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父亲贫穷20年培养出两个大学生 自称骄傲
中国煤炭新闻网
8:31:36 & &
一边外出打工，父亲黄金喜还一边回村种粮食。记者 黄玉浩 摄
　　故乡地 安徽泗县大黄村
　　家乡话
　　20年前我们家是大黄村最穷的人家，现在可能还是最穷的人家，但20年里，我培养了一个大学生和一个准大学生，将不再土里刨食，我骄傲。父亲
　　腊月二十八，我回到了家乡，安徽泗县大黄村。
　　当晚，全家人到县城一家饭店吃饭。这是全家人第一次“下馆子”。
　　主意是父亲出的。他说，现在生活好了，不用省了。
　　四菜一汤。席间服务员推荐酒水，我点了4块钱一瓶的啤酒，父亲摆了摆手，说要8块的。
　　我有些吃惊。要知道，他可曾是村里“最抠门的人”。有年打工回家，为了省5块钱车费，他步行了40里路回家，走了大半宿。
　　父亲说，你回家一趟不容易，现在咱不缺这点钱。
　　“不要土里刨食”
　　父亲小时只读了一年书，自己的名字“黄金喜”三个字都不会写。
　　他36岁、我8岁的那年，从爷爷家里分出，自立门户。我家分得的资产有：三间瓦房、2000斤麦子、16亩地、一罐头猪油、两个南瓜和15块钱。
　　父亲喜欢喝酒，自己和自己喝都能喝醉，醉了就教育我说，人穷就人，你要好好上学，砸锅卖铁我也供你上大学，不要土里刨食。
　　一季麦子，一季豆子，再一季麦子，又一季豆子。父亲仿佛在赌博却总押不中。前年豆值钱，他种豆，结果来年价格下来了。他改种麦子，结果豆又紧俏了。
　　爷爷骂他，你是个死木头啊，不听广播不关心国家政策变化，就知道埋头种地，不穷你穷谁。
　　我8岁上学，第一学期学费15元。那时猪肉三块多一斤。父亲经常说，你一学期的学费让家里半年吃不上肉，不好好上学能对得起全家吗。
　　1999年，我考上了泗县一中，成了全村历史上第一个高中生。一直被村里人称为“最”的父亲，一下挺直了腰板。
　　一次醉酒后，他对全村最富的一位大伯说，你再有钱不还得种地，我儿子将来就能分配，就不用刨地。
　　边种地边做零工
　　我高二那年，村里一个初中辍学外出打工的小伙子回家过年，他打工两年攒下5000块。而我家全年毛收入3000块。
　　我高中一年学费1080元，生活费约一千多。父亲要卖粮食、卖房前屋后的树筹钱，甚至找亲朋去借。
　　&#块”的财富神话在村里广泛传播。刺激着青壮年陆续外出打工。很快，村里新房雨后春笋般冒出。
　　爷爷劝父亲出去打工，父亲说农民不种地还叫农民？那叫不务正业。
　　我读高三那年，46岁的父亲，是村里60岁以下人群中唯一没外出打工的人。
　　他说我没知识没技术，出去做什么呢？
　　不过，父亲的意识发生了转变，他认识到光靠种地无法改变家境。权衡后，他找到了适合他的“商机”。
　　那个年代，打工攒了钱的农民，回村第一件事就是盖新房。盖房就需要劳动力，于是，父亲成了乡村建筑队的一名零工。搬砖、涂墙、拎泥兜，每天20块钱。家里耕地也没撂下，经济情况有了好转。
　　到2002年，母亲提出和父亲一起到城里打工。
　　当时，大黄村出现了大量全家外出打工、将地转租甚至抛荒的情况。种一亩地一年收入200元不到，而夫妻两人在外打工，每月合计800元。
　　母亲的提议，被父亲“否决”了。他说地是祖传的，是命根子，不能丢。不过他很快被动外出打工了2002年我高考失利，备受打击的父亲，开始盘算给我“娶媳妇”的事。
　　村里男子结婚，盖房、送彩礼等预计五六万元。为了给我筹“婚资”，2002年春节一过，父亲揣了300块钱、卷了床被子准备跟着我小姑父到南京打工。
