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武昌那边哪里租单房比较便宜？_百度知道
武汉武昌那边哪里租单房比较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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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在武昌，武昌南湖这边，华农附近的房子还可以，地板砖，十平米左右的一百六左右，包水费，电费八毛。不过不带卫生间。小点的房子一百二左右。如果是几个人合租的话可以到马湖，房子大，两室一厅，一厨一卫，还有空调电视，网线，一个月才四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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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所知，靠近大学的一些地方都还是比较便宜的，条件也都还好，出行也不会很麻烦。不过一般大学生都比较青睐这些房子，所以想找到一间好点的可能比较难。如果可以一次交清半年的房租那问题就好解决了（具体的可以随便拉一个学生问问他们附近的情况）有什么别的需求请及时写到问题补充里哦。
小河西村，还有湖北大学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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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河 - 中山大道 - 棠东《小康》封面故事：2012年中国人十大幸福标准
[导读]追求幸福是每一个人的终极目标，享受幸福是每一个人的神圣权利，创造幸福是每一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在现实工作和生活中，要真正达到幸福生活的境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小康201211封面封面故事：你幸福了吗？2012年中国人十大幸福标准你，幸福了吗？追求幸福是每一个人的终极目标，享受幸福是每一个人的神圣权利，创造幸福是每一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在现实工作和生活中，要真正达到“快乐工作、幸福生活”的境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央视的追问得到了完全不同以往的回复，这也激起了媒体及公众的冷嘲热讽。中国人的幸福观变了吗？中国人认为的幸福是什么？为此，由《小康》杂志连续第七年进行的幸福指数调查重点分析了这些问题。“中国幸福小康指数”除对千余名公众进行问卷调查外，还对近百名不同行业、不同性别、不同年龄层次的劳动者、学生进行了深度访问，在谈到对自己的幸福感影响最大的因素时，大多数受访者都提到了四个关键词，“收入”、“健康”、“婚姻”和“家庭关系”，而这四项，恰好也在今年“影响公众幸福感的十大因素”排行榜中位居前四位。公众对35种职业的幸福感进行了投票，排名第一的公务员和排名靠后的矿工到底谁的幸福感更强？《小康》采访了十多位自不同行业、不同职业的民众，听听他们眼中最幸福的事情与最不幸福的事情。同时，我们试图通过50、60、70、80、90、00年代生人的经历，勾勒出他们所处时代的幸福观。“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托尔斯泰的名言流传至今，《小康》杂志通过深入调查与数据分析，意在找到令人幸福的共同因素。显然，从1949年以来人们的幸福观一直在变化，本期封面我们试图梳理出新时期中国人的幸福标准，结果发现健康、收入与家庭仍是国人最为看重的幸福指标。《小康》调查同时显示，居民对社会治安状况、交通条件等方面满意度总体评价值越高的地区，幸福感指数往往越高，反之亦然，这说明幸福指数与民生工程紧密相关。如果放在全球范围内衡量，中国人的幸福指数算得上高吗？税收最高的国家丹麦为什么会是全球最幸福的国家，微博达人们的幸福观又有何与众不同，让我们一起去寻找答案吧。公务员陈娟娟：为爱还是为工作放手1986年出生的陈娟娟，在硕士研究生将要毕业之时，选择了考公务员；当这份工作与她的感情生活发生冲突时，她做出了现实的选择文｜《小康》特约记者 云萱 北京报道人物：陈娟娟（左）职业：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书记员最幸福的事情：做自己本专业范畴的工作最不幸福的事情：和男朋友分手陈娟娟是“书记员”，用她的话说，就是庭审时坐在审判桌下面，埋头使劲敲电脑的那一个，也是一个审判小组里面干活最多、活最杂的那个角色。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是陈娟娟现在工作的单位。陈娟娟说，她现在感觉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在做自己本专业（法律）范畴的工作，在工作上很开心。并且单位同事之间关系很好，没有类似勾心斗角的事情发生，大家各司其职，总体上说自己的工作没什么压力。“现在工作的范畴不是自己最喜欢的，这是目前有点不满意的地方”，陈娟娟说，在郊区法院工作时忙时闲。忙的时候一天从头到晚，屁股不挨办公椅。她做的工作零散繁杂，因为工作范围是民商事纠纷案件，具体涉及到婚姻、买卖合同、借贷等等案件，所以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各种调解工作。庭审时作为书记员记录庭审过程，其实只是她工作的一小部分。更多的时候，陈娟娟需要做的是，接听报案、发送传票、案件归档、接听电话回答当事人的各种疑问、整理当事人提供的案件证据，还包括开庭时打印当事人身份证件、粘贴好各种证据链里面的财务报表等等。繁琐的公务员工作，现在成为越来越热门的职业。2013年度国家公务员考试吸引了138.3万人报名，最热门职位达到8436选1。陈娟娟是从山西的一个小县城里走出来的孩子，家庭条件一般。七年前，靠着自己的努力，陈娟娟考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本科与研究生都读法律。因为北航的法律系在业内不是很出名出彩，所以在硕士研究生将要毕业之时，她选择了考公务员。“因为公务员工作最稳当，不用担心失业，工资也可以，我的选择必须以家庭为根本。”陈娟娟说。去年硕士研究生毕业，陈娟娟收到了来自上海某郊区法院的录用通知。到现在，刚工作一年多。单位不给分配宿舍，所以陈娟娟与单位的另外一名女孩在外面合租房子。郊区的房子很便宜，租的房子装修不错，空间也比较大。“我刚和男朋友分手。”陈娟娟坦言，这是目前生活中让她觉得最不幸福的事情。陈娟娟的男友长她一岁，在清华大学读博士，年底将赴美留学。两人是同学介绍认识的，到现在为止在一起两年多。在学校时感情很好，已经相互见过父母，准备谈婚论嫁。但是去年陈娟娟工作后，两人的矛盾开始出现：作为一个有稳定工作和稳定收入，在大家眼里有了“铁饭碗”的公务员，陈娟娟不管是生活的城市还是工作的性质，都不会再有变动。而男朋友出国留学后，还有可能在美国停留较长时间实习工作，回国与否，以及回国后选择在哪个城市工作，都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1986年出生的陈娟娟不是没有想过为了爱情放弃工作，“但是现在的爱情也是那么的不确定，而公务员的身份也让我很难有勇气去辞职。”因此，两人开始对未来有各自的打算，没有人愿意为共同的未来做出让步。国庆节后，陈娟娟把QQ签名改了：假期结束了，安心享受单身生活。（链接）689.4万人根据2010年统计数据，我国公务员为689.4万人（未包括参照公务员管理的群团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近两三年公务员年均增加15万人。教师魏宪萍：让更多的人学会分享让自己幸福，并不是一件难事，难的是将自己的幸福传递给周围的人。当了六年中学教师的魏宪萍特别喜欢与学生们分享、示范每一件觉得幸福的事情文｜《小康》记者 鄂璠 天津报道人物：魏宪萍职业：天津市东丽中学政治科教师、七年级六班班主任最幸福的事情：当妈妈最不幸福的事情：得不到尊重和认可让自己幸福，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尤其对于像魏宪萍这样的女性：生长在和谐的大家庭中，按部就班地读完大学，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没有体验过当“剩女”的滋味，走出象牙塔不久就把自己“嫁”了出去，两年前就感受到了“初为人母”的喜悦……魏宪萍也的确常常用幸福来描述自己的生活状态，“很多事情都能让我感到幸福，例如陪孩子玩、穿了件漂亮的衣服、旅游、网购，等等。”也许是六年教师生涯形成的职业习惯，魏宪萍喜欢和朋友甚至学生们分享自己的快乐。她将这些视为“正能量”。魏宪萍的QQ空间经常更新，有时候她会鼓励自己，提出“技在手，能在心，思在脑，从容过生活”的更高目标；有时候她会反思，“怎么才能让心没有波澜？”最近一次，魏宪萍写下了一篇题为“当老师的幸福感”的日志。“为人师”的幸福感从何而来？今年9月29日晚，在轻轨站等车的魏宪萍，碰到一群结伴的学生，是自己两年前教过的那批，“他们对我还很热情……”尽管魏宪萍有些无法融入孩子们现在的话题，但仅凭这一点，就让她产生了一种“原来也有学生记得我”的幸福感。