断,在公路东西两侧和南头三面构筑工事,等敌人一进入伏击圈就收拢口袋,关门打狗。于是,部队连夜挖沟,修筑工事,利用寨墙和天然道沟,构成一道道火力网。父亲又把十连连长左庆甲等人找来,指着眼前的公路说:“你们负责的这一带很重要,公路边上多掘一些坑”。左庆甲不解地问:“挖坑干嘛?”父亲附在左庆甲的耳边说了几句。左庆甲听了笑着说:“妙,真是个绝招!”。他赶忙回去照计布置。快到天明的时候,公路两旁已经布满了许多参差不齐的有深有浅的坑。
第二天凌晨,部队早早地吃过饭,进入工事,等待伏击敌人。太阳出来了,村寨、树林、公路都清晰地展现在眼前。公路像条银链,蜿蜒地伸向远方。远处白杨、桦树、椿树组成的林带把闪耀着白光的公路夹在当中……
太阳慢慢地爬高了,还不见敌人的影子。有个战士揉着睁酸了的眼睛,嘀嘀咕咕地说:“都要等出汗来了,鬼子怎么还不来?”旁边的一些战士也议论起来:“怕不会来了吧?”“会不会走漏了风声?”“不会吧!咱们不是封锁要道了吗。”陈德同志看了看太阳,安慰大家说:“鬼子会来的,咱叫他来,他能不来吗?大家先起来活动活动腿脚,别冻坏了误事。这样像望新娘一样,眼巴巴地瞪着,不要害了相思病哟!”一番话把大家都逗笑了。部队的情绪又高涨起来。
周政委在一旁看着这军民并肩战斗的场面,心里非常激动,便走上前拉着老大爷的手说:“大爷!你放心吧,鬼子一个也跑不了。”老大爷高兴地笑了。这时,父亲跑过来,将政委带进指挥所,把战斗情况简单地说了一遍:“鬼子组织了几次小型冲锋,都被我们打垮了,现在龟缩在约半里路长的一段公路上。我们昨天晚上在公路边挖的坑,正在发挥作用。鬼子因为无处藏身,急得像猴子似的直往坑里跳。有些坑里我们事先安放了地雷,小鬼子跳进去就上不来了。另一些坑虽然没有地雷,可是挖得很浅,鬼子跳下去伏在坑沿还击,就把小半个身子探出外头,正好暴露在我们的枪口下。还有,我们土制的“马尾炸弹”,这时也正在发挥威力。”
支队作战参谋王寰清提过来一副望远镜,领着周政委到一个墙洞前说:“政委,你往这看”。政委看见,敌人正趴在坑边上顽抗,但把身子探出太多,纷纷被我军击中,滚进坑里。我们阵地上还不时抛出一个个炸弹,带着“马尾”晃晃悠悠地摇曳着,落进藏着鬼子的坑里。只听“轰!轰!”的爆炸声接连响起,腾起一股股烟柱,把鬼子炸得鬼哭狼嚎。
“好啊!打得好!这主意不错!”周政委高兴地对父亲说。父亲说:“这炸弹比迫击炮还管用,往这种坑里丢最好不过。”政委笑了笑说:“你老仉还真有几下子!”父亲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政委接着又说:“我们不能光打,还要来个政治攻势”。父亲正打算下达命令,陈德同志一阵风似地闯了进来,一进门就说:“同志们情绪很高,鬼子快要全部完蛋了”。父亲把周政委的意思一说,陈德一推帽子说:“行,营长杨柳新就会喊几句日语。我去找他。”说罢又一阵风似地冲出门去了。父亲望着他的背影,深有感触地说:“陈政委平日里那样文静,打起仗来却象老虎”。不一会,阵地上枪声骤停,有人用日语高声喊道:“不克衣奥、斯蝶涝、靠涝萨纳衣!”王寰清高兴得差一点跳起来:
“杨营长,这是杨营长的声音!”紧接着,四面阵地上的战士们都大声喊起来:“不克衣奥、斯蝶涝、靠涝萨纳衣!……。”
周政委抬头看了看太阳,估摸着已经是下午三、四点钟了,而敌人对我军的喊话又无动于衷,就对父亲说:“怎么样?进攻吧,争取天黑前结束战斗!”父亲说:“好吧。”回头对司号员下令:“吹冲锋号,出击!”司号员举起军号,一扬脖子,吹起了雄壮的冲锋号。
“冲啊——!”部队听到号令,高喊着冲向公路,排山倒海一样。附近的上千名群众,拿着土枪,木棍,铁锹,粪叉,也一齐冲上前去,犹如潮水般漫上公路。
