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阻且长&&第一章&&故乡记忆
第一章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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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从成都到云南要经过自贡和宜宾。自贡到宜宾旧称二百四十华里，路是由青沙石板铺成的两米宽的大道。筠连、长宁、珙县、兴文等地的山货和云南的土产运往自贡、内江、资中乃至成都等地；自贡的盐、内江的糖、资中的土布和川西的货物运往宜宾南面各县和云南，都靠这条运输线。每天挑担的成群结队，他们脚穿粗草鞋，套上铁脚马，走在石板路上唰唰有声。他们肩上的翘扁担闪悠闪悠，远远望去如同天上的雁阵。马帮结队，驼铃叮当，每天从早到晚，络绎不绝。自贡到宜宾的中点处有一古镇——白花场。它上去自贡，下走宜宾都是一天路程，来往客商多在此住宿。因此，镇上的饭馆旅店较多，住宿驮帮的骡马店就有两家。
白花场周围几十华里是浅丘地带，土质肥沃，灌溉方便，物产丰富，盛产水稻，是宜宾的粮仓。
白花场因古庙白花寺得名。一九四四年下年，利用该庙部分庙宇建立白花中学。藏经楼下中间屋子为办公室，藏经楼两旁各有一根古樟树，至今枝繁叶茂。那根大得出奇的黄桷树，树中空隙处可容几人藏身；粗枝密叶遮盖了一座教学楼和半边两三亩的堰塘。一九五二年冬为扩建教学楼，承包给伐木组，花了将近一周的时间把它砍掉了。白花中学始建时只有初中，一九四八年底宜宾简易师范学校迁往宜宾柏家花园，第二年春利用该校校舍增设高中。
下场肖官庙附近有座教堂，张神父擅长西医，经常为人看病。我三岁时面黄肌瘦，腹胀如球，他看见后对我父亲说道：“你的孩子肚里有蛔虫。”服了他给的鹧鸪菜（一种带咸味的粉剂西药），把蛔虫打下来了，我的身体也随之逐渐长好。多年后母亲常对我说及此事，对神父的医道称赞不已。
下场进栅子有座灵官殿，灵官菩萨有两米多高，手执乌鞘鞭，怒目咧嘴一副恶相。两旁是牛头马面判官小鬼和鸡爪神，个个凶神恶煞。我七八岁了，还不敢进殿。靠近灵官殿是座大庙。殿内有三国关羽的塑像，虽在偏殿，因白花场一带参加哥老会的人多，哥老会讲义气，崇拜关羽，便把这座古庙叫成关圣殿。庙内有戏台，台下可容三千看客。不仅晚上唱川剧，白天还有午台，常常人多拥挤。
白花场原本大庙多，前面说到的简易师范学校占用的文庙；中学用了白花寺；白花小学就设在禹王宫；区公所在肖官庙。
上场进栅子的右边第五间店子是我祖父时修建的。店前悬挂的两米长的横扁上有祖父手书“仁和美”三个大字。出场向北十二华里有座佛岩。我的老家就在佛岩下不远的官儿觜。
官儿觜是四合两重的大院，住有八户人家。从住户的亲缘关系看，是高祖刘永仕的住宅，因为这八户人都是他发派下来的子孙。
屋子的柱子笔直，最小的直径也有一尺左右。堂屋柱头上悬挂三副有四米多长的木质对联。每副对联的背面挖成弧形，与大圆柱吻合。对联表面流金溢彩，饰有蝙蝠、书剑、红梅与牡丹，非常精致。我记得有副对联上书：“鸣凤秦楼紫箫此日三星欣在户；来鸿汉阁瑶琴他年五幡喜齐眉。”堂屋两旁的马凳足有五米长，一尺宽。凳脚和凳边嵌的牙子刻有花鸟和魑文图案，朱红漆，镶金边。这些记录祖辈时辉煌的东西，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全被毁了。
院子后是茂密的树木，两旁是竹林，对面上水井田边有三根大麻柳树，中间那根最大，三人才能合抱，高数十丈。每根树上有几个喜鹊窝。那根脚盆大的黄连树，枝叶婆娑，如同巨伞。每年初夏长满一寸多长的四棱形果子，味极苦。一九五八年搞人民公社，大办伙食团，这几根古树都成了伙食团的燃料。我的父母在大饥饿年代先后去世，老家的房宅也随之被生产队拆毁。房料被伙食团拿去烧了，大门前那十六级大台阶的石板，修塘堰派作了用场。
老宅的印象至今我没有淡忘。住在老宅的亲人一个个永远活在我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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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长辈中我见过的最老的就是祖父。
祖父名应超，字吉安，生于清同治四年即公元一八六五年。祖父读书悟性极好，十二岁五经四书全包了本（每本都背诵过全文）。十三岁与他同庚的鸭子凼赵姓姑娘结婚，一年后便作父亲，有了我的大伯。
祖父本来有个美好前程，早婚把他害了。
祖父既不会种地，又不会经商，只会写字作文，作诗填词，尤其喜欢自编自唱。听母亲说有年大天干，大冲头的田干起了寸宽的裂口。我们后山的葛麻藤蔸和芭蕉头被缺吃的人挖去充饥了。祖父用三三四的句式写了一篇向川主菩萨求雨的祷告祭文，向菩萨诉说老百姓的苦难。不少人转辗传抄，甚至有人抄来贴在大门上，北洋兵读了都感动得泪流满面。可惜他的作品没有流传下来。
祖父很有学问，四书五经随你问哪里，他都能顺口说出。有次我问祖父，“窃比于我老彭”一句中的窃是什么意思，他随即说道：“这句出自《论语。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祖父儿时读的《论语》，七十多年后还记得如此烂熟。我那时七岁多，听他这么一说，睁眼伸舌，啧啧连声：“爷爷真了不起！”接着他告诉我这里的窃是虚字眼，无实际意思，表示自谦而已。
听父母说祖父六十岁以前喜欢唱歌，尤其喜欢唱神歌，方圆几十里打傩庆坛都要请祖父去。一般唱神歌的是按书本上现成的歌词唱，祖父常常根据当时情景即兴编词随口而唱，喜怒哀乐，尽其所能。人们喜欢他，说刘吉安不仅一表人才，还有满腹文才。
听父亲说，有年新房子郭姨公家打傩，请祖父去陪神。客人中有个姓李的自恃富有，夸夸其谈，祖父看他不惯。恰好包头匠（打傩时男扮女装的角色，旧时属下九流）也姓李，她一出场，妖娆作态，诉说李家名望：“奴家不是无名辈，祖辈显赫有门庭。道家始祖李老君，唐朝圣主李世明，，，，，，”包头匠唱完锣鼓声齐作，不少人拍手叫好。锣鼓声一停，祖父就抢着唱道：”昨日豪杰去看戏，看见李狗在偷鸡。别人问他是哪房的？他说是横房子头狗日的！”满座的人笑得前俯后仰，把姓李的弄得非常尴尬。
听母亲说，祖父曲不离口随时都唱。有天他经过鹿角冲，一路欢歌。他的堂嫂叫住他说：
“刘吉安，你只晓得唱，你回转身看看，你后头还有人没有？”
祖父一听闷着头回家了。祖父这时年近花甲，没有孙儿。从此以后他变成另一个人了：一不唱歌，二不走亲访友。在我的记忆里我二姑父谭宝三满六十他去过一次，除此没见过他去任何亲友家。
祖父不信鬼神，从不上庙烧香。他说一块石头，刻成神像，人们就去礼拜；铺在路上，大家就去践踏。其实都是石头，只是石匠把它打造的形状不同和安置的地方不同而已。但是他要供奉祖先，他说祭祀祖先，是对祖宗的怀念。祖父六十大寿那年我哥出生。孙儿降生，祖父端着雄鸡刀头在家神面前祭祀祖宗，向祖先道喜。
从小我就知道每天早晚祖父要在家神面前烧香。他烧香很虔诚，先洗手，再取香，一柱三根。点燃香后，敲磬，早上敲三下，晚上敲四下。敲磬后两手持香，向家神作三个揖。作揖要上齐眉下至膝，从从容容。天黑时神龛上点一盏清油灯。
&每年正月初一天快亮时，他率领儿孙祭祀家神。供品有雄鸡刀头和敬酒，烧纸钱，放鞭炮，这是给祖宗拜年。正月初二“起牙”也要祭祖。这天早饭后，他率领儿孙到先辈的坟前祭拜，纸钱燃得熊熊，鞭炮砰砰连声，显得非常热闹。每年清明节也要如此。七月半叫中元节，要给祖先烧袱子。所谓袱子，就是将一叠约一公分厚的纸钱用印好的封皮纸封成包，再填写收钱人和烧钱人的称谓姓名与时间。有本儿童读物上的“抄写信袱，也好敬亡”就是说的此事。我七岁时会填写，祖父很高兴，把我写的袱子拿在手里看了又看，连声说道“好好，要得要得”。
每年祖父的祖父刘永仕的生日，祖父要请四个道士来家作一天法事，念经拜忏。听母亲说，从我哥出生的第二年开始，每逢高祖生日就是如此。母亲还说这是祖父用他的行动来教育我们，将来他去世之后，我们也照样如此对他。我作了爷爷之后，才知母亲误解了祖父。祖父爱孙儿，胜过爱儿子，就是人们常说的隔代亲。祖父有了孙子后，他疼爱孙子，这时他联想到当年他的祖父疼爱他。慎终追远，以此表示对他祖父的深切怀念。祖父常说木本水源，意思是后辈不要忘记祖先，儿女一定要孝顺父母。
我入私塾读书后，哥常对我说：“你还好，爷爷没打你。我从前读书，书不熟，或者字没写好，就要挨爷爷打骂。”
我的功课好，字也写得不错，祖父对我宠爱有加。弟弟比我小一岁，读书不太用功，祖父很少批评他，从不打骂。祖父这时七十多岁了，心慈面善。也许他觉得对孙儿期望值过高，心太急，反而不好。于是对我和弟弟改变了教育方式。
祖父经常给我们讲故事说笑话，诸如李短鞑造反，兰大顺攻打宜宾，赵尔丰进藏，同治会暴动，滇军和北洋兵作战，土匪绑票等等，他一说起来，绘声绘色，我们听起来津津有味。