魏宪萍是天津市东丽中学的政治学科教师。以前，她总觉得自己是副科老师，跟学生接触不多，尤其是政治学科，在基础教育体系中处于相对“尴尬”的地位。“那时刚接手一个班级教学工作的时候，甚至会出现我走进教室却被学生忽视的情况。而得不到尊重和认可，正是我觉得最不幸福的事情。”所以刚开始从事教师职业的时候，魏宪萍对这份工作的认同度并不算特别高。一段时间后，魏宪萍逐渐进入了工作角色，也对自己的职业有了一定的认知，转变便悄悄开始了。这学期，魏宪萍在学生们的称呼中又多了一个新的身份——班主任——这也为她幸福感的提升增加了更多的筹码，“学校特别重视班主任的工作，而且对于学生们来说，班主任也是非常重要的人。”魏宪萍开始觉得教师是个可以“干一辈子”的工作，要“快乐地干下去”。从“上课进教室，下课就走人”到“看着学生们成长，陪他们一起经历学校的各种事情，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在工作状态改变的同时，魏宪萍的生活也变得更加繁忙。每天清晨六点，魏宪萍准时从位于塘沽的家中出发，路上不能有丝毫耽搁，她必须在7点20分之前赶到学校陪学生们上早自习，她一周要给学生上八节课。没课时就在办公室备课，或是完成班主任的例行工作，例如每天上午的课间操和下午放学后的打扫卫生，不仅是学生们必须完成的，也是班主任的“必修课”。结束一天的工作后，晚上六点多，魏宪萍才能回到家里。不久前，魏宪萍在网上创建了“七年六班的专属空间”，喜欢分享的她首先在空间里贴出了学生们军训的照片，“把同学们曾经生活的点滴记录下来，等他们长大以后看，会是一种收获，一种回味。”魏宪萍希望，能够通过这种幸福的示范来感染她的学生、她的孩子，甚至是她周围的每一个人。或许，让更多的人受到自己的影响，而获得幸福感，才是一种更大的修行。（链接）1357万人据教育部《2011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中国从幼儿园到高等教育的专任教师人数达1357.49万人。学者秋风：回归儒家找到身心安顿之处作为一名自由主义学者，秋风转向儒家引起了诸多争议，但他却认为自己是在回归。在秋风看来，对于中国人来说，幸福就在儒学中，儒家就是教人如何幸福、如何心安文｜《小康》记者 鄂璠 ｜摄影 薛涛 北京报道人物：姚中秋（秋风）身份：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最幸福的事情：家庭和谐，亲人健康、快乐；能够为儒家的复兴做一些事情最不幸福的事情：中国有太多的人依然不能够理解甚至拒绝儒家文化10月18日晚，秋风和另外4位学者一起，出现在燕山大讲堂的活动现场，那天的讲座主题是“转型社会与当代知识分子”，听讲座的人当中，许多都是秋风的粉丝。五位当下中国最具创造力的学者聚在一起，思考现代中国的未来发展之路，现场的讨论颇为热烈，秋风一如既往地敏锐、犀利：“我们只有通过回归才能走向未来”，但他直言知识分子显然没有这种通过回归的方式来建设社会的能力，因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以后，“知识分子基本上就是一个日渐衰落的群体”。作为学者，秋风的微博签名是“追求自由的儒者”，他公开称自己“大约从2003年起，成为自觉的儒者”，但他向《小康》透露，在这之前，心里便种下了儒家的种子，“至少从研究生的时候开始，我就对儒家有非常高的认同。”不久前，秋风说过一句话，“中国的儒学要为我们这个时代国民精神生活的不愉快承载责任”，那么作为发展与改革的见证者，亦是现存体制的思考者，在当下经济崛起而精神价值缺失的年代，秋风的精神生活是否愉快呢？在活动现场，记者将这个问题抛出后，秋风爽快地笑了起来。他认真地回答道，“我觉得我自己其实很愉快了，我想通过儒家，我应该已经从中找到了自己的身心安顿之处。”“身心安顿之处”这六个字，被秋风强调得很有力度。半小时后，活动结束，偌大的空间里，便只剩下《小康》记者与秋风之间的对谈。他几乎是在5分钟左右的时间内5次提到自己的“高兴”与“快乐”。今年6月18日，秋风和几位儒门同道一起发起成立“弘道基金”，亦称“弘道书院”，开始做一些弘扬儒家文化的事情。不久前同时举行了三个活动，“一个是在北京举办的儒家文化体验营，主要面向普通的儒学爱好者，三天的时间内，大家有很多收获，作为组织者，我特别高兴；另一个活动在凤凰岭，是针对大学生的，在半山上的一个亭子中给二三十个青年学生讲如何做君子，有几个游客听到我的讲课后，就站在那里听了一个多小时，讲完之后有人举手发言，说我讲得太好了；在深圳举办的岭南儒家文化体验营也让我高兴，因为见到的朋友对中国要恢复复兴儒家都有一个共识，并且当时大家都行动起来了……”此时的秋风，讲起这些故事，并不像是一个46岁的严肃犀利又距离普通人很远的学者，而是一个平和亲切的老师、朋友。不久前，他以独立学者的身份“回归体制”，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做教授，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听说秋风又名姚中秋，他则在微博上幽默地写道，“一套人马，两块牌子：行走江湖用秋风，混进学院用姚中秋”。他每周在北航只上一天课，上午给全体文科学生讲中国文明文化史，下午是论语研读课，“这两门课我很喜欢，所以能教这两门课，我还是很幸福的。”秋风会有不幸福的时候吗？今年8月，秋风率学生跪拜孔子，在网上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他被批为“顺服专制”。但是，对于反对的人，他并不恼恨，只有悲悯，觉得他们挺可怜，作为中国人，竟然不能理解一个中国人与孔子的那种深刻的联系。他感觉最不幸福的事情，就是有太多国人依然不能够理解甚至拒绝儒家文化。在秋风看来，对于中国人来说，幸福就在儒学中，儒家就是教人如何幸福、如何心安。（链接）11964万人2011年8月中央统战部公布结果显示，目前我国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知识分子11964万人，其中党外知识分子8986万人，占75.1%。名模谢东娜：做自己最开心明星容易被名声、是非所累，谢东娜修炼身心的方式则是画画、运动、泡澡、做菜或是泡一壶茶。在她看来，人生有点像高尔夫，这杆打得很好，下一杆可能打得很烂。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杆会发生什么文｜《小康》记者 罗屿 北京报道人物：谢东娜职业：国际名模、演员、地产商最幸福的事情：身边人健康平安；一家人享天伦之乐最不幸福的事情：看到不幸的人或事看谢东娜微博，很难想到它背后的“主人”，是当今亚洲最知名的模特之一。她的微博上很少贴自己照片，也避谈娱乐圈是非黑白。她会为鸟儿飞不起而苦恼，会为别人家的孩子走失而着急。但谢东娜并没有淡出娱乐圈。老朋友老客户的活动，她一定参加。但大部分时间，她会留给4岁的女儿。“多些时间陪她成长，不给人生留下遗憾。”明星的生活光鲜。但众所周知，这是一个累人的职业。赶场、奔波、生活没有规律。做模特，谢东娜需要国内国外走秀；要剪彩参加活动；要到电视台做嘉宾主持。谢东娜也拍戏。于是，她要找人谈剧本。要拍片到深夜。或者凌晨起来化妆，再爬到山顶，拍一个日出东方的画面。但谢东娜说，自己没觉得辛苦。相反，她还能自得其乐。就像有一次，她到西湖一个桥边走秀，见湖中开满荷花，在霓虹映衬下特别美。“我记住了这五彩斑斓的瞬间，回来画了一幅油画。” 喜欢画画的谢东娜觉得画画是减压，也是内心感受的爆发。她的画不卖，只用作慈善募捐。她觉得，真心做善事让她心态淡然。多年前，谢东娜曾稀里糊涂遭遇了一场和柯受良的绯闻。传言产生后，她第一反应却是劝所有亲人朋友，“没事，谣言很快就会过去，晚上别多想，别睡不着。”——角色似乎有些逆转。“我的助理都急得火烧眉毛了，我却嬉皮笑脸地和她说没事。后来有朋友说，真正的名人就是谢东娜这样，波澜不惊。”这种波澜不惊，带着股豪爽与洒脱，以及对生活的信任与信心。谢东娜有一种能够自动过滤负面信息的能力。活在别人眼皮下，容易被是非所累。谢东娜说，有些名人不快乐，就是因为放不下。做明星还有一种幸福——在外面遇到认出自己的人，听他们微笑着叫出自己的名字，或是所扮演的剧中人物的名字，那是一种热情且宽容的认可。“千万别为出名这件事而活。更别被排山倒海而来的名利冲昏头，被众人的崇拜捧上天。因为运气并不常常在。”谢东娜从不避谈自己的爱情与婚姻。她和丈夫是一见钟情。对方是著名的银行家，为人非常低调。两人邂逅于一个PARTY。谢东娜误会对方是服务生，请他拿杯咖啡。“他就跑去给我拿来一杯。过一会儿，我看他还在身边，心想这服务生怎么不走，就又让他帮我拿一块蛋糕……再过一会儿，我再回头，这回真吓一跳，他还是一动不动地站在我旁边。后来，他的一位朋友过来，见他和我在一起，大叫‘你们认识？她可是世界名模谢东娜啊’！老公当时一头雾水，根本不知道谢东娜是谁。”如今，谢东娜和丈夫已结婚十多年。这在纷纷扰扰的娱乐圈显得尤其珍贵。对很多明星而言，聚少离多是爱情和婚姻最大的瓶颈。但谢东娜认为，有些离散，是因为人心过于浮躁。她会和你讲，自己女儿4岁，结婚10年有了宝宝。之后，她会“惊呼”：“这样算下来，我好老！”一家人尽享天伦之乐，在谢东娜看来，是人生最幸福的事情。说到底，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对亲情、友情、爱情最质朴的渴望。情暖人心。（链接）18.5万人中国目前有演艺机构2725家，文艺表演团体7069家，从业演艺人员18.5万人。演出场所、运营单位1959家，年演出场次达155万场次，去年演出市场的规模为233亿元，2011年,中国以年产超两万余集的数量,成为全世界电视剧第一生产大国。民营企业家吴俊：我更想要大幸福做生意对于我来说是一件有意思和幸福的事情，但是我们这个群体其实是在逐步被边缘化。