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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妇女婚姻观的法律文化学思考.pdf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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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民族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农村妇女婚姻观的法律文化学思考
姓名：杨蜜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法学理论
指导教师：邓红蕾
座机电话号码
中南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农民婚姻问题是我国法治建设进程中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农村妇女作为
农民之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 研究其婚姻行为与婚姻观念 在建构和谐乡
村社会中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那么农村妇女婚姻的现状如何 理想的农
村妇女婚姻观又应该如何构建 本文试图从法律文化学的视角对此做出探究
本文基于中国社会转型时期这一特定历史阶段 从法律文化学的角度着手
通过对农村妇女婚姻观的概念 现状 产生原因等问题进行探讨 提出如何构
建农村理想婚姻的具体措施和途径
论文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从法律文化学的角度对婚姻的概念进行分析
指出婚姻是一种制度性文化 因此本文选取法律文化学的视角 去探讨社会制
度对婚姻观念的指导与规范作用 以期对构建农村理想婚姻观提出一种宏观的
理论框架 第二部分论述了我国农村妇女的婚姻现状 并揭示出农村妇女追求
的理想婚姻之目标所在 第三部分就我国农村妇女婚姻现状进行成因分析 指
出乡村社会及其文化对农村妇女婚姻观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第四部分基于法律
文化学理论 对当前我国农村妇女婚姻观的建构提出建议
论文的重点为第四部分 在这一部分 本文力图借鉴中庸思想的合理内核
及基本方法 从法律文化学的视角出发 去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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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戊班女生
文章提交者：拔剑长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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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班女生寻觅上个世纪初知识女性走过的路缅怀弥漫于那个时代的浪漫情怀1918年夏，位于武昌黄土坡（即现在的首义路）的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曾为第39中，现为武汉女子高中）又招了一个班的女学生。按顺序这个班称为“戊班”。戊班的新生中，有来自枣阳的烈，来自黄陂的陈碧兰，来自应山的庄有义，来自汉阳的徐全直（籍贯沔阳），来自武汉的夏之栩（籍贯江苏）。新上任不久的校长王式玉对这批年龄小、文化水平比较整齐的女孩子很看重。开学典礼上，他嘱托孩子们：“你们是我招的第一班学生，要好好读书呀。”湖北女师以培养贤妻良母为宗旨，一向以校规严整、管束严厉而闻名。陈碧兰回忆说，王式玉曾经留学日本，特别注意校容整齐和清洁卫生，因而在这方面成为武汉学校的模范。有钱人家都争相把女孩子送到这里来。也难怪，那个年代，不论是谁，送女孩读书，首先考量的就是学校的管理是否到位。失学事小，失节事大。女孩子的名节，在那个年代是天大的事。新生入校后，一律梳髻、束胸、着青裙，连补鞋袜都必须统一，不得剪发和作其他打扮。学生住宿学校，不许随便会客、通信；不许出校门，家住本市的学生每周可以回家一次，但必须由家长拿“循环薄”(即出入证)来接，登记签名，手续完备后才能放人。而外地的学生就只有寒暑假才能出校门。学习期间，不能中途结婚，结了婚必须退学，已婚者当然不收。每天早晨都要集合举行“朝会”，由校长和学监训话，内容除反复申述学生应遵守的校规外，还有就是阐述一些的箴言品行、忠孝节烈的故事。教国文的老师，用陈碧兰的话说，都是些头脑冬烘的老学究。戊班女生大多来自各地有钱人家。但也有例外，徐全直的出身就很苦。父亲徐世安早年在武昌参加，应该属于老干部了。后被任命为湖北陆军测量局审查兼新民实业学校校长（比照现在的职级可能是属于处级干部）。1915年，他被诬为“乱党分子”逮捕下狱。全家也跟着掉进苦难的深渊。走投无路的母亲只好带着三女一子寄人篱下。徐全直的舅舅早亡，而舅母待她一家非常刻薄，如同长工。后来又逼徐全直同志嫁给一个鸦片烟鬼。徐全直人穷志不短，以她的刚烈性格，岂肯就范，在母亲的支持下，愤然出逃，来到武昌，并考取了女师。这些有着不同经历的少女进入女师后，的确不辜负王校长的厚望，循规蹈矩，刻苦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对贤书。日子过得虽然沉闷，却也宁静。但时事不由人。1919年，“”的浪潮席卷全国。外抗强权，内惩国贼的吼声呼啸大江南北，武汉三镇也沉浸于激情风烈、愤气云涌之中。5月18日下午，武汉各校三千多名学生齐聚阅马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沿途散发宣言、传单。传单也飞进了阅不远的女师封闭的校园，女学生争相传阅，一颗颗纯净善良的心顿时开裂了！她们悲愤痛哭，顾不得威严的校风校规，哭着喊着冲进校长办公室，要求走出校门去游行，以表达自己的爱国情怀。王式玉校长第一反应是拒绝，但看到孩子们一个个如此激动，多少有些感动地说：“爱国何敢后人……”王校长认为，出校游行可以，但一定要守纪律，讲规矩。校方精心安排了游行：几十个女孩子打着校旗，由两名校役（现在称行政干部）前后引导压阵，穿过大街，走过小巷，安安静静地转了一圈回到了学校。王校长站在办公室的窗前看着她们平安归来，悬着的心也放下了。在“五四”的冲击下，保守的王校长也引进了几位新潮教师。其中就有陈潭秋、刘子通、黄负生诸先生。他们都是湖北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此前，李汉俊作为知名学者也被邀请到校做了一次关于“妇女问题”的演讲，他把妇女问题与社会问题联系起来，强调妇女要取得同男子平等的地位，首先要谋取经济独立。