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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AVSP：鄂备2011016广州多处菜地滥用禁限农药 菜农称什么虫都能杀
阮剑华 王琛
番禺田间高度农药随处可见。"神农丹效果好，不少人使劲用。"菜农张春新说，"这里种芹菜的没有不用的"，原因是芹菜太容易生根瘤，如果用了神农丹，一亩地能出1万斤，不用的话，3000斤都难。记者王琛/摄超市里的绿色蔬菜比肉菜市场的同样品种要贵许多。新华社发相隔不到半年，海南毒豇豆、山东毒大姜、湖南镉大米事件相继曝光。人们对食品安全关注程度前所未有的高。毒豇豆、毒姜原因已经查明，属人为施加禁/限农药导致。镉大米原因目前仍是个谜，一说是喷洒农药导致镉超标，一说归咎于酸雨、土地污染等环境问题。几个事件，都能看到禁/限农药滥用的身影。这不，前不久一项为期近两年的研究公布结果，显示在山东和广东两个典型农业区的土壤、水体和空气中，均可检测出120余种农药，其中不乏已禁用多年的有机磷和有机氯农药。依照研究报告所抽样的地点范围，新快报记者就此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调查。结果触目惊心，国家明文禁止的农药在广州市场上能轻易买到；与此同时，新快报特派记者前往山东，也发现了类似，甚至更为严重的禁/限用农药滥用问题。在广州番禺、白云区走访过程中，记者从田边找到了无数个农药瓶，其中不乏正在使用当中。在这些农药瓶上，记者看到了数个熟悉而又令人惊讶的名词：呋喃丹、氧乐果、甲基对硫磷、硫丹等。这些农药均在国家农业部明令禁用或限用的公告之列。也许是于心不忍，有菜农在接受新快报记者采访时提出“忠告”：“第一批摘蔬菜最好不要吃！”菜地走访剧毒农药随处放“基本上什么虫都能杀”番禺区洛浦街南浦岛，一度是广州为数不多的农耕岛之一，种菜、种草在当地很常见。下午2时许，新快报记者徒步来到其中两个村的菜地进行走访。田间，废弃农药瓶随着肮脏的污水在沟渠漂浮。菜地里，豆角、冬瓜、苋菜、通心菜等作物茁壮成长。在菜地一角往往搭建着一个建议棚架，里面就是菜农摆放农药、化肥等物品的地方。沟渠里打捞了不到半个小时，记者便搜集了20多个农药瓶，在里面找到了“氧乐果”、“硫丹”、“灭多威”三种国家禁/限用农药。翻查棚架时，记者同样发现了这几种未用完的农药。而在一块种植豆角、黄瓜的农田里，记者甚至找到了一瓶高毒农药“甲基对硫磷”。当地菜农老郭（化名）告诉记者，“氧乐果”主要用来对付蚜虫，“灭多威”对付菜青虫、蚜虫、菜蛾等，至于“甲基对硫磷”、“硫丹”，两者均是高毒农药，用他们的话说“基本上什么虫都能杀”。菜绿果肥不生虫“但菜农自己基本不吃”番禺金山村，曾因曝光“垃圾肥种菜”为市民熟悉。该村金山大道两旁遍布大片农田，种植葱、菜心、瓜类等作物。据村民介绍，由于广州雨水多，菜农喜用效果持续时间更长的乳油剂农药。加上天气湿热，害虫生长速度奇快，农药喷洒量也会随之增加。“杀虫脒”、“呋喃丹”为当地最常用的国家禁/限用农药之一。前者主要用于杀灭地面害虫，尤其是跳甲虫，这种农药是神经系毒素，降解期一般是7天。后者主要用来杀地下虫，如百足、沙虫等，降解期约两个月。“我们这边都在用，用其他的农药没效果，替代品只能杀死成虫，杀不死虫卵，而且很贵。”菜农老张（化名）说。白云区的望牛墩，不少农地租给了外地人耕种。在当地人眼里，租户的技术非常好，叶子宽大翠绿，果实个大肉厚，极少虫咬的痕迹。“他们种的菜都是卖的，自己基本上不吃，估计是农药喷得厉害的原因。”当地村民如是说。他表示，当地菜农也很喜欢用“杀虫脒”，而且喷洒的次数非常多，“效果持续时间短，喷洒的次数非常多，碰到下雨天气，每隔两三天就要喷一次。”试买农药禁限农药不上架老板悄悄拿来卖据受访菜农介绍，在当地几乎每个农药店都能买得到国家禁/限用农药。