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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版本1:毕飞宇 《那个夏季 那个秋天》 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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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之后联东亮再也没有回过家，这是异乎寻常的。童惠娴决定利用这个星期一的上午去看一看儿子。童惠娴选择上午而不是晚上当然有她的道理。依照直觉，童惠娴认定了亮亮的身边出现了一个女孩子，一个双眼闪闪发光的狐狸精。童惠娴渴望见到这个狐狸精，然而，童惠娴实在又害怕真的遇上那个狐狸精。星期一的上午好歹是要上课的，这时候赶过去，至少也可以给儿子留下一个说谎的空档。母亲做到～定的份上，就只能盼望儿女的谎言来安抚自己了。一个人熬到做了父母，就只能这样作贱自己了。　　童惠娴给儿子煎了几个荷包蛋，用铅盒子盛好，放在自行车的前篓里头。原计划给儿子红烧几只猪手的，儿子也爱吃，然而，耿东亮似乎把对父亲的怨恨转移到猪的身上去了，他不愿意再吃猪肉，他不愿意再涉及有关猪的一切，乃至猪皮制造的皮革制品，诸如皮夹克，皮鞋。童惠娴在这一点上与儿子是心照不宣的，她放弃了猪手，煎好了鸡蛋。像儿子这样整天吊嗓子的人说什么也要补补身体的。　　童惠娴上路的时候正是马路的高峰。她的自行车埋在人群当中，用人群的速度与节奏向前行驶。下岗之前的每一天童惠娴都有这种随波逐流的好感受。但是现在没有了。她已经被路上的上班族抛弃了，她今天只是混在里头，连随波逐流的资格都没有。童惠娴下岗之后还是第一次像过去这样走远路，心情当然是今非昔比了。童惠娴向前看了一眼，眼前全是人的脑袋。正所谓“安美众生”。在这样一个时代里，能在答美众生里占有一个份额是多么美妙的事呵。但是她童惠娴现在不是了。她童惠娴早就被“姜芙众生”剔除了。“苦苦众生”也是有“岗位”的，下了岗，她童惠娴只是童惠愧的身体。　　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当初就真的“扎根”在广阔天地里算了。真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知青返城的说法起初只是“小道消息”，这条消息像一条真正的羊肠小道，歪歪扭扭，两边长满了植物与杂草。知青们对这样的消息体现出热衷与冷漠的双重性，事实上，返城的愿望就是他们内心的草根，每年一荣，每年一枯。这样的一岁一枯荣使知青们都快成植物了，叶片往高处长，根须往深处死。　　童惠娴对“返城”采取了“听而不闻”的做法，不敢往心里去。从某种意义上说，她反而希望“返城”只是谣传，只是某些人的自我宽慰。再怎么“返”，也“返”不到她的头上来的。她的根都扎下了，还能返到哪里去？严格地说，她已经不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了，她已经就是贫下中农本身了。耿家圩子就是她的家。她惟一能做的，就是静下心来，死下心来，在耿家圩子走完她的一生。欲望没有了，痛苦也就没有了。正如一条破船停泊在岸边，惟一的可能，就是等着它自己烂掉。　　但是，水涨了。水涨了，就只有船高。　　“返城”不再是消息，不出一年它就成了行动。许多知青打点行装，回到城里等待“落实”去了。知青～个接着一个走，他们像拔萝卜附，自己把自己从土地里拔了出来。一个萝卜一个坑，对于这些空下来的坑，“萝卜”们是体会不到的，体会它们的只能是童惠娴。伙伴们走去一个她的心里头就空一次，扯一次，剜一次，疼～次。水涨了，船高了，烂掉的破船漂浮起来了。童惠娴惊奇地发现自己的心思其实并没有死透，一旦萌动就有点像开了花的芝麻，就会往上蹿，就会节节高。　　小道消息再也不是“小道”了，它拓宽了，康庄了，有了通行和通畅的可能性。　　童惠娴一直没有动心，但刚一动心却又铁了心了，她一打定主意就显示出了她的死心眼。一定要返城！为了二儿子能够变成城市人，上刀山她也要返城。　　最初对知青返城表示关注的恰恰不是童惠娴，而是耿长喜。他从一开始就分外留意有关返城的风吹草动了。这个农民集中了他的全部智慧，小心地侦查起老婆的～举一动。他十分自觉地勤劳了，而且比过去更为顾家，更为听（老婆）话了。耿长喜最为担忧的不是老婆返城，而是老婆把他扔了。童惠娴哪里是他的老婆？是七仙女呢！一个男人最得意的事情不是讨到老婆，而是讨到一个高攀不上的老婆，用乡亲们的话说，叫做“鲜花插在牛粪土”。耿长喜一听到“鲜花插在牛粪上”就喜上眉梢，他就是牛粪，他就喜欢别人说他牛粪，这可不是一般的牛粪，这是插着鲜花的牛粪，幸福的牛粪，伟大的牛粪。有鲜花插着，牛粪越臭就越是非同一般，就越是值得开心与值得自豪。能耐是假，福气是真，你就做不成这样的牛粪！　　但是鲜花万一技走了，牛粪就不再是牛粪了，只能是一摊屎。　　返城风越吹越猛，耿长喜在童惠娴的这边嗅不出一点动静。但越是没有动静事态就越发严重了。这个女人的心思你从她的白皮肤上永远都看不出来。耿长喜坐在大树下面抽起了旱烟，他的抽烟静态里头有了忧愁。　　童惠娴不开口，耿长喜当然就不敢把话挑明了说。　　最致命的夜晚终于来临了。事先看不出一点迹象。最不幸的时刻总是这样的，突如其来，细一想又势在必然。童惠娴的脸上看不出半点深思熟虑的样子，仿佛是脱口而出的。她抱了二儿，悄声说：　　“我想回城。”　　耿长喜没有哑口无言。在这样的紧张态势下这个农民表现出了镇定。他说：　　‘饿不让你走。”　　僵持的状态只能是各怀希望的状况，只能是各怀鬼胎的状态。　　“不让我走，我就死。”童惠娴在这个晚上这么说。　　童惠娴说这句话的时候正在给二儿子喂奶。所谓喂奶只不过是一个静态，二儿子睡在她的怀里，她的乳房一只被二儿子叼着，一只被二儿子捂在掌心里面。老大耿东光不跟他们过，耿东光满周之后就接到爷爷奶奶那边去了。小油灯照在童惠滴的脸上，照在耿东亮的小手上，放出祥和动人的光芒。童惠娴就是在这样的画面之中说起了死，祥和动人的灯光底下不可避免地飘起了血腥气。“我死给你看！”童惠娴说。她把这句话说得平静如水，像墙角里的农药瓶，只有气味，没有动静。丈夫望着这个女人。她侧着脸，一张脸半面亮，半面暗。这个寡言而又内向的女人没有激动的时候，但是，她说得到就做得到。她才是一柄杀猪的点红刀，不声不响，只有光亮和锋利，然后，平平静静地刺到最致命的地方去。　　耿长喜显然被这句话激怒了。他从床上抽出了父亲的点红刀，拍在了桌面上，他红了眼，瓮声瓮气地说：“你死了，一个也活不了！”　　“随你。”童惠娴说。　　耿长喜下面的举动出乎童惠娴的预料。耿长喜跪在了她的面前。耿长喜下跪之后脸上的豪气说没有就没有了。他噙了两颗很大的泪，泪珠子在小油灯下发出破碎的光。　　“不要和我离婚，我求你，不要把我扔掉，离开你我一天也活不了。”这个不通爱情的糙汉懂得疼老婆。这个最无赖的男人满嘴的无赖腔，却比最通风情的情话更能打动人。　　“谁说要和你离婚了？”童惠娴说，童惠娴转过脸去，泪水往上涌。“谁说要扔掉你了？我只想回城去。”　　耿长喜不起来，两只手抱住了童惠娴的小腿。他在这种时候委屈得像个孩子，他的样子又丑陋又愚蠢又动人，童惠娴托住儿子的脸，用大拇指小心轻柔地抚弄儿子的腮，眼泪止不住往下流，“你起来。”童患妇说。　　“作起来。”　　耿长喜很小心地站起来。他一站起身就咧开了满嘴的黑牙齿，拖了哭腔说：“只要有你，我卖血，我偷我抢我也养活你……”　　协议就是在这个夜晚达成的。