他的这些演讲，许多女生听 着是很漠然的，但烈、陈碧兰、徐全直等人听着却提醐灌顶，如沐春风。刘子通就教戊班的国文课。他一来，就大刀阔斧地改革国文教材，猛烈抨击文言文，提倡白话文，还从各种新思想的杂志和副刊上收集和选择有价值的论文和文艺作品作为国文教材，油印给学生。刘子通先生讲课也很有意思，他双手交插在袖口，两眼眯成一条缝，样子怪怪的，但却声音宏亮，天南地北滔滔不绝，旁征博引海阔天空，从到，从妇女解放到社会革命。长期被僵死的束缚的女学生们，一下子被刘先生所展示的新知识、新思想、新天地吸引住了。她们最爱听他的课，在他恢谐生动的指导下，兴趣盎然地用白话文写作文，有的编织少女美丽的梦想，有的抒发自己对社会和人生的一知半解、真挚情怀。思想的解放也反映到了日常生活中。烈回忆，她们开始偷偷松开那压抑的束胸背心，大胆地剪去梳髻长发，更的是不经批准就溜出校门参加各类。放假回家时，女生们还向父母宣传独身主义，这在当时也是很时髦的哟！当然，目的是要求父母解除原来的婚约。刘子通先生执教一年后，学校收到了许多学生家长的来信，指责刘先生违背国情，宣传赤化，贻害子女，强烈要求将他解聘。加上这个时期刘子通又连续发表了几篇猛烈抨击当时腐朽教育制度的文章，终于激怒了教育界当权者。1922年初，刚放寒假，刘子通先生就被学校解聘。(二)春节后，学生们回到校园，听说刘先生被解聘的消息，愤怒极了。徐全直、夏之栩、杨子烈、陈碧兰、庄有义带领班上的同学冲到校长室，痛哭流涕地请求收回解聘刘子通的成命。王式玉当即拒绝了她们。于是，学生们在陈潭秋的领导下宣布罢课。戊班女生在这次罢课行动中成为校方的主要对立面，她们团结其他各班学生，以各种方式表达她们对校方的抗议和对当时教育制度的不满。王式玉校长很生气。没想到他曾寄予厚望的这几个学生竞成了他的政治对手。更令他生气的是，徐全直、夏之栩、杨子烈、陈碧兰，还有其他班上的学生李文宜、袁溥之、袁震之等人开始与一些社会激进团体接触（何止接触？这年五月，经陈潭秋、包僧惠介绍，她们在刘昌群家里正式加入了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成立了团支部，学习了《共产主义ABC》等主义知识书籍，积极参与各项社会活动）。王校长不能坐视自己苦心管理的学校出现叛逆，学校放暑假后，他给徐全直等五人和袁氏姐妹的家长分别写信，说你们的孩子不遵守校规，影响教学，是害群之马，其他学生的家长意见很大，学校办不下去了，请将她们转到别的学校去读书吧。戊班女生本来是要升入毕业班了，王式玉突然来这一手，等于是变相开除她们五个人。被通知转学的五位同学聚集在夏之栩家中，越说越生气，最后决定要与王老头斗到底。开学后，她们把行李交给其他同学带进，然后空手跨进校门，找了间房子住下来。饭堂里没有她们吃饭的桌子，她们就坐到两个校监的桌子上去吃。上课了，她们同样到教室找座位。(呵呵，那个时代的学生真是厉害!)王式玉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五位“革生”不执行校规，恼羞成怒，通知教师不给戊班上课。结果开学一个月了，戊班都没课。一些学生家长又不干了，跑来施压，要求王校长挂牌开除这五名学生。王式玉没听这些家长的，也许是出于维护学校声誉的考虑，不想把事情闹大，他亲自与高等师范学校联系，请高师开女禁，然后请这五名女生投考，以此来化解矛盾（我感觉王校长虽然思想守旧，还是有点妥协精神的，这点值得表扬）。但五名女生坚决不同意，于是，双方都没有了退路，学校也撕破脸了，公然挂出了开除五名女生的牌子。矛盾激化了，震动全省的女师学潮在当天爆发。一大早，五名女生把王校长堵在校长会客室门口，不许他走。参加“朝会”的几百名学生也被同情者鼓动起来，他们冲向学校大礼堂，摘下开除五位学生的木牌，由李哲时同学高举双手率领着，一齐蜂拥到校长会客室，把王式玉团团围住，把木牌掷在他面前，用脚乱蹬。当时的现场一遍混乱，有的女生放声大哭，有的叫喊和咒骂，还有叫喊要打校长，群情激愤到达极点。王式玉一介书生，哪里经历过如此场面，当时就面如死灰。他实际上被学生扣押了，几十个女生重重包围着校长室，不准他外逃，要他收回成命，否则就请他辞职。校门外悬挂着一长贴幅，以墨笔写着“驱逐教育界蝥贼王式玉”的大白旗，校门由几个雄纠纠的同学把守着，不是我们方面 的人，一律不许出入。学校的电话也被学生接管。呵呵，我以为只有文革才会有学生夺权的场景，看了陈碧兰的回忆录，我才知道，1922年，武汉也发生过学生夺权的一幕。武汉地区学生联合会得知后，很快发表《宣言》，号召武汉三镇中学以上学校全体罢课，声援湖北女师和外国语学校（当时该校也在闹学潮）。消息传来，女师的学生欢呼雀跃，立即整队开往教育厅静坐示威，在那里坐了两天一夜。声势浩大的女师学潮震撼了，引起了社会进步力量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共产党湖北区党委负责人、出面请武昌高师教育长李廉方、中华大学校长陈时、教授李汉俊、大公报负责人袁达三、武汉中学校长刘觉民等社会名流出面调停。条件是：校长王式玉辞职，五名女生发给毕业证书，提前毕业离校；为了不荒废学业，陈时接她们到自己家中开办补习班，请，陈潭秋、李汉俊、黄少谷等13位老师给她们上课，直到这学年寒假。女师学潮持续时间长达五个月之久，是武汉上也不是一件小事。王式玉成了这场学潮的最大输家，他最后也有点疯狂，上书湖北督军萧耀南，对刘子通横加诬蔑。萧某人当然不是什么好鸟，他后来成为镇压二七大罢工的元凶，是杀害施洋、林祥谦烈士的刽子手。他即刻悬榜通辑刘子通。刘子通只好忍愤北上，在北京找到先生。介绍他到北京教育部任职。在北京，刘子通继续参与共产党的各项活动，当陈碧兰、徐全直和烈在京求学过程中，继续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他是女生们最贴心最依赖的老师。只是由于积劳成疾，贫病交加，终于卧床不起。1923年，教育部把他送回黄冈老家医治疗养。拖了不到一年，于1924年3月病逝。王式玉后来是个什么情况，我查了许久没有结果。在陈时家里补习课程的五名女生不久也开始各奔前程。先是杨子烈在利子通的帮助下，先行去了北京进补习学校；接着是庄有义在陈时的帮助下进了英文专门学校读书；随后陈碧兰和徐全直也在李汉俊和刘子通的帮助下，赴京进入补习学校。只有夏之栩只身留在武汉。不管怎样，这次学潮成为她们人生的第一个重大转折。因为她们在学潮中表现突出，成为当时党组织重点培养的对象，各方面都有党史组织的照应，理所当然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关于她们后来的经历，有的被广泛宣传，如徐全直、夏之栩，因为她俩都是正统的中共党员，丈夫(分别为陈潭秋和赵世炎)的地位也一直得到执政党的肯定。其他三位情况就大不相同了。陈碧兰和她的丈夫彭述之，成为坚定不移的托派领导人；杨子烈的丈夫在工作期间，由于屈服王明而获党内巨大的权力，成为和鄂豫皖苏区的太，后来又投靠成为叛徒；庄有义的丈夫陆沉一度是也是中央委员，农工部长，省委书记，后来在革命低潮时沉沦下去，投靠，在中被汉*害。这样，陈、杨、庄和他们的丈夫就成为中国政治舞台的失败者。中国的传统，对失败者除了批判，少有全面记叙，她们的回忆录不可能在内地出版。十几年前我只看到了杨子烈的回忆录《住事如烟》，陈碧兰的思想、性格和经历是我最感兴趣的，却得不到一点信息。