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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Inc. or its affiliates再现民国文人风骨：民国那些人(精选)_全文阅读_1-米花在线书库
再现民国文人风骨：民国那些人(精选)_1
　　再现民国文人风骨：民国那些人(精选)　　作者：徐百柯　　简介及书评　　内容简介　　本书为中国《中国青年报· 冰点周刊》最佳专栏--“钩沉”结集，其专栏主笔徐百柯从故纸堆里或人们的记忆中，钩起79个人物。这些人物有些是我们些许熟识的，还有一些人物，徐百柯如果不写，恐怕将会被时间或时代彻底湮没与忘记。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故去的名校校长，铁肩辣手的报人，学术报国的知识分子，以及在世界面前代表中国的外交家、金融界的大亨、马上赋诗的将军……你可以看到那些熟识的名字：梅汝璈、顾维钧、梅贻琦、张季鸾、卢作孚、陈望道，你也可以忆起那些或许淡忘的名字：蒋南翔、胡政之、刘文典、杨荫榆、陈西滢、蒋百里……围绕着他们的一幕幕鲜为人知的传奇轶事，通过本书在历史零散与完整的记忆中生动再现。他们曾经的理想，他们的面容和言行，他们的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在徐百柯的文字中一一复活。　　作者简介　　徐百柯，1978年生于四川成都。1996年至2003年就读于北京大学，获比较文学硕士学位。毕业后供职于中国青年报社。目前任《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编辑、记者。2004年6月《冰点周刊》人物版“钩沉”开栏，徐百柯主笔两载。2006年，“钩沉”被评为年度《冰点周刊》最佳栏目。　　钩沉曾获2006年最佳专栏奖获奖词　　一个出色的专栏，最难得的品质在于“吾道一以贯之”。徐百柯的“钩沉”专栏就符合这种品质。从《冰点周刊》创刊之日起，他独自承包了这个专栏，从历史记忆深处，为今天的人们钩出一个个已被遗忘的人物和一段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钩沉”专栏的出色之处在于：它是史与诗、学与识、才与情、旧与新的融汇贯通。它像一壶陈年佳酿，越品越有滋味。“钩沉”絮絮叨叨、呢呢喃喃、没完没了，其实在向读者叙述一个主题：曾经有那样一个时代，曾经有那样一批人物。他们那样地想着，那样地活着。他们离我们今天并不遥远，但他们守护、在意、体现的精神、传统、风骨，已与我们相去甚远。读着他们，我们感到恍若隔世；抚摸历史，我们常常浩叹不已。　　将这些过往人物，端上今天的报面，首先要有一个充足的新闻由头，才能将历史和现实嫁接起来，徐百柯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他总是从今天相关的人物或场景切入，从而“激活”一段陈年往事。　　将本年度《冰点周刊》“最佳专栏”奖给徐百柯：以独立的判断和诗一般低徊的笔触，唤醒了一段正在消逝的历史。　　序言　　文/ 杜涌涛（《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　　底子上都有一个“士”字守着　　2004年6月《冰点周刊》创办时，我主持《冰点·人物》版，“钩沉”便是其中的一个专栏。事实上，这个专栏是为百柯量身定做的。说起来也没有太多的道理，《冰点周刊》初创时，可谓兵强马壮，仅记者就有10人，而百柯只是其中的一个新人：到报社工作尚不满一年，还未写出让大家印象深刻的作品。但有关百柯没有继续留在北大读博如何可惜等等传言，我还是有所耳闻的。这让我笃定他是这个专栏的不二人选。　　此前和百柯的过从谈不上甚密。他硕士毕业来报社应聘，恰巧那次我是面试人员之一。问：过去读不读《中国青年报》？百柯厚道一笑，但毫不忸怩，回答：没怎么读过，原因是身边找不到这份报纸。知道这以前百柯还参加过报社摄影部的一次考试，据说笔试第一。可当摄影部主任问他：过去拍过新闻照片吗？回答竟是：没有。又问：为什么想到摄影部工作？回答：听说《中国青年报》摄影部在摄影圈里最牛。　　这样的回答别人不知如何看待，反正在我这里是加分的。百柯后来留在采访中心当记者，我们成了同事。尽管没有业务上的直接合作，但他写的东西我还是要读的。很快他这一批来的记者被派往地方记者站锻炼，百柯到了下面写的东西不多，人像消失了一样。直到《冰点周刊》创刊，在报社招兵买马时，我才又想到了他。　　“钩沉”这个专栏，定位是故去的学人。有的故去久一些，有的故去不久一些，但大抵都是民国过来的那批学人。那批学人生活在一个很不一样的时代：新旧交替、中西碰撞，风云际会，因而形成一种与今天的学人迥然不同的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他们的个性或迂或狷或痴或狂，可谓千人千面，但内在里全不失风骨、风趣或风雅，底子上都有一个“士”字守着。总而言之，是一批不失“硬朗”，而又“好玩”、“有趣”的人。　　这样的调子确定下来，编辑的工作也就差不多完成了大半，接下来的工作，从选人、选材、立意，到钻故纸堆、寻访相关采访对象，全由百柯来做。我是大撒手。每周到了拼版前一天或两天，打开稿库，“钩沉”一准候在那里。最初几篇，我还需要在文字上“推敲”一番，及至后来，百柯甚至连文字“推敲”的空间也不给我留。他是一个做事情有标准的人。　　从《冰点周刊》创刊之日起，百柯每周为“钩沉”提供一篇1600字左右的文字，不间隙写了将近两年时间，从故纸堆里或人们的记忆中，钩起70多个人物。这些人物有些是我们些许熟识的，而他突出的往往是其鲜为人知的那面。还有一些人物，百柯如果不写，恐怕将会被时间或时代彻底湮没与忘记。这些神态各异、个性多样、观点不一、命运多戕的学人，汇集起来便成了眼前这本《民国那些人》。作为这些文字的原始编辑，今天重读这本书稿，一时间竟变得恍惚起来：这是经我之手编辑的那些“钩沉”的文字吗？尽管当初设置这个专栏时就有了将来出书的打算，但每周读一篇和一口气读完的感受还是很不一样的。这大约就是所谓“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道理吧。　　百柯通过“钩沉””，已经聚起一批小众读者。这个至今尚不足而立之年的年轻人，经常被拥趸们误以为早已过了不惑之年。而他也确实从当初开“钩沉”专栏时的那个新手，历练成今日《冰点周刊》的核心人物之一。　　