童惠娴松下一口气，回到里屋，把怀里的儿子塞进了被窝。里屋没有灯，童惠娴俯卧在儿子的身边，无声地吻自己的儿子。儿子睡得很熟，漆黑的里屋只有儿子的细微呼吸。儿子气息如兰，听上去让母亲伤心，闻上去让母亲伤心。童惠娴的双唇贴在儿子的腮帮上，默然无声地哭泣。童惠搁在心里说：“儿子，妈这～生只有你了。”　　耿长喜悄悄跟过来。他偏在了童惠娴的后背上。大巴掌在浓黑之中插进了童惠娴的胸口，指头又粗暴又巴结。出于一种最朴素的感激，耿长喜讨好地对了童惠娴耳语说：“我要让你快活。”童惠娴听到这句话便打了一个冷颤，她知道他的“快活”是什么，他明了自己的快活，以己推人，别人的“快活”当然也就不二。童惠娴在整个婚姻岁月里最害怕的就是那种事，她总是收住自己，竭尽全力去忍住自己，然而一到最关键的时候她反而忍不住，收不住身子，忍得越凶呼应起来也就越是不要命。呼应一回就恶心一回，肮脏一回，第二天早晨就会后悔一回。她痛恨“快活”已经近乎绝望，她就弄不懂身体里头有哪一个部位出了问题，每一次都和这个丑陋的男人那样地要死要活。每一次她都在眩晕的时候认定身上的男人不是耿长喜，可是每一次睁开眼来又都是耿长喜。他永远是他，梦醒时分总是这样的无情事实。　　胸口的指头张扬起来了。童惠娴夹紧身子，厉声说：“不。”耿长喜的另一只手从床上扯下被子，扔在了地上。他压在童惠娴的身上，说：“我听你的话，不和你亲嘴，我保证，不亲嘴。”童惠娴慌乱说：“不能，你不能……我今天脏了……”这句话在平时是极管用的，“脏身子”耿长喜从来不碰，要不然会有血光之灾的。但是耿长喜今天不顾这些，他喘着气，表决心了：“就是死……也要让你快活……”他的双手捂住了她的乳房，以往只要他猛援一把她总要张开嘴“呵”一声的。但是童惠娴今天忍住了，他捂住了她，用力挤，用力搓。耿长喜扒开了童惠娴，她今天果真“脏”了。然而耿长喜没有犹豫，他勇敢地，甚至是义无返顾地进去了。他在努力，关注着她的所有反应。童惠娴开始挣扎，耿长喜用力地握住了她的双臂，以一种忘我的、奉献的、一心为人的心态开始了他的动作。童惠娴不动。她僵住了身体，尽力不做任何反应。耿长喜一边卖力一边说：“我要对你好，我要对你好……”他的动作越来越大，越来越猛，越来越锐利。童惠娴挺起了腹部，收紧了大腿，企图把他“吐”出去。她刚刚夹紧联长喜便更加呼啸了，嘴里胡乱地说：“你要了，你到底要了。”童惠娴上气不接下气，让他轻点，告诉他她知道了，他对她好，她心里全知道。这一句表扬彻底要了童惠娴的命，耿长喜居然加倍地恩爱，加倍地巴结了。童惠娴的身体从地面的棉被上慢慢腾空了，飘起来，像一团乳色的雾。她的肌肤上滚动起细碎的油菜籽，细碎的麦粒。这样的感受储存在她的身体内部，这一刻被激发，复活了，她的周身弥漫起仓库的混杂气味，她的身体迎L去，期待着死亡迅疾地降临，童惠娴昂起来，尖叫了一声，在浓黑中抱住了身上的身体。但身体是熟悉的，因而陌生，因而令人绝望。她在绝望之中不可遏止地颤栗。　　战争在死亡的废墟上终止了。一场讨好与一场虚妄各自僵死在各自的体内。　　第二天一清早耿长喜就回到父亲那边去了，从父亲的床下取出了父亲当年的杀猪器具。这些器具都上了牛油，被棉布紧裹着，擦去牛油之后它们送亮如初。老父亲曾经是方圆三十里最出色的屠夫，他杀猪的样子气势如虹，每一头猪在他的面前都像一件旧线衣，只要他抓住一只线扣，用力一换，猪身上的所有部位就会一节一节拆下来。他杀猪的样子使你相信猪这个东西原来只是死的，他一杀才杀出了生命，哪儿是头，哪儿是爪，哪儿是下水，哪儿是皮肉。这一带的生猪都争先恐后地盼望着成为他的刀下鬼。但老父亲洗手了，他成了中国共产党耿家圩子支部的领头人，只好把手上的手艺放下来。他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光大父业，他用“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个朴素的真理去教育儿子。但儿子游手好闲。儿子荒废了父亲的手艺，让父亲的手艺成了一堆废铁，存放在没有光亮的床铺下面。　　耿长喜把父亲的手艺从床铺底下捡起来，大声对父亲宣布：“我想杀猪。”　　父亲不知道昨天晚上的事。他把儿子的所为仅仅理解为浪子回头。父亲让老伴儿到灶上去烧开水。他拿了一只小板凳，点上旱烟，端坐在天井里头。老支部书记对了自家的猪圈努努嘴，用这个无声的举动告诉儿子，现在就开始。儿子打开栅栏，把黑猪放进了天井。父亲说：“走到猪的后面去，捉它的后腿，要快，要猛，一抓住就发力。”耿长喜的身手比父亲更为敏捷，他依照父亲的指点放倒了黑猪，一只膝盖顶住了生猪的脖子，随后从腰间扯下裤带，捆好黑猪的两条后腿，再捆好黑猪的两条前腿。耿长喜取出父亲的洗脸盆，放上水，对好盐，一手提了脸盆一手提了长凳重新走回天井。父亲拽了黑猪的后腿与尾巴，儿子的嘴里衔了点红刀夹着黑猪的前腿与耳朵，把黑猪架在了长凳上。父亲说：“慢进快出，下手要稳、准、狠！”儿子点点头，腾出右手，从牙齿与牙齿之间取过刀，在黑猪的脖子上比划了几下，慢慢地往肉里头捅。他的手腕强壮有力，做到了又稳又准又狠这三项原则。他甚至把点红刀的手柄都送进猪肉里去了。父亲说：“拔。快。”耿长喜便拔。点红刀扔在了地上，粘了血，冒着乳白色的热气。黑猪的血冲下来，偏偏的，带着哨音，像年轻女人的小便，听上去激动人心。猪在挣扎，屎都挣扎出来了。父与子的四只大手孔武有力，黑猪在哪里挣扎，四只手就在哪里把它稳住。刀口里的血柱变小了，变细了，父亲在身后提起黑猪，刀口里头冒出了一串血泡泡。他们等待最后一滴血。血流干了，只剩下肉，他们一起发力，黑猪的尸体就被他们扔在了地上。耿长喜开始激情澎湃了，在激情澎湃中表现出了无师自通。父亲的提醒越来越显得多余。耿长喜拿起点红刀在黑猪的后爪上开了一只小口子，随后拿起了长长的小铁棍，沿刀口插进去，在黑猪的猪皮与脂肪之间打通它的气路。妥当了，耿长喜就把小铁棍抽出来，把黑猪的后爪贴在嘴上，用力吹。耿长喜的气息在猪体的内部柱子一样四处延伸。猪辅肿起来了，鼓胀起来了，四只蹄子高高地挺起，像拥抱什么，一副热爱生活的样子。吹满了气的黑猪被开水一烫立即就面目全非，耿长喜用刮毛刀不停地剃刮，一刀下去黑毛和黑皮就脱落开去，露出了圆嘟嘟白花花的肉身。耿长喜越战越勇，越战越精神，脱了毛，开了膛，取出下水割了头，一头活脱脱的黑猪转眼就成了白亮亮的猪肉。耿长喜高声对父亲宣布：　　“有了这个手艺，乡巴佬就能变成城里人啦！”　　童惠娴在往前骑，这个“城里人”以一种麻木心请行走在自己的城市里。她要去看他的儿子。那是他一生中的惟一。　　童惠娴顺着车流爬上了一个坡面。下了坡，再往左拐二百多米，就是师范大学了。上百辆自行车开始下坡，这是骑单车的人最愉快的时光。　　不知道是哪一辆自行车绊了一下，摔倒了，漫长的坡面上自行车的车流成了多米诺骨牌，从下到上一个连一个，倒成了一大片。童惠娴还没有来得及弄清楚怎么回事，一个小伙子的身体已经压到了她的身上来了，而她自己也压住了另一个少妇。几辆小轿车行驶在马路的隔离栏里侧，它们放慢了速度，从车窗里伸出脑袋观看这一道风景。喇叭也响了，一个孩子在奥迪牌轿车里大声尖叫：“好看，好看！”　　被童惠娴绊倒的小伙子爬得快，一站起来就大声训斥童惠娴。“怎么弄的？二五！”而童惠娴这时候正压着另一个女人。女人端了童惠娴一脚，同样对童惠娴吼了一句：“压我干什么？二五！”童惠娴的右膝疼得厉害，弯着腿，对身前一个对不起，又对身后一个对不起。说完对不起童惠娴才发现盛荷包蛋的饭盒早就飞出去了，油渍浸到了另一个姑娘的肉色丝袜。姑娘站起身，对童惠娴大声说：“你看！你看看你！”童惠娴还没有来得及说话，姑娘的脚早就踩到了荷包蛋上去了，鲜嫩的蛋黄飞溅出来，黄黄地摊了一地。而跟上来的车轮也把饭盒压启了。