感谢互联网使我看到了她写的《我的回忆》前半部分。得以了解这位与我老婆同乡同姓，且颇具个性的女职业足迹。再次谢谢互联网。本文内容为我个人原创作品，申请原创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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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遗憾，我手上也没有张昆弟更多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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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长(本人曾在军队企业工作，对老兵统称班长)您好：看了您写的研究文章《戊班女生》，很是佩服； 不知您文章中提到的张昆弟，您有没有研究；张昆弟是我伯爷爷；（详见亿亲网的公益馆“张昆弟纪念馆”）本来这段历史对我这个年龄的人来说是非常遥远的，但由于家族长辈对该名人物所赋予的历史厚重感是不止于沧桑的--张昆弟至今没有墓碑；家族后人在那段政治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其实受尽了残酷的政治迫害的，但正是因为这样，其继子张雁书老人才委托我一定要向领导反映，争取让这个为革命坎坷一生，魂断洪湖而尸无葬处的先烈有个墓碑；；于是我很是认真的研究了《李维汉回忆录》、《中国共产党组织史》、《中国共产党英烈志》等史料作品；对您写的这段文章，很是认同。我现在，受族人长辈委托，希望给张昆弟写本书，不知道是否可以请您来提提意见。祝您工作愉快、深圳小张 湖南人在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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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庄有义庄有义的资料很少。因为她的丈夫陆沉在党内较早就沉沦了。1923年，“二七”惨案后，庄有义随陆沉离开武汉来到安源领导安源煤矿工人运动，并在这里结婚。陆沉是黄冈人，与陈潭秋、恽代英、林育南是同乡。1922年加入中共。在安源，他成为继李立三、刘少奇之后的工人俱乐部主任。庄有义则与徐全直同在工人子弟学校教书。1925年发生了“安源事变”，俱乐部副主任黄静源被军阀杀害。白色恐怖下，工人兄弟把陆沉夫妇送出安源。1926年9月，他们从上海来到广东，陆沉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和黄埔军校当教官。年底回到武汉，任湖北农协委员长。党的“五大”时，陆沉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大革命失败后，陆沉把庄有义送回就山老家，自己参加了秋收暴动，后又任江西省委书记。1928年底，陆沉和庄有义到了上海。这时，革命正处于低潮，他们对前途感到迷茫悲观。庄有义开始拖陆沉的后腿，组织上派陆沉去黑龙江任省委书记，他不去；又派他去浙江任省委书记，他又不去。庄有义对陆沉说：“要去你去，我是不离开上海的。”于是，陆沉就留在上海做基层工作。待遇当然就差多了，要自谋生活。陆沉靠教书、写文章度日，度日艰难，思想消沉。1930年，他们脱党了。1931年，林育南在上海被捕。他的父亲四处借贷营救，东拼西凑了250块大洋寄给陆沉，求其没法营救。但林育南很快就被国民党杀害了，寄来的钱也被陆沉花光了。眼见陆沉日益潦倒，庄有义一度闹着要与他离婚。后来，陆沉投靠了国民党，他写的万言书很受陈立夫赏识。于是，夫妇二人来到南京，参加了中统，在徐恩曾手下干活。这时的陆沉，花天酒地，醉生梦死，行为非常龌龊。抗战爆发后，陆沉参加了台儿庄战役，随后又到山东任国民党的特派员和鲁东行辕主任。1940年，他在鲁东领导一支抗日游击队，结果被伪军杀害了。他死得很惨，汉奸们用石头砸他，脑浆都砸出来了。这一年，他40岁。庄有义没有去山东，她带着儿女从武汉撤到恩施。接到陆沉死讯后，她去了重庆，并与徐恩曾勾搭上了，得了一个“专员”的头衔，实际上是只拿钱不干活。1941年，她在贵州遵义担任保育院院长，同时用政府发给的陆沉的抚慰金与张国焘一起做生意。抗战胜利后，她又回到上海，在“善后救济总署卫生组当总务科长，又与张国焘、杨子烈一起开当铺，结果亏了血本。1946年秋，庄有义因脑溢血死亡。顺便说一下，庄有义老公陆沉有个妹妹叫陆若冰，肌肤白嫩，五官清秀，亭亭玉立，风姿绰约，曾经是林育南恋人。后来又成为林彪的梦中情人。她与林彪都是共进中学的学生，林彪经常帮助她的功课。但她坚决拒绝了林彪的追求。回信道：“育蓉，来信收到。目前，我的学习很紧张，没有考虑个人的婚姻的打算。盼你学习，并取得成绩。即颂，时绥！”几十年后，陆若冰回忆道：“林彪打仗胆大，追求女人胆也大。那时，社会上有‘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下无媒不成婚’的说法。在那个年代里，他不找媒人说亲，直接向一个姑娘求爱，这是很少见的。我拒绝林彪的原因有四个：其一，他比我小。那时有只许男大女十岁，不能妇大男一岁的风俗，我是一个姑娘，不能在婚姻问题上让人指责。其二，我太年轻，书未读完，一心想学知识，觉得婚事处理早了，对学习不利。其三，我知道他在老家有未妻，我不能做拆人家墙角的事。其四，我看不上林彪，青年时的林彪个性奇特，形象太差，特别是他头上长的黄癣，看着很不舒服……”收到陆若冰的回信，犹如一盆凉水从天而降，不仅浇灭了林彪熊熊燃烧的爱情之火，而且极大地刺伤了他那颗孤傲的心。林彪发誓，大丈夫当以事业为重，不做出一番惊世伟业，决不涉足情场。从此，他紧闭心扉，潜心学业，言语越来越少，成绩越来越优。一年后（1925年），在堂哥林育南的帮助下，他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党员。本文内容为我个人原创作品，申请原创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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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陈碧兰陈碧兰出身于黄陂县的一个望族。她的祖父是秀才兼进士，父亲也是秀才，并留学日本。回国后就在她堂叔陈时创办的武昌中华大学（今华中师大）任教授。这个家庭的特点就是比较开通，其一，家族的女性不缠足；其二，鼓励女子上学读书。陈碧兰读了几年私塾后，十岁那年，就被父亲送到武汉上学。那时黄陂到武汉，先是坐轿子走二十里路到横店，再转乘两小时火车到大智门车站。然后坐黄包车到江边，转乘火轮，过江约一小时。这点时间，够今天从武汉到十堰了。学潮后，补习班没坚持多久，先是杨子烈通过刘子通去了北京，再是庄有义通过陈时进了英文专门学校。1923年春，陈碧兰和徐全直去了北京。