为了印证菜农的说法，新快报记者在番禺的金山村、清河市场、化龙镇的农药店尝试买药。在金山村一个化肥农药店，货架上摆满了各色农药，包括“敌敌畏”、“啶虫脒”等，名字千奇百怪。但查看许久，并未看见国家禁/限农药。问及是否有“杀虫脒”出售，老板先是沉默，继而摇头，称“上面有规定不能卖”。与记者相熟的菜农老黄笑着提醒说，这样的购买方式太过没经验，“买农药，没有人会说出具体名字的，只会说要杀什么虫”。记者随后来到位于石碁镇的清河市场，其规模很大，光售卖农药的店铺就有一整排。依照老黄所教的方法，记者来到其中一家，佯装要杀跳甲虫，而且要杀灭虫卵，同时声称尝试过其他农药，效果却不好。农药店老板接连推荐了几种农药被记者拒绝后，他笑了笑，转身进入内室，取出了一包农药，上面清晰写明“呋喃丹”（克百威）。运用同样的方法，记者在化龙镇一个农药店买到了“氧乐果”和“百草枯”，前者是国家规定的禁/限用农药，后者将于2016年禁用。菜农忠告第一批摘蔬菜最好不吃尽管国家禁用或限用，但“氧乐果”、“呋喃丹”、“杀虫脒”、“硫丹”、“灭多威”农药因为毒性强，效果好，价格便宜，深受菜农们青睐。菜农老黄，经营着一家无公害农庄。他说自己是凭着良心种菜，因为极少使用农药，种的菜卖相极差，却很受青睐，许多市民会专门到他的农庄买菜。他举了“呋喃丹”为例，该药的替代品为一种叫“地虫灵”的农药，两者的药效均在于杀灭地下虫类，多用于甘蔗。“呋喃丹”市面价格约19元/包，重量为两千克。“地虫灵”市面价格约22元/包，重量要小得多。“呋喃丹”的药效期可达60天，而“地虫灵”的药效期只有20天。“一对比就知道哪个划算，更重要的是，‘呋喃丹’的效果要比‘地虫灵’好得多。”老黄说。在采访过程中，一位不愿具名的菜农向记者揭露了种菜“潜规则”。对于农药残留，他没有直观的看法，不过却提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做法。“以菜心为例，同一批菜心，要分几次来摘，第一、二批最容易残留农药。”这位菜农说。分几次采摘的原因在于每棵菜的成长速度不一样，一般每次菜心要分三、四批采摘，进而齐根挖掉抛弃重新种植。在此过程中，为了确保后几批蔬菜没有虫害，菜农往往在第一批农药采摘前喷洒一次农药，“农药有效期7天，采三、四批菜也是要一个星期，刚刚好，所以第一、二批菜就很危险。”中国农科院研究报告发出预警：市郊农田农药残留已达百种国家禁/限农药在番禺、白云周边的滥用，事实上是整个广州农药使用现状的冰山一角，因为在中国农科院的一份报告中，广州的土壤农药残留达到134种之多。这些农药残留，量到达怎样的程度？危害有多大？有何应对措施？记者对报告作了详细解读，试图找到答案。研究报告大量依赖化学农药的农业生产模式不但会直接威胁人们的食品安全，更向我们周边的土壤、水和空气注入了大量有毒有害物质，在自然中积累富集，成为生态环境的巨大负担。报告农药残留覆盖“水陆空”这份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张斌团队受委托进行的报告，研究取样地点选取了山东和广东两个典型农业区。2011年5月，研究人员在广州市白云区、番禺区北亭村、南沙区、从化市和增城市陆村的双季稻田和蔬菜地，采集土壤、附近水体和空气样本，在这些样本中对151种符合检测标准要求的农药进行检测。检测采用农药多残留快速扫描法，结果显示，151种农药中，广州周边农区土壤、水和大气中农药检出数量分别是134、120和144种，超过半数的农药检出率为100%。而山东省的蔬菜地土壤样品检出123至146种，小麦地检出农药122至134种；水样检出农药127至142种。其中，潍坊市某蔬菜基地大气中检出农药147种。在取样期间，研究人员发现，广州周边农区的农药销售种类达到112种。由于价格便宜、使用效果好，广州周边农区一些老农药品种如敌敌畏、敌百虫、毒死蜱、三唑磷、氯氰菊酯等仍有在使用。