童惠娴心疼，嘴里却只会“对不起”，而她越是对不起抱怨她的人也就越多了，就仿佛这些行动是她的一次阴谋。童惠娴扶起车，推到安全岛上，眼里头一片乱，脑子里一片空。等所有的人从地上起来了，童惠娴才想起来自己的伤。伤口有些疼，像在骂她。伤口往肉里疼，童惠娴就差对伤口说对不起了。车队重新流动起来之后，童惠娴还没有还过神来。她自语说：　　“我对不起谁了？怎么又是我对不起别人了？”　　走进师范大学的大门童惠娴感觉到有东西在小腿上爬。她知道是自己出血了。她站了一小会儿，推上车，往里走，步子迈得方方正正的。在儿子的同学面前一瘸一拐肯定会丢儿子的脸的。做母亲的走一步疼一步，全因为儿女的脸面。　　穿过那条梧桐大道，拐过一排冬青，那就是亮亮的教室了。这是童惠娴第二次走进这所高等学府。第一次进来还是亮亮报到的那一天。师范大学里的学生们一个个神气活现的，他们都是水里的鱼，一快一慢都款款有型。童惠娴站在儿子的身边，她将要把儿子送到“他们”中间去了，心里头有一种说不出的充实，又有一种说不出的空虚。喜悦和哭泣的愿望交替着翻涌，女人做了母亲心里头怎么就没有踏实妥当的那一天呢。　　但是教室里空无一人。童惠娴只好到琴房那边去。琴房的二层楼建筑显得很小巧，有许多小窗户，不同品种的器乐声都是从那些小窗户里传送出来的。　　童惠娴走进琴房，过廊里很暗，只有出口与入口处的光亮，人就行走在一节昏暗之中了。童惠娴的脑袋在琴房的门窗上伸来伸去的，没有见到亮亮。童惠妨把一楼和二楼都找过一遍，没有，只好敲门。开门的是一个女学生。童惠娴堆上笑，用那种主、谓、宾都很完整的句子开始说话：“耿东亮同学在这里学习吗？”　　女同学斜了眼问：“你是谁？”　　“我是耿东亮同学的母亲。”　　女同学却把头回过去了，里面坐了一个男生，他的十只指头在钢琴上跳过来跳过去的。女同学对男同学说：“他家里面怎么不知道？”　　男同学笑了笑，说：“我怎么知道。”　　童惠娴听到这句话便感到有些不对劲。她往前走了一步，小声说：“他怎么了？”　　“他退学了。”　　“他人呢？”　　“不知道。”　　“他干什么去了？”　　“挣大钱去了。”　　“他人呢？”　　“我是他同学，我又不是他母亲。”　　童惠娴的双手一下子就揪住了女同学的双肩，失声说：“他人呢？”　　女同学挣了几下，没挣脱。那位男同学却冲了上来，他的十只指头不仅会在琴键上跳跃，还会推操。他～把推开童惠娴，略地一下就把门关上了。　　“亮亮广童惠娴大声叫道，“亮亮片　　昏暗的过廊两头被她的尖叫弄得一片白亮。　　琴房里混杂的琴声在这一阵叫喊声中更然而止了。所有的房门都打开了，伸出一排黑色脑袋。　　二楼的走廊上走下来一个人。是炳璋。炳璋走到童惠娴的面前，说：“我是炳璋。”童惠娴一把扑上去，高声吼道：“你们把我的儿子卖到什么地方去了？”炳璋站在那儿，纹丝不动。烟瘴说：“他把他自己卖了。他不愿意从我们的肩膀上跨过去，他绕开了我们。”　　童惠娴扯开嗓子，对着所有的学生大声呼叫道：“亮亮！亮亮！”　　　　 酒鬼在流血。他没有“过来”，耿东亮有些惊魂未定，他拉开门，冲了出去。耿东亮拖了一双半旧的拖鞋游荡在城市的子夜。拖鞋是酒鬼的，被酒鬼的双脚磨出了左右。夜安静了，道路显得宽广。整个城市全是路灯的颜色。路灯的边沿有几只飞蛾，它们三三两两的，使城市的子夜显得无精打采。耿东亮出门的时候像一只惊弓之鸟，现在安稳了，就想找一个地方停下来，歇一歇。然而没有。这个子夜城市没有一个可供耿东亮驻足的地方。他只能沿着商业街的橱窗独自游走。耿东亮没有方向，商业街的纵度就是他的路程。　　半空的高压氖灯给耿东亮带来了乐趣。在路灯与路灯之间，耿东亮的身影短了又长了，长了又短了。这个长度的变化成了耿东亮的唯一兴趣。他低下头，专心地关注着地上的自己。但是这个游戏太累人，注视了一会儿耿东亮就感觉到困顿涌上来了。他只好抬起头，看橱窗。橱窗里有肥皂的广告、洗发香波的广告、热水器的广告、内衣的广告、卫生用具的广告。这些广告的文字不同，但创意和画面只有～个：美人洗澡。许许多多的橱窗里都有美人在洗澡，该课的都课了，不该课的地方就是流水或泡沫。美人在微笑，美人的牙齿是出色的，皮肤是出色的，表情也是出色的，左顾，或右盼，自己和自己风情万种。洗澡，这个最隐密的个人举动，在子夜的橱窗成为一种公开的、却又是寂寞的行为。洗澡广告拓宽了城市人的生活维度，成为城市的美学效果或生存背景。女人洗不洗澡已经成了一个次要问题，重要的是这个形式。她们裸露的原因就是商业的原则。　　无处可栖。这也不错。无处可栖是一种纯自我的感觉，正如疼痛，正如困乏，正如疲惫，它们提醒了耿东亮，这是“我的”感觉，而不是某个狗杂种的感觉。我对于“我”来说，无处可栖就有了切肤之痛，它具体，也许还有点生动。这不很好么？　　出租车的司机到了深夜就会东张西望。每一双与他们对视的眼睛都有可能成为生意。他们关注独行人。他们放慢了车速，搏喇叭。耿东亮决意不去理会那些眼睛，尽管他非常想坐上去，在空调的冷风之中睡个好觉。然而他没带钱。他出门的时候只带了自己的身体。这样也不错，他的双脚可以在城市之夜信马由缰。　　星级饭店的门口有几个女孩子。他们在深夜像某种夜游的动物。她们的样子像女学生，她们的样子还像淑女。所有的人都愿意张扬自己的职业性，诗人喜欢自己像诗人，大款喜欢自己像大款。而这些可爱的女孩子不，她们不是淑女，可是她们最热衷于把自己弄成淑女。她们穿着很干净的裙子，孤寂地行走在大厅门口。她们的目光与身体像两种完全不同的动物，目光是凶猛的，捕猎的，而身体却又是懒散的，预备了被捕猎的。裙子很漂亮。不像裤子，中间有那样坚固的连接。裙子的中央地带宽广极了，容得下天下男人，容得下天下男人的全部器械。最关键的是，穿得下想象力与暗示性。裤子是什么鸟东西？裤子平庸。裤子结构复杂。裤子在子夜时分缺少当代性与城市性。裤子绝对不能构成当代的城市之夜。　　耿东亮口渴了。想喝点什么，许多酒吧通宵地开着，许多茶馆也是通宵地开着。它们在门口挂上了小灯笼：24小时营业，或全天候营业。然而耿东亮的身上没有一分钱。人在没有钱的时候会格外地感受到钱的伟大与钱的狰狞。耿东亮渴极了。没有钱夸张了他的口渴。反过来也一样，口渴夸张了他没钱的印象。　　钱是甘泉呐！　　耿东亮仰起了脸，天上没有甘泉，天上下雨了。昨天晚上酒鬼说过的，天要下雨，他的左腿酸疼得厉害。真的下雨了。酒鬼说，人在唱歌的时候通着天，其实，人身上的致命伤痕同样通着天。致命的伤痕都有一种先验的能力。真的下雨了。　　耿东亮站在路灯底下，仰起头，张开了嘴。雨不算小，但是对于解渴来说，它又近似于无。大雨使夜的街变得复杂起来了，天上地下全是灯，斑斑斓斓的，都不像现世了。像梦中的虹。　　远处开过来一辆公交车，加长的，开得很慢。车身在摇晃，它在下半夜的雨中像一个赴死的绿林好汉。耿东亮爬上车，坐到后排去。车内并不拥挤，却很澳热，洋溢着汗臭与人体的馊味。但任何气味都不是永久的，你习惯了它，它就会自动消失。耿东亮利用三次靠站的机会把整个后排全占领了、他躺下来，拿两只拖鞋做了枕头。耿东亮困得厉害，却睡不过去。他开始想象自己的城市，一边想象一边体验着公交车的拐弯，爬坡，下岗。他成了故乡的旅客，仔细详尽地体验着所有过程。每一个靠站他都可以下车，而每～个靠站和他又没有任何关系。耿东亮盼望着这辆公交车能向远方驶去，当他醒来的时候，公交车也许会停靠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公交车的命运就是围绕着一个固定的路途，然后，开始转圈。　　耿东亮长叹了一口气。他听着车顶上的雨声，睡着了。　　耿东亮是被一个男人叫醒的。男人的嗓门很粗，他用膝盖推了推耿东亮的跨部，大声说，“喂！喂！”耿东亮很困难地睁开眼，高大的男人一手拽着扶手，一手执了饭盒，盯着他，一脸的不友善。窗外的天早就大亮了，公共汽车正迎来了一天当中的第一个高峰。