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雁斋主人的读书灯 徐雁 有一位大学时代的朋友曾从北京机场打电话来说，因为天气原因，所以 说不准会在什么时间抵达南京，因而想先了解一下我的“雁斋”的特征，以 便进入南京大学宿舍区以后，能够尽快找到我的家。 我说，这很简单：如果你到达的时候，天还大亮的话，进入鼓楼四条巷2 号的院子，站在道旁第二棵法桐树下抬头一望，便可望见室内有着一排排图 书的顶楼的那间房子，这便是我的家；如果你是深夜到达的话，就更简单了， 因为本院只有我的“雁斋”还亮着灯，确切地说，是还亮着黄色灯光的白炽 灯，因为邻居们做家务用的日光灯，或者有着藏青色光彩的电视荧屏，间或 会与我的读书之灯相辉映。但我这样说过以后，你就决不会敲错门了，因为 耀白的日光灯光和藏青色的荧光下，是决不可以读书的。 我打趣道，假如今天还有“凿壁偷光”的勤奋而聪明的少年的话，他绝 不应该去偷那两种颜色的光，要偷，该偷我家的这个暖黄色的白炽灯光才是。 说到我的“读书灯”，却还有些回忆。小时候，便听爷爷讲过“帐中灯 焰”的勤学典故。故事说，乡先贤范仲淹小时候贫而好学，常常在帐中点着 灯读书，以避蚊虫，以致于天长日久以后，帐顶黑如浓墨。这个故事使得我 对范仲淹的印象很深，至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自律名 言，倒还是在好几年以后，才从语文课本上学到的。 我就学的那座小学是在长江三角洲的一个小镇上。那儿的电灯普及得 早，所以“帐中灯焰”的故事便无法实践。仅有的一次例外，是夜间突然停 电了，但当天老师布置的作业还没有做完，只好借了邻居家的煤油灯来一用。 第二天到学校去，便被同学发觉，被着实取笑了一番：原来一晚上的油灯用 下来，鼻子已被熏得黑黑的，而额前的头发则被烤得焦黄焦黄的。于是朦朦 胧胧中感受到，少年范仲淹的求学确实是不容易的。 我是在高三时才住宿到县中读书的。初到太仓县中学，首先发现教室中 悬挂着好几支长长的日光灯，于是便感觉县城教学条件之好。因为当时乡镇 的中小学几乎都是平房，采光并不好，尤其是在江南的雷阵雨袭来之前，总 是先有一段黑沉沉的天气。在教室里，那是看不清书上的字的，更何况读了。 宿舍是在校中著名的“口字楼”，风雨回廊，可通楼上楼下，使人在雨 天不湿鞋而能行走自由。最记秋天的银桂和冬日的腊梅，常会突如其来地为 苦读的学子带来缕缕温馨。说它“突如其来”，是因为平时大家都为学业所 羁勒，要不是桂梅们突然应时地吐出芬芳来，同学们还真没有注意过院中这 几株日夜悄然地陪伴着我们苦读的桂兄梅妹呢！ 寄宿制度是严格的，从夜间自修的教室回屋，只有十分钟的内勤时间， 房内便会准时“熄灯”。于是便有一位同我很要好的同学悄悄地拿起书，溜 出房间，到回廊灯下去温习功课。我也曾陪过他二三回，可是两人在一起便 有讲不尽的闲话。终于被隔壁班级的班主任发现后“举报”上去，以受到本 班班主任温和的一番批评而作罢。 偶然睡不着，便想象着要是能有溜到几步之遥的回廊里就着路灯看书的 自由，该有多好！想着想着，便枕着由室外射入的一线暖黄色的路灯光，嗅 着桂的甜香或者是梅的清芬而沉沉睡去。 1980 年夏考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以后，开始了四年寄宿制的生活。大 学的空间大多了，晚上读书的去处，有开放的图书馆阅览室和夜间教室，而 就路灯看书的同学也有很多。三年级以后，创办了北京大学学海社，首任《学 海》主编王余光学长通过努力，借到了一间有十多个平方米的宿舍作社刊编 辑部之用，桌椅板凳齐全，墙上悬挂着摘王力先生《题学海社》诗句“聘怀 学海扬帆远，游目书林用力勤”而成的对联。因为此楼是校学生会和团委办 公室的所在地，享受晚间不熄灯的“待遇”，所以课余常常流连于此，读书、 会社友、编审文稿、办小型讲座..从而度过了“不亦快哉”的最后两年大 学时光。 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国家教育最高行政机关工作，先被派遣至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见习。于是在红三楼底层一间宿舍内，凭借着一座普通的铁座台灯， 撰写了数十篇学术文章。回到机关，为了继续保持夜读的习惯，索性在办公 室支起一张折叠床，暮放朝收，夜以继日地读书写作。曾有一个很好的博览 群书的机会，那就是我们办公室收藏着半套《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商务印 书馆1934 年版，共选印232 种古籍），庋藏在靠墙几排文件柜里。我和两位 同事刚进机关的时候，曾经被安排为之编目，发现它已经散失不全。当我决 心利用晚上时间用心来阅读它们的时候，竟然被掌管钥匙的负责人冷嘲了一 番。这位与我本家的领导居然表示，他也早有读读此套书籍的愿望，因为舍 不得翻动它们，才至今没有去读！ 于是，我在深慨古人所说的“原来官场不读书”之余，心中也就暗下了 告别机关的决心。80 年代末，携妇来到人地两生的南京大学，才终于有了一 个九平方米的栖身之地。这小小的九平方，便成为了首次赋形的“雁斋”。 我藏书于楼道，读写于斗室，由于夜间持续工作时间过长，台灯上的塑料罩 老化得也特别快，以致于连续用坏了两台。但在这个期间，我的生活和心灵 却感到前所未有的充实，雁斋的“读书灯”几乎成为了我所在的桃园南楼的 “标志灯”，在邻里之间藉藉有名。有一个阶段，我夜读晚写之余，每天休 息虽然不足八个小时，可是当步行到北园的校出版社编辑室上班时，沐浴着 朝晖，呼吸着晨雾，竟然有过“笔墨随人意，花木迎吾笑”的美感体验。《秋 禾书话》和《中国读书大辞典》两部书，就是在这样良好的心态和艰苦的环 境中，先后编定问世的。 将近29 岁那年，我被破格晋升为副编审。同时，也就得到了两室户的待 遇。我在14 平方米的“大屋”中，用两个书橱间隔出一个五平方米左右的“单 间”，临窗置一个写字台（台面上左右各搁置四层小书架一只，可容纳常用 图书240 册上下），写字台旁边再站立着一个书橱，于是在这开口式的方形 空间中，贴墙恰好还放得进一个用组合家具中的梳妆台改换成的电脑主机和 打印机工作台，一架曲臂折叠灯（它的灯罩是铁皮的，这是我吸取了美轮美 奂的台灯的塑料罩易于熔坏的教训）夹在书架的一格上。 为了节省空间，也为了使常用图书历历在目，以便随时取用，我别出心 裁地于搁置在写字台面两侧的左右书架上，再架起了两层搁板（这样又可多 摆列60 余册图书）。这样，却使整个房间采光严重不足，就是在白天也常常 要开灯读写，以补目力。这样便使我与灯具又平添了更多的亲近机会。我在 这样一个“雁斋”里，新撰了《秋禾书话》的续编《书城文影》，写作了《南 京的书香》，编定了《中华读书课程》。 俗话说：“雨露滋润禾苗壮，万物生长靠太阳。”对于我这个自以读书 写作为己任的后生来说，书斋中的灯具，已经成为照耀我思想发育和文字成 长的“夜太阳”。是它在凛冽时节，分赐主人以一缕温暖；是它在孤寂时分， 传递主人以一脉温馨。雁斋的书灯，便是照耀着“秋禾”笔墨的“太阳”！ 然则灯具作为夜读者的“太阳”，固非自雁斋主人始。一册《古灯》（上 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12 月版），林林总总所介绍在案的古代灯具，令人 目炫神迷之余，禁不住同声赞美起中国器物文化之灿烂。就“书灯”而言， 乡前辈文震亨在《长物志》中就说过：“书灯，有古铜骆驼灯、羊灯、龟灯、 诸葛灯..”高濂在《遵生八笺·燕闲清赏中》“论文房器具·书灯”一篇 中也议论道：“用古铜驼灯、羊灯、龟灯、诸葛军中行灯。凡龟灯有圆灯盘。 定窑有三台灯檠，宣窑有两台灯檠，俱堪书室取。”而旧日的读书人，尽管 有的身无长物，有的家徒四壁，有的清风两袖，但是对于“书灯”却总是感 情深长的。 韩愈在《短灯檠歌》中，就以富贵家的“长檠”（原意为灯架，后借以 指灯）和贫寒家的“短檠”作喻，写出了一个二十辞家到太学就学的山东书 生，“夜书细字，目昏头白”地在书卷中求前程的辛苦，以及一旦高考擢第 后，“长檠高张短檠弃”的渐忘来路的心态。他在诗中写道：“长檠八尺空 自长，短檠二尺便且光。..此时提携当案前，看书到晓那得眠。一朝富贵 还自恣，长檠高张照珠帘。吁嗟世事无不然，墙角君看短檠弃。”而“独有 书癖不可医”的陆游，曾在《斋居记事》中讲究道：“书灯勿用铜盏，惟瓷 盎最省油。蜀有夹瓷盏，注水于盏唇窍中，可省油之半。”这位大诗人咏夜 读的名句如：“读书习气扫未尽，灯前简牍纷朱黄”（《示儿》），“白首 自怜心未死，夜窗风雪一灯青”（《冬夜读书示子聿》），久为人们所乐诵。 至于元代谢宗可的《书灯》诗，那就更加光彩逼人了： 唔咿声里漏初长，愿借丹心吐寸光。 万古分明看简册，一生照耀付文章。 芸编清逼兰膏暖，花尽时粘竹汗香。 明日金莲供草制，几人风露在秋堂。 其中“万古分明看简册，一生照耀付文章”的名句，早已熔化成为中国 读书人清贫自持、宠辱不惊的精神，使得中华民族的文化学术篇章历劫不废 且能日臻其皇。 如今，我们想要寻觅和收藏古人赖以读写的那形形式式的“书灯”已是 难事，只能通过王福康、王蔡两位先生编著的《古灯》一书中的片断领略些 其中的古趣雅味。但是，历代先贤在青灯黄卷中苦苦寻求知识的真谛、文化 的底蕴和学术的原旨的人文精神，却是可以离形存真、彪炳汗青的。 “三朝老物谁陪我？一盏书灯六十年。”（袁枚诗句）明年年初我又有 望乔迁一次新居了，所以，营建一个新的“雁斋”，便成为我如今最为企盼 神往的一件事。 至于眼下，我将本集文章继《秋禾书话》和《书城文影》之后，起名为 《雁斋书灯录》，并分为“秋禾书话”、“雁斋书后”和“书香盈邑”三组， 其实别无深意，无非是记录下自己在雁斋之中，“短檠伴我读夜书”的心路 历程而已。 