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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多吧，好像是，具体的价格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我觉得国产的通天就不错，口感细腻香甜，产区也不比外国的差，鸭绿江河谷产区可是处在世界葡萄种植的黄金带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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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0块.......不过现在的葡萄酒里都有二氧化硫虽然很少 可建议还是少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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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员,重庆律协刑事委员会、未成年保护委员会委员,作协会员。学兼中文法律,喜欢人文历史。精研法学理论,辩诉技巧娴熟。擅长刑事辩护,亦长民事经济。曾多次在西部律师论坛发表专题演讲,其办理和分析的案例多次被新华网等媒体转载或报道。联系电话：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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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李清照”，明清以来无人可匹的“江南才女”
沈祖棻：一位不该忘却的女词人& & 今年是中华词坛杰出女词人沈祖棻的百年诞辰，沈祖棻的家乡海盐县将为这位“明清以来无人可匹”的爱国词人举行系列纪念活动。今天，记者来到海盐县, 在沈祖棻诗词研究会看到一首首纪念诗词，一篇篇学术论文从大江南北飞来。往昔安静的小县城，因了这位“当代李清照”而彰显出诗意的光芒。& & 沈祖棻是谁？沈祖棻诗词研究会会长王留芳说：“即使在中国文化界，除研究词史的大家和专家外，这位20世纪中华诗词界杰出的女词人，也少有人知。”& &&&他虔诚地用双手打开《沈祖棻创作选集》，一句句词行间，那抒写旧中国苦难的篇章，就如同一部抗战时期的诗史跃然纸上—— “啼断残春几日，泪共落红千尺。如此月痕如此夕，江山应有血”(《谒金门》)；“电幻狂烽雷幻鼓。梦里惊疑，不敢江南去”（《苏幕遮》）。读着这一行行词句，禁不住令人感慨万千！& &&&沈祖棻（1909年至1977年），字子蕊，别号紫曼，笔名绛燕、苏珂，浙江海盐人。日生于苏州一个保留着浓厚文化传统但已衰落的家庭。家庭的文化熏陶使她自幼就对文学显露出强烈的爱好和天赋。& &&&“芳草年年记胜游。江山依旧豁吟眸。鼓鼙声里思悠悠。三月莺花谁作赋，一天风絮独登楼。有斜阳处有春愁!”1932年春天, 沈祖棻在词选课上的一道填词作业，以如此细腻传神的笔调深刻揭示了“九一八”后中华民族的危难。其中那句“有斜阳处有春愁”,更使沈祖棻在中华词坛上声名远播,她因此赢得了“沈斜阳”的外号。& &&&1931年,沈祖棻转学至南京中央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学习，也开始了她的新文学创作。青春的梦想、细密的心理、纤柔的诗情，在她的各种文体形式的尝试中尽情地舒展着，散见于当时刊物的新诗、散文、小说、独幕剧等，显示了她的文学才华和创作风格。& &&&1934年，沈祖棻考入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致力于古典文学研究。同时与中文系同学程千帆志同道合而相爱。并发表了一系列的短篇历史小说，赢得当时评论界在广泛关注，被文坛誉为“江南才女”。毕业后，沈祖棻一面在各地任教，一面进行新诗和词的创作。动荡的时代，使她的诗词在轻灵婉丽中透着凝重和深沉，抒发着她对灾难深重的祖国至诚的爱。& &&&沈祖棻的词随着连天烽火迅速流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视词作如生命的沈祖棻，在日寇的狂轰滥炸中，也随身携带词稿，愿与之共存亡。她在给老师的信中说：“设人与词稿分在二地，而二处必有一处遭劫，则宁愿人亡乎词亡乎……愿人亡而词留也。”词是她的精神寄托，是她的生命，因此，她将生命全部融入到词的创作中去。1940年，她的新诗集《微波集》出版，其中有的被谱曲传唱。& &&&新中国成立后，沈祖棻先后在江苏师院等校任教。“文革”中，他们夫妇同遭迫害。然而，她仍坚持用诗歌记录着生活和心灵的感受。“文革”结束，她于日遭遇车祸而不幸逝世。沈祖棻的名字从此淡出人们的视线。& &&&1995年，王留芳第一次在县志上看到了“沈祖棻”三个字，然后搜寻到《沈祖棻创作选集》，一路领略了沈祖棻从抗战十年担当民族大义，到“文革”十年坚守中国文化根基的风采，深深地被这位女词人所吸引。