鬼子们慌忙跳出坑来,三个一堆,五个一团,东窜西闯,企图冲过人海。部队、群众一齐拥上去,几个人、十几个人围着一个鬼子,用刀刺、用棍打、用枪托砸。公路上只听得刀声叮当和鬼子倒下时的哀嚎。一个日寇军官在三个鬼子兵的掩护下,企图向西突围,被支队警卫连长柳润亭带人围住。经过一阵肉搏,三个鬼子都作了刀下鬼。日寇军官也受了伤,他双手持刀,眼里射出凶光,正要冲上来拼命,不料横里飞来一柄粪叉,不偏不斜正好扎在他的头上。紧接着一把铁锹把他拦腰劈倒,又一把粪叉死死地扎在他的脖颈上。这个日寇军官就这样翻了白眼,吐出了舌头,结束了侵略掠夺的罪恶生涯。后来查明,他就是西村中队长。
公路上和公路两旁躺满了鬼子尸体,步枪、掷弹筒遍地皆是。这里一堆,那里一群的围歼渐渐结束了,只有六、七个鬼子突出包围,向北逃窜。六、七两个连的战士远远地看见鬼子跑了,大喊:“鬼子跑啦!”一齐猛追上去。沿村的男女老幼也高声喊:“快追啊!追啊!鬼子跑不了啦,逮活的!”并用棍棒乱舞,砖头、瓦片乱
扔,吓得鬼子更加丧魂落魄,鼠窜而去。战士们一直追到盐山城下,见鬼子快跑进南门了,这才无限惋惜地返回。
后来据城里群众报告说,这几个鬼子因为饿了一天,又猛跑了几十里路,刚进南门,就跌死了三个。
这时,夕阳西下,暮色渐起,天空开始昏暗起来。部队连夜组织群众清扫战场,并把几十辆大车交由车主们领回。战场上,武器、弹药、粮秣等物资这里一堆、那里一堆,像一座座小山。我军将被服、粮食分给当地群众,军械物资则连夜转移,以防鬼子主力赶来劫夺。
这次韩集伏击战,消灭了西村中队长和二百多个鬼子,并缴获了大量的战利品:掷弹筒四具、“三八”式步枪二百余支、弹药无数,大米、面粉、压扁的小麦三十几车,军服、军毯、药品、医疗器材十多车,其他物资十几车。我军在战斗中也付出了代价,战士伤亡三十多人,父亲腿部受伤。接着,6支队机关和七团开往乐陵大桑树、官庄一带休整。那一带树林茂密,便于隐蔽,也便于运动作战。
沿途群众听说我军打了大胜仗,争先围观,问长问短。部队一住下,敲锣打鼓前来慰劳的乡亲们一批接一批,络绎不绝。青年们要求参军的情景更是感人,他们成群结队地前来报名。有许多十几岁的少年也成了我们部队的“小鬼”。
韩集这一仗,旗开得胜,首战告捷。它给边区和广大抗日军民有力的鼓舞,也给那些患“恐日病”,持“怀疑论”的人一次深刻的教育。它证明了八路军在广大的平原上,也能开展游击战争,并获得胜利;证明了毛主席号召开展平原游击战的指示是无比正确的。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同志在这一年的年终总结中,讲到冀鲁边抗日根据地时说:“……我年青的挺进纵队,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之下,一直坚持到现在,并未气馁,并且已取得了很多的胜利,尤其是韩集伏击战,更是平原战斗胜利的光辉战例”。
三打灯明寺
继韩集伏击战之后,肖华率部在东光县又取得了三打灯明寺战斗的胜利。
灯明寺是东光县东面的一个重镇,是东光县政府和东光县大队的活动中心地带。也是冀鲁边区东西南北的主要交通要道,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冀鲁边区是我党在抗日战争初期创建的一个根据地。它东临渤海,西接津浦铁路和运河,南濒黄河,直接威胁着当时日军侵占的天津、济南、沧洲、德州等重要城镇,控制着这一区域的南北水路、陆路、铁路交通要道。又因为冀鲁平原物产丰富,盛产小麦、玉米、高梁、棉花等战略物资,因而成为敌我双方必争之地。
自日军开始打“扫荡”后,肖华率部撤离乐陵城,不但先后在孔家坊、苗家集两次出敌不意伏击日军,还在东光县南霞口一带发动群众,破坏津浦铁路5公里,造成津浦路数日不能通车,中断了日军军运,日军大为恼火。东光县既是冀鲁边区的西方屏障,又是冀鲁边区与冀中、冀南战略区连接的交通枢纽,也是坚持铁路沿线斗争的抗日基地。东光县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创建,严重威胁着日军南北交通大动脉的安全,成了日军的心腹大患。日军把注意力集中于东光县,一面派部队追踪八路军,一面布置在东光境内加修据点,妄图变东光抗日根据地为其占领区。
