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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世人原谅瓦格涅的疏狂，可是他们不会原谅我。
加上一点美国式的宣传，也许我会被誉为神童。我三岁时能背诵唐诗。我还记得摇摇摆摆地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眼看着他的泪珠滚下来。七岁时我写了第一部小说，一个家庭悲剧。遇到笔划复杂的字，我常常跑去问厨子怎样写。第二部小说是关于一个失恋自杀的女郎。我母亲批评说：如果她要自杀，她决不会从上海乘火车到西湖去自溺。可是我因为西湖诗意的背景。终于固执地保存了这一点。
我仅有的课外读物是《西游记》与少量的童话，但我的思想并不为它们所束缚。八岁那年，我尝试过一篇类似乌托邦的小说，题名快乐村。快乐村人是一好战的高原民族，因克服苗人有功，蒙中国皇帝特许，免征赋税，并予自治权。所以快乐村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大家庭，自耕自织，保存着部落时代的活泼文化。
我特地将半打练习簿缝在一起，预期一本洋洋大作，然而不久我就对这伟大的题材失去了兴趣。现在我仍旧保存着我所绘的插画多帧，介绍这种理想社会的服务，建筑，室内装修，包括图书馆，“演武厅”，巧克力店，屋顶花园。公共餐室是荷花池里一座凉亭。我不记得那里有没有电影院与社会主义——虽然缺少这两样文明产物，他们似乎也过得很好。
九岁时，我踌躇着不知道应当选择音乐或美术作我终身的事业。看了一张描写穷困的画家的影片后，我哭了一场，决定做一个钢琴家，在富丽堂皇的音乐厅里演奏。
对于色彩，音符，字眼，我极为敏感。当我弹奏钢琴时，我想像那八个音符有不同的个性，穿戴了鲜艳的衣帽携手舞蹈。我学写文章，爱用色彩浓厚，音韵铿锵的字眼，如“珠灰”，“黄昏”，“婉妙”，“splendour”，“melancholy”，因此常犯了堆砌的毛病。直到现在，我仍然爱看《聊斋志异》与俗气的巴黎时装报告，便是为了这种有吸引力的字眼。
在学校里我得到自由发展。我的自信心日益坚强，直到我十六岁时，我母亲从法国回来，将她睽违多年的女儿研究了一下。
“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她告诉我，“我宁愿看你死，不愿看你活着使你自己处处受痛苦。”
我发现我不会削苹果，经过艰苦的努力我才学会补袜子。
我怕上理发店，怕见客，怕给裁缝试衣裳。许多人尝试过教我织绒线，可是没有一个成功。在一间房里住了两年，问我电铃在哪儿我还茫然。我天天乘黄包车上医院去打针，接连三个月，仍然不认识那条路。总而言之，在现实的社会里，我等于一个废物。
我母亲给我两年的时间学习适应环境。她教我煮饭；用肥皂粉洗衣；练习行路的姿势；看人的眼色；点灯后记得拉上窗帘；照镜子研究面部神态；如果没有幽默天才，千万别说笑话。
在待人接物的常识方面，我显露惊人的愚笨。我的两年计划是一个失败的试验。除了使我的思想失去均衡外，我母亲的沉痛警告没有给我任何的影响。
生活的艺术，有一部分我不是不能领略。我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吹bagpibe，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巅的绿叶。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我爱祖国，也爱祖国大自然的风景。
我不仅爱祖国的山河大地，就是一草一木，一花一石，一砖一瓦，我也感到亲切，值得我留恋和爱抚。
不要去说什么俄罗斯的森林，英吉利的海，芬兰的湖泊，印度尼西亚的岛群了。中国自有壮丽伟大的自然图画。
我们有头顶千年积雪的珠穆朗玛峰，有莽苍的黄土高原，有草树蒙密的西双版纳，有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有一泻千里的黄河，有浩浩荡荡的扬子江，有小兴安岭的原始森林，有海南的椰林碧海，有大西北的广阔无垠的青青牧场，还有说不尽的江湖沼泽……
我爱我们祖国的土地！狂风曾来扫荡过它，冰雹曾来打击过它，霜雪曾来封锁过它，大火曾来烧灼过它，暴雨曾来冲刷过它，帝国主义的炮弹也曾轰击过它。不过，尽管受了磨难，它还是默默地坚持着。一到春天，它又苏醒过来，满怀信心地展现出盎然的生机和万卉争荣的景象。