从那以后，王留芳开始广泛收集有关沈祖棻的资料，并发起成立了沈祖棻诗词研究会。& &&&诗词和民族音乐有不解之缘，研究会一直希望为沈祖棻涉江诗词谱曲并传唱开来。令人欣慰的是，由中南财经大学美育艺术教研室主任劳在鸣谱曲的沈祖棻抗战诗词曲谱选——《涉江诗词曲谱选》已由中华诗词出版社出版。& &&&目前，沈祖棻诗词研究会会员已经发展到了1000多人。王留芳每天都会收到全国各地诗友的来信。更庆幸的是，美国的网站上也有研究沈祖棻的信息交流平台。《沈祖棻诗词研究会会刊》第一期出刊500册，现在已增印到2000册。（记者 刘慧 海盐县报道组 汤燕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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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祖棻，笔名绛燕、苏珂。日生于苏州一个保留着浓厚的文化传统但已衰落的地主家庭。家庭的文化熏陶使她自幼就对文学显露出强烈的爱好和天赋。 个人经历早年时期　　日出生在苏州一个世代书香之家。曾祖父是清咸丰内阁大学士，皇帝的老师；祖父沈守谦精于书法，与画家、词人朱孝藏为友。 　　沈祖棻中学就读于上海。1930年考入中央大学上海商学院（现）。1931年转学至中央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学习，当时系中名师云集，学风蔚盛。沈祖棻得益于家庭熏陶的古典文学研究和旧体诗词的写作才能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当时院长对她的《》词微婉深刻地反映“九·一八”事变后的民族危机感到惊奇，给予她热情的勉励。同时，沈祖棻也开始了她的新文学创作。青春的梦想、细密的心理、纤柔的诗情，在她的各种文体形式的尝试中尽情地舒展着，散见于当时刊物的新诗、散文、小说、独幕剧等，初步显示了她的文学才华和创作风格。 江南才女　　1934年，沈祖棻考入国学研究班，致力于古典文学研究。同时与中文系同窗志同道合而相爱。并发表了一系列的短篇历史小说，赢得当时评论界在广泛关注，被文坛誉为“江南才女”。1935年，她的小说《辩才禅师》发表，被认为是“充满诗意的感情和笔调”的佳作。1936年春发表的《悬崖上的家》也广受称颂。毕业后，沈祖棻一面在各地任教，一面进行新诗和词的创作，动荡的时代，使她的诗词在轻灵婉丽中透着凝重和深沉，抒发着她对灾难深重的祖国至诚的爱。1937年9月，南京遭到日寇的狂轰滥炸，沈祖棻和程千帆避难至安徽屯溪，在屯溪匆促完婚。自1942年至日本投降，沈祖棻先后在金陵大学、华西大学、江苏师范学院、南京师范学院讲授诗词。1942年，沈祖棻在成都金陵大学开词选课时物色了5位有才华的学生成立了正声诗词社，在当时很有影响。她还为4位将毕业的学生每人各选了30多首结集成《风雨同声集》出版。1946年底，沈祖棻终于结束9年的离乱，回到武昌与丈夫团聚。1949年，她的《涉江词》结集出版，受到名家的一致好评。 教书育人　　建国后，沈祖棻先后在江苏师院等校任教。1952年，她病体尚未完全痊愈就重登讲坛，先是在江苏师范学院任教，1956年投奔丈夫任中文系主任的武汉大学，夫妇共同执教武大，在珞珈山下教书育人，讲授中国文学史、古典名著选读、历代韵文选、元明戏曲研究、唐人七绝诗等课程。1957年，程千帆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农场改造。沈祖棻留在武大继续教学，她的课深受学生
沈祖棻夫妇喜爱。1963年，她被推选为湖北省召开李清照学术研讨会作准备的武大观摩课主讲人，当时华中师范学院和武汉师范学院也开同题观摩课，一致公认沈祖棻讲得最成功最出色。“文革”开始，多病的她，只有女儿丽则在身边，母女相依为命。1972年，女儿结婚搬走了，夫妻俩城乡两隔，惟有诗词唱和稍慰相思之苦。沈祖棻感赋：“文章知己虽堪许，患难夫妻自可悲。”程千帆唱和：“巴渝唱遍吴娘曲，应记阿婆初嫁时。”直到1975年，程千帆才被摘帽，1976年回到武汉，夫妻有了短暂的团聚。[1]文革结束，她却于日遭遇车祸而不幸逝世。 作品影响　　尽管沈祖棻以学术研究和词名闻于世，然而她早期的小说创作、特别是历史小说创作，以女性的视角回顾与