吴俊眼中的“幸福”有大小之分，而所谓的大幸福就是能够自由地呼吸文｜《小康》记者 谈乐炎 江苏报道人物：吴俊职业：江苏日进工具有限公司总经理最幸福的事情：有一双健康活泼的儿女最不幸福的事情：很多时候不能自由地呼吸“当我们普遍谈论幸福的时候，已经感觉到某些不幸福了”，这是吴俊接受我采访的开场白。吴俊身形健硕，气质儒雅，是苏南众多民营企业家里的一员，掌管着120多人的企业，可用他的话说：“我只是做做馒头磨磨豆腐的人家，小买卖。”吴俊有一双聪明可爱的儿女，家庭美满，开着名车，住在城市核心地段的大型公寓里，公司经营进入平稳期，父亲在十年前将企业交给了他。在此之前，他在广东闯荡，在一家大型的港资企业里，他初次接触到了企业管理。按常理，吴俊应该是幸福的。但他却用“马马虎虎”形容自己的幸福感受，因为“所谓的幸福是动态的，幸福和不幸福总是交叉的。”做企业对于吴俊来说，是一件比较有意思的事情，也是他认为比较幸福的一点。“生意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它确实带给我一定的压力，但也在不断改变我对事情的看法，更好地认识自己。”吴俊说。大幸福下，是苦乐参半，相对于身边的人，吴俊不菲的收入足以让他在县级市里过上高品质的生活，但是跟众多民营企业家一样，风险也如影随形，今年上半年以来外贸的严峻形势，使吴俊的企业也受到了一些冲击，几乎每天，他的心脏都被不断变化的汇率考验。“我们其实是个正在被边缘化的群体。”吴俊叹了一口气，“时代在变，市场竞争激烈，民营企业经历着不断洗牌、淘汰，国有企业在和我们竞争，民营企业生存的难度越来越大，十年前我一心想把企业做强做大，现在觉得只要维持现状就不错了。”作为一个商人，吴俊并没有想象中的诸多应酬，“我主要做出口，和客户联系基本是邮件。”他坦言自己的朋友并不多。一双儿女是吴俊感觉幸福的资本，虽然工作繁忙，他还是抽出很多时间陪伴孩子，对于女儿的教育，他尤其重视，他经常和一个朋友在一起交流育女心得，他认为青春期的女孩需要更多更好的引导，但他从没想过让自己的儿女接班。“我不是很想让他们再做企业，不过这个也顺其自然吧。”吴俊说。吴俊喜欢看各种类型的书，并在书中找答案，在他眼里，幸福有大小之分，“小幸福”比较私人化和具象，比如有足够的财富、温馨的家庭，从事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业，而“大幸福”则是对社会环境的满意度。“我认为任何幸福的本质就是能够自由地呼吸。可是在现在这个社会，自由呼吸有些奢侈，比如舆论还是不够开放，企业不能自由发挥，这就让人不能自由呼吸，还有养老问题，在我们国家是个沉重的话题，所以我们很欠缺大的幸福感。”吴俊说。因为工作原因，吴俊经常去国外出差，在他印象中，法国是他认为呆着最舒服和最有幸福感的国家，人和人之间那种热情并不刻意和给人负担，是一种自然情绪的流露。“如果自由呼吸是一种常态的时候，就是幸福的最佳状态，而这种幸福不必被刻意提起。”吴俊说。（链接）900万家全国工商联发布的2011年度《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形势分析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9月，全国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已超过900万家，个体工商户超过3600万户，我国私营企业注册资金总额近25万亿元。健身教练郑雷雷：修行出的真谛瑜伽传授者郑雷雷从母亲的病中领悟出幸福的真谛——健康，在她看来，“人在去世的时候带不走的东西都不值得活着的时候去拼命”，她希望人们能够通过运动来获得健康文｜《小康》记者 鄂璠 摄影 ｜薛涛 北京报道人物：郑雷雷职业：易城阳光健身会所操课部经理最幸福的事情：家人健康最不幸福的事情：失去尽管被拍摄也是一件辛苦的“体力活”，但镜头面前的她在近两个小时的时间里一直保持着充沛的精力。在她参与设计和施工的高温瑜珈室内，她穿着精心挑选的瑜伽服，尽管她的形体早已“修炼”得柔如流水，但她依旧认真而投入地用瑜伽修炼者所能展示出的每一个最美的姿态，表达着自己对幸福的理解。拍摄间隙，她会和摄影师沟通，“是不是慵懒也是一种幸福？”她问。得到赞同的回答后，她端着一个重重的荷花纹白瓷花盆跑了出去，不久后，她抱着那个花盆回到了瑜伽室，花盆里面盛满了水，两朵荷花漂浮起来，格外动人。她轻轻地把花盆放在了地板中央，歪着头想了片刻，便来了个很有女人味的“侧卧休息式”瑜伽动作，而她低头赏花时，眼神中流露出来的尽是率直、温柔、善良、真性情……她已经完全沉浸在了瑜伽这种古老的灵修艺术中。室内的灯光被她设计得很柔和，墙面的壁纸上也是一片“荷塘秋色”，又一组“超乎想象”的拍摄完成后，她将自己的身体从休息术里轻柔地唤醒，缓缓地坐起来，对着那张足足占了几乎一个墙面的大镜子，捋了捋乌黑的秀发。几分钟后，她调整了几次呼吸、走到瑜伽垫的一端，这次她展示的是被喻为“瑜伽姿势之王”的“头倒立式”！她有个好听的名字——郑雷雷，今年28岁的她已经算是个健身行业中的“老教练”了，2004年她就开始学习并教授瑜伽，师从于印度著名瑜伽大师devananda giri，现在她是易城阳光健身会所的操课部经理，事业上颇有成就。郑雷雷的“老本行”是中长跑，从小学开始，她就喜欢跑在其他人前面的感觉。工作后，她学过健美操，但觉得自己不适合做这个项目的教练，便放弃了，之后她练瑜伽，又觉得比起中长跑，运动量太小了，还比较单一。当时对瑜伽的理解还“比较狭隘”的她开始尝试做私教，很快，就成为一家健身俱乐部的年度销售冠军。对她来说，赢得学员们的喜爱似乎是件很容易的事情。在她的朋友圈里，很大一部分，便是她的学员。郑雷雷也是个营养师，每天清晨，她会在一杯温水和自己用豆浆机制作的“营养早餐”中寻找新一天的幸福。她承认自己是个幸福感比较高的女人，尤其是婚姻幸福感。她重视亲情，把家人的健康看得无比重要。瑜伽的修炼首先着眼于身体的强健，然后要求身心融合为一，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进入无上完美的境界。而让郑雷雷最终领悟到这一切的，却是母亲的一场大病，去年，母亲病重的那段日子，郑雷雷思考了很多问题。她不断地问自己，“人，为什么要活着？”那段日子像极了瑜伽的修炼——修持者逐渐深化自己的内在精神，从外到内，从感觉到精神、理性，而后到意识，最后达到天人合一——现在，母亲健康了，郑雷雷也更加成熟了，她刻意放慢了赚钱的脚步，给自己停了一年的课，去尝试一种新的“修行方式”——学中医。去年郑雷雷通过考试得到了在北京中医学院学习的机会，最近，她开始尝试将博大精深的中医与瑜伽运动相结合，由她亲自编排的经络瑜伽课程马上就要开课了，在这个充满竞争与压力的社会中，作为瑜伽传授者，她希望更多的人能够通过瑜伽运动来改变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获得真正的幸福。（链接）60%中国劳动力人口约有60%身陷亚健康危机。北京、上海和广东的亚健康发生率更是分别高达75.3%，73.5%和73.4%。城管队员马风慧：幸福来自儿子的崇拜 每天傍晚，马风慧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里，四岁的儿子都会用崇拜的目光迎接身着制服的父亲，这是马风慧一天中最为幸福的时刻文｜《小康》记者 谭畅 ｜摄影 薛涛 北京报道人物：马风慧职业：北京西站城管分队队员最幸福的事情：自己有一个小家，有爱人，有孩子，老家的老人都很健康。虽然城管听起来不像公检法那样好听，干的活也很琐碎，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忠实地履行了我们的职责，感觉还是很欣慰的最不幸福的事情：执法过程中不被公众理解“地图地图，一块钱一张……”循着吆喝声，城管队员马风慧不疾不徐地走到北京西站北广场的公交站牌处，站定，一束炯炯有神的目光投过去，已过中年的小贩就羞答答地把一沓北京地图插进了黑色皮夹克里。“我们同他们天天打游击。”马风慧说。这位来自山东滨州的城管队员，正直、谦和、条理分明，这样的性格与他十几年的军人生活有很大关系。2006年，时年32岁的马风慧从部队转业，到北京西客站城管分队工作。在长达六年的城管工作中，马风慧做得最多的事，就是指路，“一天下来，口干舌燥。”北京西客站地形复杂、人流量大、流动人口多的特殊性决定了该区域城管队员接受问询的次数比其他分队多得多。马风慧和他的同事们曾经计算过，每位在岗的城管队员平均每分钟会接受三到六次的询问。由于西客站的客流多发往中西部地区，旅客的消费能力整体偏低，故小商小贩主要售卖盒饭凉皮、卤鸡腿鸡蛋、纪念品、地图等物品，他们没有固定的经营地点，也没有工商部门审批的营业执照。针对这样的商贩，马风慧就开始和他们“打游击”了。“前几次一般不没收他们所经营的物品，通常是对当事人进行批评教育，然后劝其离开。”当然，做城管的，不可能没有遭遇过暴力抗罚。马风慧的应对手段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今年春天，马风慧处罚了一个名叫郭三江的卖凉皮的东北小伙。起初，是郭三江的妈妈卖凉皮，儿子看到母亲挣钱了，也辞掉工作到西站来卖。在多次劝离未果的情况下，马风慧扣下了他的小摊。这时候，郭三江发横了，他拿起菜刀梆梆梆剁黄瓜向我示威，剁完了就冲着我要开始砍了。”马风慧说。“这时候我还真没胆怯。”马风慧说，“‘你现在是否非常激动？咱能不能平静一下？你多大了，告诉我。’——我要先让他降降温。接着我说，‘你年龄不大，父母养你不容易，你想过这样做的后果吗？放下东西，我们先聊聊人生……’谈通了以后，我就狠批了，‘你还是个男人吗？这么点小事值得拿着菜刀挥舞吗？你对得起你母亲吗？冲动是魔鬼……’”最后，郭三江在马风慧的教育下认识到错误，愉快地接受处罚。不过，这样的冲突在西站毕竟少见，在动辄三四十万人流量的北京西站，疏导旅客，维护秩序才是西客站城管分队的主要工作内容。