这是祖国大地对劳动者的回答：光秃秃的群山穿起了墨绿色的衣裳，冈峦变成了翠绿的堆垛，沟谷变成了辽阔葱绿的田园，沼泽变成了明镜般的湖泊，险峻的山峰低头臣服，易怒的江河也愿供奔走。
祖国的山河对我们总是有情的。我们对它们每唱一首歌，它们都总是作出同样响亮而又热情的回响。
我时时徜徉在中国古典诗歌的天地里，体会最细微的感情，捉摸耐人寻味的思想，感受铿锵的节奏、婉转悠扬的韵律，领略言外不尽的神韵，更陶醉于诗人们对大自然叹为观止的描画。当我读到得意的时候，就会不知不觉地反复吟哦，悠然神往。
祖国的语言多么神奇！它的每一个词每一个字，都同我的生活血肉相连，同我的心尖一起跳跃。
哪怕是最简单的一句话，也能让我联想到一幅幅美丽的图画，联想到一望无际的山川、森林、村舍、田野、池塘和湖泊。
祖国的大自然经常改变它的装束。春天，它穿起了万紫千红的艳装；夏天，它披着青葱轻俏的夏衣；秋天，它穿着金黄色的庄严礼服；冬天，它换上了洁白而朴素的银装。
大自然的季节的变换，催促着新生事物的成长。
这是春天的消息！你瞧，树枝上已微微露出了一些青色，窗子外面开始听得见唧唧的虫鸣了。新一代的昆虫，正在以人们所熟悉的语言庆祝它们新生的快乐。
繁盛的花木掩映着古墓荒冢，绿色的苍苔披覆着残瓦废砖。人世有变迁，而春天则永远循环不已，生生不息。
碧油油的春草是多么柔软、茂盛，充满着生机！它青青的草色，一直绵延到春天的足迹所能
达到的辽远的天涯……
草比花有时更能引起人们许多的联想和遐思。
夏天的清晨，薄雾飘荡的乡村，姑娘赤着脚，踩着草上晶莹的露珠，走到银色的小溪边，轻轻地汲满了一桶水。云雀在天空歌唱，霞光照着她的鲜红的双颊……
这是多么淳朴的劳动者之美啊！
秋天，到处是金红的果子，翠锦斑斓的黄叶，露出树木些微的倦意。
清秋之夜，天上的羽云像轻纱似的，给微风徐徐地曳过天河，天河中无数微粒似的星光明灭闪烁。
在冰峰雪岭下不也能开出雪莲来吗？你看它是否比荡漾在涟漪的水面上的睡莲更娇艳？
暗夜将尽，每一棵树都踮起脚来遥望着东方，企盼着晨曦。果然，红光满面的太阳出来了，它愉快地拥吻着每一个树梢，它的笑是金色的。
黄昏蹒跚在苍茫的原野里。最后看见它好像醉汉似的颓然倒下，消失在黑夜里了。明早起来一看，它早已无影无踪，只看见万丈红霞捧出了初升的太阳。
你也许曾经在花下看见细碎的日影弄姿，你也许曾经在林阴道旁看见图案般的玲珑树影，不过，你最好到森林深处去看一看朝阳射进来时的光之万箭的奇景。
我曾远离祖国几年。那些日子，我对祖国真的说不出有多么的怀念。这怀念是痛苦而又是幸福的。痛苦，是远离了祖国的同志、祖国的山川风物；幸福，是有这样伟大的祖国供我怀念。
我曾躺在扬子江边的大堤上，静听江涛拍岸的声音。
最先它不过是雪山冰岩下面滴沥的小泉，逐渐才变成苍苔滑石间的细流，然后是深谷里跳跃着喜悦的白色浪花的溪涧。它在成长，在变幻，一时它是萦回在牛羊牧草之间澄澈的清溪，一时它又是沸腾咆哮、素气云浮的瀑布，一时它是波平如镜、静静地映着蓝天白云的湖泊，一时它又是飞流急湍、奔腾在崇山狭谷之间的险滩。不知经历了多少曲折和起伏，最后它才容纳了许多清的和浊的支流，形成了茫若无涯的、浩浩荡荡的大江。
我也时常约伴去登山。
我们登上了山头，回头看看所经过的曲折盘旋的小径，看看在脚下飞翔的鹰隼，就不觉要高呼长啸。
爬过几个山头以后，又看见前面还有更高的山俯视着我们。登上最后的顶峰，周围是耸峙的峭壁，突兀的危崖，嵯峨的怪石，挺立的苍松。脚下是苍茫的云海，云海的间隙中是缩小了的村镇，是游丝一般通往天边的道路……
我们曾在大海的近旁度假。
碧绿的海水吐着白茫茫一片浪花，蔚蓝的天空像半透明的碧玉般的圆盖覆在上面，海鸥翱翔在晴天和大海之间。太阳就睡在我们的脚下。
还有黄果树的瀑布。
远离瀑布还好几里，就先听到丘壑雷鸣，看到雾气从林中升起。走近一看，只见一股洪流直冲而下，在日光映射下，像是悬空的彩练，珠花迸发，有如巨龙吐沫；水冲到潭里，激起了沸腾的浪花、晶莹的水泡。大大小小的水珠，随风飘荡，上下浮游，如烟如雾，如雨如尘，浸人衣袖。上有危崖如欲倾坠，下有深潭不可逼视。轰隆的巨响，震耳欲聋，游人打着手势在夸张地交谈，却好像失去了声音。
生平到过不少的名山大川，但在我的脑海里印象最深的还是我家乡门前的小溪。春天，秀水涨满，桥的两孔像是一对微笑的眼睛。细雨如烟，桥上不时有人打着雨伞走过。对岸的红棉树开花了，燕子在雨中飞来飞去，还有一阵一阵的风，吹来了断续的残笛……
小溪流唱着愉快的歌流走了，它将冲击着一切涯岸流向大海。静静的群山，则仍留在原来的地方，目送那盈盈的水波远去。
流水一去是绝不回来了，但有时也会化作一两片羽云瞭望故乡。
窗外，江南的春雨潇潇。远处高楼上五彩霓虹灯明灭不定，近处有流行音乐在卡拉OK泛滥新潮。我独坐书房，像独守汪洋大海中的一座孤岛，挑灯夜读八百年前的岳飞。