　　回忆起第一次出乡打工的事，父亲总是满含眼泪。
　　到南京汽车站一下车，身材瘦小的父亲和姑父被春运的滚滚人流冲散了。
　　一拍兜，300块钱挤丢了，举目无亲，一字不识。父亲只好沿街讨吃的，一名好心路人替他报了警，他被南京警方带到收容所，叠了一周的被子后，被遣送回乡。
　　回家后，倔脾气的父亲，又跟着他一名远房表哥到无锡打工。
　　他年龄大、没文化、没技术，又得顾着家里农活，工头们并不喜欢父亲这样的人。他只能挑些体力活且短期工来干。
　　脸上多了笑容
　　2003年我考上大学时，父亲在无锡一家建筑工地干了一年活说好年底结账，结果钱被层层转包的小包工头卷走了。大年三十，我和父亲骑着摩托到那个包工头家要钱，等了几个小时，那家人铁门大锁。回家的路上，父亲突然蹲在地上一阵干嚎。
　　我上大学期间，父亲辗转在不同城市打工，卸货、扛包、修路、看工地，工资从600元慢慢升到1800元。也再没被拖欠过。
　　父亲每年也还回家种地，还是一季麦子，一季豆子。国家取消了农业税，还发放种苗补助，父亲甚至还想着，再多承包几十亩地。
　　他说地多了就能机械化种，省事，还能有更多时间去打工。
　　生活在继续，且越来越好。我毕业后在北京做着让自己自豪的工作，弟弟的学杂费我能及时供上。今年弟弟也要高考了。
　　今年春节，感觉56岁的父亲显得比以前年轻很多。他将灰白的头发，染成了黑色，也多了笑容。
　　父亲说：“20年前我们家是大黄村最穷的人家，如今可能还是最穷的人家，但20年里，我培养了一个大学生和一个准大学生，将不再土里刨食，我骄傲。”(记者 黄玉浩)　
来源：新京报
&&&&&编 辑：一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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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父亲贫穷20年培养出两个大学生 自称骄傲
　　一边外出打工，父亲黄金喜还一边回村种粮食。记者 黄玉浩 摄
　　故乡地 安徽泗县大黄村
　　家乡话
　　20年前我们家是大黄村最穷的人家，现在可能还是最穷的人家，但20年里，我培养了一个大学生和一个准大学生，将不再土里刨食，我骄傲。――父亲
　　腊月二十八，我回到了家乡，安徽泗县大黄村。
　　当晚，全家人到县城一家饭店吃饭。这是全家人第一次“下馆子”。
　　主意是父亲出的。他说，现在生活好了，不用省了。
　　四菜一汤。席间服务员推荐酒水，我点了4块钱一瓶的啤酒，父亲摆了摆手，说要8块的。
　　我有些吃惊。要知道，他可曾是村里“最抠门的人”。有年打工回家，为了省5块钱车费，他步行了40里路回家，走了大半宿。
　　父亲说，你回家一趟不容易，现在咱不缺这点钱。
　　“不要土里刨食”
　　父亲小时只读了一年书，自己的名字“黄金喜”三个字都不会写。
　　他36岁、我8岁的那年，从爷爷家里分出，自立门户。我家分得的资产有：三间瓦房、2000斤麦子、16亩地、一罐头猪油、两个南瓜和15块钱。
　　父亲喜欢喝酒，自己和自己喝都能喝醉，醉了就教育我说，人穷就人，你要好好上学，砸锅卖铁我也供你上大学，不要土里刨食。
　　一季麦子，一季豆子，再一季麦子，又一季豆子。父亲仿佛在赌博却总押不中。前年豆值钱，他种豆，结果来年价格下来了。他改种麦子，结果豆又紧俏了。
　　爷爷骂他，你是个死木头啊，不听广播不关心国家政策变化，就知道埋头种地，不穷你穷谁。