衷心自祷我下一个集子与书友们见面的时候，写序的处所已经是在明窗 净几开卷来、白日不用书灯伴的新雁斋了。 （1997 年6 月7 日上午于雁斋，今晨喜雨如注，暑势顿馁） 总序 弘扬灿烂的“中华书文化” 苏东坡当年在给一位朋友论读书的信中说过：“书富如海，百货皆有。” 在如此汗牛充栋，包罗万有的图籍面前，读书人只有“不厌百回读”并“熟 读深思”方能进入其堂奥，领略其精微。他更举了孔子为例道：“孔子圣人， 其学必始于观书。” 中华民族的先贤，于图书的推重和珍爱之情，实在是史不绝书。 基于弘扬灿烂的中华书文化的构想，我们于1997年春天开始策划这套《华 夏书香丛书》。我们有志于通过若干部专题图书，以图文并茂的生动活泼的 形式，来深入解析源远流长的中华书文化史，来贴近现代读者的阅读兴趣， 来培养读者爱书的情怀，来增益他们对图书的爱好，从而把自己陶冶成为一 个真正的中国读书人，进而以优良的心态和教养，满怀自信心地去参与21 世纪的激烈竞争。 《华夏书香丛书》，荟萃了一批老中青三代学者和专家的读书随笔和书 话小品。尽管他们经历不同且业有专攻，但他们对于书的炽热情感和精到的 思考，将通过这一篇篇朴实无华、言之有物、大异于高头讲章的灵动文字， 一一传达给读者，并引起读者的共鸣和思考。 时下，书话丛书在国内已出版了多种，一种既出，皆好评如潮，这是令人欣慰的。 我们倒是相信，虽然商潮汹涌，但受几千年华夏书香浸淫的读书种子毕竟绵延不 绝！在这种令读书人欢欣鼓舞的时候，我们的《华夏书香丛书》能够加入以弘扬 中华书文化为职志的大潮，同襄斯盛并推波助澜，我们是引以为幸，引以为荣的。 我们也惟愿这套丛书能够成为我们与书友之间的桥梁，从而以书会友，以友弘 文，共同构建我们理想之中的“书迷天地”与“书香乐园”。 雁斋书灯录 秋禾书话 序引 十多年来，“秋禾”已成为我发表书话书评作品时的常用笔名。我在今 年元月编定的《书城文影》（三秦出版社出版）一书的序中便已交待过，将 在以后各集中专设“秋禾书话”一辑，将我自己所写的，并自认为是属于“书 话”的文字收录在案。不曾想到，未及半年，我关于“书话”的认识就有些 改变了。 改变的原因，首先是因为年来“书话”这一文体，有被无限扩大化的倾 向。许多“类书话”的文艺短论，大有把正宗的书话淹没之势，令人对“书 话”这一种清雅宜人的文体，油然生出忧虑之心。另一方面，我在多年来的 读书中，一直没有放弃过寻找中国式品书文字源流的努力。这样，我便日渐 发现了苏轼最喜以“书..后”来发表自己对作品的读后之感。一部《东坡 题跋》中，就有大量的篇章，是他对经眼书卷的品评。这样，我便将从本集 开始，尝试着把东坡式“书后”与晦庵式“书话”这两种古今文字，作一文 体上的自觉分流。此次结集时，特别设置了《秋禾书话》和《雁斋书后》这 两个专辑，就是这种尝试的开始。 在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三年前出版的《秋禾书话》发行以来，报刊上陆 陆续续地发表了一些关于此书的评介。在素昧平生的读者中，有署名为“梦 玉”的读者所写的《相遇〈秋禾书话〉》（刊于1995 年5 月22 日的《长江 日报·读书版》）和无锡读者余允中所写的《〈秋禾书话〉：书斋良友》（刊 于1997 年7 月3 日的《服务导报·淘书版》）两篇，最令我感动。他们真诚 的品评议论，是对作者读写生活的最好的报偿，也是鼓励作者继续写好秋禾 式品书文章的精神动力。我将永远感谢这两位知其名而面不识的书友。 本集《秋禾书话》，除了对单行本图书作单篇式的品评（或可称之为“单行 本书话”）以外，我尚不能将多年来系统收藏于雁斋之中的某一特定主题的 新旧图书作出系统的品评。如关于“江南”、关于“读书之书”、关于“影 响书目”等类题材的图书，我的收藏就颇有可观之处。假如得暇一一品评以 后，集中写成或长或短的书话，将是很可读的东西。但我还是赶写出了一组 以“读读××”为题的集束式书话（或可称之为“主题书话”），先期献出， 与书友共享。 （1997年7月 3日，夜） 《书影》 《书影》系明末清初学者周亮工的读书见闻札记，凡十卷。所谓“书影”， 今人把为图书封面或内文版样拍摄的照片统称为“书影”，多作为有关书刊 的插图之用；而周氏《书影》，盖取“老人读书，只存影子”之意。这同明 末思想家李贽将其纪传体读史札记称为《藏书》，乃起意于“此书但可自怡， 不可示人”相类似。今人意念中的“书影”与周氏书名中的“书影”之意， 初非同义。此义先期表过，以见古今事物不相类者有如此。 周亮工（）本名亮，字元亮、减斋，号栎园，学者称为“栎 下先生”。曾籍河南祥符（今开封），后从其父移居江宁。其家素以“案头 无淫书，架上无齐整书，座上有二三十年老友，堂中有七八十年前古桌椅” 等为“观宅四十吉祥相”，故周氏家教户规亦严。但其中所谓的“妇女不识 字”、“妇人不垂帘观剧”数语，未免失诸过分。 周氏为藏书世家。据记载，其家“世以书为业，嘉、隆以来，雕板行世， 周氏实始其事。..而遭患难，数世所积化为乌有”。（《征刻唐宋秘本书 例》）周亮工于 1640 年考取进士，官御史。李自成率农民军攻占北京时， 他南遁至江宁。清兵南下后归顺清廷，历官福建左布政史、户部右侍郎。栎 下先生喜爱写诗，工于古文词，也是有名的收藏家。举凡图书、印章、书画、 古董均喜收集，精于鉴赏，其治印，知名于时。周亮工平生热心刻书，选印 同时代文人作品甚多。游宦所至，则以访求书籍为急务，曾得福建藏书家谢 肇淛（字在杭，1592 年进士）于万历年间抄自皇家的唐、宋秘本数百种。生 平藏书因其屡遭劫难而毁失甚多。周氏曾两次入狱，卒均获释。 《书影》即周亮工担任清廷户部右侍郎时，因事入狱后所作，时在1659 年。因为身在囹圄之中，无书可供检阅，故所记述多出于记忆，时有误处。 1667 年，《书影》始刻于南京，黄虞稷以其门生名义写有一序。乾隆四十九 年（1784 年）二月，“四库馆臣”校读此书毕，将其列为“抽毁书目”，所 写“提要”中，除从学术考证角度指出其若干误植、误记之处以外，仍钦服 地写道：“..然自此十余条外，大抵记述典赡，议论平允，遗闻旧事，颇 足以为文献之征。在近代说部中，固为瑕不掩瑜者矣。”但想不到的是，乾 隆五十三年复查《四库全书》时，因为周氏《读画录》一书中，被查出“人 皆汉魏上，花亦义熙除”之句，被定性为“语涉违碍”，于是将包括此书在 内的其他已经收入《四库全书》中的周氏著作一并查毁了。 在《书影》一书的人间流传史上，此乃是第二次被毁。实际上，早在此 前的乾隆四十三年（1671 年）的一个晚上，周亮工就似有先验一般地，忽然 将包括《书影》在内的自著，如《读画录》、《印人传》、《闽小纪》、《字 触》、《赖古堂诗集》、《赖古堂文集》和百种赖古堂藏书板片付之一炬。 次年，他便溘然长逝。此举殊为蹊跷，但仍不难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其生平 遭际中得到解释：大抵临近终老时，“栎下先生”恐自身笔墨延祸其子孙之 故耳！此举实比李贽将所著《藏书》“不可示人”之举走得更远。周亮工读 书一生，到临终前，却是想把自己读书的影子、写书的墨痕都一发扫荡净尽。 周亮工卒后，其赖古堂藏书传给长子在浚（字雪客，1650—？）。据《征 刻唐宋秘本书例》中说，写本200 余种由其继承。周在浚的藏书，在清前期 的南京与黄虞稷齐名，朱彝尊曾经评价道：“黄子俞邰、周子雪客，藏书累 叶，手泽犹新。玉笈缥缃，不减李邺候之架；御书炳焕，何殊孙长孺之楼。” 而吕留良也在其家书中表示：“吾所最快者，得黄俞邰、周雪客，两家书甚 富，而恨不能尽抄耳！”周在浚同黄虞稷还合作编辑过《征刻唐宋秘本书目》 1 卷（附考证1 卷、征客书启1 卷），今有传本。周在浚以诗见许于王士祯， 亦以善隶书、精篆刻知名。曾辑有从其父处继承之清初名人画册题跋，编为 《烟云过眼录》2 册，另有《金陵百咏》等。在周在浚之后，赖古堂藏书就 不知所终了。 然而，“书卷自有自己的命运”。《书影》一书也自有其不可淹没的价 值。雍正年间，就有“四方文人学士，独思慕先君子《书影》，欲期一见而 不可得”（周在延《书影·序》）。于是到1725 年，由周在延重刻该书于南 京“食旧庵”。而乾隆间所毁的，即此重刻本的《书影》。但重刻本也并未 毁尽，中华书局在1958 年9 月就据以重排出版过；至1981 年3 月，上海古 籍出版社又据以校订重印，并在《出版说明》中评价道：“因它有更多的评 诗赋、论文风、谈艺坛掌故、述文人轶事的篇什，而且所涉之广，又遍及小 说、戏曲、音乐、绘画诸方面，不惟可资多识，并且提供了许多文学、史学 研究上的资料，所以一向为学人所重，每资引证。” （1997 年7 月1 日下午改定） 《黄丕烈评传》 关于黄丕烈，过去的学人历来承认他为清代的著名藏书家，“版本目录 学派”的奠基人。山东大学古籍研究所专家王绍曾教授认为，黄丕烈是“当 之无愧的一代版本学大师，在乾嘉以后的将近两百年中产生着深远影响”， “直到近现代，在版本学研究领域中，只要谈到版本，就离不开黄丕烈。” （参见王绍曾《如何正确评价黄丕烈在版本学上的贡献》，载台北《中国文 哲研究集刊》第9 期，1996 年9 月） 由于黄丕烈（ ）毕生对藏书热烈的爱好和精到的研讨，他为 藏书所写的题跋深受后代的重视。本世纪30 年代间编撰的《续修四库提要·尧 圃藏书题识十卷》称：“实事求是，搜亡剔隐，一言一句，鉴别古人所未到 而笔诸书，既非如直斋之解题，又非如敏求之骨董，能于书目中别开一派。 虽文笔颇多芜累，而溺古佞宋之趣，时流露于行间，宜其题记藏印之书，至 今为人珍重也。”因而在黄氏去世以后，渐成“黄跋”之学，为人乐道。 自晚清以来，治“黄跋”之学者不绝如缕。先后有《士礼居藏书题跋记》 6 卷（潘祖荫等编，潘氏滂喜斋1882 年刻本）、《士礼居藏书题跋记续》2 卷（缪荃孙辑，江标灵鹣阁丛书1896 年刻本）、《士礼居藏书题跋补录》（李 文■编，冷雪庵1929 年刊本）和《荛圃藏书题识》10 卷（缪荃孙、章钰、 吴昌绶编，金陵书局1919 年刻本）、《荛圃藏书题识续录》4 卷、杂著1 卷， 以及《荛圃藏书题识再续录》3 卷（王大隆编，王氏学礼斋1933 年刻本）、 《荛圃书跋》等行世。