每天傍晚，马风慧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里，四岁的儿子都会用崇拜的目光迎接身着制服的父亲，这是马风慧一天中最为轻松幸福的时刻。虽然城管在罚没小贩不法商品的时候会被公众不理解，虽然在指路结束后常常会得到“谢谢警察同志”这样令人哭笑不得的回应，但是，马风慧认为，自己的价值已经实现了。（链接）78000余人次2012年上半年北京公务员招录结果显示，海淀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监察员”报名人数达到1447人，成为最热门职位。但是这个最热门职位，也有可能是最累的。数据显示，今年十一黄金周，北京城管出动了执法力量78000 余人次，平均每人上岗超过10次。摊主弓俊红：拥挤的日子最幸福一家五口挤在12平米地下室里的日子，是弓俊红这么多年来最幸福的时光。她期盼着，见识过“大世面”的孩子们，最终跟农村孩子不一样文｜《小康》记者 谭畅 北京报道人物：弓俊红职业：北京东城区西罗园菜市场粮油摊主最幸福的事情：每个假期孩子们来北京，一家人挤在一起的日子吧最不幸福的事情：最不幸的肯定就是一家人分离了深秋的白天越来越短，下午六点天就黑了，喧嚣了一天的北京东城区西罗园菜市场慢慢安静下来。弓俊红和她不爱说话的丈夫老白开始收拾位于菜市场西南角的粮油摊位。他们一个清扫地下散落的米面，一个用硬纸壳把食用油和散装的米和面遮挡起来，不时，还有三两个相熟的顾客路过摊位，弓俊红笑着和他们讨价还价，最终都愉快地成交。六点五十，摊位刚刚收拾完毕，菜市场的灯就像约定好了一般，啪啪啪的熄灭了，小贩们相继拉下自家的门帘，刷刷刷一阵刺耳声过后，菜市场陷入了沉寂。这对夫妇默契地走出菜市场，家里，17岁的大女儿白雪已经做好了饭菜。这家人来自山西文水县，村庄曾经出过名震全国的刘胡兰。不过，这看起来与他们也没多大关系。夫妇俩1999年来北京打工，把两个女儿、一个儿子留在了老家。他们从最初的卖鸡蛋到现在卖米面油，卖的东西变了，但居住的地方却没有变，那是这座城市数百万外来人口的居所——地下室。他们住得离菜市场不远。小屋12平米，一家三口挤着。厕所和厨房都是公共的。每天晚上，弓俊红和白雪睡床，老白就把白天靠墙竖立的旧门板放平，睡在上面，这样的生活已经持续了一年。一年前，在老家念书的白雪中考落榜，在爷爷奶奶的“读书无用”声中，白雪放弃了复读。“我觉得孩子怎么也得上完高中。你说我们当父母的，在外面挣钱受累，就是让他们学习的。”提起女儿退学的事，弓俊红脸上写满沮丧，“像我们农村人，想有个好出路，不就得靠读书吗？像我们这样卖苦力出来，这叫什么呀？”二女儿在县城初中数一数二的成绩，是寡言少语的老白跟邻居炫耀的唯一资本。在北京生活了十三年，他们也试图融入这座城市：每个假期都把儿女接过来一起生活，弓俊红认为，她那见识过“大世面”的孩子们跟农村孩子不一样，“大方并且有礼貌”；几年前，他们还动过把三个孩子接来北京上学的念头，一位老主顾曾答应帮他们联系东城区的一所学校，费用能够便宜些，但思来想去，弓俊红认为，三个孩子一起过来会吃不消，更重要的原因是，读完了中学，到了高考时还是得回到故乡。今年暑假，弓俊红的二女儿和小儿子再一次来到北京。白雪带着弟弟妹妹去清华和北大玩了一天，这个细节让夫妇俩的内心燃起希望：“只要他们愿意读，我们说什么也要供下去。”一家五口挤在12平米地下室里的日子，是弓俊红这么多年来最幸福的时光。这十三年，他们跟老家的亲友渐渐疏远，也没有和北京的邻里熟络起来；他们几乎没有社交圈子，只有老主顾能说几句话。他们夫妇内心也在盘算，再过一两年，钱挣得差不多了就回老家种地。“归根结底，这城市不是属于我们的。儿女不在身边，这日子没意思。”弓俊红说。（链接）2.3亿2011年我国流动人口总量约为2.3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7％，每6个中国人当中就有一个在流动。近70%的流动人口与家人一同流动，72%的流动人口家庭通过租房居住，尤以租住私房为多，劳动年龄人口中，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占42.8%，逐步成为主体。警察田锋：幸福就是一碗热汤面大学毕业11年中，警察田锋在基层派出所、刑警队、防暴大队、经侦大队各个警种都战斗过，他的幸福在遍尝酸甜苦辣的各个瞬间文｜《小康》记者 曹伟 哈尔滨报道人物：田锋职业：哈尔滨市公安局烟草稽查大队副大队长最幸福的事情：执勤结束后的一碗热乎饭，组织和群众对于工作的认可，7岁女儿的拥抱最不幸福的事情：工作繁忙，不能照顾家人10月12日，星期五。32岁的田锋正在仔细整理工作文档、核对相关资料，并与同事进行工作交接。下周起，他将不在这里上班了……阳光明媚的下午，在些许绿植点缀的办公室，这位年轻的警官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从毕业到现在十一年了，基层派出所、刑警队、防暴大队、经侦大队等等，我都干过。” 田锋掰着手指数道。他刚刚离职的部门对内叫十一大队，对外则称哈尔滨市公安局烟草稽查大队，挂牌及办公地点就设在哈尔滨市烟草局内，这在全国的烟草系统中并不常见。经侦部门的警察因为专事打击经济犯罪，田锋因此常被戏称为公安系统的 “白领”。尽管不用像刑警那样十万火急和出生入死，但是这份“白领”工作在田锋看来并不轻松。2009年，他们接到群众举报，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河政小区某烟酒店销售假烟，且都是高档卷烟。随后哈尔滨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第十一大队就成立专案组，与稽查支队共同办理这起案件。哈尔滨冬季很冷，晚间执行监视任务时，为减少车辆怠速时的声响，以防让嫌疑人警觉，田锋和他的同事们在没有暖气的车内一呆就是一夜，唯一的“取暖设备”就是几件军大衣。“那些嫌疑人还经常去火锅店聚餐。隔着车窗看着那热腾腾的饭菜，真是把我们给羡慕坏了。”田锋还记得，他们放在汽车挡风玻璃下面的没来得及吃的包子被冻得硬邦邦，里面全是冰碴。“你要问我啥叫幸福，给我们每人一晚热汤面就是最幸福的！”回想起当时的窘境，田锋笑着说。经过近一年缜密的调查和取证，这个从生产到销售较为成规模的假烟团伙终于被一举侦破，共抓捕犯罪嫌疑人10名，查处藏匿假烟卷烟窝点9处，查获假烟2000多条，涉案金额200余万。“将犯罪嫌疑人抓住的一刹那，我顿时感觉是最幸福的时刻。终于感觉到自己和同事们所付出的努力没有白费。再辛苦都是值得的！”从2008年十一大队成立至今，在这群“白领警察”的守护下，哈尔滨市的烟草专卖市场秩序得到了有力的维护，烟草零售市场利税从当年的2亿元增加到如今的10亿元。这份不分昼夜的工作，有时候也会令家人担心。2004年成家时，田锋在防暴大队工作，夜间巡控是当时每一位民警必须要面对的工作。“除了正常的八小时工作之外，我当时的巡逻时间段是夜里七点到早晨五点。”妻子和岳父母一开始对田锋充满了抱怨，聚少离多的生活也一度让田锋对警察职业产生怀疑。“现在他们都理解了，对我的工作百分之百的支持。家人的理解与支持是让我最幸福的！”今年6月，在领导和家人的鼓励下，田锋报考了省公安厅经侦大队，当时职位录取比例是159:1，竞争激烈程度可想而知。他白天办案，晚上加班学习。通过笔试以及后来的一轮轮筛选，田锋最终被黑龙江省公安厅录用。10月15日，田锋就要去新工作岗位报到了，还是从事他最为熟悉的经侦工作。不言而喻，此时的田锋又是“最幸福的”。241.5亿元2010年11月到2011年11月，按照国务院统一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亮剑”行动，共破获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伪劣商品犯罪案件4.4万起，涉案总价值达241.5亿元，抓获犯罪嫌疑人5.5万名，捣毁制假窝点3.3万个，总体战果超过往年同期9倍。记者王婷：“过山车”停顿的瞬间作为一名都市报记者，王婷的状态与很多同行一样，不是在采访的路上，就是在憋稿的路上，反正绝不会像姚晨在电影里演得一样潇洒。但这个职业的最大诱惑就在于，尽管每个月都感觉生不如死，但下个月又会从头再来文｜《小康》特约记者 云萱 北京报道人物：王婷职业：《法制晚报》记者最幸福的事情：工作稳定家人健康最不幸福的事情：最喜欢的老师因车祸去世“我最幸福的事就是大学四年不学无术还顺利拿到毕业证，毕业后就找到了工作。”王婷笑道。从事媒体行业的王婷，深知最近几年就业的艰难性，且对于一个刚毕业没有实习经验的学生来说，进入都市报纸的难度更大。大学四年，王婷大部分的时间用来看电影，在图书馆泡着，看各种与“专业课程”无关的小说、杂志等等，还经常逃课。大四学校开始布置实习的时候，她与一名女同学从烟台跑到北京，通过老师推荐，进入《法制晚报》实习，前前后后实习近一年，直到今年四月份，同部门正好有两个同事离职，职位上有空缺，她才有机会从实习记者转正为正式记者。作为一名都市报记者，王婷的生活状态与同行都一样：简单而忙碌。“但是《法制晚报》记者的工作压力，在同行中是最大的。”王婷调侃，一般业内大家都认同，只要是法晚出来的人，什么样的压力都能承受。她解释，在法晚，每个月记者除去正常的写稿量外，还要完成各种指标，比如独家新闻的指标、微博转发量超几千的指标、文字记者的见报图片指标等等。王婷有一种一直在不停追逐各种虚无缥缈的东西的感觉。很多时候，她都是“干一个月歇一个月”，就是这个月可能发很多的稿子，努力去完成各种指标，下个月就有一种心力交瘁的感觉，不想干活不想写稿，然后便歇着，完成最基本的工作量，其余的就不考虑了。这样的结果就是，王婷一个月工资高，一个月工资低，收入如同过山车一样起伏。现在各种消息传播手段非常发达，王婷听在法晚工作过的老同事说，过去独家新闻还比较容易拿到，因为那时没有微博，网络新闻也没有现在这么无孔不入，纸媒经常能第一时间拿到独家新闻。