祖父除了说他所处时代耳闻目睹的故事外，还要给我们讲些历史故事。上至盘古开天辟地，伏羲姊妹制人伦，姜子牙兴周灭纣，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三国隋唐，直到满清。戚继光战倭寇，郑成功收复台湾，鲍超打台湾一类故事不知讲过多少遍。有人说爷爷是个书框子，这话毫不夸张，我们不知道他肚子里究竟装了多少书。
我出生的第三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了中日战争。我六岁时看见祖父将在竹林边扯的长丝茅草，捆成茶碗粗的草把，把叶子砍去，把草把的另一头捶绒，当做大笔，教我哥用土红在墙壁上书写“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和“抗战必胜”等标语，字有四尺见方大。为了醒目，还用黑色勾边。
祖父这段时间常给我们讲戚继光战倭寇、甲午海战和吃饼子杀鞑子的故事。
民国三十四年七月初八，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鬼子投降。喜讯传来，无论贫贱老少奔走相告，不少人激动得热泪长淌。我的远房叔祖父刘火廷，他不识字，语言又迟钝，听说日本投降了，举起拳头在空中飞舞，高喊着“我们赢了！我们赢了！”
祖父燃香秉烛，在家神前作揖磕头。不知他是感谢祖先的保佑打了胜仗，还是打了胜仗向祖先报喜。
这年的七月十一，即日本投降的第三天。这天是白花场的场期，要举行庆祝游行。祖父在头一天就吩咐：明天早点上街，都去都去。
全院子的人那天都随祖父去赶场。只见各家店前挂了红灯，插了彩旗，墙壁上贴了红绿纸写的标语。喜气洋洋，比过大年还闹热。
游行开始，锣鼓声、歌声、口号声、鞭炮声、欢呼声，整条街都沸腾起来了。因街上人多，游行队伍缓慢前进。随游行队伍之后，龙灯狮子沿街舞起，群众挤得水泄不通，一直狂欢到将近半夜时才散场。烟花爆竹纸厚厚的铺了一地。据说几家纸货铺几天前就到城里去进货。货一到不少人排队来买。看架势货不够卖，发电报请城里连更深夜再送货来。那时白花场下走宜宾，上去自贡不通汽车，运货全靠肩挑马驮。运来的烟花爆竹比以往过年多几倍，还是卖光了。没买到的人感到遗憾，便请补锅匠把破锅铁烧化来打铁花。
日本投降举国欢庆。八年抗战结束了，人们渴望的太平日子到来了。那时祖父一见熟人，就拱手祝福，脸上堆满笑容。
好景不长，一九四六年六月，蒋介石发动内战。不少人在咒骂。祖父说神仙打架，凡人遭殃，世道要乱了。
世道要乱了，果不出祖父所料。
抗战时期伤亡几百万将士，打内战要补充兵员。反内战，无人愿意当兵，于是就强行拉壮丁。有些地方势力借机发财，闹得鸡飞狗跳。
为了反共防共，白花场下场铧厂后山修筑了碉堡，住上三十多个穿黑制服的警备队，由一个姓周的人作队长。每天派一个班在上场口洗脚田对面山上，架起机关枪，装腔作势。
国民党大量印钞票，什么关金卷、金圆券名目繁多。钞票贬值，物价飞涨。上午卖出去的货，下午就不能以原价买回，生意无法作。人们抵制用钞票，当时的生意场上出现这样的怪现象：一是以物易物，如我父亲和哥开布店，买主用大米来换布。一天下来，包兜箩筐装满大米。二是用早已作废的铜圆和银元、什么中锭、园宝、毫子、辅币都在市面流通。大型的交易以黄谷、金条或纱锭作价，根本不用钞票。
一九四七年农历七月底，二姑父六十大寿。我父亲问祖父去否？他欣然要去，大家喜出望外。
一行十人，其中挑礼物的三人，祖父率领我的父辈弟兄三人和我们弟兄三个。祖父穿件白大绸长衫，浅灰色下装，白底青面剪刀口鞋，手拿一柄白折扇。扇上他用行楷写了宋人程明道的《春日偶成》：“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
我家离二姑父家大约十华里。走到乔迪山离二姑父家核桃觜还有两里路远，父亲说可以放火炮了。挑礼物的便放下担子取出三挂大火炮来，依次边走边放。随着鞭炮噼里啪啦一响，二姑父、二姑母和表哥迎了出来。二姑父向祖父叫了一声“家公来啦，失迎失迎”，双手握住祖父的手，笑得合不拢嘴，眼里噙著泪花。大家喜笑颜开，高兴极了。
那天来了二百多客人，不管认识和不认识的，绝大多数都向祖父问好请安。祖父笑容满面，一一作答。祖父八十二岁高龄，清瘦高个，身子笔挺，白净面皮，下颔留有三寸来长的胡须，显得神采奕奕，温文儒雅。他青壮年时的气质就可想而知了。
在姑父家住了一夜，回家的第二天早上，噩耗传来：二姑父家被土匪抢了。祖父闻讯一下坐在椅子上，好一阵没说话。父亲带上我们弟兄立即赶到核桃觜。前两天的热闹喧嚣连影子也没有了，整个院子冷冷清清。二姑母坐在屋角泣不成声。表哥一面轻轻为他母亲捶背，一面安抚劝她不要伤心。
“损失惨重，能拿走的东西都抢走了！”二姑父指着屋子里说，“你们看全都抢光了。放在谷仓里的几块腊肉都翻到抢走了，肯定有卖客。”
不久离二姑父家不远的白马场乡下，发生了一起抢劫杀人案，甚为惨然。被害者姓张。一天晚上一伙土匪打入他家，把张家父子乱刀砍死。为了断张家之后，用一把香点燃去烧他家一岁多的小孩的下身，活活把孩子烧死。家里东西抢劫一空，如同水洗。
不久我姐家也被土匪抢劫。我姐家是中农。同院子的五家人还有一户中农，其余是贫农。这个院子并不富有，土匪也去抢。没什么值钱的东西，把黄谷大米担了些走。
没隔几天，土匪在撮箕湾幺店子“弯线”。那天逢白马场，我哥运一担土布路过此处，布匹被抢，身上的现金全被搜走。二伯母和大搜气得哭，不仅因损失了财物，可怕的是我哥受到惊吓和威胁。
祖父说：“只说把日本人赶走，天下就太平了。哪知道又跟霉烂年一样，这成什么世道！”不久他就一病不起。延医治疗，他拒绝就诊服药。他说：“人上五十不算短命，七十古来稀，我今年八十二了，算得高寿了，该归天了，看病吃药白花钱。”
他吩咐把他的床铺搬到二伯横堂屋里，因为那里光线好，离厨房近，端茶递水方便。万一有个好歹，到正堂屋也近。
一天下午，祖父把父亲三弟兄叫到他病床前，向他们说了半个多小时。具体说了些什么只有父亲他们才知道。后来听我妈说，祖父那次对我父亲说：“你三弟兄只有你有三个儿子。安娃抱继给你二哥了，还有两个。你大哥无后，要把他那一房人立起来。把石头抱给你大哥。你大哥不能断了香烟。”
&大伯与祖父的关系不怎么好，当大伯听到祖父这话，扑通一声跪在床前失声痛哭，说：“爹，我平时不孝，你如此关心我。我该死，我该死！”
大伯十五岁就离开祖父，自立门户，苦心经营，挣了一份家业。到了中年膝下无儿便娶了二房。误听人言鸦片烟可以提神强身，沾染了毒瘾。因此，祖父不许我们弟兄亲近大伯。大伯喜欢我们，经常给我们买糖果，有时还给我们买小玩具。我和弟弟只能悄悄到大伯屋里去。
有天大伯赶场回来，提了一个非常精致的竹编鸟笼，里面有个跳跳蹦蹦的画眉儿。大伯将笼子挂在院坝边李子树上，鸟儿叽曲-----叽曲----的叫个不停，真惹人喜爱。大伯对我和弟弟说：“你们两个今晚谁到我家睡，我就把画眉儿给他。”我和弟弟相互看了一眼，谁也没做声。大伯见状也就没再说什么了。回到家里，我和弟弟悄悄对妈讲起此事，妈说：“你们不开腔，你大伯心里一定很难受。他想儿子快想疯啦。今晚石头去他家睡吧。”隔了一会儿妈又说道：“不要让你爷爷知道啊。”
现在爷爷下话了，要父亲把石头抱给大伯，不断他的香烟，大伯感动万分，跪在爷爷床前激动得放声大哭。
父亲出来传话，爷爷叫我们三弟兄去。我们走到床前齐声叫道“爷爷------”再也说不出话来，只是呜呜的抽泣。祖父说：“不要哭嘛，爷爷还没死呀。”他叫我们不要哭，他的眼泪早就流出来了。我怕流进他的耳朵内，急忙用衣袖去给他擦拭。
“你们三个，今后哪一个有衣穿另外两个同样也要有衣穿；一个有饭吃，其余两个也要有饭吃。”爷爷只对我们说了这么两句话。我们三弟兄向来经济不分彼此，几十年来都依照爷爷临终遗言行事。
他感到累了，叫我们出去，他要休息。
不一会父亲进屋去对祖父说，东西准备齐了。祖父没做声。父亲又说：“爹，你老人家这么大的年纪了，准备在那里冲冲喜也好。”
“不要铺张浪费，钱，来之不易。”稍停一会儿，祖父又说，“不要逞面子，简单些，过得去就行了。”
父亲说的东西，是指檀香、大红蜡烛、鞭炮和纸钱。这些东西是祖父落气时用的。至于装老用的衣物鞋袜和寿被，早在他老人家满七十、八十的寿辰时，我那三个姑妈作为寿礼给他送来了，单是大绸长衫就有七件。
第二天晚饭后，祖父要到堂屋去。我记得堂屋正中放着祖父平时爱坐的斑竹躺椅，椅子前面放个方斗，斗里装满黄谷。父亲背着爷爷，在一家人的簇拥下进了堂屋。祖父躺在椅子上，他的双脚踏在斗上。斗，表示星斗。脚踏在星斗上，意味着升天。
祖父病危的消息传出去，家住涂家林的刘正轩大哥提着马灯过来了。二姑父谭宝三打着火把赶来。屋子里坐满人，等着跟爷爷送终。
深秋时节天气较凉，母亲给我和弟弟拿来夹衣叫我们穿上。
正在大家低声细语闲聊的时候，父亲撕肝裂胆地哭叫着“爹-------”，满屋的人随着父亲这一声哭叫，喊爹的喊爹，叫爷爷的叫爷爷，一屋的哭叫声。
“爹呀爹呀，我们这个家完了！”父亲哭着说，“我平生没在哪里损阴骘，怎么会落得这样的下场！”父亲抱头痛哭，其他人也伤心起来。后来我才听说，祖父那时落气犯大忌，要绝子孙，难怪得父亲那样伤心啊。
“快拿钱纸来！”二伯向我哥喊道。老人去世时，儿孙辈跪在老人跟前烧钱纸叫做送终。这时烧钱纸叫作烧落气钱。
