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一念郭梅尼氏的真经——乱读随钞之三十八 马望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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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一念郭梅尼氏的真经
——乱读随钞之三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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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退出新闻战线的岗位之时，郭梅尼女士正如日中天。精彩的作品一篇又一篇，典型的形象一个又一个，展现到广大的读者面前。当然，我也是这个读者队伍中的一员，用现在流行的话语来说，就应该算是她的粉丝了。不过，我是带着探求的心情在关注她的造诣，虽然其中也难免带有欣赏和丰收的欢乐和满足的成分。可惜的是，直到她也退下来以后，始终都没有得到亲聆教诲的机会。好在，最近偶然从中国青年报先后举行的活动中，看见了请她回归传经送宝的记录，读到她向后来人无保留的讲述和坦然的交流，使在下也能登堂入室地洞悉奥妙，实在是不胜高兴之至。
记得，笔下曾写出“铁人”王进喜、“县委书记”焦裕禄等典型人物的我国新闻界杰出的记者穆青，曾经讲过这么一番话：“人民群众的实践是我们记者赖以成长的沃土，要做一个有成就的记者，必须熟悉我们的国情和民情，必须熟悉我们的历史、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政策，必须懂得基层社会、基层工作是怎么回事，必须懂得人民群众的感情，自觉地建立与人民群众水乳交融的的思想感情。”现在想来，郭梅尼同志的经历和经验，对此正好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和诠释。当然，这和人们蔑视的“克里空”们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了。他们“早辞宾馆彩云间，百里方圆一日还。群众声音听不着，小车已过万重山。”如此这般，潇洒的很，荒唐得很，也可怜得很，丑陋得很！想到这里，在下以为，郭梅尼氏所作所为，不仅对自己有解惑和提高之用，对其他初入此门的学子，一定也不乏启蒙的和警觉的意义。因之特地如实录下，留作宝贵资料，以备不时复习或引用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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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梅尼老师在中国青年报讲座
人物通讯的采访与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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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又回到中国青年报社来了，非常激动，非常高兴！中国青年报是我成长的摇篮，是我人生的大学，是我施展才能的舞台。
　　1953年6月，我刚刚18岁，既没有上过大学，也没受过任何新闻训练，就像大家今天这样听一次新闻课也没有过。当时，我只是青年团武汉市委的一个团干部。1953年报社要建立地方记者站，记者部主任丁望到武汉去找人，因为我爱写稿，团市委宣传部就推荐了我。那时的报社真是敢用年轻人啊，经过丁望面试之后，居然录用了我。大家看，这张照片是1953年全国第一次地方记者会的合影，这就是我。报社30周年曾展出这张照片，有同志看了笑说：“老郭，你那时候怎么像个小土丫头！”
　　我刚到中国青年报时不会写稿子，也不知道新闻工作怎么做，我是驻武汉记者。当时武汉市是直辖市。整个武汉市就我一个记者。那么大的武汉市，应该抓什么，写什么，怎么写？我一无所知。开头半年，我一篇稿子也没登。在记者的路上我碰过无数的钉子，摔过很多的跤，跌倒了，爬起来总结经验教训接着再朝前奔。我一次又一次的采访，一篇又一篇的写稿，就这样一个小记者，到34年以后的1987年，新闻界首次评职称，我评上了新闻界第一批高级记者。全国首批评出的不到两百名。不久，首届范长江新闻奖评选，我又评上了。从一个半年都登不出稿子的小记者到一个高级记者、一个首届范长江新闻奖得主，50年漫长而坎坷的记者之路，真是风风雨雨，丰富多彩，有许许多多用自己的汗水、泪水，用自己的脑汁、用自己的心血凝结出来的体会。今天，我想用自己亲身经历的事例，和大家聊聊。大家从我的身上，可以看到一个记者的成长之路，奋斗之路，成才之路，看到一个记者的人生，从我身上，供大家选择自己的记者之路的参考。
　　今天，我准备讲四个问题：
一、记者要有一双时代的慧眼
　　这句话，是我走了许多弯路碰了许多钉子才体会到的。我1953年六月份调到《中国青年报》当记者，整个武汉市就我一个人，这么大一个地方到底写什么？
　　写什么的问题，是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头等重要的事情，也就是新闻价值的判断。但我当时并不懂，就知道写稿子。写稿子写什么东西？什么好就写什么。好的标准是什么？用什么来判断新闻的价值？
　　我1953年当记者以后，1954年武汉长江大桥就开工了，这是长江上第一座桥。我作为武汉记者就去了。报社要求很深入，不是像现在坐小汽车住宾馆。我去了以后，住在工地工棚里头，在一个楼梯底下的小板房里搭了个通铺，还有另外一个实习生一起住。
　　现在我们的记者出去，常常是主任告诉你去采访什么题目，再就是企业邀请，可是我们当时要自己找题目。武汉大桥工地上那么多工人都很不错都很积极，写谁呢？后来我看有个工人叫李佑白，就叫小李吧，他是个桩吊工，打桩的。一座桥要打许多桩，然后用混凝土围起来就是桥墩。我看这个人挺积极，准备写他。
　　我就老跟着他，他上班我也去，他上夜班我就在下面蹲着，帮他递把钳子，送上个扳手。他下班我跟他一起回工棚回家，收集了他很多材料，回来写了篇稿寄给报社。过了些时候报社告诉我说你那篇稿子枪毙了。
　　后来大桥工地来了个人民日报的大记者陆灏。他后来是复旦新闻系的主任，现在退休了。他比我个大，干部也大，记者也大。我那时小，赶快去请教他。把我在工地收集的材料都向他谈了，其中谈到了和我一起睡的那个叫小陈的实习生。
　　过了不久，他发了篇文章登在人民日报上，标题是《初到工地》，是写这个实习生的，里面把我也写进去了，说小郭怎么怎么。这件事引起我的深思，我想，我来了那么久，和小陈睡在一个通铺上，陆记者刚来几天，情况还是我介绍给他的，为什么他写的稿子登了，我写的稿子反被枪毙了？我当时写这个小李，小李这个人到底好在哪里，为什么我要在这个时候宣传这个人，小李和这个时代有什么关系？我的脑子里根本没有想这些问题。而他写的那个实习生，他选的那个人跟那个时代关系很密切，五十年代初，提出知识分子要和工农相结合。小陈是个实习生，刚刚到工地，向工人师傅学习，进步得很快。人民日报记者写的这个人物，正好打中了时代的热点。我明白了：作为一个记者，并不是所有的好人任何的时候都可以拿到报纸上来写的。一个记者要经常研究这个时代，要把你写的人你写的事放到时代的秤上来称一称，看看你写的这个人这件事有多大的新闻价值。这一点对我教训非常深。记者要有一双时代的慧眼，心中要有一杆时代的秤。时代的慧眼也不是永远不变的，它根据不同的时代要不断发生变化。我在以后的工作中就比较注意这个问题。
　　“文革”中我们中国青年报停刊了。“文革”以后，1978年中国青年报复刊，让我专门报道科技。当时我想写一个人。写谁呢？科技界这么多人写谁好？我当时就选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数学家张广厚。他现在已经病逝了。为什么选择他？因为我了解到当时的思潮是这样，有一批老青年觉得文革时没上好学，四人帮耽误了我们的青春，现在努力已经晚了。另外一些较年轻的青年人感到有奔头了，都想成材，但是成材要走一条什么路？张广厚的经历正好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
　　张广厚是一个矿工的儿子，上小学时由于家庭经济困难，经常出去捡煤核，没念好书，解放后去考中学，数学考不及格，没有录取。他没灰心，又非常勤奋地学，天不亮就去补习班。后来考上唐山中学，很快成为唐山中学的数学尖子，接着，又考到北大。北大数学系非常有名，你那个唐山中学的尖子算什么，北大全是尖子，头一次数学测验得了两分，五分制，两分又是不及格。他还是不灰心，又非常勤奋地学，除了老师讲的搞清楚外，当时有本很著名的习题集，他就一题一题挨着做，一直做了三千题，一下子又成了北大的尖子，毕业以后他跟杨乐到了数学研究所，后来在函数值分布论上做出了具有国际水平的成果。张广厚从一个数学不及格的人到做出具有国际影响的成就，他走的是一条勤奋成材的道路。这篇通讯登出来以后在青年人里头产生很大反响，很多青年把这个报纸放在枕头底下，家长也喜欢，青年从中找到了成材之路，张广厚数学不及格也能做出成就，他们现在努力也不晚。不久，中国青年报社拿这篇文章参加了墨西哥国际征文比赛，获得金质奖章，后来同事们开玩笑叫我金牌记者。从这个事情上看，你写的东西必须是时代的热点，对时代有影响的，这个时代才会欢迎你。