但现在，由于纸媒流程的滞后性，以及网络特别是全民微博的迅速扩张，纸媒拿到独家的几率越来越小。而作为一名都市报的文字记者，没有独家，就意味着一千多的稿费会被扣掉，独家的完成情况直接关系到收入的多少。压力很大的时候，王婷会在工作之余去看看电影、吃吃美食、和朋友聊聊天，生活也就这样过去了。聊起最不幸福的事情，王婷表示，自己的生活一直比较顺利，没有遇见过什么大风大浪和不顺心的事情。如果非要找一件不幸福的事情，就是初中时候最喜欢的老师因为出车祸去世了，她为此伤心了好长一段时间。王婷回忆，初中时，这名老师人很好，讲课也风趣幽默，同学们都很喜欢他，并且老师对她特别好。在她的人生中，从来没有想到过，有一个熟识的喜欢的人，某一天会以车祸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当时她的第一感觉就是不能相信，这么遥远和残忍的事情，为什么会在她的身边发生。“可能也与我生活中从来没担过什么事儿有关。”王婷感叹。（链接）120万人2011年，中国共有1954种报纸，120家出版传媒集团，日报发行量居世界第一，媒体从业人员超过120万人，行业总产值达1.5万亿元。岛民韩辉：非典型幸福生活从吉林松江到舟山嵊泗，韩辉做过农民、小拉车工、客车司机和小贩，开过服装店、快餐厅、卡拉OK歌舞厅和摩托车修理厂，现在，他在老年大学教唱歌，偶尔也去“吹吹‘红白喜事’”文｜《小康》记者 晁珊珊 摄影｜薛涛 嵊泗报道人物：韩辉职业：自由职业最幸福的事情：生了两个女儿最不幸福的事情：第一次离婚韩辉的幸福从不幸开始。1980年的春节，韩辉觉得全松江都找不到比自己更不幸的人，他的天塌了。就在一个星期前，他把妻子和两个女儿送上了从吉林开往上海的火车，她们要从上海坐船回到舟山的嵊泗，那里是妻子的老家。刚刚跟妻子离婚的韩辉，一个人从火车站走回家。一路上，他把嘴张到最大，冲着黑漆漆的天嚎啕大哭，他不后悔自己的选择，但却觉得生活似乎已经失去了希望。和同一个人的两次婚姻1976年，韩辉和妻子第一次结婚。韩辉的妻子是舟山嵊泗下乡到吉利松江的最后一批知青，身材消瘦，面色苍白。独自在人生地不熟的松江，韩辉不时偷偷过来给她帮忙。结婚的前一天，韩辉跑了十几里路给她弄来一件红色的小棉袄，在那个穿都穿不暖的年代，妻子没少对着这件棉袄垂泪。婚后日子过得清苦，韩辉每天要去“大帮会”累死累活地干农活，即便如此，每天也只有2毛钱的收入，就是这2毛钱，还要等到年前才能拿到。会过日子的妻子有南方人的算计，吃不饱的次数有限，还生了两个健康的女儿。1979年秋天，韩辉的妻子接到了一封家书。父亲在信中写道：自己马上退休，她可以回城接父亲在运输公司的班，但条件是，她必须和韩辉离婚，因为当地不接收外来户籍人口。为此，韩辉和妻子一夜没合眼。最后还是韩辉一拍桌子，“算了，离婚，等你安顿好了，我去嵊泗找你。”后来韩辉才告诉妻子，答应离婚时，他最痛苦的是自己的“一颗红心，两手准备”，“我是只想跟她过日子，但是她到了嵊泗，那个地方也不是没有男人的。”送走了妻子和两个孩子，韩辉也计划离开松江。但他的这个决定，在全家人中只有父亲勉强答应。母亲反对的力度最大，“到了那个地方，人家说话你又听不懂，跟老婆吵架，别人商量着，夜里把你杀了你都听不懂。”最后，韩辉还是卖了自己的两间小土房，拿着380块钱的路费，坐火车到了上海的卢漕港。可这天正好赶上台风，本来三天一班的客船停航。韩辉的妻子联系了一艘捕鱼的船，韩辉在船上坐了18个小时，到了嵊泗本岛，已经是凌晨两点半。两个人一见面抱头痛哭，两个月后，韩辉和妻子第二次结婚，那个时刻，韩辉的幸福大过了第一次妻子接过红棉袄。流民韩辉的“打工年代”初到嵊泗，韩辉体会到了天堂般的幸福。他在松江老家每天只能吃到高粱玉米饼，大米只有过年扛着自家的粮食，到十几里外的村子换来才能吃到。到了嵊泗，他一天三顿都能吃上大米和宽大的带鱼，跟东北“食不果腹、衣不附体”的日子比起来，韩辉说，“那时感觉，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现代化生活？”不光吃得好，挣钱也快。到了嵊泗，他没有当地户籍，也算是个无业游民，但他发现嵊泗的钱“太好赚了”。他拉小推车，一天能挣十几块钱，那时候他妻子一个月的工资是三十八块五，他一个月能挣到四五百。即便拉着最重的钢筋水泥和木材，他也没觉得沉，“十分钟一趟，就跟玩似的，那时候有的是力气。”后来，他拉小拉车拉出了名，成了嵊泗尽人皆知的“韩小牛”。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韩辉靠着拉小拉车盖了新房，置办了新家具，还买了当时少见的“金星牌黑白电视机”，就连枕头都是当时最流行的“弹簧枕头”。他从没觉得拉小拉车有什么卑贱，“靠自己的力气吃饭，天经地义。”所以他有过好日子的底气，“别人有的我一定要有，别人没有的，我创造条件也要有。”有了第一桶金，他决定做服装买卖，到上海进货来嵊泗卖。买卖做得红火，他又转行开了小吃部和卡拉OK厅。“九十年代的时候钱更好赚，一杯饮料卖五块钱。”再好赚钱的生意也没留住他，决定开公司失败后，他又去做了客车司机。韩辉说，他想尝试各种新鲜的职业。有了开车的经验，他创办了自己的摩托车修理厂，但没过两年，他又把自己的摩托车修理厂开成了快餐厅。韩辉说自己不想被一种职业困住，想要体验不同职业的幸福和难处。岛民韩辉的“退休生活”53岁的时候，韩辉自己宣布自己退休，他说现在的任务就是：享受生活。在体验过不同职业的酸甜苦辣之后，韩辉最终回归到自然，成为当地最悠闲的“岛民”。嵊泗列岛位于杭州湾以东，长江口东南，由钱塘江与长江入海口汇合处的数以百计的岛屿群构成，以“碧海奇礁、金沙渔火”的海岛风光著称于世。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曾对嵊泗列岛有“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的赞誉。韩辉个子高高的，浓密的头发见不到一丝白，说话唱歌的大嗓门，即使千百人的场面，都用不着麦克风。现在他每星期都要去岛上的老年大学，教老人们唱歌，他有自己一套聪明的教学方法，“老年人你要多鼓励，三分成绩当十分说。还有就是考试，别一个个考，三五个一起考，这样他们不会紧张，也唱得开心。”每天早上，他锻炼完身体，就和妻子一起到嵊泗岛怡贝湾后面的小山上唱歌，他对着大海唱，妻子在旁边拿着十字绣自娱自乐。从各地来的游客们，在看腻了海上的风景后，总会循着歌声来到小山上。韩辉的“浪花乐队”还经常带老人们到各地去跳交谊舞，排练大合唱，妻子跟他有共同的爱好，夫妻间没有一点隔膜，韩辉觉得这是他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光。父母离世后，韩辉很少再回东北老家。跟过去每天回去一次相比，现在韩辉已把嵊泗当成自己的家，他在本岛生活了三十多年，松江对于他来说，更像遥远的异乡。有时候他也和他的“浪花乐队”去红白喜事上表演，他的笛子、二胡、萨克斯、葫芦丝都能用得上。他说自己从不惧怕死亡，“‘白喜事’是件高兴的事儿，人不死怎么上天堂？”韩辉最幸福的事儿，就是生了两个女儿。在这个幸福之上的幸福，是他的这两个女儿又分别生了两个女儿。为此，他再无一点负担，“这个年头，生儿子买房子的压力多大，女儿就不一样了，有这个底儿，我就能高高兴兴地每天过我自己想过的日子了。”（链接）微博达人们的幸福观人类永远在寻找幸福。现在有两种方式。你牺牲他人幸福来换取自己的幸福，我把这叫做强盗逻辑。另一种方式是，你通过使他人幸福来让自己得到幸福，这是市场逻辑。你更喜欢哪一种？ ——@张维迎理想世界，并不是去改造自然的人去适应什么观念后的结果，恰恰相反，而是解决那些扭曲人的种种问题，恢复到自然状态。如果所有人都自然了，幸福了，快乐了，那就是理想世界了。 ——@潘石屹在埃塞俄比亚难民营里，由于食物短缺，人员每月递增，难民们一天只能吃两顿，食物是大豆，但他们觉得比起自己的家乡，现在已经很幸福。 ——@姚晨幸福的理解有千万种，每人的诠释都不同，但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可以做自己。相信自己，跟随自己的心灵和直觉，不要盲从信条，不要盲目攀比，你就会是最幸福的。——@李开复虽然我们素未谋面，每个读我的书的读者，也一直在时光的另一头陪伴着我。你们用手翻过的每一页，是我在某个时候写下的文字。这种感觉常常使我觉得幸福。——@张小娴幸福其实就是：能力恰恰比欲望多一点点；运气出现在力气用光前一点点。——@张泉灵幸福感源于物质，又高于物质。而高于物质部分的是精神，包括人生追求、文化素养与快乐生活。这方面的感受才是真正的幸福感。——@蔡奇()身体好，老的时候有个好死，比如看书或做爱时突然死掉——当然，后者对情人有些不公平；有些钱，一辈子不受穷；还有自由，不受人与事的胁迫。有这三点，我就觉得幸福了。——@所有的东西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幸福也不例外，找来的幸福要付出努力，追来的幸福要付出诚心，借来的幸福要付出金钱，累积来的幸福要付出时间，你的幸福付出了什么？自己心里明白。 ——@朱德庸50年代幸福观：穿上“工装”倍儿幸福上学看成分，找工作看成分，找对象，那更要看成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被写入了1954年的宪法里，全社会都在高唱“我们工人有力量”，而钢铁工人手持钢钎的形象更是被印在了新版人民币上文｜《小康》记者 齐岳峰77岁的王国伟又点上一根烟，拿起他老旧的茶杯抿了一口茶，摇了摇头，“那个年代的人啊，没那么多想法，我觉得当时穿着工装，特别是衣服口袋上印有‘首都钢铁厂’几个红字的那种，就倍儿骄傲，倍儿幸福。”1951年，18岁的王国伟进入首钢，那时首钢的名字还叫石景山钢铁厂。同一年，石景山钢铁厂二焦炉建成投产。当年，抗美援朝还在进行，国家需要钢铁，首钢发出了“苦干三年”的号召。