我坐在祖父左边，一直摸着他的左手。我正要跪下去烧钱纸，忽然看见爷爷咋了咋眼睛，“爷爷活了！爷爷活了！”我高兴地喊道。
“啊，爹还阳了，哎呀天啦！”父亲摸着祖父的脉搏说。
祖父慢慢睁开眼，嘴唇微微的动了几下，继而轻声说道：“不----要----哭----嘛。”
“爹，这个时辰你去不得哟。你一定要坚持住哈。子时过了才是好时候。”父亲在祖父耳边说道。
这时只见母亲用个粗碗，斟了点凉开水，父亲好像恍然大悟，说道：“哎呀，我怎么忘了呢，给爹吃点人参水。”
母亲拿了半只人参，哗哗地在粗碗里磨了一阵，将碗递给父亲。
“爹，喝点人参水哈。”
祖父微微点了点头，父亲小心翼翼地喂了祖父三勺子。
隔了一阵，祖父的精神慢慢好些了，轻言细语地和父亲他们摆起龙门阵来。
“唔唔唔---------唔唔唔---------”。
“鸡叫了！”父亲惊喜地说道，“鸡叫头遍，子时过了！”
“我想吃汤圆。”祖父小声说道。我偎在祖父身边，一直握住他的手，听他这么一说，便高声叫起来：“爷爷要吃汤圆！”
“夜深了，大家也饿了。多煮点，大家都吃。”祖父这样吩咐。
“文姑跟我去煮。”母亲对大嫂说，“多煮点，大家陪爷爷吃。”母亲说着便拉着大嫂到厨房去了。
母亲和大嫂把汤圆端到堂屋来，父亲喂祖父。他把汤圆舀在瓢羹里，拿到嘴边吹一下，然后用嘴唇试试烫不烫，再喂到祖父嘴里。祖父接连吃了四个，然后用手轻轻推一下父亲手里的碗，示意不吃了。
祖父挪动一下左手，对父亲说：“刘三，把它取下去。”
祖父左手上戴了根玉镯，他说把它埋在地下可惜了，要父亲取下来，留给后人作眼目。父亲不忍心取。
“老三，就听爹的吧。”大伯催父亲。
父亲泪流满面，把玉镯取下拿到祖父面前，哽哽咽咽说道：“爹，遵照你老人家的意思，我取下了，留给我们作纪念，看见它犹如看见你------”
“唔唔唔------唔唔唔------”
“鸡叫二道啦？”父亲问。
“第三道了。”二伯应道。
祖父两眼紧闭，嘴唇动了几下。大伯二伯他们都围拢来，只见祖父喉头往下一沉。
“爹，你放心的去哟。”父亲和他的两个哥哥这样说着，一起跪下了。
门外呯呯砰砰鞭炮响起，这叫放落气炮。
满屋的哭声。女的一面哭，又一面诉说祖父生前的好处，这就是古人所谓哭而有言谓之嚎。男的个个泣不成声，跪在堂屋里烧钱纸。一面分，一面烧，顿时满屋大火熊熊。祖父脚踏的方斗上那对大红烛也燃得明晃晃的。
在堂屋左边安了两根长条凳。凳上放一张一米多宽，两米多长的竹簚板。二伯和父亲把祖父抬来放在板上。板下地面上点了一盏清油灯，照着祖父的背，这灯叫过桥灯。母亲烙了一块鸡蛋饼盖在祖父的脸上。那一盖，我就再也看不见祖父的脸了，躲在门边伤心的哭了好一阵。
祖父去世的当天，天刚亮就派人到亲戚处报丧。
早饭后阴阳道士来了。亲戚也陆续来了。
凡来女客，他们都要到祖父灵柩前嚎啕大哭。我的三个伯母和母亲轮番去陪哭。解放前我们老家的风俗，死了人和嫁女都要哭，所谓嚎丧哭嫁。
按理我们家的人应该穿孝衣，一来因买月亮山那股地方欠了债，二来祖父生前吩咐过丧事从简。于是不缝孝衣，每个人头上披一张从头至脚后跟的白帕，腰间拴两皮苎麻，所谓披麻戴孝。来的客人凡有血缘关系的无论亲疏都发了白帕，他们蒙头包着，只披至肩，不拴苎麻。
来了客人，无论老少男女，我们家的人都要下跪迎接。大伯那么大的年纪了也不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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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膝下三儿三女。我的大伯叫刘朝安，字昆山；二伯朝铨，字岷山；父亲朝萱，字旭成。大姑二姑没有名字。幺姑叫朝清，是晚祖母所生。
大伯有地产，又作猪鬃和山货生意。二伯为人老好，种地，农闲做点小生意。俗话说一娘生九子，九子不相同。大伯个子不高，有文化，能说会道，长于社交。二伯中等个子，半文盲，脸上有麻子，为人忠厚，不善言辞，很少与人交往。父亲无论长相和为人处世与他的两个哥哥迥然不同。
父亲生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辛丑岁。他身高一米七五左右，国字形脸，两道眉毛漆黑。人们夸他精明能干，就在于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一口整齐洁白的牙齿，白花场难找第二个。他自幼爱劳动，加之为了强身防身，青少年时随武林高手李二教师习拳弄棒，故体健灵巧。他去我堂舅家，要经过几里茂林山路，其间常有豹子出没。野兽咬死牲畜，也伤亡过人。父亲一人独行，即使傍晚时候，也毫无惧色。
记得一九四六年除夕，几家人在下堂屋守岁，大人拉家常，小孩作游戏，欢天喜地。这时在白花中学读书的家鉴，端两根长凳并排放着，然后将头放在两凳之间，双肩放在凳上，两手紧握板凳，身子倒立起来。大家见了齐声喝彩。父亲说那是肩倒立，容易。家鉴的父亲说：“家鉴，你幺爷爷年轻时是高手，若倒转去几年他就可以表演给你看看。”
父亲说多年没练了，大家高兴，他来试试。他先在一根凳子上作头倒立，身子笔直。然后将凳子反过来，放在地上，将头顶住一根凳脚，倒立起来，惊得我目瞪口呆。父亲四十多岁了，从没见他练过，尚有如此功夫。
父亲幼年丧母，寄养在他舅父家，只上了半年学。他坚持自学，那些读过十年八年书的人，和父亲相比也自愧不如。父亲读书已成习惯，哪怕再忙再累，每晚睡觉前必读一阵书。出门住旅店，若无电灯，必叫幺师多为他准备几只鱼烛，作看书之用。他说读书的心得在于思和用。所谓思，就是想想书上讲的道理对还是不对；用就是在立身行事中借鉴书上说的事理。他说这样就能长见识变聪明。在他看来书都可以看，认为古人说的开卷有益很有道理。他说《金瓶梅》、《贪花报》一类的书，虽然写了色情，但说了因果报应，让人警戒。《火烧红莲寺》之类写剑仙侠客，看似荒诞无稽，但金罗汉与哭道人比哭笑，解决赵家坪的械斗，说明人们追求美好，向往和平。父亲最喜欢的书是《三国演义》、《战国策》、《资治通鉴》、《东周列国志》、《论语》、《孙子兵法》。他说这些书讲的事理，既可以用来治国，也可以用来修身齐家，人际交往和生意场上都用得上。
父亲常说，人生活在这个光怪陆离的花花世界，立身行事千万小心。作不得的事不要作；沾不得边的不要沾边。便宜不占，浪荡不收。既要走得拢，又要离得开。
旧社会哥老会盛行，若不是哥老会的人做事很难。有人劝我父亲参加。父亲说本来想参加，由于家里种了田土，街上又有生意，忙不过来。后来说定除了五月初五单刀会和过年的年会参加宴会外，不参与其他任何活动。挂三爷头衔，两年后改为大爷，都是虚名，但在某些场合这个虚名头衔又有点用场。
白花场到宜宾，杉木岩到红场这几十里，山高林密，人烟稀少，解放前那两三年经常有土匪抢劫。住在白花场的保安队三两天要派一个班沿途巡逻。队长叫黄启宏，父亲从不与他交往。黄的太太爱打麻将，父亲有时和她打几圈，从她口中知道巡逻时间，以便选择时间运货到宜宾。
父亲做事讲原则，一切凭天理良心，对至亲好友也是如此，不徇私情。
白花场有名的郭志周，与我家是亲戚，他的父亲儿时与我祖父的妹妹定了娃娃亲，我的这个姑婆未曾出嫁就死了。按我们这里的风俗习惯，郭志周叫我祖父为舅父，他与我父亲是表弟兄。两家逢时过节礼尚往来关系较好。我幼时拜郭志周为干爹。郭家富裕，经济上父亲从不与他打交道，父亲常说人亲财不亲。
郭志周是富家子弟，他父亲一生辛苦，给他挣了一份家业，在当地也算有名的绅良。他父亲去世后，他便在白花场买房，娶蔡四作妾。给蔡四的金镯据说有半斤多重。他为了娶这个女人接连卖了两股地方。头年卖潮水屋基给刘述轩。次年卖月亮山给我家。卖了潮水屋基两年多之后，郭志周要刘述轩把土地还他。说当初不是卖而是当。若刘述轩不还土地，就要给他四十石黄谷，否则他要到宜宾控告刘述轩。他见刘述轩没做答复，便去宜宾检察院起诉。传票来，刘述轩和其弟弟刘国卿吓慌了，不知所措。他的父亲气得睡倒床头，不吃不喝。
“大哥，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只好去请幺叔帮忙了。”刘述轩的弟弟刘国卿说。
“看来只有请他老人家了。”刘述轩愁眉苦脸地说，“幺叔与郭志周关系好，不知道他愿不愿意出面帮忙。他若愿意，肯定打赢这场官司。我去求求他，看看他的意见如何？”
刘述轩向父亲诉说了事情的原委。
刘述轩买郭志周的土地是郭单骑写的契约。刘述轩为了逃税把契约毁了，自己另写一张，把田挑和地价减少，以此少交地税。若拿出凭据，这是假契约。郭志周就可以收回部分土地，或者刘述轩要背上逃税的罪名，受到惩罚。
刘述轩把地契交给父亲，父亲接过来看也没看，顺势就把它撕了。
“幺叔，这--------”刘述轩感到惊讶。
“这，这是什么？这是罪证。留着有什么用。你呀，地方都买得起，为什么要逃税？这是犯法!”稍停父亲又说道，“志周老弟六亲不认，也太不像话了。这场官司只好打了。”
父亲叫刘述轩准备一件家织土布半新旧的汗衫、一条旧青布裤子、一张包头的旧白布帕子、一双火麻耳子草鞋。刘述轩正要发问，父亲没等他开口，便说：“这四件东西马上准备好，走时一定带上。我们提前两天进城。怎样才能打赢这场官司，到宜宾我才告诉你。你叫家里人放心，官司一定会打赢。”