耿东亮坐起来，粗壮的男人紧贴着耿东亮坐下来，耿东亮感觉到他的身上热哄哄的气息。人越来越多，人多了售票员反而挤到人群之中喊票了。售票员瞟了一眼耿东亮，说：“买票了。”耿东亮只要把头侧过去，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售票员肯定会把他放过去的。但是耿东亮心虚，他眼怔怔地望着售票员，脸上居然变了颜色。售票员跨上来，为了保持平衡，她站成了丁字步。售票员说：“买没买票？”耿东亮老老实实地说：“没买。”售票员说：“补票，掏钱。”耿东亮像个学生似的站了起来，他的身上只有酒鬼的旧T恤与旧短裤，连一只口袋都没有。售票员说：“罚款十元，掏钱。”耿东亮看～眼四周，周围的人都一起看着他。耿东亮红了脸说：“我没带钱……”售票员立即就大起了嗓门，厉声说：“没钱你上车做什么？没钱你上车做什么？”售票员伸长了脖子对车前的驾驶员喊道：‘存车！”车停下来，一车的人都回过头来好奇地打量。耿东亮个子高，颀长的身高这时候差不多就是灾难了。售票员说：“下车！你给我下车！——好意思，这么大的个子！”　　耿东亮一脸的羞愧，他就带着一脸的羞愧走下了公交车，差不多是逃出了公交车。他站上马路之后才意识到自己是光着脚的。鞋还在车上，但公交车的车门已经关上了，似乎带了很大的怨气。售票员脑袋从窗口里伸出来，说：“好意思，这么大的个子！”　　耿东亮光了双脚站在马路的边沿，狼狈极了。在这么多的人面前受了这样的羞辱，他的眼泪都快掉出来了。人在身无分文的时候羞辱随时会找上你的。钱这东西就这样，你越是身无分文时钱的面孔就越是狰狞。要不怎么说一分钱逼死英雄汉呢。　　饥渴、困顿、羞愧，一起袭上来了。　　这个意外的夜晚验证了一条最朴素的真理：钱是有用的。它不可或缺。　　城市的早晨带了一股水气，环卫工人把它拾摄干净了，洒水车洒上了水，城市干干净净，以一种袒露和开敞的姿态迎接人们对它的精塌。耿东亮光着脚，像一个乞儿游荡在马路边沿。回家只是一个闪念，很快让耿东亮打发了。耿东亮不是往前走，脚迈到哪儿他就算走到哪儿。　　耿东亮走到民主南路完全是不由自主的，最直接的原因或许是想见一见李建国。李建国总经理好歹是他的学兄，先向他预支一点零花钱总是不成问题的。身上必须先有钱，这个原则不可动摇。钱是城市的空气，阳光，水；在城市，没有钱你就是一只苍蝇、跳蚤或蟑螂。必须先有钱，这不是什么理论，它只是一种十分浅表的事实，迫在眉睫。　　一辆宝马牌小轿车停在了耿东亮的身边，没有刹车声，而车窗也无声无息地滑下来了。有人在车子里“喂”了一声。耿东亮没有留意，耿东亮再也料不到～辆漆黑猩亮的小轿车和他会有什么关系。但他看到了一个人，一个手扶方向盘的女人。耿东亮认出来的时候脑袋里不由自主地“轰”了一下。是罗绣，总公司的董事长。罗绣没有开口，侧过身子打开了车门。“进来吧，”罗绣说。耿东亮愣在那里，不敢说不，又不敢贸然进去，就这么愣了四五秒钟。罗绣显然不耐烦了，搏了两声车喇叭。耿东亮慌里慌张地钻进了车子，车内的空调让他凭空凛了那么一下。　　宝马牌轿车显然停的不是地方，一位交警走到小汽车的左侧，立正，打了一个很帅气的军礼。交警说：“您违章了，请您接受罚款。”罗绣没有看窗外，顺手就到皮包里去掏钱包，钱包里只是三五张信用卡和一些美钞。罗绣说：“记下我的车牌，一个小时之内我派人送过来。”罗绣把钱包摊到交警的面前，笑道：“你瞧，我只有美金，没钱。”　　罗绣把汽车启动起来，开了十来分钟，停到中央商场的停车场，关掉发动机。罗绣抬起头，调整好右手上方的反光镜，耿东亮的一张股便呈现在镜子的中央了。罗绣说：“打了一夜的牌吧？”耿东亮想了想，说：“没有。”“喝花酒了？”耿东亮说：“没有。”罗绣就那么微笑着打量耿东亮，发现他的脸部轮廓有些不对劲，颧骨那一律地全鼓出来了。罗绣回过头，认真地研究了联东亮一回，知道是反光镜的凸面使他变形了，罗级顺便把耿东亮的上下看了一个来回，说：“这哪里像我的干儿？”罗绣说完这句话便下了车，走到中央商场门前自动取币机旁，分别用长城卡、牡丹卡和金穗卡取出一扎现金，自动取币机永远都是十分听话的样子，你只要掼几下，崭新的人民币就会侧着身子一张连着一张吐出来了。　　罗绣一个人走进中央商场，十几分钟之后便出来了，手里提了一串的大包和小包。罗绣进车的时候耿东亮居然睡着了，歪着脑袋，一副不顾头不顾尾的样子。宝马牌小轿车的避震系统真是太良好了，罗绣的右脚刚刚踩上去，车身便像水里的小舢般那样晃荡了起来。这一来耿东亮就醒了。他睁开眼，睁得很吃力。罗绣把手里的大包小包一起塞到后排去，说：“换上。”口气既像大姐又像母亲，有一种很慈爱的严厉。耿东亮从包里抽出T恤牛仔裤和皮鞋，看了几眼，都是很贵的名牌，一双眼就在反光镜的凸面上对了罗绣发愣。罗绣点上烟，顺手把反光镜侧过去了，这一来双方都在对方的视线之外了。耿东亮磨赠了一会儿，说：“我不能要你的东西。”罗绣说：“我的公司从来都不许衣冠不整的人进去的。”　　优秀的女人们眼睛都是尺，罗绣就更不例外。耿东亮换上衣服之后十分惊奇于衣服与鞋袜的尺寸，就像是量下来的。衣袜穿在身上，该离的地方离，该贴的地方贴，离和贴都是那样的有分有寸。这种切肤的好感受得力于罗绣的精确判断与精确选择。耿东亮料理完自己，罗绣回过头，说：“这才像我的干儿。”罗绣把“我的”两个字咬得很重，慈爱和自负就全在里头了。罗绣把烟掐了，吁出一口气，说：“上街玩去吧，干妈得挣钱去了。”耿东亮下了车，关上车门走到驾驶室的附近，罗绣按下自动门的车玻璃，递出一张名片，关照说：“我六点下班，你最好打个电话来谢谢我。”罗绣说完这句话玻璃又爬上来了，把她关闭得严严实实的。耿东亮站在原处，开始追忆昨夜与今天的上午，一切都是那样的虚幻，仿佛被编排好了。或许生活就是这样，它真实到一定的程度，就必然接近于虚幻了，宛若在梦中游走。　　罗绣迟到了近半个小时。没有人为一个公司的董事长考勤，然而，罗绣每天的上下班都是按点的，准时的。这是长期机关生涯给她带来的好习惯。罗绣走进办公室，先坐一坐，四周看看。过去在机关就是这样的。她在等第一个电话，第一个电话进来也就是她的开始。对罗绣来说，这里依旧是机关，然而，是自由的机关，是物化的机关，是市场化了的机关。　　在机关干部最吃香的岁月，罗绣呆在机关，在商业老板最走红的年代，罗绣又成了商人。这个女人什么都没有落下。这是命。俗话不是这样说的么？皇帝是假，福气是真。　　罗绣的福气首先得益于这个城市的市政建设。市政建设的某一个侧面当然就是房地产开发，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就是房地产开发。正是由于房地产开发，市经委的办公室主任罗绣女士在一夜之间就变成允况房地产开发总公司的董事长了。这个伟大的决策充分体现了市政府“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具体举措。政府的行政行为直接等同于政府的商业活动，这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能是什么？这不是中国特色又能是什么？　　允况房地产开发总公司的成立与民主南路的开发联系在一起。民主南路与以民主领袖的名字命名的主商业街平行，总长度不足一千米，地处本市二类地区与三类地区的交界处。两侧以散户居民为主，71．3％为砖瓦平房。开发区的竞拍是在那一年的“金枫叶”恳谈会上进行的，中标的是一位华人外商。这位六十开外的外商对他的手下说，在国语中，人就是“工作”，需要我们去‘做”。“工作”滋润了，就好运转了，就只剩下了最后的一锤子买卖。罗绣女士目睹了这一锤子买卖，代表中方举起“矿号小木牌的，是市经委的一位司机。