危害毒素积聚损健康毁生态参与此次研究的食品与农业专家王婧接受新快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被农药污染的土壤对作物会有一定影响，如土壤中的一些有毒有害物质可能被作物的根系吸收，被农药污染的水如果用于灌溉同样会再次污染农作物，而农药随空气的飘移会带来间接的对农作物的药害。而人体，可能通过“土壤-植物-人体”、“土壤-水-人体”等途径吸收这些残留农药。此外，农药随空气飘移也会直接对农区甚至远距离以外的人产生健康影响，如呼吸系统疾病和急性中毒症状等。农药也会使更广泛的生态环境逐渐恶化，主要表现为对于环境的污染和对生态的破坏。此次对两地的采样调查印证了在集约化农业经营多年的地区，土壤、水源和周边空气会积累大量流失的农药。农药的施用会破坏害虫与天敌（包括天敌昆虫、蛙类、蛇类等）之间的生态平衡关系，可能发生害虫的再次猖獗。担忧标准缺失难证污染程度在土壤标准、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标准中，对剧毒农药DDT和六六六（有机氯农药）的残留做出了限定。在《生活饮用水标准》的非常规指标中，包含了20余种农药。而空气质量标准中，则完全没有设立有关农药的标准。针对有机氯农药，在两个地区土样中，有9%-13%的农药检出浓度超过400ng/g，最高的达到约13000ng/g。参照中国《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中对有机氯农药残留的标准（中国仅对六六六和DDT在土壤中的残留有限量规定），而检测土样中农药的残留浓度已经远大于国家二级标准（指能保障农业生产和人体健康的土壤）。然而，由于缺乏足够的标准，科学家暂无法确证其余农药残留对土壤、空气和水的污染程度，这份研究报告更多作为一种预警存在。部门回应广州市农业局：近年未发生农药残留中毒事故就这份研究报告，记者采访了广州市农业局，其回应了几大问题。新快报：报告说广州周边地区土壤含有100多种农药残留。农业局：目前我国农业生产还离不开农药，所以土壤中含有农药还是有可能的。不同的作物所使用的农药品种不同，不同的农药有着不同的降解能力，有些农药只需几天就可以降解完毕，有些则需要较长时间才能降解。新快报：报告说有些样本农药残留浓度已经远大于国家二级标准。农业局：在《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只有DDT、六六六这两种有机氯农药的标准，因这两种有机氯农药具有高残留性，在环境中难以降解，被我国于1983年禁用。这份报告中，DDT的含量远远低于国标，表明其在广州目前的土壤中含量是处于安全范围之内。而其它种类的农药，目前国家尚未制定相关的土壤限量标准。新快报：这些土壤种出来的菜是否安全？农业局：广州市通过加强生产环境监测、加大农产品质量安全抽检力度、禁止销售和使用高毒及限用农药、推广生物防治技术等措施，切实确保了全市鲜活农产品质量安全。近年未发生因农药残留而中毒的食品安全事故。新快报：空气中含农药残留，有无相关检测？农业局：因目前还没有相关的检测标准和评价标准，也尚未开展空气中农药量的检测。目前正被滥用的农药一览（部分）国家明令禁止使用农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199号）●“DDT”、“六六六”、“杀虫脒”国家限用农药●“氧乐果”：撤销在柑橘树上的登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1586号）；在蔬菜（含食用菌）、果树（含瓜果）、茶叶、中草药材上禁止使用（浙政办发（2001）34号文件）●“灭多威”：在茶叶上、柑橘上、十字花科蔬菜上禁止