过堂那天是个女检查官。她先叫郭志周上堂。郭志周头戴白色凉帽，身穿浅蓝色花格大绸汗衫，月白色绸裤，脚上是黑白三节逗尖尖皮鞋，显得不像一般的乡间地主，而像一个大家阔少。
检察官听了他状告刘述轩的原委之后，便传刘述轩上堂。只见刘述轩头上包着已经翻黄的白布帕子，上穿旧的蓝色家织布汗衫，下穿一条半新旧的青布裤子，脚穿火麻耳子草鞋。两天没洗脚，显得有点脏。由于天气热，心情又紧张，加之穿的都是厚实的家织土布衣服，搞得满头大汗。
郭志周一见刘述轩这副打扮，傻眼了。
检查官盯了刘述轩一眼，问道：“你就是刘述轩吗？”
“是，我就是。”刘述轩低头应道，满脸是汗。
“你从事什么职业？“
刘述轩抬头望着检查官，有些茫然。检察官见状，又补充说道:“你是种田的还是作手艺的？还是作生意的？”
“回检查官话，我是作庄家的。家里老老少少共有九个人，两弟兄没分家——”
“我问你什么，你就说什么。如实回答，不许撒谎！”检查官说，“你当了郭志周的地方，到期了你为什么不退还给他？”
“回检查官话，我可以当天赌咒，我没有当郭表叔的地方。潮水屋基是郭表叔卖给我的。我若说了假话雷打火烧！”
“怎么，郭志周是你的表叔？”检察官问道，又向着郭志周说，“你们是亲戚吗？”
“我们两家是亲戚。”刘述轩回答的同时，郭志周也点头答应“是。”
“你们两家既然是亲戚，同一件事为什么一个说是买的，一个说是当的呢？刘述轩，你说是买的，就应该有契约。有不有？”
“有。”刘述轩回答得斩钉切铁，“地契是请郭单骑老师写的。还是表叔帮我拿去税的契。”
“打胡乱说！”郭志周说。
“郭志周，本检查官在问刘述轩，你不要打岔。”她接着对刘述轩说道，“你有地契，交来本检察官看看。”
“丢失了。”
“怎么？丢失了！”检察官说，“你怎么搞的？地契是贵重东西，怎么会轻易丢失？”
“回检察官话，我本来把地契锁在柜子头。去年四月间上院子遭土匪抢，我吓慌了，急忙把地契和几样值钱的东西带上，从后门逃出来。第二天才发现地契不见了。四处寻找都没有找到。这样还在。”刘述轩说着从衣兜里摸出两张似字据的东西出来呈给检查官。
“这是上粮的粮票。”检察官看了，向郭志周问道，“郭志周，你说地方是当的，为什么粮票上的业主是刘述轩呢？”
“我们事先说好了的，当期内的业主是他，由他上粮。”郭志周这时心里盘算，这都是幺表哥给他耍的把戏，自己觉得输定了，所以回话时显得有气莫力的。
“检查官，我买郭表叔的地方有几个中证人。地价是我亲手交给郭表叔的表哥刘旭成，由他交给郭表叔的。我把他请来了，你不信可以问他，他可以作证。”
检察官听刘述轩这么一说，便叫我父亲出庭。
父亲穿白绸汗衫，浅灰色绸裤，黑直贡呢平底鞋子，手里拿把有‘中山先生’四字的精编竹簚扇子。他走上堂向检察官微微点头，算是和她打招呼。
“你就是刘旭成吗？”
“是的。”
“你从事什么职业？”
“经商。”
“请你说具体点。”检察官看了父亲一眼继续说道，“经商包括的范围很宽，具体经营什么？”
“做生意是为了赚钱。哪样能赚钱，就经营哪样。我经营的主要是猪鬃皮毛、布匹和粮食”
“看来你是个精明的生意人。”她语气稍停，又问道，“你做生意以什么为本？”
“诚信为本，就是人们常说的‘货真价实，童叟无欺’，讲信义，重然诺，不作假——”
“好！”未等父亲把话说完，检察官便说道，“那么我问你，你据实回答。郭志周状告刘述轩当他的地方，到期不还，此事你可知道？你是生意人，在江湖上跑，想来你是知道法律的。说假话作伪证要负法律责任。刚才你说你做生意以诚信为本，那就请你把刘述轩当郭志周的地方一事老老实实告诉我。”
“好的。”父亲从容回答，“回检察官，郭志周是我的血表弟，”刚说到这里，检察官问什么是血表弟，父亲接着说，“他的母亲是我的姑母，我的父亲是他的舅父。刘述轩是我的远房侄儿。我既不偏袒表弟，也不维护族侄。我只能凭良心说公道话。”
“你讲。”
“郭志周当地方给刘述轩我不知道，他卖地方给刘述轩我清楚。郭志周把潮水屋基卖给刘述轩，前年四月间在白花场胡家馆子头立的契。郭单骑代笔写的契约，我是出钱中证人，刘述轩把地价钱交给我，我亲手把钱交给郭志周的。当时我对他说‘表弟，人亲财不亲，麻烦你写张收条给我’。”父亲说着顺手从汗衣包里掏出一张字条来说道，“请检察官过目。”
检查官接过条子一看盯住郭志周说：“郭志周，这上面明明白白写着你收出卖潮水屋基的地价，这是你亲笔写的收据，还盖了你的私章。你还有何话说？”
郭志周满脸通红，无言以对。
“人证物证都说明你是把地方卖给刘述轩的。你知道他丢失了地契，就耍赖，说是当的。看你样子一派斯文，内心怎么这样肮脏。对自家亲戚尚且这样，你在地方上的劣迹可想而知。诬告，是犯法，你知道吗？！”
事情真相已明，郭志周满面羞惭，一再认错。
检察官宣布：十天以后把代笔写地契的郭单骑和白花场管地契税的范俊南等人请到庭结案。
结案的时候，父亲恳请检察官不要对郭志周提起公诉，说郭志周已幡然悔悟，在亲友面前一再忏悔。若对他提起公诉，那样对他的老母妻儿打击太大。郭志周的母亲年近八旬，若儿子收监，老母可怜，希望对郭志周从轻发落。检察官听了父亲一番话，当堂训斥了郭志周一通，没对他另行追究。
下堂后，郭志周向父亲说了不少自责和感激的话。他和父亲一道回白花场，路上的开销，父亲叫刘述轩一下帮郭开了。父亲说会打官司同笔墨，冤家宜解不宜结。
一九四九年冬，一天晚上我和父亲同睡在上房的大床里。我从梦中惊醒，只见几根手电和油辫子把整个房间照得如同白昼，几条步枪的枪口对着父亲。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吓得浑身发抖。只听父亲说：“弟兄们，我的为人也许你们知道一些。我讲义气，钱财看得轻。家里没什么现钞，至于东西，你们看得起的只管拿去。大家都是出门人，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希望你们不要吓住孩子。”
我和父亲被押到下院子哥的房间里，一会儿全院的人都被押来了。土匪土匪，我心里明白了，这就是万恶的土匪！
第二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母亲把我叫醒，悄悄对我说棒客又来了。虽是热天，她拿了三件衣服和两条下装给我穿，说尽量多穿一点，不然土匪要拿走。我家大门外有土匪把守，一面敲打门，一面说威胁恐吓话。不见父亲，母亲说棒客打下院子门的时侯逃出去了。
这次我们被关在上院子刘少甫家。大约一个多小时后，远处传来砰砰两声枪声。这时土匪着慌了，只听他们中有人在喊：“哥们，搞快点！有马儿跑出去了。水涨了，快点快点！”
突然进来三个土匪，东瞧西看，然后把刘国卿父子叫出去。
“麻烦你们两个送我们一趟。我们保证你们的安全。”一个土匪说道。
土匪走了一会儿，父亲回来了。我问父亲是怎么跑出去的，他说：“听到下院子打门响，我没想到是土匪，才被抢了不到一年嘛。起来一看，坝子里有三个拿油辫子的，真是土匪又来了。我就拿着电筒直接从站在坝子头的土匪面前走过去。”
“爹，你不怕呀？”
“这是晚上，土匪拿的油辫子举得高，他们看不清我是谁。我又打着电筒，他们就会误以为我是他们一伙的。我走后槽门出去，狗朝对面咬，可见对面有土匪守路。我就顺着青杠扁走。
“我到周志文家把他叫起来，把枪带上。我想在我们家对门打埋伏。等土匪走过塘塘儿田坎，我就开枪，肯定要打死他们几个来摆起。土匪心是虚的，只要我的枪一响，他们的人一倒下，一个个就会丢掉东西四散逃命。
“机会可惜了。周志文不听话，从他家出来不远他就开枪，那等于给土匪报信。我狠狠骂了他几句。我估计土匪听见枪声，会把我们的人作人质，果不其然。”
刘国卿的父亲回来了，他说土匪叫他回来送信：不要去追赶，他们有防备了。刘国卿还要送一程，会安全的放他回来。
这次被抢后，家如水洗。天气转凉，身上没穿的，床上没盖的，箱箱柜柜全是空的。我们与土匪真是不共戴天，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
此后大家推举父亲率地方上十八人每夜武装巡逻，保一方平安。
父亲担心我和哥被土匪绑架，开初每晚让我们到一些贫苦人家借宿。后来一些贫寒户也遭匪抢，不敢借宿人家。街上店子租出去了，天楼没租，有时我和哥去住，生活不便，经常挨饥受饿。有时露宿山野或庄家地里，夏秋蚊虫，清晨露水；春冬寒风，和衣睡地；饥肠辘辘，忘记冷暖。这一两年，东藏西躲，历尽磨难，苦不堪言。
一九四九年旧历的八月中旬，连天阴雨，道路泥泞。我一人住在街上。一天，刚披衣起床，听见天井旁有人说：“好多兵啊，黄家坝上昨晚到处都是人。天下那么大的雨，全在露天坝头。”心想哪来那么多的兵，可能是开玩笑。
“来了来了，军队来了，快去看吧。”我正在楼上吃早饭，楼下的说开了。
我赶忙吃了饭，下楼出店，见几个穿灰军装手拿一些印刷品、提一个小桶的兵到栅子门边站住。他们嘀咕一阵之后，就在那里张贴起来。走近一看，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的安民告示，落款是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街上的人三三两两，议论纷纷。不一会大部队就来了。
解放军来了，宜宾解放了。
