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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北京的春天有点乱
　　第五章：义和拳席卷京津
　　载漪、载澜、载勋导引义和拳进入北京城，这也是导致庚子年局势失控的最关键一步。由以可以看出，军机大臣刚毅招抚在前，颟顸的亲贵载漪等人放入在后，“大阿哥党”为了自己集团的利益，不惜绑架了清廷乃至整个中国的命运。
　　一、直隶义和拳：由南向北
　　1900年的春天，当北京的外国公使们还在为上谕问题与清廷闹得不可开交时，直隶一带的义和拳活动已经风云初现。
　　目前有研究者认为这里的义和拳活动兴起是因为袁世凯在山东的严厉镇压导致拳民流入直隶，这种观点有一定的事实基础，但不完全准确。事实上，在山东拳民闹事的时候，直隶一带也有类似的活动，但其规模和影响力远不及山东，而且其活动范围也主要集中在直隶与山东交界的地区，要说是受到山东方面的影响，也不为过。
　　直隶一带拳民的活动，最初主要集中在与山东冠县、临清交界的威县、曲周等地，这可能是受到了“梨园屯教案”的波及。但在1899年后，直隶一带的拳民活动开始北移到与山东德州交界的直隶东南地区，即枣强县、故城县、吴桥县和景州、阜城一带，其规模已经不可小觑。
　　当时在枣强县一带活动的拳民首领名叫王庆一，他家住张家屯，年龄大概三十不到，家里有十来亩地，也兼卖瓜果。1899年左右，也就是平原一带闹“神拳”的时候，从山东茌平县来了一个卖小鸡的周姓汉子，周师傅在枣强县流常镇的镇武庙开了拳场，当时也常表演“降神附体”，由此吸引了不少徒众。王庆一最开始练的是五祖神拳，大概在这个时候，他也学会了神拳的那一套，并随之成为当地的拳民领袖。
　　王庆一等人的活动引起了当地教民的不安，他们向当地政府请求保护，但枣强县令凌道增对其要求未予理会，以至于后来王庆一等人气焰嚣张，以至于公然出入县衙(后来凌道增也因为“纵匪不拘”而于次年被革职)。日，这天在阴历为七月十五，也是中国传统的“鬼节”，王庆一等人于当晚烧毁了故城县大月庄的教堂。神甫任德芬向故城县令投诉，但正当知县准备召唤王庆一进行审问时，王庆一带着数百人涌进县城，反向知县告状说：“洋教士觊觎我们的财富，破坏我们的法律，煽惑群众。他们的控诉的为了陷害我们。我们所以如此穷困，我们的天津所以如此混乱，都是这些洋人造成的，……我们要大人狠狠的攻击他们。”
　　知县没有办法，只得向他们解释洋人传教是条约规定允许的，由于法不责众，他只能将王庆一等人加以训诫后完事，至于教堂的损失则用官费重新建起，这事便算和平了解。官府处理的方式显然是激发了王庆一等人的信心，以至于他们后来公然手持武器(当然主要是冷兵器)在乡间威风凛凛的来回巡游，令当地的传教士和教民们感到胆战心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故城知县之所以妥协，主要原因在于他缺乏对付大批拳民的力量和有效办法，而拳民们得以在乡间横行也证明了当时的基层政府已经失去了对当地局势的控制。
　　在这种情况下，献县张家庄总堂的葛光被主教便向河间知府投诉，而直隶总督裕禄接到河间知府的报告后，随后便派出一位负责洋务的官员陶式]前去处理。陶式]来到故城县后想把王庆一带到天津，但拳民们得讯后摆出一副要武力抗拒的架势。在威胁之下，陶式]不得不放弃强行拘捕王庆一的计划而只要求教民和拳民们“和平相处”，随即便匆忙离开了故城县。
　　陶式]的处置对事态的平息毫无作用。当年10月，景州宋门镇又发生了一个事件，据任德芬的记载，事情经过大体是这样的：10月2日(八月二十八日)是宋门镇的大集之日，拳民们在当地开了拳场，并宣称在九月二十一日(10月25日)的集市日，义和拳将公开表演“刀枪不入”的神术，届时任由大家参观。在此宣传下，九月二十一日果然有上千人前来围观，但当地拳民却又说这一天不吉利，改到下一个集日也就是九月二十六日(10月30日)进行表演。拳民们的宣传手段很高明，他们先把乡民们的胃口吊得足足的，结果那一天来看的人比上一次还要多，大家都想看看这一神奇之事是否属实。
　　等到了九月二十六日的那一天，义和拳大师兄真的在村外空地上升坛做法，他先令两个徒弟跪在神坛前，其中一人使劲磕头、作揖、念经、烧香，但搞了很长一段时间，神灵似乎并不显灵。直到下午，正念着咒的大师兄突然霍地站了起来，只见他脸色大变，牙关紧咬，双目圆睁，并开始跳起舞来。接着，他似乎被某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所控制着，两位徒弟也站了起来，并给枪装上子弹。大师兄上半身赤裸，敞开胸脯对着枪口。只听“砰”的一声，围观的群众看到大师兄似乎表现出承受不了的样子而跪了下来，接着整个人便倒在了地上。
　　这一枪打穿了他的胸膛，鲜血直流，伤势严重。接着，大师兄在地上痛苦的翻滚了几下，接着四肢蹬直，不再动弹。虽然表演明显失败，但拳民们却说，各位，这没什么奇怪的，大师兄经常这样，到不了明天就会醒过来的。接着他们便将大师兄给裹着抬走了。
　　不消说，这位大师兄不用等到第二天，他当场就咽气了。但到了第二天，拳民们却宣称是天主教徒用邪术谋杀了大师兄。就在当晚，本地的义和拳连夜赶到宋门镇，要与教堂为难。消息传得很快，临近的吴桥知县劳乃宣听说此事后说：“近于景州试演，自毙一人，盖手法一时失误，而其党诬称教堂镇压所致，几与教堂生衅”。
　　景州知府王兆骐得知此事后不敢怠慢，他一面派出军队，一面派出地方上的士绅进行劝服，但教民和拳民之间的冲突一时难以消除。在对峙了十几天后，拳民们退出宋门镇，但提出条件要求官府出钱宴请并唱戏、官兵在义和拳的神位前磕头等，王兆骐十分恼怒，他立刻向直隶方面请求重兵剿抚，但直隶按察使廷雍反责备王兆骐、劳乃宣等人“张皇”，说“拳民具有忠义之气”，进行剿杀反可能“激成巨案”，因此驳回了王兆骐的出兵请求。王兆骐后来一气之下，便辞官回家了。
　　教民们得知官府的态度后，他们决定用自己的力量进行自卫。宋门镇附近的朱家河教堂随后便购买了枪支并组建了一支五十人左右的青年队进行操练。朱家河村位于景州西侧大约十公里处，分为东西两个村子，其中东朱家河村很早就有人信教(大约有两百年的历史)，此时村中的百来户人家大多信教，因此朱家河教堂也成为这个地区的第一堂口，并设有男女学校和育婴院。当然，因为习俗和文化上的冲突，这里受到了临近村庄的敌视。宋门镇周围的义和拳因为上次失手的事情丢了面子，决不愿善罢甘休，但当他们挑起事端的时候，反被教民用现代枪械打垮。在遭到惨痛失败并死伤了一些人后，拳民们宣称宋门镇是“不洁”之地，随后便从这里消失了。
　　说到朱家河教堂，有必要提前说一下1900年夏天发生在这里的事情。这个事件或者说惨案在欧洲广为人知，几乎与北京的西什库教堂被围攻一样出名，但在国内却少为人知，这的确有点让人感到费解。在1900年义和拳的高潮时期，清廷宣布义和拳为“义民”，当地反教情绪达到高潮，气氛十分紧张，当时景州、吴桥、阜城、故城、交河、武邑等七八个县的教民们纷纷来到朱家河教堂避难，最多的时候，聚集在这里的教民达到三千人。
　　在此之前，武邑县城内的教堂被攻击，有一百五十名教民被杀，两名神甫遇害。不久，当地义和拳在王庆一、渠成江、牛贵选等人的率领下，前来进攻朱家河教堂，以报当年之仇。在任德芬神甫的安排下，教堂方面在村里构筑了防御工事，义和拳久攻不下，双方形成对峙。这时(阴历六月二十日，阳历7月16日)，原山东巡抚、后被调任长江水师的李秉衡所部及原驻扎在江西清江的武卫军先锋右军指挥陈泽霖所率的两千五百名士兵，他们在北上勤王的途中经过景州，于是义和拳首领及其当地的士绅(蔡氏兄弟，一个举人，一个秀才)前去面见李秉衡，他们声称朱家河教堂是外国人和卖身偷靠洋人的汉奸们的巢穴，要求李秉衡给予协助。新任知州洪寿彭和一些当地绅士也为他们作证并恳请李秉衡留下来协助扫除这一巢穴。李秉衡因为要急于赶到北京，他不想为此事耽搁时间，但还是留下了后卫军队陈泽霖部协助攻打朱家河教堂。
　　六月二十一日(阳历7月17日)，陈泽霖所部来到朱家河教堂，在义和拳的攻击被打退后，陈泽霖军队开始用炮进行轰击，所幸的是这时天色已晚，双方暂时休战。当天晚上，教民们劝说任德芬神甫和汤田波神甫趁夜转移到献县张家庄总教堂，但被两人拒绝。在次日的攻击中，教民会长朱三被炮火击中身亡，教堂内陷入一片混乱，但教堂还没有陷落。二十三日，进攻的炮火更加猛烈，越来越多的建筑物被击中，而且饮水断绝，当晚很多教民因为口渴而冒险越墙逃走，但大多被围攻的义和拳发现而杀害。二十四日，义和拳和清军攻破教堂的壁垒冲了进来，开始不分男女老少的进行杀戮。惊恐的教民们，大约剩下一千人，最后逃到一栋仅存的教堂和院子里面，在枪弹声中，这些教民在祷告的同时陆续被射杀，义和拳甚至将浇了油的草席扔进了教堂而引发大火，在火光冲天中，残存的教民打破窗户往外逃生，但大部分遭到杀害。