“当时依据工人体重、喝水、排尿量计算，一天出的汗能有10斤至12斤。”王国伟如此描述道。王国伟说，在那个年代，工人普遍都有一种以厂为家的精神，苦点累点都是为国家做贡献，是一种工人阶级主人翁意识的体现。那是中国大工业时代的一段幸福时光。“以工人阶级为领导”被写入1954年的宪法里，全社会都在高唱“咱们工人有力量”，而钢铁工人手持钢钎的形象更是被印在了新版人民币上。进入首钢的第二年，王国伟的生活发生了两个变化。一是厂里分了房，王国伟头一回住上了自己的房子。首钢当时的宿舍是砖砌的平房，带厨房、炉子，大床铺，十几平方米，水电全免费。二是找到了媳妇。“好待遇、好福利、好名声”让王国伟找对象时也尝到了不少甜头。那一年，王国伟经人介绍认识了李惠贤。“她是首钢特殊钢铁公司的，也算是首钢人。所以我们共同语言也多，交往可谓是一帆风顺。那个年代，上学看成分，找工作看成分，找对象，那更要看成分。家里穷没关系，而如果成分不好，是‘地主’、‘资本家’，那就不但眼下抬不起头来，而且以后还会受到各种政治运动的冲击。”王国伟说。在那个年代，作为一名钢铁工人，虽说在面子上成就感十足，但其实工作起来并不轻松。“确实累！但是那个时候没有太多的追求，觉得这样就很满足了。”为了尽快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中国在1958年掀起了“大跃进”运动，大炼钢铁是其中最鼓舞人心的内容。“以钢为纲”、“钢元帅升帐”是那个年代的真实写照。王国伟那时最喜欢的文化生活就是去厂里的文化宫玩，棋牌室、游艺室、活动室、图书室，每周一次的露天电影是大伙最期待的，《地道战》、《地雷战》和八个样板戏，他们看了一遍又一遍，其中的很多情节大家熟悉得都可以背下来。日，燃烧了近半个世纪的首钢5号炼铁高炉熄灭了火焰。王国伟在现场参加了灭火仪式，他说时代变了，现在还有几个人愿意当工人的？王国伟退休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那个以工人身份而骄傲的年代也随着时间的流逝隐退了。（链接）时代记忆时代语录 一天等于20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时代偶像 王进喜时代流行 公共食堂，除四害，公私合营，全民炼钢，抗美援朝时代穿着 中山装时代歌曲 《一条大河》 《我的祖国》 《东方红》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时代记号 成分 农村：地主、富农、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城市：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等60年代幸福观：唱着红歌干革命研究光谱分析的大学生谭仲甫，毕业后被分配到带“光”的打火机厂，月薪42.5元，婚房是土坯房。1960年代的幸福感在于唱红歌，在于吃饱饭文｜《小康》记者 谭畅1963年深秋，位于重庆市解放碑的重庆光学仪器厂新来了个男生，又高又瘦，跟棍儿似的，晒得那么黑，还一脸书生气，多年以后，同厂的老工友对谭仲甫说：“你当年可是太扎眼了。”那一年，毛泽东亲笔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而谭仲甫恰恰来自雷锋的故乡——湖南望城县。他从广东中山大学物理系光谱分析专业毕业后，被组织分配到重庆光学仪器厂，成了该厂唯一的大学生。工友们听说厂里来了个大学生，都围上去看。谭仲甫到了才知道这是一家生产打火机的工厂，厂长很年轻，二十来岁。“为什么光学仪器厂要生产打火机？”他问。“打火机也带‘光’嘛。”厂长用连自己都说服不了自己的表情看着他。在谭仲甫看来，工厂还是相当重视人才的，一进厂，厂里就开出了42块5的月薪，这比普通工人进厂月薪11块钱要多出一大截，此外，厂里还给他买了一张24块钱的木板床，摆放在逼仄的八人间集体宿舍里，非常不协调——要知道，工厂里的工人都睡地下。工厂一共七十来人，没有食堂。每到饭点，工友们就端着饭盆蹲到解放碑跟前吃。重庆人素来喜欢涮火锅，但是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往火锅里涮的除了卷心菜还是卷心菜。在一次吃饭的时候，谭仲甫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她当时18岁，是厂里的小工。“那时候也没敢多想，就是吃吃饭，吹吹牛，吃完到田坎边散散步。”谭仲甫说。1964年下半年，谭仲甫的光学仪器厂终于开始筹备光学仪器的生产。谭仲甫被派去上海出差，学习光学仪器制造技术。到了上海，入住旅馆的第一步不是查身份，而是把“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拿出来，跟着来检查的治安联防队员频频晃动，“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喊完了口号才开始登记身份。3年后，重庆光学仪器厂停止了生产，谭仲甫的工资不增反降，如果说还有什么事让他从落差中感受到快乐，那便是妻子不顾众人反对嫁给“家庭成分”不好的他了。结婚的时候，朋友们有的送脸盆，有的送毛巾，有的送床单，几块钱的东西，但每件都是几个人合送的。他们的婚房是跟农民租的土坯房，租金每月两块钱，房里有一个床铺，一个柜子，还有成窝的老鼠。一年后，他们的女儿出生了，而妻子却连一块三一斤的鸡蛋也不能常吃。营养不良，奶水就不够，孩子时常饿得嗷嗷哭，谭仲甫只有每天凌晨三四点爬起来排长队购买附近农民挑来的牛奶。在他看来，那个年代最大的幸福，就是希望每天起得早一点，排队排得靠前一点，能顺利买到牛奶给娃儿充饥，就知足了。（链接）时代记忆时代语录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结婚申请时用得最多的“语录”时代偶像 雷锋时代流行 背语录，用粮票，学大寨，到农村去时代穿着 绿军装时代记号 票证 粮票、布票、油票、豆腐票、线票、肥皂票、火柴票⋯⋯70年代幸福观：过河时摸到了“石头”“三中全会”在此后一段时间，成为中学生作文里常用的“口头禅”，但要到他们成年之后，才会明白解放生产力给这个国家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文｜《小康》记者 刘建华1973年冬天，在桂林市酱料厂工作的刘兰兰，经同事介绍认识了憨厚老实的张强。张强是个勤奋学习，从村里考到城里上大学的大学生，还早早入了党，毕业之后被组织分配到部队锻炼，工作特别积极上进。张强的好，刘兰兰看在眼里，在那个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抓革命，促生产，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年代，他们各自在工作中勤奋努力，惺惺相惜，闲时聊聊工作和学习，互相鼓励着要实现“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终身”的理想。这一年，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派”的邓小平，在江西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当了三年钳工后，重返北京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开始着手治理整顿这个处于混乱中的国家。1976年的春天，两人喜结良缘。亲朋好友送来了被褥、床单、脸盆、水壶，经济条件好一些的还给送来了呢子布料。在那个物资匮乏，家家穷得叮当响的年代，人们结婚时最大的追求就是“三转一响”，即有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一台收音机。“我们那时候，哪家要是有辆自行车骑着上下班、有台缝纫机轮子转得呼呼响、手表滴答滴答作响，再加上收音机的大喇叭声儿，哪家就特别荣耀，特别自豪。”回忆起当年结婚时的场景，刘兰兰笑着对记者说，“除了这个，还要比结婚时哪家的‘脚’多，那时候时兴做五斗柜、书桌、木质沙发，都是有脚的，脚越多就说明家具越齐全，家里越有钱嘛。”说着，刘兰兰还饶有兴致地指了指家里现在还留着用的五斗柜，“当年很多人都是自己做的，质量可好了，耐用。”1977年，在单位分的一套20平米的单房里，儿子笑笑诞生了。那时的住房情况相当紧张，房子是原来的一栋办公楼改成的，一栋楼48户人家共用4个卫生间，院子里盖了三间平房，用来作了厨房，全楼的住户共用3个水龙头。“厕所在楼的最西边，从家走过去得5分钟路程，每天早上洗漱，上厕所还得排好长的队，实在等不了上班要迟到了，就只好先去上班，到单位解决。每天中午吃饭也是，还没下班就要想着一会儿赶紧跑，得赶在别人前面做饭，用水很不方便，洗澡只能打水在自己的房间里洗，然后自己再挖个排水沟把水排出去。夏天天气炎热的时候，用凉水在地板上擦了一遍又一遍才能入睡……”想起当年的艰苦岁月，刘兰兰不禁感慨万千。“三中全会”在此后一段时间，成为中学生作文里常用的“口头禅”。刘兰兰的幸福生活，实际上正是从这时候开始，告别物质匮乏的年代后，每一天商店里的物品都在增加，而结婚时那些丁当作响的家具很快就会过时。谈到幸福，刘兰兰说，那个年代的人不像现在的人那么看重爱情的浪漫。大家都觉得，不需要浪漫和激情，能相依相伴，有工作，有家庭，健康平静地活着就是一种幸福，在平平淡淡中享受自由而充实的人生就是最大的幸福。（链接）时代记忆时代语录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长达三年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开启了中国思想解放的新时代。