　　那段时间我连续写了好几个青年科学家，包括杨乐、史丰收、温元凯等等。写杨乐，从小就非常有理想，他想，数学定理怎么都是外国人发明的、用洋人的名字命名的？难道中国人就不能创立定理？通讯写他怎样把理想变成了现实，题为《把五星红旗插上科学之巅》。温元凯当时是中国科技大学的老师。他三十几岁评为教授，题目叫《高于一切的追求》，他把科学当成高于一切的追求。当时青年都希望成材，这批人给青年指出了一条勤奋成材的道路。
　　新闻价值的判断非常重要。有的人就问，到底怎么判断？有的人这么说：中央一级的事就登头条，省一级的就下一条，市一级的就再下一条，乡镇一级就再小一点。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我认为不是根据人物的大小来判断。我的稿子里很多都是非常小的人物。我在科技日报的时候，有一次报道一个全国颁奖大会，他们给了我很多获奖者的材料，其中有专家、有教授，我却选了一个非常小的人物叫杨建秋。他不是什么科学家，而是个高考落榜生。我写了一万字，科技日报用头版一个整版刊登。
　　杨建秋高考落榜以后，买了很多科技书籍学习给果树剪枝。他是太行山地区的人。他的家乡非常落后，果树长年不剪枝。他学习技艺后，首先把自己家里的柿子树剪了一遍。邻居惊叫道：“快来看哪，建秋把树剪成和尚头了。”他爹气得痛打他一顿，把他的科技书都扔到灶坑里烧了。秋天，他家的树挂满了柿子。他爹乐极了，把卖柿子的钱给了他一小半，说：“建秋，爹对不起你，错怪你了。这些钱拿去买书，好好学，把咱家搞好了，给你娶个媳妇。”
　　后来，邻居都来请他剪枝，他们村富起来了，县富起来了。他又到最穷的县去剪，这个县当年就改变了面貌。他刚来这个县时，他问老乡，你们这儿为什么这么穷？老乡说，我们财神没供好。富了后老乡说，上级以后就甭给我们派这派那，就给我们派两个像建秋这样搞星火技术的来，他就是财神！所以这篇稿子叫《星火财神》。稿子见报后，《人民日报》转载了半个版。后又选入高中语文参考教材，不久，杨建秋被评为“全国十大杰出青年”。
　　我当时是怎么判断它的新闻价值的？我听过宋健同志的一个报告，其中说有一道严峻的算题，分母就是八亿农民。农民穷的问题不解决，国家搞得再好，这么大分母一拉就下来了。要让农民富起来不能靠钱三强钱学森这样的大科学家下去。靠谁呢，就靠像星火财神这样的知识青年，高中生，懂一点文化，到农民里去推广科学技术。有这样一支大军，农村就能依靠科技较快改变穷面貌。
　　我这篇通讯登了以后，河北的省委书记就非常生气说，咱们河北的人，河北怎么没有宣传？你们把科技日报登的文章统统给我转载。其实，河北已经登过了，但是这些人并没有弄清他的价值到底在哪里。有的登五百字，有的登八百字，写什么呢？写柿子丰收了，我还苹果丰收了橘子丰收了呢。他们没有提高到这么一个高度——科学技术能够魔术般的使穷汉变成富翁。所以我说新闻价值的判断不是以人物的大小来判定的。一个高考落榜生，比教授比院士能力小，但是他对人们的启迪意义却更大。
　　从张广厚、杨建秋报道的事例可以看出，判断新闻价值的标准是时代。时代对你报道的人和事是否关心，是否是时代的热点，能否回答时代的提问，对解决时代困惑的推动作用有多大……
二、打开人物心灵的宝库
　　①采访是记者成败的关键
　　因为新闻必须真实，不能像作家那样创作，所以记者写到的所有的东西，都必须通过采访得到。包括思想观点、材料，每个细节对话语言，等等。有的记者把精力放在写稿上，采访就两个钟头或打个电话，我是不信这个的，我觉得这不是有才华，恰恰是十分肤浅的。有的记者采访时没下功夫，写稿时发现要写的东西还缺很多，那怎么办呢？思想不够“高”他就把人物的思想按他的思想来拔高，细节没有，自己就瞎编，这样很不好，严重影响新闻真实性。我写的人物细节非常生动，有的同志不相信，以为我是编的，我就拿采访本给他们看，每句的对话上面都有记录，不清楚的地方后面补充的都有。只要你写到的采访中都要问清楚，包括天气。你弄一点假的，别人会认为你全篇都是假的，你要写得细，你就要问得细，采访得细。我觉得有些非常好的东西是你编也编不出来的，那一个个客观存在的、一个活生生的人物，比你想象的还要丰富多彩。所以，我认为是七分采访，三分写作，采访的过程，就是写作的过程。一个有经验的记者，在采访的过程中，就同时做了提炼思想、筛选材料、构思，甚至那个例子用在哪儿都设计好了。如果采访结束了你还不知道写什么怎么写，你的采访肯定是失败的。我在采访的时候，就知道这个情节我大致应该放在哪里，还有哪些应该问清楚。当记者时间短的同志，一下子做不到这样，那你采访回来就要整理笔记，知道自己进一步采访还需要什么。这样才能一步比一步采访更深入，更有成效。
　　我当记者这么多年，自己深深体会到，你这个报道搞得好搞得坏，采访是关键。我在中国青年报时，常常碰到一个重点人物几家报纸都在那里写，我要比所有报纸都写得好写得快。凭什么？我觉得我采访的本事比他们大，有些精彩的东西，我就能采访来他就采访不来。
　　我采访张海迪时，通讯中有个细节，写到海迪和村里的一个小孩发现一只小燕子腿瘸了。海迪的心猛一沉：小燕子也失去了腿啊！她给小燕子的伤腿搽上红药水，包扎好，后来，燕子腿好了，她把燕子捧在手心里，到院子里张开手说，飞吧，燕子，飞吧！小燕子展开双翅，飞向蓝天。我用这个细节，反映海迪的内心世界，一些人读了感到很好。一位山东记者说，为什么我就不知道这些，那就是你的问题，她跟你谈不出来，跟我谈时就很自然地谈出了这个细节。这就是记者的本事。
　　长期的记者工作教育我认识到，采访是报道成败的关键，也是记者成败的关键。
　　下面我谈谈采访中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1.采访前的准备，主动采访与被动采访
　　我看过一些记者的采访笔记本，他们大都没有做采访前的准备工作。某月某日，和某某人谈话，下面就是采访对象的谈话记录。谈话结束了，采访也就结束了。由于事前没有准备，他说什么，你记什么；他没谈及的，你也不知道。这样的采访就是被动的采访。
　　我每次采访前，必须做充分的准备。有文字材料的，我一定尽可能找到所有的资料；没有文字材料的，也要先找了解他的情况的人，做一些调查。这样，对这个采访对象，就有了初步的了解。根据这些材料，我先反复思考，提出问题。和采访对象面谈时，他谈到的事，我已不是那样陌生，使他感到我和他熟悉，亲近，愿意和我谈。他没谈到而找需要了解的问题，由于事前有准备，我可以向他提出，引导采访步步深入。这样的采访就是主动的采访。
　　刚到科技日报时，正赶上茅以升九十寿辰。我想去采访。头一天，我跟别人一起先去看看这位九十岁的老人还能不能接受采访。没想到茅以升精神非常好，他的秘书说你明天就来，只能谈一个半小时，谈多了，他九十岁了，身体吃不消，会发烧。明天怎么采访？晚上，我认真看了有关他的资料，准备采访中要提的问题，哪些问题可以通过资料解决，哪些一定要采访他本人。第二天，一个半小时的采访时间，由于事前准备得好，收获较大。后来，我又找他的秘书、女儿采访。稿子写成后，我送给茅老看，我刚念了题目——《人生当架几座桥》，茅老就说好好好，连说三个好。他是桥梁专家，我想可能是这个题目概括了他一生的追求吧。
　　2.主动采访不等于主观采访
　　我们有的记者是主动采访了，但是太主观。他自己有一套，总想把采访对象引入他的套套里。人家刚谈的起劲，他就打断人家，咱们别扯远了，还是这么这么谈，几下子那人的情绪就没了。有些农民好不容易见到一个记者，刚打开话匣子，被你一弄，没情绪了。这样做，不仅影响采访对象的情绪，他肚子里还有什么好东西你也不知道。记者要养成善听的习惯，善听的作风。我曾和一些记者一起去采访，我发现有些记者，比采访对象说的还多。你应该很认真的听人家讲话，认真思考，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弄清，哪些要继续深挖的。
　　3.亲眼看，亲耳听，亲身感受
　　采访中，只要能到现场的，我都尽可能到现场，亲眼看，亲耳听，亲身感觉。这首先能对新闻事实作亲自调查、核实，同时，能体验到一些你独特的感受，这是文字材料和间接采访不可能得到的宝贵材料，它对写人物通讯尤为宝贵。五、六十年代，我经常深入到基层采访，上深山、下矿井，爬山涉水，骑骡子，狼在窗下嚎叫……正是这些艰苦的采访生活，锻炼了我的记者素质，使我了解中国社会，培养起联系群众的平易作风，同时，也从中获取了许多生动的写作材料，写成一篇篇好的稿件。
　　1981年4月，我采写了一篇通讯《曹雁的追求》。在我采访前，几家报纸都刊登过介绍曹雁的报道，都是写曹雁是一个双腿残废的待业于年，她每天坚持拄着双拐到北京图书馆去看书自学。她的精神感动了电车司机，北京图书馆门口没有站，司机为她临时停车。报道只有几百字，标题和内容大都是“临时停车”。
　　我第一眼看见曹雁时，只见她是那么矮小，那么艰难，两手拄着拐一步一甩地挪动着，两只手因为拄拐被冻得满是血口，肿得像两个小馒头，我马上感到很心疼，急切地上去接过她身上的挂包，扶她走出阅览室。我和她谈了许多我所采访的残疾人的先进事迹，想鼓励她，帮助她。她感到我的关心和鼓励，很快消除了对记者的陌生和拘谨，把我当亲人一样讲述了很多知心话。我这才知道她是一个没有母亲的孩子，生活很困难，但却想尽办法要为社会做点事，不仅在图书馆自学，而且在一个小学当义务辅导员，为孩子们做了许多感人的事。由于我和她的心贴近了，一天，她告诉我：“郭阿姨，今天是元宵节，我要去给学生小赵家包包子，你去吗？”小赵是一个孤儿，家里只有一个17岁的哥哥和两个小妹妹，小的才8岁。我感到是一次很好的采访机会，便约好了下午六点在车站集合。不巧，下午下起了鹅毛大雪，地上滑得像溜冰场一样。我想，我走路都困难，曹雁柱着拐还能去吗？我来到车站，曹雁果然站在那儿等我，拄着双拐，身上披着一层雪花。我被深深地打动了。“还去吗？”我问。“去呀！”她毫不犹豫地对我说。“你摸，我从图书馆来，已经摔了6跤，棉裤都湿了。不要紧，你只要拉着我的衣服领子。”我们俩像走钢丝一样，艰难地朝前走。过马路时，她两只拐朝两边一滑，“哎呀”她惊叫着，来回的汽车都煞住了。好险！若不是一个过路人抢上来扶住，我们都要摔倒了。我们来到这个学生家，孩子们贴在窗玻璃上盼了多时了。这个没有大人的家可真惨呀，房里摆设乱七八糟，要盐没盐，要油没油。曹雁像大姐姐一样，帮孩子们收拾屋子，补衣服，拄着双拐剁馅，我也帮着擀皮，一直忙到晚上9点多，这顿包子才算吃到嘴。孩子们边吃边赞：“哎呀，真香！真香！我最喜欢吃包子了。打我妈死后，就再没吃过包子了。”8岁的小妹妹搂着曹雁的脖子撒娇地说：“曹老师，以后你天天来啊……”后来，我把这些亲眼得见、亲身参加的材料都写在稿子里。稿子登出后，许多人被感动得流泪，给曹雁寄来书、寄来钱，有的要和她搞对象，曹雁成了全国著名的人物，中央领导同志几次接见她，邓颖超同志说：“曹雁，你真不简单啦！”