　　在这场杀戮中，任德芬神甫和汤田波神甫都死了，教民被杀的场面惨不忍睹，有被枪打死的，有被烧死的，也有从屋顶上跳下来摔死的，但更多的是在逃生中被杀死，除了少部分高喊“背教”的人免于一死。《拳祸记》中说当时的死者高达一千八百人，也有学者说是两千五百人，逃生的不过五百人。
　　据说，陈泽霖在得知事情的真相是教堂里只有两名外国传教士、自己的军队杀戮的全是无辜的中国教民后，立刻变得怒不可遏，他痛斥了知州并威胁要将两名绅士带往北京惩罚。义和拳随后又前往攻打青草河教堂，但陈泽霖再未给予协助，反而将其中的女信徒带走送到北京。在途中，又有义和拳请求他们协助进攻献县张家庄总堂，但遭到陈泽霖的严词拒绝。
　　“朱家河教堂”惨案在很长的时间内不为人知，但读者可以想象当时那些无辜教民被围攻的惨状。在1900年的那个炎热狂躁的夏天，在华北平原上那场狂暴的运动中，那些孤立的教堂和教民不像是在北京的西什库教堂，他们在得不到任何保护的情况下，在面对这些疯狂暴行的时候是何等的凄惨和无助。
　　回到前面的义和拳事件。在朱家河教堂南边的杜桥镇也有个义和拳中心，首领是牛贵选，他是当地的一个地主，家里有一百多亩地。牛贵选的神拳是从宋门镇的郗树芳传播而来，此人家里有五六十亩地，还开了一个杂货店。从源流上来说，这一带的义和拳来自于衡水县的留仲镇，这里以武秀才渠成江为首领，此人是地主的儿子，家里有地一百亩，当地人称“渠五爷”，而留仲镇的义和拳则听说是一个叫葫芦和尚的所带来的。
　　在宋门镇北边的武邑县，有一个叫晤修和尚的拳民首领，他以萧村为中心，并陆续将拳场扩展到阜城县临镇村等地，并竖起了“神助灭洋”的旗号。晤修和尚所办的拳场，其仪式和练习方法和山东的神拳基本是一个套路，也是树神坛降神附体，并在各村设立拳场进行发展。值得注意的一个新特点是，这一带积极引进义和拳的人大都是乡村中的上层人物，如具有功名或是地主及其有名望的家族。
　　直隶东南地区愈演愈烈的反教活动引起了献县张家庄总堂的极大警惕，他们随后向法国驻天津领事写信并告知当地的危机。领事接到信后向直隶总督裕禄发出照会，于是裕禄便派梅东益率军队前去河间府一带保护教堂。梅东益是淮系旧将，他随后便派兵前往景州和献县一带，并亲自率骑兵到达献县张家庄教堂进行保护。
　　在梅东益军队到达之前，晤修和尚等人袭击了阜城县临镇村教堂并掠夺了教会的一些物品返回拳场，当地的教民在打击之下，只能纷纷逃离。不仅如此，拳民们还宣称要在阴历十五去抢总堂。在拳民们的计划中，先消灭各自附近的教堂，最后总攻灾难的“黑风口”&---献县张家庄总堂才是他们的最终目标。
　　在攻击张家庄总堂之前，当地的义和拳决定先拿下上次受辱的朱家河教堂，于是在12月18日(阴历十一月十六日)，晤修和尚率领千余名义和拳向朱家河教堂进发。而在这时，梅东益麾下的游击范天贵率领两营兵力到达了景州，在得知义和拳的行动后，景州知府王兆麟和范天贵率兵在途中将晤修和尚等人拦住，双方并不是一开始就发生冲突，而是先有一段对话：
　　范天贵问：“领着这班人众，来干何事？”
　　晤修和尚说：“来拆毁教堂，杀灭随从洋人的二毛子，保护大清皇帝。”
　　范天贵说：“我奉皇上的命令来保护这座教堂并全村的教民，请大主持给兄弟留脸，领着众人回去，不用骚扰这个小小的村庄了。”
　　晤修和尚说：“不可能。”
　　范天贵说：“我善言劝你，是给你留脸，你找着不要脸，可怨不得我。”
　　说完，范天贵一个手势，其手下的士兵便扑上去将晤修和尚抓住，义和拳众试图夺回首领，双方便开始交战。结果很显然，义和拳的“刀枪不入”都只能用于表演的，他们在这次的镇压活动中被打死了三四十人，八十多人被俘虏，最后晤修和尚被斩首，头颅悬挂在景州城上。
　　巧合的是，就在同一天，王庆一等人在故城县策划了一场《火烧望海楼》的梆子戏，这个大戏以1870年“天津教案”为故事背景，知县竟然无力阻止。不过，知县很快请来的军队，他们前往王庆一的据点进行搜捕，将其中的组织者之一大贵和尚抓住(于翌年被处死)，而王庆一则侥幸逃离了此地，据说后来去了北京，直到1900年的高潮时期回到这里。
　　在吴桥县，县令劳乃宣一向认为义和拳是邪教并强烈主张采用剿灭手段，由此当地的义和拳也对他恨之入骨，他们甚至张贴揭帖说要“剥县官的皮”。事实上，拳民的确有进攻县城的计划，只是范天贵的军队很快抵达了吴桥县，随后便进行了血腥镇压。据说官军回到县城时，劳乃宣来到城门口迎接并大声喊道：“告诉我你们战果如何？杀了多少义和拳，你们拿几个人头来作证，我要犒劳你们！”于是骑兵队便拿出五个人头给他看。
　　后来，这些人头被装在木笼子里传示城乡各村，以警示那些那些残余的义和拳民。在正规军的打击下，直隶东南地区的义和拳风潮很快便被平息了下去。那些逃脱了追捕的义和拳民开始离开被通缉的地方，去了北京或者其他地方，这一地区也重新归于平静，直到1900年的夏天再起波澜。
　　二、“涿州之战”显神威
　　直隶南部的义和拳被镇压后，因为正值年关，华北平原在1900年的正月看起来仍像往年一样的平静，但在传统节日喜庆的背后，义和拳的潜流却沿无声无息的沿着大平原上的驿道和水路在向北继续传播。
　　直隶中部任丘县的|州镇，此地系直隶中部地区前往天津的交通枢纽所在，从这里沿着大清河可以直通天津，因而这里举行集市和庙会时，各地客商云集本镇，几里长的路上车水马龙，人流川流不息，热闹非凡。这一年的春节后，|州镇的集市和庙会也吸引了南边来的拳师到这里活动，因而附近村子也陆续开了拳场，并有攻击教民的行为。
　　任丘知县在得知拳民们的活动后，便亲自来到|州镇劝谕，但他的权威显然不够，拳民不为所动。后来，河间知府王守谇鬃郧叭グ哺В穹唇倮舸蛏耍⒌坊倭酥热俗慕巫印Ｍ踔热死潜返奶踊亓巳吻鹣匮茫耸律媳ㄊ狈幢簧纤疽欢俪庠鸲桓也扇⌒碌木俅耄谑且搴腿婧蟊慵彼倮┐蟆
　　二月十二日，王守诤腿吻鹬卦俅挝⒎巴窕慵牧赫僬蛉靶薪梗谇籽勰慷昧巳衩枪忠斓谋硌莺螅ザ寥寮已实耐踔崔嗖蛔《砸於诵八档姆吲宄宓纳咸搴腿纳衽迫康坊僭诘亍Ｕ庀拢蟠蠹て鹆巳衩堑姆吲桓瞿昵岬娜窕拥断蛑橙ィ峁肀叩囊桓龌の郎锨氨；ぃ豢乘懒恕Ｔ谌衩堑淖犯舷拢热颂哟艿礁浇患医烫茫诟嬷矸莺蠼氡苣眩恢钡鹊骄仍那寰系讲诺靡酝严铡Ｎ迦蘸螅范娴木痈系秸饫铮畹钡厣鹗吭谌熘谌摆腿窠馍蝗痪鸵蜓梗诮馍⑼局校窈徒堂穹⑸逋唬峁范媸窒路短旃舐矶痈系浇薪松保饫锏纳也鸥嬉欢温洹
　　任丘县的事件可以看出，义和拳在直隶南部被平息后，仍可依靠“降神附体”的形式再次复制并产生拳民首领，其扩散的路线是逐渐北移。在“拳民依然执迷不悟，习者益多，兵少难填”的情况下，当地政府也拿不出有效的解决办法，由此陷入了劝谕无效、禁止又禁止不了的窘境，而这种窘境又是极具危险性的。换句话说，一旦地方上出现这种民众自发并且带有暴力性的群体性活动，当地的局势便会很快失控，仅仅依靠梅东益这些少量的军队进行“救火队”式的四处灭火，终究是断绝不了义和拳的传播，随后发生的“清苑事件”和“涞水事件”便清楚的说明了这一点，而这也是清廷在1900年上半年“剿抚两难”的困境所在。
　　1900年后，义和拳的风潮逐渐波及了保定及其附近地区，各种反教的揭帖贴满城内外，并有拳民聚集。位于保定府南侧的清苑县有个规模较大的东闾教堂，是当地教会的堂口，当时一度出现揭帖并显示出潜在的危险，法国公使毕盛还曾亲自过问此事。当年4月，在东闾教堂西侧十里处的张登镇上，教民和拳民因为一件极小的事情---不过是一个教民问一个拳民索要工钱---而引发了激烈的冲突，双方都互有死伤，结果附近的教民们纷纷躲到了东闾教堂去避难，最终引发了拳民和教民长达数月的攻防战，死亡人数有近两千人(其中大多数为拳民)，这次的围攻一直持续到八国联军从北京赶来才算结束。令人震惊的是，在这场中世纪般的战争结束后，为了逃避报复，那些参与攻打教堂的拳民们随后要求入教，以洗心革面，悔悟以往的行为，在一夜之间，这些人竟然变成了教民，这和当年教会吸收白莲教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至于“涞水事件”，则要复杂得多，甚至可以说是当地“民教”之间的积怨而引发的一场大事件。涞水县位于保定以北约一百里，再往北的话，这里离涿州乃至到京城已经没有多少路程了。当时涞水县有个高洛村，村长名叫阎老福，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时，村子里有六户人家信仰一种名叫摩门教(也叫“一柱香”)的异端宗教，让阎老福很反感，于是他向知县控告了这些人，结果那六户人家受到惩罚，后来他们便加入了天主教以寻求保护。