至今尚有南京图书馆古籍部研究员沈燮元先生搜前人 所未及，进行着艰苦而细致的辑佚整理工作。至于服膺并继承了“黄跋”的 写作风格和文体特色的人士，近现代藏书界更是所在多有。 黄丕烈其人其事，在《清史稿》列传卷72 中专有记载，称其“好刻古籍”、 “尤精校勘之学”，并“有功来学”。但对其生平事迹，及其平生在古典文 献方面的成绩进行综合研究，并进而结撰为专著者，自清及今却并不多见。 知见的仅有清人江标所撰、复旦大学中文系王大隆教授补撰的《黄丕烈年谱》 （中华书局1988 年版，王绍曾教授对此撰有《读点校本〈黄丕烈年谱〉》一 文，刊于《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226 期）和封思毅先生所著的《士礼 居黄氏学》（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 年版）两种。 顷由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姚伯岳副教授撰写的《黄丕烈评传》，作为南 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中第172 种传记即将问世。该 书共10 章，约20 余万字，是该套丛书中惟一的一部以文献版本学成就而入 选的传主。这样，《黄丕烈评传》的撰成，实际上也就可能成为一部集百余 年来研究黄氏思想学术之大成的重要专著之一。 本书著者是我80 年代初期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就学时的同窗。他在 1984 年本科毕业后，即留校攻读硕士学位。后来所作学位论文，便是关于黄 丕烈的版本目录学成就的研究。因而，就作者而言，本书可谓适得其选。就 知识结构而言，著者多年来在北京大学所开设的《版本学》等课程，在北京 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帮助著录古籍版本的实际知见，均有助于作者写好此书。 《黄丕烈评传》每章的章名均采自传主自己的诗句，或与传主关系密切 的成句，并一一交待其出处，颇能揭橥传主的志趣。著作者首先以4 章的篇 幅，来谈传主的生平成就、精神境界、生活趣尚，以及师友交游情况。姚氏 善于从清人文集笔记和黄氏题跋作品中的零碎处和细微处，来串联和勾稽黄 丕烈其人其事的历史面貌，并进而揭示其精神风采和学术造诣。 本书著者写得较为出色的部分，是第5 章开始的对传主版本学见解和版 本方法、藏书思想和藏书活动、校书活动和校勘思想、抄书和刻书思想、编 目活动和目录学思想的论述。作者成功地叙述了黄丕烈是怎样来处理古籍版 本在历史流传过程中发生的实际问题的，如何搜集，如何对校，如何修缮， 如何鉴赏，如何题跋，如何刊印，几乎每一个环节和过程，都有具体的实例 来加以说明。如：“书籍贵有源流”、“力主死校”等节，都具体而微地表 现出黄氏高妙的文献技能和深厚的学术素养，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珍惜民族文 化遗产的思想感情。因此，著者在最后一章《“真个苏杭见闻广，艺林嘉话 遍天涯”——黄丕烈的学术地位和影响》中，顺理成章地得出这样的观点和 结论： 应该看到，在中国历史上，藏书家是一个特殊的文化群落。这个群落大概因其职业 的关系，在思想上往往呈现一定的保守性，甚至不为当时人所理解。但由于其保存了人类 文明的精华，从长远观点来看，藏书家的这种保守性又具有了相当的积极意义，使得后人 在感念之余，意识到当初藏书家的所作所为，实在是蕴含了一种异于常人的巨大热情和清 醒冷静的科学精神。所以说，藏书家的思想，是几千年来人类思想文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 组成部分。 作为中国历史上千万个藏书家中的一分子，黄丕烈最大的特点在于严守家法，并予 以发扬光大。也就是说，是乾嘉时代崇汉复古的特殊风气造就了黄丕烈这样的人，而黄丕 烈反过来又对这种风气的盛行和传承，起到了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他的各种理论一言以 蔽之，不外乎是考据学思想方法在藏书活动及有关学术研究上的翻版。一切为存古服务， 求古是为了存古书之形，求真是为了存古书之义，他的收藏古书、校勘古书、刊行古书， 都是为了保存古书，使之能以其原来的面貌长久流传。而这种思想和行为的客观结果，就 是更多并且更真实地保存了我们民族的珍贵文化遗产。黄丕烈的可纪念性，即在于此。 《黄丕烈评传》也还存在若干宏观方面的不足，作为本书开篇部分的《乾 嘉学风的日夕浸润》一章，对于“乾嘉学术”这样一个历史大环境和文化大 背景的论述，以及苏州这个“藏书之乡”本身的文化磁性力的研讨，尚感不 足。末章中，著作者对于传主身后影响的叙述，虽然下了功夫，但也不是没 有可重笔增补的东西的。如现代上海藏书家、言言斋主人周越然在其《书书 书》一书中专有《黄氏五跋》一篇，谈其所经手收藏的“黄丕烈手跋之书， 共计五本”，他认为“黄荛圃之著名，半为校刻，半为题跋”，“余终好黄 氏之跋语，终以其言多趣味，近人情，且百读不厌也”。篇末并交待出他所 知道的黄氏遗书的五个流向。而以收藏“顾校黄钞”著称的清末民初常熟藏 书家丁祖荫（字初我，），以及自陈“清朝的藏书家，我最佩服 的是两个人，一是吾乡丁丙，一是黄丕烈”的台湾历史文学作家高阳等诸如 此类的书人书事，均还不无可供《黄丕烈评传》增订之处。 读罢这部《黄丕烈评传》，感到著作者在书中还是发挥出了多年知识结 构和学术积累之所长，对于传主的生平、经历、业绩、贡献和影响各个方面， 都作出了比较恰如其分的评介，作者对于这位二百余年前的人物的文化感觉 和学术品位的把握，是基本准确的。全书行文颇为流畅，表述和阐论的结合 也颇为恰当，允是一部较为出色的清代学人评传。 （1997年7月 3日改定） 《书装书话》 自从辽宁教育出版社于1995 年春陆续上市《书趣文丛》以来，一个任谁 也没有料到的“书话热”悄悄地升温了。但如不是情有独钟的读书爱好者， 面对近年来这样集束式推出的“书话”作品，摸摸阮囊，是会有所犹豫的。 但由北京姜德明先生主编的《现代书话丛书》正、续编是必须要及时购下的， 否则“悔之晚矣”。 近来有幸先期读到江苏出版界两位前辈洪帆、黎东先生合著的《书装书 话》（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 年出版）一书，深感在书话这个题目下还大有文 章可做。所谓“书装书话”，顾名思义，就是谈图书装帧艺术的书。谈图书 装帧艺术的书，这《书装书话》不是第一本，记得在书市上曾经瞻仰过大开 本的一部山西人民出版社印行的精美异常的关于中外图书装帧设计的书，美 轮美奂，可叹书价之高，使我只有“临渊羡鱼”的遗憾，而丝毫激发不出“退 而结网”的勇气。检视雁斋所藏此类图书，惟有余秉南先生编著的，也是大 16 开本的《世界书籍艺术流派》（花城出版社，1987 年版，98 页，全一册， 平装本，定价14 元）一书，在填补着我该类藏书中的“空白”。 而《书装书话》的结集出版，将填补我国书话家族中的另一个空白，这 是因为这部书是专门谈论图书装帧艺术的“色、香、味”的随笔集。这个“色、 香、味”的说法，可不是我的创造，而是江苏另一位资深出版家高斯先生在 读罢《书装书话》书稿以后的感悟。他在该书序言中写道： 读书的人常常会谈起优秀图书的色、香、味如何如何，这是可以理解的。图书装帧 设计的艺术性最直接的表现手段是色彩；图书之香，并不是一般所说的纸香墨香，而是指 一本好书可以引起读者仿佛进入花草丰美、异香扑鼻的大花园的那种感受。图书之味，则 是指读者领略图书之美的时候，在求知悟理等方面感到的舒畅与满足。这三者互有区别， 但又浑成一体，构成一册或一部优秀图书所独有的艺术魅力。 如果这个分析可以成立的话，那就可知，出版一册或一部优秀图书，非下一番具有 艺术性的制作功夫不可。这种制作功夫不是抽象的意瓴而是经过总体性艺术构思以后付之 实施的一系列操作。 图书的“艺术性制作”，涉及一部图书的封面、封底、护封、书脊、环 衬、扉页、插图、版式、标题、字体、字号等等书装要素，它是编辑出版工 作者乃至著作者个人审美水平高低的标志，过去的学者文人对此尤其注意， 而且注意到讲究的程度，可见此间的学问是不容忽视的。在当今的学人中间， 大概也只有钱君匋、姜德明等为数不多的前辈予以讲求。而实际上，加强图 书的“艺术性制作”，实在是当今在提高我国图书质量的过程中，应该予以 充分重视的一个问题。 诚然，我们拿到一部书，说它好，往往用两个词，一个是“图文并茂”， 一个是“形神俱佳”。“图文并茂”也好，“形神俱佳”也罢，无非是对图 书的内容和形式所作的一个综合鉴定。假如兼“图文并茂”和“形神俱佳” 而有之，那么，我们可以说某一部书是达到“文质彬彬”的艺术境界了，这 里的“文”指的是图书的形式，而“质”就是图书的内容。一部“文质彬彬” 的好书，自然就是富有书卷气的了。而《书装书话》就是这样一部侧重讨论 图书的“艺术性制作”，或者说是鉴赏图书的“形”和“文”的随笔集。它 告诉读者的，无非是普通读者在“读书”的过程中所易于忽视，而实际上并 不是无关宏旨的那些图书审美知识。所以说，10 余万字的《书装书话》，为 我们提供的正是进修这方面学问的一个好读本。 如今，打开《书装书话》一书，诸如“空白”、“文中图”、“图中文”、 “图文并茂”、“点和线”等读者开卷即见的图书版式问题，封面用字、书 脊美化、铁丝装订、文字润色等编辑技术问题，著者们都分别地作了细致的 品评和有益的论述。 