　　这件事也深深教育了我，如果我不是关心她，而是一见面就翻开笔记本，请她谈谈自己的事，也只能像别的报纸一样，停留在“临时停车”这个主题之内，根本就不会知道她是一个小学的义务辅导员。如果我不是亲自和她一起去小赵家，对她的品德的了解，也不可能有那样深切，写出来的稿件也不可能那样生动、细致、感人。
　　稿件登出后，我又向各方面写信，反映曹雁的情况，帮助曹雁入了团；费了许多周折，帮助她找到了工作。我们成了好朋友。她几乎每周都要到我家来，把她碰到的高兴的事和难题告诉我。我爱人一出差，她就来和我住，在被窝里搂着我说：“郭阿姨，我没有妈妈，你就是我的妈妈……”她父亲也到我家说：“我这个女儿就交给你了。”曹雁找对象，她爸爸让我给她做主。她结婚，也先把爱人带到我家，我为他们庆祝一番。曹雁说：“别的记者写完稿子，联系就该结束了。我的稿子已经登了几年了，咱们怎么还这么好呢？”二十多年过去了，曹雁现在当了一个民办学校的校长，女儿已上了大学，我们还是好朋友。过年过节，她必定来看我。
　　我感到，一个记者不仅要和采访对象交朋友，而且要关心你所采访的先进人物，要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稿子登出之日，不应成为友谊结束之时。我的采访对象，都是我的好朋友。不仅是我采访过的人，有些我没采访过的青年朋友，他们也常到我家找我。在中国青年报工作时，我的桌子上常常堆满了青年朋友的来信。他们有的亲切地叫我“妈妈”，有的求我救救他，把我当成他们的亲人和知心朋友，向我谈他们工作、学习、婚姻恋爱上遇到的问题，请我帮助他们解决因难。他们给了我许多新信息，帮助我这个当时50岁的人了解青年的思想感情，使我从他们身上摸到时代脉搏的跳动。他们是我的朋友，更是我的老师。
　　4.观察是采访的重要组成部分
　　采访不仅是口问笔录。采访时应调动你的全部器官，像雷达一样去获取信息。
　　观察不仅是用眼睛去观，更要用脑子去察。你如果没用脑子去“察”，就不能“察”到你需要的信息，就视而不见。我有时和另外一个记者一起去采访，我稿子里写到的东西，她说，我怎么没看见呢？其实，我俩在村子里一会儿也没离开过。这就说明，你不认识的东西，从你眼前过你也看不见，抓不住。
　　观察贯穿于采访的全过程，无论在和采访对象面对面谈话时，还是谈话完毕休息时，或是离开采访对象自己活动时，都要注意观察，时时当有心人。1979年我在采访数学家张广厚时，中午准备吃饭，我收拾好采访本，在房间里随便转转，无意中发现床上有一篇论文，随手拿过来翻翻。“是你写的？”我问。我惊讶地发现字迹是那样工整。由此采访出了一段关于他严谨治学的精彩细节。
　　当研究生后，张广厚写出了第一篇论文，他是多么兴奋啊，赶快把学习成果送到熊庆来老师那里。没想到，老师看了几百字便退回来，说：“拿回去再修改修改。”张广厚拿回来，赶忙修改，抄写了又送去，熊老又退回来。还是那句话：“拿回去再修改修改。”张广厚又赶紧抄好送去。熊老又退回来。一连退回三次，引起了张广厚深思：这是为什么呢？张广厚善于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他反反复复地责问自己，检查自己，体会老师无言的教导。“啊！我急于取得成果，书写不够工整，文字也不是字酌句斟。这样做学问，是要不得的。”
　　张广厚踏下心来，对自己的论文句句斟酌推敲，抄写时一丝不苟，工工整整。这次送到熊老师那里，再没被退回来。从那次以后，张广厚养成了一丝不苟的作风。
　　我在张广厚的桌上，看到他准备发表的一篇论文，惊得我失声地叫了起来。这哪里是用笔写的，简直像用铅字刻印的一样，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字字如此，篇篇一样，连删节号的几个圆点，都点得那么圆圆的，每处都是一样，一点不多，一点不少。我问：“一篇论文，光从文字上抄写修改，需要几遍？”他回答说：“三遍左右。”我不禁肃然了！我原来以为，数学家们只是在演算时才严格得一丝不差，没想到，他们在抄写论文时，也是这样一丝不苟。可以想见，张广厚写他那五万多字的论文时，从演算到抄写，要花费多少心血啊！
　　数学研究所的同志都向我介绍说：张广厚是一个非常踏实的人。是啊！他的踏实精神，是溶化到他的每一篇论文、每一题演算、每一个字、每一笔一划上的啊！
　　5.多侧面采访
　　采访中，记者如果仅仅找采访对象谈，写出的稿子常常失于片面、单调。因为任何事物都是立体的，只有从不同的角度多侧面地去看它，写出的人物才会丰满。我采访张广厚时，除了找他本人谈了多次以外，找了和他共同搞研究的杨乐同志采访，又找他北大的老师庄忻泰、他研究所的老研究员陆启铿等，还找了年轻的研究员，找他的爱人、孩子……和他们共同研究张广厚的特点，能够做出成果的原因。他们帮助我分析认识张广厚，给我提供了许多精彩的细节。这里就不详细讲了。
　　6.必须找到关键人
　　采访中有时虽然找了许多人，但没找关键人，采访成效也不大。一些事件和人物，常常是有些关键人最了解情况，如果没找到关键人，你找的人再多，也得不到最好的采访素材。
　　1982年我采写的《社会主义乳汁》一稿，曾经在中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这是写中学生刘玲患骨癌后，不顾自己的病痛，努力学习，关心病友、热爱生活的故事。人物非常平凡，但一桩桩细小的事十分感人。这就反映出记者采访的功力。我在这次采访中，就注意了找关键人。我到刘玲的学校，看了很多文字材料，学校找了许多同学开座谈会，同学们提供了很多生动的情节。如果用这些材料也足够写一段反映同学之间的友爱的故事了。但是，那天刘玲的好朋友曹军没到场。我想，好朋友一定了解精彩的材料，于是费了很大劲找到了曹军的地址，冒着严寒骑车到她家专门访问了她，果然，她给我谈了非常感人的细节。有了她谈的这个典型细节，那十几位同学提供的材料我都不用了。这一段——
　　刘玲截肢了。她失去了一条腿，永远只有一条腿了！
　　那天：曹军同学来到病房。她是刘玲的好朋友。
　　“刘玲，你瞧，我给你带来了什么？”曹军兴奋地拿出两顶白色的太阳帽。“你一顶，我一顶。”
　　这白色的太阳帽，勾起了刘玲对生活的强烈向往。记得那年暑假，刘玲和曹军一起到北海公园去划船。刘玲梳着可爱的“娃娃头”，坐在船头上，微风吹动着她的头发。曹军抓住这一刹那，给她拍了一张动人的照片。后来，刘玲戴上白色的太阳帽，曹军刚拿起照相机要给她照，一阵风刮来，吹掉了她的太阳帽。看着白色太阳帽渐渐沉入水底，两个孩子扫兴地回家了。刘玲接过曹军手中的太阳帽，高兴地戴上了。她微笑着，充满幻想地搂着曹军的脖子说：
　　“曹军，等我安上假肢，练好走路，咱们俩一定去玩儿。”曹军看着刘玲那截去的残腿，只见裤管已经卷起来扎住了，禁不住一阵心酸，赶紧又强忍住泪水笑着说：“一定去，一定去。我们不光上北海，还要上颐和园，上八达岭爬长城，上好多好多好玩的地方去。”
　　刘玲沉浸在幻想中，天真地说：“我们俩都戴上太阳帽，那时候，我会把帽子系上一根带子，这样，帽子就再不会被风刮跑了。如果我们走散了，我就站在高的地方，你看见我的太阳帽，也就会找到我了。”
　　曹军也忘记了眼前的悲痛，天真地幻想起来：
　　“如果咱俩几十年没见面，约定在一个地方相会，可是谁也不认识谁了……”
　　刘玲抢上来说：“那时候，你看见一个戴白色太阳帽的老太婆，那就是我！
　　说着，俩天真的孩子抱在一起，高兴地笑了。她们笑得那样舒畅，那样甜美。这天真纯洁的友情，使刘玲忘记了痛苦，鼓起了对生活的无限向往。
　　刘玲临终时，同学中只有曹军见过她。我想，人到临终可能会有些感人的情节，所以，一定要找到曹军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果然，她谈出了感人的细节。见文——
　　“是曹军来了吗？”刘玲在昏迷中听见好友的声音。她慢慢睁开眼睛，断断续续地说：“曹军，你过来，让我再看看你……”
　　曹军走到刘玲床前，看见刘玲瘦得皮包骨头，脸色发青发黑，难过得流下了眼泪。她突然想起那天真活泼的小姑娘的形象：
　　那天，刘玲伸着手对她说：“曹军，你看，我准能活七十多岁。”曹军也高兴地伸出手说：“你看，我也能活七十多岁……”
　　可是，现在你才十五岁啊！刘玲，你真是要离开我们了吗？刘玲两眼直勾勾的，好像在看，又好像没看见。曹军只感到心里实在堵得慌，她真想喊：“刘玲，你看见我了吗？刘玲……”可是，刘玲又闭上眼睛，昏迷过去了。
　　“曹军走了吗？妈妈。”刘玲刚醒过来就问。“曹军这次来，我们都没能出去玩玩。”刘玲遗憾地说。她多么想戴上那白色的太阳帽，和曹军一起再上北海、上长城去玩玩，踏遍祖国的山山水水。她多么留恋这纯真的友谊，多么向往那美好的生活啊！
　　这些感人的细节，必须曹军这样的关键人才能谈出来。这种十几岁的少女的真纯的友情，是别人想象不出来的。我当时已是年近五十的人了，想编也编不出的。
　　另一个关键人是刘玲的母亲。她母亲给我提供了许多感人的细节。
　　比如刘玲病到最后，必须打吗啡止疼，眼睛也看不见了……最后，她呼唤着：“妈妈，抱……抱……我吧！”母亲紧紧地抱着孩子，热泪簌簌地滴在孩子的面颊上……