这位大块头的年轻人最后一次举牌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得到暗示之后，就把小木牌放下了。价码抬得太高了把外商吓跑了怎么能“与国际接轨”呢？市电视台在当晚的赌城新闻》里播送了这则消息，六十开外的外商在电视屏幕上显得气宇轩昂。落极之后他从荧屏的右侧走向了荧屏中央，微笑着与“各位领导”端起了人头马，干了杯，并合了影。　　允况房地产开发总公司现在今非昔比了，成了允况集团总公司。然而董事长没有变，还是当年的罗绣女士。罗绣女士当年可不愿意走出机关大院的。分管副市长把罗绣找过去，“通”了“通”气。罗绣女士明白着呢，把自己从政府大院里头弄出去，不就是给他们做一个小金库的“库长”么？这怎么可以？她好歹也是“正处”呢。分管副市长看得出她的心思，说：“你的办公桌暂时就不要动了，政府也不发文，——你先过去，那头总要一个党代表嘛！”　　桌子不动也就是椅子不动，这一来机遇与待遇都可以不变。罗绣女士说好了的，“过去”之后就呆“一年”。但是一年说过去就过去了，期满的时候罗绣女士正在新加坡考察呢。“回去”的事罗绣就没有提。罗绣不提，“政府”也就不提了。　　由机关干部变成机关商人，罗绣女士从自己的身上亲眼目睹了“女大十八变”。这句话用在罗绣董事长身上真是再恰当不过了。当然，“女大十八变”指的是女人越变越漂亮、越年轻，否则变来变去人生也太没有风景了。机关里头的人一见到罗绣就说：“什么叫今年二十，明年十八，看看罗绣就全知道了。”罗绣在机关的时候终年留了齐耳短发，衣着是笔挺的、占板的，一副政策性，一副机关腔，一副人到中年的样子。最多在西服的胸花上变点花样，算是小小一翘，算是万绿丛中一点红。那是机关，不这样是不行的。也算是工作需要。一个人蹲在机关里头，衣着和长相上头太引人注目了十有八九要遭是非的。然而罗绣现在是“商人”，——她偶尔回到机关也全是这么说的，衣着和相貌上头就不能不花血本，这同样是工作需要，女人的天性与工作的需要合二为～的时候，女人是幸福的，罗绣就只有“女大十八变”这一条道路可走了。罗绣她只能是“今年二十，明年十八”。　　变化最大的首推腹部。　　罗绣的腹部是三十八岁那一年“起来”的。并不严重，然而起来了。有了相当危险的发展趋势。机关这个地方就这样，你只要～走进去，腰部就会毫无挽回地一点一点粗起来。连司机都逃不了这一关。当然，做了领导，肚子出来一点也是应该的，要不然，动作太麻利了，哪里还有一点稳重的样子？迫使罗绣坚决和自己的腹部做斗争的是商场里的衣服。公司不是机关，罗绣敢穿，也穿得起了。然而商场里的衣服总是和女人的腰部对着干。看在眼里喜欢的，穿上身腹部就“容不下”。为了衣服，罗绣也得把体重减下去。罗绣与自己身体的艰苦斗争就是从她到允况公司上任之后开始的。她开始减肥，上健美班；她开始纹眉，割双眼皮；她开始留最时髦的发型，每周再到美容厅护养两次皮肤。这一来年轻时代的罗绣就全回来了。不止是回来了，还多了一点东西，那种东西叫风度。风度这东西不在皮肉上，它是一种举手投足。甚至还不止于举手投足。没有罗绣这样的良好心态与经济实力，风度那东西是出不来的。漂亮而又年轻的女人多着呢，然而没风度。有风度的女人也有，但是这样的女人十有八九不再年轻，手头也紧。富婆就更加俗不可耐了。罗绣这几点可是都齐了。罗绣这样的女人都能够焕发第二次青春，说到底还是政策好哇。　　可是不顺心的事情总是有。罗绣这一头能挣钱了，把好好的一个家弄出裂缝来的确是没有想到的。儿子刚考到北京去读大学，家里的裂缝不声不响就裂开来了。　　罗绣在市政府大院工作，丈夫可以接受。他在省人大的秘书处好歹也有一份不大不小的职务，省大于市，这个道理谁都懂。问题就出在罗绣不该一下子有钱。家也重新装修了，家用电器也全部更新了，罗绣坐在沙发上说话的口气就有点像这个家的主人。这一来做男人的就觉得生活在“老婆的家里”了。这不行。这绝对不行。丈夫做过多年的秘书，现在有了职务，但是说到底还是秘书。秘书工作做长了男人总免不了心细，越自尊越心细，越心细越自尊，接下来当然就是越自负越不甘，越不甘越自负，到后来就变成处处想胜人一等，处处又低人一等了。这样的心态一带回家，家里的气氛也就越来越像机关了。但是丈夫不动声色，拿了这么多年的机关经验对付一个女人，做丈夫的这点信心还是有的。丈夫在等机会。机会总是有的，做人的惟一学问就在于耐心，只要你能等下去，机会迟早会光顾到你的头上。机会真的就来了。不出一年，省人大就利用现成的关系在海南成立了一家公司，丈夫的工作做得又隐蔽又周密，全做妥当，回到家里头和妻子摊牌。　　“我打算到海南去工作一两年。”　　“到那里去干什么？都这个岁数的人了。”　　“革命不分先后嘛。”　　“我在说你去干什么？”　　“当然是挣钱。”　　“你要那么多的钱做什么？”　　“反正得有人去。你想想，这种钱挣起来多容易，鼻涕往嘴里淌的事。”　　“什么时候走？”　　“下星期。”　　“你怎么也不和我先通个气？”　　“领导安排。通了气也还是这么回事。”　　“不对吧？怕是想重新找点什么乐子吧，——海南那种地方广　　“你说到哪里去了。我和你一样，一只脚在海里头，一只脚放在了保险箱。”　　“你到底想干什么？”　　“这没走。领导会安排。”　　所有的对话就这么多。这个家的私人谈话都像政府的办公会了。　　罗绣便不语。拿起画王电视机的遥控器，发扑克牌那样不停地换频道。　　罗绣不语丈夫也就不开口。她换到哪儿他看到哪儿。后来她把遥控器丢在沙发上，进卫生间洗澡去了。丈夫点了一支烟，电视机里头著名的韩乔生正在解说一场足球赛。　　“巴乔。　　“萨维切维奇。”　　“德赛利。”　　“巴雷西。”　　“一个长传。”　　“维阿。　　“还是巴乔。”　　“巴乔带球。他在找人。他还在找人。”　　“好球。这一脚远射漂亮。很突然。过一会儿我们看看是谁打了这一脚。对方的守门员出了一身冷汗。他高接低挡，他出了一身冷汗。”　　“搏班。各位观众，搏班，是搏班打了刚才那一脚。”　　丈夫关掉了电视。　　丈夫走得坚决，坚决的具体表现就是过程简单，一如罗绣当初由机关转入允况集团公司，这一来平平静静的～个家其实就散掉了。当然，这里头没有伤痛。都是四十开外的人了，各得其所，各得其乐，实在是再好不过。　　但是罗绣怕周末。到底是女人，一到周末日子突然就“空”了。最初的一些日子总是罗绣飞到丈夫的那边去，再不就是丈夫从那头飞过来，见了面却又没有太多的意思，一点都没有久别胜新婚的振奋迹象，无非是把电话里所说的话当了面重复一遍罢了，然后上床，重复过去所有的事。飞了一些日子罗绣与丈夫都不飞了，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守住电视机。可是电视实在是没劲透了，像一个提前进入更年期的男人，懂唆得要命，抒情抒得也不是地方，还特别地爱激动。你说这样的电视又有什么看头。没意思透了。　　要是把星期天换成星期七，日子就美满多了。　　罗绣在每一个周末的下班之前都要在办公室里头坐一会儿，静一静神，归纳归纳这个星期的工作，然后，决定在哪儿过周末。回家是一种过法，到东郊的别墅又是一种过法。尽管反正是孤身一人，但地点不同，空间不同，产生出来的心情也就大不一样了。玩味玩味自己的心情，是罗绣女士近几年才养出来的毛病。过去没有。过去没这个条件。现在条件大有改进了，这个毛病就得补上。公司的别墅那么多，空也是空着，选中一座住上三月半载，总是能够滋生出别样的感觉来的，就是寂寞也比呆在家里头寂寞得上点档次，自己陷了自己过一天的贵夫人，这样的感觉特别地往心里去，有一点舒坦，还有一点难受，说不上来。　　说到底周末应该有不少乐趣的，城市发展起来了，到处都是一派灯红酒绿的样子，走上大街，便打开一扇门，门的后面都是温柔富贵乡。乐趣总是有。但罗绣是女人，在不该露面的地方露面就有些不妥当了。罗绣只能把自己关在自己的房间里。