我相信，百柯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而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社又让这种意义变得重要了起来。　　目录　　一、在辉煌的余光下　　李济：中国考古学之父　　李赋宁：说不尽的英语　　冯友兰：两束雄文，一抹背影　　赵元任：多“好玩儿”的语言　　梅汝璈：孤寂大法官　　顾维钧：民国第一外交家　　叶企孙：大师的大师　　吴大猷：孔子式的物理学家　　丁文江：出山要比在山清　　何廉：经济学一叶　　谭其骧：绕不过的“悠悠长水”　　陶孟和：把“社会”变成“学”　　蒋廷黻：蒋廷黻的那股“劲儿”　　卢作孚：一个传奇大亨　　二、守护气节的身影　　邓广铭：逝去的学风　　雷海宗：历史的碎片　　潘光旦：教育的忏悔　　吴组缃：尊重自己的尺度　　徐中舒：从不说假话　　傅鹰：被毛泽东“钦点”的教授　　容庚：宁跳珠江，不批孔子　　蒋天枢：师道的重量　　杨廷宝：建筑为了什么　　赵紫宸：工楷写耶稣　　蔡公时：民国第一位抗日烈士　　蒋百里：亦武亦儒真豪杰　　三、一校之长，今安在　　周诒春：被遗忘的清华老校长　　梅贻琦：中西合璧真君子　　蒋南翔：两种传统之间　　蒋梦麟：北大“功狗”　　马寅初：硬朗的“兄弟我”　　傅斯年：刚正不阿真书生　　张伯苓：巍巍乎南开大校长　　陈垣：保住民族的文化　　唐文治：如何“读经”　　陈序经：能请来大师的校长　　许崇清：独立之思想　　马相伯：一老南天身是史　　李登辉：被遗忘的复旦校长　　陈望道：不止译宣言　　四、前辈已逝，不可追　　王芸生：彻头彻尾的新闻人　　张季鸾：“民国故报人”　　胡政之：报人逝，报纸亡矣　　邵飘萍：昔日《京报》的“铁肩辣手”　　林白水：嫉恶如仇，以身殉报　　黄远生：从末代进士到开山记者　　孙伏园：他走了，副刊死了　　方大曾: 传奇消失在1937　　王小亭：“缺一半”的抗战影像　　张元济：不可再现的高度　　王云五：谴责与推崇之间　　伍联德：留下一片旧时风月　　徐伯昕：生活书店掌舵人　　五、真名士自风流　　王瑶：魏晋风度　　金岳霖：断裂的逻辑　　叶公超：还是文人最自由　　陈贻焮：教授的性情　　曾昭抡：不修边幅的名教授　　刘文典：世上已无真狂徒　　黄侃：“斯文”的传说与真实　　蒙文通：儒者豪迈　　缪钺：清淡文人　　何鲁：真名士自风流　　罗念生：我不要那个，那个是虚的　　周太玄：科学家的人文情怀　　袁翰青：化学家的别样气质　　丁西林：奇妙的混合体　　施蛰存：逝去的风度　　六、背影渐远，犹低徊　　司徒雷登：别了？司徒雷登　　杨晦：沉默的五四英雄　　张申府（上）：记忆的证明　　张申府（下）：真相的颜色　　曹聚仁：一根会思想的芦苇　　吕彦直：中山陵的记忆　　吴兴华：天才的悲剧　　马约翰：体育亦有名家　　曹靖华：苏联文学和那个年代　　杨荫榆：找不到真实面貌　　陈西滢：傲慢与偏见　　林庚：喧闹时代里的隐退者　　书评：耐心地打捞一个时代　　文/季剑青　　或许是为了迎合这个时代怀旧的阅读口味，有关民国掌故趣闻一类的书在坊间一直颇为流行，流风所及，甚至“民国”一词本身也带上了某种光环：那是一个大师云集群星璀璨的时代。于是乎好像一夜之间，人人都开始谈论王国维、陈寅恪、吴宓了。当大师们开始纷纷蜕变为一种文化符号时，似乎有理由怀疑，一本题名《民国那些人》的书，是不是又是怀旧大餐上，刚刚端上的一盘甜点？　　然而，翻开这本书的目录，我们看到的并不是那些声名显赫的名字。其实也并不奇怪，这是作者几年来在《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上“钩沉”专栏发表文章的结集，既名曰钩沉，自然是那些长时间来在我们的记忆中消失的人和事。于是，我们看到作者为了追踪一个人在当代留下的痕迹，煞费周章地检索资料，寻找亲友，而在此之外，则是一片沉默的空白。一面是建立新的文化偶像，一面却是更多更深的遗忘。这似乎提示着，无论表面看上去多么热闹，我们对于那个时代的认识，仍然是不完整的。而一个打捞者的姿态，自然和一切文化消费的动机绝缘。　　作者的本行是记者，在文字的准备之外，他还需要去采访对象的亲友和学生，去了解他（她）在当代的命运。也许正因为此，作者对于那个时代和当下的巨大断裂和反差，有着更深刻的体察。“前辈已逝，不可追”、“背影渐远，犹低徊”的深沉感喟，在书中处处可见。这并非文人的套语，其中包含的是对现状严峻的省思和对历史温热的情感。　　即使是在那些我们更熟悉的人物那里，对于一种精神气质和风度的描摹，也没有沦为趣味性的叙述。记者必须具有的客观眼光，使得作者尽量回避主观的价值判断和借题发挥。他常是敏锐地从大量素材中抓取最有表现力的细节，然后用特写式的笔法勾勒出来，只需短短几句，便画面感十足。在细节的穿插点染中，可以不按一语，而境界全出。加之时间不断地在过去与现在之间闪回对照，作者的笔触愈是冷静，其中包含的情感却愈显得炽热。虽然每篇不过一千来字的篇幅，读完后犹令人低徊不已。就其中情感的深度和广度而言，称其有尺幅千里之势或许并不为过吧。　　自然，这离不开那些人物自身难以企及的人格魅力。然而，我们心中仍需怀有如此这般的耐心、尊重与温情，不是将他们物化为文化市场上流通的商品，和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而是小心翼翼地打捞和护持那个时代所有的光荣和辉煌，借以灌溉我们这个时代并不丰盛的精神家园。　　书评：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民国那些人》与“美丽的新世界”文/ 蒙木《民国那些人》，煞是好看，如此精约的文字，勾勒民国文坛那些渐行渐远的背影，像回放的一个个电影短片，让我们一起重温那属于文人的辉煌，激发我们对于知识分子的期待与想象……　　这本书是《中青报·冰点周刊》的一个栏目“钩沉”的结集。报纸阅读，不能太长，且先要好读；记者作文，虚虚实实的消息多一些，记人记事自有其独到处。栏目主持人徐百柯，这个文化情怀浓郁的北大才子，兢兢业业地注意写活每一个人，特地采访传主的后人、学生，或者忘年的朋友，因此记录了大量第一手的材料，其中兴味深长的逸事颇多，弥足珍贵的老照片也不少，这个栏目获誉“冰点周刊”2006年最佳，是很自然的事。获奖原因是：这些文章“吾道一以贯之”，以独立的判断和诗一般低徊的笔触，为我们激活一个个已经被遗忘的民国人物，勾勒出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在写法上又总是能从今天相关人物或场景切入那陈年往事。　　这个专栏是史与诗、学与识、才与情、新与旧的融会贯通。它像一壶陈年佳酿，越品越有滋味。