尤其可贵的是，《书装书话》对图书美的品评和论述，是活泼生动的和 鉴赏式的。作者们决不教训编辑、出版和印刷工作者应该如何如何，而是通 过寻常生活中大家都可能遇见的具有审美价值的典型事例，来逐步导入对图 书装帧设计的鉴赏，这就使得本书中的文章显得非常艺术，而且也是相当可 读的了。这种为文之法，当然是要有一定的业务基础和艺术功底，才可望及 的。如从印章的造型艺术，联系到对图书版面艺术的探讨（《图书版面随想 录》）；从书法艺术对人类社会的附丽，联系到书法装点图书封面所造就出 的书刊的“中国气派”（《书法与封面》）；从文嘉、齐白石等人的绘画作 品，联系到图书版面设计中的“空白”的安排（《杂谈空白》）和画册中的 “文图关系”的处理（《图中文》）等等，都是言之有物、清新可读的好篇 什。 作为一部旨在提高人们对于图书装帧艺术的鉴赏力的书，《书装书话》 无疑是出色的，但我想要着重提示的是，本书中随处可以读到的若干关于书 装艺术的意见，更是我们图书编辑出版工作者所应当引起特别重视的，因为 它们是作者们的甘苦心得： “图文并茂”这句话，不知己说了多少年，说惯了就成了一句泛泛的褒词，谁也不 想去深究它。其实，它在图书编辑工作中的作用，分量是很重的。它不仅是一种编辑技巧， 而首先是编辑总体创意中的一个基本要求，也是一项重要的编辑艺术。 （《图文并茂》） 一书在手，首先映入眼帘的当然是封面。如果换一下位置，把它站列在书店和读者 的书架上，那第一眼看到的会是什么呢？是书脊。好的封面，可以引人入胜，为读者滋生 几分浓浓的鉴赏情趣和求知欲望。而书脊，既是封面的一部分，又有它自身的实用价值和 审美意义。 （《书脊的风采》） 《书装书话》中的最后一篇，题为《图书审美断想》，是研究图书的美 学品格、装帧、印刷与图书的形式美之间关系的学术论文，包含着两位作者 对于图书这一人类精神产品的美学思考。在文章最后，他们提出，制版、印 刷、发行、出版专业的从业人员，应当普遍学习和深造“图书美学”这门课 程，以便“在进入实际工作时，能有强烈的审美意识和追求，让大家对图书 美有较系统的指导思想”。这就是标本兼治地提高中国图书的书装水平，进 而造就出具有“中国气派”的中国书装艺术的有益建议了。 （1996 年秋） 《书摊寻梦》 说来也奇怪，藏书家似乎都是爱用“梦”来形容自己对书卷文化的某种 感觉的。远的不说，近的呢，如北京姜德明先生就以“梦”字命名过三部读 书随笔集，一是《书梦录》（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二是《梦书怀人 录》（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6 年版），三是北京燕山出版社于前年11 月印 行的《书摊寻梦》。 何以如此，我们不妨通过作者的前言后记，到姜先生的“梦境”里去领 略一番： 在家的时间就读一点杂书，常常羡慕古人所说的那句富有浪漫色彩的豪语：读尽天 下有奇趣味的书！我当然无力达到这一境界，但偶然读到一本书也会同我们的现实交相呼 应。其中的苦乐此处难以尽述。 （《书梦录·后记》） 四十年来，我的藏书绝大部分来自西单商场、东安市场，什么隆福寺、国子监、琉 璃厂、灯市口..都留下了我的足迹，这种情分我是忘不掉的。说句实话，有时做梦还在 店里挑书，而且还是多年不见、正在找的一些版本，尽管醒来空空，觉得做这样的梦也挺 好。 （《梦书怀人录·我与旧书店》） 1950 年我进了北京。天时地利，又让我先后与西单商场、东安市场为邻。我是那两处旧书摊的 常客。我的许多梦都留在书摊上。现在几乎找不到真正的旧书摊了。可是我在梦中依然去巡游。常常 在丛残中发现绝版的珍本，醒来却是一场空，不禁顿生寂寞。说真的，梦中的那些书格调高雅，连封 面设计也不像今天的那样五颜六色，看了令人闹得慌。 .. 我把近几年所写的书话编成一本小书，起名《书摊寻梦》，可见我退休后的闲人生活，也表达 了我近时的心境和所感。..旧书摊的梦真的不去寻了吗？我也并不那么悲观。世上痴心寻梦的人正 多，旧籍也不会就此绝灭。我仍将寻寻觅觅，并为天下的同好们祝福。（《书摊寻梦·小引》） 日有所思，夜里才能有所梦。除了上引的三段文字以外，可证姜先生的 “书梦”晚来尤酣的，是他在90 年代前期退休以后，对书事和文事的勤力。 “天道酬勤”。从那以后，他淘书兴致之浓和笔墨之勤，读书范围之博和作 品之多，令人暗暗称奇。仅在去年一年，我所访得的出自他的案头的书，就 有《书香集》、《书摊寻梦》、《文林枝叶》和《古董因缘》4 种。其中读 得最为仔细的当推小32 开平装本的《书摊寻梦》一书。 《书摊寻梦》（216 页，定价9.50 元）凡收书话文章69 篇。由谈与鲁 迅有关的书人书事入手，逐渐扩展到谈琉璃厂的旧书摊、线装书和旧平装书 中的新文学、有关老天津和老北京的风俗掌故，以及关于梅兰芳和程砚秋的 “主题书话”等。每篇千把来字，姜先生就把自己得书的因缘和读书的心得 娓娓道出，使人读过以后，在眼界上总是有所拓展，知识上总是有所增益。 而这正是姜先生20 年一以贯之的“书话之路”。 姜先生在《书摊寻梦》卷首的《小引》中说：“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爱 慕知识，爱好文学，喜爱藏本（书）的？想来想去，还是为那些旧书摊所吸 引。”而如今，旧书摊淘书已经被公认为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文人之梦 了，但我认为，因为有了像姜德明先生这样的老一辈“爱书家”（叶灵凤语）， 孜孜不倦地把自己多年来从旧书摊上淘得的旧书一一品评以后，写成书话， 公诸同好，所以才可能使得“旧书摊的梦”长留天地间，让人们同沐往日的 书香。 眼下，列入北京出版社《现代书话丛书》二辑的《姜德明书话》已经在 全国各地书店上架。我想，喜爱姜氏书话的书友们，不妨经由《姜德明书话》 一书来追索近二十年来姜德明先生写作书话的成绩，获取其内涵的教益。 （1998 年1 月7 日） 《青年必读书手册》 关于“必读书”之类，当年胡适、梁启超、汪辟疆等人，都曾经为社会 青年开列过。诸如“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 等，曾经引起学术界的轩然大波，以致于新中国的学者从此引以为戒，不敢 对此有所献议。实际上，目录之学是读书治学的门径之“学”。清人王鸣盛 曾经说过：“目录之学，学中第一要紧事。必从此向途，方能得其门而入。” 而“导读书目”，尤其是最切合求学者的门径之“目”。 新近上市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60 余万字的《青年必读书手册》，则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公开发行的一部指导社会青年在书林学海中选读好书的 书。该书由季羡林、张中行、王蒙、周国平等当代饱学之士担任学术顾问， 书前冠有重要图书的版影、手稿、插图等彩色图版16 幅。编者号称此书可以 让读者“用最少的时间读130 部最有用的书”，旨在“倡导一种重视实践、 重视现实的阅读作风”，因此，出版者对该书的市场份额充满自信，初版首 次便大胆印刷了1.6 万册。 《青年必读书手册》由“书海导航”、“职业入门与常备书推荐”、“青 年必读书推荐”和“青年必读书候选书目”四个部分组成，这其中最见编选 者设计之精心的，是所谓“首选书”、“常备书”、“必读书”和“候选书” 四个等级的读书指南。他们首先承认了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和中外文学作品， 对于青年读者的客观吸引力和实际影响力，因此，仔细而认真地选取了从“四 书五经”到《曾国藩家书》、《鲁迅选集》的24 部经典图书为“中国传统文 化首选书”，从《诗经》到《文化苦旅》的20 部图书为“中国文学首选书”， 从《圣经故事》到《泰戈尔诗选》的38 部图书为“世界文学首选书”，并给 每部书配以百余字的言简意赅的感性评点。应该说，这是该手册最具有价值 的所在。因为这统总不到百部的图书，确实可以成为一个简明可靠的读书便 览或者是藏书指南，假如读者希望以此来提高个人或者是所在家庭的文化素 质和知识素养的话。 至于占本书最大篇幅的包括计算机、房地产、导游等22 个社会职业在内 的“职业入门与常备书推荐”，包括处世与修养、人物传记、科学技术等16 类的“青年必读书推荐”，以及按照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编排的18 类的“青 年必读书候选书目”，也都具有浏览的价值。 总之，《青年必读书手册》是一部务实的读书指南，它虽然不一定就能 让你“用最少的时间”去读完它所推荐的那些“最有用的书”，但显然，作 为一个正在积极努力着跨向新世纪的青年，如果不去注意阅读本书中所介绍 过的这些可读之书，那么，他在新世纪的事业发展和生存竞争中，是将会付 出比购买这些图书的“书费”要昂贵得多的“学费”的。 （1997年12月 29日） 《塑造中华文明的200 本书》 著名的海外学者彭歌先生曾经在《改变历史的书》一书的卷首说：“书 籍绝不是无声无感的东西，而常常是具有‘动力’的，足以转变历史进行的 方向——有时候是往好处变，有时候是朝坏处变。” 而经他汉译后的美国唐斯博士的《改变历史的书》，由林海音女士主持 的台北纯文学出版社印行后，竟然在短短的5 年间，累计印次22 次，印数达 到 4.4 万册，成为台湾出版业界的奇迹之一。然而，包括唐斯博士在内的西 方学者们，往往在遴选此类书目时，持“西方文化中心论”的观点，对于东 方文化学术对世界文明所发挥的巨大而有益的影响，常常视而不见。 因此，自80 年代以来，中国学者有鉴于此，编选了《影响中国历史的 30 本书》（王余光主编）和《影响历史进程的100 本书》（苏浙生编著）等， 希图对此状况有所改变。