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1586号）●“硫丹”：停止新增田间试验申请、登记申请及生产许可申请，停止批准新增登记证和农药生产许可证（生产批准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1586号）●“呋喃丹”（克百威）：在蔬菜、果树、茶叶、中草药材上不得使用和限制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199号）●“百草枯”：日停止水剂在国内销售和使用。该药对人毒性极大，且无特效药，口服中毒死亡率可达90%以上，目前已被20多个国家禁止或者严格限制使用。●“甲基对硫磷”：在蔬菜、果树、茶叶、中草药材上不得使用和限制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199号） 记者暗访“山东南菜园”苍山县，发现国家禁用的高毒农药被菜农“使劲用”明禁农药滥用调查·溯源 新快报记者在广州买到的几种禁用农药，多数生产厂家来自农业大省山东。而在不久前网络上热传的一份全国食品安全地图里，累计爆出17种有毒食品的山东省位列“黑榜”第一。新快报记者为此溯源到山东省，试图观察在这个传统的农业大省，高毒农药的使用现状。山东省苍山县位于山东省南部，生产粮、棉、油、菜、干鲜果品等农副产品，作为“鲁南的粮仓”和“山东南菜园”，是蔬菜生产、贮藏、加工、出口基地和蔬菜购销的集散地，蔬菜主要销往广州、上海、苏州等地。在蔬菜产业上，苍山县拥有一系列辉煌的头衔，先后被国家列为“全国蔬菜产业十强县”、“中国果菜无公害十强县”、全国农业标准化生产示范区、全国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县和山东省放心菜示范基地县。但这样一个领先全国的蔬菜产业大县，在记者采访中，仍发现国家禁用的高毒农药被菜农大量使用。菜农现状芹菜用了神农丹，一亩能出1万斤!65岁的菜农张春新种菜已经40年，承包了5亩地，主要种西瓜、韭菜和大蒜。“甲拌磷和神农丹效果最好，用得最多。”张春新告诉新快报记者，“这些药国家不允许，都是药店里偷着卖。”在张春新的菜地里，记者看见了散落在田间大大小小的农药包装，其中就有神农丹和甲拌磷。在农业部2002年发布的199号公告里，明确规定“禁止甲拌磷在蔬菜、果树、茶叶、中草药材上使用”。神农丹的主要成分“涕灭威”也出现在同一份公告里，5月初，山东潍坊的毒生姜涉及使用神农丹，被媒体曝光。对此张春新也有耳闻：“潍坊的神农丹让查出来了，上了电视，卖不动了。”张春新向记者介绍，神农丹主要用于防治根线虫，在西瓜、黄瓜和芹菜等播种前，要把神农丹洒在地里。“不放的话根瘤太严重，”张春新举例说，比如一亩地的西瓜，提前放了神农丹，第一茬就能收5000斤，如果不放神农丹，要减产一半。芹菜是使用神农丹最为严重的蔬菜。张春新介绍，“这里种芹菜的没有不用的”，原因是芹菜太容易生根瘤，如果用了神农丹，一亩地能出1万斤，不用的话，3000斤都难。“你说，谁敢不用？”“神农丹效果好，不少人使劲用。”张春新说，菜农都是“一箱一箱地往地里搬”。相比于其他低效药，神农丹的价格是最贵的。“去年160块一箱，今年贵了，200块一箱。前几天潍坊查出来了，现在不好买了，很多店不敢卖了。”作为苍山的主要农作物大蒜，同样少不了高毒农药的浇灌。张春新介绍，大蒜主要浇灌的农药就是禁药甲拌磷。“不放甲拌磷，地里长得蛆虫太多了，蒜长不出来。”从栽种到收获，通常大蒜浇灌两次甲拌磷。第一次是在每年的10月，菜农们把蒜栽在地里之后，浇水时会添加甲拌磷。第二次则是在春天的2月份，返青的时候，再浇一次甲拌磷。除了蒜，种韭菜时甲拌磷的功效同样很好，每次把老韭菜割过一次，就要紧跟着浇灌一次甲拌磷。“浇过甲拌磷的韭菜长势旺，“乌黑翠绿”，没浇过的就发黄，个头小，卖相很差。”