刚解放，土匪越闹越凶，不仅抢民房，甚至抢乡镇。一九五零年春王场被土匪打枪，解放军人少不能抵抗，牺牲几人，该场几十户人家的房舍被烧成灰烬。不久土匪攻打白花场，在街上抢劫一天，傍晚纵火，上场几间店铺付之一炬。我家的店子被烧了一半。
一九五零年初夏开展清匪反霸。当时对土匪的政策是“首恶必办，胁从者不问”。在政策的感召下，土匪纷纷改过自新。有次在乡公所所在地龚家觜开宽严大会，前往登记自新的就有二百多人，有的地方更多。我记得一九五三年宜宾县学生联合会换届改选，横江中学推选的候选人十七岁，他的简历表上注明曾参加土匪，可见这个学生不到十三岁就参与抢人了。县团委通知该校换人，回复是：那里的男生失脚的非常普遍，难找没当过土匪的。这个学生表现较好，再换的就不如他了。
大部分土匪被消灭了，还有残匪逃进深山，继续为恶。
为了彻底肃清土匪，以解放军为主力向敬梓场青杠坪一带进行拉网式的清剿。这次我父亲主动请缨，率本村那十几个巡夜人员参加剿匪。在围剿土匪过程中，父亲机智勇敢，解放军不熟悉地形，父亲不顾个人安危，挺身在前。
在清匪反霸的同时，废保甲，建村组，成立农会。我记得有天在文昌宫开村民大会，工作组的同志作报告，讲明废除保甲建立村组的意义和作用，又说了成立农民协会，建立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的组织法等等。父亲当天被参加大会的人一致推选为农会主席。父亲过去只顾经商种地，现在关心政治，表现出对新政权的极大热情。“共产党真正在为亿万民众办事”，这句话他经常向人谈起。
我当时是儿童团团长，组织我们村八至十四岁的儿童少年，唱革命歌曲、下操、扭秧歌、在交通要道站岗放哨检查毒品。
父亲就职农民协会主席一月多，工作积极。一天开会回来他对家里人说，农民协会主席他不能当了，因他不是单纯的农民，虽然是庄稼汉，但又经商，还有土地出租。工作组说应该属于什么剥削阶级。土改前要评成分，很可能是工商兼地主。
父亲说他拼命挣钱，就是为了儿孙在社会上立得住脚，日子过得好些。共产党均贫富，让大家过太平日子，他很信服。父亲把家里财产写成清单，又将房地契约和有关字据收拾好，准备随时上交政府。
父亲没当农会主席了，对工作表现同样热情。一九五零年秋收后，因他能写会算，政府请他帮忙收公粮。父亲见工作组信任他，走路有时也忍不住哼几声川剧。
公粮就地征收，临时储存，父亲出面找有仓的人借仓。收粮食他负责登记和开票，收几万斤黄谷没出一点差错。没要分文报酬，纯属义务。
粮收完之后，要陆续安排当地人整米。凡家有劳力的依次领取黄谷按上级规定的比例交大米。父亲兼运粮队长，组织人力将大米挑到宜宾。从白花场到宜宾，要经过三岩：杉木岩、斗牛岩、蚩岩；三坝：永兴坝、斗牛坝、鹫州坝。其中斗牛岩的山路，远远望去高若天梯。旧时骑马的要下马；乘轿的要下轿。蚩岩下山三里，上山五里的高坡，徒步行走尚感艰难，挑担下力之艰辛就不用说了。父亲每次要负责账目和办理有关手续，还要挑八十或九十斤大米随行。路上没法住旅店，在路边住户家借宿，睡柴草堆或屋檐边。若冷就用柴草复身。肚子饿了，借住户锅灶煮饭，无菜，饭中放点食盐。
一九五零年十月初，见报上刊登有关抗美援朝的消息，父亲说反霸一定搞得凶，土改要加快提前。共产党顺应民意，满足人民要求，然后好征兵开赴朝鲜。果不出他所料。
那时斗争恶霸地主，只要有人说某某罪大恶极该杀，立即用红纸写上某某乡人民临时法庭，立即宣判就地处决。每次在白花寺前面操场开大会，都要枪毙人，有次杀了八个。一次在公家觜斗争胡定刚，有人喊“把他龟儿枪毙了”，就把他拖到对面大路边，一个武装部的农民就向他开了枪。他的老婆在文昌宫听到枪声，走进厨房拿起菜刀往颈上一抹，当即毙命。至于吊打那就多了。斗争小屋基陈伯安，有个农民说“他龟儿的衣服才好啊”。另一个说“给他换了”。说时迟那时快，两个农民上去几下就把衣服给他脱了。那时正值寒冬季节，冷得他打抖。有人说他不老实，就把他拖到房子左边的穿枋上反吊起来，他象杀猪般的嚎叫，膀子被吊断了。
有次农会会员十七人组织成小组，我是儿童团长也被叫去。任务是向地主催收金银。到了一个姓郭的地主家，这家四口人，风调雨顺也只有三十石租，平常年岁十几二十石不等。此人体弱多病，女儿二十五岁了，为了照顾年老多病的父母和年幼的弟弟还没有婆家。领头的向他讲了一番政策，然后问他有无金银，有，就赶快交出来。他说他家收这点租，由于自己体弱多病，没有劳力，还靠女儿种点土和纺棉来补贴家用，哪来什么金银。一个农会会员说他不老实，装穷叫苦，要给他点厉害。地坝边有一架风粮食的风车，便把他拉到风车前吹风。他女儿一下扑上去护着她的父亲哭着说：“你们这是哪家的王法？你们究竟是要金银还是要命？”有个农会会员说这个女人刁，便把她的棉衣脱了，把她也拖到风车前吹了好一阵子。我见她浑身打抖，嘴皮发乌，怒目咬牙，未出一声。见此情景，我的背都凉了，不敢看她。这时我们中有人说：“算了，走了。干竹片挤得出什么油水啊！”这么一说，多数人都说“走了走了”，才收场离去。
前面我提到买郭志周地方的刘述轩，他原本是庄稼汉，家里种了几十挑田。一家人勤巴苦做。他的父亲每逢白花场的场期，在上场口摆油摊子卖油。他和他的弟弟刘国卿逢场天卖布。一家人非常勤劳，又省吃节用，挣了点钱，抗战后期买了郭志周那点地方，成了剥削阶级。这次他也挨了。农会的人用鸡肠带拴住他的头，用竹筷子拶，痛得他哭天叫地。
在这场风暴中，父亲有幸得免，都因他待人厚道，为人和气。佃户李友三对农会的人说：“人要讲点良心，我的老板和我一样是庄稼人。他来我家，见我忙，还帮我干活。他买这点地方还不到三年，每年我都没有交齐租。他见我家人口多，就让我了。这种人天底下在哪里去找！”
大跃进的时候，村上在佛岩下办养猪场。父亲在养猪场用猪饲料煮酒。一九六零年暑假我回家，到猪场看望父亲。想到五八年离家时双亲健在，至今不到两年，母亲死于饥饿，父亲两鬓添秋，苍老许多，我不禁潸然泪下。
村党支部书记梁松泉是我幼时读私塾的同学，比我大几岁。他听说我回去了，跑来看我，见面劈头就说：“老刘呀，好久不见啦。你来看看你老爸干得不错啊。我们就简直不晓得他还会烤酒。”其实我也没想到父亲能烤酒。后来我问他，他说以前看烤酒师傅煮过酒，觉得工艺简单。到猪场就大胆尝试一下，没想到就成功了。”
第二年冬天，哥来信说父亲去世了，信纸上斑斑泪痕。哥给我写信时，他可以哭。可是我读信时只能悄悄在被窝里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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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叫黄明福，生于清光绪二十六年即（1900年），因那年为庚子年，故乳名庚子。外祖父爱好习枪弄棒，不事正业，又有毒瘾。他与一蓝姓妇女相好后，便将外祖母休嫁他人。其时母幼，没满四岁就失去母爱。小姨刚喃喃学语，随母出嫁。外祖父家贫，衣食不保。母亲受后娘虐待，粗食难以果腹，破衣不能遮体。十一岁时到她姑母家帮引小孩作些杂活，如同丫头。姑母不贤，稍不遂意，打骂相加。十五岁那年又回到家里，砍柴锄地，成了家中主劳。十九岁那年经人介绍与我父亲成婚。
父亲十八岁与母亲结婚，母亲出身贫苦，他们便自立门户，要白手起家。自耕花树湾30挑田，还佃了皇可度金家20多挑。母亲说那时干活手脚从来没有歇过，也不知道什么叫累。白天作了，若有月亮，晚上还要作。有次扯屋基土的豌豆，扯完挑完，月亮不见了，鸡叫了。衣服没脱，倒头便睡，一会儿就天亮了。
每三天要整一石谷子的米，这是晚上的活。父亲擂，母亲筛，头天整完第二天晚上碾。每次可以赚二十斤米，又赚糠喂猪。每逢场期，鸡叫二道父亲就要去犁田。因为天黑，便用干柏树皮火把照亮。他犁了一盖牛（犁完将近一亩田）才回家吃早饭。早饭后慌慌忙忙更换衣服赶上街开铺门做生意。每当母亲谈到这些往事，都很惬意。
在我的家乡，旧社会妇女不能打赤脚，更不能赤脚下地干活。我母亲经常不穿鞋袜，薅秧除稗，水田活样样都作，从不顾忌。有次她在架上坡除苕草，天热赤膊，刘正轩路过见之，以为不雅。便说道：“幺娘，这样大的太阳，你还是该穿衣服。”母亲正色回道：“正轩啦，你的弟弟们年纪小，一家人要吃饭。太阳大我也顾不了许多啊。”
打谷子的时候，五个人一架桶，按规定每天打十二大挑水稻，挑到晒坝。母亲负责翻晒。天黑前她要将晒过的黄谷收拾好全部担回家里，将十几张晒席卷好一一扛回家。除此，还要负责做饭弄菜烧茶送水。劳动强度之大，一般人是难以胜任的。”
我三岁那年，是七七事变的第二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当时我的父母在白花场经营酒业。姐十五岁，弟弟才一岁多，哥早抱继给二伯在乡下读私塾。当时白花场以进步人士王泽中为首，发起组织抗日救亡军训队。每个队员生活和服装全部自理，进行为期四十天的军训。父亲要报名参加，担心母亲不同意。母亲说：“国难当头，有国才有家。你放心去吧，家里事情我知道料理。”父亲去后，母亲料理家务，饲养四个肥猪，生意照样经营。父亲训练结束，戎装回家，母亲见着笑说：“你还真像个当兵的啊。”接着招呼我和姐说，“你们来看，你们的兵老汉回来了。”一家人嘻嘻哈哈欢笑不已。