我读岳飞手书的诸葛亮前后《出师表》。丞相祠堂何处寻？多年前有缘去四川成都，刚刚从杜甫《蜀相》诗中走进去，便在武侯祠的回廊上被镇住了。回廊壁上嵌着两块硕大的青色石碑，镌刻的正是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我平日也读过不少碑帖，最令我五内如沸的莫过于这一方了。那遒劲奔放的行草，喷自一管八千里路云和月中的凌云健笔，涌自一位英雄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激烈壮怀。巴山楚水，万叠千重，我无法将那碑文搬回家去，只能将它藏在心中。数年之后，我专程拜谒谭嗣同的家乡浏阳，竟然在浏阳的书店买到新出版的《岳飞书前后出师表》。谭嗣同是封建末世的奇男子，岳飞是名彪青史的伟丈夫，我的遇合冥冥之中有什么天意吗？我庆幸我的夙愿于斯时斯地如愿以偿。
今夜，窗外是潇潇的江南春雨。我没有去凭栏，我品读岳飞书于《出师表》之后的“跋”：“绍兴戊午秋八月望前，过南阳，谒武侯祠，遇雨，遂宿于祠内。更深秉烛，细观壁间昔贤所赞先生文词、诗赋及祠前石刻二表，不觉泪下如雨。是夜，竟不成眠，坐以待旦。道士献茶毕，出纸索字，挥涕走笔，不计工拙，稍舒胸中抑郁耳”。我的耳边，敲响岳飞八百年前在南阳武侯祠听到的雨声，我的眼前，红起岳飞当年夜深不寐时点燃的烛光。岳飞他瞻仰武侯祠而泪下如雨而坐以待旦而挥涕走笔，这不是一种精神人格上深刻的领悟、沟通和激动吗？一位，少年时母亲就在他背上刺下了“精忠报国”的叮咛，一位，在危急存亡之秋向历史和苍生作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表白。虽然异代而不同时，这却是一个心忧天下的灵魂和另一个心忧天下的灵魂的隔代相呼，是一颗高贵的心和另一颗高贵的心的遥相感应。八百年后的今日春夜，我侧耳倾听的是江南夜雨，更是那英雄二重奏的铿然和鸣。
稍后于岳飞而呼吸在同一个时代的陆游，对《出师表》也赞美不已：“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书愤》）“出师一表通今古，夜半挑灯更细看。”（《病起书怀》）《出师表》的具体指涉，也许离我们已经太遥远了，今天夜半我挑灯仔细看的，是和我们仍然十分亲近的岳飞的事迹。有一回，岳飞和一群文人学士谈及纷乱的时局，有人提出“天下纷纷，不知几时才可太平”，岳飞有名的回答传于后世，直到今天仍然掷地作金石之声而振聋发聩：“只要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怕死，天下自然就会太平”！当今之世，钱潮动地，欲浪拍天，芸芸众生对财神的尊敬不是远远超过了对其他所有的神明？岳飞登坛拜将，身居高位，但自俸仍然甚俭，全家仍然是布衣粗食，他无论平时或战时也仍然和士卒同甘共苦，这样，岳飞的部队上下一心，真正是“战无不胜”，连强敌也无可奈何地惊呼“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今天，人欲与物欲一起横流，穷乡僻壤仍然饥肠辘辘，酒楼宾馆有的人却挥公款如挥泥土。
窗外，今夜已潇潇雨歇。在商品狂潮的惊涛拍岸声里，在现代的滚滚红尘之中，我再一次夜读八百年前的岳飞。我读人的傲然脊梁，读民族的浩然正气，读历史的巍然丰碑。
有了书籍，谁也不再有闭关自守，缩在自己狭的樊笼里的必要，而能感受世界一切已经或正在发生过程中的事情，他能共有整个人类的思想和感觉。
当我试着要将书籍和文化，在知识上，在经验上，在使我能超越我一己范围的能力上，所给予我的一切除去时，它便立时溶解消失了。无论我的思想转向何处，每一种物件，每一种环境，都与和书籍有关的回忆和经验联系在一起，而每一句话也涉及我所读过的所知道的无数有关事件。举例说，当我念及我是在赴阿尔及尔和突尼斯的途中，立时有几百种有关联的事情从我心上闪过，明澈得像水晶一样，不自主的联系阿尔及尔这个字——迦太基，拜火教，萨朗坡，利夫的作品中所描写的迦太基人、罗马人互相在柴玛的战斗，同时又是格里尔巴齐尔戏剧片断中的场面：这上面又再加上一帧特拉克洛作品的色彩，一篇佛洛贝尔的自然描写。在查理五世，在阿尔及尔的进攻中，塞凡提斯的受伤，以及其他千百种事情，都古怪的重现在我的眼前，当我说及或仅是想到阿尔及尔和突尼斯这简短的名字时，两千年的战争和中世纪的历史，以及无数其他的事件从我记忆的深处涌了出来。想到一个没有书的人的世界将是如何的狭隘，我真禁不住惊异。更有，我能具有这种思想，能够为了奇奥凡里缺少来自一个广阔世界的知识这件事而深深的感动——我的这种能为了一个陌生人偶然的命运而深深的感动的能力，不就是出于我所阅读的想像的作品之所赐吗?