记者暗访买到三种高毒农药,花费不到40元在苍山县县城及县城周边的向城镇、磨山镇等地，新快报记者3次顺利从农药店买到了甲拌磷、甲基异柳磷、呋喃丹。在最初暗访的几家农药店，记者提及这些农药，几家店主均异口同声地表示“没有”、“已经不准卖了”，其中一位女店主告诉记者，县里刚刚开了会，正在查，“你在我们这里买不到了”。但随后，经过一名菜农的介绍，记者来到同样的一家曾表示没有禁药的店里，店主则走进店里隔间，拿出了甲拌磷、呋喃丹等药品。这位店主告诉记者，他知道“这些禁药都是高毒的，虽然效果好但是政府不准卖”，并且“查到了要罚钱”，所以最近只敢卖给熟人。“潍坊那边（毒姜）不是出事儿了吗，到处都在查，我们害怕你是工商的人。”先后在3家农药店里，新快报记者买到了袋装及瓶装的3种农药，累计花费不到40元。以甲拌磷为例，1公斤瓶装液态的价格是12元，500克袋装的颗粒则只需3元。“这些药不赚钱，但是销量大，卖得多。农忙的时候，我这边都是一箱一箱地卖。”店主介绍说。新快报记者买到禁药的3家农药店里，禁用药品都没有摆在柜台上，而是藏在暗处。农资店“不卖显得你不专业，搞得化肥也没人来买了”孙华经营农资店已经10年整，主要销售化肥，另外单独列了一个货架销售农药。“最近进的一批甲拌磷刚刚在5月初卖完。”孙华说，除了冬天，其他季节，甲拌磷、甲基异柳磷等农药卖得很好，利润也不错。液态的甲拌磷进价不到10元一瓶，卖12元，而颗粒状的进价则只需几毛钱，卖到3元以上。孙华的农资店设在四个村庄的必经之路，农药主要卖给这几个村庄的菜农，以甲拌磷为例，500克一瓶，20瓶，一箱，一年大约能卖50箱上下。在孙华销售农药的10年时间里，从未碰到过政府部门的检查，至于记者问及“经营农药是否需要相关资质”，孙华则表示“从未听说，或许应该有。”但他同时不否认自己知道这些是禁药，“听说县里经常开会要查”。因为放在店里气味刺鼻难闻，孙华曾想过不再卖这些高毒农药，并且批发了一些相似功效的低毒药品，但是“销量太差”，并且菜农登门就指定只要高毒的，“你不卖显得你这个店不专业，搞得化肥也没人来买了。”思虑之后，孙华重新购进了禁药。在孙华的描述里，进货的流程同样很简单，并不因为这些禁药的高毒性而有任何难度。“就是开了车去市里的农资市场，一手交钱一手搬药，哪有什么难度？”效果好的可替代的农药不多，在孙华看来是禁药畅销的根本原因。“如果有低毒高效的，谁来买高毒的呢？”孙华说，自己卖过的那些低毒药品，菜农普遍反应效果不好，“买过一次试试，回来第二次还是买禁药用。”菜农之子“亲眼看见他大瓶小瓶地买剧毒的药，怎么吃得下”对于这些禁药的毒性，菜农们心知肚明，但似乎已经相当淡定。与张春新挨着菜地的王孟祥告诉新快报记者，这些自己种的菜大部分卖掉，自己也吃，“没听说有谁吃了有问题的，就是韭菜吃了容易拉肚子”，他说，“哪里的都一样，都是有农药的，难道就不吃菜了吗？那也太讲究了吧。”张春新的儿子张帆在医院工作，多年来坚持不吃父亲种的菜。“亲眼看见他大瓶小瓶地买那些剧毒的药，怎么吃得下？”张帆告诉记者，他吃的菜都是自己再去市场上买，虽然也不能保证其他人的菜是不是也有农药，但是“起码不知道实情，心里舒服些”。张春新认为儿子的行为很滑稽。“谁家的不是放了药的，我放的反而是量比较少的，你去买的那些，药更多。”张春新种的蔬菜除了少部分自己吃，绝大部分批量卖给市场以及本地超市。“市场上买了我的菜，装了车就运到外地了；超市里记下我的地址和电话，也就把我的菜收下了”，张春新说，除此之外，卖菜的过程没有其他的检查环节。（文中受访者皆为化名）这些明禁农药即使是市里的农资市场进货，也只能通过电话由“推销员上门送货”明禁农药滥用调查 溯源一路寻访菜农、农资店老板后，记者顺着这一条剧毒农药的生产销售线索，一路摸索，试图找到生产厂家，却发现农药外包装上的生产厂家地址只是一片居民区。而真正对外批发剧毒农药的厂家，似乎只隐藏在电话线的另一头。