“钩沉”絮絮叨叨，呢呢喃喃，没完没了，其实在向读者诉说一个主题：曾经有那样一个时代，有那样一批人物。那样地想着，那样地活着。他们离我们今天并不遥远，但他们所守护和体现的精神、风骨，已与时下相去甚远。走进他们的世界，我们恍如隔世；抚摸历史，我们不禁浩叹不已——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辛弃疾这曲《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的情感和我们阅读《民国那些人》的复杂滋味很是接近。　　蒋廷黻、梅贻琦、刘文典、傅斯年、黄侃、曾昭伦、黄远生、林白水、王云五、蔡公时、张申府……以及离我们今天非常非常近的吴组缃、邓广铭、蒋天枢、林庚等等，这些名字在今天的教科书、传媒和年轻人的记忆里濒于湮灭，当然我们也许不经意地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某个胡同的某某故居或工作旧址里与他们相遇，这种相遇是古怪的……走出胡同，什么鸟巢巨蛋和各种奇异炫目的写字楼，所谓圆形监狱风格的后现代建筑兀自刺激你的审美观，人群的喧嚣鼎沸和施工的铁器时代撞击声、垃圾清理的吆喝声、堵车逶迤的喇叭声，声声入耳，疯了，疯了，一刹那的相遇变得迷离而淡漠……其实，很少有人能记住那些名字，他们和今天的房价、医改、高考、电脑病毒、太湖蓝藻、洞庭湖老鼠、黑砖窑、亚洲杯都似乎没有任何关系，衣食住行的艰难和靓女美钞的梦想让我们整个身心梦魇般地卷入了这个“美丽的新世界”——汽车尾气加剧的温室效应，让太阳格外温暖，让冰镇的可口可乐和中央空调成为渴望。　　当然也许不是当下，我们还可能和那些名字相遇，那就是偶然在图书馆的灰尘里，在我们病中无聊翻开的某本闲书的角落里，或者在我们失去工作能力行将老去反刍“我这一辈子”的一个梦里……那时，我们也许发现，这个“美丽的新世界”像赫胥黎的名字一样越来越让人陌生，而他们和我们却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所以读《民国那些人》并不是为了你我今天的工作，不是为了你我购买更好的住房和汽车，甚至不是为了让你在今天比参加红楼梦海选选手都多得多的博士博士后与大学教授面前保持优越感，而是为了怀念你年轻时代莫须有的那个理想，为了对着传媒畅言学问畅言修养做人时有一点点敬畏——这敬畏会让我们少犯一点点错误——“世间已无真狂徒！”——这是《民国那些人》在今天红旗招展彩旗飘飘的高度文明底下的叹息！　　“真名士，自风流！”——这可以理解为《民国那些人》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祝福——读一读吧，即使没用，也全无害处。我想说，在每天制造二百五十余种图书的文化市场上，没有害处的书，似乎并不多。所以，我把《民国那些人》这本书推荐给读者——“无用之用，斯为大用。”——庄子的话，不易理解，但等我们完全理解的时候似乎太晚了。读这一本书会让我们感到一切还不算太远，或者说：还不该太远。　　书评：发现那些真人(1)　　——我读《民国那些人》　　文/山水间　　2004年6月，《中国青年报》全新改版，最大的惊喜应该是1个版的冰点特稿扩为4个版的冰点周刊，从此每周三成为不少“中青”读者的期待。在周刊众多栏目中，人物版的“钩沉”堪称冰点中的亮点，年轻的徐百柯担纲主笔，出手不凡，在故纸堆中“钩沉”摸索，在现实中寻访缅怀，每周1600字的小文章让那些曾经鲜活而后落寞的人物浮出水面，一路写下来七八十人，恍惚间已然立起了一批民国人物的群像。欣闻百柯的“钩沉”作品结集成书《民国那些人》，不禁大喜，又可以一气呵成温故知新了。在那个时代曾经生活着那样一批纯粹的真人，创造着那样本色的历史，发生着那么多耐人寻味的逸事，回荡着那样多余音不绝的言语。　　从这里可以品人。民国时代，新旧交替，异彩纷呈，群星闪烁，而由于长期以来历史教科书的选择性记忆，使这些从旧时代走过来的风云人物大多湮没无闻，或成为一个简单的符号，或只是一个反动的名词，甚至消失殆尽。而百柯就在努力打捞那些记忆，发现那些真人，还原出那些精彩的人生，原来有人可以活得如此至情至性、有声有色、有棱有角。这里有让人慨叹“世上已无真狂徒”的刘文典，有“中西合璧真君子”的梅贻琦、“刚正不阿真书生”的傅斯年以及“真名士自风流”的何鲁等等，数数这七八十人，或狷狂或痴迷或风雅或硬朗，风云际会不让后汉三国，风神俊朗堪比魏晋人物。通过“钩沉”，还使司徒雷登、陈西滢、杨荫榆等趴在毛选、鲁著注释里的人也“立体”起来，这些人物也不应只是一个个“普通名词”，他们的履历、各自的面目和性情原是十分多彩的。“钩沉”钩起了好多沉甸甸的人物，让那些曾经“找不到真实面貌”的人变得清晰。　　从这里可以明史。百柯之笔“以人带史”，在发现生动鲜明的人物时，也揭开了一些复杂的历史本相。原来“一二九”运动的流传版本和真相有那么大的差别；原来电影《地雷战》中农民兄弟拿头发做地雷引线只是编剧们的创意，而真正的地雷还是出自清华教授和他的学生；原来早在1928年日本人就制造“济南惨案”，虐杀中国外交官、屠戮军民8000人，等等。诸如此类的历史看得明白，会让我们不再轻信那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从这里可以知事。除了略显沉重的历史，“钩沉”里充溢着妙味无穷的小段子，满眼都是文人雅事、奇人趣闻。鲁迅的《阿Q正传》为什么写得那么短？因为负责催稿的副刊编辑孙伏园出了一趟差。台大纪念傅斯年的“傅钟”为什么只响21声？因为他说“一天只有21小时，剩下3小时是用来沉思的”。知道“神仙鸡”是怎么烤出来的吗？原来是翻译过《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用100张报纸烩熟的。　　从这里可以记言。立德、立功、立言称为“三不朽”，这些人的功德常被隐没，话语却在流传。五彩斑斓的人物怎能没有掷地有声或回味悠长的言语？听到“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能不为梅贻琦肃然起敬么？听到“我宁可去跳珠江，也不批判孔子”，能不为容庚动容么？至于“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和“中文系不培养作家”的名言是谁说的，翻翻这本书就知道了。　　从“钩沉”中可以体会到发现的快乐，而这种发现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书中一篇《丁文江：出山要比在山清》里提到，徐霞客在中国的知识谱系中原本并无太大影响，正是由于丁文江多年努力，才把徐霞客的著作从湮没无闻中“挽救”出来，从而成为现代中国的思想资源。