　　我8岁上学，第一学期学费15元。那时猪肉三块多一斤。父亲经常说，你一学期的学费让家里半年吃不上肉，不好好上学能对得起全家吗。
　　1999年，我考上了泗县一中，成了全村历史上第一个高中生。一直被村里人称为“最”的父亲，一下挺直了腰板。
　　一次醉酒后，他对全村最富的一位大伯说，你再有钱不还得种地，我儿子将来就能分配，就不用刨地。
　　边种地边做零工
　　我高二那年，村里一个初中辍学外出打工的小伙子回家过年，他打工两年攒下5000块。而我家全年毛收入3000块。
　　我高中一年学费1080元，生活费约一千多。父亲要卖粮食、卖房前屋后的树筹钱，甚至找亲朋去借。
　　“5000块”的财富神话在村里广泛传播。刺激着青壮年陆续外出打工。很快，村里新房雨后春笋般冒出。
　　爷爷劝父亲出去打工，父亲说农民不种地还叫农民？那叫不务正业。
　　我读高三那年，46岁的父亲，是村里60岁以下人群中唯一没外出打工的人。
　　他说我没知识没技术，出去做什么呢？
　　不过，父亲的意识发生了转变，他认识到光靠种地无法改变家境。权衡后，他找到了适合他的“商机”。
　　那个年代，打工攒了钱的农民，回村第一件事就是盖新房。盖房就需要劳动力，于是，父亲成了乡村建筑队的一名零工。搬砖、涂墙、拎泥兜，每天20块钱。家里耕地也没撂下，经济情况有了好转。
　　到2002年，母亲提出和父亲一起到城里打工。
　　当时，大黄村出现了大量全家外出打工、将地转租甚至抛荒的情况。种一亩地一年收入200元不到，而夫妻两人在外打工，每月合计800元。
　　母亲的提议，被父亲“否决”了。他说地是祖传的，是命根子，不能丢。不过他很快被动外出打工了―――2002年我高考失利，备受打击的父亲，开始盘算给我“娶媳妇”的事。
　　村里男子结婚，盖房、送彩礼等预计五六万元。为了给我筹“婚资”，2002年春节一过，父亲揣了300块钱、卷了床被子准备跟着我小姑父到南京打工。
　　回忆起第一次出乡打工的事，父亲总是满含眼泪。
　　到南京汽车站一下车，身材瘦小的父亲和姑父被春运的滚滚人流冲散了。
　　一拍兜，300块钱挤丢了，举目无亲，一字不识。父亲只好沿街讨吃的，一名好心路人替他报了警，他被南京警方带到收容所，叠了一周的被子后，被遣送回乡。
　　回家后，倔脾气的父亲，又跟着他一名远房表哥到无锡打工。
　　他年龄大、没文化、没技术，又得顾着家里农活，工头们并不喜欢父亲这样的人。他只能挑些体力活且短期工来干。
　　脸上多了笑容
　　2003年我考上大学时，父亲在无锡一家建筑工地干了一年活说好年底结账，结果钱被层层转包的小包工头卷走了。大年三十，我和父亲骑着摩托到那个包工头家要钱，等了几个小时，那家人铁门大锁。回家的路上，父亲突然蹲在地上一阵干嚎。
　　我上大学期间，父亲辗转在不同城市打工，卸货、扛包、修路、看工地，工资从600元慢慢升到1800元。也再没被拖欠过。
　　父亲每年也还回家种地，还是一季麦子，一季豆子。国家取消了农业税，还发放种苗补助，父亲甚至还想着，再多承包几十亩地。
　　他说地多了就能机械化种，省事，还能有更多时间去打工。
　　生活在继续，且越来越好。我毕业后在北京做着让自己自豪的工作，弟弟的学杂费我能及时供上。今年弟弟也要高考了。
　　今年春节，感觉56岁的父亲显得比以前年轻很多。他将灰白的头发，染成了黑色，也多了笑容。
　　父亲说：“20年前我们家是大黄村最穷的人家，如今可能还是最穷的人家，但20年里，我培养了一个大学生和一个准大学生，将不再土里刨食，我骄傲。”（记者黄玉浩）