　　阎老福是村里各种活动如迎神赛会的组织者，在他向那些教民收取会费时遭到他们的拒绝，双方为此打起了官司，结果阎老福败诉，让他既费了钱，又丢了面子，双方的矛盾越结越深。1899年的元宵节，村里搭起戏棚准备唱戏，因为戏棚搭建在村里十字路口，而当时教民张才住在旁边，他认为异端神像放在他家门前的台阶是大不敬，于是前去吵闹并踢翻了戏棚，而阎老福则带人捣毁了礼拜所作为报复，双方随后对簿公堂。
　　尽管阎老福在当地还有些势力，他的儿子阎肇修还是个生员，但由于传教士干涉词讼，阎老福在这次诉讼中再遭败绩，不仅赔了银子，而且还被迫向传教士磕头赔礼。这个结果导致教会势力迅速壮大，在随后的几个月内便有二十几户人家加入了天主教。
　　蒙受了屈辱的阎老福决意报复，而这时正好义和拳开始传播到这里(大概在1900年春)，于是阎老福便邀请了其他村的大师兄来这里开设拳场，而他的儿子阎肇修成为了这一带的拳民首领。尽管阎肇修在4月底曾因为练拳的事而被知县祝芾拘捕过，但他被释放后仍旧在继续开展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教民们也察觉到危险的来临，于是他们购买了火枪准备自卫。
　　5月上旬，阎肇修向临近的定兴等县等地的义和拳发帖子，约集他们在5月12日进攻高洛村教堂(念经公所)。这个消息传播开来后，11日晚上便有成群结伙的拳民们接二连三的从定兴县城穿门而过，队伍直指高洛村，跟在后面看热闹的人也络绎不绝，其中不乏试图“发洋财”者(所谓“发洋财”，即指当时通过“打教”以抢掠教民和教会的财产，这似乎也是1900年义和拳运动兴起的一个重要推动力)。到12日，拳民们聚集在高洛村，涞水县知县祝芾闻讯后急忙带着四个衙役赶来劝说，但反被拳民们扣下，最后在当地士绅的跪求下，祝芾才得以脱身回到县城。
　　当天下午，拳民们展开攻击，他们使用投掷装有火药的砂锅来烧毁教堂和教民的家，这种方式被称作是“砂锅罩(照)”。在当天晚上，大约有30户的教民全家被杀，尸体被埋进庙里或者丢进井里。当晚夜半时分，一伙伙手里拿着沾有血污的武器的拳民们在月光下再次穿过定兴县城，他们都是从北边的高洛村回来。
　　惨案的消息传开后，附近各县的教民纷纷外逃避难。村里的人都和教民说：“我们管不了你们”，就连定兴县的知县也只能让教民暂时离开自己的家，于是拳民们又将仓巨村的十几户无人的教民房屋烧毁，参与这次行动的还有“红灯罩”的姑娘们，拳民们都称这是“天火自烧”。此时，当地局势已经陷入失控状态。
　　直到5月14日，涞水知县祝芾与一名哨官来到高洛村，他们虽然没有发现尸体，但也不敢细搜，因为他们感觉到义和拳仍在潜伏。直到第二天，祝芾汇集了从保定来的兵力，然后再次前往高洛村，这一次，他们逮捕了七名拳民并发现了多具教民尸体。16日，祝芾听说又有拳民在高洛村聚集，于是他们再次出动并逮捕了九名拳民，其中一名是定兴县某拳场的大师兄。除此之外，他们又发现了更多的尸体。
　　就在16日这一天，练军分统杨福同(总兵衔)率领军队赶到涞水县，于是祝芾和他们再一次前往高洛村，又逮捕了十几名拳民。当他们准备回到涞水县城的时候，在路上遭到拳民们的伏击，有两三百拳民将他们包围，要求释放被逮捕的同伙。杨福同的军队随即开枪，义和拳的神法无效，只好丢下被打死的同伴各自逃生。就在这一天，有二十多名被逮捕的拳民随即被正法。
　　5月20日，涞水县石亭驿的马夫报告说那里聚集了一些拳民，于是杨福同于21日再次率兵前往镇压，其间击毙拳民多名并抓获了主要首领。当晚，杨福同留下三十名骑兵驻守，随后便回到了涞水县城。杨福同连续与拳民们交战并杀死拳民的消息很快传遍附近地区，当天晚上便有拳民们从临近的各地赶来，从房山、涿州一带便来了上千人。拳民们聚集起来，准备攻打涞水县城报仇雪恨，并夺回那些被逮捕的拳民。
　　5月22日，杨福同率领三十名骑兵和四十名步兵从涞水县城出发，前往石亭镇。杨福同的这次行动过于大意，就在石亭镇的附近，他们遭到至少超过他们二十倍的义和拳攻击，很快便陷入了重重包围之中。虽然这次交战有五十六十名拳民被打死，但杨福同和两名士兵被打死，其他人败退而去。这便是当时震惊了整个北京的“涞水戕官事件”。
　　杨福同的被杀是清廷剿抚两难、政策左右反复的一个集中体现。在当时的朝廷里，关于剿与抚的争议仍在继续，而在朝廷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荣禄在此期间称病不上朝(他得的是“政治病”)，使得刚毅、载漪等人基本把持了当时的朝政。在无理性且怀抱私心的仇外情绪下，这些颟顸的官员倾向于将义和拳看作是“义民”，但对地方局势濒临失控的复杂性并没有一个清醒、感性而现实的认识。在这种教条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这种“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政策为义和拳的发展提供了相当空隙，等到祸起肘腋时，已是悔之晚矣。
　　清廷的政策导致直隶总督裕禄在“民教”冲突问题上态度暧昧，剿抚之间摇摆不定。另外一个值得重视的因素是直隶的政治形态，当时直隶总督裕禄驻于天津，对义和拳激发的事件并不积极，而当时的直隶提督聂士成则驻扎于开平；这样，当时处理义和拳问题的任务主要由保定的两位官员，即直隶布政使廷杰和直隶按察使廷雍来负责。
　　遗憾的是，廷杰和廷雍两人意见不和，廷杰主剿，而廷雍主抚，这样处理当时的事件便成了“四处救火”的模式，哪里出事就去哪里，等到义和拳势力的不断扩大，那些用于救火的兵力开始不敷使用，而杨福同以少量兵力前去对付数量众多的义和拳显然是一种军事上的失策。在义和拳不断蜂起的情况下，那些县一级的行政力量和他们少得可怜的武力(每个县可能只有几十名士兵和衙役)在众多的拳民面前根本就是杯水车薪，微不足道，当地方官员与地上士绅劝谕无效的情况下，基层政权基本陷入了瘫痪状态。
　　石亭镇之战后，一股来自涿州的义和拳在5月24日经涿州城前往石亭镇的途中，他们涌到衙门向知州龚荫培强行借钱二十贯，知州大人无力抗拒，官威扫地。第二天，聂士成部的统领杨慕时率三营兵力乘火车到达高碑店，这是一支用现代火器武装起来的军队，但杨慕时在出发前便接到裕禄等人的命令，让他“勿得孟浪”，主要是“查拿首要，解散胁从”，这种带有政治意义的军事任务让杨慕时十分为难，由此他也只能保持克制，引而不发。
　　杨慕时在到达高碑店后，派人到涿州一带张贴布告称：“直隶一省，大兵已有十万，坚甲利兵，士饱马肥，即有神道，断非大军之敌”。聂士成在布告中答应，如果拳民肯“自行解散，各保身家”的话，除了杀害杨福同的人和拳首外，其他人等一概不予追究，“如仍横肆抗拒，本统领惟以杀伐从事，并禀请飞调直隶各军，四面兜剿，则尔等无逃命矣！”
　　可惜的是，杨慕时的威胁利诱并没有起到作用。相反，聚集在涞水县的拳民越来越多，一度达到数千人之多。5月27日，义和拳烧毁了涿州的木制铁路桥和高碑店及长辛店的火车站，随后进占涿州。不过，拳民们并没有驱逐或杀害涿州的官员们，只不过对局势失控负有责任的知州龚荫培自己选择了半死不活的绝食进行抗议(万一朝廷追究下来，也可以以此相搪塞)。5月28日，数千拳民沿铁路线向北进发，他们一边拆铁道，一边砍断电线杆，遇到车站及料厂则加以焚烧，就连慈禧太后专用的龙车也难逃厄运。当天，长辛店、卢沟桥一带的铁轨和车站均遭破坏。继而，涿州以南到高碑店一带的桥梁、车站及车辆也被焚烧，从省城保定向北开出的火车到高碑店后，无路可去，只能退回。
　　义和拳占领涿州，其中的一个原因可能是想以此为据点同杨慕时的军队对抗。对于这支拥有现代火器的军队，拳民们还是心存畏惧的，他们在同杨福同的军队交战时已经领略到其威力。事实上，在义和拳在拆毁铁轨、毁坏桥梁的时候曾遭到杨慕时部的制止，双方发生过小规模的冲突，拳民死伤十余人。5月31日，聚集在涿州的义和拳已经达到两到三万人，他们将涿州各城门控制住并稽核出入，与杨慕时的军队对峙。
　　据当时某路过涿州的人记载说：“(五月)初二日(5月29日)，由新城(县)前进，到三家店打尖，见义和团纷纷往北。又行十余里，见道旁电杆均经拆断，火车道烟火蔽天，询之路人，始知马家铺(堡)至高保(碑)店二百余里铁路，自(四月)二十九日(5月27日)烧起，火犹未息。申刻到涿州，城上皆红巾黄巾，刀矛林立，屯聚如蚁。城厢内外几二万人，余见之，不免心悸，而涿州牧(知州龚荫培)不食已三日矣。”