而百柯通过“钩沉”挽救的这些人、史、事、言，相信也会成为当下中国的思想资源。　　在体会发现的快乐与价值的同时，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尴尬境遇横亘在读者眼前——这里几乎所有人都有着一个明显的半生分界，正像《张伯苓：巍巍乎南开大校长》所说：“与他一生大部分时间‘愈挫愈奋’的虎虎生气相比，其晚境之凄凉无奈，适成两极。”细心而有考据癖的读者（比如我）还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同样写金岳霖，见报时的题目是“发展的逻辑”，而在本书中则变成“断裂的逻辑”，我相信这是一种原汁原味的恢复，的确，“断裂”比“发展”更恰切，因为金先生在新旧时代的转变“缺乏合理的逻辑过程”。还有百柯写清华校长时提到的“梅传统”和“蒋传统”，同样引人深思。读到这样的“断裂”，总不免发出长声浩叹。当诗人激动的欢呼“时间开始了”的时候，也许同时意味着一些人的时光停止了。　　书评：发现那些真人(2)　　感谢百柯，为我们拂去了烟尘，接续了那段历史。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当代作家“重新发现”乔伊斯、普鲁斯特、艾略特，并从中找到灵感和文学偶像。其实，早在30年代，施蛰存主编《现代》杂志就介绍过这些人，可见当时的《现代》与世界文艺潮流是同步的。　　五十年一个轮回，还好，我们又上路了。　　书评：妙采纷呈的历史活剧　　――读徐百柯先生的《民国那些人》　　文/流年　　说起离我们不到百年之遥的民国时期，大家都有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民国时期距我们不远，但由于受时代的影响，在某些时期对民国人物的讲述是有所侧重的，有些事情和人物是避而不谈的，或者脱离了历史中的真面目，成为我们心中一些扭曲的镜像。所以，关于那些人的真实面貌，甚或真实性请，我们已经渐渐淡忘。　　然而民国，这个我国从旧的封建制度中走出来的时期，新旧思想、中西思想在此交汇碰撞，中国的旧文化，西方的新思潮交融在一起，形成五彩斑爛的众多色彩，构成独有的“民国特色”，也造就了民国那批独有的“真名士”。　　民国是个乱世，乱世中人们往往更多地注意那些“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总统”们，那些拥兵割地，耀武扬威、吹胡子瞪眼的“大帅”们，所以关于民国中军阀政客的书籍也相当的多。但是关于民国的文人以及其他行业的一些知识分子们，叙述的就不是太多。而在《民国那些人》这本书中，名校校长，文章报国的报人，埋头学问、以学术报国为天职的知识分子，以及在世界面前代表中国的外交家、金融界的精英等等都活灵活现地浮于纸上。　　有时候觉得民国时期比较像两晋时代，虽然都是战火纷飞，鲜血涂满的乱世，但是还是有好多可爱有趣的人和事。像《世说新语》中记载的那些魏晋时的人物，都个性十足，成为千古佳话趣谈。　　看了《民国那些人》这本书，越发觉得类似于民国时的《世说新语》，书中那些人和事，通过徐百柯先生的精心剪裁，给我们带来一场众味横陈，回味无穷的精神盛宴。孔子式的物理学家吴大猷、工楷写耶稣的赵紫宸、以身殉报的林白水、不修边幅的名教授曾昭抡等等，这些民国的学界精英们的所为，好像也确实极类似有着魏晋风骨的那些人物。他们是学富五车的知识精英，但为人处世却有时候像天真无邪的孩童，他们对待学术拥有无可遏制的热忱，对于世事，常有惊世骇俗的作为，对待强权暴力，却是傲骨铮铮，强项不屈，这样的人，可爱可敬可叹可歌。　　其实正是这些人，担负起新旧文化交替的重任，他们既是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又是新思想的开拓者，他们的经历也是坎坷多难，但却始终无法改变他们心中的执着，他们的学识、情趣，风度、胸襟，让现在的我们看了不时有高山仰止，甚至自惭形秽。　　民国人物灿如星斗，驳杂纷纭，既好写又不好写。说是好写，是因为民国时的材料还是比较丰富的；而不好写，正是因为民国时的资料丰富，所以容易坠入繁芜零乱的泥潭。而徐百柯先生此书中，简而不繁、梳理精密，这些民国人物，每人的生平都可以单独写成一本书，而通过徐百柯先生的妙笔，将这79个民国时知识界的风云人物尽收于一本书中，虽如此，却绝无单薄苍白之感，书中将这些人物的生平和最有亮色的故事生动地展现给大家，可谓精而不碎。　　在《民国那些人》这本书中，历史不再是简单的年代、人名、数字的混合物，而是一幕幕精彩绝伦的人世活剧。这些历史上真实的瞬间，是不应该随着时间的远去而黯淡，为人们所忘却的。这本书的封面是淡黄色的，一如发黄的旧纸，让人想起那些尘封了的旧事。欲掀未掀的书皮一角背后，有着讲不完的精彩故事。历史总是让人沉思，历史总是给人启示，我们会在沉睡的历史中发现更多的思想珍宝。　　书评：又见民国那些人　　文/隐跃如　　读《民国那些人》的故事，就到了那个年代，我与他们都一一打了招呼，像一个笨拙的年轻人。他们不认识我，只是步履匆匆，消失在人群之中。　　民国那些人，是一批铁骨铮铮的文士、是一些风骨卓绝的性情中人。他们的为人、他们的故事，都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消失在历史的烟波中，为世人所淡忘。然而，事情总不会那样简单就结束，总会有人将这些故事轻轻拾起，缀文成集，于是，我才能重新看到《民国那些人》。　　百柯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他从故纸堆中扒拉了近80个人出来，讲他们的逸事，也讲他们的风骨。民国的那些人呵，真是可爱至极。时代造就他们，那股冷热交替的乱世火焰，将他()们打磨得珠圆玉润。繁华总不能长久，所以不必显得光彩夺目。大凡能起敬意的，都是朴素无华的人和事。人世最美的风景，总不刻意存在，不注意便会错过。你可还记得蔡公时那守护气节的身影，你可还记得马寅初的音容笑貌，你可还记得方大曾那已消失的传奇，你可还记得陈西滢的傲慢与偏见？在心中轻点，却滴到了深处。　　我想你是不会记得了。若没有《民国那些人》，我也不会记得的。因为在一个和平的年代，英雄人物都会纷纷隐退，为后世让路。也许正是这种淡泊，使他们无法被人熟知。正是有了这本书，我们才有机会与他们遇见。在那个年代，与他们一起经历那段流光岁月，跟他们结成风云际会。