　　玩具，一种被人玩弄于鼓掌之间的物件。在社会之中，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玩具的影子。他们的队名，正是玩具，他们的歌声就是想唤醒麻木工作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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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外出打工，父亲黄金喜还一边回村种粮食。本报记者 黄玉浩 摄
　　故乡地 安徽泗县大黄村
　　家乡话
　　20年前我们家是大黄村最穷的人家，现在可能还是最穷的人家，但20年里，我培养了一个大学生和一个准大学生，将不再土里刨食，我骄傲。父亲
　　腊月二十八，我回到了家乡，安徽泗县大黄村。
　　当晚，全家人到县城一家饭店吃饭。这是全家人第一次“下馆子”。
　　主意是父亲出的。他说，现在生活好了，不用省了。
　　四菜一汤。席间服务员推荐酒水，我点了4块钱一瓶的啤酒，父亲摆了摆手，说要8块的。
　　我有些吃惊。要知道，他可曾是村里“最抠门的人”。有年打工回家，为了省5块钱车费，他步行了40里路回家，走了大半宿。
　　父亲说，你回家一趟不容易，现在咱不缺这点钱。
　　“不要土里刨食”
　　父亲小时只读了一年书，自己的名字“黄金喜”三个字都不会写。
　　他36岁、我8岁的那年，从爷爷家里分出，自立门户。我家分得的资产有：三间瓦房、2000斤麦子、16亩地、一罐头猪油、两个南瓜和15块钱。
　　父亲喜欢喝酒，自己和自己喝都能喝醉，醉了就教育我说，人穷就人，你要好好上学，砸锅卖铁我也供你上大学，不要土里刨食。
　　一季麦子，一季豆子，再一季麦子，又一季豆子。父亲仿佛在赌博却总押不中。前年豆值钱，他种豆，结果来年价格下来了。他改种麦子，结果豆又紧俏了。
　　爷爷骂他，你是个死木头啊，不听广播不关心国家政策变化，就知道埋头种地，不穷你穷谁。
　　我8岁上学，第一学期学费15元。那时猪肉三块多一斤。父亲经常说，你一学期的学费让家里半年吃不上肉，不好好上学能对得起全家吗。
　　1999年，我考上了泗县一中，成了全村历史上第一个高中生。一直被村里人称为“最”的父亲，一下挺直了腰板。
　　一次醉酒后，他对全村最富的一位大伯说，你再有钱不还得种地，我儿子将来就能分配，就不用刨地。
　　边种地边做零工
　　我高二那年，村里一个初中辍学外出打工的小伙子回家过年，他打工两年攒下5000块。而我家全年毛收入3000块。
　　我高中一年学费1080元，生活费约一千多。父亲要卖粮食、卖房前屋后的树筹钱，甚至找亲朋去借。
　　“5000块”的财富神话在村里广泛传播。刺激着青壮年陆续外出打工。很快，村里新房雨后春笋般冒出。
　　爷爷劝父亲出去打工，父亲说农民不种地还叫农民？那叫不务正业。
　　我读高三那年，46岁的父亲，是村里60岁以下人群中唯一没外出打工的人。
　　他说我没知识没技术，出去做什么呢？
　　不过，父亲的意识发生了转变，他认识到光靠种地无法改变家境。权衡后，他找到了适合他的“商机”。
　　那个年代，打工攒了钱的农民，回村第一件事就是盖新房。盖房就需要劳动力，于是，父亲成了乡村建筑队的一名零工。搬砖、涂墙、拎泥兜，每天20块钱。家里耕地也没撂下，经济情况有了好转。
　　到2002年，母亲提出和父亲一起到城里打工。
　　当时，大黄村出现了大量全家外出打工、将地转租甚至抛荒的情况。种一亩地一年收入200元不到，而夫妻两人在外打工，每月合计800元。