　　妈妈，好妈妈，你的乳汁哺育我长大成人，让我再吸一口你的乳汁，再吸最后一口……
　　刘玲离去了。她是睁大着眼睛离去的！她舍不得离开父母，舍不得离开老师，舍不得离开同学，舍不得离开这个温暖的大家庭！你们给了我多少温暖，多少力量啊，是你们的乳汁哺育我成长，让我再看看你们吧……”
　　“妈妈，抱抱我”，这是一句极为普通的话，可是在这个环境下，这句话就具有极为感人的力量。一位新闻系的实习生告诉我，十多年了，我还深深地记住这个情节，记住这句话。像这样的情节，如果不是她母亲这样的关键人，别人是谈不出来的。
　　这篇稿子登出后，许多学校的老师、同学、家长来信，讲他们读了如何感动，有的全班一边朗读，大家一边流泪，有的全家人围着边读边哭……有读者来信说，“记者郭梅尼有一颗扑扑跳动的童心，笔端饱蘸感情，语言带有儿童特点……”其实，当时我已快五十岁了。这颗童心都是采访对象给我的。
　　7.筛选、深化、完善
　　采访中可能得到一大堆材料，如果不会边采访边筛选、边深化、完善，到写作时，就感到有用的东西很少。
　　采访中，必须边采访边筛选，选出自己需要的，提出进一步需要深入采访的问题，将你需要重点写的问题和事例进一步采访完善。比如，反映这个思想的有三四个同类的事例，你选择最典型、最生动感人的，把其它的都不要。对留下的这一个，好好地采访完善，以一当十。像前面我举的刘玲的例子，座谈会上同学们谈的十几件事都不要了，就选择曹军这一个例子，然后细致地采访好。写这一个例子比那十几个更感人，效果更好。
　　这是采访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和程序，希望同志们能注意。
　　②打开人物心灵的宝库
　　我感到，记者和采访对象之间往往有一堵墙。特别是一些很少接触记者的普通群众，谁能见一面就和你谈心里话，向你打开心扉呢？这就要求记者掌握一把能够打开人物心灵宝库的金钥匙。
　　我体会，采访绝不是你说我记，我问你答的工作关系。采访是记者和采访对象之间思想的交流，感情的交流。记者的思想有多少深度，采访才能达到多少深度，记者有多少激情，稿子写出来就有多少激情。一个思想肤浅的记者，是采访不出有深度的稿子的；一个冷冰冰的记者，是不可能写出充满激情的、打动人心的文章的。
　　1981年我采访《烧不毁的美》时，开始，主人翁徐效钢像对待所有的记者一样，把自己怎样救火、怎样烧伤，特别是烧伤了面容，后来怎样和伤残斗争并做出了成绩向我们讲了一遍。如果采访仅仅停留在这一步，即使采访得很细致，也只是一些和伤残作斗争的过程，没有深入人的心灵。我又从各种渠道寻求打开人物心灵宝库的钥匙。我找他所在单位所有的人谈了一遍，了解了很多情况和线索，同时，经常去找他“闲聊”，和他一起生活了几天，看到他顽强地用伤残的手整理图书(当时他是庐山图书馆管理员)，打字，替同志们修收音机。一天晚上，我发现他一人静静地在画一张英俊的解放军的照片，虽然动作是那样艰难，却是全神贯注，充满感情。原来，这照片就是他烧伤前的真面目。在这些接触和观察中，我渐渐地窥视到他心灵深处的光亮点。
　　有一次，我们谈到对幸福和不幸的看法，他谈起一家报纸上报道一个因公负伤截去了双腿的英雄，说他感到很幸福。小徐说：“这是不够真实的。说老实话，像我们这样的人，活着比死了还要难！”听到这儿，我的心不由得一颤，这句话里，饱含了多少委曲、辛酸和痛苦啊！有些不了解他的人，看见他烧伤的脸，歧视他；有的人从他身边走过，就嚷嚷，“哎呀，丑死了”，“吓死我了”！坐车不愿坐在他旁边，吃饭不愿和他一桌吃。他的确是“活着比死了还要难。”但他却活得很乐观，做出了很好的成绩。这是为什么呢？他谈道：“说老实话，想走绝路是很简单的。但是，一个人来到世界上，对家庭，对社会是有义务的。如果一遇不幸就轻生，自己对家庭、对社会、对党的义务由谁来承担呢？如果那样，未免太自私了吧！”这番话，仿佛拉开了他心灵深处的帷幕，使我们看到一颗突突跳动着的红心。许多人读了，感到特别真实、深刻。这说明，人物的内心世界不是轻而易举能够挖掘到的，只有记者和他进行思想交流、感情交流，用你深刻的思想去启动他发出闪光的思想；用你真挚的感情，去挖掘他内心深处的真情。
　　采访张海迪时，我把徐效钢上面那段话和她谈了，张海迪听了非常震惊，这些话引起了她更深的思考。她这个高位截瘫的病人，也是像徐效钢一样，“活着比死了还要难”。
　　从山东出发到北京来参加表彰会那天，上面包车前，她要去小便，我一定要陪她去。正是在这个特定的环境中，她和我谈起一些截瘫病人写信问她为什么能去上班，是怎样解决大小便失禁问题的。她说：“其实，我和他一样难！每天上班前，我都要使劲用手挤压膀胱，把尿排掉。有两次把膀胱挤破了，排出的不是尿，是血……”到北京后，我马上领了一位中医去给她检查身体。当帮她推车的姑娘替她脱下衣服，我的心蓦地一下紧缩了：这还能叫脊柱吗？！已经完全弯曲变形了，怎么能支撑身体呢！脊柱两侧，一条条长长的刀伤疤痕，那是她动4次大手术留下的。医生拿出银针扎着她的皮肤，检查她的知觉。从脚一直往上扎，扎过腹部，扎过心窝她都毫无感觉。真可怕呀！我在一旁屏住呼吸等待她肯定的回答，直扎到胸二椎的部位，她才说“有了”。我这才深深懂得了：这就是“三分之二以上的躯体失去了知觉。走出门后，医生长叹一声，对我说：“这是我所见到的瘫痪病人中最严重的。她完全靠精神支撑着。”
　　我和海迪的感情在这些活动中交流着，她感到我对她的关心和理解，我们的心更近了。一天晚上她对我说：“郭阿姨，说老实话，像我这样一个人，躺着吃，躺着喝，没有任何人会谴责我。可是，那样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她想要为社会做点事，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我们互相间思想的交流，感情的交流，引起她和我谈了许多想法，许多精彩的细节，使我写的通讯能够比较深刻、感人。
　　这些经历使我认识到，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座宝库，都有一肚子心里话希望向人倾诉。但是，一定要选择能够理解他，使他信任的人。一个好记者，就是要尽快地推倒记者与采访对象之间的那堵墙，使自己的心和采访对象贴近，掌握打开人物心灵宝库的金钥匙。
三、写人物的核心在于写神
　　1、 写人物写什么？
　　——不是罗列好事，而是写神。
　　写人物写什么？从报刊上发表的人物通讯看，大都是写这个人物的成绩、壮举、做的好事；写这个人物的故事，他做出成绩的过程。我认为，我们首先要在观念上明确，写先进人物不是罗列他做的好事，核心是写神。
　　一些记者在写先进人物时，常常以为，好事写得越多人物越先进。我数过一位记者的来稿，列举了39件这个人物的好事，结果，读后并不感到人物怎么好，好事一件也没记住，稿子也没刊登。
　　我认为，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好事不在多，有神则灵。我写人物，不去罗列人物的好事，而是着力刻画他能够做出好事的精神风貌，产生好事的源泉，也就是他的神。
　　比如，我写科学家，不着重于写他做出科研成果的技术过程，而着力刻画他先进的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方法。以及他的人生追求、人生道路、人生哲理，去写产生这些好事的源泉。
　　比如我写桥梁专家茅以升——《人生当架几座桥》，并不是写他修桥的过程，而是通过三座桥(即三个小标题：架起知识的大桥、架起奋斗的大桥、他就是一座雄伟的大桥)，写茅老“愿以我生化作桥”“人生当架几座桥”的人生追求、人生哲理、人生道路。所以，当我写好稿件送茅老审阅时，他刚一听“人生当架几座桥”这个标题，就连说了三个好！好！好！可能，因为他感到文章抓住了他一生的追求，也就是写出了他的神吧。
　　我的文章一开头是这样写的——朋友，你架过桥吗，在你的一生中准备架几座桥，著名的桥梁专家茅以升一生架过许多桥，有物质的桥，有精神的桥，他就是一座雄伟的大桥。
　　对于桥，茅老有深刻的理解。他不仅停留在架物质的桥上，他把教好学生，搞外交，给朋友办事等，都看成是架桥。我今天到这儿讲课，我也在架一座桥。希望用我做记者的经验教训，帮助大家成为一个优秀的记者。
　　又比如关于张海迪的报道，各报刊登了很多，一些报道罗列了许多张海迪为群众治病的好事。我写的长篇通讯《生命的支柱》，没有罗列她干的好事，而是着力刻画这个三分之二躯体失去知觉的残疾姑娘，靠什么支撑着自己的生命。
　　关于她在农村为群众治病的事，我没有罗列她治好了张三、李四的病的先进事迹，而是生动细致地写她和小孟方的友情，后来小孟方得了病，由于农村医疗条件太差，她亲眼看见这个可爱的孩子死去。她就奋然学医，为群众治病。在一万多字的篇幅里，我仅展开写了她为耿大爷治好瘫痪的腿这一件事。写这件事也不是仅停留在她做的成绩上，而是写她通过这件事，懂得了“给别人带来幸福，就是自己最大的幸福”。用这些典型事例，写张海迪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她怎样懂得了自己虽然残疾了，但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2、怎样表现人物的神
　　——真实可信。先进人物是人，不是神。
　　有的记者也知道写人物要写他们的思想风貌。但是，他们误以为那些高调的政治语言、空洞的政治口号就是“思想高”，就是神。所以，常常写出来的人物让读者感到不真实，不可亲，不可信。