却不必成为跟他们一样知识渊博的人，只要当一个每天帮他们送信的邮差，或者只是一个路边擦皮鞋的小童就够了，能偶尔听听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牢骚，听他们对生活的感悟，也是春天里的鸟语花香。他们真会把心里话告诉我吗？如果告诉我了，是否会震落这个世界的尘埃，让飞鸟在湖面低处回旋呢？我不知道，因为我只是一个过客，偶尔读到了这本书。　　他们把握不了时代的步伐和节奏，只是他们把心事和力量都花费在了各自的研究领域上，并且孜孜不倦地为此而努力。他们的天才和勤奋，加上绝世而独立的人格，成就了大事业。于是，我看到了吴大猷孔子式的物理学，看到了赵元任“好玩儿”的语言学，看到了梅汝璈声震东京的外交学，看到了林白水以身殉报的新闻学，也看到了马约翰终其一生的体育学……　　民国的这些人啊，做着利国利民的事，却默默无名。他们波澜不惊，实则惊涛拍岸。他们看似平淡无奇，却似乎永远都有那么一种悲壮，每一落笔，都前途难测。于是知识分子的命运如何，决定了一个国家的良知。　　又见《民国那些人》，曾如枝头繁花叶茂。如今，属于他们的时代已落幕，只是隐约可观。但后浪如潮涌，斯人可追！　　书评：文人风骨已不再　　——《民国那些人》中的学识与才情　　文/画里真真　　《中国青年报· 冰点周刊》最佳专栏——“钩沉”，我是一路跟着读下来的。不只是因为“钩沉”二字直入我心，更是因其专栏主笔徐百柯从故纸堆里，钩起的这些人物，都是让人读过之后，有强烈欲望想去钻进书堆，更深更多地了解民国那些人。结集成书，真让读书的人痛快。　　是想写很多感触来，可忽然之间，脑中却只存一句，“花逞春光，一番雨、一番风，催归尘土；竹坚雅操，几朝霜、几朝雪，傲就琅玕”。　　文人，在人们心目中始终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与今日所说的知识分子有所区别。那已经像一个过去的符号，在我们之中不复存在。但这符号的魅力，至今不会减退，亦再不可被复制。愚以为这种魅力，并不在于他们在专业领域的建树，而是因为他们都有一股曾经要被打倒的“臭老九”脾气，让人始觉可爱。　　前人所说的“性情中人”，大概也要旧式文人才能作为标兵。他们的“性情”，非但表现在嬉笑怒骂，不拘小节上，更多的是在社会的大风大浪中，他们即使逆流，依然我行我素。几日前正有朋友问我：“人活着到底在追求什么？”我答得也极其不明了：“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追求。”可自己的追求是什么，自己也说不明白。或许是现在的社会太过多元化了罢，选择一多，诱惑也多，使得人人都心猿意马。倒是读着书，不由感叹，人心不古，原来那时的人才可具备如此坚定的信念。　　《民国那些人》书中所涉及的“文人”，有学者教授，也有政客商人。但他们终究有如许文人风骨，才子性情。使民国动荡的书页上，多了几分生趣。　　审判日军二战罪行的大法官：梅汝璈，谁能想象他的晚年如此寂寂。吴组缃，在中学课本上出现过的倔老头。傅斯年，写出“无缘何生斯世，有情能累此生”句子的竟是个傲骨书生。还有被鲁迅笔伐的陈西滢，文字中亦流露出他惹人爱怜的一面。　　为了这本书史料的真实性，作者寻访了许多民国文人的晚辈，学生以及在世的朋友。在他们眼中的长辈，不但可敬，更为可亲。为了能写人所未写，叙人所未知，作者的笔常常触及名人光环之下的一些琐事，逸事。淡墨写功业，浓墨写性情。使这些渐行渐远的名字和读者们有了沟通的语言。一个个人物，一段段往事，勾勒出一个时代的背影，读人又如读史，民国时期的社会背景和发展，轻松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今天，不知是否还有许多和我一样在少年时做着文人梦的人。步入社会后才发觉，时代需求的不同已将“文人”的概念颠覆，在现代文人身上已找不到那些可爱的臭毛病。幸好，我们还能在书中找到梦中的依托。读着《民国那些人》一书，恍然其中人物有的如同师长，有的如同父兄，有的如同知己。自己能随同他们的思想言论时而如沐春风，时而击案而歌。亦是幸甚。　　在辉煌的余光下　　李济：中国考古学之父(1)　　李济（）字济之，湖北钟祥人，清华毕业后留美，获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中国考古学开山之人，曾主持安阳殷墟等重大考古发掘。　　他有一个梦想。　　这个年轻的中国学生在“自撰简历”的最后写道：“要是有机会，还想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波斯去刨坟掘墓、断碑寻古迹，找些人家不要的古董来寻绎中国人的原始出来。”　　那一年，他22岁，即将去哈佛攻读人类学。后来，他果真去“刨坟掘墓寻古迹”了，只不过并没有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或是波斯，而是在中原的河南、山西和山东。　　1926年主持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发掘，他成为第一位挖掘考古遗址的中国学者。1930年主持济南龙山镇城子崖遗址发掘，他让龙山文化呈现于世人面前。　　如今，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已成为中国远古历史的标志性术语，许多对考古学一窍不通的人竟也耳熟能详。只不过，大多数人对他却是闻所未闻。　　1928年至1937年，他主持了震惊世界的河南安阳殷墟发掘，使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并由此将中国的历史向前推移了数百年。直至今日，它依旧被视为人类文明史上最重大的发掘之一。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名字———李济。　　我们关于商代的知识很大程度上是由李济给我们划定的。他领导的安阳发掘，对20世纪整个下半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包括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夏鼐、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所长高去寻在内的中国考古学界领袖人物，都是在安阳接受的考古学训练。　　