因为当我们读书时，我们除了在生活旁人的生活，用他们的眼睛观察，用他们脑筋思索以外，还有旁的什么呢?从这生动的可感谢的一刻起，在愈加生动和更大的感激之下，我记起了无数次的从书籍中所领受的赐与。像天上的星群一样，一件一件的出现了，我记起了将我从愚昧的狭隘界限中引导出，将新的价值显示给我，虽是在童时代，能给予我扩大我的存在的感情和经验的那些确定的时刻。书籍给予我关于这广阔的无垠的世界的最初的景象，以及想要浸涸其中的意念。我愈想到这些事情，我愈加了解一个人的思索世界包括千百万单纯的印象元素，这其中仅有少数是他本人观察和经验的结果：其余的一切——那紧要的综合的群体——都来自书本，来自他所阅读的，间接的学习。
任何地方，不仅在我们这时代，书籍正是一切知识的泉源，各种科学的开端。一个人和书籍接触得愈亲密，他便愈加深刻地感到生活的统一，因为他的人格复化了：他不仅用他自己的眼睛观察，而且运用着无数心灵的眼睛，由于他们这种崇高的帮助，他将怀着挚爱的同情踏遍整个的世界。
　　世上的一切进步大都依靠了由于人类聪明的两种发明。车轮的发明，带着炫目的变革随了它的轴心向前辗进，使得我们可以到处移动。写作艺术的发明，激动了我们的想像力，给予我们思想以表达的机会。那位第一个不知名的人，在某一时代某一地方，将坚硬的木材沿着车辐围绕起来，教导人类克服了隔离地域和民众的距离。随着第一辆车辆的出现，交通立刻成为可能的了；货物可以运输，人民也可以旅行增广见闻，它结束了自然所设立的界限，这原先曾将某一些果类、金属、石料和旁的产物，各限制于其自己狭隘的产地的。国家不再是依靠自己，而是依靠和整个世界的关系而存在，东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由于车辆的发明而联合在一起了。正如车辆的各种不同的用途，成为机关车，自动机，推进机的一部分，战胜自然界的吸引力一样，写作艺术也正是这样，它的发展早已远离手写的卷轴时代，从单页进化到整本的书籍，克服了萦绕在个人身上的那种生活和经验的悲剧的限制。有了书籍，谁也不再有闭关自守，缩在自己狭隘的樊笼里的必要，而能感受世界一切已经或正在发生过程中的事情，他能共有整个人类的思想和感觉。在思想世界所发生的几乎每一件事情，今日都要依靠着书籍，而这种生活形式，充满着智慧，超越于物质关系之上，我们所谓文化者，没有书籍也无从存在。书籍的这种扩大灵魂建造新世界的力量，活动在我们个人的私生活中，除了在特别重要的时机之外，很少使它自己现身在我们意识中引起我们的注意。书籍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历史的悠久已经使我们不能在每次运用它们时合理注意到它们稀有的特性。每一次呼吸，我们吸进氧气，由于这看不见的营养物，我们使得我们的血液起一种神秘的化学上的滋养，可是正如我们对这种事实从不注意一样，我们也很少意识到我们读书的时候，我们从眼中不停地摄取心灵的食粮，这样给我们精神以滋养或疲劳。因为我们已是几千年写作生活的后裔，阅读几乎已经成了一种生理的本能，几乎是自动的。
自从我们开始进学校捧了书本在我们手中的时候起，我们和它们相处的熟悉，当我们拈起一册书时，不经意得好像我们拿起一件外衣，一副手套，一支卷烟，或是其他为了供应我们日常生活所需而大量生产的任何物件一样。熟悉蕴蓄了轻视，于是只有在真正的创造，沉思，生活的冥想的时刻，我们才见到我们所习惯了的东西的真实的神异。只有在这种潜思冥想的时刻，我们才虔敬地意识到从书籍上所给予我们的能打动心灵的魔术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在我们生活中所占的重要性，使我们无法想像，在这20世纪，如果没有它们这神迹似的存在，我们内心生活将变化成怎样。
我们这些总有一死的人的命运是多少奇怪呀！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只作一个短暂的逗留；目的何在，却无所知，尽管有时自以为对此若有所感。
但是，不必深思，只要从日常生活就可以明白：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首先是为那样一些人，他们的喜悦和健康关系着我们自己的全部幸福；然后是为许多我们所不认识的人，他们的命运通过同情的纽带同我们密切结合在一起。我每天上百次地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靠着别人（包括生者和死者）的劳动，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着的东西。我强烈地向往着俭朴的生活。