日,东光日军联队长滕井带领200多名日军、100多名伪军,出动十几辆汽车,满载武器弹药和一些建筑材料,到灯明寺修建据点。
日军的行动意图,很快被边区八路军主力部队侦知。“挺纵”司令员肖华、参谋长邓克明和五支队长曾国华率五支队分别从宁津县大曹村、南皮县董村出发,连夜冒雪急行军40多华里,赶到灯明寺以北3华里处的一片洼地,做好战前准备后,乘夜色悄悄地向灯明寺进发。夜间11点,尖刀班悄悄摸进村子,干掉了敌人的哨兵,进入日伪军宿营的几家客店院墙,将大门打开。随后,五支队战士紧跟着冲进去。
刹时间,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在五支队猛烈火力的打击下,日军还没清醒过来已伤亡过半,伪军早已抱头鼠窜。战士们越战越猛,滕井不敢恋战,带着残部,仓皇逃回东光城。此战,日军伤亡100多人,枪炮弹药全被八路军运走,修建据点的各种物资也被烧为灰烬。八路军夜袭灯明寺首战告捷。
滕井逃回东光城后,被上司臭骂一顿,命令他重返灯明寺修据点。
几天后,滕井又带300多名日军、200多名伪军和200多名抓来的民夫,再次占领了灯明寺。
肖华和邓克明得知后,决定采取先用民兵进行骚扰,麻痹敌人,再派主力攻其不备的战术,二打灯明寺。
滕井为了早日修好据点回去交差,命令日伪军也和民夫一起施工。夜里,疲惫不堪的日伪军刚刚入睡,村外突然响起了嘹亮的军号声,不时还传来阵阵枪声。日伪军紧急集合,慌慌张张地朝村外开枪放炮。过了一会儿,村外的枪声、号声停止了。日伪军心惊胆战地等了好久,见村外再没动静,以为八路军撤走了,都抱着枪睡着了。正在这时,村外又突然响起了军号声、枪声和呐喊声。日伪军以为八路军又打来了,惊慌失措地集合起来向四外胡乱射击。
就这样,一夜反复几次,如此连续两天,敌人未能睡觉,都十分疲乏。
第三天晚上,村外军号声、枪声、呐喊声断断续续地响了半夜。敌人开始还打了几枪,后来就无声无息了。滕井虽然一再命令部队保持警惕,但日伪军因几夜未得安宁,一个个抱着大枪呼呼地睡着了,就连哨兵也不住地打瞌睡。
夜间11点,肖华和邓克明率部队踏着冰雪又赶到了灯明寺。按照部署,东光县大队在村北和村西北进行佯攻。敌人被惊醒后集中火力向村北和村西北开火。五支队趁机从村南悄悄地摸进村子,将伪军住的8个院子分割包围起来。战士们把枪架在院墙上猛烈射击。伪军乱作一团,死的死,伤的伤,剩下的也乖乖地当了俘虏。接着,五支队又向日军驻地杀去,很快消灭了顽抗的敌人。部队继续向村中心推进。
五支队及其他进攻部队,经过激战,渐渐逼近村中心,日军伤亡惨重。滕井指挥剩下的两个中队日军凭借高大砖房作掩护,拼命顽抗。
这时,肖华见敌人火力凶猛,一时难以攻下,而且天已近拂晓,再打下去对己不利,便与邓克明商定撤出战斗,待日军逃跑时再在野外消灭他们。
八路军撤出战斗,向灯明寺东南方向转移。刚出村不远,灯明寺突然火光冲天。原来日军在放火烧村子。肖华意识到这是滕井的诡计:一是两次失利后纵火报复;二是引八路军回村救火,背后偷袭。肖华决定来个将计就计。他立即带一部分人回村救火,又让邓克明带一连人埋伏村外,等待时机攻敌背后。
放火烧村果然是滕井的一个圈套。他见八路军撤走,便令士兵放火烧民房,然后带领200多名日军隐蔽在村外的道沟里。
滕井见八路军回村救火,以为八路军中计,带着日军从道沟里爬出,兵分两路杀进村。肖华指挥战士迅速放下救火器具,用密集的火力迎击敌人。此时,邓克明带着一个连也呐喊着冲进村来,在日军背后猛烈开火。日军遭到前后夹击,伤亡惨重,不到一小时伤亡大半,剩下的几十个日军不敢再战,簇拥着滕井逃回东光城。
八路军“挺纵”三战灯明寺、大败日军的消息,不胫而走,迅速传遍了整个冀鲁边区。抗日军民笑逐颜开,更加坚定了抗战胜利的信心;日伪军则闻风丧胆,其嚣张气焰受到沉重打击。