已故的考古人类学大家张光直以台湾中研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教授的权威身份，曾对自己的导师李济做过评价：近60年的岁月里，一开始作为中国考古学之父，随后又作为中国考古学掌门人，他的学术思想一直在中国这门学问的发展中占据支配地位。　　如果不将张光直所说的“中国学界”缩小为台湾学界，那么他的判断显然过于乐观了。李济在1948年年底随史语所迁台，这一选择很难以优劣论，但其所造成的尴尬局面却是显而易见的。　　1959年，以《考古》杂志为代表的大陆考古学界对李济发起了猛烈的“围剿”。李济的儿子李光谟甚至还收藏了当年的一期《考古》，整整一期都在批判李济。此后，和许多政治上选择错误的著名学者一样，这个名字逐渐消逝在我们的阅读视野中。　　不知道李济对于此种“围剿”的反应如何，但他曾对1949年后大陆的考古发掘报告提出过严厉的批评，认为其中缺乏实际材料，充满了政治术语，对出土地、器物、尺寸等内容居然都号称“保密”。　　“我想，按照他一贯的标准，这些根本都够不上考古学。”李光谟对记者感叹道。　　据说，直到后来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报告出来以后，李济对大陆考古学的印象才有所改变，他自己的文章中也开始引用大陆学界的资料。　　李济去世后，留给李光谟一笔遗产，李光谟提出捐赠一部分设立“李济考古学奖学金”。当时社科院考古所本来已经同意了，但经“请示”后，此事却不了了之。李光谟听说，有领导在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会上讲：不能以一个1949年离开大陆的人的名义来设立奖学金。　　李光谟说起此事来直摇头：“那是年吧，唉，本来是中国第一个考古学奖学金的……”　　儿子眼中，李济相当固执，总是直道而行。“他不知道拐弯的，有时候。”　　李济去世后，人们回忆：“他是一个被上级、同僚、晚辈、学生害怕的人，但他对待真心为学的人则给予最大的帮助。”其实岂止“害怕”，在一些人眼中，此人简直就是可恶。台湾名人李敖就曾写过文章，称李济为“最后一个迷人的学阀”。李济因固执而获罪为“学阀”，但饶是刻薄如李敖，也从不否认他身上“迷人”的一面。　　李济：中国考古学之父(2)　　李济人生最辉煌的一页是在殷墟，此后，考古学家和他发掘的遗址天各一方，路途迢迢。身不能回大陆的李济，晚年心中是否牵挂殷墟？隔海相望殷墟，心中是怎样一番滋味？　　这些问题，由于长期的两岸阻隔，甚至连李光谟也无法回答，但他说：“1977年，李济生前最后一本著作是《安阳》，可见殷墟在他心中的位置。”　　李赋宁：说不尽的英语(1)　　李赋宁（）陕西蒲城人，西方语言文学大家，中国外语界的一代名师。　　面对李赋宁这样的人物，恐怕很多人对于英语的概念都得修正：1946年，出身西南联大的李赋宁到美国耶鲁大学研究院英文系深造时，乔叟和莎士比亚对于他来说，都算是“驾轻就熟”的题目，难度不足。于是他选择了古英语研究作为博士方向，这是连欧美优等生都认为太过艰深，视为畏途的领域。　　莎士比亚不须说，历来被全世界奉为英语语言文学的标志；乔叟何许人也？写出《坎特伯雷故事集》的他被尊为“英国诗歌之父”。　　什么叫做英语好？这个问题沉甸甸地压在国人心上，以致有这样的段子：某君说自己英语好，托福多少多少、GRE多少多少。英语系学生一听笑了，哑巴英语，God，你能用英语自如交流吗？英语专家一听笑了，跟谁交流，God，你能背诵莎士比亚吗？老先生一听笑了，莎士比亚，God，古英语呢？法语呢？德语呢？拉丁语呢？　　抛开个中戏谑意味，李赋宁确实当得起这般传奇式的“老先生”。他的学博才高久有定评，通晓英语、法语、德语、拉丁语、古英语和古代希腊语等多种语言，治学范围涉及语言学、文学、哲学、伦理学、美学、历史学等学科，开设过专业英语、专业法语、古英语、英语史、拉丁语、古希腊罗马文学、中世纪英国文学、莎士比亚研究、欧洲文学史、英国文学史、法国文学史、莫里哀专题及汉英翻译等课程。　　现任外交部长李肇星1959年考入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他还记得第一次上李先生欧洲文学史课的情景：铃声中，先生准时出现在教室门口，向学生微微鞠躬问好后，说：“Comrades，let me tell you a story，a very short story．（同学们，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一个小故事）”　　故事是关于古希腊诸神的。在李肇星听来，“先生的语言简洁流畅，语调平缓，并无刻意的抑扬顿挫，但在平实之中充盈着高雅。我和同学们都被深深地打动了。原来，美好的学问竟可以这样朴素。”　　多年后，李肇星作为外交官多次见到英国女王，他发现，西方学者津津乐道的“皇家英语”或“钦定英语”（Queen’s English）竟也以这般简洁为美。很自然的，他“不禁又忆及李先生的‘小故事’”。　　李赋宁对于英语发音的要求应该是相当苛刻的。他留学耶鲁时，以英语好而名世的林语堂来耶鲁演讲，李赋宁的评价居然是：“他的英文虽然写得很地道，但英语语音、语调却不很好。”　　这是一种天赋，李赋宁从小就已显现出来。11岁时，他随家从西安迁到北京，转学到北京的小学上学。老师让他站起来朗读课文，他用陕西话，同学们纷纷举手，指出他的发音错误。他心里觉得委屈，再去学校时，整整一周不开口说话，当他再次开口时，竟全是标准的普通话了。　　许多回忆李赋宁的文章都怀念曾经有过的那个年代，中国英语学界人才济济，除了他，还有杨周翰、王佐良、许国璋、周珏良、查良铮（穆旦）等大家，“如今，那一代英杰都逝去了”。　　在耶鲁时，李赋宁曾和留学英国牛津大学的同学王佐良、许国璋，以及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周珏良通信，相约共同回国执教，“我教中世纪，佐良教文艺复兴和莎士比亚，国璋教18世纪，珏良教19世纪”。　　“这就是绝配！”后人感叹。　　英语算不上好的我，曾听过被李赋宁夸奖为“发音好”的学生王式仁的“英诗选读”课，如今内容早已记不起来，惟独记得王教授用舒缓而纯正的英式英语朗诵莎士比亚的商籁体诗，“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我怎么能够把你来比作夏天）”，以及他分析玄学派诗人约翰·邓恩的诡谲意象，脑中云里雾里，耳边却兴意盎然。　　想来王教授也该到离开讲台的岁数了，不知道现在的学生们，是否还有幸聆听纯正而怀旧的英语。不是为了运用，多数人也许永远也达不到这一步，而只是为了在自己这一生中，有这么一次能感受到除母语之外另一种语言所散发出的逼人的魅力。　　