母亲没有文化，她经营生意一月多，来往账目没有丝毫差错。
抗战胜利后，祖父找出一副灰色绑腿，那玩意儿就是一九三八年父亲参加军训时用的。父亲会使用枪械，懂地形，会找掩蔽体，以前持枪巡夜，解放后参与剿匪，这身本事原来早在抗战初期就学来了。
父亲在白花场经营酒业三年多，他见一些人喝酒后不是消沉，就是发疯胡闹，因此1939年歇业回乡下种田，兼作猪鬃皮毛和布匹生意，再不卖酒。第二年姐姐出嫁到附近杉树湾赵家，我和弟弟幼小，爷爷年老，为了生意，父亲经常外出。家中一切事多靠母亲操劳。
母亲做事非常麻利，性格直爽，但也温柔，在我的记忆里她从来没在父亲面前红过脸，连高声大气说话都没有过。
父亲在街上作生意，散场就关店回家。有天他托邻居带口信给母亲，说晚上有事不能回来。母亲心想，就是应酬打四圈麻将也该回来，怎么今晚夜不归宿呢？祖父心情也不安，心里嘀咕老三究竟有什么事呢？母亲向祖父说她要上街去把父亲接回来。祖父不同意，担心他们闹架。
“爹也。你放心，我是去接他回家，绝对不会和他吵架。”，母亲说，“我就撒谎，说你老人家身体不舒服。你牵挂他，夜饭都没吃。他是你的孝顺儿子，听我这么一说，他就会立即跟我回家来。”
祖父听母亲这样一说也就同意她去，立即叫长年点好马灯，陪母亲上街。
母亲听说父亲在上场侯银清店内，叫开了门，见父亲正在和朋友搓麻将。父亲见母亲晚上突如其来感到诧异。
“你怎么来啦？”父亲有些尴尬地说。
“哎呀，对不起哟，我来把场合给你们扯散了。”母亲向大家笑着说了这句，回头对父亲说，“爹身体不好，夜饭没吃，连水也没喝。我急得简直没得抓拿，只好上街来找你。怎么办？你去买点药，我给爹拿回去。”
“走吧。”父亲立即把桌上的钞票收起，向大家说道，“对不起，失陪了，我要赶紧回家去。”
父亲随母亲走出侯家店门，急着要去买药。母亲说不用买了。这时父亲心想母亲是来拆台的。长年掌灯，父母一路无语，急急忙忙赶路。
父亲走到祖父床前，向祖父请了安，祖父说：“回来就好了，以后不要这样。夜深了，去睡吧。”
父亲回到卧室，母亲已把烟袋摆在床头柜上，纸捻子也已点燃，等父亲回屋抽烟。父亲的习惯，每天睡觉前要看一阵书，同时要抽一袋水烟。所谓一袋水烟，就是三口，相当于三分之一只纸烟的份量。
“今晚对不起——”
“不要说了。”没等母亲把话说完，父亲就打断她的话，“我是陪宜宾来的一个朋友。你以为我是赌徒？！”
“怎么不说呢？我要说。”母亲把烟袋递给父亲，“你在街上打牌，谎称有事说假话。你不回家，爹牵挂你坐立不安。你今晚不回，爹今晚睡得着觉吗？你这样做你的孝心到哪里去了？你经常说‘长辈的行为是儿孙的榜样，’难道你要儿子学你说假话，学你打牌，学你不念家里老人吗？我白天又忙又累，深更半夜还要上街来找你，我为了什么？为了你爹，为了你的儿子，也是为了你！”
父亲诺诺连声，认错不已。
几天之后，母亲给父亲洗衣服，发现衣服插包内载了一根布条。母亲叫我看看上面写的什么，我一看就笑了。
“笑，你笑什么？快点念给妈听，你老汉写的啥东西？”
“打——牌——该——戒——”
妈听我一字一拍地读出来，她忍不住哈哈一笑。
母亲虽然没有文化，但她懂的事理多。她相信因果报应。如：“忤逆还生忤逆子，孝顺还生孝顺儿”、“屋檐水点点滴，点点滴在旧窝池”、“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一类的话经常听她说起。她信奉“百善孝为先”。二十四孝的故事不知她从哪里听来的，什么郭巨埋儿、王祥卧冰、安安送米、孟宗哭竹之类的故事，闲时常听她与人讲得绘声绘色，生动感人。
母亲讲孝道，她的行为就是这样。
父亲四岁丧母，祖父续弦姓曾，父母称其晚母为曾妈，对伊十分孝顺，视如亲母。她对祖母说：“曾妈，你命苦才做后娘；我们命苦才死亲娘娶后娘。我们一样命苦，我们一定把你当亲娘。”婆媳关系十分融洽。
我出生前两个月祖母去世，听说祖母卧病在床时，我母亲已经怀我七个多月了。每次祖母吃药进食，我母亲将她扶起，靠在自己怀里喂她。祖母说自己是快要死的人了，靠在母亲怀里，那样对我妈肚子里的孩子不吉利。母亲说：“你的孙儿还在娘肚子里，就在帮我扶持你。他还没有降生就在尽孝了，这有哪点不好啊？”
祖母逢人便说母亲贤惠，有孝道，在她临终之前还对母亲奉赠了许多好话。
外公膝下无子，老来在我家过活。我母亲不念其父旧恶，百般孝顺。外祖父有时对其年轻时的行为忏悔，母亲劝他过去的事就不要想它了。你年纪大，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好好活，好好地过。
母亲自小受苦，因此对有困难的人富有同情心。她平时节省，但周济他人困难却非常慷慨。大约是一九四六年秋天，离我家几里远的柑子坳金二木匠的房子着火烧了。这家上有老人，下有四个孩子。七口之家，只种了点土，主要靠金二木匠做手艺维生。房子着火，单家独户，附近无水源，茅草房很快烧光，一应家具全都没了。本来生活就艰难，这下真是屋漏又遭连夜雨，行船又遇打头风。雪上加霜，一家人走上绝境。
出事当天，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去金家看望，只见原来的屋基上残留半截烧焦的土墙，院坝里放着几根凳子和几样小家具。真是“水冲得一半，火烧光眼看。”
金二木匠的老婆见到我妈一下就跪在母亲面前哭着说：“幺表嫂啊，这下我一家人怎么过啊，老天爷没长眼啦——”
“不管怎么过，日子总要过下去。”母亲双手把她拉起来，安慰一番，然后说道，“修房子请团转四邻来帮个忙，没有树子到我家山上砍，至于粮食，先到我家挑来用到起。”那时正是中秋过后，天气较凉。母亲叫我和弟弟把外面的衣服脱下交给金家的孩子。
&金二木匠的爱人叫我妈做表嫂，其实我们不是亲戚。我们家乡的风俗，凡是近邻都做亲戚称呼。
&一九六七年夏天我躲武斗回到老家。一天我到白花场农机站去，一个年轻的复原军人热情地招呼我：“二哥，你啥子时候回来的？好多年没见你哟，看见都认不得了。”
我不知他是谁家兄弟，便顺口应道：“就是就是。”
“我说你认不到我了嘛。”那个青年人说，“我是柑子坳金家的老大，叫金开周。二十年前我家遭了火灾，表叔娘叫你把衣服脱给我，你就记不得啦？”
“哦，记得记得。原来是你哟，大娃老弟。”我伸手握住他的手，问道，“你一家都好吗？”
“土改时在小屋基那边分了田土，隔远了，没见到你们。知道你在外面读书后在教大学，你现在好了。听说你回来了，知道你今天要到农技站来，所以喊你。若在路上我也认不到你。”他连忙摸出烟来双手递支给我，“我知道表叔和表叔娘在那个年代作古了，哎呀，我的父母也是在大跃进伙食团时饿死的，三个兄弟还在。我去当了几年兵，复员回来在这个农机站开拖拉机。”
事隔二十年了，金开周这个有阶级觉悟的复员军人，在众人面前一五一十地讲当年我母亲慷慨救助他家，使他家度过难关的事情，如数家珍。那正是文革期间，讲阶级论成分的年代。金家是贫农，我家是地主。这个贫农出身的复员军人，他不讲“阶级立场”恭维我母亲。我口里虽说那是哪百年的事了，还提它干什么，心里对这位知恩不忘的年轻人感到亲切。从那以后，他每次见到我都要热情地招呼我这个“二哥”，请我抽烟喝茶聊天。
母亲对子女舔犊情深。我哥儿时，有次因天黑了，他不小心被竹钉刺伤了脚哭叫着说是被蛇咬了。母亲听说着慌了，一下扯了一绺头发把哥的脚脛牢牢拴住，防止蛇毒扩散。母亲的衣领被血打湿了，这才发现她扯发时连头皮肉也扯下了，鲜血直流。
母亲从不在人前训斥我们。若我们在人前做错了事或说错话，她只盯我们一眼，我们就知道错了。回到家里，若情节轻，她批评我们几句，让我们知错就行了。若情节严重，就要对我们严加训斥，并诉说她的苦难童年，往往她越说越伤心，甚至哭得涕泪交流。这时我们也忍不住哭起来，跪着向她求饶。因此，我们弟兄姊妹平时生怕做错事说错话，惹母亲伤心。
解放后我哥在供销社作副食部经理，即使在生活极为紧张的那些年月，从未利用职权买过半斤糖或一斤肉。他从事经济工作几十年，没丝毫差错。他常说工作一辈子干干净净，说得起硬话，是受了父母的教育，从小养成了这样的品行。
母亲不识字，但她能说许多哲理性强的语言，其中不少是治家格言。诸如：“苦做般般有，懒惰样样无”，“教子千方，不如一勤”，“待人厚道，子孙有靠”，“猪叫要卖，人吵要败”，“家和万事兴”，“穿不穷，吃不穷，不会划算该受穷”，“算了来吃，不要吃了来算”等等，都是至理名言。
有一件事我永生难忘。
一九五一年冬，母亲种了两大厢地的牛皮菜。她叫我编几个大竹篓子，又在地坝边栽几根木桩，牵上几根簚条。母亲每隔三五几天要別几背筐牛皮菜，在大锅里煮一下，晾在竹条上。晾干后装入竹篓里。到了农历二月中旬，已储存了满满几竹篓。入夏后闹夏荒，缺粮户多，贫下中农闹贷粮贷款。即使贷上，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不少人挖芭蕉头，甚至有人吃观音土。母亲每天泡一大把牛皮菜，参合一点粮食煮来一家人充饥，度过夏荒。乡长文少周知道后，在村民大会上表扬了母亲，说她是会持家的典型。
一九五八年我考上大学，离家那天是我们生产队伙食团开张的第一天。为了给我饯行，生产队特许我家做了豆花，其余饭菜从伙食团取。万万没想到，那餐午饭竟然是我和母亲一起最后的一次进餐。