五团三战灯明寺
一打灯明寺
1939年除夕,风雪交加,气候奇寒。我五支队五团奉命跳出日军“扫荡”的包围圈,插到沧州至德州间的津浦铁路线附近,发动数千民兵和群众,将东光城南露口一带10余里铁轨卸掉搬走,使津浦铁路的运输中断数日。驻东光的日军,为了尽快恢复铁路交通,集中全力抢修和护路,灯明寺据点只留下1个小队日军驻守,肖华司令员抓住这个战机,命令五团二营营长齐丁根带领五连夜袭灯明寺。
当晚,五连以急行军的速度进抵灯明寺时,据点内的鬼子已睡觉,据点只有1个鬼子兵站哨。营长齐丁根和五连连长侯朝云勘察地形后商定,令一、二排包围据点,三排负责消灭碉堡内的鬼子。三排长带着突击班先摸掉日寇哨兵,接着连续将手榴弹扔进鬼子碉堡里,几声巨响过后,三排突击班冲进碉堡,将没炸死的鬼子全部击毙。当他们查看和清理鬼子的武器时,一个装死的鬼子突然从死尸堆里爬起来向碉堡门外冲去,一出门正好撞上二营营部司号员刘登基,小刘手疾眼快,他往旁边一闪,顺势抡起手中的马刀朝鬼子头上劈去,将鬼子的脑袋劈为两半,血浆四溅,鬼子倒地。
此战,从战斗打响至结束仅10多分钟,全歼鬼子1个小队。五连行动神速,速战速决,使周围据点的日伪军惊恐万状,惶惶不可终日。
消息传到东光县城,日军联队长藤井大佐气急败坏,发誓要报复雪耻。
“围魏救赵”&
二打灯明寺
1939年2月初,藤井亲率4个中队日军到灯明寺重设据点。途中他命令山本中队携带大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先去灯明寺,藤井率3个中队约300余人将驻在枣王庄的抗日民军张国基部包围,张国基急忙派人突围向我挺进纵队求援。
肖华司令员接到报告后,和支队长曾国华研究分析,考虑到统一战线的需要,抗日民军张国基之围要解,但又如何解法?肖、曾二位首长陷入深思。经反复思索认为:枣王庄离我军驻地少说有50多里,强行军也需3个小时,目前,手头只有五团2个营的兵力,要打败精良的3个中队的日军,并不是很有把握。于是肖华司令员决定来个“围魏救赵”。即用两个连的兵力攻打灯明寺,直捣日寇巢穴,逼使藤井率其主力回援,以解民军之围;同时,将我主力部队放在枣王庄南通往灯明寺路上,设伏打援。
当晚,司令员肖华和支队长曾国华帅率五团第一、二营,冒着隆冬严寒,在雪夜急行军3个多小时,于深夜2点钟到达灯明寺。随令一营2个连迅速摸进村内将鬼子兵包围,其余部队担任打援,分别埋伏在村南伏击地域。
司令员肖华一声令下,一营2个连突然发起攻击,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酣睡中的鬼子兵有的被手榴弹炸死,有的被枪弹声惊醒,慌忙爬起来抵抗。鬼子遭我突袭后陷入一片混乱,急忙收缩。战士们乘机将鬼子刚运来的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全部搬运一空,并放火点燃了日军住房、仓库,熊熊大火映红了夜空。
正在枣王庄指挥日寇与我民军激战的日军联队长藤井,听到灯明寺方向的枪声和爆炸声,又看到那边火光冲天,知道被我军端了老窝,急令撤出战斗速向灯明寺增援。
藤井回援,民军解围,达到了“围魏救赵”的目的。当藤井带着3个中队快要到达村南时,曾国华支队长命令:“要把敌人放进来打,火力要集中,打的要猛”!这时藤井率队已完全进入我伏击圈,曾国华手枪一举,随令机枪、步枪一齐开火,手榴弹从公路两侧爆炸,敌头一辆汽车被击中起火,不少鬼子中弹倒地。黑暗中藤井搞不清我军虚实,命令向四周盲目开枪开炮,一向骄横跋扈的藤井被打得懵头转向,一时不知所措,直到天亮,才发现八路军早已无踪无影。
这次战斗,毙伤日寇百余人,藤井只好带着残兵,拉上100多具尸体垂头丧气地撤回东光县城。
声东击西&&
三打灯明寺
藤井在灯明寺两次吃亏,并不甘心失败,他不相信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日本皇军对付不了土八路。两天后他经过策划准备,又带上300