　　母亲的提议，被父亲“否决”了。他说地是祖传的，是命根子，不能丢。不过他很快被动外出打工了2002年我高考失利，备受打击的父亲，开始盘算给我“娶媳妇”的事。
　　村里男子结婚，盖房、送彩礼等预计五六万元。为了给我筹“婚资”，2002年春节一过，父亲揣了300块钱、卷了床被子准备跟着我小姑父到南京打工。
　　回忆起第一次出乡打工的事，父亲总是满含眼泪。
　　到南京汽车站一下车，身材瘦小的父亲和姑父被春运的滚滚人流冲散了。
　　一拍兜，300块钱挤丢了，举目无亲，一字不识。父亲只好沿街讨吃的，一名好心路人替他报了警，他被南京警方带到收容所，叠了一周的被子后，被遣送回乡。
　　回家后，倔脾气的父亲，又跟着他一名远房表哥到无锡打工。
　　他年龄大、没文化、没技术，又得顾着家里农活，工头们并不喜欢父亲这样的人。他只能挑些体力活且短期工来干。
　　脸上多了笑容
　　2003年我考上大学时，父亲在无锡一家建筑工地干了一年活说好年底结账，结果钱被层层转包的小包工头卷走了。大年三十，我和父亲骑着摩托到那个包工头家要钱，等了几个小时，那家人铁门大锁。回家的路上，父亲突然蹲在地上一阵干嚎。
　　我上大学期间，父亲辗转在不同城市打工，卸货、扛包、修路、看工地，工资从600元慢慢升到1800元。也再没被拖欠过。
　　父亲每年也还回家种地，还是一季麦子，一季豆子。国家取消了农业税，还发放种苗补助，父亲甚至还想着，再多承包几十亩地。
　　他说地多了就能机械化种，省事，还能有更多时间去打工。
　　生活在继续，且越来越好。我毕业后在北京做着让自己自豪的工作，弟弟的学杂费我能及时供上。今年弟弟也要高考了。
　　今年春节，感觉56岁的父亲显得比以前年轻很多。他将灰白的头发，染成了黑色，也多了笑容。
　　父亲说：“20年前我们家是大黄村最穷的人家，如今可能还是最穷的人家，但20年里，我培养了一个大学生和一个准大学生，将不再土里刨食，我骄傲。”
　　本报记者 黄玉浩
　　　　作者：黄玉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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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腊月二十八，我回到了家乡，安徽泗县大黄村。
　　当晚，全家人到县城一家饭店吃饭。这是全家人第一次“下馆子”。
　　主意是父亲出的。他说，现在生活好了，不用省了。
　　四菜一汤。席间服务员推荐酒水，我点了4块钱一瓶的啤酒，父亲摆了摆手，说要8块的。
　　我有些吃惊。要知道，他可曾是村里“最抠门的人”。有年打工回家，为了省5块钱车费，他步行了40里路回家，走了大半宿。
　　父亲说，你回家一趟不容易，现在咱不缺这点钱。
　　“不要土里刨食”
　　父亲小时只读了一年书，自己的名字“黄金喜”三个字都不会写。
　　他36岁、我8岁的那年，从爷爷家里分出，自立门户。我家分得的资产有：三间瓦房、2000斤麦子、16亩地、一罐头猪油、两个南瓜和15块钱。
　　父亲喜欢喝酒，自己和自己喝都能喝醉，醉了就教育我说，人穷就人，你要好好上学，砸锅卖铁我也供你上大学，不要土里刨食。
　　一季麦子，一季豆子，再一季麦子，又一季豆子。父亲仿佛在赌博却总押不中。前年豆值钱，他种豆，结果来年价格下来了。他改种麦子，结果豆又紧俏了。
　　爷爷骂他，你是个死木头啊，不听广播不关心国家政策变化，就知道埋头种地，不穷你穷谁。
　　我8岁上学，第一学期学费15元。那时猪肉三块多一斤。父亲经常说，你一学期的学费让家里半年吃不上肉，不好好上学能对得起全家吗。