沈祖棻作品反思历史，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当那些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作为意义符号，带着历史所赋予的特殊标记走入历史小说，沈祖棻以深沉的理解和同情展开了对历史的想象，在对历史人物的精神世界和生命形态的探求中获得了超越日常经验的生命体验，它读出的那些未曾写出的意义，成为人的现存处境的历史模式的最佳注解，在回顾历史的同时获得了对“现在”的观照。取材于唐代安史之乱马嵬驿兵变的《马嵬驿》，第一次将叙述视角投射到杨贵妃身上，对她赋予了极大的热情和诗意。她的绝世惊艳，高傲而自珍的性情，渴望“灵魂与灵魂的拥抱”的爱情追求，是那样倾泻无遗地展现着。正如沈祖棻在一首诗中所说的：“我却用彩虹架起梦的桥梁，采摘璀璨的星斗和皎洁的月光，用情丝和思绪系上灵活的笔尖，去做灯光照亮每个灵魂的暗隅。”（《赠孝感》）她以对历史深刻的主体认、丰富绚烂的想象、充满激情的文字，照亮了历史的那一角暗隅，昭启着对历史背后人的命运的关注。而她，也以她澄明的心灵、虔诚的情怀照亮了她自身。 人物浅析　　沈祖棻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她有着深厚的中华文化蕴积。 　　她出身于书香门第，祖父一辈即精于书法，与近代名士吴昌硕、朱孝臧常有往来。她从小受到良好基础教育，除学习一般的国语、英语、算术等课程外，还学过山水国画、西洋画和苏州的刺绣，小小年纪就能在家庭的赏月联句时吟成五言排律。 　　她上的是名牌大学――当时的全国最高学府南京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后又考入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是当时有名的才女，也是中国大学早期培养的少数女研究生中的一位。她的老师们是国学大师的阵容，几乎每一位都是学富五车的学者和知名教授，而他们的名字在被厚尘掩没了多年后现在也一个个地重现了原有的光辉。他们是：黄侃（季刚）、汪东（旭初）、吴梅（矍安）、汪国垣（辟疆）、胡光炜（小石）、胡俊（翔冬）、商承祚（锡永）、刘国钧（衡如）、刘继宣等。 　　沈祖棻的作品不是没有创新，没有影响，曾经得到许多名家的高度评价和读者的热爱。 　　还是个中学生时，她就发表过小说、散文，还得过奖。她写历史小说、新诗，是“青年作家脱颖而出，生气勃勃地登上文坛中” （《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年―1937年第五集的《编后记》）的一个。她的历史小说《辩才禅师》与老舍的名篇《月牙儿》等同列于《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年――1937年第五集中，她的新诗集
沈祖棻作品《微波辞》也于1940年在重庆出版，其中的一些篇章还被谱成歌曲传唱。 　　她更以词人闻名。当学生时填的一首《浣溪沙》，因其中显现出忧国情怀和杰出才华，受到大师们的称赏，一句“有斜阳处有春愁”而被人称为“沈斜阳”。在抗日战争的鼙鼓声中揭开扉页的四百首《涉江词》更是现代词作的精品，从形式的运用发展到内容的广泛深刻无不创新，再加上她与宋代女诗人李清照几乎相同的国破家亡，流离失所的境遇，从而被方家视为“当代李清照”！晚年的她在古体诗歌创作上又独树一帜，历经磨难的“涉江人”又蘸着最后的心血写作了《涉江诗》。 　　沈祖棻是作家、诗人，也是学者、教授。 　　她曾在多所大学任教。多少学生痴迷于她的讲课，多少年后回忆起来也难以忘怀。她的论文、专著，不仅以知人论世的方法，介绍文学作品产生的历史背景、思想潮流，更有发前人所未发的细致分析。她也是化难为易，化繁为简的高手。读她的《宋词赏析》、《唐人七绝浅释》，过去不懂古诗词的人会被轻松地领进门，本来就爱诗词者的领悟力会更上一层楼。如今，甚至中学课本里也收入了她赏析古诗词的篇章。 　　沈祖棻的诗词与其它作品，她的中国古典文学的学术研究和教学成果，都应是中国文学史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也是我们应该继承的中华文化的遗产精华。可是长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好像对此视而不见，忽略而不谈。一段时间以来，一些过去被称为鸳鸯蝴蝶派的，专写言情作品的作家，甚至汉奸文人的作品都一阵阵地翻出来热闹了一番，而充满忧国忧民之情怀，又具有高度艺术欣赏价值的沈祖棻的作品在文学史的研究中仍然遭受某种冷遇，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甚至不平！难道她的作品以古体形式为主是一个正当理由吗？难道她已离开人世也是一个说得过去的借口吗？而所谓“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的论调更是没有道理。近年来，沈祖棻的作品单行本、选集和她的《宋词赏析》、《唐人七绝浅释》等其它著作一出再出，一印再印，有的印数达到几十万册，充分证明了她的读者群的广泛和作品的魅力。 代表作品　　沈祖棻著作有：《妥协》、《暮春之夜》、《洋囡囡》、《神秘的诗》、《辩才禅师》、《茂陵的雨夜》、《马嵬驿》、《苏丞相的悲哀》等。 　　附：沈先生最著名的小诗一首—— 　　《别》 　　我是轻轻悄悄地到来 　　象水面飘过一叶浮萍 　　我又轻轻悄悄地离开 　　象林中吹过一阵清风 　　你爱想起我就想起我 　　象想起一颗夏夜的星 　　你爱忘了我就忘了我 　　象忘了一个春天的梦 作品赏析　　你来，在清晨里悄悄地来， 　　趁太阳还没有照上楼台； 　　你经过草地时不要踌躇， 　　小心碰掉一颗亮的露珠。 　　让一切的人都没有睡起， 　　我一个人在晓星下等你； 　　轻轻地告诉你昨夜的梦， 　　梦里有一阵落花，一阵风。 　　