也许所有的难点就在这儿。时间一长人一独处就越发难了。罗绣害怕的或许就是独处，有朋友聊聊天，很放心地说一点私下话，周末的空闲其实还是不错的。但是人活到这个岁数哪里还能有朋友？又处在这个地位，女人到了四十岁真是一道坎，父母老了，你早就是别人的人了，自然不属于他们，儿女大了，他们又不属于你们，婚姻无疑是半死不活的。而人与人的交往除了公务就是生意。你还剩下什么？你只能剩下工作。可星期天偏偏就没有工作。　　这么静下来想想其实也蛮难过的。　　找个没人的地方放松一下，荒唐一下，或许也是个办法。但是这个办法男人行，女人断乎不行。　　罗绣越想也就越疲惫了。人疲惫了下去，身体里头却总有一个地方在那儿蠢蠢欲动。到底是哪儿，却又有点说不好。这种蠢蠢欲动与年轻的时候终究是不一样的，那时候有些盲目，有本钱，有信心，越是蠢蠢欲动就越是趾高气昂的。到了这个岁数、这个地位就不一样，有些不甘，又扯着一些疼处，越是心高气傲却越是蠢蠢欲动。女人就这个命，拼了命地往上爬，爬到一定的份上连一个说说话的人都找不到了。说到底男人的孤寂总是假的，女人要是孤寂了那才真的孤寂。　　罗绣实在想找一个说说闲话的人，能够坐下来，面对面地吃上一顿安闲的饭。这样的闲情逸致怕是不会有了。推一能和自己面对面地坐下来的，只有家里的那个小保姆了。总不能和自己的小保姆坐下来享受闲适的。那个小蠢货，她知道什么叫生活。　　罗绣用一声长叹打发了周末的这个下午。　　但今天终究是不一样的。今天至少可以找到一个陪着吃晚饭的人了。耿东亮的电话到底打来了，很准时。罗绣拿起了耳机，“喂”了一声，听了两句，笑着说：“那就陪我吃一顿晚饭吧。”　　　　 西餐厅里的空调安闲而又和睦，光线相当柔和。所有的光都照在墙面上，再从墙上反射回来，那些光线就仿佛被墙面过滤过了，少了些激烈、直接，多了份镇定与温馨。也就是说，西餐厅的墙面是富丽堂皇的，但整个餐厅又是昏暗的、神秘的。服务生们显得训练有素，他们像会走路的肉，一点声息都没有，站有站相，走有走相，即使是开口说话也都是那样的细声细气。只要一坐下来整个世界的喧嚣就远去了。耿东亮坐在罗绣的对面，一坐下来他就喜欢上这家西餐厅了。西餐厅实在是周末的好去处。　　耿东亮几乎记不清是怎么被罗绪带到这家西餐厅来的了。仿佛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罗绣只是漫不经心地和你说着话，然后，在不知不觉中作的一切就全交给她了，就像鸟在空中，鱼在水中，叶子在风中，没有一个急拐弯，没有一处生硬，只要沿着时间往下流淌就可以了。下了班的罗绣在耿东亮的眼中不再像一个集团公司的董事长，她会把自己的威严一点一点地，很有分寸地消解掉。她微笑着，疲惫地，茫然地，更重要的是又有些尊贵和矜持地微笑着，让你可以充分地放松下来，却又不至于太随便，太放肆。让你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可以依赖她，在毫无预备的情况下敞开你的心扉。　　罗绣点好菜，在等菜的间歇和耿东亮说一些闲话。罗绣说：“很久不像这样静静地吃饭了。”随后罗绣就把话题引到耿东亮的那边去，问他退学后的心情怎么样，家里的人是怎么看的，都是耿东亮的伤心处。耿东亮不想在罗绣的面前大抒情，话也就说得很克制，有些轻描淡写，但说话的语气透出了诸多的不如意。罗绣正视着耿东亮，一只手托在下巴上，很用心地倾听。这种倾听的姿态是一种安慰，还是一种鼓舞。耿东亮不知不觉地话就多了。有些饶舌，有些词不达意。罗绣则点点头，幅度很小，但每一次点头都恰到好处，都点在那种需要理解和难以表达的地方，这一来耿东亮的说话就轻松多了，依仗她的点头而变得适可而止，成为三言两语。耿东亮没用上几个小时就从心眼里喜欢罗绣女上了。她像母亲，又不是母亲，她不是大姐，又是一位好大姐，重要的是，她并不年轻，又不老。这多好。　　服务生送上果酒的时候耿东亮才开始出现了窘迫。他没有吃过西餐。他不会吃西餐。耿东亮就有些无从下手了。这是一件很让人丢脸面的事。罗绣看在眼里，却不动声色。她拿起了刀叉，很不经意地开始用餐了。这是一个示范。这样一来耿东亮就轻松多了，按照她的一招一式去做，总是不会错的。　　罗绣“吃”得真漂亮。她的模样称得上是“吃”的典范，优雅、从容、美，透出一股富贵气息。她坐得极安宁，用铝亮的餐刀把牛排切开一小块，然后用程亮的餐叉送到齿边去，她的牙齿细密而又光亮，有一种静穆的干净。罗绣取下餐叉之后总是抿了嘴唇咀嚼的，还抿了嘴无声无息地对了耿东亮微笑。罗绣的做派绝对像一位慈爱的母亲，带着自己最喜爱的孩子随便出来吃一顿晚饭。她在咀嚼的间隙没有忘记教训耿东亮几句，诸如，吃慢点，诸如，注意你的袖口。她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有一种平淡的认真，让人感动，愿意接受。耿东亮一直不习惯女人身上太浓的女性气质，但罗绣是一个例外，她让你感觉到距离。这个距离正是她身上深藏的和内敛的矜持。这一点决定了她不可能像真正的母亲那样事无巨细、无微不至，令人不堪忍受。这一点让耿东亮着迷。　　耿东亮在吃西餐的时候一直担心罗绣把话题引到“干妈”、“干儿”那边去。男人好为人师，女人好为人母，这都是天性，躲不过去的。好在罗绣没有。她一直在很疲惫地咀嚼，她的疲惫使她的咀嚼更加高贵了，就好像吃饭不是“吃”，而是一种优雅的娱乐，一种休闲活动。后来罗绣便把话题转到公司里去了，问耿东亮“习惯不习惯”，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耿东亮—一作了答复。耿东亮在答复的过程中没有忘记提及不愉快的话题，耿东亮说：“挺好。我只是不习惯他们给我起的艺名，我叫耿东亮都叫了二十年了。”罗绣放下叉子，擦过嘴，说：“给你起了什么艺名？说给我听听。”　　“红枣。”耿东亮说。　　罗绣把“红枣”这个名字街在嘴上，沉吟了半天，说：“红枣，我看这名字不错，挺招人喜爱的。”　　耿东亮便不说话了。　　罗绣说，“我看这名字不错。”　　耿东亮摇摇头，说，“你还是没有明白我的意思。”　　罗绣伸出手，捂在了耿东亮的手背上，轻轻地拍了两下，闭上眼，点了点头，说，“我明白。”　　耿东亮说，“你不明白。”　　罗绣笑起来了。她用力握了握耿东亮的手背，而一用力她的手越发显得绵软了。罗绣说，“我们别争了好吗？我累了一个月了，只是想安静地吃顿饭，——陪我说说话，好吗？”　　耿东亮用手指头捏住了一块牛排．塞到了嘴里去。　　“你瞧你。”罗绣的目光开始责备人了。　　“从现在开始我就叫你红枣，”罗绣说，“你会习惯的。”　　晚饭一直吃到临近十点。吃完饭罗绣便把红枣带进出租车了。她没有征求红枣的意见，也没有命令和强迫，自然而然地就把红枣带进出租车了。红枣既不愿意跟她走却又不愿意离开她，这一来索性就把自己交给她了，罗绣一进出租车就说了一声“真累”。司机说：“上哪儿产’罗绣叹了一口气，说，“先开着吧，逛逛街。”红枣第一次和陌生的女人挨得这样近，然而，令他自己都十分惊奇的是，他没有窘迫感，没有局促感。好像他们都认识好多年了，原来就应该如此这般的。红枣让自己彻底放松下来，心情随着汽车的车轮信马由缰。这个晚上不错，大街两侧的灯也分外灿烂了。　　东郊的这组建筑群完全是欧式的，被一道漫长的围墙围在山腰上，汽车驶进的时候总要受到一道岗哨的盘查。罗绣的别墅掩映在这组建筑群的中间，这块地方红枣在多年之前来玩过的，那时候漫山遍野都是枫叶，大片的枫叶依；日在红枣的记忆中静静地火红。那些火红如今早就变成天上的彤云了，被天上的风吹到了远处。汽车驶到门口的时候被两个身穿制服的保安拦住了，罗绣掏出证件，用两个指头夹住，送到车窗的外面。汽车驶进了山坡，山坡上一片安宁，地上只有树木的影子。