“都见不得人，怎么可能让你去厂里谈呢”按照购得的一瓶农药上的生产地址，新快报记者试图找到其在临沂的生产厂家，但在走到其提供的地址时，却发现该地只是一片居民区，根本不存在农药厂。而经销商孙华则告诉记者，为了减少中间的成本，自己也试图直接前往厂家进货，但宣告失败。“即使是市里的农资市场，农药也是由农药厂的推销员上门送货，很难找到他们的厂家地址。”孙华分析说，这些禁止生产的农药，都是那些化工厂偷偷生产的，“都见不得人，怎么可能让你去厂里谈呢？”根据孙华介绍，新快报记者以大量批发为由，联系到临沂市沂南县一家农药厂家的负责人，在问及有无甲拌磷等禁药销售时，该负责人一口回绝，表示“这些是不能生产的，厂里没有”；但在记者几次发短信表示诚意后，对方打来电话暧昧地表示：“可能还有之前的存货，等等帮你问问再说。”“666粉因为买不到，慢慢地就没人用了”“只要没有生产，没得卖，也就没得买了。”在新快报记者采访过程中，问及如何杜绝使用禁药的建议，无论是菜农还是农药经销商，都给出了这一观点。有菜农以曾经一度泛滥的“666粉”举例，剧毒农药666粉因其高效的杀虫作用，曾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我国农田大量使用，后被正式禁用。“因为查得严，这些年已经很难买到了，即使听说还有，但是也不好找。”菜农告诉记者，“因为买不到，慢慢地也就没人再用了。”在接到农药厂家负责人电话表示“可能还有存货”后，记者随即在临沂市农业信息网的“质量监督”板块看到，有关市内各辖区对于农药市场监管的工作与行动一直紧锣密鼓。其中，5月10日的一则信息是：“苍山县积极开展禁限用农药监管和农产品质量安全隐患排查工作。”"逆着潮流种菜，太难了。如果都不用药，也不现实，要是菜价都像我这么高，普通老百姓吃什么？十几块钱一斤的菜，他们怎么吃得起？"周江宁说即使是在超市开了绿色柜台，他也不敢扩大规模，因为销售市场就那么大。不用毒农药的蔬果普通人吃不起别处卖8元一斤的草莓，这里卖到20元才能收回成本批发市场的菜贩不敢进货，只能引高消费群开私车进大棚现买现卖在苍山县，并非所有菜农都使用禁药。一度也投身于农药大军中的周江宁在五年前做出决定，弃用高毒农药，改用低残留药品种绿色蔬菜。五年之后，虽然自己的绿色大棚办得顺风顺水，但他却感叹自己的种植模式无法推广，规模也得不到更大的扩张——他的菜价太高了。人工成本大幅提升2007年，周江宁贷款在县城边缘承包了30亩农田，全部种了大棚。为了学习先进的种植技术，他专门去日本呆了一个月。回到苍山，周江宁聘请了几个当地的劳力，开始一套绿色种植模式。首要的标准就是摒弃用了多年的剧毒禁药，不只是甲拌磷等高效药物，即使是一些不在国家禁药名单之列，但是残留较高的高毒农药，周江宁也坚决不用。根据自己种植的黄瓜、西瓜、西红柿等作物的需求，他选择了一批低毒无残留的低效农药，甚至在某些作物上干脆不用农药。选择这些药品需要付出的代价是，人工成本的大大提高。平时的一亩黄瓜，按规律用过几次高毒农药后基本虫子可以绝迹，而周江宁的种植大棚里却需要按时进行人工除虫。一天除虫不及时，一批蔬菜就可能就此一蹶不振。另外，低效农药需要多次喷洒，并且为了确保无残留，间隔时间及数量控制均要有严格的人工把关。为此，周江宁不得不加大聘用的工人数量，“一年的人工成本最低也要在20万块以上”。太贵了菜贩不敢要即使是在人工成本上不断投入，仍然避免不了虫害的蔬菜产量依然无法和使用高度农药的田地相比，相同面积的田地，周江宁大棚的产量最多只能到普通田地的三分之二。而在投入了大量的成本之后，想要盈利，周江宁唯一的办法是，出售时菜价远高于普通田地。从逻辑上看，绿色蔬菜的高价是合理的，但是，考虑到周围的消费水平，周江宁不得不面临没有市场、难以与普通田地竞争的问题。“就说草莓吧，其他地里都卖七八块钱一斤的时候，我这里必须卖到20多块才能收回成本。”周江宁说，怎么去找到自己的市场，成了个大问题。