你来，在黄昏里缓缓地来， 　　趁晚霞还在山峰上徘徊； 　　你经过树林中不要留恋， 　　随着归鸦来到我的门前； 　　太阳落了也不要用灯笼， 　　我们正需要那一点朦胧。 　　这时你该为我吟一首诗， 　　但莫说别离，也莫说相思。 　　你来，在静夜里静静地来， 　　趁月亮还没有躲进云彩； 　　你经过黑径里不要害怕， 　　河边叫的不是鬼，是青蛙； 　　我们灭了灯，有的是星星， 　　没有人，不用怕谁来偷听； 　　这时你正好为我拿起琴弦， 　　低低弹出一段凄楚的缠绵。 　　（原载《文艺月刊》8卷3号，1936年3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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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才华——沈祖棻被学者们推崇为上世纪中国最杰出的女词人，吴宓曾盛赞沈祖棻：“棻词殊佳，宓所识女中第一。”“棻品性纯淑端和，宓所见女士中第一”。沈祖棻1909年生于苏州，1932年，这个年仅23岁的大学生，以一阙《浣溪纱》，将“九一八”事变后国人对山河破碎的忧患，传递得浓密婉转，令中央大学文学院长汪东拍案叫绝，更令沈祖棻由此赢得“沈斜阳”别号——芳草年年记胜游，江山依旧豁吟眸。鼓鼙声里思悠悠。三月莺花谁作赋？一天风絮独登楼。有斜阳处有春愁。1934年，沈祖棻考入南京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1937年与小她四岁的金陵大学同学程千帆在安徽屯溪结婚，那是南京被日机疯狂轰炸后他们的匆忙避难之地。抗战期间，他俩辗转在成都、乐山等地的几所大学任教。1942年，沈祖棻在金陵大学授课时，物色了一些有造诣的学生成立正声社，她还将四位学生的结集成《风雨同声集》出版。正是“月里山河连夜缺”的动荡岁月，这群师生用他们对古典的挚爱，坚守了对中华文化的深情。沈祖棻是著名词人和评论家，然而，无论创作还是研究，她的一生都备受干扰：年轻时便遭逢战乱，飘摇动荡的岁月里，读书人的三尺书桌岂能安宁？38岁时剖腹产女，庸医将一块手术巾遗留在她腹内，此后几年备受折磨；她与程千帆夫妻情深，却聚少离多。1956年，沈祖棻从南京来到武汉，与任中文系主任的丈夫共同执教于武汉大学，孰料时隔不久，程千帆就被打成右派。他蒙冤和被遣送乡下劳动的近20年中，一家三代的生活多靠沈祖棻操持、负担。除了“八口曾为巧妇炊”的繁琐艰难，作为“右派家属”，更要吞咽无尽的冷眼、歧视；夫妻俩城乡两隔，惟有书信往还，她那首读来辛酸的七律，题为《千帆沙洋来书，有四十年文章知己患难夫妻，未能共度晚年之叹，感赋》。好容易盼得到“文革”结束，沈祖棻却于1977年不幸死于车祸。那个悲伤欲绝的苦夏，程千帆挥泪、挥汗整理亡妻遗稿。这是一对患难夫妻与文字知音最后的对话，也是他对沈祖棻最体贴、周全的纪念吧。沈祖棻1944年给汪东的信中曾说：抗战中躲避日机轰炸期间，自己总是不忘随身携带着词稿。“一日，偶自问，设人与词稿分在二地，而二处必有一种遭劫，则宁愿人亡乎？词亡乎？初犹不能决，继则毅然愿人亡而词留也。”词在而人亡，让她的作品存世并传扬，成为程千帆最大的心愿。他整理、出版了她的大量遗作，包括她最负盛名、滋养了无数读者的古鉴赏文字《宋词赏析》《唐人七绝诗浅释》。沈祖棻填词的方向不是吟风弄月或仅诉一己悲欢，而是侧重于寄托国家兴亡之感，所谓“乱世死生何足道，汉家兴废总难忘。”如果说，李清照早年还有众多词作，记录了优裕日子里的闲情雅趣，沈祖棻则是从年轻起就不得不直面悲惨了：日寇肆虐，苍生蒙难，将士喋血……那些人间愁苦或壮怀激烈，不能不涌入她的笔端。从1932年到1949年，她填词500多首，其中400多首创作于抗战时，好些词让人读来愁入肝肠或热泪盈眶。1944年8月的衡阳之战，守城战士喊着“来生见”的豪言，与日寇殊死拼搏。沈祖棻闻讯，写下悲歌慷慨的《一萼红》，被词坛称为“千古一叹”。抗战结束后的时局凋敝，民生多艰，沈祖棻在词里也多有反映并痛加针砭。最为难得的是，无论写乱世儿女的流亡之痛、相思之苦，还是伤心“无限斜阳，有限江山，”她都绝无标语口号式的直露浅白，或辞胜于情的矫揉造作。那些急管繁弦，被调度得细密婉丽，既情动于衷，又有深湛的学养支撑，发声吐字遂珠圆玉润、余韵悠长。沈祖棻1976年6月的日记写道：“与早早（外孙女）折夹竹桃二小枝，野花草三茎，松枝二小枝，插瓶。灯光下美好有致。”不要忘了，那正是“文革”末期，大地还笼罩着瘴气，她也行至晚年，又饱经摧折，而情致依然细腻婉约。读来不由得心生感叹：虽然沈祖棻绝无寻常闺阁的小女儿口吻，但那几茎野草、闲花、树枝多么透露信息，对女来说，最理想、最相宜的场景，真应该是携一卷诗书，寻芳归来，再从容把玩案上清供。只是那种“美好有致”的日子，在沈祖棻的一生里很奢侈，年轻时的李清照倒是有福气消受过。当然，命运也没有自始至终垂青李清照，靖康之难令她家破人亡，也让她的后期作品增添了沉郁、凝重、深厚。人人都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这言之凿凿的公理，不知是由多少代的悲剧性人生堆砌和淬炼而成。假如李清照、沈祖棻们有幸一直安享太平安闲岁月，比如，早上慵懒醒来，闲看帘外绿肥红瘦；或行舟至藕花深处，惊起一滩鸥鹭……那么，写得清浅、纤柔些又何妨呢？所谓的诗家之幸，不要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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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程千帆之诗，沈祖棻之词