李赋宁：说不尽的英语(2)　　国人纷纷开始“疯狂英语”了，英语水平俨然已成衡量一个人“素质”的关键标准之一，然而老先生们也纷纷离去，还有谁在怀念英语作为一种语言的美吗？　　冯友兰：两束雄文，一抹背影(1)　　冯友兰()字芝生,河南唐河人,哲学家、哲学史家。　　????曾有那么一个年代，大学教授们矜持而有尊严。　　1939年前后，陈立夫以国民政府教育部长身份三度训令西南联大必须遵守教育部新规定，包括教育部核定应设课程，统一全国院校教材，举行统一考试等。联大教务会议决定致函抗辩。此文的执笔者，“舍（文学院院长）冯友兰莫属”。　　????冯教授说得不卑不亢：“部中重视高等教育，故指示不厌其详，但准此以往则大学将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同人不敏，窃有未喻。　　????“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惟其如是，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今教部对于各大学束缚驰骤，有见于齐而无见于畸，此同人所未喻者一也。　　????“教部为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关，教部可视大学研究教学之成绩，以为赏罚。但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此同人所未喻者二也。　　????“教育部为政府机关，当局时有进退；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若大学内部甚至一课程之兴废亦须听命教部，则必将受部中当局进退之影响，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进行，肃学生之视听，而坚其心志，此同人所未喻者三也。　　????“今教授所授之课程，必经教部之指定，其课程之内容亦须经教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学生心目中为教育部一科员之不若。此同人所未喻者四也。　　????“……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规，行之多年，纵不敢谓为极有成绩，亦可谓为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　　????今人读之，拍案称绝，继而叹息良久。知识分子的尊严应该是这样的，政府、官员尽可以发号施令，但请注意，我们不敢苟同更拒绝执行——此之谓“同人不敏，窃有未喻”。知识分子的矜持也应该是这样，不滥说成绩，但内心怀有对学术的自信和对传承的期许——故“不必轻易更张”。　　陈寅恪纪念王国维的雄文，为学者立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境界。冯友兰的雄文，则被后人赞为铭刻了一所大学“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统制”的光荣品质。　　????冯友兰早年撰文，气象阔大而意义深沉，每每众望所归被推执笔重要文字。1943年，他执笔起草致蒋介石的信函，要求政府为收拾人心而开放政权，实行立宪。据说，蒋当时看信后的反应竟是“为之动容，为之泪下”，即刻表示愿意实行立宪。　　????其另一雄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被公认为最能表彰西南联大的精神及其特殊历史意义。与联大渊源颇深的史学大家何炳棣称此文为融古烁今的“至文”、“不朽文章”：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我国家受日本之降于南京……河山既复，日月重光，联合大学之使命既成。　　????“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转乾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始，此可纪念者一也。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　　????“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　　“……联合大学之终始，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　　冯友兰：两束雄文，一抹背影(2)　　然而何炳棣在对碑文大加推崇后，随即颓然抱憾：此碑永存，而它所代表的学术自由精神未数载即开始消逝了。　　????事过30年，冯友兰作《联大纪念碑碑文自识》，评价道：“文为余三十年前旧作。以今观之，此文有见识，有感情，有气势，有词藻，有音节，寓六朝之俪句于唐宋之古文。余中年为古典文，以此自期，此则其选也。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有蕴于中，故情文相生，不能自已。今日重读，感慨系之矣。敝帚自珍，犹过于当日操笔时也。”　　研究者称，其实冯氏的感慨，岂止是“敝帚自珍”，分明是沉重的历史慨叹。在他所忆那个逝去的年代里，教授们的见识和感情，少有羁绊，发诸笔端，于是成就了一篇篇雄文。　　当见识和感情受到羁绊，难以发为雄文，于是便只留下一抹颓唐的背影。及至中年以后，历经数次运动，冯友兰曾就个人历史多次写过检讨交代，甚至不惜上纲上线，却都难以过关。　　一天， 逻辑学家金岳霖来看望他时，两位大教授竟为检讨的事抱头痛哭。　　赵元任：多“好玩儿”的语言(1)　　赵元任（）江苏武进人，国际知名的语言学大师，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者之一。　　????赵元任一生中最大的快乐，是到了世界任何地方，当地人都认他做“老乡”。　　????二战后，他到法国参加会议。在巴黎车站，他对行李员讲巴黎土语，对方听了，以为他是土生土长的巴黎人，于是感叹：“你回来了啊，现在可不如从前了，巴黎穷了。”　　????后来，他到德国柏林，用带柏林口音的德语和当地人聊天。邻居一位老人对他说：“上帝保佑，你躲过了这场灾难，平平安安地回来了。”　　????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巡回讲演，赵元任当翻译。