苍山县传统的销售模式是，菜农把蔬菜集中到几个批发市场销售，市场方面的菜贩一车一车地把蔬菜销往国内上海等大城市。对这些市场上的菜贩而言，每一分钱的批发价格的波动都极为敏感，至于周江宁的动辄几倍于他人的绿色蔬菜，这些菜贩选择敬而远之。“他种的再好我们也不要，”在批发市场，一名常年往苏州卖菜的菜贩告诉记者，“所有往外的销路都是固定，价格的波动也是按照市场来的，他的那些绿色青菜太贵，我批发了到那边，找谁卖？再说了，他说是绿色的，我怎么信？就算我信了，人家怎么信呢？”开放大棚现摘现卖在传统的批发市场面前，周江宁的绿色蔬菜是一个另类。为了解决高价蔬菜的市场问题，周江宁想到的办法是，一方面加大宣传力度，“把绿色和安全这两个品牌打出来”，另一方面，周江宁在四处寻找外地市场无果的情况下，干脆放弃了蔬菜对外的批发，瞄准了本地的市场。“虽然是个县城，但是一部分人的消费能力还是有的，”周江宁分析，“就挣这一部分钱。”想要证明自己的蔬菜是绿色的，放在市场上同时卖，周江宁没有任何说服别人的理由，于是，他把市场搬到了种植大棚——现场采摘现场卖。在第一年亏损之后，绿色种植的第二年，消费能力较高的人群开始开着私家车前往周江宁的大棚买菜，几家超市也开始建立合作关系，专门提供了绿色柜台。五年后，周江宁的绿色大棚实现了菜价几倍于普通农田，蔬菜却并不愁卖的局面，如今一年的净利润在三四十万元。但这种绿色模式因其销售市场太小，并不能看到推广的可能性。“有消费能力的就那么一拨有钱人，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来买我的菜，即使是我自己，暂时也没法再扩大规模了，因为本地销售市场就那么大。至于外地市场，一直在寻找，但是暂时也还没有突破。”周江宁感叹说，“逆着潮流种菜，太难了。如果都不用药，也不现实，要是菜价都像我这么高，普通老百姓吃什么？十几块钱一斤的菜，他们怎么吃得起？”反思报告：土壤检出农药残留严重；现实：国家禁限用农药堵而不绝。这不禁令人引发这样的联想，普通农药的使用是否更为泛滥？连日来，受访的菜农均给出了这样的回答，“菜还很多查不出来，谁能查到农药用了多少？”专家介绍，国家禁限用农药，源于这些农药的剧毒性以及残留时间过长对环境的影响。此次新快报记者在山东、广州捕捉禁限用农药踪影的同时，也试图解开为何禁而不止的谜团。■新快报记者 阮剑华 王琛生产的违规成分标示不清未提限用规定作为禁限用农药泛滥的源头，记者连日来苦心寻找生产厂家。记者所购买的“呋喃丹”、“氧乐果”，在包装上与其他普通农药无异。其中“呋喃丹”外包装显示生产日期为日，产自江门新会区农得丰有限公司。网络上搜索该公司，显示经营范围为复合肥。包装上简易说明了用途，可防止甘蔗螟虫。但对于国家的限用规定只字未提。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氧乐果”等农药包装上。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农药在成分上标识相当不清，仅显示了农药的种类，并无具体化学成分标识。据某无公害农庄老板老黄（化名）透露，这些农药的生产主要来源于两种，一种是正规厂家偷偷生产，一种是非法作坊私自调配。销售的混乱菜农难以辨别听凭商家介绍由于禁限农药无法光明正大销售，进货渠道也由批发转向农药销售员直接上门兜售。在记者购买农药的过程中，店主不停向记者推介农药。如，记者想购买“杀虫脒”，店主取出一批农药称“这就是差不多的了。”不过，在这些农药的外包装上，却无法判断出成分是什么。“一般农民根本不可能知道自己在用什么农药，都是老板说了算。换个角度想，老板也想生意好，自然会推销一些毒性强的农药，农民听效果好，自然就用了。”老黄说。菜农的选择或致慢性中毒收入未必更高“菜贱伤农”，原本在田地里每天辛劳的菜农，在使用高毒农药这个问题上，俨然成为人人口诛笔伐的对象。