时代偶像 陈景润时代流行 三个世界、三中全会、包产到户、恢复高考时代穿着 喇叭裤和蛤蟆镜时代记号 卡式录音机80年代幸福观：时间就是金钱上世纪80年代对中国人意义非凡，对自由和真理的追求是时代的潮流。而对于生活本身，邓丽君、黑白电视、燕舞收录机⋯⋯成了很多人对那个年代最深的记忆。而“只生一个好”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成了80年代最显著的标签文｜《小康》记者 罗屿10月6日中午，北京城西一家烧烤店某包间，饭局的召集人白雪待各位小学同学坐定，从包里掏出她精心准备的“节日贺礼”——保存了20多年、各位同学当初写给她的春节贺卡。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到六年级。冒着香气的贺卡，一瞬间，成了心灵清新剂。大家回忆白娘子的魔法手势，说乾隆是最帅的皇帝。大家还说，喜欢在秋天叶子落下时拔根儿、踩落叶。觉得方便面是天底下最好的美味。有人在席间背诵巴巴爸爸一家的子女名；有人忆起当年珍藏的变形金刚卡片。大家还举手点名，看谁在真人版《变形金刚》上映时，在擎天柱出现的瞬间泪满双眼。白雪出生在1981年。那时，计划生育的口号铺天盖地。1980年推行的独生子女政策，改变了几千年来中国人多子多孙多福的传统观念，也让白雪的父母在女儿出生前，押宝一样猜测孩子的性别。而白雪名字中的这个“雪”字，虽不像“建国”、“国庆”、“和平”这些名字一样，带有强烈的时代烙印，但却和“娜”、“媛”、“明”、“宁”这些字一样，是很多80年代生人名字中，常见到的字眼。当年马路上尽是拎着录音机的“新青年”，走起路来摇摇摆摆，边走边放着邓丽君。白雪的爷爷奶奶家有一台9英寸黑白电视机。人们热衷于一帮人聚在一起，守着只能收三个频道的电视，看一部日本连续剧《排球女将》。之后，彩色电视进入了百姓家庭，淘汰下来的黑白电视成了游戏迷们“魂斗罗”的战场，以至于有些人到了现在仍不知道，那是款十六色彩色游戏。当年的电视台，绝不会忽然插进广告。广告都是集中在“榜上有名”时段，拍摄手法上也很“写实”。让白雪记忆深刻的，是一个戴眼镜的摩登青年从屏幕中间冒出，喊出一句“哇！燕舞收录机！”之后便载歌载舞起来。“燕舞，燕舞，一曲歌来一片情。”这家喻户晓的广告语，耳熟能详不亚于多年后的“送礼就送脑白金”。白雪的藏宝盒里，还有当年她在友谊商店发生的奇遇。跟着邻居李叔叔去友谊商店外面观光的白雪，在探头探脑的时候，一位金发碧眼的女郎，却送了她5块进口糖果。白雪如获至宝。回到家，她把糖果和在长城上一对外国夫妻送她的弹力球，以及一张立拍得相片，全部收到一个铁皮盒子里。她告诉白妈，这个盒子代表的是“两国人民友谊长存”——那时的她还以为，友谊就像糖果一样甜。日，肯德基在内地的第一家餐厅在前门开业。多年以后，31岁的白雪仍会想起那个冬天，她穿着一件紫色羽绒服，跟着白妈排了一个小时的队，吃到了人生中的第一块原味鸡。在寒风中，她一点不觉得冷。有些记忆会随风而散，有些则将刻骨铭心。改变的不仅仅是味蕾，白雪觉得，自己这一代人，不仅会喜欢炸鸡的味道，习惯咖啡的香味，还跟着动漫与电视一起长大。她们最终学会了，用自己的方式与世界相处。（链接）时代记忆时代语录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庆祝新中国诞生35周年的游行队伍中，一辆反映深圳蛇口工业区建设成就的彩车上的醒目标语就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时代偶像 崔健 邓丽君时代流行 旅行结婚、第三次离婚潮、下海时代穿着 西装、牛仔裤时代标语 改革开放、只生一个好、863计划、让一部分人先富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90年代幸福观：市场改变了一切这十年以怪力乱神开始，赶上春天浪潮的人们成为市场时代的弄潮儿。在世纪末“入世”的时候，国人开始以新的心态来面对财富文｜《小康》记者 曹伟 哈尔滨报道“姓资还是姓社？”“中国向哪里去？” 在1990年代的最初三年中，充斥着这样的争论。中国将被建设成为什么样子？保守派和改革派都忧心忡忡。从小爱搭积木的王旭，这一年从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毕业（现已经并入哈工大）。在国家统招统分的政策下，进入了其时的哈尔滨房屋建设开发总公司，成为一名真正的建筑师。其时，体制所带来的安全感与优越性让他倍感幸福。初到单位，王旭被分到了公司的前期科，主要要完成工程项目前期的规划设计和施工手续等工作。随着当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房地产行业在改革开放之后得到了快速发展。据王旭讲，那个时候的政府行政部门并不像现在这样高效，通常一套手续办下来需要大半年的时间，“最夸张的是一个建筑方案从立项、规划到施工需要盖238个公章。”“我工作的第二年，也就是1993年，工资就到了100元。在当时的同学里算是比较有面子的。我也是当年最早使用BP机、大哥大的那帮人。”王旭在与记者交流时不否认，看到别人羡慕的眼神会有很大的满足，“那种感觉现在看还是比较虚荣的。”上世纪90年代初期，“大哥大”还被视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只有身价不菲的人才能消费得起。就在成为公司业务骨干的那一年，王旭也迎来了人生最为重要的时刻——结婚成家。他分到了人生第一套住房，被外派到合资公司做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刚而立之年的王旭在不断实现人生理想的同时，家庭生活却出现了并不幸福的一面。事业上升期的王旭每天忙碌异常，与妻子聚少离多。他的婚姻走到了尽头。为了补偿这段并不幸福的婚姻，从而获得心理上的宽慰，王旭将房子和所有存款全部给了前妻。处于人生低谷的他萌生了去市场大潮中去搏一搏、闯一闯的想法。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重新激发了整个社会的活力，“下海”再一次成为热潮。第二年的时候，江泽民总书记更在工作报告里高调宣布，中国将走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不再是魔鬼，王旭立即炒了公司的“鱿鱼”，成为了一名“体制外的人”。他是当地第一批加入房地产市场开发的人。各大房地产公司争相聘请，他成为一名炙手可热的建筑工程师。2009年，随着房地产开发投资市场的逐渐冷却，王旭放弃了所从事近20年的建筑领域，从搭建真正有居住功能的房屋，向他小时候的最初的幸福梦想回归——为孩子们提供更大的搭建创意积木的教育场所。王旭和他的团队引进了秉承“探究发现式”的德国乐高教学模式，为3～14岁儿童提供快乐的学习环境和独特的教学器材。王旭现在的公司每年还会提供给孩子参加国际机器人竞赛、WRO、FLL和国内机器人比赛的机会，通过国际化交流平台使每一个孩子展示和提高自己，甚至通过乐高模型编程取得创新成果的孩子，还可以帮助他们申报专利。由于现在所从事的行业与之前可谓是南辕北辙，王旭被不少曾经的合作伙伴所不理解。“其实我现在对于幸福的期盼很简单，就是能和这些孩子们一起快乐地成长，这就是最幸福的事情。”回忆起曾经的工作经历和那一次失败的婚姻，王旭说，当初的幸福认知现在看来或许比较幼稚，“可能是人生阅历过于单薄，内心不够丰满。”中国人幸福感的十大标准收入、健康、家庭、朋友、社会，新时期中国人对幸福的感知发生了哪些变化，在对上千人进行深入调查后，《小康》杂志梳理出现时中国人幸福感的十大标准文｜《小康》记者 鄂璠幸福，在词典中的定义为：心理欲望得到满足时的状态。一种持续时间较长的对生活的满足和感到生活有巨大乐趣并自然而然地希望持续久远的愉快心情。然而，幸福，在人们心中的定义却又因人而异，幸福的方式多种多样、丰富多彩，幸福的姿态各式各样、风情万种，幸福的标准更是与每个人的思想、观念、欲望及生活态度等紧密相连，无法进行统一的测量与评定。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手中握着的幸福，不要被我们自己所忽略。“你的幸福在哪里？”2012年9月底至10月初，《小康》杂志社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中国幸福小康指数”调查，在对千余名受访者进行问卷调查的同时，还对近百名不同行业、不同性别、不同年龄层次的劳动者、学生等进行了深度访问。从大家手中握着的幸福生活里，《小康》试图用十个手指头来“数”出新时期，中国人的十大幸福标准。NO1 最具资本的幸福：身体健康“一个健康的乞丐胜过一个多病的国王”，因为人最宝贵的既不是金钱、财宝，也不是名利地位，而是健康。这种健康，不仅是躯体上的，也该是心理上的。《小康》调查显示，六成受访者会为自己的健康感到担忧，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觉得健康对自己的幸福感受会有很大影响。“身体健康才是幸福的本钱”，因此，把握住幸福的第一步，就是拥有一辈子的健康。近百年间，中国人的健康观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若问一个你身边八九十岁的老人是怎样保养的，大部分人可能只会告诉你，“心态要好，多锻炼”，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不理解，为什么现在电视、报纸上的医疗广告那么火，为什么很多年轻人要花大价钱去买保健品。中年一代信奉“生命在于运动”这句老话，他们的锻炼场所多在附近公园，居住小区。他们开始注意自己的胆固醇、血糖、甘油三酯。人们厌倦了烟酒生涯，越来越多的开始户外休闲。