多名鬼子和200多名伪军再进灯明寺设据点。我挺进纵队得知此情况后,司令员兼政委肖华立即和参谋长邓克明、支队长曾国华研究决定:“藤井这是三进灯明寺了,咱们来用声东击西的方法,来个三打灯明寺”。
定下决心后,我第五支队五团在肖、曾首长亲自指挥下,一面佯装北上沧州转移鬼子注意力;一面派出侦察分队在夜间吹号角、打冷枪进行骚扰,连续折腾了几天,弄得鬼子筋疲力尽,开始松懈麻痹起来。司令员肖华见时机已到,即令五团回师南下,连夜急进,将灯明寺包围。战斗发起后,五团先向住在村西头8个院内的200多伪军猛攻,首先将企图顽抗的牛大队长等人击毙,激战不到半小时,即将伪军全部歼灭。接着转兵围攻日军,藤井挥刀指挥,被五团指战员毙伤100余人后,鬼子全部退入筑有围墙的据点内顽抗,火力十分猛烈,五团几次进攻均为得手。肖华司令员见强攻对我不利,便命令部队撤至村外诱敌追击而后歼灭之。多次上当的藤井,这次变得“聪明”了,他没有追击,而是下令放火烧民房,企图利用我军爱护群众利益的心理,诱我军返回救火予以消灭。富有作战经验的肖华司令员一眼便识破了藤井的诡计,便将计就计命令支队长曾国华带五团以一部兵力返回村内佯装救火吸引敌人,同时,让参谋长邓克明带五团主力绕到鬼子背后,予以痛击。藤井见我军果然向村内逼进,自以为得计,疯狂地喊道:“八格牙噜,八路的统统消灭!”藤井喊声未落,其背后突然枪声大作,邓参谋长率五团主力突然杀了上来,在我军两面夹击下,鬼子伤亡过半,力不能支,藤井只好带领残留的鬼子逃回东光城。
此战我五支队五团共歼灭日伪军200余人,缴枪400余支、机枪4挺。鬼子尚未竣工的碉堡,全被五团夷为平地。从此,鬼子再也不敢到灯明寺修据点了,并惊恐地把灯明寺说成是“灯明死”。而群众则称我永兴支队为“英雄支队”。
3次攻打灯明寺,狠杀了鬼子的威风,大长了抗日军民的志气,就连不可一世的藤井也不得不承认我五团“是皇军难以战胜的部队”。
消灭于志良反动地方武装
1939年3月,边区残存的土匪和反动地主武装,经常骚扰、抢掠、残害群众,有的反动地主武装甚至勾结日伪,“蚕食”抗日根据地。肖华、邓克明、符竹庭等不断接到群众来信,控诉盘踞在陵县的于志良等股土匪横行霸道、奸淫抢掠的罪行,强烈要求八路军为乡亲们报仇,除掉恶棍。
冀鲁边区军政委员会决定出兵讨伐民愤极大的于志良部,并由“挺纵”五支队执行这一任务。3月中旬,曾国华率五支队到达陵县。此时,于志良率所部2000余人正在进攻驻扎在陵县的另一支地方武装十八团。十八团原为18个村子的“联庄会”,以护村为宗旨。抗战开始后,这个团在共产党的影响和感召下,较为开明进步。共产党也曾先后派人在十八团所辖各村建立了党支部,成立了农会和抗日群众团体。由于十八团消灭了借口征粮派款向团部驻地发起进攻的于志良一连人马,于志良便勾结日军,进攻十八团,连续攻下几个村庄,残害群众,十八团团长被绞死。五支队得到消息后,急行军奔向十八团驻地,展开队形,向于部人马和日军发起猛烈攻击,仅一小时就结束了战斗。于志良被活捉,公审后被处决。
出于对八路军的感激和信任,十八团提出将所有人马和枪支交给八路军。根据乡亲们的意愿,八路军收编了十八团,委任梁国栋为十八团团长,杨秀章为政委,刘德胜为特派员,原“十八团”副团长王茹玉仍为副团长。十八团编为3个中队,并从“挺纵”抽调一批连、排干部充任中队长和指导员。附近一些小民团受其影响也纷纷接受改编,该团扩大到5个中队。改编后的十八团,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地方武装。从此,陵县安定下来,成了边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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