——兼驳刘永翔君
　　2006年秋，因为某种机缘，翻阅了不少关于近现代学人的掌故笔记，其中有刘永翔先生的《钱通》一文（载其《蓬山舟影》一书）。读后发现其中文字大有不当之处，遂在所撰《“钱学”已成清谈之助？》（刊《中华读书报》日）一文中给予了批评。时隔半年，刘永翔先生发
表《钱锺书·程千帆·沈祖棻》一文（《文汇报》日），对本人进行回应。但刘先生的答文不仅回避根本性的问题，尤且进一步违背事实，甚至刻意转移话题，无端引申，颇有障人耳目以自遁之嫌。由此，本人不得不就刘先生的回应再作辩驳，以正视听，并待世人公断。
　　　　　　　　　　　　　　　　　　程千帆 1　钱锺书评程千帆之诗“野野狐”？默存先生对同辈的月旦之评与戏谑之语，被一些人奉若至宝，以为哗众之具。 　　拙文批评的是刘先生《钱通》一文第四十八条。姑再迻录其条全部文字如下： 　　子钱子曰：“程千帆之诗‘野野狐’（吴语“胡乱而作，勉强成篇”之意，较北人语“凑合”更带贬义），其妻沈祖棻之词稍胜，然闻其佳者多吴瞿安点窜之笔，未足窥其真面也。”（《蓬山舟影》34页） 　　拙文的批评主要是四句话：“道听途说，以讹传讹，故作笺释，代人言事”。刘先生或以为“峻厉”，但若出于公心、本乎事实，语虽激烈，当亦不失为救弊之道。 　　先看“故作笺释，代人言事”一评，此乃就其文前半部分记钱氏评程千帆语之后所加“笺注”（即上引刘文中括号内之语）而发。 　　括号中的文字既然是刘先生的手笔，又附于他人语下，称之“笺释”，自是事实。《钱通》一文五十条，无论是“采于道途”，还是“聆于钱府”，除三处标明文献出处，一处注人名，一处解释南戏剧名外，均未另附按语，独有此一条刘先生亲加疏论，此不是“故作”，又是什么？钱先生既然未说过此话，那不是刘先生的“代言”，又将焉属？前辈先生戏谑评骘之谈，用得着别人去“我注六经”吗？“钱迷”们拾其咳唾、发其私语，收集轶闻、爬梳异论，但是不是由此就有权利成为槐聚先生的法定代言人？！ 　　刘先生振振有辞地辩解说他对“野野狐”的解释没错，显然是未明拙文话锋所向。当然，也有可能不是真不明白，而是故作未知，以逃避失于忠厚之讥。 　　昔日学者，其为人处事、论学衡文，大抵都是对前辈尊重，对后辈提携，对同辈则“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又常以善意的“不服”，达于切磋砥砺之效。就默存先生率性谐趣之谈而论，正如我在《“钱学”已成清谈之助？》中所说过的，“钱锺书先生以非量之才，颇好臧否人物，固然有其狂放不羁的个人性格因素，但也可以说是古代名士风度的一脉相传，并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即闲堂老人（即程千帆，编者注，以下同）当面受之，想亦不以为怒而反以为喜，至多付之莞尔、心有未服而已。”近几十年来，世态丕变，传统断裂，前辈先生的风范固已久湮不存，而其行事准则，也已为今人所不晓了。所以，像默存先生对同辈的月旦之评与戏谑之语，才会被一些人奉若至宝，以为哗众之具。等而下之者，更将前辈先生的风雅掌故，转为低俗谈资。仅仅如此倒也还罢了，但如果进而发人私语，故作深解并作诛心之论，就不能不允许他人站出来说话。刘先生被默存先生誉为“温克醇厚”，要是连这个道理都不明白，那我就实在也不准备再说什么了。 　　至于闲堂先生的诗作究竟如何，此乃论文评艺之事，虽世有定评，刘先生自也可以去发表个人意见。不过，尽管槐聚先生是二十世纪最杰出的学者之一，但却不一定是一切学术研究与文艺欣赏的终极审判者，刘先生说诗论词，大可不必事事“疏不破注”。当然，刘先生“槐下拜钱”，以《管锥》、《谈艺》为圭臬，也是刘先生的自由，可是文艺批评毕竟仍有其基本准则在，若一味强搭瓜李，牵强附会，亦不免堕入浅妄一类。本人于诗学固未能略窥堂奥，但也不禁认为像刘先生那样以“小结裏”为务，斤斤于《闲堂诗存》中的几处韵律是否严整、几句对仗是否工稳，“侧重成章之词句，忽略造艺之本原”，实在不见得高明。而挦撦割裂、死于言下，将子苾先生名句“有斜阳处有春愁”之“斜阳”、“春愁”直解为“日本军国主义”、“国难”，不免又令人觉得刘先生也就只擅长运典属对，很难说是懂得比兴讬讽的。“权龙襄”云云，出意命笔与切磋诗艺之道相差太远，就更不值得一驳了。 2　沈祖棻之词学究竟渊源何自？沈祖棻之词学“受知”于汪东先生，“世所共知”。 　　拙文“道听途说，以讹传讹”之评，乃就刘先生《钱通》此条后半段记钱氏言沈祖棻词经吴梅“点窜”而“稍胜”云云所发。 　　首先要指出的是，《钱通》此语与论程千帆诗的戏谑评点之谈在性质上完全不同。否定“毅然愿人亡而词留”的一代词人的作品为其人“真面”，不能不说是一项十分严厉的指控。