70后、80后甚至90后们则认为“工作第一”，他们希望在年轻的时候多赚些钱，于是习惯了熬夜和在电脑前一坐长达数小时的生活，等发现自己有了颈椎病或者轻微脂肪肝的时候，“小资”们便去健身馆办卡了，但是开了卡之后，也许一年过去了，去运动的记录却屈指可数。无论如何，这是一个越来越关注自己身体与心灵的时代。NO2 最具成就感的幸福：收入满意在“2012中国幸福小康指数”之“影响公众幸福感的十大因素”排行中，收入排名第一。中国人对于收入的重视程度超过了去年，甚至也超越了健康。在影响职业幸福感的因素中，收入亦排行第一，并且在“最能够提升工作幸福感的福利”排行中，位居前三位的年终奖、带薪年假、绩效加薪均直接与“收入”相关。这个调查若是放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进行，估计大部分受访者只能在心底默默地想一想，“要是能有钱多买一个鸡蛋，或者多给孩子买几袋牛奶就好了”，收入多不多无所谓，“够吃的”才是第一要务，况且，整天想着收入，没准还会被家人朋友教育，“怎么一点儿螺丝钉精神都没有？要乐于为人民服务嘛！这样才是好同志！”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入到七八十年代，人们开始对收入“想入非非”；而九十年代，中国人对收入有了脚踏实地的追求。现在，在家人朋友面前讲自己的理想收入，在求职的时候和HR甚至老板把收入问题摆在桌面上去谈，都没有必要“脸红”或者“不好意思”。在接受《小康》采访时，大部分受访者都认为，收入正是个人能力与价值的体现。但是，调查显示，高收入者并不一定活得幸福快乐，低收入者也并不一定过得悲催郁闷。那些对于自己的收入感到满意者，才能将钱和幸福统统抓在手中。NO3 最温馨的幸福：和家人在一起无论哪个年代出生的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重视家庭。这一点和西方有着明显的差异，在西方人看来，个人价值观的实现才是值得追求的理想。国人普遍看重家庭，讲究“家和万事兴”、“常回家看看”，因此“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往往都有着较高的幸福指数。在接受《小康》记者采访时，60后的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姚中秋、70后的北京东城区西罗园菜市场粮油摊主弓俊红，和80后的哈尔滨市公安局烟草稽查大队副大队长田锋等人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家人”。即便是出生于2010年的2岁多的孩童张晨露，在表达“最幸福的事情”的时候，开口说出了很臭美的“抹香香”后，还不忘歪着头补充了一句，“还有和爷爷奶奶在一起！”在大多数中国人的眼中，没有孩子的小家庭是不完整也不幸福的，“2012中国幸福小康指数”调查显示，大部分受访者认为，生两个孩子才是最幸福的，如果能有一双儿女，凑成一个“好”字，家庭便会更美满。NO4 最浪漫的幸福：得到爱爱，有许多种。爷爷奶奶的喜爱、父母的关爱、情人的深爱、领导的厚爱……得到爱，便是幸福。“2012中国幸福小康指数”调查发现，单身人士们所期待的“爱”更多地来源于和他/她在一起时的感觉，他们希望理想中的“另一半”能尽快出现，并幻想着那种美好而浪漫的感觉；而已婚人士们所期待的“爱”更多地来源于和他/她之间的情感，他们希望彼此间能够用沟通和理解搭起“心桥”，携手走过风风雨雨，然后一起慢慢变老。不过，不管是给爱“寻找感觉”还是为爱“堆积情感”，只有用两颗心一起去拥有它、培育它、呵护它、滋养它、维护它，才能“锁定”一辈子的幸福。NO5 最安心的幸福：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住房中国人一直用“安居乐业”来形容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其中的“安居”无非就是拥有一套能够起居的住房，从1949年至今，中国人的安居之梦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上世纪60年代，很多私房被“积极交公”，一家两代甚至三代“挤”在又小又破的房子里成了每个四合院里的常态；80年代，“售房”和“提租”成了执行房改的两个具体办法。在上世纪90年代，住房制度改革终止了福利分房，迎来了市场化住房时代。伴随国人思想转变的几年间，则是房价与购买欲共同茁壮成长的岁月。今年6月，《小康》独家发布了四十城市万余人参与的“中国居住小康指数”调查报告，自2009年以来有超过七成（71.4%）国人购买了住房，其中用于满足刚性需求，占总比例六成以上。这样的数字足以说明，在中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住房，是幸福生活的必需品，哪怕它只是一个小小的空间，却是能够为人生挡风遮雨的地方。NO6 最超值的幸福：自身价值和能力得到体现稳定的职业能带来安全感，而自我价值的实现则提升了人们的幸福感。《小康》向千余名劳动者发问，“就职业而言，您认为对幸福感影响最大的因素是什么？”除了“收入”之外，回答最多的就是“个人能力得到体现”，而在50后受访者眼中，“个人能力得到体现”和“收入”同等重要。在所有的幸福感受中，“自身的价值和能力得到体现”这一条或许是最“超值”的，也是最被西方人认可并被东方人逐渐认同且越来越注重的一个“必要条件”，若将它掌握在手心中，它能如同孙悟空一般“72变”，将一种幸福生成、发散为更多的幸福，如被朋友喜欢的幸福、被同事尊重的幸福、被领导重用的幸福、被社会承认的幸福；得到尊重的幸福、得到财富的幸福、得到地位的幸福、得到权力的幸福，等等。NO7 最实在的幸福：吃到安全健康的食品今年，一部以介绍中国各地美食生态为主要内容的美食类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吸引了无数国人的眼球。节目火爆的原因无疑是公开的——中国人重视对“吃”的体验。“民以食为天”，讲究“吃”的中国人将“食”融入到了文化之中。从“温饱”跨越至“小康”阶段后庆贺胜利的方式又怎能少得了吃呢？上世纪80年代，国人对于“吃饱”的基本诉求变成了“让孩子吃好”；90年代，“既要让孩子吃好，也要让老人们吃好”；跨入新世纪，前五年还在追求“全家人都要吃好”，接下来的五年就变成了“要吃得健康、有营养”，《这样吃最健康》《吃的真相》等一批和“吃”有关的书籍被炒得很火。中国人不会忘记，“民以食为天”后面还有一句，叫“食以安为先”，今年7月发布的“2012中国平安小康指数”调查显示，在公众“最担忧的安全问题”中，食品安全居首，81.8%——这个数字，真实地表明了中国人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的担忧。在千人幸福指数的调查中，“提高食品安全水平”对人们幸福感的提升，从去年的第七位上升到了今年的第三位，甚至超过了人们对住房、医疗保障的需求。NO8 最基本的幸福：在优良的自然环境中生活早在上世纪70年代，南亚小国不丹就把“环境保护”与“政府善治、经济增长和文化发展”一同作为组成“幸福指数”的四大要素，足见环境的重要性。从很多国家的“幸福秘笈”中都可以看出，环境保护越好，国民幸福指数就越高；环境污染严重，国民幸福指数就会降低。中国人也同样对优良的自然环境充满期待。《小康》于今年5月发布的“2012中国生态小康指数”调查显示，63.0%的受访者感觉所遭受的环境污染对自身健康危害“比较大”。一个城市、一个国家是否宜居，最起码的要求就是要有新鲜的空气和洁净的水源，这不仅仅是环保的核心，也是幸福的内涵。NO9 最长久的幸福感：社会安全很多采访对象说，他们所认为的幸福感是可以与安全感画等号的，但几乎也有同样多的采访对象抱怨说，自己太缺乏安全感了。“2012中国平安小康指数”调查结果印证了这些采访对象的担忧与抱怨：仅四成人不缺乏安全感，影响人们安全感的五个最主要原因是：环境污染严重，食品安全不能让人放心，经常听到或看到新闻媒体关于社会治安混乱的报道，所在城市贫富差距过大和亲眼看见过违法犯罪事件发生。让我们来学习一下老外们的幸福状态，或许可以借鉴和参考。国力并非最强、国民并非最富的丹麦为何会赢得“幸福考试”的状元？哥本哈根大学社会学家彼得·古内拉克的调查表明，幸福感高的丹麦人的共同感受是：身处环境中接触到的人社会地位、价值观和财富与自己类似，同时在生活中感受到“安全”。NO10 最可靠的幸福：有值得信赖的朋友在中国人的幸福生活里，朋友是不可或缺的。古诗中有“桃花潭水三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名人名言中有“人生得一知己足矣”（鲁迅）；流行歌曲中有“朋友不曾孤单过/一声朋友你会懂”（周华健《朋友》）。而今，当“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的观念深藏心底，中国人开始变得越来越孤独，拥有几个值得信赖的朋友，竟成为了一种“奢望”。今年9月发布的“2012中国信用小康指数”调查发现，有1～3个可信任的人，在受访者中占比最大，为41.1%。而在前年，却是身边有4～6位可信任的人在受访者中占多数。这并不是一个好的信号，人际信任圈子在缩小。随着这个圈子的缩小，看似最简单、最触手可得的幸福，却极有可能与这个时代渐行渐远。（链接）新时期国人十大幸福标准NO1 身体健康NO2 收入满意NO3 和家人在一起NO4 得到爱NO5 拥有个人住房NO6 自我价值实现NO7 吃到安全食品NO8 人居环境优良NO9 社会安全NO10 有可信赖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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