　　我在采访张海迪之前，就曾经听人传说她自杀过。正式采访她时，我赶到山东聊城她的家，她出去做报告了，晚上回来很累，没正式谈，我只听了听她作报告的四盘录音带。整个报告让我最震撼、最感动的，是她谈自己自杀那一段。我想，可是她自己在报告中都公开讲了，而且非常感人，为什么过去报道张海迪的文章中从来没人提到呢？过去，人们认为自杀是不光彩的事，共产党员自杀，就会被指责为叛党。作为一个先进人物，怎么能有自杀的经历呢？！我认为，作为张海迪这样一个重残的姑娘，离开了她熟悉的尚楼村，新来到一个城市，一切都是生疏的，想上大学，因为重残不可能；找工作吧，学画不行，学音乐也不行，干什么都没人要，“那么多好胳膊好腿的人都还没工作哩，你一个残疾人还想……”“冷，彻骨的寒冷。海迪的心冻僵了！为了找工作，她遭冷遇，受歧视；为了找工作，她乞求，她呼吁。她的心在呐喊：人们啊，我虽然失去了双腿，但我并不比你们低一等……我不是为了饭碗，我要的是工作的权利，是为社会做贡献的机会啊！这撕心裂肺的痛苦，超过了任何一次大手术……”在这样的背景下，张海迪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
　　我认为，在现实生活中，人都是有优点也有缺点的。特别是青年人，常常是在不断克服缺点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我们写了先进人物的缺点，并不等于这个人物就不先进了，相反，如果处理得好，更能增加他真实可信的程度。像张海迪这样一个高位截瘫的病人，在四处找不到工作，想为人民做点事情都不能办到的情况下，产生自杀的想法和行为是很自然的，人们不会因此而谴责她。写了这段只能增加人物真实可信的程度，而不会有损先进人物的形象。同时，写张海迪战胜悲观情绪，认识到自己对社会的责任，坚定了自己的人生信念，这对广大青年，特别是从“文革”中走过来的，饱经挫折的80年代初的青年，更有针对性。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决定要写这一段经历。
　　稿子登出后，读者反映验证了我的判断。清华大学有一读者写信来说：“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读完了《生命的支柱》。……对我感触特别深的一点是，像张海迪这样80年代的雷锋式的战士，也曾动摇过，犹豫过，甚至竟走到了生命的边缘。它使我感到，张海迪同志的事迹可歌可泣，但，她也是人，也是我们中的一员，甚至她还有缺点，还动摇过……”
　　许多读者也像这位读者一样，他们来信和当面对我说，《生命的支柱》最使他们感动的，正是张海迪自杀这部分。这部分使人感到张海迪不像以前宣传的英雄人物那样高不可攀，使人感到不真实、不可信，不是现实生活中的活人。张海迪也有过挫折、动摇。她是一个真实的活人。可信、可亲、可学。
　　在写先进人物时，常常有一个误区，把先进人物写成脱离现实、高不可攀的机器人。我体会，先进人物和我们一样，是活生生的，现实中生活的人。他也有喜怒哀乐，也有七情六欲，有优点也有缺点。只有这样的先进人物，人们才会觉得他是真实的，可信的，才是可学的。先进人物是人而不是神。
　　“神”，不是靠空洞干巴的政治语言来表达的；“神”，是靠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事实来体现的
　　要写好人物的神，不是靠记者拔高人物的思想境界，用记者干巴的政治语言，或用人物空洞的政治高调来表现，而是靠记者深入采访，挖掘出有血有肉的事实来体现的。
　　比如，《社会主义的乳汁》这篇通讯。社会主义优越性是最容易写得政治化、枯燥干巴的。可是，在我这篇万余字的文章里，没有一句社会主义如何优越的政治语言，而是用一些同学间、病友间、亲人间的关爱、友情、亲情的感人故事，表达刘玲这个十几岁的姑娘，身患癌症还努力学习、关爱病友、热爱生活的感人精神。在读者中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这是记者硬加多少政治高调也不可能取得的效果(此文在关于采访的部分中已详谈)。
　　又比如，1998年我采写的通讯《基石》。这是写新疆农科院育种专家吴明珠的。吴明珠是袁隆平的同学，解放前就在西南农学院学习，毕业后分到中共中央农村部工作，她却坚决要求支援边疆。到新疆后，当过吐鲁番地区的专员，她辞了，要去种瓜。官啊，名啊，她统统不在乎，就是要去搞科研。后来在新疆农科院专门从事瓜的育种工作，受的苦就太多啦。她心里啥也没有，就是有瓜。她会跟瓜说话。她六十八岁了，丈夫病逝，儿女远离，一个人孤寂地待在新疆研究瓜。她收集整理、提纯新疆优秀的农家甜瓜品种，培育出二十多个新品种，被誉为新疆甜瓜品种的创始人和奠基人。
　　我在乌鲁木齐农科院采访了两天，又跟随她一起到吐鲁番她的实验基地采访了十多天，还跟她一起在瓜地里劳动，采访，观察，体验。那是在授粉季节，她趴在地上授粉，一株一株给花授粉，一个个填写着记录。她的蹲功非常棒，我跟着蹲了一会儿就受不了。她一直蹲着，从早上七点多就去，晚上十点多才回家。吐鲁番是有名的火焰山，那些年轻人都中暑了，她就能行，练出来的。
　　她天天忙着在瓜地里授粉，根本顾不上和我谈。我找她在吐鲁番的同事朋友都谈遍了，大约十多个人，一直到她授完粉了，才来和我聊。谈了几天，最令我感动的，是她和她爱人的一段事。他爱人叫杨其祐，是五十年代的研究生，研究小麦的，在学校时跟袁隆平睡上下铺。他英文好，俄文也好，知识很丰富，老乡就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洋博士。他在新疆做出了很多的贡献也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包括生命。我写的这个稿子取了《基石》这个标题。她和她的丈夫，是我们共和国的基石。
　　我把小样寄给新疆农科所，他们觉得写吴明珠的成就不够，写了那么多她丈夫的事情，没有必要。我坚持。我认为，从她和她丈夫身上，反映出这一代人对共和国做出的贡献和牺牲，他们是共和国的基石。同时，吴明珠能做出这样的成绩，没有他丈夫的支持是不可能的；为了事业吴明珠牺牲了很多很多，最大的牺牲是失去了自己的丈夫。后来吴明珠在电话里也要我坚持自己的意见。稿子出来以后，影响很好。宋健同志读后给我的一封信是这么写的：“细读《基石》，我也流下了眼泪。吴明珠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位女杰。她的追求她的成就她的奉献和品德，是我们时代的骄傲，是我们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她应该得到中国科技界的崇敬，得到人民的热爱。我们共和国正是由吴明珠和杨其祐这样的基石铺垫起来的。这个话很贴切，我想再加一句：共和国能有今天的成就，人民生活能有今天，是吴明珠和杨其祐这样的科技工作者用他们的智慧、汗水、生命创造出来的，有机会请你转达我们对她衷心的敬意和问候。”宋健又把它批给工程院几个副院长看，批示说，请大家认真读一下，我们要面对的一批工程技术员，就是像吴明珠这样的。后来，吴明珠当选“工程技术人员十杰”，去人民大会堂作报告，她一边讲，上面下面的人都感动得流泪了。
　　此前，新疆农科院曾为吴明珠三次申请评院士，都没评上。实际上，她非常有成就，干得好，但她这种人跟袁隆平一样，没时间写论文，整天在地里育种。宋健同志知道吴明珠当选院士后，他先叫秘书给我打电话，又亲自写信。信上说：“你为吴明珠同志事迹传播倾注了心血。《瓜之甘甜苦中来》一文(郭为吴明珠写的发言稿)生动活泼，浸透了爱心。若世上有乐为人梯者，郭梅尼当为第一人。经十月二十日选举，吴明珠正式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向你致以衷心的感谢，并向她转致祝贺。”在我报道吴明珠之前，整个新疆地区没有一个院士。吴明珠被评上院士，是新疆零的突破。
　　在这篇一万多字的通讯里，我用许多生动感人的细节，刻划吴明珠和她丈夫杨其祐这两个在戈壁滩上奋战了几十年的知识分子，为建设边疆贡献了智慧、汗水、心血甚至生命。通讯中不仅写了他们的事业，也写了他们的恋爱婚姻，他们的夫妻生活，他们的内心世界。
　　杨其祐是五十年代的研究生，当时可谓是凤毛麟角的珍贵人才。他却来到新疆鄯善县农机站这个“小庙”工作。他知识非常丰富，英文俄文都好，被群众称为杨“博士”。
　　文中写道他们的婚姻：
　　谈起他们的结婚典礼，更是充满情趣：
　　“1958年春节，杨其祐从乌鲁木齐坐车来到鄯善县，我在县政府向同时借了间房，就结婚了。当时什么也没有，窗帘、桌布都是借的，我们只买了50块钱的糖。晚上，我们同事老王站在十字路口上喊：‘吴明珠今天晚上结婚，请你们去吃糖……快去吧。吴明珠今儿晚上结婚了，在县政府……’县委的人都来了，又唱又闹……”回忆起这段往事，吴明珠变得那样年轻，就像当年那个梳着两条大辫子的姑娘一样。
　　“老杨拉二胡了吗？”我们问。
　　“你们怎么知道他会拉二胡？”她更加高兴了。
　　“人们都说，你们俩总是他拉二胡你唱歌，一个拉得好，一个唱得好。”
　　“是的。在学校时，我们就是这样，我们俩还下象棋。他下得好，我下不赢就耍赖皮……”说着，她笑了，笑得那样调皮，那样天真。
　　“结婚那天晚上，他唱了一首歌，我唱了一首歌。他唱的是‘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我唱的是什么，我早已忘了。”那嘹亮而又富有韵味的歌声总是回绕在她的心间。她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啊！
　　“第三天，我要下乡。他带上一包糖，便回乌鲁木齐去了。”这就是他们的结婚典礼，这就是他们的新婚生活。这就是他们抹不掉的记忆。这就是闪耀在那一代人身上的光辉。&&
　　通讯中描述了他们的夫妻生活：
　　杨博士没有什么财富，主要财产就是书。人们说，他的钱都买了书，没钱买书架，就用土坯垒书架。一层土坯上架块木板上面放书。一层又一层，满屋都是书。对吃穿，他全不在意，塑料凉鞋的鞋带断了，他就用根绳子系上；棉被洗了没缝，他就盖棉絮过夜。当时生活很困难，饿了他常常冲点爆米花当顿饭，喝点酱油汤当菜……许多人惋惜地说，他如果生活上在意一些，也不会把胃搞得那么坏。后来也不会得胃癌啊！