按照无罪推定原则，谁主张，谁举证，刘先生既然在《钱通》一文中单单“主张”（无论是以谁的名义）而不“举证”，别人就不能没有怀疑的权利。 　　人心不古，已非一日，本人不会为此而“长太息”。这里我只想就事论事，看看我的怀疑与刘先生的回复究竟孰为有理。 　　刘先生首先是说我“犯了一个逻辑错误”，认为“博闻强记的人不会说错话”是一个“荒谬的大前提”，言下之意，是认为钱先生也会说错话，就像程先生记错了夫人的生年一样。刘先生又进一步申说道：“至于槐聚先生，他尽管博闻强记，却从未以一贯正确自居，《管锥编》、《谈艺录》的不断订补足以为据。”是，刘先生说得不错，再博闻强记的人也会出错，钱先生是人而不是神，自亦不能免俗。但我的怀疑并非是出于逻辑推理，而是建立在子苾先生真实的词学渊源以及钱先生知道不知道此一授受关系的事实之上。假如能从逻辑上证明不是钱先生说错，就是刘先生记错，那么一切也就不用谈了。 　　刘先生显然是非常清楚这一点的，于是又进行了一大段的“考证”，首先是根据子苾先生自述，得出子苾先生“不忘所自，言必称汪、吴二师”；又据张春晓女士的叙述，考出沈先生词学“受业于汪东、吴梅两位国学大师”；最后又据《吴梅日记》，指出沈、吴早自1932年即有交往，“师生感情非常融洽”。但不幸的是，刘先生的考证既远非精博，尤属无的放矢。 　　拙文哪里否定了吴、沈二人的师生关系？吴梅自1922年至1937年，均在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任教（其间曾兼光华大学、金陵大学课），曾担任中央大学中文系一至四年级的《词曲概论》课，所以我指出子苾先生1934年9月方入金大研究班，正是特别强调她在1934年以前就读中大时就上过瞿安先生（吴梅）的词曲课。刘先生费尽心机地“考证”出“子苾先生根本不是1934年9月考入金大研究生班以后才向瞿安先生问学”，不能证明我“网漏吞舟”、“数典忘祖”，而恰恰说明了刘先生自己需要补课。一位是中文系的教授，一位是中文系的学生，他们的师生关系还需要特别说明吗？！中大数位才女发起词社“梅社”，点绛唇沈祖棻、西江月尉素秋、霜花腴曾昭燏、齐天乐游寿等人常作雅集，其词作先后由瞿安、寄庵两先生评点，又常与授业诸师作文酒之会，稍明近代词林掌故的人都能如数家珍，更是不需要像刘先生那样再去翻检《吴梅日记》的。 　　拙文指出子苾先生“词学乃受知于汪东而非吴梅”，也根本不是否定吴、沈的师生关系。“受知”与“受教”、“受业”、“受影响”义不相同，刘先生学养兼深，想必不会不明白这个简单的常识。如果说特别拈出子苾先生“受知”于寄庵而非瞿安就意味着对“受教”、“受业”、“受影响”于后者的否定，那只是刘先生一个人的逻辑。 　　问题的关键是：在汪、吴两位老师之间，子苾先生的词学究竟渊源何自？“受知”于汪东，是否“世所共知”？ 　　子苾先生不忘师恩，这是为人弟子的起码准则，但并不能作为学术渊源的证明。师法路数，也不能以一般师生关系与师弟感情为定。三四十年代的南京，中大、金大两校大师云集，并多相互兼课，而两校学生遂得转益多师之幸，先后就学于中大、金大两校的子苾先生更不能例外。闲堂、子苾夫妇与瞿安老师的感情一直很好，1938年双方逃难之际，犹在不断通信，互致殷勤。事实上，子苾先生与汪辟疆先生的师生情谊，也不亚于与汪寄庵之情分，但这些与词学授受，究为二事。在学术渊源的问题上，显然是不能“乍睹形迹之貌，武断骨肉之亲”的，否则“与以猫为虎舅、象为豕甥、而鸵鸟为骆驼苗裔，何以异乎？”（《管锥编》，页440） 　　子苾先生“有斜阳处有春愁”为寄庵先生所激赏，方致力于词，此不仅“世所共知”，刘先生自己也未能否定。闲堂老人述其事最详： 　　1932年春天，这个性格沉静的苏州姑娘在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汪东先生讲授的词选课的一次习作中，写了一首《浣溪沙》：……（词略）。汪先生对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民族危机在一个少女笔下有如此微婉深刻的反映，感到惊奇，就约她谈话，加以勉励。从此，她对于学词的兴趣更大，也更有信心了。（程千帆《沈祖棻小传》，《程千帆沈祖棻学记》） 　　子苾先生于1949年编《涉江词》时致寄庵先生函有曰：“《涉江词》此次重编，以《浣溪沙·有斜阳处有春愁》一首开卷，盖祖棻呈课卷时，以此词为先生所赏，始专力于词，今列卷首，以示渊源所自。”（汪东《寄庵随笔》，上海书店1987年）清晰明确地表达了自己词学授受。闲堂先生则屡云子苾先生“夙从汪先生学”而不道瞿安，其《涉江诗稿跋》曰： 　　子苾席芬先德，自小能文。洎入南雍，受业于汪寄庵之门，深受激赏。遂从先生专攻词学，卒以倚声名海内……。 　　闲堂先生与夫人伉俪情笃、同心共命，遂能记“传灯”之绪，而不为泛泛之谈。寄庵先生自己亦云：“余女弟子能词者，海盐沈祖棻第一，有《涉江词》传钞遍海内，其《蝶恋花》、《临江仙》诸阕，杂置《阳春集》中，几不可辨。”（《寄庵随笔》）此与吴梅以唐圭璋为词学弟子第一人，传法之心，迥乎不同。汪先生也从未认为子苾先生可以入于瞿安门下，《寄庵随笔》述吴梅有曰：“吴瞿安治南北曲，稍究声律，自大学设词曲课。瞿安遍历南京，所教甚众。弟子有声者，如任敏中、卢冀野、王玉章等皆是”，又云“圭璋亦瞿安弟子，专力词学。”