武汉只剩夏之栩一人。在北京，她俩先住在国会议员胡鄂公的私宅，后搬到国立女子师范学校，并被编入北京区的党组织，与李大钊、李汉俊等领导人有了密切接触。从她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她对启蒙老师都很敬重，如李大钊、陈潭秋、刘子通、李汉俊。有一天，庄有义从武汉写来信告诉她们，夏之栩与陈潭秋恋爱了。当时徐全直便茶饭不吃，整夜失眠，并决意放弃学业回武汉去。原来她一直暗恋陈潭秋。徐全直回武汉两周后，夏之栩手提包袱来到北京，流着泪告诉陈碧兰：“徐全直一直要我来，说是为了挽救我；她自己准备留在武汉不来了。”在陈碧兰眼里，夏之栩是一个性格柔弱、沉默寡言的女子。由于经济原因，在北京读私立大学很困难，陈碧兰随包惠僧去上海读上海大学，夏之栩则随李汉俊回武汉当他的私人秘书，杨子烈仍留在北京自谋生活出路，她这时已经与张国焘同居了。这是1923年9月。到上海后，陈碧兰住在蔡和森与向警予的家里。她对向警予的描述：向警予是一个身材矮小，面貌清秀、口齿清爽的妇人，态度超乎寻常地严肃，不和蔼不热情，不爱与同志们交谈，清教徒的色彩很浓厚。陈碧兰对向的印象总是不好，感觉向对她的生活上不关心，住在一起没有话说。相比之下，作为湖北老乡，包惠僧对陈碧兰要热情多了，带着她分别访问了陈独秀、邓中夏、瞿秋白、施存统。一见面，陈独秀就对她鼓励了一番：“从陈碧兰同志的历史和斗争的经过看来，她是一个很有希望的女同志，上海方面就缺少能够接近群众的女同志。她最好一方面学习；同时做点女工运动。”瞿秋白也一口答应了帮助她进入上海大学学习。当时，瞿秋白的夫人还是王剑虹，她与丁玲、王一知（施存统夫人，后嫁张太雷）都是湖南老乡，铁杆朋友。其中王一知最漂亮。年轻时的陈碧兰也是个美人，加上湖北老乡的引见，她的起点当然很高。不久，陈碧兰搬到瞿秋白、施存统两家合住的宅子了。与她同住的还有丁玲。1924年春，陈碧兰得到了一次机会。中央决定派李大钊、张太雷等到苏联参加共产国际五次代表大会，附带陈碧兰一同去并留在苏联学习。她早就盼着留学苏联，当时真是一阵狂喜。但困难也很大：200元路费要自筹（后来去苏联的经费都由苏联提供了）。施存统知道后，在党内发起募捐活动，主要是找当时在国民党部工作的共产党员，因为这些人的工资收入都不错。瞿秋白、施存统、毛泽东、邓中夏都给了20元，罗章龙和沈泽民没在国民党任职，收入不高，也分别给了20元。这样，200元很快湊齐了。这令陈碧兰很感动，临走前，大家都来送她，她不禁失声啜泣。到北京后住在杨子烈夫妇的家里。一天，一直在追求陈碧兰的黄日葵（北大学生，北京青年团书记）来看她，并和几位同学在寓所准备了饯行晚餐。陈碧兰的老同学杨子烈带着张国焘也参加了晚餐。结束后，黄日葵坚持要留她同游中央公园春天的夜景，没有与杨子烈与张国焘一同回去。翌日清晨五时许，北大学生范鸿劼（27年与李大钊同时被杀害）跑来报告说：张国焘夫妇被捕了！范对碧兰说：“幸亏你昨夜没回去，否则也会被抓去。你的箱子也一起被带到监狱里去了。”陈碧兰赴俄的签证、旅费和一切必需的东西全在箱子里。听到这消息，陈碧兰呆了，转而伤心地哭泣。虽然黄日葵和他的同学天天极力安慰她，但她却终日以泪洗面。李大钊等人动身的那一天，她痛不欲生。除了一身衣服，陈碧兰这时是一无所有，同时还受到当局通缉。在这段最痛苦的日子里，黄日葵给予她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爱护。她与他同居了。黄日葵从家里要了300元钱作为她的旅费，并准备与她举行婚礼，但被她拒绝了。她不想当旧式家庭的妻子。这一年的秋天，陈碧兰动身去天津。早上，黄日葵和他的同学，还有胡鄂公、夏之栩、刘仁静等都来大前门火车站送她。火车晚点，送的人在车站就等了大半天，中午又共进午餐，陈碧兰要他们回去，他们都不走，坚持把她送到车上，火车移动时，他们才急急忙忙地跳下车。夏子栩跳车时，还跌了下去，幸亏没受伤。黄日葵和刘仁静来不及跳车，送了一站路才下车。那个时代的人多么真挚而浪漫。陈碧兰出国真是一波三折。深夜到天津后，刚住进旅馆，又发现护照不见了，也想不起来是在哪丢的。她再次失声痛哭。幸运的是，第二天她去在电车上，有几个青年学生看了她半天，问她是否叫陈碧兰？并告诉她，他们昨天在车站接人时，捡到了她的护照。两天后，陈碧兰一行到大连。再经长春，从哈尔滨乘西伯利亚的火车向莫斯科进发。两个星期的旅程，让她感觉无限的快乐和兴趣。秋末的一天清晨，他们到达莫斯科东方劳动共产大学，与蔡畅、史静仪、郭隆真、麦怡君同一宿舍。大学中国旅莫支部书记是罗亦农。委员有王一飞、袁庆云、刘伯坚、陈乔年。当时留学生的来往信件，支部委员都要先看看，这其中当然包括黄日葵给陈碧兰的情书。后来，他们找陈碧兰谈话，说黄是个小布尔乔亚的公子哥儿，要她不要与黄来住了。她为此作了答辩，解释了她与黄的情感发展历程，并保证与黄保持同志关系。后来，李大钊还与她谈过一次，鼓励她动员黄日葵来苏学习，因为黄一直是李大钊的追随者。不过，她与黄日葵的关系也就从她离开北京后就结束了。她在苏联期间，与罗亦农建立了同居关系。黄日葵后来成为广西党的主要负责人，并参加南昌起义，于1930年在上海病逝。在莫斯科的学习生活，陈碧兰的回忆录中有祥细的记载，主要是政治理论学习，包括阅读和讨论。学习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批评制度，小组批评，大会批评，还要把所有的批评集合成批判词，每月公布在宿舍走道上供大家观看。陈碧兰说，这种批评制度过去是没有的，它源自斯大林对付托派所采取的一种斗争方式。不过，作为过来人，陈碧兰对它的评价不太好，说容易摧毁同志的自尊心，同时也是在浪费大家的精力和时间。比如支部要求每个人必须要与几个同志个别谈话，谈话的情况要填入表格交给支部，弄得大家很不自然地硬去找人谈话，当时蔡畅和李富春是夫妇，为了完成任务，他俩总是结成对子谈话，结果引起一些同志的不满。陈碧兰比较喜欢的有两项活动，一是大会演讲，二是辨论。1925年的三八妇女节之夜，她被邀请到两处会场演讲，最自豪是在莫斯科红场召开的为中国的五卅运动举行的大会，她代表中国留学生登上主席台，与各国共产党领袖站在一起并发言。关于辨论，她有一次祥细的记录：一个春光明媚的星期日下午，在莫斯科的一个别墅花园里，旅莫支部的六男五女在碧绿的草地上坐成一个圆形，讨论的题目是“革命家的恋爱观问题”。主持人是王一飞，刘伯坚先发言，他说：“我们不仅要排斥封建社会‘才子佳人’的恋爱观，而且也要反对小布尔乔亚的恋爱理想主义或至上主义。”接着是陈乔年发言，他是个“杯水主义者”，认为“革命家没有结婚，也没有恋爱，只有性交，因为革命家的生活是流动性的，因而不能结婚；同时革命家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搞那种小布尔乔亚恋爱的玩意，所以没有恋爱。走到那里，工作在那里，有性的需要时，就在那里解决，同喝一杯水和抽一枝香烟一样。”陈碧兰立即反对：“那完全是下等动物的性行为，是原始时代的性行为，绝不是革命者对*关系正确的态度。”来自武汉的李求实则对她的发言给予批评，说陈碧兰的恋爱观是小布尔乔亚的。就这样，陈碧兰与李求实、陈乔年唇枪舌剑地吵了起来。与会的袁庆云、李富春和四个女同志都没有开口。会后去食堂的路上，郭隆真轻声地对碧兰说：“我很佩服你的胆量，在这种情形之下，你还是对答如流。”她问郭为什么不发言？郭叹了口：“唉！