顷由武汉大学出版社最新出版的 120 万字本《塑造 中华文明的 200 本书》（王余光、宁浩主编），代表了这方面的最新成就。 《塑造中华文明的200 本书》系大32 开精装本。依次分为八篇：《文明 的初始与华夏文明的形成时期》、《华夏文明的变异与中部地域文明的成长 时期》、《中华文明的形成时期》、《中华文明的变异与周边地域文明的成 长时期》、《中华文明的兴盛时期》、《中华文明的融会与大中华文明圈的 形成时期》、《中华文明的成熟与停滞时期》和《中华文明的再变异时期》。 时间下限迄于1949 年。 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王余光教授在书首的长篇引论《书与中华文明》， 是对中国典籍与中华文明之间互为影响的关系的全面论述。文中提出： 每一种文明、每一个民族的形成和发展，都有着自己独特的路径和历史。影响一种 文明、一个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因素是多样复杂的，在这多样复杂的因素中，书，尤其是经 典性的书，无疑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华民族在其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其民族性格、 民族思想、民族特色的形成，整个民族文化传统的传承，都与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完 全可以这样说，中国古代经典和近现代名著，既是民族心灵、思想与智慧的浓缩，也是民 族成长的精神力量和思想的源泉；既是中华文明特色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华文明进程的生 动写照。正是这些不朽的典籍，塑造出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又正是这些伟大的书，影响着 我们民族的历史，并且还将影响着这个民族的未来。 《塑造中华文明的200 本书》（精装本），全书共1482 页，定价56 元。 （1997年12月 16日） “学海拾贝”三题 学者书简，往往多有出版者，其中风流蕴藉，时为纸贵契机。近来，商 务印书馆出版有一种学者书简，题名曰《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 张元济（）和傅增湘（），前者努力于秘籍珍本 的寻访和出版事业，后者致力于藏书的校勘和版本目录之学，两人殊途同归， 在中国近代学坛上各有其千秋。他们订交于1911 年夏天，次年即通鱼雁，不 断讨论古籍的聚散、访求和版本问题，直到1948 年。其间的书札虽不无散失， 但大略俱在。在这次结集出版的过程中，上海图书馆顾起潜（廷龙）先生多 予其事，傅熹年先生也尽了很大的心力，共得622 通，约29.9 万字。在《出 版说明》中，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介绍道：“清末民初大户藏书流散，尺牍的 前五年对此有所记录。此后编印《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尺牍 以搜集、讨论版本为主。”大致说明了该书的史料价值所在，我们搞近代藏 书和出版史的同志当可向其取用。 西谛（）写信与其为人一样，热情、单纯、了无矫饰，真所 谓“读其函犹可想见其人”。记得曾读得西谛致潘景郑先生札一通，其中述 及自己爱买书的原因云：“我颇有意搜罗各代诗文集，特别是总集，因为那 些书非放在手头查查不可，而图书馆里的书，用起来很不痛快，故总希望自 己能够多买些。”其时当在1955 或1956 年，道人所不敢道，真是西谛的话。 1984 年2 月，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了《郑振铎书简》一册，书扉有插页（手 迹和书影），书末有附录（有关序跋和回忆录等），由叶圣陶先生题签。编 者说明道：“本书汇集了我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史学家郑振铎先生，于1947 年2 月至1958 年5 月，致原上海出版公司负责人刘哲民的信共167 件。信件 内容广泛，涉及文化出版工作，对历代艺术品的研究以及思想修养等方面， 是很宝贵的资料。” 郑振铎先生修身养性，严于律己，即私人信函，亦皆是至真至性的话。 从他的身上，是不难看到中国学人的许多传统美德的。 湖南长沙的岳麓书社在1983 年3 月出版了一种古代学人论学书简，题名 为《历代治学论文书信选》，大32 开，平装一册，由湘潭大学羊春秋、何严 两位先生合编。 编者精选中国封建时代63 位学者、诗人、政治家治学论文的书简91 通， 且于各篇前后都作了作者简介、诠释疑难和提要内容的工作，甚便初涉学术 门径者阅读。 （1986 年，京西雁斋） “逃难记” “逃难”，在我们这样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的词库中，并不是一个使用 频率不高的名词。假如以“逃难”为主题，是不难编选出反映着种种国破家 难的故事的厚厚一部文选来的。远的且不说，近些的呢，如梁实秋先生晚年 在《槐园梦忆》中所回忆的自己和他的家小在1937 年“七七事变”以后，先 后逃离北平到重庆团圆的数千文字，述其逃难途中的遭遇，就令人不可卒读。 至于同一题材而时间稍后的卢前的回忆录《炮火中流亡记》（独立出版社1938 年9 月出版），重点写其一家由南京而芜湖、而无为、而贵池、而南昌、而 武汉的逃难实录，读来就更有惊心动魄之致。以同一历史时空为题材的，还 有钱君匋的《战地行脚》、丰子恺的《避难五记》、蹇先艾的《离散集》、 赵景深的《在乡村里》、俞律的《避寇实录》等等，等等。 我在日前南京新辟不久的湖北路收藏品市场的一家旧货门市里淘得一册 《南京市立师范学校作文簿》。我被这位隶籍“特师科”、名唤施瑞衡的学 生的毛笔字所吸引，便从老板脚下一大堆断章烂编中挑选出来细看。这一看， 便看出了些此册的意思来。 作文本的主人大概是在抗战胜利后一年来到南京上学的。作文首篇为《自 传》，开篇文字便显不凡：“夫人之际遇，每随环境而变易。转瞬之间，已 为陈迹。能不使人感慨系之欤？盖世间事物本变化奠定，而人之生存于宇宙 间，如寄逆旅耳。是以志其所历，聊备考览焉。”自传凡500 余字，概述其 家世经历，可谓言简意赅。原来该生在上学前，已有过因贫辍学的经历，而 据作文内容推断其年龄，也无非是在20 出头。国难方靖，故其感慨正多，诚 非无病呻吟者可比。文章结末云：“..此则吾求学与涉世之大概情形也。 然而回首前尘，不胜今昔之慨矣。” 作文次篇则更有意思。我不知道是否由国文课教师统一命题，但显然此 等题材之布置，很能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也可反映出当时“痛定思痛”的 社会心理状态。这篇作文的题目是《八年之回忆》，所谓“八年”，即抗战 之八年矣。全文照录如下： 忆及抗战之初，正值霜降之后，秋风凛冽，砭人肌骨，战云弥漫，更觉萧条凄凉。 是时吾尚年幼，随父母买舟而往香山避难。香山去县城西南三十余里，舟楫之行，则需一 日方可到达。至乡，赁得破屋一间，以为栖息之所。初尚不适，久而安之。乡间无学，故 终日追逐田野之间，或偕村童数人，着草履，往山涧捕螃蟹为戏。立水中，污泥没胫，两 手左右探摸。获后辄喜，惟捕多而无盛具，因将草履相合，置于其中。至夕阳西斜，方赤 足归。 翌年，乡人自城归，来告吾父曰：“寇兵进城久矣，今已安谧，可无虞也。”于是 复买舟回家。离乡时，吾犹对之恋恋，然不得留也。船至离城数里之遥，即有寇兵驻此， 喝令船停靠岸，继而登舟搜索。吾弟见状，投母怀而大哭不已。既入城，居民尚稀少，荒 凉瓦砾，儡然尸骨，遍处可见。至家，区区所有，亦抢掠一空。暴寇之可恨，实使人咬牙 切齿。越一载，市容渐复，学校亦相继开课。于是吾再行就学。处暴寇铁蹄之下，人民生 活更何堪言状。吾于是时尚不知生活之艰难，赖父母之辛劳，于困苦中得免饥饿之厄。 未久，伪政权成立于南京，汪逆兆铭自任主席，与暴寇共谋攫取中国之策，所谓大 东亚联盟及文化合作、经济合作、政治合作三原则，无非使人民蹈于水深火热之中。 三载易逝，倏忽又将持螯赏菊之时。凉秋九月，诚多事之秋，我母亲逝矣。幼弟才 四岁，见家中人泣，则随之泣，然尚未知母死也。天乎痛也！今追思之，仿佛如昨。 是后吾即堕入社会，此时始知生活之艰难，良非空言矣。 转瞬八载，思之几多感慨。然今暴寇已降，抗战已胜，往事如烟，已为陈迹。神圣 抗战，虽使人民流离，壮士饮血，然赐我中华民族之教诲良多。今后我人更应自相砥砺， 以继我五千年古国之青史而永垂不朽。 对于这篇作文，除了其师随处用红笔圈点外，结末的批语是：“遣词间 见未安处。”这是确实的，我这里的引文用的已是经其师改过数处的文字了。 以此篇作文印证其首篇《自传》中的有关内容：“崇明为吾故乡之地， 而茂陵为吾诞生之所。吾家祖代皆以读书为事，仁义相传，故每致贫而不能 自给。至吾父，则尤好栽植后进，厕身教育界中已数十年矣。薪资微薄，难 供温饱，故吾每思教育为国家盛衰所系，而教员之家庭甚至不能维持生计， 乃至吾半途辍学，亦由于经济之作困耳！吾生后六载入小学读书，十二岁卒 业。此六年中，吾父每于校课之暇，教吾以文章与夫先圣之佳言懿行，吾每 志之而不敢忘。嗣遭日寇之乱，避难乡间，至次年方得回城。而吾家所受日 寇之灾害，其痛苦岂片纸所能尽述？..”可知《八年之回忆》和第三、四 篇作文《科学与国防》和《京市教育应有之改造》（所谓“京市”，即当时 的“京都”，现在的南京市）的家庭和思想背景。 