　　涿州的混乱局势按下不提，这里先说说直隶义和拳活动在此期间出现的新特点。在从大刀会继承了“刀枪不入”的观念、从梅花拳接过了“扶清灭洋”的口号和名称、从鲁西北神拳那里吸收了“降神附体”的仪式后，直隶一带的义和拳又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东西，这就是揭帖和八卦教痕迹。
　　在直隶传播时，义和拳之所以能够迅速聚集上千人，揭帖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所谓“揭帖”，其实就是一种公开的传单和大字报，这些做工粗劣的贴纸在市镇村庄到处张贴，其主要内容是宣传反洋仇外思想，为拳民们的反教反洋活动赢得正义性的支持。
　　颇有深意的是，义和拳揭帖的最后大都附有恐吓性的内容，以要求观看者将揭帖广为传播，比如使用这样的话语：“见单传一张，免一家之灾；传十张，免一方之灾，见此单不传，剿杀洋教时，必然受连累”。这种宣传策略，对义和拳观念乃至队伍的扩大起到了不容小视的作用(如今网络上尚且有人使用这种伎俩，颇可笑)。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直隶一带的义和拳开始显现八卦教的痕迹，这可能是和当地历史上八卦教起义后的残留有关。当然，这里的八卦教痕迹未必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八卦教或者说一定与历史上的八卦教有组织源流关系，只不过是义和拳在活动的过程中，受到当地秘密宗教的影响而掺杂了八卦教的因素，如“文场、武场”、“震卦、乾卦、坎卦”等，而后来这些卦的名称也成为进入北京和天津的义和拳的组织名称之区别，这是后话。
　　三、义和拳挺进京津
　　义和拳进占涿州并逐步破坏铁路逼近丰台后，京畿形势陡然紧张了起来。5月29日，清廷发布一道口气严厉的上谕，命剿杀拒不解散的义和拳，这是清廷第一次对义和拳使用“剿”的口吻。但在5月30日，刑部尚书赵舒翘、顺天府尹何乃莹上奏朝廷请求增兵弹压的时候，又说义和拳“诛不胜诛，不如抚而用之，统以将帅，编入行伍，因其仇教之心，用作果敢之气，化私忿而为公义，缓急可恃，似亦因势利导之一法”，旨在“约束不令滋事”。
　　从这点来看，赵舒翘、何乃莹的奏折仍未脱离“剿抚两用，以抚为主”的本意，其目的是防范事态的扩大而不是一味镇压。在随后的几天中，朝政似乎被载漪等守旧派所掌握，特别在御史许佑身弹劾涞水县令祝芾“怂恿带兵官杨福同诱杀十余人”后，清廷反发布上谕称：“近畿一带派出之带勇员弁办理不善，甚至纵容兵勇，以查拿拳匪为名，择肥而噬，勒索乡愚，以致闾里骚然，良民不能安堵”，令“裕禄严饬带兵各员及地方文武，查明实在滋事拳匪，指名拿办。倘或任意株连，借端讹索，波及无辜，即当从严惩办。”
　　在观察了几天后，局势仍未有平息的迹象，清廷遂于6月5日命赵舒翘与何乃莹前往涿州进行“宣布晓谕”，劝导拳民们“一齐解散，各安生业”。从清廷当时剿抚不定的上谕来看，这时的口气似乎已经软化不少。从决策的程序来看的话，当时清廷派赵舒翘等人前去涿州，可能是派去实地调查义和拳的情况，然后再作实质性决策。
　　很不巧的是，就在这一天，义和拳数千人向驻扎在高碑店的杨慕时部发动攻击，双方发生激烈冲突，义和拳死伤一百多人。而在第二天(6月6日)，义和拳在烧毁落垡车站时，又与奉命前去保护铁路的聂士成部发生冲突，义和拳同样是死伤惨重，由此也与这支新军军队结下了深仇大恨，这使得后来的局势更为扑朔迷离。
　　随着局势的恶化，荣禄再也坐不住了，他在5月底销假回朝。尽管他在上朝后一日连上七道奏折，但力挽狂澜的最好时机已经失去了。6月6日，在荣禄的再三恳求下，慈禧太后当晚便召集各王公大臣，以讨论当时的紧急形势。在这个会议上，端王载漪、刚毅、启秀等人声称义和拳是“忠心于国之人，如与以上等军械，好为操练，即可成有用之劲旅，以之抵御洋人，颇为有用。”
　　很难说当时载漪等人是出于自己集团利益的考虑还是不了解事实的真相，他们在会议上的强烈表态和众口一词让其他大臣不敢表达自己的看法。为人圆滑的军机大臣、大学士王文韶便在会上未置一词，而荣禄稍表异议，便立刻遭到载漪等人攻击，这次会议几乎被“仇洋”的一派官员所控制。
　　尽管如此，荣禄的立场对慈禧太后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另外，赵舒翘前往涿州实地调查尚未回来，因此她不能立刻做出决策，于是6月6日的上谕和之前的上谕精神基本相似，并没有在剿和抚之间做出决断。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军机大臣、大学士刚毅担心“赵舒翘或戾己意，自请继往”，随后他主动请缨，要求前去涿州、保定一带招抚拳众，并乘机在赵舒翘回报朝廷之前将他的嘴堵上。事实上，赵舒翘到涿州后，看到义和拳“皆市井无赖，乞丐穷民，殊不足用”，本已经灰心丧气。但刚毅来后，义和拳在他面前表演神功，刚毅深信不疑，殊不知这只是义和拳的一个把戏。等到刚毅和赵舒翘等人会合，刚毅“力言拳民可恃”，而何乃莹则“唯唯从命”，赵舒翘虽然心里反对，但因为自己进入军机处是靠刚毅的推荐，于是也只好听从了刚毅的意见，回京后含糊其辞的复命了事。
　　6月9日，甘军董福祥部被调进北京，据说这是因为使馆卫队入京所导致(后叙)。董福祥一贯仇洋，他进入北京后四处说自己“已奉太后命，剿灭洋人”。第二天(6月10日)，慈禧太后又突然任命端王载漪与庆亲王奕敛⒘形芾硌妹攀紫蟪迹斯倭牌粜恪咝恕⒛峭┮餐苯搿４司偃萌似姆阉剂浚馐沟们逋⒅械呐磐馐屏Ω艘徊健
　　就在6月10日这天，西摩尔联军不顾天津方面的阻拦，执意要向北京进发(后叙)，但由于时间差和信息不对称的关系，这似与载漪进入总理衙门无直接关联。但是，在西摩尔联军向北京进发的消息传到北京后，下面的一个事件便与之有直接关联了。
　　从6月中旬开始，大批的义和拳开始涌入北京和天津。而在此之前，深州、通州、静海县城等地也已经在不同程度上被义和拳所占据或控制。在直隶省城保定，5月底城中便已是团民充斥，局面失控。
　　进京的拳民大都没有组织性，只是以各自的家乡为识别，其中大多来自直隶中部地区和顺天府各州县。京中官员胡思敬曾这样描述当时的乱象：“五六月间，京师贼势盛时，其来自京东者，曰武清团、香河团；来自京南者，曰固安团、永清团。或竖旗曰某庄村、某镇集，金鼓喧阗，如乡社赛神之状，殆不可以数纪。”
　　事实上，在6月10日以前，也有少量的拳民在京城活动，但大举进入北京城则是在6月12日后的事情。但令人疑惑的是，作为京畿重地，义和拳怎么能如此顺利的进入呢？从当时的情况来说，义和拳决没有攻取北京的政治意图和军事实力，他们的进入完全是一种和平的方式，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毫无疑问，京畿地区向来是清军重兵驻扎之地，其中包括董福祥武卫后军二十营、荣禄的武军中军三十营、聂士成的武卫前军二十营、宋庆的武卫左军二十五营，步军统领辖下的警备军队以及八旗的火器营、健锐营、虎神营、神机营等等，当时的总兵力在十万左右，但奇怪的是，守城的清军(主要由步军统领负责)却大开城门，任由义和拳随意进入。
　　据记载，义和拳入城时无人阻拦，“有夜来者，城门已闭，至城下叫门，守城兵并不拦阻，即刻开城放入”。京师重地，大批拳民武装进入，如入无人之境，“终日任其街市往来，砍杀不绝。地面官兵，不敢阻止”；“五月以来，团民三五为群，手持刀剑，逍遥城市，官兵不敢谁何，遂至无庙不设坛。于是焚教堂、杀教民，无日无之“。
　　不过，从下面的一段材料也许能看出此中的端倪，“有拳匪数万人到京，某城门守者坚不肯纳。方争持间，忽有人持辅国公载澜令箭，令开门，守者不敢违。由是风声所播，相继而来者，日以千计”。
　　载澜是谁？神机营长官是也；当时的京城九门谁负责？步兵统领庄亲王载勋。加上负责虎神营的载漪，这几个人在导引义和拳入城的事件上起到了重大作用，而这也是导致北京乃至庚子年局势失控的最关键一步。由以上的过程可以看到，军机大臣刚毅与载漪等人勾结后，已经开始有意识的要利用义和拳，刚毅招抚在前，载漪等人放入在后，“大阿哥党”为了自己集团的利益，不惜绑架了清廷乃至整个中国的命运。这一点，似应着重把握。
　　至于义和拳，他们进入北京的目的很简单，一来是为了寻找新的斗争目标，因为京城里洋人洋物极多；二来恐怕也不乏“发洋财”的经济目的。据当时人的观察，“乡农见村人从匪归者，虏略(掠)教民财产，所获甚丰”，因而“皆弃农业为之”；拳民们进城后，除了焚烧教堂、劫夺洋行取得财物外，还可以“勒捐”富户，让殷实之家捐资助饷，这种情况在顺直地区非常普遍。