每到一个地方，他都用当地的方言来翻译。他在途中向湖南人学长沙话，等到了长沙，已经能用当地话翻译了。讲演结束后，竟有人跑来和他攀老乡。　　????赵元任曾表演过口技“全国旅行”：从北京沿京汉路南下，经河北到山西、陕西，出潼关，由河南入两湖、四川、云贵，再从两广绕江西、福建到江苏、浙江、安徽，由山东过渤海湾入东三省，最后入山海关返京。这趟“旅行”，他一口气说了近一个小时，“走”遍大半个中国，每“到”一地，便用当地方言土话，介绍名胜古迹和土货特产。　　????这位被称为“中国语言学之父”的奇才，会说33种汉语方言，并精通多国语言。研究者称，赵先生掌握语言的能力非常惊人，因为他能迅速地穿透一种语言的声韵调系统，总结出一种方言乃至一种外语的规律。　　????他还被称为罕见的通才、一个“文艺复兴式的智者”。作为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并称于世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语言学是他着力最深的领域，然而他同时还兼授物理、逻辑等课程。　　????他雅好音乐，曾专攻和声学与作曲法，会摆弄多种乐器，毕生都与钢琴为伴。他一生创作过一百多件音乐作品，包括声乐和器乐。他跟他的女儿们，凡有机会聚在一起，就组成一个家庭合唱团，分声部地练习演唱他的新作或旧作。难怪人们说，音乐是他生命的组成部分。　　????赵元任告诉女儿，自己研究语言学是为了“好玩儿”。在今人看来，淡淡一句“好玩儿”背后藏着颇多深意。世界上很多大学者研究某种现象或理论时，他们自己常常是为了好玩。“好玩者，不是功利主义，不是沽名钓誉，更不是哗众取宠，不是一本万利。”　　????赵元任曾编了一个极“好玩儿”的单音故事，以说明语音和文字的相对独立性。故事名为《施氏食狮史》，通篇只有“shi”一个音，写出来，人人可看懂，但如果只用口说，那就任何人也听不懂了：“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氏视是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十狮尸。食时，始识十狮尸，实十石狮尸。试释是事。”　　????语言学家陈原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赵元任，赵元任，在我青少年时代，到处都是赵元任的影子。”少年时，他着迷于赵元任翻译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这本是赵兴之所至偶一为之，却成就了一部儿童文学经典译作）。长大了，想学“国语”，就用赵元任的《国语留声片课本》当老师。后来迷上了音乐，迷上了赵元任的音乐朋友萧友梅介绍的贝多芬《欢乐颂》，也迷上了赵元任谱曲并亲自演唱的《教我如何不想她》。　　????上世纪20年代，赵元任为商务印书馆灌制留声片，以推广“国语”（即普通话）。有一则轶闻，难断真假，但颇可见赵氏当年的风光。赵元任夫妇到香港，上街购物时偏用国语。港人惯用英语和广东话，通晓国语的不多。他们碰上的一个店员，国语就很糟糕，无论赵元任怎么说他都弄不明白。赵无奈。谁知临出门，这位老兄却奉送他一句：“我建议先生买一套国语留声片听听，你的国语实在太差劲了。”　　赵元任：多“好玩儿”的语言(2)　　????赵元任问：“那你说，谁的国语留声片最好？”　　????“自然是赵元任的最好了。”　　????赵夫人指着先生笑曰：“他就是赵元任。”　　店员愤愤：“别开玩笑了！他的国语讲得这么差，怎么可能是赵元任？”　　梅汝璈：孤寂大法官(1)　　梅汝璈（），江西南昌人，著名法学家。年，代表中国赴东京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审判日本战犯。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外交部法律顾问。　　有天晚上，北京顶银胡同停电。梅汝璈枯坐在家中吱吱作响的藤椅上。黑暗中，他轻轻地哼起了清华学校早年的校歌：　　“西山苍苍，东海茫茫。吾校庄严，岿立中央。东西文化，荟萃一堂……”　　这一幕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初。今天，梅汝璈的儿子梅小璈回忆自己的父亲时，一下就想到了这一幕。他对记者谈起父亲的晚年时，有些唏嘘。他用了这样一个形容词：“孤寂”。　　梅小璈说，虽然上世纪60年代初，父亲尚不足花甲之年，可他心知肚明，属于他的那个“东西文化，荟萃一堂”的时代已经逝去了。　　新中国在学科建制上完全照搬“老大哥”苏联，全国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所大学保留了法律系，且讲授的内容都是苏联的社会主义法学。这让毕业于清华学校、留学于美国斯坦福大学、在芝加哥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的梅汝璈常常感到无所适从。他努力按照党对“旧知识分子”改造的要求，虔诚地学习俄语，试图不被形势甩下。　　据梅小璈说，现在他家还能找到父亲当年抄写俄文单词的小本。在苏联法学教材上，还有父亲留下的铅笔批注。　　作为一个留美法学博士，梅汝璈曾执著坚持的那些法学信念渐渐失去了依托———三权分立；司法独立……这是法哲学奠基人孟德斯鸠奠定的理论，又在杰弗逊等人的实践中加以完善的。　　显然，这一切已不合时宜。“文革”中，梅汝璈在一份“检查”里写道：“我实际上只是一本破烂过时的小字典而已。”　　“其实，他个人的小环境还是不错的，起码在物质上。如果以季羡林的《牛棚杂忆》为参照系，他并没有受太大的罪。”梅小璈在解释父亲晚年的孤寂心境时如是说，“但他的学科没有了，他的学术没有了。”　　在那个年代，“梅汝璈”三字变成一个空洞的符号。充盈其间的，不是这个人的赤子情怀和渊博学识，而是一个随“形势”沉浮的抽象指称。有研究者曾这样评价这位外交部前顾问：“梅汝璈名字出现的频率和受关注的程度，基本上是中日关系的晴雨表。”在上世纪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初，一旦中日关系出现“问题”了，他就会被邀请出面撰写文章；而中日关系“良好”时，他的名字则不愿被各方的人们所提及。　　但梅汝璈注定名垂青史。这位晚年“孤寂”的大法官，曾书写过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