并且时常为发觉自己占用了同胞的过多劳动而难以忍受。我认为阶级的区分是不合理的，它最后所凭借的是以暴力为根据。我也相信，简单淳朴的生活，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对每个人都是有益的。
我完全不相信人类会有那种在哲学意义上的自由。每个人的行为，不仅受着外界的强迫，而且还要适应内心的必然。
叔本华说：“人虽然能够做他所想做的，但不能要他所想要的。”这句话从我青年时代起，就对我是一个真正的启示：在我自己和别人生活面临困难的时候，它总是使我们得到安慰，并且永远是宽容的泉源。这种体会可以宽大为怀地减轻那种容易使人气馁的泉源，也可以防止我们过于严肃地对待自己和别人；还导致一种特别给幽默以应有地位的人生观。
要追究一个人自己或一切生物生存的意义或目的，从客观的观点看来，我觉得是愚蠢可笑的。可是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理想，这种理想决定着他的努力和判断的方向。就在这个意义上，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是生活目的本身――这种伦理基础，我叫它猪栏的理想。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要是没有志同道合者之间的亲切感情，要不是全神贯注于客观世界――那个在艺术和科学工作领域里永远达不到的对象，那末在我看来，生活就会是空虚的。人们所努力追求的庸俗的目标――财产、
虚荣、奢侈的生活――我总觉得都是可鄙的。
我对社会主义和社会责任的强烈感觉，同我显然的对别人和社会直接接触的淡漠，两者总是形成古怪的对照。我实在是一个“孤独的旅客”，我未曾全心全意地属于我的国家、我的家庭、我的朋友，甚至我最接近的亲人；在所有这些关系面,总是感觉到有一定距离并且需要保持孤独――而这种感受正与年俱增。人们会清楚地发觉，同别人的相互了解和协调一致是有限度的，但这不足惋惜。这样的人无疑有点失去他的天真无邪和无忧无虑的心境；；但另一方面，他却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不为别人的意见、习惯和判断所左右，并且能够不受诱惑要去把他的内心平衡建立这样一些不可靠的基础之上。
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主义。让每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让任何人成为崇拜的偶像。我自己受到了人们过分的赞扬和尊敬，这不是由于我自己的过错，也不是由于我自己的功劳，而实在是一种命运的嘲弄。其原因大概在于人们有一种愿望，想理解我以自己的绵薄之力通过不断斗争所获得的少数几个观念，而这种愿望有很多人却未能实现。我完全明白，一个组织要实现它的目的，就必须有一个人去思考、去指挥，并且全面担负起责任来。但是被领导的人不应当受到强制制度很快就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所来的总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总是由无赖来继承，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规律。就是这个缘故，我总是强烈的反对今天我们在意大利和俄国所见到的那种制度。像欧洲今天所存在的情况，使得民主形势受到了怀疑，这不能归咎于民主原则本身，而是由于政府的不稳定和选举制度中与俱无关的特征。我相信美国在这方面已经找到了正确的道路。他们选出了一个任期足够长的总统，他有充分的权力来真正履行他的职责。另一方面，在德国的政治制度中，我所重视的是，它为救济贫病或贫困的人作出了比较广泛的规定。在人生的丰富多彩的表演中，我觉得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是人格；只有个人才能创造出高尚和卓越的东西，而群众本身在思想上总是迟钝的，在感觉上也总是迟钝的。