　　吴明珠把一切都归罪于自己，她非常悔恨地说：“都怪我，我老下乡，没照顾好他。有一次，我下乡一个月没回家，回去看见家里那么多酱油瓶子，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还笑嘻嘻地说，酱油有营养嘛！看来，他是很久没吃菜了。”
　　其实，吴明珠怎么不心疼她的老杨呢？！一次，她捧着一个哈密瓜，穿过大戈壁，自己渴得要命也舍不得吃，就为了让她的老杨尝尝这甜如蜜的瓜啊！
　　“他对我是挺照顾的。”吴明珠总是回忆丈夫的好处。“我下乡，他炒上咸菜，托人捎给我。那时，生活比较困难，他老是把好东西留给我吃。他常常把面条擀出来，晾干，等我回去就下面吃，还把萝卜丝切得细细的，一会儿叫我拿酱油来，一会儿叫我拿醋来。我说，你作个饭我得坐上飞机跟着你跑啊！”这些艰苦而又充满情趣的夫妻生活，每一个细节都是那样让人难忘啊！
　　“他对我的工作特别支持。他很用功，看的书多，外文又好。看到学术刊物上有关的资料，就给我录下来，翻译出来。他帮我出点子，买有关的书。有时，我因为一些事分不开身，就打电话让他帮我去授粉，做杂交，有时要跑七八十里，他也二话不说……”
　　杨其祐病危弥留之际，他们夫妻内心世界的碰撞，更是感人至深，将通讯推向高潮。
　　由于过度劳累，新疆的生活又太艰苦，吴明珠的丈夫杨其祐得了胃癌。吴明珠把一切都归罪于自己，认为“都怪我，我老下乡，没照顾好他。”
　　我一直陪着他。他非常痛苦，可是，再疼，他当着我的面也不表露出来；我心里再难受，当着他的面，也从来没流过泪……到1986年4月，他就起不来床了……我把他送进了中山医院。我想，住在医院里可能还有点希望吧！
　　我天天在医院里陪他，照顾他；他一会儿也不愿离开我。女儿刚刚替换了一会儿，他就说，去叫你妈妈来……就是这样，他还要支持我的工作。他劝我：“你那儿工作放心不下，能回去一下，就回去吧，回去了再来嘛……”我怎么能走呢！
　　有一天，他笑眯眯地用手指比划个三给我。我问他，这是啥意思？他说，三连贯嘛！我恍然大悟，原来指我育出的三个优良品种：含笑、火洲一号、伊选。我说：“我的成果，一半都是你的。”他笑了。
　　是啊，这是我们共同的事业，共同的理想。吴明珠一语道出了真谛。
　　我总觉得他这一辈子,　我没照顾好他。在最后的时刻，想把自己遗憾的事对他讲出来。
　　“嗨，我们在一起生活30年了，你还没说话，我就知道你要说什么。别说了……”
　　“我……没照顾好……你……”我憋不住，终于说出了心中的悔恨。
　　“两人在一起生活，说不上谁照顾谁，互相照顾嘛……”
　　“听到他这句话，我如释重负，多少年的内疚一下全解除了。”吴明珠深深地喘了一口气。
　　爱得多么深啊！爱是给予；爱，是没有斤斤计较的。
　　“你要好好休息，好好吃饭。”弥留之际，他总是叮嘱妻子。他……不能再照顾她了……还有，两个孩子大学还没毕业，经济上的负担还很重。事业和家庭的重负，全部落在他瘦弱的妻子一个人的身上了。……
　　“你到新疆来，没能发挥你的才能，你不后悔吗？”我问他。
　　“我无怨无悔。”
　　无怨无悔”。杨其祐答得多么好啊，怎么才叫发挥才能呢？只有当官、出名、发财才叫发挥了才能吗？官、名、钱，杨其祐全没有。但是，他给新疆人民播撒了知识，播撒了科学。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他感到足矣！
　　听说杨其祐病重了，吐鲁番的同志们，新疆农科院的同志们，纷纷派代表到南京来看望他，一些维族同志写信来慰问他。吴明珠一封封地给他念。吐鲁番的一位维族干部在信中说：“虽然我们是不同民族的人，但我们就像亲兄弟一样……
　　杨其祐的泪水涌出来了……
　　新疆人民承认他，维吾尔族兄弟承认他。他播撒的科学文化，在新疆大地上开了花……
　　临终那天晚上，同志们让我回去休息，儿子守着他。
　　我走进他的病房，走到他身边，对儿子说，你让我给你爸爸洗最后一次脸吧……
　　“他本来已经停止了呼吸，听见我的声音，眼睛突然睁开了……儿子抹都抹不下去……他不想死……他舍不得离开我，舍不得离开孩子们，舍不得离开生他养他的土地……他还有很多很多工作要做……他多想活着啊……”
　　吴明珠的声音低沉得不能再低沉……
　　夜，寂静得不能再寂静了……
　　我们仿佛又听见那嘹亮而又富有韵味的歌声：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
　　红旗公社清凉的渠水流淌过来了……
　　“……”念国际音标的朗朗声，又在这边陲小镇夏夜的星空回荡……
　　杨其祐走了！
　　一个普普通通的知识分子，一个五十年代的研究生，一个博学多才的“洋博士”，用自己的汗水，自己的青春，用自己的心血，自己的生命，在新疆大戈壁上播撒知识，播撒科技，临终时，他没有官衔，没有职称，年仅57岁……
　　杨其祐的死，给我们留下多少悲痛，多少遗憾，多少深思啊！
　　“火化以后，我把他的骨灰埋在江苏省农科院。五天以后，我便回新疆农科院，很快就到海南岛干我的工作去了。从那以后，我更加发奋工作，每年搞三季育种，吐鲁番——海南岛两头跑。我觉得，我一个人应该做我们两个人的工作才对得起他，对得起热爱我们的新疆人民。我不停地工作着，不愿意回家。忙起来，我就把什么都忘了，闲下来，就想起了这些往事……”
　　听完了吴明珠的故事，我们更加了解吴明珠了。我们深深体会到，人生要能结出几个瓜，需要做出多大的牺牲，付出多大的代价啊！
　　吴明珠、杨其祐是一代建设新疆的知识分子的代表，是我们共和国的基石。他们是那样坚硬，那样朴实，不图名、不图利，踏踏实实地把自己压在最底层。我们年轻的共和国，正是一块块像吴明珠、杨其祐的基石铺垫起来的；我们现代化的共和国，正是靠这样一块块的基石铺垫起来的。
　　我给你们念这些，是要说明，你想写出人的精神世界和人生追求，光有空洞、干巴巴的话是不行的，必须要写到让人家看了以后能感动。不少人当时看了我这篇文章，包括宋健同志，都流泪了。我的朋友打电话告诉我说“老郭，我读了稿子是泪流满面啊！”
　　我之所以引了这么多原文，是想让大家看看，“神”就是通过这些细节表现出来的。而这些感人的细节，没有深入的采访，没有记者与采访对象的思想交流、感情交流，他是不会和你谈的，也是谈不出来的。
　　稿子刊登后，吴明珠写信给我说：“我十分敬佩你的人格魅力。本来，我对记者总是保持距离的，可是，在你的面前，就像见到了老朋友一样，向你敞开心怀，无所不谈。我认为你是用心去理解别人的，所以就能和采访对象心连心，而且，你总是从精神世界去描述一个人，而不是吹大话。本来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科技人员，由于你的理解，才把文章写的这么动人。如果你本人没有崇高的人格，是无论如何写不出来的。”
　　关于怎么写的问题，方法还很多，比如宏观和微观的结合，现场材料和背景材料的结合，画龙和点睛的结合，小中见大，平中见奇，感同身受都是好的手法。比如结构，思想线与过程线的问题，一般写通讯都是用过程线来结构，表现精神风貌是思想线，这都是很值得探讨的表现方法，线的问题和结构的问题我希望你们可以注意。
四、记者之路是一条人生的跑道。
　　我写过许多优秀人物，他们可歌可泣的事迹首先教育了我，感动了我，激励我不停息地奋斗。我常常一边写稿，自己感动得一边流泪，泪水湿透了稿纸……我并没写什么“写到此处，泪水禁不住流下来”，可是读者看到这儿流泪了。他们问我：“老郭，你是不是写到这儿哭了？”是的，记者的感情，记者的哭声，记者的泪水，读者都会感到，听到，看到的，稿子是记者的心血啊！那些没有溶进记者感情的稿子，只能算是一篇人物谈话的记录整理，称不上是记者的作品。只有把人物的事迹溶进记者的血液里，从记者的血管里流出来，那才算得上是这个记者的作品。
　　回顾自己50多年的记者生涯，我深深体会到：记者之路，是一条不断学习，不断探索之路，也是一条经历磨难，享受欢乐的路。我很庆幸自己选择了这条人生之路。这是一条人生的跑道。我看到一些初到报社的年轻记者，三年就拉开了距离，十几年距离拉得很大。我常说，你坐飞机都赶不上别人了。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我们今天走上新闻工作岗位，当上了记者，就站在了起跑线上，不管你意识到没意识到，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客观上都是在赛跑。只有强烈地意识到这点，把每次报道都当作一场大赛，努力去拼搏，去为自己的报纸夺魁，你才会成为一个金牌记者。
　　总结这些年的经验，我相信一条：“勤奋出天才”。如果按35岁是最佳年龄的话，我早已过了，我担心我的人生曲线会要向下走，所以总是在努力奋斗，一篇接一篇地写，总想让自己的人生曲线再往上窜一窜。60岁退休后，我还写了十几万字的人物通讯，有的人物被评为院士，大多数文章被报刊转载、受到好评。
　　我常讲，我不图万贯家财，也不求高官厚禄，只想积累思想、积累生活、积累知识，成为一个富有的记者，热情歌颂我们伟大时代的新人。这，就是我今生的追求。
　　谢谢大家！
　　(此文经郭梅尼本人整理修订)
　　(原载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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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记者郭梅尼讲述采写张海迪