我发表什么意见呢？我无论站在那一方面都会遭到陈乔年和李求实两张刻薄嘴的嘲笑。”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国内急需干部，这年夏天，陈碧兰与陈乔年、李富春、蔡畅、郭隆真、马志远、韦坚七人一起提前结束在苏联的学习生活。他们从莫斯科坐了两个星期的火车，到达海参威后，汪寿华也加入他们的队伍，一同乘海轮到上海。陈碧兰首先见了瞿秋白，瞿承诺留她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但由于河南的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来势凶猛，党的力量还不够，她就被分配到河南去做宣传工作。这时的河南由革命军第二军岳峻维统治。他为了争取苏联的军援，允许共产党在河南的活动。陈碧兰常与萧楚女参加各种集会发表演讲，结果引起当局的注意，工作两个月后，调回上海工作。王若飞因为与河南铁路总工会（张昆弟等人）的关系搞不好，受到后者的集体攻击，也被调回上海任中央常委会的秘书。同时中央也召见铁总代表来上海，对其进行批评。在上海，陈碧兰任江浙皖区委妇女部书记，区主席团成员（常委），同时由于向警予和蔡和森去苏联学习，她接任上海国民党部妇女部干事和《妇女周刊》编辑。并结识了彭述之并开始同居。他们的住所也是中宣部所在地，由于两人都忙，生活都由一个女佣打理。这期间正是国共合作，陈碧兰写了一篇《十月革命与妇女》的文章，说妇女要获得彻底解放，只有实行像俄国那样的十月革命才有可能。送到国民日报要求发表，总编辑叶楚伧很婉转地告诉她：在国共两党一致同意中国的革命是国民革命，不好发表宣传无产阶级专政的文章。为这事，她辞去了妇女周刊编辑的职务。并与杨之华（中央妇女部书记）一同努力，于1925年12月创办了《中国妇女》杂志，并任主编。1926年，江浙区委领导班子变更：罗亦农任书记，赵世炎任组织部主任，尹宽任宣传部主任，汪寿华任工运部书记，陈碧兰任妇女部书记。这样，她与老同学夏之栩（赵世炎夫人）又见面了。夏在区委秘书处工作。陈碧兰有不错的演讲才能，组织了妇联的街头演讲队，有一次从中国地界一直讲到公共租界的南京路。她们演讲时，先向店家借一条高使凳，站上去就讲，等巡捕的黑色大囚车一开过来时，她们迅速从人群中溜走。那时的游行，常以妇女队伍打头阵，一旦遇警察包围阻拦，就由妇女打头阵冲锋。1926年4月底，彭述之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到广州，陈碧兰陪同前往并参加第三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在广州，他们见到了陈延年、彭湃、苏兆征、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张太雷和王一知夫妇。陈延年和陈乔年曾经都是狂热的无政府主义者，后来加入共产党。延年与他的弟弟不一样，是个虔诚的革命者，除了革命，没有私生活，年近30，尚未恋爱和结婚。在陈碧兰眼里，周恩来是一个帅哥，“他体格标准，上唇留着法国式的短须，温文尔雅，对人的态度很自然也合乎人情。他具有行政和组织才能，处理事务有条不紊且应付裕如。性格上表现出一种调和和折衷的倾向。”“他自满于他的地位，从没有想做第一号领袖的野心，因此，那些天字第一号的领袖们，谁也不提防他会夺去自己的地位，谁都需要他。”对邓颖超，陈在回忆录中写道：“她虽不漂亮，但态度却大方，口齿令俐，善于外交。”“幸运永远照顾着她。”得到陈碧兰好评的还有彭湃，“他短小精干，风度潇洒，脸上常挂着乐观的笑容”。还有蒋先云，“他活泼生动，乐观潇洒，是个热情而勇敢的革命军人，北伐开始时，他任蒋介石的秘书，许多演讲文稿都出自他手。彭陈夫妇住在张国焘的寓所。张这时是中共组织部书记，陈碧兰似乎很瞧不起他，说他不读书看报，不开展工作，更不进行研究，无所事事，每天不是去鲍罗庭公馆或拜访国民党要人，就是双手交叉在背后，在房子里踱来踱去，活象一个幽灵。他多次邀彭述之去拜会蒋介石，被性格倔强的彭拒绝了。因为“中山舰事件”，彭作为共产党的领导人，当然不宜去。一次在鲍公馆，蒋介石主动伸手，也被彭拒绝了。陈碧兰对鲍罗庭的印象很不好，说他是一个典型的圆滑外交家和善于玩弄手腕的官僚，正是他不断压迫共产党向国民党退让。后来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却把责任推到陈独秀身上。5月15日，国民党中央全会通过“常务整理案”，鲍罗庭居然事先知道并同意，加上“中山舰事件”，使代表中共常委会的彭述之与他之间围绕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场恶吵，改变了彭述之的命运。从此彭述之在党内的地位开始急剧下降。这点从陈延年对他的态度上最先体现出来，陈延年不安排彭述之参加广东省委的会议，使他的广州使命完全失败。彭陈夫妇是怀着沮丧的心情离开广州的。回到上海后，瞿秋白也开始攻击彭述之，尤其是1927年5月在武汉召开党的五大时，主席台上没有了彭的位置，并把彭述之排除在中央常委之外，这显然是共产国际的意思。武汉，陈碧兰从徐全直那里看到了父亲的信。她离开武汉后，再没有与家人联系。这年6月，她生了第一个孩子，宁汉合流后，武汉的共产党全部转入地下。在一个暮色苍茫的傍晚，她的父亲亲自把她送上一条小船，悄悄地离开武汉，回到黄陂老家。陈碧兰回忆当时的景象：“我抱着我的尚不到二个月的女儿坐在船上，在浩荡的长江江面，这只船就好像一只小鸭一般浮在水面上。”两个月后，当陈碧兰再回到武汉，夏之栩来看她时，赵世炎已经和陈延年一道被杀害了。不久，陈碧兰就乘船去了天津，因为李大钊被张作霖杀害，彭述之被调到北方区的书记，接替李大钊的职务。彭拒不执行当时中央要求举行暴动的指示，被降职为顺直省委委员。接替他的是王薄波。有一次，王在北京召集六十多名干部研究暴动计划，结果被军警包围逮捕，迅即全部用机关枪扫射毕命。在天津时间，陈碧兰认识了一名叫李芬的女同志。她是湖南人，出身于一个大地主家庭。由于对盲动主义政策不满，李芬于1927年底脱党并回到湖南，准备办学校搞教育。可是回到家乡后不久，她的舅父为了夺取她家的财产，竟然指认她是共产党并送给驻宝庆的国民党军队枪决了。这一段悲惨的历史，在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中有动人的描述。王实味写到：“在赴死之前，她曾把所有的三套衬衣裤都穿在身上，用针线上下密密缝在一起。因为当时宝庆女共产党被捕枪决后，常由军队纵使流氓去奸尸！”1927年底，彭陈夫妇调回上海，他们已经被边缘化了。彭述之是曾经是党内第二号领导人物，党的四大选举了由五个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党的总书记兼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为宣传部主任、张国焘为工农部主任、蔡和森和瞿秋白为宣传部委员。中央局5名成员中，竟有以他为首的3位同志是做宣传工作的。由此可见他的位置和责任之重。彭述之曾于1922年介绍刘少奇入党。他从党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肯定是郁闷之极。