讲到这里，我想起了群众生活中最坏的一种表现，那不是使我厌恶的军事制度。一个人能够洋洋得意地随着军乐队在四列纵队里行进，单凭这一点就足以使我对他轻视。他所以长了一个大脑，只是出于误会；单单一根脊髓就可以满足他的全部需要了。文明国家的这种罪恶的渊薮，应当尽快加以消灭。由命令而产生的勇敢行为，毫无意义的暴行，以及在爱国主义名义下一切可恶的胡闹，所有这些都使我深恶痛绝。在我看来，战争是多么卑鄙、下流！我宁愿被千刀万剐，也不愿参与这种可惜的勾当。尽管如此，我对人类的评价还是十分高的，我相信，要是人民的健康感情没有被那些通过学校和报纸而起作用的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蓄意进行败坏，那末战争这个妖魔早就该绝迹了。
我们所能有的最美好的经验是奥秘的经验。它是坚守在真正艺术和真正科学发源地上的基本感情。谁要是体验不到它，谁要是不再有好奇心也不再有惊讶的感觉，他就无异于行尸走肉，他的眼睛是迷糊不清的。就是这样奥秘的经验――虽然掺杂着恐怖――产生了宗教。我们认识到有某种为我们所不能洞察的东西存在，感觉到那种只能以其最原始为我们所不能洞察的东西存在，感觉到那种只能以其最原始的形式为我们感受到的最深奥的理性和最灿烂的美――正是这种认识和这种情感构成了真正的宗教感情；在这个意义上，而且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是一个具有深挚的宗教感情的人。我无法想象一个会对自己的创造物加以赏　上帝，也无法想象它会有像在我们自己身上所体验到的那样一种意志。我不能也不愿去想象一个人在肉体死亡以后还会继续活着；让那些脆弱的灵魂，由于恐惧或者由于可笑的唯我论，去拿这种思想当宝贝吧！我自己只求满足于生命永恒的奥秘，满足于觉察现存世界的神奇的结构，窥见它的一鳞半爪，并且以诚挚的努力去领悟在自然界中显示出来的那个理性的一部分，即使只是其极小的一部分，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我小时候身体弱，不能跟着野蛮的孩子们一块儿玩。我母亲也不准我和他们乱跑乱跳。小时不曾养成活泼游戏习惯，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是文绉绉地。所以家乡老辈都说我“像个先生样子”，遂叫我做“麇先生”。这个绰号叫出去之后，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叫做麇先生了。即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装出点“先生”样子，更不能跟着顽童们“野”了。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门口和一班孩子“掷铜钱”，一位老辈走过，见了我，笑道：“麇先生也掷铜钱吗？”我听了羞愧的面红耳热，觉得太失了“先生”身份！
大人们鼓励我装先生样子，我也没有嬉戏的能力和习惯，又因为我确是喜欢看书，故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过儿童游戏的生活。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里去“监割”（顶好的田，水旱无忧，收成最好，佃户每约田主来监割，打下谷子，两家平分），我总是坐在小树下看小说。十一二岁时，我稍活泼一点，居然和一群同学组织了一个戏剧班，做了一些木刀竹枪，借得了几副假胡须，就在村口田里做戏。我做的往往是诸葛亮，刘备一类的文角儿；只有一次我做史文恭，被花荣一箭从椅子上射倒下去，这算是我最活泼的玩艺儿了。
我在这九年（一八九五-一九零四）之中，只学得了读书写字两件事。在文字和思想的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点底子。但别的方面都没有发展的机会。有一次我们村“当朋”（八都凡五村，称为“五朋”，每年一村轮着做太子会，名为“当朋”）筹备太子会，有人提议要派我加入前村的昆腔队里学习吹笙或吹笛。族里长辈反对，说我年纪太小，不能跟着太子会走遍五朋。于是我便失掉了学习音乐的唯一机会。三十年来，我不曾拿过乐器，也全不懂音乐；究竟我有没有一点学音乐的天资，我至今不知道。至于学图画，更是不可能的事。我常常用竹纸蒙在小说书的石印绘像上，摹画书上的英雄美人。有一天，被先生看见了，挨了一顿大骂，抽屉里的图画都被搜出撕毁了。于是我又失掉了学做画家的机会。
但这九年的生活，除了读书看书之外，究竟给了我一点做人的训练。在这一点上，我的恩师便是我的慈母。