　　另外，清廷在宣战后发粮米赏给并招抚拳民，更是对义和拳进京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据时人记载：“六月初一日，昨因皇太后赏义和团银十万两，更兼外州县乡团连日纷纷而进，愈聚愈多，约有十万余人”。就像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里说的，拳民都认为自己是“领赏”来了！而负责招抚义和拳的庄王载勋还曾派人持其令旗一面，“赴京南一带，招拳民之技艺精熟者三千人速赴京听调”，此次仅新城、定兴一带随令旗“赴京者近万人”。
　　在载勋等人的招抚下，义和拳大批的拥进了北京城，拳民们在城内随处设立拳场，并竖起“保清灭洋”的旗帜，一时间“义和拳”成为当时最热门的话题，也是最让人惊恐的事情。翰林院编修黄曾源目睹了当时北京的情况深有感触地说：“自五月以来，生杀予夺皆在团，团曰可，不敢否；团曰否，不敢可；民权之说，吾于义和团见之矣。”
　　京城中突然涌入大量的拳民，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居民们都隐约感觉到了不祥之兆，但谁也不知道下一步的局势会怎么样。事实上，当时的北京城中并不存在尖锐的“民教”冲突，这一点和华北平原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但拳民入京之后，几乎没有停顿就开始了他们的“反教”行动，他们不分清红皂白地滥杀教民，焚烧教民房产和各种洋物，这不仅严重地破坏了京城的社会秩序，也由此引发更大的中外冲突。
　　对义和拳态度最为积极亲善的当属端王载漪为首的“大阿哥党”，当时载漪不仅在邸中设坛立团，朝夕虔拜，而且经常召义和拳首领等赴端王府议事；刚毅、载澜改穿义和团装束，徐桐、崇绮也是笃信有加。就连宫中太监、卫士和部分清军也纷纷加入义和团，董福祥还与义和团首领李来中结为义兄弟。
　　在这场无法用常理理解的运动洪流中，士绅及一般民众也争相趋附，群起效尤。不可否认，一些士绅富户设坛练拳，大多是为保护门庭家财，免受侵扰。而与此同时，由于义和拳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降神附体”，人人平等，这使得一些社会渣滓也乘机投入其中，他们打着“义和拳”的旗号大肆抢掠洋行和教民财产，或者借机报复私怨，这使得后来的社会秩序陷入了极大的混乱之中。据记载，还有清军假扮义和拳进行抢掠，如聂士成武卫前军的不少士兵就认为，与其同拳民们作战，倒不如仿效义和团，既可掠取财物，又可得“义民”之称，于是有五营士兵哗变，沿途抢掠百姓财物。
　　天津的情况也不乐观。当时的天津是华北最大的通商口岸，也是洋人聚居较多的城市，拳民认为这里是洋人的大本营和洋教的黑风口，因此成为了义和拳要打击的重点地区。1900年6月初，天津东北角三义庙王志和树起义和团旗，数天内便在城内外立坛三四十处，每处数十人至数百人不等，随后安次县杨寿臣率数百拳民来到天津与之合流，当时的声势很大(但后来王志和因种种暴行而被曹福田处死)。曹福田是游勇出身，他率领静海、盐山、庆云等地的“乾字团”数千人进入天津并在城西吕祖堂设立总坛口，随后又在城厢内外设立坛口十余处，声势比之前还要浩大，就连直隶总督裕禄也不敢得罪。
　　继而，王德成率霸州、雄县、文安等地义和拳来到天津，他们在大佛寺设立总坛口，城厢内外设坛口数处。6月下旬，张德成率领的自称是“天下第一团”的“坎字团”五千余人从独流镇到达天津。据说，张德成到达天津之时，裕禄命人派轿子前去迎接，并在督署设宴招待，将张德成引入上座。当时人说，张德成颇有仙人风范，人称“张活神仙”。
　　义和团进入天津后大搞“反教”活动，这使得当地局势很快失控。据当时的《中国旬报》等称，义和团于6月14日至16日之间，“焚教堂，拆榆芦路、毁关、县两署，释监押犯，道、运署皆设拳场”；“入官电局捣毁一空，沿街电杆皆砍断，招乞丐使负去”，“在道、府、县大堂设坛”。自6月中旬起，天津各洋行一律罢市，招商局除米粮外其他各种货物一律停运，信件、通讯停止，连老龙头火车站也被焚毁。因为拆毁和保护铁路的缘故，义和拳还与聂士成及杨慕时的军队发生过严重的流血冲突。
　　在义和拳蜂起的势力面前，天津的官员们失去了昔日的威风。某佚名者在《天津一月记》中说，义和拳“手持短刀，数十成群，招摇过市。沿街铺户闻团过皆执香跪迎。途遇道府县，皆叱令下舆免冠，司道、府县均不敢冠带”；英国领事贾礼士也在信中说：“天津城已实际掌握在义和拳和暴徒们手中，他们焚毁了礼拜堂，并且在街上强迫中国官员们下轿。”
　　内忧外患，一时俱起。在义和拳“反教”活动不断扩大的同时，八国联军攻陷了大沽炮台并开始进逼天津，整个天津城陷于一片混乱之中。在此情况下，殷实之家相继出逃，社会秩序一片大乱，就连直隶总督裕禄在天津的行馆也被人纵火，烧毁殆尽。清廷及其基层统治的瘫痪，使得天津已陷入了一种无政府状态，而与此同时，义和拳建立了一种新的权威，尽管这注定是短暂的。
　　四、光怪陆离的“义和拳”现象
　　1900年高潮时期的义和拳活动混乱纷杂，其间形态扑朔迷离，但综合而言，则有以下几种共同的特征或表现形态。
　　(一)、旱灾与焦躁情绪
　　日，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曾在给英国外交大臣的一封信中说：“我相信，只要下几天大雨，消灭了激起乡村不安的长久的旱象，将比中国政府或外国政府的任何措施更迅速的恢复平靖”。
　　很奇怪的是，庚子年北方各省的自然灾害与往年以涝为主的态势相反，这次是普遍而严重的干旱，譬如当时直隶的旱情记载：“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春天至冬，未得下雨，汗(旱)，春麦未种，……直隶三省未下透雨”。北方的这次旱灾蔓延甚广，除了山东与直隶外，山西、河南与陕西等地也饱受干旱之苦。在很多地方的县志中，当年都有“春夏大旱”，“十室九空”，“晚禾尽萎，大饥”的记载。由此，历史上描述旱灾“赤地千里、“易子而食”的悲惨画面再次出现，其记载令人不忍卒读。
　　从心理学意义上说，旱灾被水灾更加的可怕。一般来说，水灾有时间限定性，暴雨不可能一直持续，只要大水退去后，灾民即可回到家园重新恢复生活，而且洪水带来的淤泥还能增加土地的肥沃度，有利于提高作物的产量。再者，水灾造成的焦虑情绪往往可以通过追究渎职的水利官员得以宣泄，也可以通过疏浚河道、加高河堤等措施来恢复农业生产的信心。换句话说，水灾是一目了然的，但旱灾就不一样了。
　　旱灾给人们带来的巨大的心理压力，往往在于它在时间上的不确定性，它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带有持续性的、渐进式的苦难和折磨。水灾一旦发生，它便已经成为一个过去的事情，人们大体上可以确定它的结束日期并规划灾后的生活，但旱灾的不确定性则让人充满焦虑而无法产生预期。正如柯文在《历史三调》中说的：“旱灾持续的时间越长，这样的问题就越急迫：什么时候下雨？干旱什么时候结束？它会结束吗？简言之，水灾形成后，人们最关注的是已发生之事，而旱灾形成后，人们最为关心的是尚未发生之事。可以说，旱灾给人们造成的心理压力更大”。
　　从中国传统的灾荒观来看，旱灾往往被解释为得罪了上天(玉皇大帝)，因此皇帝和官员们往往会举行庄严的祈雨仪式，祈求上苍原谅，赐以甘霖。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祈雨活动都会得到回报，譬如庚子年的干旱就并没有因此而得到缓解。
　　干旱使得直隶、山东等地的农民无所事事，义和拳也由此得以蔓延。据《天津政俗沿革记》中记载：“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正月，山东义和拳其术流入天津，初犹不敢滋事，惟习拳者日众。二月，无雨，谣言益多，痛诋洋人，仇杀教民之语日有所闻。习拳者益众。三月，仍无雨，瘟气流行。拳匪趁势造言，云：‘扫平洋人，自然得雨’。四月，仍无雨。各处拳匪渐有立坛者”。
　　最为巧妙的是，义和拳宣扬的“反教”观念正好为缓解干旱带来的焦虑烦躁情绪提供了一个宣泄口，这便是义和拳揭帖中反复强调的，当时北方久旱不雨，原因是“洋人得罪了老天爷”，所谓“天无雨，地焦干，只因鬼子止住天”，“天久不雨，皆由上天震怒洋教所致”，只有“扫平洋人，才有下雨之期”。