http://www.cyol.net. 1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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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迪报道原作者、首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郭梅尼做客嘉宾访谈
　　有中国“保尔”之称的张海迪如何能影响几代人，她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怎样转变？
　　5月6日上午10：00，“微评中国青年报60篇经典报道”之《生命的支柱——张海迪之歌》原作者郭梅尼，将做客中青在线访谈直播室，回忆当年采写张海迪的日子和新闻报道背后的故事，与读者、网友一起回顾和评述这篇经典报道，并与大家分享人物报道的采访写作经验。中青在线、微博校园及新浪、腾讯《中国青年报》读者俱乐部官方微博将同步直播。
　　郭梅尼，1935年2月9日生于湖北孝感。我国首批被评定的高级记者。曾任中国青年报记者部主任、科技日报社编委、科技日报记者部主任、首任女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会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特邀理事等职。曾获全国三八红旗手、首批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并获首届范长江新闻奖。郭梅尼长于人物通讯，文笔优美，真挚动人。其优秀作品不仅获得国内外好新闻奖，而且多篇入选中学语文课本。其代表作品有通讯《生命的支柱——张海迪之歌》、《钱三强在居里实验室》、《一个普通的灵魂能走多远》等以及作品集《人生当架几座桥》、《桥梁专家茅以升》等。
一篇《烧不毁的美》打开了张海迪的心灵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5月6日讯 今日上午10点，“微评中国青年报60篇经典报道”之《生命的支柱——张海迪之歌》原作者郭梅尼，做客中青在线访谈直播室，回忆当年采写张海迪的日子和新闻报道背后的故事，与读者、网友一起回顾和评述这篇经典报道，并与大家分享人物报道的采访写作经验。
　　郭梅尼回忆说，写张海迪这篇文章是1983年刚过春节时，大概在2月。当时她在中国青年报当主任，第一次开会就研究团中央要表扬一个青年就是张海迪，点名让她写。要求张海迪到北京受表彰的时候写一篇文章。经过努力，领导同意她去现场采访。1983年2月到山东，当时已经晚上6点了，第二天坐车到聊城，直奔张海迪家。张海迪不在家，被人家请去作报告了。
　　郭梅尼说，“张海迪给我的第一感觉是这个高位截瘫的姑娘充满朝气。刚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立刻采访，而是跟她讲了我采访一个残疾军人的过程。并且和那个残疾军人讨论了什么是幸福。”
　　那位残疾军人说浙江有一张报纸登了一篇文章，讲了一个因工负伤把双腿截掉的人感觉很幸福的故事，他说不真实，说老实话像我们这样的人活着，活着比死了还难，他举了很多例子，比如走在街上，女的看见就说吓死了，坐车谁也不愿意坐在他旁边，吃饭也不愿意坐在他旁边，他说刚开始就想自杀，他说要死是非常容易的，但是他觉得一个人来到世界上是有责任和义务的，比如他对他的弟弟就有义务。作为党员他要给党作贡献，所以一遇到困难就自杀，不是太自私了吗？
&&& 郭梅尼说，“但是我感觉特别好，所以我就写了一篇文章登在中国青年报，题目叫做《烧不毁的美》。所有的人都说这篇文章最好的地方就是写出了残疾军人为什么不死。我跟张海迪讲了这个采访的过程，她听了心里一震，我们聊的过程当中，她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人为什么要活着，既然活着比死了还难，为什么还要活？’这也是我们相处的时间很长的原因。这样我把张海迪的心灵打开了。”
郭梅尼：思想的深入、心灵的深入决定报道深入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5月6日讯 今日上午10点，“微评中国青年报60篇经典报道”之《生命的支柱——张海迪之歌》原作者郭梅尼，做客中青在线访谈直播室，回忆当年采写张海迪的日子和新闻报道背后的故事，与读者、网友一起回顾和评述这篇经典报道，并与大家分享人物报道的采访写作经验。郭梅尼说这次采写张海迪体会最深的是，报道的深入不是角度的深入，更重要的是思想的深入，心灵的深入。采访深入要深入人的思想，和采访人达成心灵上的碰撞，才能达到采访的关键。
　　郭梅尼回忆说，采访的第二天，我来到了张海迪和她父亲下放的农村——尚楼。我觉得那个地方是基础，它对张海迪的人生观的建立非常有意义。在那段时间里，张海迪给一个瘫痪的耿大爷扎过针。我跟张海迪的父亲还有山东的记者来到耿大爷家，他给我们讲述了张海迪给他治病的过程。我们还看了张海迪原来住的小土房，找到了当时和她接触的乡亲们，还有跟她一起玩儿的小孩。
　　郭梅尼说，到北京后张海迪住在团校，我也到团校跟她住在一起。我们住在一起时做了深入的交流,她和我谈很多心里话，她跟我说有时候会做梦，梦见自己在大路上跑，梦见自己站起来唱歌。
　　“通过这些深入的接触使我对她更加了解。还和我谈过她自杀的情况。我经常讲，采访的深入决定报道的深度，报道要好，必须要深入采访，像去张海迪下放的农村了解情况，除了山东记者和中央记者之外，其他记者几乎没有去过，一般都在北京采访张海迪，他们不可能有我写得深入。”郭梅尼说道。
　　郭梅尼说，以前我们觉得体会的深入就是角度的深入，通过这次采访我觉得更重要的应该是思想的深入和心灵的深入,也就是要“打开人物心灵的宝库”。作为一个采访记者，一般的人会跟记者有隔阂，是不会轻易打开心和你交流。作为记者要有这个本事，要学会很快跟人心贴心。
郭梅尼：写人物要写出人的思想通过细节体现人物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5月6日讯 今日上午10点，“微评中国青年报60篇经典报道”之《生命的支柱——张海迪之歌》原作者郭梅尼，做客中青在线访谈直播室，回忆当年采写张海迪的日子和新闻报道背后的故事，与读者、网友一起回顾和评述这篇经典报道，并与大家分享人物报道的采访写作经验。郭梅尼说，写人物就是要把人的思想写出来。有的人以为写先进人物就是写先进人物的好事，其实不是这样的。
　　郭梅尼不是第一个报道张海迪的记者，早在1980年的时候山东的媒体和人民日报都报道过张海迪，但是20多年过去以后，人们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郭老师的《生命的支柱——张海迪之歌》。　　
　　郭梅尼说，那么张海迪这个人她的神在那儿？我有句话“记者要有时代的慧眼”，你要了解这个时代就要抓住代表时代的东西。我在中国青年报就了解80年代的青年，了解他们的特点、困惑。然后我提出要回答时代的提问，时代最关键的是什么？这样你的稿子才能受到关注。
&&&& 郭梅尼说道，“人为什么活着，人怎样活着。”我觉得这句话讲得非常好。因为80年代的青年都是文革走来的一批青年人，他们都在思考“我奋斗出来要干什么？我活着为什么？”这个问题。张海迪就是那个时代的青年。张海迪说，“像我这样的人，躺着吃躺着喝，什么都不干，人们都不谴责我，可是我那样活着有什么意思？我就想为社会做点事。”后来她就开始给人扎针，她到了尚楼这个农村以后，来迎接她的小孩叫孟方，这个小孩跟张海迪感情非常好，有一天小孟方抓了一个小燕子来，他们俩一看小燕子腿断了，就一起把小燕子的腿包了纱布，后来小燕子慢慢就好了，然后他们把小燕子放到院子里，张海迪说燕子飞吧飞吧，燕子就飞了。后来孟方得了疾病，因为孟方住的地方离医院很远，还没有抱到医院孟方就死了，这件事情对张海迪教育很深，从那时候她就开始学扎针，通过扎针，她发现她给别人做了好事，给别人带来了幸福，自己也感到特别幸福，这样她懂得了什么叫幸福，觉得自己这么重残的人居然还能够为社会做事情，给老乡带来好处，觉得自己还是有用的。
　　郭梅尼回忆，张海迪的经历回答了80年代青年的问题，回答了时代的提问，所以这篇稿子叫《生命的支柱》，主要写的就是活着比死了还难，张海迪为什么还活着，因为她还能为社会做事，还有用。整篇文章一万多字我就写了一件好事，为什么好事给大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因为我写了生命支柱是怎么建立起来的，特别是农村那部分写张海迪怎么从人民中间培养起来的。
　　张海迪在山东做报告的时候，公开讲她自杀的事情，我特别感动，我想这个情节我要写到稿子里面，但是当时的一些看法，我说她已经公开讲了，并不是秘密，公开讲了她自杀，为什么没有一个报刊写出来这个事情，因为当时的情况可能现在的人不知道，包括80年代和80年代以前的人都认为共产党员自杀都是叛党，都认为自杀是很不光彩的事，说先进人物还自杀，太不可思议了，所以没有人敢写，但是我想她这么重残的青年，找不到工作，从尚楼出来回到城里也没有朋友，这时候她自杀是非常自然非常真实的，应该写，而且80年代过来的青年都遇到过很多困难，他们遇到困难怎么战胜，战胜以后就是强者，保尔也不是自杀过吗，所以后来我就把这段写了。后来很多读者来信说最感动的是自杀那篇。
　　我感觉先进人物是人不是神，以前我们写先进人物都写得高不可攀，不真实，所以我后来写的稿子都是真实是第一的，真实的东西才是最可信的，真实的东西才是最美的,特别是写那些优秀青年的时候，要让人家感觉到真实可信。这就是我写张海迪自杀这一部分的原因。