这从陈碧兰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来，她对瞿秋白可谓是恨之入骨，至死认定《多余的话》是瞿秋白的投降书。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们夫妇二人开始追随陈独秀共同组建了党内的“左派”反对派，即托派。中国托派的起源在苏联。由于苏共党内的斗争，相当一部分中共党员卷入。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瞿秋白在第三国际的支持下，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推给陈独秀，而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则奋起争辩，领衔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即81人声明，成立了托派组织“无产者社”。1931年5月，中国四个托派小组织在托洛茨基指示下合并，组成了托派中央五人常委：陈独秀（中央书记）、彭述之、王凡西（党报主编），郑超麟（宣传部长）。只是这新搭的班子开始工作未及一月，就被国民党当局一网打尽，中国托派从此开始了命运多舛的历史。没有多少人对托派历史感兴趣。因为这是一个在革命时代被湍激的旋流冲到社会边缘的政治派别。这个主要由知识分子和中共早期骨干组织的党内左派，由于成天高谈阔论而缺乏实干能力、内部纷争不断而缺乏组织领导而终于一事无成。不过在我看来，中国托派就大多数成员而言，的确是意志坚定而信念执着。不论是陈独秀还是彭述之、郑超麟，他们在国民党的法庭上，真正做到了威武不屈、大义凛然。中国托派的历史建树根本谈不上，但他们的内部斗争史却颇为复杂而无味。这里只交代一句：建国前他们再次分裂，由彭述之率多数派迁往香港、欧洲。彭述之五十年代任第四国际中央常委，后移居美国。日在美国病故。彭述之出生于日，终年89岁，也算是寿星。陈碧兰好象是1994年去世，她的后半生怎么过的，不详。因为她的回忆录只有前一部分在互联网上转载。本文内容为我个人原创作品，申请原创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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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夏之栩图表 1夏之栩六十年代有本书，叫《革命母亲夏娘娘》。她就是夏之栩的母亲黄友梅。夏之栩祖藉浙江海宁人。5岁那年，父亲夏祖洛在四川病逝。母女二人顺着湍急的三峡一直流落到武昌，伶丁孤苦，倍受凄凉。后来，夏之栩考入湖北女师，并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武汉妇女读书会。当读书会在夏家开展活动时，夏娘娘结识了领导读书会的陈潭秋、刘子通、黄负生等人。这位年忆半百的贫苦女性，第一次从这些年青人的言谈举止中感受到了一种平等、尊重和关怀的巨大热流。从此她和女儿一道，把自己与党的命运紧紧地连结在一起。到1922年秋，夏家已经成为中共武汉支部的秘密机关。女师学潮后，夏之栩因参加“二七”大罢工，受到军阀当局的通辑。组织上调她到北京，任社会主义青年团北方区委委员、宣传部副部长。1924年秋，她认识了刚从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回国的赵世炎，俩人相爱结婚，并与1926年夏天一起调到上海工作。第二年春天，夏娘娘也从武汉来到上海，一家人住在四川北路中共江浙区委机关内。当时，赵世炎任江浙区委第二书记，与罗亦农、陈延年等人领导江苏、上海、浙江的斗争。夏之栩曾参加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四一二”事变后，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党史的领导机关不断地遭受打击。这年的6月底，陈延年被捕，本来他的身份并没有暴露，党组织也通过济难会与警特机关商定，以800元将他赎出。不料，当汪孟邹通过另一条线救他时，却出了大问题，他找胡适帮忙，胡适又找吴稚辉，吴稚辉听说后，一面报告蒋介石，一面写信给上海警备司令部杨虎表示祝贺：“今日闻贵处捕获陈独秀之子陈延年……不觉称快”。他恶狠狠地说：“（陈延年）恃智肆恶，过于其你百倍。”这时，下陈延年同时被捕的省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长韩步先 也叛变，当堂指证陈延年。几日后，陈延年被杀害。韩步先咬完了陈延年，又来咬赵世炎。赵世炎虽然与夏娘娘商议了转移事宜，可连日大雨耽误了搬家。7月2日的黄昏，大雨依然滂沱，一批穿雨衣的便衣侦探突然闯进了夏之栩的家，她和母亲、孩子都在，侦探们翻箱倒柜，并没找到什么，偏偏这个时候，赵世炎回来了……16天后，一位陌生人找到了夏之栩，交给她一张纸条，那是一张劣质宣纸，上面用毛笔写着“夏仁章（施英）奉命斩决”。夏仁章就是赵世炎的假名，施英则是他的笑名。来人是一位国民党军人。赵世炎被处决时，他在现场：当刽子手部世炎有无遗言时，他当场挥毫写下洋洋洒洒的万言书，历叙自己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人生，痛骂国民党卖身投靠帝国主义，屠杀人民的罪恶。然后慷慨赴死。这令在场的许多那当然起敬。这位军人就是在一种忧愤难抑的情形下，冒着生命危险来向夏之栩报信的。半年后，党的机关又一次遭遇袭击，刚刚调到上海的陈乔年也被捕牺牲。夏之栩因即将临产而得幸免，而夏娘娘则被抓走，后来被营救出来。1929年，夏之栩带着两个孩子告别了母亲，赴莫斯科学习，而夏娘娘则留在上海，与邓颖超的母亲一道守护着周恩来的住所。从苏联回国后，夏之栩则到满州里就被捕了，释放后回到上海。1933年3月在，又在大街上遭到逮捕，紧接着夏娘娘也以捕，夏娘娘关在苏州反省院，夏之栩关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八一三”之后，日军飞机轰炸南京，周恩来和叶剑英想方设法了解监狱难友情况，并利用谈判机会，多次进行公开交涉，营救被关押在南京几个监狱里的同志。8月18日，他们驱车来到监狱，首先向反省院院长提出，要看望夏之栩、王根英和熊天荆。院长派人把3名难友带来会见。周恩来、叶剑英一见她们便笑着说：“你们还认识我们吧?”夏之栩等人激动地说：“认识!认识!”接着，周恩来和叶剑英问道：“这个反省院关了多少人?还有我们认识的同志吗?”她们答道：“大概关了100多人，男的多，女的少，很多人改了名字。”这时，周恩来问陪同在一边的该反省院院长说：“她们出去，要办什么手续?”那院长说：“哎!填个保单，她们就可以走。”周、叶说：“我们保行不行?”“你们俩位保还不行呀!没有话说。”随后，周、叶提出要去看望其他难友。那院长满口答应，并马上命令看守，要他们把各监牢里的人全部带到大礼堂集合，说是周先生、叶先生要看看大家。周、叶和大家见了面，向大家表示关心和问候，并且简要地讲了国际形势和国共合作的问题。