显然，“所教甚众”与“弟子有声者”不可划上等号。同时，汪先生从不讳言对子苾的知爱，并以知音自许，“顾以祖棻出余门，众又谓能知其词者，宜莫余若”（《涉江词序》），又对沈词进行了细致的评析，至有“皆风格高华，声韵沈咽。韦冯遗响，如在人间，一千年无此作矣”之语。而瞿安则于1939年3月去世，尚不得见子苾先生沉咽弥哀之变。汪旭初先生为太炎门下二妙之一，词学亦有深造，有《梦秋词》传世。子苾先生于1937年以后“国忧家恤，萃此一身”，词境得以精进，“短章神韵，直欲胜蓝”，寄庵先生尝云：“余尝年馀不作词，沈尹默以为问，遂戏占绝句云：绮语柔情渐两忘，茂陵何意更求皇，才人况有君家秀，试听新声已断肠。”其时本师既不能代为“窜点”，况他人乎？！相反，倒是子苾曾代师作赠答，《寄庵随笔》有云：“冯若飞获《明妃出塞图》，乞余题《高阳台》词。词成，若飞甚喜，不知亦祖棻代作。”昔日代师应酬文字，非得意弟子不办。凡此种种，寄庵对子苾先生的知赏，夫复何疑！汪、沈之词学授受，时人早有定论，章士钊题《涉江词》二首其二曰： 　　剑器公孙付夕曛，随园往事不须云。东吴文学汪夫子，词律先传沈祖棻。（见《涉江词》附诸家题咏） 　　钱仲联先生《近百年词坛点将录》，定沈祖棻为地慧星一丈青扈三娘，并以汪东配矮脚虎王英（《点将录》撰成于1983年，钱氏之例，当时生存人概不阑入），亦特标示渊源。其评语曰：“子苾，女词人，出汪旭初门，能传旭初词学。”近人施议对、刘梦芙从文艺批评角度论析《涉江》诸作，对此一近代词史上的授受关系，均无异辞。至此，子苾先生的词学渊源究竟若何，是否“世所共知”，已经不需要再费词章了。 　　槐聚先生知道不知道此一事实呢？舍弃一切拟测，不妨仅以基本事实说话。抗战军兴，钱先生自欧洲返国后，主要活动地是云南、江西与上海，而程、沈则主要是在四川，1949年前是否见过面，很难确知（钱1979年致程信中有“契阔以来，忽忽将三十年”之语，然所指具体时间不详），故建国以前情况姑且不论。解放后至1977年，政治风波不断，更谈不上论词衡艺，此亦不论。但1977年子苾先生因车祸去世，闲堂先生陆续刊其遗著，大约是在调到南京大学工作后的年间，油印《涉江词稿》五卷，并在第一时间寄给了钱锺书。槐聚先生于日复信有曰：“顷复拜子苾夫人遗集之赐，忻慨交心。文情如是，而不得稍假年寿，吐欢愉之好音，咏昭苏之盛世，岂造物之忌才乎，直欲搔首而问青天矣。公收拾整齐，斯文不坠，潜德有光，伉俪之敦，亦足风薄俗也。容当盥诵，一洗尘襟，先此祉谢。”（见《程千帆沈祖棻学记》，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此油印本含《涉江词》甲、乙、丙、丁、戊稿（尚未包括《外集》），前弁汪东之序，后附章士钊、沈尹默等十一家题咏。钱先生即使不赞同沈尹默“昔时赵李今程沈”的评价，至少也能体察汪东“唯余能知”的知赏，更不会不看到绝大多数作品作于“七七事变”之后。既然如此，“吴瞿安”云云，又从何谈起？ 3　沈词佳作是否经过吴梅“点窜”？ 　　沈词三个时期虽各有风貌，然以后期亦即1937年以后词作为胜，“其佳者”又如何能为已经作古的瞿安先生所“点窜”？ 　　现在可以和刘先生讨论最重要的问题：瞿安先生改过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学生的课堂习作，也批点过“梅社”的词作，当然还与子苾先生等弟子情意甚洽，但沈词是否经过吴先生点窜，哪些作品经过点窜，是否经点窜而后“稍胜”。本来，“点窜”的指控是刘先生引起的，应该由刘先生举证。但刘先生刻意回避，我只能举出反证，对其谬论一一驳斥了。 　　刘先生的答文除了据《吴梅日记》中记录的吴、沈交往情况进行推测之外，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于是便在行文谋篇上玩弄一些技巧以淆人耳目。通过“考证”吴、沈有师生关系来偷换主题，已见前述；而在沈词是否经过吴梅点窜的关键问题上，刘文又避重就轻，故意忽略《涉江词》各词的创作时间，将吴梅1939年即已去世的事实一笔带过。然而在事实面前，刘先生“流于扪摸虚空”之评，恰恰可以用来还治其身。 　　瞿安先生逝世于1939年3月，自此以后，当然“子苾先生的词稿中就决不可能再有瞿安先生的改笔了”。那么问题的核心也就很清楚：传世的《涉江词》中，有多少作品作于1939年3月以前？ 　　子苾先生1949年手订的《涉江词》甲、乙、丙、丁、戊集，共收有1932年春至1949年春词作凡408首，其中甲稿起壬申（1932）至庚辰（1940），共64首，仅占全稿约15%（1982年《涉江词》初版为389首，其后《沈祖棻诗词集》则增补至408首，但《甲稿》64首的数量前后无变化）。甲稿中，开篇《浣溪沙》“芳草年年记胜游”作于1932年寄庵先生课上，自不待论；《菩萨蛮》四首作于1937年避往屯溪以后；《临江仙》八首以下，无论是从作者自题还是作品内容上都可以断定作于1938年入川以后（参观程千帆先生笺注及乔以钢、陈望衡、施议对、刘梦芙、叶嘉莹、张宏生、张春晓诸家论述）。由此，甲稿中可以从创作时间上明确断定作于瞿安身后的即有近五十首。