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便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便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有时候她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她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丢脸出丑。）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到天大明时，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学堂门上的锁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先生家里有人把锁匙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生书，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等到先生来了，我背了生书，才回家吃早饭。
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便吓住了。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眠醒时才教训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她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
有一个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饭，在门口玩，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背心。这时候我母亲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了一件小衫出来叫我穿上。我不肯穿，她说：“穿上吧，凉了。”我随口回答：“娘（凉）什么！老子都不老子呀。”我刚说了这句话，一抬头，看见母亲从家里走出，我赶快把小衫穿上。但她已听见这句轻薄的话了。晚上人静后，她罚我跪下，重重的责罚了一顿。她说：“你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来说嘴！”她气得坐着发抖，也不许我上床去睡。我跪着哭，用手擦眼泪，不知擦进了什么微菌，后来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翳病。医来医去，总医不好。我母亲心里又悔又急，听说眼翳可以用舌头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她真用舌头舔我的病眼。这是我的严师，我的慈母。
我母亲二十三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一万分之一二。家中财政本不宽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经营调度。大哥从小便是败子，吸鸦片烟、赌博，钱到手就光，光了便回家打主意，见了香炉便拿出去卖，捞着锡茶壶便拿出押。我母亲几次邀了本家长辈来，给他定下每月用费的数目。但他总不够用，到处都欠下烟债赌债。每年除夕我家中总有一大群讨债的，每人一盏灯笼，坐在大厅上不肯去。大哥早已避出去了。大厅的两排椅子上满满的都是灯笼和债主。我母亲走进走出，料理年夜饭，谢灶神，压岁钱等事，只当做不曾看见这一群人。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门”了，我母亲才走后门出去，央一位邻居本家到我家来，每一家债户开发一点钱。做好做歹的，这一群讨债的才一个一个提着灯笼走出去。一会儿，大哥敲门回来了。我母亲从不骂他一句。并且因为是新年，她脸上从不露出一点怒色。这样的过年，我过了六七次。
大嫂是个最无能而又最不懂事的人，二嫂是个能干而气量很窄小的人。他们常常闹意见，只因为我母亲的和气榜样，他们还不曾有公然相骂相打的事。她们闹气时，只是不说话，不答话，把脸放下来，叫人难看；二嫂生气时，脸色变青，更是怕人。她们对我母亲闹气时，也是如此，我起初全不懂得这一套，后来也渐渐懂得看人的脸色了。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还难受。