当年这位“南京市立师范学校特师科”的名唤施瑞衡的学生毕业后的行 止，茫茫人海，纷纷世事，今日无疑已难觅踪迹，世上也绝无此等巧事。但 屈指算来，假如他历经劫波人还在的话，当已是七旬以外的老翁了。我在这 篇文字中，不惮多多转录其作文中语，无非昭示世间：其事虽为“陈迹”， 但确有其人寄此“逆旅”，曾亲历国破家亡的一段“逃难”痛史。此亦社会 人生一段不可或忘的故事耳。 （1997年6月 20日） 《南渡记》 前天下午，当我将去年春天在北京沙滩的“五四书店”访得的《南渡记》 一书，无意中从书架上取下来复读的时候，不禁触目心惊：再过两天，便是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60 周年的日子——整整60 年前，“七七” 卢沟桥事变的炮火，成为侵略者烧遍大半个中国的战火的引子，从此也唤起 了“地无分南北”的国人，奋身投入到“救亡图存”的运动中。从那以后， 中华民族史上留下了我同胞在自己的家园里，不幸死伤3500 万的惨痛记录。 宗璞的长篇小说《南渡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年9 月第1 版，大 32 开平装，299 页），正是从1937 年7 月7 日下午两点多钟，两位大学教授 由北平城回返西北郊明伦大学的途中写起的。“不过明天或下一分钟要发生 的事，黎民百姓谁也难于预料”。虽然“事变”难以预料，但是那古城中的 危难氛围，却是人人能够体会得到的。一种“惴惴不安”的感觉，成为经历 着那时期的北平人所“熟悉的一种心情”。小说作者这样写道：“像是一家 人迫于强邻决定，让人家住进自己的院子里，虽然渐渐习惯，却总觉得还是 把他们请出去安心。” 作为《野葫芦引》第一卷，也是宗璞平生第一部长篇小说的《南渡记》， 通过出色地描述这种强邻乱我中华的时局，给国人带来的心理反应和人生周 折，歌颂了北平爱国人士“就死辞生！一腔浩气吁苍穹”和“五彩笔换了回 日戈，壮也书生”（《序曲》）的时代气节。在该书的“内容说明”中，出 版者介绍道： 一个诗礼簪缨的大家族，一群花团锦簇中长大的孩子，一批学贯中西的高级知识分 子，他们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在北平沦陷之时，在闪闪的刺刀下，不得不告别旧日的梦 境，艰难地做出自己的抉择：或舍弃画堂楼阁，流亡大后方；或就死辞生，向侵略者显示 了中华民族的气节；或痛别新婚娇妻，投奔抗日根据地；或苟且偷生，将灵魂出卖给魔 鬼.. 小说的重点，是在于描写北京沦陷之后，以吕清非老人为首的这个大家 族，是如何艰难面对“亡国奴”身份这一严峻现实的。无论是明伦大学内“方 壶”居邸的安谧舒徐，还是什刹海旁吕府“大门一关，日子却还逍遥”，都 在一夜之间，凝结为“7 月29 日清晨北平城内的凄凉”（第2 章）。从此， 沦陷了的北平人，“心里都空落落的难受”。作家并没有用恣肆雄浑的笔墨 来挥写这段人事，而是沿用了多少年来她一贯的清隽细腻的工笔，将一个爱 国的知识大家庭滞留在沦亡国土上的种种难处、苦处、压抑处、困惑处一一 写出，读后让人别感一种理性的沉痛。 《南渡记》写到第5 章，以孟樾夫人碧初携带子女告别吕府、撤离北平 而达情节和艺术的高潮。“梦魂无惧关山锁”的碧初，在“虽是生离，犹如 死别”的气氛中告别老父，踏上“南渡”的漫漫艰途；而“骥老犹怀伏枥惭” 的吕老人，终以一死抵抗伪维持会委员之聘约，以实践“死之价无穷”的宝 贵民族气节。就在这样的日子里，“北平哭了。古老的、凝聚着中华民族文 化的北平，在日寇的铁蹄下颤抖、哭泣。..眼泪从北平的每一处涌出来， 滴进人心”。（第6 章）这是作家饱蘸血泪的移情之笔。尽管她盼望着“什 么时候北平能不哭呵？”尽管她们与孟樾一样深信着“我们会回来！” 作品主人公之一、明伦大学历史系孟樾（弗之）教授在北平面对强虏迫 境的时势下，曾内心独白道： “许多事让人糊涂，但祖国这至高无上的词，是明白贴在人心上的。” “我其实是个懦弱的人，从不敢任性，总希望自己有益于家庭、社会，有益 于他人，虽然我不一定做得到。我永远不能洒脱，所以十分敬佩那坚贞执着 的秉性，如那些野葫芦。”而作品中“野葫芦”的品格则是：“无论怎样砍、 切、砸、磨，连个裂纹也没有”，即使“烧了一天一夜，仍是葫芦原样”， 至来年，则“高高低低悬挂着，像许多没有点燃的灯笼”。（第1 章）这既 可以说是面对国破家难的当时爱国知识分子的气节的象征，也可以说是《南 渡记》作为《野葫芦引》四部曲的首部（次部为正在写作中的《东藏记》） 的深刻思想内涵。正如作者在本书末尾的《间曲》中所写：“..把心儿向 国托，身儿向前赶，魂儿故土埋！且体问得不得回来！” 作为对于《南渡记》的一种文艺上的批评意见，我很赞成原中国人民大 学中文系俟宇燕同学在《文学评论》杂志1997 年第2 期上所提出的意见： ..但是，随着写作的深入与主要人物性格的逐渐丰满复杂（在第二部中，几个孩 子应当步入成年），作家应该努力摆脱那种种情结的藩蓠，把视野放得更加宽广些，从八 年抗战及战后风云这个历史转型期的整体上来把握中华民族，特别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 命运。在人们已经十分熟悉并且喜爱的幽雅淡然的风格中加入一点史诗的宏伟，在对人物 细节进行娓娓刻画的同时，增添全方位的鸟瞰与探索。力争将文学与史学相结合，在知识 分子命运史这方特殊的园地中开辟一块更广阔、也更深远的冯家山水。相信这不光是我一 个人的期待，也是许多热爱宗璞、信任宗璞的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共同希望。 这无疑是深入研究了《南渡记》及其作者以后，所形成的智者建言。因 此，我盼望着《东藏记》的出世，能够以阳刚率直之气来弥补一些《南渡记》 的柔靡婉约之风格。 （1997 年7 月7 日） 《回忆常在歌声里》 我料想不到，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60 周年纪念日的那一 天，远在台湾的谢许美龄女士会郑重地在台北寄赠给我《回忆常在歌声里》 一书。显然，这位在南京长大的年事已高的南京乡亲，永远未能忘记日寇侵 华事件，对她那一代所造成的痛苦记忆和至今不能随岁月消磨的愤慨情绪。 实际上，《回忆常在歌声里》（台北尔雅出版社1996 年7 月7 日出版） 一书，就是这种痛苦记忆和愤慨情绪的体现。除了因为本书便是对“抗战胜 利50 周年献礼”的产物以外，还因为作为本书作者的台湾作家们自任的“不 能让抗战歌曲失声失传的责任”，因此“每年7 月7 日抗战纪念日，台北市 新公园露天音乐台上，都有我们的歌声”。于是，在纪念抗战胜利50 周年和 太平洋战争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 周年的日子里，“为着更深刻的留下抗 战歌曲在我们心里的烙印，我们31 位一同走过抗战岁月的作家好友，用各人 的彩笔，选定一首对自己有特别意义的抗战歌曲，作珍贵的、历史的，也是 感情的记录。” 《回忆常在歌声里》在“歌与人”的关系上，发掘出了潜藏在人们心头 的许多珍贵回忆。因为书中各篇的作者，几乎都是在这些抗战歌声中长大成 人的，因此，“歌声”与“回忆”久已水乳交融，浑成一体。在这本书里， 大家尽情倾诉着对自己印象最深的某一首抗战歌曲的因缘，以及它所给人留 下的刻骨铭心的记忆。于是黄友棣回忆在华南流行一时的《良口烽烟曲》， 罗兰回忆在华北通过电台播唱爱国歌曲的往事，而杨震夷通过对《夜半歌声》 流传的回思，表示：“如果能拨冗一顾抗战那页史诗、那页乐章，也许会让 未曾经历艰难困苦的国人，多一分思考、多一分反省”，司马中原则由《我 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回忆，告诫人们不要“沉醉于眼前的安乐”，而要 “以张醒的灵目，去远瞩民族遥远的未来..你以为列强瓜分中国的迷梦， 是那么容易清醒的吗”？其感情之真挚，忆念之沉郁，令人仿佛回到了当年 那个国破家难、山残水缺的烽烟岁月。 由此可见，本书的作者并不以对歌曲本身作艺术赏析为己任，而是侧重 于对歌曲在那个特定年代里所发生的艺术感染力的追忆。当然，作者的笔下 也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对“以歌为戈”时代的抗战歌声的崇高评价： 八年长期抗战，创作的歌曲也多如恒河细沙，数也数不清。这些抗战歌曲是中国人 宝贵的资产，也是中国人的心声、中国人的悲鸣、中国人的怒吼！是蘸着血泪写成的，不 但在中国歌乐史上举足轻重，在中国近代史上也有一席之地。它将永远唱在中国人的心 中，子子孙孙，代代传唱！ （钟丽珠《唱在中国人心中》） 抗战时这些歌曲发挥的鼓舞士气、激励民心的作用，犹如荷枪实弹保卫国土的勇士。 因着这些歌，使全国上下激发民族意识，军民团结敌忾同仇，才换来八年血战的最后胜利！ .. 若说生活上，物质条件比起今天是天渊之别了，但社会风气之纯朴，人民性情之善 良，爱国爱同胞之真挚，与当前社会贪婪自私浮华虚荣，也是不可相提并论的。我好怀念 充满抗战歌声的日子！ （小民《我是在抗战歌声中长大的》） 读罢《回忆常在歌声里》一书，匡若霞女士所写的“主题篇”《回忆常 在歌声里》的文末所说的一段话：“为了纪念抗战胜利50 周年，我们当然要 演唱抗战歌曲。因为现代中国人极需要一种精神，一种力量，那就是：抗战 的精神和团结的力量”，让我久久不能忘怀。 听说6 年前的7 月，本书编者邱七七女士曾经率领知名的“文友合唱团” 来到大陆，演唱于北京音乐厅，获得一致好评。假如“文友合唱团”有缘来 到南京演唱的话，我一定会挈妇将雏，并携带着《回忆常在歌声里》这部书， 去自觉接受这种精神的沐浴和力量的输入的，我想。 （1997 年8 月25 日） 《围城之后》 所谓《围城之后》实系“《围城》之后”，也就是钱钟书先生的名著《围 城》（晨光出版公司1947 年初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年再版）的“续篇”。 但是，尽管我手头的这册《围城之后》（春风文艺出版社1996 年9 月第1 版，大32 开，350 页，定价16.80 元）的封面和扉页上赫然印着“钱钟书” 三个字，可事实上，其书并非钱先生自己的续作，而是假冒原作者署名的一 部当代“伪书”（此属古代图书作伪中“作者之伪”一派）。而且，这部“伪 书”的版权资料，也大有可推可敲之处。 两周前，我同书友钱军一起外出访书，意外发现长江路西口有一家被一 棵根深叶茂的人行道树遮蔽着的小书店，因为过去并不知道南京还有这家书 店，便停车进去一窥，于是就买到了这部久已闻名的书。但我得到的这部书， 并不是该“伪书”的“初印本”。手头保存的一篇张明亮先生发表在《羊城 晚报·书趣版》上的文章披载，春风文艺出版社早在1992 年，就印行了定价 为6.20 元的“鲁兆明”署名的《围城之后》。为此，钱钟书先生就曾经致函 中华版权代理公司抗议道：“出版《围城之后》一书，充作我的《围城》的 ‘续集’，以我的原书中人物任意歪曲搬弄。此事发生于原书作者健在的时 候，又未征求我的允许，对我的名誉和著作权都是严重的侵犯。” 钱先生的话虽然说得义正辞严，但是斟酌起来，也并非无懈可击。这且 不论，让我们还是来看看《围城之后》是如何来对“原书中人物任意歪曲搬 弄”的吧。 《围城之后》共 24.4 万字，该书卷首的“内容简介”道： 时过境迁也罢，旧爱新欢也罢，城内城外还是风光依旧，爱情与人生是个永远说不 完的话题。 孙柔嘉因车祸流产，夫妻间矛盾加深，使方鸿渐在上海再无可留恋（之合）。诗人 董斜川与才貌双全的夫人采薇也是貌合神离。方、董二人便一道到了香港。在澳门，方鸿 渐巧遇旧习未改的鲍小姐，却又遭人暗算，只得到重庆投奔昔日好友赵辛楣，希望从新的 生活中找到光明。方鸿渐在好友的帮助下，生活稍有转机。一个偶然的机会，方鸿渐遇到 了昔日爱怜的梦中情人唐晓芙，于是，在方、唐之间及赵辛楣与太太阿珂和新情人朱心意、 旧情人苏文纨之间，又演出了一场复杂而又奇特的情感纠葛。 唐晓芙学完政治，却转而投身戏剧与电影，并逐渐成为万众瞩目的明星。抗战结束 了，然而人民并没有学（尝）到抗战胜利的甜果，那么，方、赵两人能够得到爱情的甜果 吗？ 小说文笔清晰流畅，寓意深远，是世界文坛上的又一著作，深受国内外读者喜爱， 把它视为无价之宝，馈赠佳品。 这篇文字的荒唐无稽，倒首先不是在于对《围城之后》这部作品的“简 介”，因为再“伪”的作品，总有其产生和存在的一段理由，以及自成一路 的人物和情节；而是在于最后那段蛊惑性的话——“小说文笔清晰流畅，寓 意深远，是世界文坛上的又一著作，深受国内外读者喜爱，把它视为无价之 宝，馈赠佳品”。其中自说其书“是世界文坛上的又一著作，深受国内外读 者喜爱”，固然是大而无当、言而不惭的假话，而“把它视为无价之宝，馈 赠佳品”一语，更使得与此书发生关系的写作者和出版者初始心思的“不传 之秘”昭然若揭了：原来续作和印行《围城之后》，隐藏着强烈的市场动机 和利润潜因！ 其实，被著名文艺评论家夏志清先生称誉为“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 最用心经营的小说”的《围城》之有种种“系列产品”，无论是仿作还是续 作（当然为之作“汇校本”，则是四川学人的一大创意），对照了中国文学 史的成例，原本是在意料中的事。 据我所知，自《围城》重行其市以来，有“鲁兆明”这种写作冲动的人 士，大有人在。风晨雨夕，茗边席间，友朋们的谈话中，虽然还不至于“无 时不说《围城》篇”，但诸如是叫《团城》，还是叫《新围城》这样的构思， 恐怕是有不少人士曾经认认真真地推敲过，乃至面红脖粗地争辩过的。但将 这样的写作冲动付诸笔墨，落实在白纸黑字上成书九章，到现在为止，确实 还是仅此一见。 钱钟书先生在前述“抗议函”中说，《围城之后》的出版发行，“发生 于原书作者健在的时候，又未征求我的允许”云云，说明他老人家对于自己 的作品，可能出现续作和仿作的现象，原是有过心理准备的，但老先生想不 到的无非是及身而能见之（即“鲁兆明”署名本）。此次印行了10 万册的《围 城之后》，大概是为了吸取4 年前的“教训”，在该书跋文中删除了原来有 的出现“鲁兆明”字样的段落。 然而，任谁也不敢想的是，此次居然大胆到敢于直冒“钱钟书”本名！ 且不说这样做，对于始作俑者鲁兆明的“名誉和著作权”是“严重的侵犯”； 便是对于钱老先生的“名誉和著作权”的侵犯，就已不是“严重”两字所能 了结的了，因为此举简直是对国家《著作权法》的巨大蔑视！ 张明亮先生在题为《〈围城〉续集，纯属乌有》的文章中，认为《围城 之后》对原作的“任意歪曲搬弄”，是“以彼神奇、成兹臭腐”，认为这部 小说“俗陋得不可卒读”，“不啻焚琴煮鹤也”！其实，如果暂且搁下庄严 版权、神圣法制之类的观念，其作品本身倒还是可以读读的。只不过满目讹 误，有的已经“病”不成“句”，“错”难成“篇”，令人开卷愤懑。前引 该书《内容简介》中，我加入括号的两处，即是明证。 一部学术性的《〈围城〉汇校本》，因为钱钟书先生的上诉，在一番沸 沸扬扬以后终于获胜；如今，这部商业性的《围城之后》，其动机之晦暗、 手段之卑下、影响之恶劣，胜前者无啻千百余倍。假如此种“现行”，还不 能得国家专政机关之及时彻底的穷究严办的话，其奈版权庄严、法制神圣何！ （1997年6月 1日，夜） 《干校六记》 《干校六记》是1969 年到1972 年“我”在“学部”（即原中国科学院 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简称）干校的亲历亲闻的纪实。那么，“我”是谁呢？她 就是现代女作家、翻译家杨绛。假如说你以前未曾读过她的作品，对她还不 很了解的话，那么，我们另外举出一人来你一定知道，这就是《围城》的作 者钱钟书，杨绛同志即是钱钟书先生的夫人。钱先生在小引该书时为《干校 六记》（三联书店1981 年7 月版）破了题，略云：“学部在干校的一个重要 任务是搞运动，清查‘五一六’分子。干校两年多的生活是在这个批判斗争 的气氛中度过的；..‘记劳’、‘记闲’，记这、记那，都不过是这个大 背景的小点缀，大故事的小穿插。” 因此说，这部书是对那个所谓“急风暴雨”的非常时期的历史记录。记 忆的烙印往往因无过失的惩诫而变得更加深刻，任何一个“过来人”在回首 往事时怎么也忘不掉它，而点缀穿插其间的任何一个故事，都自有作一番历 史回味的价值。《干校六记》的意义正是奠基于作者个人客观地保存了这一 段作为知识分子所“难得的经验”（《误传记妄》），从而得以唤起当时同 “病”人的共鸣并予后来者以教益。要是没有这部书的话，恐怕后来者真会 把“干校”时的种种故事，当作了新中国的“天方夜谭”了呢。 《干校六记》用的委实是井旁圃中的家常言语，记的也不过是下放之别、 凿井之劳、种圃之闲、冒险之幸、小狗的人情世故和由传闻而生的妄思，以 及由此引发出的种种感慨。然而，看似闲常之笔，细想来却微言大义，颇是 耐人寻味： “下放人员整队而出；红旗开处，俞平老和俞师母领队当先。年逾七旬 的老人了，还像学龄儿童那样排着队伍，远赴干校上学，我看着心中不忍， 抽身先退..”（《下放记别》）——这段文字记的是学部接到“下放”的 命令后，著名学者俞平伯夫妇带队出发去接受“再教育”时的场景。 “整个冬天，..早上太阳刚出，东边半天云彩绚烂。远远近近的村子 里，一批批老老少少的村里人，穿着五颜六色的破衣服成群结队出来，到我 们菜园邻近分散成两人一伙、三人一伙，消失各处。等夕阳西下，他们或先 或后，又成群负载而归”（《学圃记闲》）——这记的是河南息县学部干校 附近的老百姓，在那衣食无着的时期被迫“行窃”的事实。 读了这样的篇什，你能不由衷地生出对那黑云压城时期的愤慨声讨之情 么？此外如何其芳吃鱼吃出大药皂、钱钟书等半天烧不开一锅水（《下放记 别》），以及老知识分子被迫参加强制规定的看电影课（《冒险记幸》）， 这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能不激起你的无限同情和满腔愤懑么：噫，一代 知识分子的际遇竟至于此！代价是如此的沉重，而所谓的“收获”呢？ 经过近三年的下放锻炼，“我”终于和丈夫一起被“内定”为“老弱病 残”而将遣送回京。当“我”得知这一消息后，尽管还忧虑着“同伙”们的 是否回返，但“我们能早些回去，还是私心窃喜。..而看到不在这次名单 上的老弱病残，又使我愧汗。但不论多么愧汗感激，都不能压减私心的忻喜。 这就使我自己明白：改造十多年，再加上干校两年，且别说人人企求的进步 我没有取得，就连自己这份私心，也没有减少些。我还是依然故我”。（《误 传记妄》） 作者的态度是直白坦率的，而其间的道理更是发人深省。也许，还有人 要说，这部书的小资产阶级情绪浓了一些，充斥着感伤和暴露的色彩。是的。 但是，难道时至今日还要我们的作家以热情的笔调去涂抹那冷酷的时代吗？ 难道我们不需要这种暴露黑暗的记实作品来作后代之鉴戒吗？ 我之所以不惮以赞许的态度向读者推荐这部小书，正是因为它能给未及 其时、未历其事的来者以历史的真实教益。通常地，只有知道昨夜暴戾黑暗 的人，才会时时珍惜今日的祥和与未来的光明。 （1991 年） 《九月丛书》两题 《许三观卖血记》 “一盘炒猪肝，二两黄酒，黄酒给我温一温”。就这样微薄的一点补偿， 成为许三观们出卖鲜血来弥补生活经费缺口的最佳自慰。读完《许三观卖血 记》一书，我们所能够发出的，是一声又一声关于市井社会生活的沉重叹息。 青年许三观是在返乡看望爷爷的期间，偶然接受了纯朴的乡亲们所谓的 “身子骨结实的人都去卖血”、“没有卖过血的男人都娶不到女人”（第1 章）的“健康论”的暗示，而首次尝试着去卖血的。