我走时母亲送我到水井田边。我走过坳田以后回头一望，母亲还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当时情景如在眼前。
谁会料到我们那鱼米之乡，公社化不到两年就出现大饥饿。据说有些时候，每天每人只有三两七钱粮食，即使如此有时还是烂苕干。无数乡亲活活饿死，我的母亲在这场浩劫中也未能幸免，悲夫！痛哉！伤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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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于中华民国二十四年正月初八。那时家境虽不算殷实，但不愁吃穿。父辈弟兄三人男丁又少，所以我一出世就受到老一辈的宠爱。父亲给我起的乳名碾砣，寓意能经受得起磨难。祖父给起的书名廷武，廷是字辈，因哥叫廷文，寓弟兄文武双全之意。
&我的启蒙老师是祖父。我四岁多时他就教我填红和读诗。最早念的是“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童子年年长，龙门日日开。家无读书子，官从何处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之类的诗。这些诗是我最早的启蒙读物。祖父借此在我的幼小心灵里深深刻上“读书高”的印迹，让我从小就立志发奋读书。
&祖父在我们家乡是很有学问的人，父亲担心他溺爱我们，坚持把我和弟弟送去上私塾。弟弟只比我小一岁多，在别人眼里我们好似双胞胎。
&我们去拜的第一个老师叫周笃之。
&周老师设馆在离我家一里多远的涂家林。那是个大院子，住七八户人家，全都姓刘。前面我多次提到的刘正轩就住在此。
上学那天，母亲做了四样菜：香肠、腊心舌、猪耳朵和腊猪肝，外加半斤多炒花生和一瓶白酒。父亲提着酒菜引我和弟弟去上学。我们刚到涂家林对面大田边，正轩大哥就喜笑颜开地迎了出来。他引我们上楼，只见楼上有大大小小的学生三十多个。书桌和凳椅是各家自备，高矮大小不一。我们没带桌凳，正轩大哥给我们准备好了。
周老师穿件蓝布长衫，高个子，因他长年累月在屋子里，虽是一脸麻子，但脸皮显得非常白净。他引我和弟弟到贴着红纸牌位的墙边下跪，说是拜孔夫子。后来才认得，红纸牌位上写的“大成至圣孔子先师之神位”。两边的字写得小点，分别是“三千徒众子，七十二贤人”。拜了孔夫子后，父亲叫我们向周老师磕头，说是拜师。
拜师之后，老师给我们上书，他翻开《三字经》教我念了五行，连教三遍。同样方式教弟弟念了三行。然后叫我们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读熟之后到他公桌前背书。说罢他便入席由我父亲和正轩大哥陪他喝酒。周老师要忙着教书，父亲向他敬了两杯，寒暄几句，就把酒菜留下，起身告辞。
《三字经》在家时就读过，等老师坐在他的位子上时，我便拿去背。他问道“你就读熟啦？”我点点头。把书放在老师面前，背转身去，一字不差的背了。老师说：“这遍多教点，七行。”我说：“听凭老师”。
上午一般人上两遍生书就写字，我每天上三遍。生书上完，写字。老师教我填红。他先用红色写了，再握住我的手，按笔顺用墨色把红的笔画填黑。他见我握笔姿势正确，会填，便问道：“刘廷武，你不是才发蒙啊？”
“在家里爷爷教过。”
“《三字经》你读过的，是不是？”
“读过，没有包本。”
“你爷爷还教你读过什么？”
“神童诗”。
“回去叫你父亲给你买《三字幼仪》和《百家姓》，两三天把《三字经》温习了好上生书。”
那时提倡新学，保国民学校设在文昌宫。他们用的教材有国文、算术、自然、历史，内容很简单。一年级的书上连字都没有几个。除了上课，还要唱歌、下操、做游戏、跳绳、比较好玩。一般人都不愿意送孩子去。有人三番几次来我家动员，祖父说让我们先读私塾，把儒书底子打饱点，再去读新学。
除了周笃之先生外，我先后从师文丹廷、郭怀安、甘煜平和王尊尧几位老师。
私塾的教学很明确：读书识字和写字。上午上二至三遍生书。上书的多少，根据学生的接受能力而定，完全是个体施教、因材施教。生书上完就写字。通常是写中楷三十至五十个字。写好交到老师的公桌上，这样就完成了上半天的学习任务。若生书未上完或字没写完，放午学不许回家吃饭，这叫守学堂。那些天赋差又不努力的同学经常受到这种惩罚。
老师要抽时间评阅学生交来的字，写得好的或写得好的部分用红笔打圈，写得不好的打杠或者打叉，这叫号字。老师将字号了，把字纸反起对折，选择学生当天上午所学书里较难的生字六至十个写在上面，下午放学前考学生。认完了的就回家；没认完的自觉的跪在孔夫子面前想。实在想不起就要挨手板，有几个字没认到就挨几下。
下午学生陆续到校，进教室到老师喊读书之前这段时间属于自由活动。干什么呢？练字。所谓练字，既可以抄书，也可以自由写字，或者作练字游戏。例如：把书翻开，背着写事先指定写那行的字，写好后叫对方根据你写的情况猜是写的哪个字，或者告诉对方你写的字是多少笔画，叫对方在指定的那一行范围内猜。猜中者胜；没猜中者输。
跟写字无关的游戏也有。如“太公钓鱼”。用四块相同的纸片，在上面分别写上太、公、钓、鱼。玩时要四个人，先把纸片放在桌上搅合一阵，每人拿一块，拿着太的就亮出来，是当然赢家。拿着钓的要从公和鱼中选钓一个。钓中鱼了钓者胜；若钓着公了鱼胜，钓者输。
下午三点左右，老师喊声“读书了。”于是教室里响起依依呀呀的读书声。下午温习熟书，就是将以往读过的书，每本从头至尾依照顺序每天背诵几行或者一页。那些年纪大点的同学读过的书多，每本翻着当天要背诵的地方，读熟了把厚厚一塔书端到老师的公桌上，背转身依次背诵。老师要在那天每本背至的地方在签子上注明，第二天接着往下背。读书多少年，把所读过的书周而复始年复一年反复背诵，这下我才知道祖父七八十岁了还能背诵《四书》《五经》的奥妙。
私塾的学生文化参差不齐，有的刚发蒙，有的已经读完四书或者更多；年龄也是大小不一，小的五六岁，大的十多岁，甚至有的已经成人。这样的情况老师只能个体施教，至于内容和进度，因人而异。也有集体施教的时候，那就是“开讲”。每天下午温习熟书之后，老师把读完《四书》的学生集中起来，给他们讲书叫作开讲。讲的内容通常从《论语》开始。方式是老师念一句，就将句中的词解释一番，再说明该句的意思。学生要做记录。毎次开讲之前，老师要抽学生回答头天讲过的内容，这叫回讲。
祖父根据他读书的经验和教训，规定我《四书》要背诵全文，至于五经无须全读。他指定读《诗经》《左传》和《礼记》某些章节，只要求熟读，理解意思就行了。不读《尚书》《易经》，他说年轻人读这书没有多大意思。
我读私塾的最后一个老师叫王尊尧。他在我们家乡名气比较大。宜宾不少名人都出自他的门下。他在佛岩吴家设馆，父亲要我去拜门，听他讲书。那时王老师已八秩高龄，视力不太好，但声音洪亮，讲起书来很有精神。他的幺女三十出头，帮他教年幼的学生，同时照料老师的生活。我们不叫她老师，亲切的叫她幺姐。我家离佛岩脚下只有两里多路，父亲为了让我能多向老师学点东西，要我中午在老师那里搭伙。午饭后陪老师聊天，听他讲些古今趣闻。
老师有个大徒弟叫吴天春，我发蒙那年在周笃之老师那里读书的同学。那时他读的书比谁都多，字也写得好。王老师在他家设馆，他一方面帮老师“代馆”，同时又听老师讲书。当时他已年满二十，若不是解放，第二年就要正式开馆招生，他就当老师了。王老师器重他，他的大号“景阳”据说是王老师赐予他的。由于有幺姐和他帮老师教书，老师就有比较多的时间给我们讲书。
老师讲书务使人懂。他不理解的不强为之说。如：他讲《中庸》涉及自然和某些玄妙哲学，就存疑缺讲。他认为对知识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他讲书，要学生预习自讲，然后听他讲。对他讲的可以质疑，不管学生说得正确与否，他都持欢迎态度。他认为学生能在老师面前把自己的意见说出来，可以促使教学相长。这在师道尊严的时代是多么难能可贵。
记得有次讲《论语。先进》中：“子畏于匡，颜渊后。子曰：‘吾以汝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我在自讲时认为文中的死可能是先字之误。理由是：1，夫子在后，颜回不先是尊师，礼也；2，先与后相对成文；3，再说古代书籍经人转辗传抄，出错难免，自来校勘不少。老师听了连连点头说“不无道理，不无道理。”老师认为，讲古书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据就是一家之言。
私塾也教写作，步骤是先作对，然后教作五言绝句、七言绝句，继而教写律诗。学了诗之后再教填词。在此基础上才教写文章。
作对之前熟读了《声律启蒙》、《笠翁韵对》、《幼学琼林》，有了作对的感性知识。知道：“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三尺剑，六钧弓，冀北对辽东。人间清暑殿，天上广寒宫”这样的对句后，老师再讲实对实，虚对虚，平仄相对就容易理解了。通常是老师出上联，学生对下联。有时老师出下联，叫学生对上联。先易后难，由短到长。