　　法国社会学家勒庞在《乌合之众》中说：“群众不善推理，却急于采取行动。……那些教条，具有不容讨论的专横武断的力量”。中国有句老话叫“天怒人怨”，在人的能力范围之内无法解决问题的时候，寻找一个替罪羊便显得十分必要了。洋人、洋教与中国传统及文化的格格不入，正好为“天庭震怒”找到了原因。
　　洋人洋教(及其背后的教民乃至一切与洋务相关的事务如铁道、电报、洋行等)得罪了老天爷，这个观念是不容怀疑的，因为从逻辑上说，假如是洋人洋教得罪了天庭导致干旱，那普降甘霖又证明了他们的无辜。正如时人王照在《行脚山东记》中说的，当德国人在山东修建铁路时，当地人“喧传凡铁路所经若干里内，禾稼皆死”，于是“齐向洋人拼命”，但“他日见禾稼不死，即为悦服洋人之日矣。”
　　事实上，当年六月，直隶、山东交界一带下了一场透雨，附近一带的义和拳便纷纷回籍，某佚名士大夫即记载说：“团即返奔，途中自相语曰，天雨矣，可以回家种地矣，似此吃苦何益？”遗憾的是，并非所有地区都像直隶、山东交界一带那么幸运，直隶北部等地区的旱情就一直没有得到缓解，而这也是造成庚子年那场灾难的重要原因之一。
　　事实上，那些在华传教士也在不停的祈求上帝赐予人们一场大雨，某传教士在信中说：“拳民们威胁要抢劫并杀害传教士和教民，……人民无所事事，只谈论如何杀洋人和教民……形势越来越险恶，如果一直不下雨，什么样的暴力事件都可能发生，我们知道，如果上帝愿意，他会普降甘霖来解救我们。”另一个传教士也说：“雨水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安全，正是由于久旱无雨，他们才在这里闹事，并不是因为义和团……他们本来都是安分守己的人，但他们现在被饥饿折磨得绝望了。”
　　(二)反洋与排外行为
　　持续旱灾带来的焦躁情绪使人们失去了理性，出于对洋人与洋教破坏国人传统生活的憎恨，义和拳对一切外来事务都持一种不容讨论的排斥态度。除了焚教堂、杀教民之外，义和拳对洋货也是深恶痛绝，正如《天津一月记》中记载的：“团中云，最恶洋货，如洋灯、洋磁盂，见即怒不可遏，必毁而后快。于是闲游市中，见有售洋货者，或紧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毁物杀人”。
　　对义和拳的“反洋务”活动，当时有很多记载，譬如杨典诰在《庚子大事记》中说：“自教堂教产烧毕后，所有城内外凡沾洋字各铺所储洋货，尽行毁坏，或令贫民掠取一空。并令住户人等，不得收藏洋货，燃点洋灯。于是家家将煤油或箱或桶泼之于街。又传言杀尽教民后，将读洋书之学生一律除去，于是学生仓皇失措，所有藏洋书之家，悉将洋书付之一炬”。仲芳氏也在《庚子纪事》中说：“哄传各家不准存留外国洋货，无论巨细，一概砸抛，如有违抗存留，一经搜出，将房烧毁，将人杀毙，与二毛子一样治罪。”更有甚者，如《拳事杂记》中的记载：“当拳匪起时，痛恨洋物，犯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生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枚，洋纸一张，途遇团匪，乱刀并下，皆死非命”。
　　鉴于洋货在很多方面确实具有先进性并为老百姓提供了方便，因而除了毁坏之外还有另外一种解决办法，那就是给洋货或带“洋”字的货品改名换姓，譬如“洋药”改称“土药”、“洋布”改称“土布”或“西布”，“洋货铺”改称“广货铺”，就连从日本引进的东洋车，本不属于“反洋”系列的产品(当时的日本人在国人眼中乃同文同种，和西方人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庚子年的事件本与日本无关)，但车夫们还是忙不迭的将之改名为“太平车”，并用醒目的红纸贴在车尾，以防不测(六十多年后，红卫兵将“西红柿”改成“东红柿”，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
　　改名之后，义和拳在精神上获得了胜利，老百姓也由此得了便利，减少了损失，倒不失为一个好的解决办法。事实上，义和拳在语言系统上有颇多令人忍俊不禁的“革新”，如柴萼在《庚辛纪事》中所载：“德宗(光绪皇帝)谓之一龙，礼王(世铎)、庆王(奕)谓之二虎(也有说奕梁屠詈枵碌)，百官谓之百羊，百姓年三十以上或与洋人相关者谓之二毛子，年四十以上或间接与洋人相关者谓之三毛子，洋人谓之鬼，洋钱谓之鬼钞，洋炮谓之鬼铳，洋枪谓之鬼杆，火药谓之散烟粉，铁路轨道谓之铁蜈蚣，机关车谓之铁牛，电线谓之千里杆，老妇谓之老寡妇，少艾谓之小媳妇，女阴谓之小妖洞，强奸谓之搅小妖洞”，甚至连“洋”也改成右边加个“火”字，意思为“水火左右交攻”。
　　在义和拳的眼中，就连光绪皇帝也不是好人，因为他在康有为的怂恿下背叛祖先，搞变法维新就是引进西方的那一套东西，这是义和拳所不能容忍的。王照在《山东行脚记》里记载了很多谣言，说他在山东莱州府一带游历时，听到的“街谈巷议，大抵不外‘天灭洋人’、‘李鸿章卖江山’、‘光绪爷奉教’、‘袁世凯造反’、‘康有为封六国圣人’之类”。很明显，这几个人都倾向西化与洋务而遭到义和拳的诋毁(流亡国外的康有为被封为“六国圣人”，意思是骂他做了汉奸卖国贼)。
　　物极必反。日(五月二十)，义和拳在焚烧“老德记”西药房等洋货铺时，连带北京南城最繁华的大栅栏商业地区1800多家店铺和7000多间民房被焚，其火势之凶猛，连巍峨的正阳门城楼都被殃及，最终被烧毁坍塌。李希圣在《庚子国变记》中说，这次大火“焚正阳门外四千馀家，京师富商所集也，数百年精华尽矣。延及城阙，火光烛天，三日不灭。”仲芳氏则在《庚子记事》中记载：“及至延及旁处，团民不许扑救，仍令各家焚香，可保无虞，切勿自生慌扰。既至火势大发，不可挽救，而放火之团民，已趁乱逃遁矣。是以各铺户搬移不及，束手待焚，仅将账目抢护而已。”
　　在此事件后，很多人开始反思义和拳到底在干什么，譬如《庚子记事》的仲芳氏，他在书的前一部分中用肯定的语气记载义和拳的种种活动与传闻，但是大栅栏大火之后，仲芳氏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在文中指责义和拳造成了一场“从来未有之奇灾”，并由此认为“义和团如此凶横，是正耶，是邪耶，殊难揣测”；“若看其请神附体，张势作威，……焉有杀人放火之神灵乎？且焚烧大栅栏老德记一处之房，遂致漫延如此大火，何以法术无灵；以此而论，又似匪徒煽惑扰乱耳。”
　　对义和拳的此类行为，杨典诰也在《庚子大事记》中认为，义和拳“虽有法力，只可以倡乱，不足以成事。……闻者惊以为神术，遂开千古未有之奇祸……四月，保定有烧电杆，毁铁路之举。不知电杆，铁路乃国家营造者，既悬‘保清灭洋’之旗，而又烧焚公家之物，是直与国家为难，非乱民而何。……而老成谋国者，以为乱民不可恃，兵端不可开”。由此可见，当时头脑清醒的士绅仍为数不少。
　　(三)、暴戾性杀戮
　　在庚子年的那场浩劫中，华北地区的居民们都亲眼目睹了一场连续的野蛮杀戮的恐怖场景：开始是义和拳杀中国教民，其中也包含了极少数的外国传教士或洋人甚至外交官(日本书记官杉山彬和德国公使克林德)；接着是清军与义和拳及其八国联军的相互攻击，义和拳与清军死伤惨重；最后是八国联军对义和拳乃至中国无辜平民不加区别的残酷报复。在这个酷烈的夏天，在三个连续的阶段中，天津附近河流中几乎每天都有死尸漂流，而且大多是无头或肢体不全者，有时候尸体甚至多到将河段拥堵。
　　据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的统计，在庚子年这场以“排外”为主要特征的浩劫中，外国遇难者的数目仅为231人，而被杀的中国教民及无辜百姓，目前已经无法统计出具体数字。但根据中外各方的动辄数以百计乃至数以千计的记载来看，这个数字必然是外国遇难者的上百倍甚至是上千倍不止。据统计，仅山西一省就有5700余名教民被杀，而直隶、北京、天津的遇难人数更为巨大，如《庚子国变记》中的记载：“城中焚劫，火光蔽天，日夜不息，车夫小工，弃业从之。近邑无赖，纷趋都下，数十万人，横行都市。夙所不快，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杀人刀矛并下，肢体分裂。被害之家，婴儿未匝月亦毙之，惨无人理。”