连他自己都没有预想到， 在他个人此后40 年的生活中，这位善良淳朴的丝厂工人，当“每次家里遇上 灾祸时”，他竟然都是“靠卖血渡过去的”。以致于当他心血来潮地准备最 后一次，也是第一次要“为自己（个人的需要）卖血”时，医院采血点无情 地拒绝了这位年过六旬的“头发白了，牙齿掉了七颗”的老人的要求，于是 这个可怜的卖血老人竟然“脸上充满了悲伤”，“泪水在他脸上织成了一张 网”（第29 章）。 正像作家余华在《许三观卖血记》（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 年6 月版）的 《后记》中所交待的那样，作家所希望的是，通过作品语言来达成“活生生” 的写实叙述。读罢这部作品，我认为作家的探索是成功的。如今，我们通过 作品，已经不难感受到挣扎在社会下层的许三观们，为生存而卖血的积极的 无奈和真实的荒诞，以及围绕于此的那些鲜活的言行举止。 所谓“许三观卖血记”，实际上记录的是，许三观由青年而壮年而老年 那40 余年间，多次为现实生活所迫而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自动走向“卖血之 路”的前因后果。除了首次是接受诱惑而去尝试卖血之事以外，他在成家后 的多次卖血无不同家庭的变故有关。先是为了赔偿大儿子一乐敲破了方铁匠 儿子的头所开支的医药费（第15 章），然后是为了给他有过一度欢愉的工厂 女同事馈赠营养品，第三次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为了“让家里人吃 上一顿好的饭菜”（第20 章），而最为感人的情节是从第26 章展开的。许 三观因为并非亲生的大儿子一乐患上了肝炎，而一而再、再而三地卖血，以 致于在短短的十天间创造了卖血四次的记录，甚至“在松林差一点把自己卖 死了”（第29 章），从而使我们感受到作品人物之间那“血浓于水”的人间 真情。无疑地，余华在《许三观卖血记》中所塑造出来的人物形象是生动感 人的。 在作品的第28 章，作家安排了许三观路遇素昧平生的来顺、来喜兄弟的 情节，并让他成功地传播了“卖血经”，而且诱惑了两兄弟也走上“卖血之 路”：“他们突然觉得不再去摇船挣钱了，摇船太苦太累，要挣钱就去卖血。” （第28 章）联系到作品开头第一章许三观被诱惑去卖血的内容，我们似乎看 到了作家对社会人生的某种并非乐观的暗示。 “一盘炒猪肝，二两黄酒，黄酒给我温一温”。这样微薄的一点补偿， 固然已经在小说中成为了许三观出卖鲜血来弥补生活经费缺口的“历史”， 但是，假如社会不能成功地消灭“国困”和“家难”，那么，“这卖血真是 一件好事，挣了钱不说，还能吃上一盘炒猪肝，喝上黄酒..”（第28 章） 这种真实而荒诞的“诱惑力”，未必就不会继续活动于“现实”之中。也因 此，我们就难以保证《许三观卖血记》不会没有其同样令人悲慨的“续篇”。 （1996 年11 月21 日，晚） 《四十而立》 同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相比，同样列入江苏文艺出版社《九月丛书》 之中的李晓的《四十而立》（1996 年7 月版）就没有了前者那抑郁悲怜的成 分，而是多了几分喜谑滑稽的色彩。这正如同小说主人公“我”在经受了莫 名其妙的700 多天“牢狱之灾”后，最喜欢说的那句话：“无论碰上什么不 顺心的事，他都会说其实并不太糟。”（19） 事实上，也确实是“并不太糟”。在作品情节的进行过程中，作家似乎 就有些迫不及待地交待道： 我坐牢的故事，从来就不需要保密，即使有些难以启齿，20 年后也早该可以说了。 我正在写的这篇小说，题目已经想好，叫做《四十而立》，因为是在我 40 岁时动的笔， 写的又是40 年里的琐事。小说的主要部分是我坐牢的那段经历，其余的将草草带过。等 写完之后，我要把小说投给一家大型杂志，要是那杂志的编辑碰巧也蹲过几天班房，或许 看在共患难的份上，他会屈尊将拙作发表。 “并不太糟”的缘故倒并不是因为“我”可以在20 年之后有了向社会讲 述“我坐牢的那段经历”的资格，而是因为“我”的牢并没有“白坐”。如 同“我”那“对赚钱的兴趣比讨老婆更大”的弟弟所测算的那样：“你也没 白坐，不是那两年，你能认识白云（‘我’的妻子）吗？能有这幢洋房吗？” “这幢洋房的价值如今在100 万人民币以上，算它100 万，除2 也有50 万”， 就是说：“每坐一年的报酬是50 万人民币，这样的年薪上哪儿找去，能顶五 个董事长了！”最后，是连“我”都认可了这位双胞胎弟弟的算法：“50 万 一年的牢确是很可以坐坐的，要是我在哪张报纸的中缝里登一条征坐广告， 收到的回信恐怕要用卡车来装。”（18） 虽然小说是这么来做，但是作家在《四十而立》的“后记”中却还是负 责地告白读者——“这篇小说里的第一人称并非作者，然而故事几乎都是事 实。有一个人因为拍了三下屁股就被枪毙，另一人在枪毙前面对着难友手淫。 也有因祸得福的例子，我的一位朋友由于坐牢结识了贤妻。只是当回顾历史 时，他再三对我说：‘宁可一辈子光棍，也别去坐那两年牢。’” 原来李晓所谓的“并不太糟”，竟是这么一回事儿！ （1995 年11 月22 日，夜） 《月亮梦》 从1976 年春在《江苏文艺》上发表处女作到去年秋在华夏出版社出版处 女集，在人生漫长的20 余年中，苏州作家王藏林始终是在用心编织着自己的 文学之梦。《月亮梦》这部不厚的作品集，不但意味着这位残疾人作家在纯 文学道路上艰难的跋涉历程，而且标志着王藏林已经开始在苏南文坛上展现 出其作品独特的风貌。 收集在《月亮梦》中的23 篇小说和19 篇散文，是作者关切生活、钟情 文学的结晶。其中的代表性篇什，可以描写苏南女性的短篇“三梦”为代表。 《女儿梦》写的是一家两代接连“比娘长得还好看”的女子，不幸以貌招祸 的悲惨遭遇，愤怒声讨了社会恶势力对人间美善的无情蹂躏；《月亮梦》写 的是一位“独眼老人”，无意中救起了往日情人与仇人所生之女后的心理疙 瘩，反映了人生遭际对人的精神面貌的残害；《彩云梦》的色调则要明亮多 了，它记录了在精神生活匮乏的特定岁月里，一对爱好文学的青年男女之间 磊落的友情和文谊。此外，《不告诉她》、《秘密》和《不想造楼》等，也 多是有着浓厚苏南风土人情的可读性较强的短篇和超短篇小说。 《回归》、《人生果》、《母亲魂》、《生命献给土地》等忆旧怀人的 散文，篇幅虽然都不长，但其感情的提炼和凝结，显然非一日之功，读来是 能够让人感受到对心灵的撼动的。 由于《月亮梦》作者的特殊人生境遇，因此，我们在作品中不时可以读 出作家自觉不自觉地散布在字里行间的“残疾人情结”。无论是遭遇和心智 令人同情的“独眼老人”（《月亮梦》），还是靠拐棍撑立起来走路的“可 怜小子”（《彩云梦》），以及生前善良弱小但在死后却得到乡亲们供奉的 “拐公公”（《拐公公》），在他的笔下，都是有着自己身世感慨在内的人 物。而且，作者不止一次地通过自己的作品弘扬着“一个人的身体残疾也许 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精神残疾”这样的理念。 “世界上一切大事，健全人做到的，残疾人哪样没做过？”《彩云梦》 中金子对文学青年“我”说的话，使他明确了文学事业正是他生活中的“精 神拐棍”。我相信，《彩云梦》这篇作品是带着十分明确的自传体色彩的。 因此，当我读到王扶同志为王藏林这部处女集所写的序言时，十分认同她的 评价：“开始的时候，虽然感到他的作品还比较稚嫩，但又总是从中感到， 有一股如涓涓细流般的细腻温情在涌动，有时这温情中渗出一种淡淡的哀 伤，使人感动。” 我听说，在如今的图书收藏界，有专门收藏作家的成名作的，有专门收 藏获奖作品的，还有专门收藏纪念文集和回忆录的，但不知是否也有专门致 力于收藏如王藏林《月亮梦》这样的处女集的人呢？假如有的话，其对于文 坛保存史料的意义似乎不可限量。因为新文学图书收藏家姜德明先生曾经说 过，他自己在为现代文学史写作读书札记的时候，有心要做的无非是如下两 件事： 一是注意到鲁迅同时代人的“书人书事”，二是注意到“五四”以来已经渐渐被人 遗忘了的某些作家，特别是那些无名的青年作家。我乐于“人弃我取”。我想，凡是在新 文学的旅程上留下过脚印的人，似乎都不应让他们无声无息地湮没掉，即使是留下些片断 的史料也好，是是非非，后人自会给以公断。 （《书边草·后边》） 我想，这应当就是收藏作家或者是文学爱好者的处女集的价值所在了。 而收藏同时代人的处女集，正是为那些积极而艰难地在文学的旅程上跋涉的 人，留下了“片断的史料”。 （1998 年1 月12 日） 《大屋的丫环们》 20 世纪中国的“乡土小说”史上，蹇先艾笔下的贵阳、裴文中笔下的榆 关、许钦文笔下的绍兴、台静农笔下的淮南、王鲁彦笔下的浙东、沙汀笔下 的川西北、沈从文笔下的沅水，乃至鲁迅笔下的鲁镇和未庄等等，都是作者 自己以对故乡民风和乡亲面貌的谙熟而铺写成为感人至深的乡土故事的。唐 弢先生曾经评价道：“这种乡土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很深的根基。” （《晦庵书话·乡土文学》） 可是这一“根基”，似乎为当代文坛轻忽已久了。一二十年来，文坛上 平添了许多这一“派”那一“代”的作家，就是少见默默立足于本乡本土， 静静地踪迹着一方风物人情的人士。假如说有之，则浙江作家朱月瑜是其中 难得的一位。 朱月瑜先生多年来以楠溪风情为地域背景的小说创作著称，他的审美趣 味显然已经深深地植根于这一片神奇的土地。他在作品中曾经反复交待过： 瓯江有许多支流，最大的支流叫楠溪，浦边路的老辈，几乎全是从楠溪上游迁徙来 的。..老辈总是对故土有扯不断的感情，于是对小辈们也就有了关于故土的扯不断的话 题。 （《蓝旗的九姑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