路灯的造型是仿欧的，灯光洁白，和谐而又爽洁，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恬静。红枣仿佛走进了另一座城市，另一个世界。这里离市中心只有四十分钟的路程，然而，它居然给人以恍若隔世的印象。而一走进罗绣的别墅红枣就觉得是走进一个梦了，一个华丽的梦，一个精致的梦，一个用现钞码起来的梦。　　罗绣的别墅大得有些过分，而郊外的寂静又放大了这份空旷。红枣站到按发前的真丝地毯上去，朝四周打量这座漂亮的豪宅。所有的平面都那样的干净，承迎着灯光，反射着灯光。罗绣打开了所有的窗户，夜风吹进来，撩起了纱窗。风很凉，很干净，带着一股夜的气息，一股植物的气息。　　罗绣一进屋就陷到沙发的一角去了，很长地舒了一口气，说“真累”。她挪出一只手，拍了拍沙发，红枣便坐进了沙发的另一个角落。罗绣侧着脑袋，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红枣静坐了一会儿，满耳都是静。过分的幽静反而让红枣有些六神无主了，胸口没有缘由地一阵跳。在这样华丽这样幽静的地方单独面对一个女人，总有些不大对劲的地方，有些让人心情紊乱的地方，又有些说不上来。红枣一直在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放好双臂，总是找不到。好在罗绣的脸上没有异样。她倾过上身，取过遥控器，打开了电视机，很平静地观看电视屏幕上的综艺晚会。她的静态实在像一位母亲，正与儿子一起享受着周末的闲暇时光。红枣偷看了罗绣一眼，看不出任何不妥当。罗绣望着电视机，说：“这儿好么？”耿东亮说：“挺好。”罗绣回过脸来，很累地笑一笑，说：“太好的地方都有一个毛病，静得让人受不了。”　　简短的对话过后罗绣又陷入沉默了。红枣一直想打破这种沉默。沉默给了红枣一种极坏的印象，似乎时刻都会有一件摔不及防的事情就要发生似的。但到底是什么，却又说不好。红枣好几次想起身，和罗绣告别，但罗绣的脸色绝对不像是放人的样子。一旦说出口说不定就会谈崩掉的。红枣便有些坐立不安了，总不能就这样坐一夜，总不能和一个不相干的女人就这么住在这个僻静的处所。红枣歪了歪身子，鼓足了勇气，刚想开口，罗绣却站起来了。罗绣的样子似乎刚从疲惫中还过神来，一副对眼前的一切很满意的样子。罗绣走到卫生间的门前，却没有进去，只是站在门前敲了敲门，对红枣说：“这是你的卫生间。”随后罗绣又走到另一扇门前，同样敲了敲门，说：“这是你的卧室。”罗绣关照完了，用左手捂住嘴巴，打了一个哈欠，说：“我上去休息了，你也不要太晚了。”她说话的口气已经完全是一位母亲了。罗绣走到楼梯口，一步一步地往楼上去，她上楼的样子绝对是一位母亲。　　红枣一个人静坐在客厅，突然想不起来下面该做什么。他轻手轻脚地走进“他的”卧室，在墙面上摸到开关，打开了，很漂亮很干净的卧室呈现在深夜时分。他小心地坐在床沿，用手压了压，床面又软又爽。纺织品是崭新的，有很好的气味与手感。红枣和衣倒在床上，一双眼打量着天花板，那种泞不及防的印象始终萦绕着他，他就像躺在浮云上，躺在水面上，时刻都有飘动与下沉的危险性。他甚至都把心思想到歪处去了，——夜里会不会发生什么事？再怎么说他也没有理由与一个不相干的女人同住在这么一个地方的。他开始了警觉与警惕，这种警惕带有相当报琐与不正当的性质。他注意着四周的动静，但四周没有动静，楼上楼下都像天使的呼吸，无声无息，气息如兰。　　红枣在高度的防范与警惕中睡着了。　　一早醒来红枣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他四处打量了好半天，花了很大的精力才想起来自己睡在什么地方了。红枣一翻身就下了床，走进客厅，电视机还开着，整个屏幕上全是雪花。红枣关掉电视，楼上还没有动静，耿东亮只好走到阳台上去了。阳台下面正是山坡，郁郁葱葱的，空气又清新又爽朗，不远处的林中冒出几处酱红色的屋顶，都是崭新的别墅。红枣向远处的城市看了一眼，城市的上空有些雾，远远地铺排开去。红枣做了几个深呼吸，心情一下子就通明起来了。　　罗绣正从户外进屋，她刚跑完步，一脸的神清气爽。罗绣看了一限电视机，知道红枣已经起床了，便大声“腹’、了一声。红枣从阳台回到客厅，罗绣容光焕发，甚至可称得上喜气洋洋。罗绣走上来，一只手拥住红枣，一只手拍了拍红枣的腮，笑盈盈地说：“我们的歌星睡得好么？”红枣从来没有和女人这么亲热过，有些紧张，但是这个拥抱是这样的自然，完全是母子式的，红枣自己也没有料到自己会这样落落大方，居然伸出胳膊拥住罗缔了，在她的后背上也拍了两下，说，“挺好。”红枣在罗绣面前的紧张在这次拥抱中彻底地消解了，罗绣是这样的坦荡，自己在昨天夜里那样瞎琢磨，原本是不该的，哪里会有什么泞不及防？哪里的事。　　罗绣与红枣招呼完了，便走到厨房里去。厨房里有些脏，积了一层灰。罗绣说：“这么好的地方，这么脏，真有些可惜了，有人住过来天天拂拭一遍就好了。”红枣怔了片刻，接过话，说：“你要是放心，我住过来给．你拾掇拾掇。”罗绣白了他一眼，说：“瞎说，哪能让你做这些事，我的儿子我从来也没让他做过粗活。”红枣抢过话，说：“这有什么？我喜欢这儿。”罗绣认真地打量了红枣两眼，笑着说：“你要是真喜欢，就住过来，就是有点委屈你了。”“哪儿，”红枣说，“我真的是喜欢这儿。”　　红枣正式住进了东郊。为了给他解闷，罗绣把家里的那只卷毛狗也带过来了，住了几日，红枣对这幢别墅多多少少开始熟悉了。一旦熟悉了，恍他处就少了，家常处也就多了。而那只卷毛狗对他似乎也熟悉了，有了巴结的意思。这只狗是白色的，还没有长大，像一只硕大的毛线团。罗绣总是坐在自己的那张“专座”上的，而红枣则喜欢三人沙发上最右首的那一侧，他窝在那个角落里，右臂靠在扶手上，心情和身体都是周末的调子，慵懒而又轻松。音乐放在那儿，电视开在那儿，只是与他们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无非是一些不太响的声音。他们说一些话，没有中心，扯到哪儿算哪儿。但这样的谈话在红枣的这边是一份享乐，他总是体会得到罗绣的女性心肠，罗绣通常是挑剔的，可是对红枣又是宽容的。她总是先洗完澡，然后穿得很宽松，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翻几页当天的报纸。然后他们就开始说说话，说话的时候手上总要抱着小卷毛的，～边说一边抚它身上的毛。而小卷毛的细小叫声也是卖乖的、讨人疼爱的。他们的交谈～般也不会谈得太晚，道完晚安，各人就走到各人的卧房里去了。秋夜总是这样，在夜色之中秋高而又气爽。　　罗绣想给红枣理发纯粹是一次心血来潮，她买来了一只手电推子，装上五号电池，让红枣坐在一张万机子上。经过一个夏季，红枣的头发已经相当长了，足以像罗伯托·巴乔那样扎一只小小的马尾松。罗绣说，男孩的头发太长了有点“绵”，不精神。红枣自己也觉得后脑勺那一把过于呷唆，就听从罗绣了。罗绣儿子的头发一直都是罗绣理的，手艺不错，一举一动都有点职业理发师的味道。他们在卫生间的马赛克上铺上了过期的晚报，罗绣推上电开关，手电推子就在红枣的头顶上轻轻地爬动起来了。红枣的黑发一缕一缕地落在了旧报纸上。罗绣的动作很轻，偶尔拽一下，就会始起头，在大镜子里头问红枣：“疼么？”红枣说不。红枣总是说不。不到十分钟工夫罗绣就把红枣的头发弄利索了，然而，她不急于收工，她一点一点地，仔仔细细地帮他修理，每一根头发都恰到好处地支棱在头皮上。后来她关掉了开关，站到红枣的身后，两只手捂住红枣的腮，在镜子里头左右看了一回，抿着嘴只是笑。后来说：“这一回真的像我的儿子了。”红枣听了这句话便有些不好意思，又不好说什么，便什么都不说。这个沉默的间歇就有了“无声就是默许”的意思。