　　作为当时华北的两个主要城市，北京和天津在涌入了数以万计甚至十万计的义和拳后，可以想象当时的社会秩序将是何等的混乱，而在这种无政府状态下的华北平原上，也可以同样想象出那些孤立的教民们当时所处的悲惨境地。在当年的7月中旬，某士大夫管鹤逃出天津，他在《拳匪闻见录》中描述说：“沿河所见，浮尸甚多，或无头，或四肢不全。妇人之尸，往往乳头割去，阴处受伤，男妇大小，怆形万状，不忍瞩目”，“气味恶臭，终日掩鼻”，“或谓此皆教民，为拳匪所杀，平人不敢过问也。”类似的记载还有很多，如刘孟扬在《天津拳匪变乱纪事》中说义和拳“杀人之法，一刀毙命者甚少，多用乱刀齐下，将尸剁碎，其杀戮之惨，较之凌迟处死为尤甚。”
　　正如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指出的，“群体是个无名氏，因此也不必承担责任”，“群体感情的狂暴，会因责任感的彻底消失而强化。意识到肯定不会受到惩罚&---而且人数越多，这一点就越肯定---以及因为人多势众而一时产生的力量感，会使得群体表现出一些孤立的个人不可能有的情绪和行动。在群体中间，傻瓜、低能儿和心怀妒忌的人，摆脱了自己卑微无能的感觉，会感觉到一种残忍、短暂但又巨大的力量”。义和拳不分青红皂白的杀害教民乃至无辜者，这就是一种得到充分宣泄的群体性暴戾，而这种暴戾在当时被赋予了“正义性”，在这段全面失控的特殊时期，这些施暴者因为人多势众甚至不需要承担责任(这点与66年后的“红卫兵浩劫”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法国大革命及其残酷性令勒庞得出一个结论，而这个结论同样可以适用于庚子年，这就是“群体在智力上总是低于孤立的个人，其行为主要看环境如何，它可以成为犯罪团体，也可以成为英雄主义团体”，正因为如此，“群体数量上的强大使它感到自己势不可挡，孤立的个人不可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但成为群体的一员后，足以让他产生杀人劫掠的念头并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
　　清廷中以载漪为首的守旧派亲贵对于当年的这场灾难需要承担相当的责任，他们不仅将拳民放入京城，而且为这种愚昧疯狂的行为拍手叫好，庄王载勋即出告示悬赏杀洋人：“募能杀洋人者，杀一男夷赏银五十两，女夷四十两，稚夷二十两。”这种残暴无理之举，足以反映出这个亲贵集团的愚昧凶蛮之程度。事实上，载漪集团为了一己之利，甚至想行“非常之事”，即杀“一龙二虎”以夺取皇位(“龙”即光绪皇帝，“二虎”指礼亲王世铎和庆亲王奕)。
　　在权贵们的支持下，义和拳更是肆无忌惮，任指他人为教民，甚至借机报以私仇。据记载，如有良民被指认为教民后，及强令烧香焚表，倘若纸灰不起，便诬称为教民，结果往往是“枪刀并下，众刃相交”，或者“乱刀剁死，就地掩埋”，等等。另外，还有一种辨认教民的离奇方式，那就是看额头十字---但额头岂能看出什么字！不过是随意指认，随意诬指，多几个冤杀鬼罢了！
　　最为荒唐的是义和拳杀白莲教徒。据《西巡回銮始末记》中的记载，说义和拳“攻交民巷西什库，既屡有杀伤，志不得逞。而教民亦合群自保，拳匪不敢前，乃日於城外掠村民，谓之白莲教，以与载勋。载勋请旨交刑部斩於市，前後死者男女百馀人，号呼就戮，哀不忍闻，皆愕然不知何以至此也。观者数千人，莫不顿足叹息，怜其冤。”据时人推测，义和拳之所以要诬指无辜村民为白莲教，原因是“攻人无绩，故以此效忠”，这个结果便是一百多人无辜送命。临刑时，街上人看到那些穷苦黑瘦的饥民，说：“如此样儿，亦想做皇帝耶？”更荒唐的是，官人在行刑前问刘大姊、二姊：“你们习白莲教耶？”大姊、二姊皆惊问什么是“白莲教”。
　　在失控状态下，暴力便代表了“正义”，杀戮也成了家常便饭。令人恐惧的是，类似的事情在后来八国联军对义和拳民的屠杀中，得到同样甚至是加倍的报复。在暴戾性杀戮面前，东方与西方、愚昧与文明几乎没有本质性的区别，加上后来那些清军残兵败勇的劫掠暴行，老百姓才是这场浩劫中的最大牺牲品。
　　(四)、谣言与从众行为
　　庚子年中，谣言盛行，正如时人所说，“谣言谬说，日盈于耳”，这个时期的谣言基本继承了之前三十年的反洋教斗争传统，其内容也大同小异，无外乎传教士“拐骗男女幼孩，取其精髓，造作丸药”；“童子割肾，妇女切乳，剜眼取胎，婴孩同煮”；入教后“子淫其母，兄淫其妹，父奸其女，翁奸其媳”，诸如此类。这些谣言，目的是将外国传教士丑化成妖魔鬼怪，虽然都是些捕风捉影的无稽之谈，但由于其形象突出、鲜血淋漓，倒也具有极大的煽动力。
　　谣言之所以能够广泛传布，还在于当时社会上的一种普遍弥漫的焦虑情绪，而在政府权威缺位、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这种焦虑情绪往往导致民众的紧张和盲目性，进而导致社会心理学中所说的“从众行为”，俗称“随大流”。所谓“言者不知其妄，闻者信以为真”，“言者如是，闻而传者如是，传而力争者复如是”，结果是一传十，十传百，人云亦云，异口同声，待到“假到真时真亦假”的时候，这种强烈的社会舆论和环境气氛使得人们不得不信，反对自己的理性思考持存疑的态度(因为谣言至少可以缓解因不确定性带来的紧张焦虑情绪)。
　　正如前文所说，义和拳在快速传播过程中使用当时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那就是在传单揭帖的末尾加入诸如“传一张能免一家之灾，传十张免一方之灾”或“传三张，免一家之灾；传十张，免此方四邻之灾；如见不传，必受刀头之罪”等的恐吓性内容，这使得义和拳的观念(包括谣言在内)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得以传播，这也是义和拳迫使人们“顺从”或“从众”的一种手段。
　　谣言对当时生活的影响很大，其中使用最为成功的一个谣言是教民往公用水井中投毒，这在激起普通民众与教民的对立乃至仇视中起到了非常有效的作用，甚至造成了华北部分地区的恐慌。由于局势剧烈动荡，普通百姓在惊惶恐惧中很容易受到谣言的影响，譬如《潜园琐记》中曾描写庚子年义和拳高潮时期，山西太原“百十村庄因讹言而传扰者大半”，每当讹言一起，即“人民惊惶，群相奔走”；“悲啼呼号，男负其妻，子负其母，披星踏露，四散遁逃”。例如七月七日夜半，“街市传言教民来攻城，阖城士庶奔走相蹂躏”，等到天晓，始知无事；过了几天，又传“柳林庄教民乱”，“各村人民惊恐无措，鸣铜锣，缮守御，田亩农夫佥负耒□而归，老弱妇女咸仰屋而泣”，但事后才知道，这根本就是子虚乌有，虚惊一场，“民乃不扰”。
　　类似的事情，在天津等地也多有发生，可谓是稍有风吹草动，便立即草木皆兵，这也反过来说明了社会正处于一个失控的动乱时期。为了消除心中的焦炉和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普通百姓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态下，即使他们没有加入到这场斗争的漩涡，但也必然为当时的社会形势所逼迫，最终做出超乎寻常的事情。
　　(五)、神术与骗局
　　为了赢得更多人的支持，义和拳往往到处宣传他们“受术于神，传之〔于〕人，刀剑不入，枪子不中，掣云御风，进退自在”；能使敌人“枪炮不燃”、“可咒其火药自焚”、能“居一室斩首百里外，不以兵”，等等。
　　事实上，义和拳的基本神术“金钟罩”原本是一种硬气功，但这种功夫需要长时期的训练才能达到“刀枪不入”的境界，但其效果有限，最多只能承受住冷兵器砍砸，决抵挡不了火器的攻击。至于使得洋人的“枪炮不燃”，那绝对是一种无稽之谈。说到底，义和拳之所以要采用迷信的方式夸耀自己的“神术”和“法力”，其主要原因还在于用神化的观念来弥补自己在武器装备的落后。
　　当然，这种“精神胜利法”对于稍有理智的人是无效的，因而大师兄们常发展一些智力尚未完全开化、社会见识有限的青少年，正如《新民府志》中的记载，义和拳“其可异者，一则响应之速，直有一日千里之势，诚不解是何神通；一则无知幼童，一诵咒言，立即迷失本性，口眼歪邪，舞刀弄棒，竟于青天白日下惨喊杀声，其狞恶不可向迩，又不解是何法力。”杨典诰在《庚子大事记》中也说：“神一附体，即不省人事，持刀乱扑，视死如归。”
　　由于练习时间有限，“刀枪不入”的神术往往演变成一种魔术和戏法，或者根本就是江湖骗术。时为某县县令的邹谓三在《榆关纪事》中记载了这样一次表演，说“当时街面纷传，此系真正神团，众民眼见，用抬枪洋枪装药填子，拳民等皆坦腹立于百步之外，任枪对击，弹子及身，不惟不入，竟能如数接在手里以示众，众皆称奇，以为见所未见，奔坛求教者入归市。”