周、叶讲话以后，当即作保，先将夏之栩等3名同志接出了反省院。接着又指派人员专门到几个监狱调查核实，然后，开列出名单，向国民党要人。不久，周恩来离开南京，这项工作就由叶剑英主持，继续与国民党打交道。经过多次交涉，将500多名难友从国民党监狱中救出。其中有共产党员钱瑛、刘宁一、帅孟奇、彭镜秋、黄文杰、王鹤寿等。夏娘娘也出狱了。她被组织上安排到成都附近农村休养，抗战胜利后被接到了延安。1948年她80大寿，中央在西柏坡为她举办了盛大的祝寿活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都参加了祝寿晚会，墙上挂着的“祝娘娘高寿八十”就是毛泽东亲笔题写的。夏娘娘活到了全国解放。1954年5月在北京逝世。追悼会上，中组部追认她为中共正式党员。此后，夏之栩先后在八路军驻南京、武汉、衡阳、桂林办事处工作。1941年赴延安，先后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干部处长、中央组织部秘书处长。1945年当选为中共七大代表。1948年底，任中共郑州市委副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武汉市委组织部长和秘书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2年调北京，后任国家轻工业部办公厅主任、部长助理，轻工业部副部长等职。是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共七大、八大代表，第十二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在武汉中共长江局组织部、延安中组部工作。解放后，曾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夏之栩也是高寿，1987年去世，享年81岁。本文内容为我个人原创作品，申请原创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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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徐全直1925年秋，徐全直与她的老师陈潭秋结为夫妻。陈潭秋是很重感情的。他在弱冠之年曾与同乡林氏女结婚，感情甚笃。但不久妻子因病故去，潭秋悲痛欲绝，几番撰文哭诉于妻子墓前。此后，他外出求学，投向革命，受聘于湖北女师任英文教员时，他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了。他那年轻和煦的师长风范，丰富深厚的思想才华，尤其是在女师学潮中表现出来的足智多谋，使徐全直这样几度遭遇雨打霜逼的少女感到了一种格外的亲切和敬仰。1923年，震惊全国的京汉铁路大罢工爆发，徐全直就在陈潭秋的领导下投入江岸地区的工运工作。“二七”惨案后，她参加了施洋烈士的追悼会，也在这期间成为了中共党员。不久，武汉军阀通辑陈潭秋，党组织派他和徐全直去安源接替李立三和刘少奇领导的路矿工人的斗争。一年后，由于武汉党组织被吴佩孚查封，他们夫妇又受命返回武汉重建党组织。1925年秋的一天，徐全直穿一身整洁的衣裙，和潭秋上街买了一包糖，向武汉中学的同事们宣布了婚事。这一年，陈潭秋29岁，徐全直23岁。婚后，徐全直将主要精力用于协助陈潭秋做武昌地委的工作，同时担负着领导湖北妇女运动的工作。她与湖北女师的同学袁溥之、李文宜、兰淑文等筹建了武汉妇女协会。在北伐军进攻武昌城时，北洋军阀关城40多天，她拖着怀孕的身体到处奔走，起草刻印传单，向群众宣传北伐的伟大意义，还组织妇女制作了许多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迎接北伐军的到来。1927年元月，在武汉人民反对英国军人杀人暴行的斗争中，她身先士卒，带领一批青年，划着木船驶近停泊在江汉关附近的英军军舰，将抗议传单包在布球上奋力扔上军舰。在武汉人民强大的抗暴声势下，三艘军舰只好开走。徐全直的大胆行动在当时成为武汉的一大新闻。大革命失败后，徐全直又随陈潭秋到江西、江苏、天津、上海等地，主要负责党的地下交通工作。1933年春，陈潭秋奉命调往中央苏区，任福建省委书记，徐全直因为怀孕在身，第三个孩子即将临产，不能同行，留在上海。这一年的6月，徐全直的孩子出生满月了。她买好了去福建的船票，将孩子寄养在别人家中，准备交接完工作之后就启程。20日上午7时，徐全直来到厦门路56号党的机关，一进门，立即有许多陌生男人围了上来，欲退不能，她被捕了。法庭上，徐全直化名黄世英，一口咬定自己是汉口人，因丈夫去世，来上海找干妈介绍她做保姆。虽有叛徒了卖，认她是江苏省委的交通员，但敌人抓不着证据，只好判了8年徒刑。不久，她被押到南京监狱服刑。徐全直的母亲得知女儿被捕后，心急如焚，四处奔走营救。最后找到了徐全直父亲的好友范汉民，他当时在南京市政府任职。范汉民亲自到沪、宁两地活动后，找到了营救办法：先设法将徐全直判为“共产党嫌疑，再由浙江省主席张难先（湖北人）保释到浙江，然后再转到湖北反省院呆几个月，办个手续就释放。徐全直的妹妹徐全勇早先被捕后，就嫁给了湖北反省院的副院长。这条路的确很顺畅。但徐全直断然拒绝这个解决方案，她认为接受就这个方案就意味着背叛。她在狱中对难友说：“到了这里，只有一条路，就是把自己的肉体生献给党。此后，她不断地组织难友在狱中与当局作斗争，孤立叛徒，顶撞狱卒，保护和鼓励难友，开展绝食抗议。敌人发现了她的活动，多次对她严刑拷打，并加刑至15年，最后看到仍然不能制服她，遂以“拒绝坦白自新，品性恶劣，不可理喻”的罪名判处她死刑。宣判时，徐全直破口大骂道：“豺狼走狗，总有一天你们的末日要来到的！”1934年2月的一天晚上，宁静的监狱突然一阵嘈杂声，军警持枪荷弹冲入狱廊，紧接着狱卒打开门锁，呼道“黄世英出来!”已躺在床上的徐全直翻身而起，奋力高呼口号“打倒国民党！”“杀尽一切叛徒！”军警们一拥而上，将她五花大绑，勒住口嘴。徐全直毫无惧色，大步走了出去，在沉沉默认中，走向了雨花台……徐全直牺牲后，范汉民写了一封信给她母亲：“此女太坚烈，无力挽救。”他和张难先的女儿出面，将徐全直的遗体葬于南京水西门，雨花台侧旁。墓碑上书：“古复（沔阳）徐全直女士之墓”。本文内容为我个人原创作品，申请原创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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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杨子烈学潮后不久的一个星期天，一位叫陆沉的共产党人来到陈时家里，与正在这里学习的杨子烈进行了单独的谈话。他说中国共产党已经在上海成立，湖北区组织也成立了，他和陈潭秋愿意介绍她入党。陆沉说：“女同志加入党，在武汉你是第一人。”这是杨子烈第一次听说中国有共产党，她就成为一名党员。这时是1922年的冬天。这个说法与陈碧兰说述有不同。学期结束后，她回了一趟枣阳老家。途经广水时，目睹童年的女友马三姐惨遭杀害。回到家里，又耳闻表姐王秀芝服毒自杀。