未曾作诗之前，学生已经熟读了《千家诗》、《唐诗三百首》之类的诗集。古人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因为有了感性知识，可以依样画葫芦。作诗老师要出题，题目不外乎写景、状物、吟事、感怀之类。出题后老师要就这个题目举出古今有典范性的诗两三首给大家讲解，算是提供样板。
作文时，老师出题，讲解题意和写作要求。我学写过四篇作文。第一篇是《惜阴说》。老师讲题后，给我们讲古代珍惜光阴的典范事例，诸如陶唐惜寸阴，虞舜惜分阴之类的故事。再介绍一些有关惜阴的名言佳句，类似“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算是给学生提供论据做选择之用。至于写作技巧和方法说得很简单：题，不翻不空，不翻不灵。意思是一个题目要从多角度去论述。想好了才动笔写。一口气写成，然后反复读，边读边修改。不用文言，而是文夹白。老师说文言难懂，白话无味，所以他主张文言夹白话。
私塾里能教这些写作内容的老师不多。我的几个老师仅王尊尧先生精于此道，因他父亲是满清举人，他是监生，有家学渊源，故而他老有深厚的国学功底。
解放后废私塾，加之王老师年事已高要回老家，从那以后就再没有听过他的教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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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沟桥事变后，爆发中日战争。抗日救亡宣传深入群众，家乡的街头巷尾和农村的墙壁上到处都写起宣传抗日的标语。抗战歌咏团四处演出，教群众唱抗日歌曲。那时有些农村的农民也会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抗战话剧团在白花场关圣殿议事场演出，激发群众的抗日热情。
&&好铁要打钉，好男要当兵。当时规定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就是说三弟兄要去一个当兵，五弟兄的去两个。为了不当亡国奴，有些不在当兵之列的也争取上前线，不少青年学生投笔从戎。乡亲王伯海是个小学教员，主动送正在读中学的儿子当兵上前线，鼓励儿子英勇杀敌。
该当兵的不去可以请人顶替。有些不在当兵之列的人，为了挣钱就替出钱人家去，叫做卖壮丁。当时有个别人以此为职业。他收了别人的钱财，去替别人当兵。其中有的人中途开小差跑回来，隔三五两月，他又替另外一家去，又捞一笔钱财。这种人被叫做兵油子，为人所耻。逃跑回家，若有人举报，上面就要来抓逃兵。我有个远房叔叔，本是裁缝，比较机灵，缝纫技术也还不错。他觉得卖壮丁既有爱国之名，又有实惠可收，一次可以得五石黄谷，家里还要享受优抚。他却丢下手艺不干，这个独子去卖了壮丁。他去之后，一有机会就逃跑回家。若有人请他，他又再去，如此几次。一九四三年去后，没有逃回，他家的人估计他阵亡了。一九五零年，他从湖南晃县写信回家，说在那里安家落户了。
该当兵的不去，又不出钱请人，就要强迫去。若东藏西躲，就要被抓，这种情况极少。国难当头，凡是有点民族感爱国心的人，都不会这样。
四川是大后方，虽不是两军对垒的战场，但依然弥漫战火硝烟，敌机到处狂轰乱炸。防空是当时一大话题。那时街头巷尾茶坊酒肆都贴了宣传防空的招贴画。每逢场期有人向群众宣传，站在高凳上演讲。那时我虽然年幼，也知道一些防控常识。如：天上有敌机，就靠近岩边地砍。在平坦地方，就弯着身子或者蹲下，尽量不暴露目标。用口水打湿衣角，捂住鼻子，可以防止鬼子释放的毒气。最让人感到恐怖的是跑警报。城里的警报是呜——汽笛长鸣，悲凉凄厉，使人毛骨悚然。白花场是打更匠传锣。大众听见铜锣唐唐唐的响声，立即疏散隐蔽。
经常传来敌机轰炸的消息，随时提心吊胆。
日本鬼子先后出动十几批飞机轰炸自流井，伤亡惨重，光大街全部炸毁，惨不忍睹。
民国二十八年八月初六那天上午，忽然天上传来“昂昂昂昂”的声音，我们全院子的人吓得不敢作声。只有几条狗朝着天空汪汪汪的狂吠。刘述轩从宜宾城里请了个梳理猪鬃的匠人，此人见过的市面多，他叫大家快点跑出去，敌机群来了！我们全部跑在房子旁边的竹林里。抬头一望，天上的飞机排成一个等腰三角形从远处飞来，大伙一数共计三十六架。人人怒目切齿，诅咒连声。第二天得到消息，乐山遭殃了！炸毁几条街，死伤五千多人。敌机返航经过自流井时，把剩下的炸弹扔在市郊，炸死了正在收割庄家的农民。那时我年纪小，因为是一群敌机从头上飞过，轰鸣声震得人心惊胆颤，至今六十多年，尚能清晰记得当时的情景。
为了救亡，大家踊跃募捐。冯玉祥到自贡筹款，盐商余述怀捐一千万。自贡街头到处悬挂“向余述怀先生学习”之类的大幅标语。他一带头，其他盐商也慷慨应捐。市民、农民也不甘落后，有的农民卖粮食、卖鸡鸭来捐献。我的堂舅黄汉卿（也是我的干爹）开索厂，给盐商做生意，常在自贡，见过冯玉祥。他说冯将军来一趟自流井，所筹集的抗日捐款一亿二千多万，金戒指都有三千来个。
我的老家捐款，也非常踊跃，各人根据自己家底，出于爱国激情谁也不愿落后。记得有一次我父亲在堂屋前向院子里的人说：“战士在前方抗战，他们丢下妻儿老小，不怕流血牺牲。他们命都不顾，我们出点钱又算得了什么？！如果日本鬼子打进川来，身家性命一切都完了。捐！”于是大伯、二伯和刘述轩等人都捐了些钱。
&那时大家一个心愿，不惜一切，要把鬼子赶出去！
解放前国民党的基层政权组织，有些材料说的至少和我见到的我们家乡的情况大不相同。
我所在的区叫宜宾县东二区，管辖区域下起宗场，上至自流井城边，长达将近两百华里（解放后划作漆树、白花、永兴、新政四个区和白花镇双石镇两个镇。）。区公所设在白花场下场肖官庙内。肖官庙是座古庙，毁掉神像，稍加整修，显得十分破旧。区长住的两间屋子，墙壁用旧报纸糊的，顶棚是粗簚席搭的。区长享有特权，两间屋子。其他人员有家属的独住一间，没带家属的二人同室。那时也许公事很少，所以公务人员不多，整个区公所寥寥几人。如管治安就巡官一人而已。区长陆国权还在白花中学作兼职教师，每周八节课。作为学生有时去他家，见铺陈桌凳都是旧的，室内陈设十分简陋。
乡公所只有在禹王宫靠街边的三间屋子。乡长是白花场下场十八梯的陈新露。他是个小绅良。那时的乡长不固定上班，平素住在家里，跟普通老百姓一样，有公事时才去办公的地方。没听说他领多少年薪月俸。他对人挺和气，解放后阶级斗争搞得那么凶，群众也没有批斗他。他的大儿子陈志聪一九五五年考入昆明师院（云南师大的前身）中文系，先后任昆明市教委中教处处长、教科所所长和昆明十中校长，曾被评为云南十佳校长和全国优秀教师。
乡公所离白花中学很近，我们每天上街就要从那里经过，也进内去过几次。办公室里一张三抽桌，三把竹椅，几根长木凳，靠墙有个立柜。正面墙上贴孙中山遗像，遗像两边分别是青天白日和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子。所里平时有两个由各保轮流推荐来值班的集中丁。集中丁没有工资，值班时由乡公所出米和菜金，自己做饭菜吃。
保长，由一保的国民大会推选，不是上方指定。当保长没有工资，也没有什么公事，也无办公地点。我们家所在的这个保，若开保国民大会，就在文昌宫庙里。临近的那个保开会就在韩安岬庙子里。平时也没事，一年开一至两次会而已。
我们家所在地的保长刘正轩是我的远房兄长，他弟兄三人没分家，务农为业。他在白花场街上有间街房，请谭少红帮他开纸货精果铺。抗战时要送儿子和侄儿读书，又要带头捐献。他当保长从不向老百姓硬摊派捐款，而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带动大家。结果他先后卖掉小屋基一百六十挑田产、蜀王坡七十挑田产和街上的店房。解放后工作队进村要理抹这个伪保长，群众说：我们的保长是个好人。抗战的时候把两处好田产和街上的店子都卖了，家也搞穷了。土改时评为中农。临近我们那保的保长是石巷子的肖焕文，解放初帮助解放军征集粮食，工作积极。土匪威胁他，胁迫他，他立场坚定，被土匪所杀，他的事迹类似丁佑君，被政府追认为烈士。
甲长，没有权利和地位，若要开会，跑跑腿，通知一下人而已。在我的家乡多数都是穷人当甲长。我们那个甲长叫金少荣，是个泥水匠，解放后是贫农。我们那个保共计十个甲长，从解放后评的成分看，三个中农，七个是贫农。
解放后在一些文学作品里，把旧社会的保甲长，写得很凶、很恶、很歪、很坏，这和我看见的是两码事。我想也许那是出于某种政治目的，激发人们仇旧、恨旧、迎新、爱新的需要而为吧。
抗战时期，四川各界有钱出钱，无钱出力，奋起抗战，保家卫国，可歌可泣，世人皆知。陈戈和吴雪搞的电影《抓壮丁》是对当时事实的严重歪曲，而今应该还原历史真面目，被歪曲的被丑化的东西应该澄清，客观地对待历史。偏见等于无知，应有基本良知，才有起码的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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