但在新快报记者采访过程中的体会是，其实菜农本身才是高毒农药最大的受害者。在农药的销售和使用的环节中，菜农是真正和高毒农药接触最密切的人群。像甲拌磷等剧毒农药，散发着刺鼻的气味，记者只是拿着拍了几张照，就感到被其气味熏得头晕。在甲拌磷的毒性介绍上说，短期内接触（口服、吸入、皮肤、粘膜）都可能引起急性中毒。长期接触也可造成慢性中毒，主要有神经衰弱综合征、多汗、肌束震颤等。在销售过程中，销售商只是需要搬运，隔着包装，不需要打开，对农药的接触较轻微，而在使用过程中，菜农必须亲自用手打开，在浇灌工具里进行配药。在这个过程里，保护措施简陋或者说根本没有保护措施的菜农完全暴露在剧毒农药的侵害下，由于喷洒或者浇灌过程持续很久，菜农每次作业都是一个中毒的过程。只是由于慢性，所以这种中毒被忽视了。在关于几种如甲拌磷的剧毒农药使用说明里均有介绍，“农药用后的空瓶必须洗净打碎深埋，或交回有关部门集中处理，严禁做其它使用”。但新快报记者在采访过程中看到，田地里随处可见用过后的空瓶或者包装袋被随手丢在田埂，其造成的后期污染根本得不到菜农的重视。而由于田地里往往要在水井处配药，所以水井处的水质污染最为严重，菜农们在劳作过程中的饮水、洗脸等也恰恰是在水井边进行。这种水源的污染令人触目惊心，菜农却丝毫不知。另外，从市场角度讲，为了增产，菜农们普遍使用了剧毒农药后，户户增产导致的结果是相同蔬菜总量的倍增，直接结果是菜价反而由于供大于求而下降。如果菜农们都不使用农药，虽然产量会降低，但“物以稀为贵”，每单位蔬菜价格的提升，最后给菜农带来的总体收益未必下降。大规模施用高毒农药造成的后果只是中了毒、出了力，反而未必收入更高。而一旦施用农药被曝光，市场拒绝购买其蔬菜，“坏掉了名声”，则对农业生产是长期的打击。从各种角度看，不管菜农吃不吃自己种的菜，其自身都是禁药滥用的最大受害者。回应广州市农业局：将派员调查就国家禁限用农药仍在普遍使用一事，记者昨日采访了广州市农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国家禁用农药有明文规定，肯定不能使用。不过限用农药要视实际情况而定，他们将派出工作人员前往调查，并尽快给出处理结果。市民如果发现禁限用农药在使用，可拨打市农业局农药化肥种子举报电话020-进行投诉举报。现状广州农药需求量大在此前记者采访该局时问及农药监管的难点，该局回应说广州市蔬菜种植面积大，复种指数高、种植期不一，蔬菜田间气候变化大，带来病虫害发生种类多，主要病虫害达50多种，农药需求量大。由于农药品种繁多、不同的农药品种有不同的使用方法，给农民的安全使用带领了较大的困难，从而导致农药残留量大，污染环境。对于农药使用，市农业局表示有明文规定。《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五十条规定：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销售的农产品含有违禁农药成分或农药残留量超标的，责令停止销售，追回已经销售的农产品，对违法销售的农产品进行无害化处理或者予以监督销毁；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农药管理条例》第四十条第四款及《广州市农药管理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不按照国家有关农药安全使用规定使用农药的，根据所造成的危害后果，给予警告，可以并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 (新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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