罗绣丢下电推于，随手打开了电热水器的花栖水龙头，让红枣把头低下去。红枣知道她的意思，说：“我自己来。”罗绣便在他的后脑勺上轻轻打了一巴掌，责备说：“犟嘴！”随后罗绣就掉下了红枣的脑袋。柠檬水柱喷下来之后红枣听到了罗绣这样说：“听话。”　　“听话，”这是童惠娴常对儿子说的，现在又轮到罗绣这么说了。母亲的话耿东亮不能不听，而罗绣的话红枣就更不能不听了，因为罗绣是母亲又甚过了母亲。　　罗绣在红枣的头上抹上了过量的诗芬洗发膏，诗芬牌泡沫张扬开来，发出很动人的沙沙声。红枣低了头，紧闭了双眼，挪出右手到半空去抓水龙头。却又被罗绣打了一下。罗绣用花洒给红枣冲了一遍又一遍，末了用指头捻了捻头发，十分地爽洁了，红枣便把脑袋甩了甩，像一条落水的狗，甩出了许多水珠子。都弄停当了，罗绣擦过手，点上了一支烟，倚在了卫生间的门框上，很知足地说：“好长时间不当妈了。”　　罗绣只吸了三四口，便把香烟掼到便池里了。左右端详了红枣一回，用那种总结的语气十分肯定地说：“这一回精神了。”　　红枣看了看自己，小平头，干干净净的，是精神了。罗绣走上来，悄声说：“吃完饭，我们游泳去。”红枣听出来了，罗绣说是“我们”。　　别墅区的游泳池里没有人。这只有一个解释，别墅区里的住户并不多。游泳池的形状很不规则，像一只放大了的猪腰子。罗绣的泳技不错，除了她的蛙泳，蝶泳、仰泳、自由泳都是有板有眼的，一把一式都看得出身体的对称关系。红枣在水面上仰了很长时间，天上没有云，只有很抽象的蓝颜色。蓝得很抒情，又平又润。池水托住他的身体，只需要手部的几个简易动作就能够保持全部的平衡了。水的浮力实在是太美妙了，它轻而易举地就使人体获得了全部的自由。在某些时候，水就是想象力。　　罗绣大概是累了，她戴上了墨镜，一个人半躺在白色的塑料椅上。太阳伞遮住了她的半个身体，只有半条腿被太阳照耀着。她的腿比她的脸年轻得多，有反光，有弹力。　　红枣怕太阳。上岸之后红枣一直想找一个避阳的地方好好歇一下。罗绣看出了他的心思，罗绣说：“你太白了，还是黑一点好。”红枣不好坚持，只好在人造绿草皮上坐下来。罗绣说：“体游泳游得可不好。”红枣说：‘哦很少下水，从小我妈就不让我下水。”罗绣半是自语半是回答道：“怎么能不下水则现代生活不可以远离阳光，更不可以远离水。”红枣笑起来，说：“现代人和现代生活是两码事。”罗绣在笑，她戴了墨镜，看不见她的眼睛，但两只嘴角对称地咧开来了。罗绣说：“我在哪儿，阳光就在哪儿，水就在哪儿。”　　李建国在星期一的上午心气就不顺。他发现越剧小生极麦已经越来越难对付了。越剧小生一开始是投怀送抱了，没过多久就有些半推半就了，现在倒好，越来越沾不上进了。这和一般性的游戏顺序正好相反。李建国的岁数足以做她的父亲，他就是弄不懂怎么会越来越“斗”不过这个“十七岁”的小丫头片子的。李建国贪恋她的身体，她的身体是那样的绵软，又那样地柔韧，翻来覆去总是有数不尽的新花样，她在床上又大胆又心细，大处可翻云覆雨，小处可面面俱到，激情与想象力一样都不差。要是这一切都反过来就好了，先沾不上边，后半推半就，再过渡到投怀送抱，这才是人之常情，事态发展的正确道路嘛。可她偏不。她就是反其道而行之，让李建国总经理惶惶然，急切然，浑身充满了七拐人弯的古怪气力，就是找不到一个“解决问题”的地方。李建国越是抓耳挠腮，越剧小生就越是沉着镇定，问她需要什么，她总是笑而不答，她一定要让李建国总经理巴结着主动提出来，这就过分了嘛。李建国每次把她叫过来，越剧小生总是笑盈盈的，抱也由你，亲也由着你，动不动还火上浇点油。进入正题了，要办实事了，她就面露难色，十分娇媚地说：“身上又来了。”这显然是谎话，打马虎眼的谎言。光上个月这个小丫头片子的身上就来了三回，李建国火急火燎，到底又不敢太造次，不得不唬下脸来，说：“你怎么天天来？有没有干净的时候？”越剧小生便不语，表情也可怜起来，依偎在李建国总经理的肩头，泪汪汪地说：“我怎么知道，我这么滴滴答答的，还不全是你弄的。”李建国知道是瞎说，也不好挑明了，这样的事总不可以验明正身的，只好怜爱地、又十分失望地把她接过来，说，“再不我带你到医院看看。”越剧小生说：“这种事我怎么好意思？我才十七岁，这种事我怎么说得出口？”李总还能说什么？你说这样的时候李总还能说什么？“问题”不“解决”，李建国的心情便一点一点坏下去了，几十天下来，李总都像失恋了，心也冷了，就像一首歌里唱的那样，李建国总经理的世界开始下雪……　　李建国总经理的忧伤是具体的，全是那个越剧小生给闹的。一切都写在脸上。最早发现这个变化的当是李建国的老婆高庆霞，李建国不仅～张脸蔫了，整个人都～起蔫了。高庆霞看在眼里，不动声色，但内心却有了警觉。李建国在周末的晚上回到家，通身都是越剧小生给他带来的疲惫。高庆霞决定盘问。她先从健康人手，首先关心了丈夫的身体状况。高庆霞说：“哪里不舒服呢？”李建国冷冷地说：“没有。”高庆霞很不放心地说：“我看你很不开心的样子。”李建国半躺到床上，双手枕压脑后，知道她又在盘问了。李建国就将话题引向大处去。他长叹了一口气，说：“国家的经济形势不很乐观。”疼痛是越剧小生带来的，李建国一开口却牵扯到国家民族这样的大话题上去了。国家和民族的困难时常做这样的挡箭牌，时常成为一种借口，相当漂亮地遮掩住人们的难言之隐。高庆霞一听到这句话就放心了，丈夫在忧国忧民，这是好事，大境界，心情不好也是应当的。一个人书读多了就会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高庆霞说：“我给你下碗面条吧。”李建国说：“不用了。”高庆霞说：“卧两个荷包蛋。”李建国说：“不用了。”李建国点上一根三五牌香烟，越剧小生的面容总是在他的脑子里头晃来晃去。高庆霞不敢打搅他，就感到他的心思和九百六十万平方公理一样幅员辽阔。　　星期一上午李建国还是累。整整一个星期日都没有休息过来。　　红枣似乎不应该在星期一的早晨到李建国办公室里来。寻呼机还丢在酒鬼的家里，红枣担心李总会在什么时候呼他，一大早就赶到李建国这边来了。红枣进门的时候李总正在接电话，他放下电话机的时候附带抬起了头。红枣站在他的面前，英气勃勃的样子。李建国几乎是在见到红枣的同时站起身体的，站得有些突兀，有些神经质，差一点撞翻了面前的不锈钢茶杯。李建国说：“你理发了？”红枣站在原处，这句话听在耳朵里头有点上文不对下文的味道。红枣还没有来得及回话，李建国又说：“你晒了太阳了？”红枣讪讪地笑着，说：“是啊，我理了发了，晒了太阳了。”李建国背了两只手，走到红枣的面前，围着红枣的身体转了一圈，打量了一圈，他那种过于集中的凝视使红枣想起了酒鬼。红枣有些不自然地说：“怎么啦？”李建国没有说话，退到黑色大班椅里头，习惯性地叉起了十只手指头。李总严厉地说：“向我汇报了没有？我同意你了没有？”红枣听不明白要汇报什么，而李总到底又要同意什么。但是，红枣从李总的语调里头听出了某种严肃性和复杂性。红枣警惕起来，笑着说：“汇报什么＊’李总说：“当然是你的头发。”红枣说：“头发又怎么了？”李总的神情十分在严，大声说：“你的发型、胖瘦、肤色，～句话，你的形象，全都是公司的产品，在得到同意之前你个人无权更改。”红枣说：“为什么？”李总说：“因为你是红枣，不是他妈的什么耿东亮。”红枣的脸上有些挂不住，顶了一句嘴，口气也硬了，说：“头发长在我的头顶，又不长在你的办公桌上。”李总伸出右手，挺出一只指头，一边敲击一边告诫说：“头发不长在你的头上，而长在我的掌心里，只是我把他放在你的头上罢了。——吃饭得有吃饭的规矩，碗口必须朝上，而不能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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