　　可惜的是，后来某高人当场拆穿了拳民的戏法，原来他们预先准备的枪子是“香面为丸，滚以铁沙”，开枪的时候面丸化作清烟，受试者在丝毫无损的情况下，在枪一响的霎那间以快捷的手法将手中先藏好铁丸弹子佯作接住射来的枪弹---这基本就是魔术表演了。不过，这种表演也有失手的时候，比如前文曾经讲到的景州宋门镇事件便是一个失败的例子，另外也有很多记载证明了拳民在真枪炮面前表演时当场饮弹身亡的例子。
　　为了维持神术的可信性，拳民们在真的中了枪弹后也得强加掩饰。譬如袁昶在《乱中日记残稿》中说，拳民在被真枪打死后，大师兄过来查看则说死者“劳累已极，睡着矣”，或者“设法取出枪子，以大声呼其小名，其受伤浅而未死者，或偶活一二，则曰：醒矣，断无死理”；对伤情重不能复活的，“大师兄遍搜其身，或偶携有他物，则曰是爱财，曾抢藏人物，故致死，万不能活矣。”
　　但是，骗局终究是骗局，在热兵器面前，义和拳的神术统统失效。某佚名者在《天津一月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团中人自诩神通广大，有受枪炮者，其师一抚摩即愈，阵亡者，念咒即复活。一日练军出征，团为先锋，一团受枪毙，练军急呼曰：老师速来看师临视。练军曰，老师速念咒。师曰，伤乎，死乎。练军曰，死矣，闻老师有法术，死者可以复活，可速作法。师扭捏曰，人死岂能复生。练军立唾其面，师俯首而去。”
　　为了给失效的神术圆谎，义和拳发明了大量的禁忌，譬如禁止那些“不洁”行为，如沾染女色，抢掠、偷盗财物等等，义和拳认为这些道德的污点会使得神术失灵，这还比较好理解。但另外一些禁忌就让人觉得莫名其妙了，譬如天津的义和拳一日忽然下令：“凡铺户居民之有妇女者，七日不可入市，七日不可缠足，男女七日内宜著红衣裤，男女七日内宜蔬食”；而北京的义和拳在攻打北堂时，“令人家烟囱上盖以红纸，又令将粪桶倒置，插纸花于上。”
　　神术受挫的情况下，义和拳往往将他们的失败归于洋人用了义和团禁忌所忌之物，比如说天津租界“各洋楼架大炮甚多，每炮皆有一赤身妇人跨其上”。而对于进攻北京西什库教堂的失利，义和拳则声称：“此处与别处教堂不同，堂内墙壁，俱用人皮粘贴，人血涂抹，又有无数妇女赤身露体，手执秽物站于墙头，又以孕妇剖腹钉于楼上，故团民请神上体，行至楼前，被邪秽所冲，神即下法，不能前进，是以难以焚烧。”
　　可惜的是，神术本无效，虚幻终究归于虚幻，再多解释、禁忌也不过是无用功。
　　(六)、权威与反权威
　　义和拳涌入京城后，清廷试图将拳民们归入其统辖和调度之中，这便有了拳民们赴庄王府“挂号报道”的闹剧。不仅如此，直隶各地也竞相效仿，将拳民编成乡团，也被称为官团。清廷宣战后，更是褒奖拳民为“义民”，慈禧太后还拿出10万两私房钱发给拳民，以示鼓励。另外，京城还在各地设点发米，这使得更多的拳民们涌入北京。
　　可惜的是，清廷的如意算盘最终还是落空了。那些已挂号或被编为乡团的拳民们并不甘心受官府的约束调遣，就连在端王府“挂过号”的义和拳都直截了当的跟载漪说：“王所遵者皇上，我们遵者玉帝”。对拳民们的不肯受抚、“桀骜相竞”的混乱状况，各地的地方官也是束手无策，直隶提督吕本元就曾感叹说：“拳匪骄抗不驯，官诚无法制也。”
　　对于义和拳来说，光有合法化还是远远不够的，作为原秩序的冲击破坏者，他们也要树立起自己的权威。据各方记载，在当时的北京和天津街头，义和拳几乎每晚要传下坛谕，或“令家家向东南叩头”；或“令各家烧香点灯，贴红纸条，不准睡”；或命“用红布写‘义和团之神位’张之门首”；或“传令各家将烟囱用红纸蒙严，不许动烟火，不许茹荤，三更时在院中向东南方上供馒头五个，凉水一碗，铜钱百文，行三拜九叩礼”；甚至还荒唐地要求妇女不准梳头，不准洗脚，不准出门，不准下坑，等等。杨典诰在《庚子大事记》中也说，“义和团民传知各户，每晚门首各点红灯一个，以助神道灭洋之举。故大街小巷，夜间如火龙。”
　　在这种狂乱的气氛下，义和拳借助屠戮教民的血腥暴力和“降神附体”等各种迷信仪式，他们在极短的时间内便取得了正常秩序下所不可企及的权威，这或许可以称之为一种勃然而兴的“民间神权”的权威模式。对此，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谈》中曾记载说：“各团领袖，皆称大师兄。……大师兄躬代神位，口含天宪，因此声势赫耀，可以颐指而气使，凡隶该团本域住民，无论富贵贫贱，生死祸富，举出于其一言之下。此职率由地方豪猾充任，其威力远出郡县长官之上。”
　　李希圣在《庚子国变记》中说：“谓神来皆以夜，每薄暮，什百成群，呼啸周衢。令居民皆烧香，无敢违者。香烟蔽城，结为黑雾，入夜则通城惨惨，有鬼气。神降时，距跃类巫觋，自谓能祝枪炮不燃，又能入空中，指画则火起，刀槊不能伤。出则命市人向东南拜，都人崇拜极虔。有非笑者，则戮辱及之。仆隶厮圉，皆入义和团，主人不敢慢，或更藉其保护。稍有识者，皆结舌自全，无有敢讼言其谬者矣。”管鹤也在《拳匪闻见录》中记载：“于是日有焚毁教堂、捉拿教民之事。街上行人，见匪避道，畏之如虎。匪亦自命为神，生杀任意，无辜受戮者，不知凡几。”
　　在义和拳最鼎盛的时期，拳民们对昔日高高在上的官员们公然藐视，甚至连官员也敢杀。据李希圣在《庚子国变记》中的记载，神机营翼长庆恒(二品高官，清军副都统)即被义和拳寻仇而杀，一家大小十三口无一幸免，连载漪等人都不敢过问。当时的一些达官贵人，如吏部尚书孙家鼐、大学士徐桐等人的家中都被拳民们抢劫(最可笑的是，徐桐乃是义和拳的铁杆支持者)。
　　《西巡回銮始末记》也不乏高官们在义和拳面前威风扫地甚至命丧黄泉的记载：侍郎陈学贝潘竟俣∧持粮鞑垦榭丛鹿偈保叭撕鋈煌恢粒我饴捱稹３逻持唬骸撕蔚兀《哺椅拮春酰　伺缘犊持【宥荨Ｈ俗分鍪稹Ｊ倍谕猓柚唬骸巳瞬豢缮保　∈嫉猛选Ｐ次徘股脚牛鹿偎勒呷耍乱嗨姥伞保涣碛小耙μ岫秸撸员Ｋ腿刖娜眨谑猩嫌涡校蛉松孕肷惫碜樱持唬骸绞澜纾哺サ猛裕∪瓯步裼惫碜樱锌唇碜由币玻　宋叛裕椿┤辉唬骸永匆樱∫讼壬敝　币τ延欣钅痴撸司┯兄溘停判懦壑粒ξ时纭Ｄ搜源笫π种猎僖椤Ａ季茫笫π种粒墒恿季迷唬骸厣敝∥奕卧俦纾　钤唬骸暌言什簧保伪城把裕俊瞬⒂崩睿罴辈呗沓廴ィ济狻Ｒι硇俳鸺敖痫恚砥サ任铮倘敕耸帧Ｒη子训扔欣锤拚撸怂薄保痪土靶录蚬笾菅哺У诵〕嘀胸龆际庇鲆搴腿澄剩骸昂稳耍俊贝诱叨栽唬骸肮笾菪赂ǖ舜笕艘病！狈思催沉钕陆巍５瞬辉剩醋е觥Ａ罟颍淮樱蛞允税粗颉！萜湟禄又ィ四瞬只食鲎摺！
　　在获得了不可思议的权威之后，各种实际利益纷至沓来，已经是鱼龙混杂的义和拳也迅速变质。拳民们本是一些贫苦农民，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当拳民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仲芳氏在《庚子记事》中说，“各乡村团民，尚多粗食布衣”，但到了后来，便“衣多绸绉，人人洋洋得意，夸富争荣”，“外乡之团，则寻仇官长，勒捐富户”，“种种私心，不可枚举”。更有甚者，拳民们随意指认街上的商铺客栈内有奸细，却将所存之货运回坛中加以瓜分，时人刘孟扬记载了这样一个骗局，说拳民们“从栈内搜出铁银柜一个，指以示人曰，此系地雷，随抬至僻静处，砸开柜门，将银分取一空”；当时有这样一首童谣讽刺义和拳的行为：“大师兄，大师兄，你拿表，我拿钟；师兄师兄快下体，我抢麦子你抢米”。由此可见，在缺乏组织的情况下，传统农民运动的弊端很快便在义和拳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最有意思的是，在义和拳的高潮时期还曾出现过自立皇帝的事情。据时人记载：“某孝廉者，沧州南乡人也，……拳众奉以为帝。其下置宰相、军师。……于田野中结棚为殿，制洋布黄袍奉之，众相率罗拜。迨剿拳令下，竟免于刑。”事实上，义和拳虽然口号称“扶清灭洋”，但他们对清廷并没有什么好感，这从他们对待官府的态度可以看出。在很多揭帖中，义和拳宣称“杀尽外国人，再与大清闹”；“扶保真君主，挪位让真龙”等等，这些都似乎表明“扶清灭洋”只是某些有野心的义和拳首领的一种策略而已。
　　很可惜的是，义和拳以神权起家，但这种暴发户式的新兴权威本身具有不可避免的内在缺陷，它严重缺乏经济和文化资源的支撑，因此注定是机缘巧合的昙花一现。特别在后来热兵器的打击下，在更为强大的杀戮面前，义和拳的神权无法保持它的权威，由此也很快在隆隆枪炮声中销声匿迹。&&&[3]&&
　 发布日期:
13-02-27 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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