通览甲稿，《浣溪沙》“芳草年年记胜游”以外，仅有《曲游春·燕》、《曲玉管·寒蝉》、《水调歌头·雨夜集饮秦淮酒肆用东山体》、《霜花腴·雪》、《高阳台·访媚香楼遗址》、《高阳台·雨织清愁》七首属于寄庵先生所云“肄业上庠，覃思多暇，摹绘景物，才情妍妙”之作。 　　据尉素秋回忆，吴梅词学概论课上所布置的习作，以锻炼技巧为主： 　　吴师则担任一至四年级词曲必修和选修课程。一年级的《词学概论》一开始，规定每两周填词一首，限制很严，尽选些僻调、难题、险韵。他说：“‘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作诗只作五七言绝句，填词只作几首浣溪沙一类的东西，不会有成就的。”他虽逼得紧，批改起来却很认真，朱墨鲜明，连圈点也一笔不苟，和印出来的一般。（尉素秋《词林旧侣》，载《程千帆沈祖棻学记》） 　　从学习的角度说，吴先生的意见非常正确，其训练亦颇严谨，对子苾先生打下良好的基础功不可没。前述《甲稿》七首在南京时的作品中，《高阳台·访媚香楼遗址》是子苾先生参加中大老师社集之作，《绿意·次石斋韵》为赠答友朋之作，可以不论。《曲游春》、《曲玉管》、《霜花腴》或算僻调，有可能就属于这些课堂习作。然而有具体要求的课堂作业（汪东的词选课，则重在文艺欣赏，习作当亦不作形式限制。参前引尉素秋文），毕竟难以产生抒发真性情的作品，至少很难能成为佳作是可以肯定的，故子苾先生手订词稿时删汰殆尽，仅留数首而已。 　　子苾先生既“于其少作，删除独多”，故闲堂先生于其殁后辑《涉江词外集》，所收“定稿时所删汰者”凡104首（程千帆《沈祖棻诗词集》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先交《词学》刊布，又于1994年附于《沈祖棻诗词集》。其中存有子苾先生1933年至1936年在南京所作共25首，其中包括一首1935年“步霜厓师韵”的《齐天乐》。此一部分所以被删芟，除了作者自己“壮悔少作”的选择标准外，大约与老师寄庵先生的评点也不无关系。在这25首中，大部分都有寄庵先生的批评如“用意须力避重复”、“微嫌单薄”、“恐四声有宜酌处”、“稍弱”、“欠妥”等。无论这25首与瞿安有无瓜葛，它们毫无疑问不能算作是沈词之“佳者”，这一点怕是任何人都无法否定的。更何况，《外集》最早刊布于《词学》第八辑，出版于1990年10月，而刘先生进谒槐聚先生则在1985年。其时钱先生既尚未睹见《外集》，自亦不能为刘先生道之。 　　汪东《涉江词序》有曰： 　　余惟祖棻所为，十馀年来，亦有三变。方其肄业上庠，覃思多暇，摹绘景物，才情妍妙，故其辞窈然以舒。迨遭世板荡，奔窜殊域，骨肉凋谢之痛，思妇离别之感，国忧家恤，萃此一身。言之则触忌讳，茹之则有未甘，憔悴呻吟，唯取自喻，故其辞沈咽而多风。寇难旋夷，杼轴益匮。政治日坏，民生日艰。向所冀望于恢复之后者，悉为泡幻。加以弱质善病，意气不扬，灵襟绮思，都成灰槁，故其辞澹而弥哀。（载《涉江词》，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 　　寄庵先生之评，知人论世，剖析精微，实堪定论。毫无疑问，沈词三个时期虽各有风貌，然以后期亦即1937年以后词作为胜。作者取“涉江”为集名，寓意具在，更不待言。对此世无异辞，刘先生自己也是承认的。既然如此，“其佳者”又如何能为已经作古的瞿安先生所“点窜”？ 　　实际上，除转移视线外，刘先生的答文早已技穷。最后只有采取釜底抽薪之法，凭空断言槐聚先生对前后沈词之评价，独与众人“酸咸异嗜”。甚至不惜“强联吴越”，用钱先生独不喜《浮生六记》、《蒹葭楼诗》等毫不相关的事例来作无端牵合，以证成己说。这种移花接木、割裂逻辑真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刘先生也不想一想，如此一来，就必然“证明”钱先生独以前述七首“肄业上庠”之作为《涉江》之佳，此将陷钱先生于何地焉？不欲贻人之讥，抑亦难矣！ 　　钱、程、沈三先生俱已往矣。三位先生中，以子苾先生遭遇最为坎壈，初以清藻之才，蜚声词坫，未几国忧家恤，萃乎一身；鼎革之后，又为“右派”家属垂三十年，方入清明之世，竟罹飞来之祸，而身殁之后，犹还遭受到一些中伤与诽谤。但尽管如此，我也相信子苾先生不过付之于一笑，正如闲堂先生所说的，“世界上有一种将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别人，却从来不想从谁那里得到什么报答的人，祖棻应当算是其中之一。‘经筵钓石能随分，万里江山放眼宽。’她九泉有知，也不会因为某些人在她生前身后对之极不公正而斤斤计较。”不过，历史并不会因为仁者之怀而失去公正，一切是非善恶，终将会在它的明镜照鉴中洞显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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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祖棻：一位不该忘却的女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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