　　1999年，我考上了泗县一中，成了全村历史上第一个高中生。一直被村里人称为“最”的父亲，一下挺直了腰板。
　　一次醉酒后，他对全村最富的一位大伯说，你再有钱不还得种地，我儿子将来就能分配，就不用刨地。
　　边种地边做零工
　　我高二那年，村里一个初中辍学外出打工的小伙子回家过年，他打工两年攒下5000块。而我家全年毛收入3000块。
　　我高中一年学费1080元，生活费约一千多。父亲要卖粮食、卖房前屋后的树筹钱，甚至找亲朋去借。
　　“5000块”的财富神话在村里广泛传播。刺激着青壮年陆续外出打工。很快，村里新房雨后春笋般冒出。
　　爷爷劝父亲出去打工，父亲说农民不种地还叫农民？那叫不务正业。
　　我读高三那年，46岁的父亲，是村里60岁以下人群中唯一没外出打工的人。
　　他说我没知识没技术，出去做什么呢？
　　不过，父亲的意识发生了转变，他认识到光靠种地无法改变家境。权衡后，他找到了适合他的“商机”。
　　那个年代，打工攒了钱的农民，回村第一件事就是盖新房。盖房就需要劳动力，于是，父亲成了乡村建筑队的一名零工。搬砖、涂墙、拎泥兜，每天20块钱。家里耕地也没撂下，经济情况有了好转。
　　到2002年，母亲提出和父亲一起到城里打工。
　　当时，大黄村出现了大量全家外出打工、将地转租甚至抛荒的情况。种一亩地一年收入200元不到，而夫妻两人在外打工，每月合计800元。
　　母亲的提议，被父亲“否决”了。他说地是祖传的，是命根子，不能丢。不过他很快被动外出打工了———2002年我高考失利，备受打击的父亲，开始盘算给我“娶媳妇”的事。
　　村里男子结婚，盖房、送彩礼等预计五六万元。为了给我筹“婚资”，2002年春节一过，父亲揣了300块钱、卷了床被子准备跟着我小姑父到南京打工。
　　回忆起第一次出乡打工的事，父亲总是满含眼泪。
　　到南京汽车站一下车，身材瘦小的父亲和姑父被春运的滚滚人流冲散了。
　　一拍兜，300块钱挤丢了，举目无亲，一字不识。父亲只好沿街讨吃的，一名好心路人替他报了警，他被南京警方带到收容所，叠了一周的被子后，被遣送回乡。
　　回家后，倔脾气的父亲，又跟着他一名远房表哥到无锡打工。
　　他年龄大、没文化、没技术，又得顾着家里农活，工头们并不喜欢父亲这样的人。他只能挑些体力活且短期工来干。
　　脸上多了笑容
　　2003年我考上大学时，父亲在无锡一家建筑工地干了一年活说好年底结账，结果钱被层层转包的小包工头卷走了。大年三十，我和父亲骑着摩托到那个包工头家要钱，等了几个小时，那家人铁门大锁。回家的路上，父亲突然蹲在地上一阵干嚎。
　　我上大学期间，父亲辗转在不同城市打工，卸货、扛包、修路、看工地，工资从600元慢慢升到1800元。也再没被拖欠过。
　　父亲每年也还回家种地，还是一季麦子，一季豆子。国家取消了农业税，还发放种苗补助，父亲甚至还想着，再多承包几十亩地。
　　他说地多了就能机械化种，省事，还能有更多时间去打工。
　　生活在继续，且越来越好。我毕业后在北京做着让自己自豪的工作，弟弟的学杂费我能及时供上。今年弟弟也要高考了。
　　今年春节，感觉56岁的父亲显得比以前年轻很多。他将灰白的头发，染成了黑色，也多了笑容。
　　父亲说：“20年前我们家是大黄村最穷的人家，如今可能还是最穷的人家，但20年里，我培养了一个大学生和一个准大学生，将不再土里刨食，我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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