郭梅尼：读者和采访对象让我更加热爱记者事业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5月6日讯& 今日上午10点，“微评中国青年报60篇经典报道”之《生命的支柱——张海迪之歌》原作者郭梅尼，做客中青在线访谈直播室，回忆当年采写张海迪的日子和新闻报道背后的故事，与读者、网友一起回顾和评述这篇经典报道，并与大家分享人物报道的采访写作经验。郭梅尼说，“热爱记者事业把它作为终身的追求，是因为读者教育了我，采访对象教育了我。”
　　有很多网友通过微博向郭梅尼进行了提问，有一个网友说，“郭老师您18岁就做了记者，到60岁退休之后还写了10万多字的人物通讯，是什么原因让你投入到记者事业当中的？”
　　郭梅尼说，我特别热爱记者事业，这其实也是读者教育了我。我首先要感谢我的采访对象，这些采访对象教育了我，包括张海迪,她的很多事情教育了我。再有就是我的读者，读者对我的热爱也教育了我。我在中国青年报的时候每天桌上放满了信，青年把我当做他最知心的朋友，有的青年给我写信称呼我是亲爱的妈妈，还有要自杀的人请我帮助。读者那么热爱我，激起了我更加热爱这个事业。
　　我写张海迪这篇文章，张海迪妈妈说郭老师之所以写得好，是因为郭老师有一个残疾的儿子，用一颗母亲的心体会残疾人。我有一个儿子脑瘫，生的时候就患了脑瘫，脑瘫在中国非常少见，一般下不了地，我的儿子到现在41岁了，我出来工作我首先要安排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早上上厕所什么的都需要我扶，因为他站不住，他现在自己用一只手打电脑，他知识很丰富，有很多知识我都要问他。他小时候吃饭都是奶奶吃碎了给他吃，现在长大了他自己也慢慢学吃饭了。以前我到新疆，太行山、大别山采访都带着我的儿子采访。
&&& 郭梅尼说，我把记者事业作为终身的追求，是读者教育了我，采访对象教育了我，另外我感觉这个事业本身非常有意义，非常有意思。读者写来的几万封信，读者说我的文章对他的影响很大，这些是用钱也买不来的，这些比金钱更加宝贵。
郭梅尼：人物通讯的标题就是对时代问题的提炼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5月6日讯 今日上午10点，“微评中国青年报60篇经典报道”之《生命的支柱——张海迪之歌》原作者郭梅尼，做客中青在线访谈直播室，回忆当年采写张海迪的日子和新闻报道背后的故事，与读者、网友一起回顾和评述这篇经典报道，并与大家分享人物报道的采访写作经验。
　　有网友提问说一篇好的新闻报道，可能出色的标题会使这个文章增色不少，比如《生命的支柱——张海迪之歌》这篇文章，可能很多读者一看到这篇文章标题之后就感觉到自己心里受到很强烈的冲击。郭梅尼就怎么给文章起一个好的标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郭梅尼说，我是很注意标题的，新闻标题和文学标题不一样，我希望标题能够体现鼓舞和召唤的作用。只有了解时代，了解这个时代人们的思想，深刻理解需要写的事情，才能做出一个好标题。《生命的支柱——张海迪之歌》也是回答时代的提问。
&&& 郭梅尼还回忆说，人物通讯的标题就是对时代问题的提炼。那时写过一个老山战斗英雄的故事。经过几次标题改为“同代人在召唤”，就是战斗英雄在召唤我们。登出来后非常轰动。比如,我写茅以升这个人物，后来我把题目改为《人生当架几座桥》，茅以升一看到这个题就非常满意。因为这个标题概括了茅以升一生的追求。桥不仅是物质的桥，而且是精神的桥，任何事情都是架桥。这就是标题，你把对人物的采访，对时代的思考提炼出来就非常好。
　　还有一个标题大家觉得非常好的，我写过一个留学生，题目叫《一个普遍的灵魂能走多远》，也特别轰动。这篇文章是写一个留学生从文革出来后到美国。发达国家的学生竞争很激烈，可这个留学生什么都不会，英语也不行，键盘也不会，老师不让他听课。结果这个人经过努力从硕士读到博士，让所有人都佩服。后来他病死了，美国还给他降半旗。他有一句话，只有探索和奋斗，一个普通的灵魂也能走得很远很远，所以这个标题就是《一个普通灵魂能走多远》，这个灵魂能走多远不是靠脚，而是靠你的思想，靠你的心，所以这个标题大家也觉得非常好，它能引起人们很多的想法，很多的思考，它不是一个简单文艺的题目。
郭梅尼：写人物通讯要抓住细节要有独特视角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5月6日讯 今日上午10点，“微评中国青年报60篇经典报道”之《生命的支柱——张海迪之歌》原作者郭梅尼，做客中青在线访谈直播室，回忆当年采写张海迪的日子和新闻报道背后的故事，与读者、网友一起回顾和评述这篇经典报道，并与大家分享人物报道的采访写作经验。郭梅尼说,写人物通讯要有一双时代的慧眼，还要有独特的视角,抓好细节。
　　郭梅尼说，我从1953年到中国青年报以后，就开始倾向于写人物了，后来因为写人物比较好，中国青年报把我调到北京专门写人物。特别是中国青年报复刊以后，我主要写一些典型的人物。
&&& 作为一个记者，首先要有一双时代的“慧眼”，要研究时代，知道时代热点在哪里，这样才能抓住时代关注的东西，写出大家最愿意看的东西。记者要不断研究这个时代，摸住时代的脉搏，了解时代关心的问题。我的稿子比别人要好的原因是我深入采访了，记者的工作是几分耕耘几分收获。刚才说的张海迪的例子，我就做了很多深入的采访。在写的中间我觉得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在写作中间我特别注意细节，一些感人的细节。例如写耿大爷的一些细节,我到现场采访的时候就特别注意，例如耿大爷怎么把脚跷在轮椅上面，然后扎针以后怎么把溃腿扎好，鞋带系好。所以每个细节都要通过采访来的，因为这个细节就是思想是通讯的灵魂。
&&& 很多人写通讯是叙述没有再现，人家讲话你再叙述一遍，这样感动不了人。后来我又写了55中一个得白血病的学生，学生的父母、老师、同学给我写信说他们看了都很感动，都哭了。如果没有细节是感动不了人的，在平常的生活中就要观察细节，用心观察体会，这个很重要。
　　写人物通讯，一个是要有思想有一双时代的慧眼，另一个是细节要找好，要有独特的视角。例如，去南极时写的细节，一般人写南极的狂风，冷。我这些都不写，我觉得要有独特的视角。我就写一个人站在白色的荒原里，他在寂寞的时候想起了他的家人，他甚至在这个时候想听到汽车的声音，小贩的叫卖声，有一个去过南极的同志说这个写得太好了，很独特。
◎◎基本资料◎◎
姓名：郭梅尼职业：记者籍贯：湖北孝感人
◎◎履历◎◎
1935年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53年6月，她从共青团武汉市委的一名团干部走上了记者之路，担任中国青年报记者。但是，她既没有上过大学新闻系，也没有受过任何新闻专业训练。凭着满腔热情和勤奋努力，从中国青年报地方记者到机动记者、记者部副主任、主任。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底她参与筹建《中国科技报》1987年该报改名为《科技日报》，郭梅尼任记者部主任，高级记者，兼任中华全国新闻者协会理事。曾获首届范长江新闻奖、全国“三八”红旗手和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美国传记研究会和美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将她收入《世界名人录》，并聘请她为顾问委员会委员。
◎◎成就◎◎
她1953年开始从事新闻报道工作，在实践中自学、探索，在新闻人物通讯的采访写作方面，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从1979年至1989年间，她撰写了张海迪、刘玲、钟铧、袁和等优秀青年人物和茅以升、钱三强，杨乐、张广厚等著名科学家的通讯20多篇，有的在国内或国际上获奖，有的作为范文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或被其他报刊书籍广泛转载。她的人物通讯注重刻画人物的灵魂，注重折射时代的精神；因此，不论是写著名科学家还是写青年人物的通讯，都常常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和共鸣。她采访深入，作风平易，尤其擅长发掘人物生动形象的细节，来表现人物的个性，这使她的人物通讯真实可靠，具有感人的力量。她的代表作有：《生命的支柱--张海迪之歌》、《一个普通的灵魂能走多远》、《通往科学家之路--钱三强在居里实验室》等。&郭梅尼由于优秀的工作成绩，曾获首批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甲级）和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语录◎◎
“记者工作是一项艰苦的劳动，来不得半点虚假。你花了三份功夫采写，写出来的稿件在读者中只能得三分；你花了十分功夫，写出来的稿件就能得十分；你花了十二分功夫，写出来的稿件在读者中就会产生出十二分的反响。”郭梅尼善于和采访对象沟通，建立深厚的友谊。她的采访决不是你说我记、我问你答的工作关系。她总是真诚地与采访对象进行情感的交流。她认为，每个人内心都有一座宝库，都有一肚子心里话希望向人倾诉。但是，他一定要选择能过理解他、使他信任的人。一个好记者，就是要尽快地推倒记者与采访对象之间的那堵墙，使自己的新和采访对象贴近，掌握打开人物心灵宝库的金钥匙。 (摘自《有道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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