她们都是封建婚姻的受害者。这一切对杨子烈的刺激很大，决意不在这穷乡僻壤郁郁终生。随后，她就赴北京求学，考取了北京法政大学，希望将来为妇女在法律上争取自由和平等。在北京，杨子烈认识了张国焘。张国焘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又是党的创建者之一，还是京汉铁路大罢工的组织者之一。他们俩相识相知，于1924年2月开始同居。但婚后不久，就被北洋军阀京师警察厅逮捕。在狱中，张国焘很快就供出了北京的共产党领导人和全国铁路工人党员名单。杨子烈也祈求宽恕,她在供词中半是求饶，半是忽悠地写道：“我的丈夫张国焘因受人愚迷而研究这种邪学说”，“政府诸大人是人民的父母，人民做错了事，是应该求诸大人的宽恕。”他们坐了四个月的牢，年底被党组织营救出来。1925年春，杨子烈随张国焘到了上海。“五卅”运动后，她怀着临产的身子，只身赴苏联学习。1927年4月返回国内时，刚到上海，这里已经是一片白色恐怖了。她又往武汉赶，在武汉呆了不久，汪精卫又开始“分共”。子烈同志真的运气不好，只有回老家躲了5个月。1928年10月，她随张国焘第二次到苏联，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两年。这期间，张国焘和瞿秋白、邓中夏、余飞等都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他们在一系列问题上与王明等人的宗派集团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在共产国际支持王明的巨大压力下，瞿秋白和邓中夏因坚持原则而被调回国内，而张国焘则转变很快，检讨及时，得以继续留在苏联。1931年1月，夫妇俩再回到上海时，张国焘已经是王明信任的人了。他被委以重任，1931年4月，与陈昌浩一道，由顾顺章护送从上海乘船到武汉，再赴鄂豫皖苏区任中央分局书记，成为红色割据时代的一方诸候。也就是这次护送任务完成后，顾顺章在汉口民众乐园被捕，使党中央遭遇了一次重大危机。而张国焘则在大别山区站住了脚跟，四、五年的时间，他以相当严酷的手段，扫除了鄂豫皖苏区党内军内的对立面，也率领红四方面在川东地区发展壮大。1935年，当他率领8万红四方面军与不足1万中央红军会师时，那真是牛气冲天，中央领导都不敢马虎他。杨子烈没有被允许去苏区，她留在上海为党中央看守秘密机关。后来，与党史组织失去了联系，独自漂泊了几年，直到抗战爆发后才找到组织，并于1938年到达延安。刚见到阔别了7年的张国焘，就发生了一件震惊党内外，也导致杨子烈人生重大转折的事件。日，张国焘借祭扫黄陵之际，叛变投敌，撇下杨子烈，跑到汉口。杨子烈在延安滞留了大半年。可以想象她的日子有多难过。组织上让她选择，她选择了丈夫。当她到达汉口时，在八路军办事处门口，与老同学夏之栩不期而遇。此时此景，想来也让人感慨不已。我不知道他们讲话没有，此前夏之栩的丈夫赵世炎就死在国民党的屠刀下。张国焘与杨子烈在国民党阵营中度过了十几年先热后冷、终遭遗弃的苦涩酸楚的日子。共产党争取大陆的胜利前夕，他们先到台湾，感觉不是滋味，又到香港，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张国焘已在香港安顿下来。他每天没什么事，便订了几份报纸，专门研究战争的前景问题，有时也就此写点评论寄给小报，赚点零钱花。随着战争的继续，黄金价格一路飞涨。于是他以全部家当5000美金作押，在金融市场上干起了“炒黄金”的生意。果然，黄金价格一直持续走高。但是突然间黄金一夜之间价格大跌，等张国焘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已是跌得惨不忍睹了。他此时才匆忙将黄金脱手，但为时已晚，原来的 5000美元，仅剩2000多一点了。张国焘的发财梦未醒即灭，真是哭都哭不出声来了。正是屋漏偏逢连阴雨，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杨子烈为生活奔波摔断盆骨，成了跛子。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后，张国焘注意到国内形势宽松了许多，一直寄人篱下感到日子不好过的他，遂萌生了回国的念头。他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共中央转达了自己的请求。不久，中国共产党来人了，告诉他：回去可以，但前提条件是承认错误。他虽早已料到有这样的条件，但对方真的提出来时，他又犹豫了。他考虑再三，最后拿定主意不回去了到了加拿大。在这期间，他们作为社会的边缘人，总是在回味往事。1961年，张国焘应美国肯萨斯大学之约，开始撰写《我的回忆》，美国肯萨斯大学每月付给张2000港币作为生活费用，以后十余年间，张国焘多靠卖版权维生，先是在香港明报连载，然后正式出版。接着，杨子烈写了《往事如烟》。对这类回忆录，有些事实是真的，有些则不可信。例如在谈到1924年被捕一事，夫妇都吹嘘自己如何只有愤怒而毫无惧色，可后来杨子烈的亲笔供词完整无损地被档案馆保存下来，并被研究者翻了出来。又如杨子烈在回忆中大骂夏曦如何生性阴毒冷酷，在湘鄂西苏区党内进行大屠杀，却绝口不提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同样杀害过数以千计的红军将士和地方党员。其实，夏曦还是学习了张国焘的所谓鄂豫皖“肃反”经验后，才在湘鄂西党内大开杀戒的。更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年张国焘当年血洗党内的理由是清查改组派，后来他在香港却同国民党改组派的元老顾孟余结成“民主战斗同盟”。靠，我最烦这一点。为什么这些人都是在政治上失意后，都穿上了民主的外袍。早干什么去了？对于张国焘的表现，陈碧兰的丈夫彭述之虽然也被中共抛弃，但他却严重蔑视张国焘的人格，他在法国看到《我的回忆》后，大为愤怒：“你张国焘，一个叛徒，有什么资格议论党内的事情？”老年张国焘住进了养老院，但待遇很差，由于长时间的严寒侵袭，日去世。抚摸着丈夫已经变硬的尸体，杨子烈百感交集，按捺不住伤心的眼泪，悲愤地痛哭起来。回想起张国焘坎坷的一生，再看看自己行将就木的境况，她不无悲哀地说：“我们做共产党20年，反共40年，一生未享到半点幸福，天道真不平呀！”不过，他们的孩子都还不错，大儿子张海威在多伦多研究数学，二儿子张楚湘在纽约当医生，（大约在1955年，张国焘通过香港友人向中国政府提出，把张楚湘送广州中山医学院学习，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后，张楚湘在中山医学院学习五年，毕业后在香港行医，后移居美国纽约。）三儿子张渝川在多伦多当工程师。杨子烈日去世，跟丈夫合葬在在加拿大多伦多市松山园的公墓里，终年82岁。夫妇两人墓碑上的中文字是：张公国焘，张杨子烈。我去枣阳出差时，与当地干部聊起古今多少事时，他们都知道杨子烈。本文内容为我个人原创作品，申请原创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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