我母亲的气量大，性子好，又因为做了后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大哥的女儿比我只小一岁，她的饮食衣服总是和我的一样。我和她有小争执，总是我吃亏，母亲总是责备我，要我事事让她。后来大嫂二嫂都生了儿子了，她们生气时便打骂孩子来出气，一面打，一面用尖刻有刺的话骂给别人听。我母亲只装做不听见。有时候，她实在忍不住了，便悄悄走出门去，或到左邻立大嫂家去坐一会，或走后门到后邻度嫂家去闲谈。她从不和两个嫂子吵一句嘴。
每个嫂子一生气，往往十天半个月不歇，天天走进走出，板着脸，咬着嘴，打骂小孩子出气。我母亲只忍耐着，到实在不可再忍的一天，她也有她的法子。这一天的天明时，她便不起床，轻轻的哭一场。她不骂一个人，只哭她的丈夫，哭她自己苦命，留不住她丈夫来照管她。她先哭时，声音很低，渐渐哭出声来。我醒了起来劝她，她不肯住。这时候，我总听得见前堂（二嫂住前堂东房）或后堂（大嫂住后堂西房）有一扇房门开了，一个嫂子走出房向厨房走去。不多一会，那位嫂子来敲我们的房门了。我开了房门，她走进来，捧着一碗热茶，送到我母亲床前，劝她止哭，请她喝口热茶。我母亲慢慢停住哭声，伸手接了茶碗。那位嫂子站着劝一会，才退出去。没有一句话提到什么人，也没有一个字提到这十天半个月来的气脸，然而各人心里明白，泡茶进来的嫂子总是那十天半个月来闹气的人。奇怪的很，这一哭之后，至少有一两个月的太平清静日子。
我母亲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但她有时候也很有刚气，不受一点人格上的侮辱。我家五叔是个无正业的浪人，有一天在烟馆里发牢骚，说我母亲家中有事总请某人帮忙，大概总有什么好处给他。这句话传到了我母亲耳朵里，她气得大哭，请了几位本家来，把五叔喊来，她当面质问他，她给了某人什么好处。直到五叔当众认错赔罪，她才罢休。
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我十四岁（其实只有十二零两三个月）便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一九二二年八月十二日《时事新报·学灯》
人生什么事最苦呢？贫吗？不是。失意吗？不是。老吗？死吗？都不是。我说人生最苦的事，莫若于身上背著一种未了的责任。人若能知足，虽贫不苦；若能安分（不多作分外希望），虽然失意不苦；老、死乃人生难免的事，达观的人看得很平常，也不算什么苦。独是凡人生在世间一天，便有一天应该的事。该做的事没有做完，便像是有几千斤重担子压在肩头，再苦是没有的了。为什么呢？因为受那良心责备不过，要逃躲也没处逃躲呀！
答应人办一件事没有办，欠了人的钱没有还，受了人的恩惠没有报答，得罪了人没有赔礼，这就连这个人的面也几乎不敢见他；纵然不见他的面，睡里梦里，都像有他的影子来缠着我。为什么呢？因为觉得对不住他呀！因为自己对他的责任，还没有解除呀！不独是对于一个人如此，就是对于家庭、对于社会、对于国家，乃至对于自己，都是如此。凡属我受过他好处的人，我对于他便有了责任。凡属我应该做的事，而且力量能够做得到的，我对于这件事便有了责任。凡属我自己打主意要做一件事，便是现在的自己和将来的自己立了一种契约，便是自己对于自己加一层责任。有了这责任，那良心便时时刻刻监督在后头，一日应尽的责任没有尽，到夜里头便是过的苦痛日子；一生应尽的责任没有尽，便死也带著苦痛往坟墓里去。这种苦痛却比不得普通的贫困老死，可以达观排解得来。所以我说人生没有苦痛便罢，若有苦痛，当然没有比这个加重的了。
翻过来看，什么事最快乐呢？自然责任完了，算是人生第一件乐事。古语说得好：“如释重负”；俗语亦说是：“心上一块石头落了地”。人到这个时候，那种轻松愉快，直是不可以言语形容。责任越重大，负责的日子越久长，到责任完了时，海阔天空，心安理得，那快乐还要加几倍哩！大抵天下事从苦中得来的乐才算真乐。人生须知道有负责任的苦处，才能知道有尽责任的乐处。这种苦乐循环，便是这有活力的人间一种趣味。却是不尽责任，受良心责备，这些苦都是自己找来的。一翻过去，处处尽责任，便处处快乐；时时尽责任，便时时快乐。快乐之权，操之在己。孔子所以说：“无入而不自得”，正是这种作用。
然则为什么孟子又说：“君子有终身之忧”呢？因为越是圣贤豪杰，他负的责任越是重大；而且他常要把这种种责任来揽在身上，肩头的担子从没有放下的时节。曾子还说哩：“任重而道远”，“死而后已，不亦远乎？”那仁人志士的忧民忧国，那诸圣诸佛的悲天悯人，虽说他是一辈子感受苦痛，也都可以。但是他日日在那里尽责任，便日日在那里得苦中真乐，所以他到底还是乐，不是苦呀！
有人说：“既然这苦是从负责任而生的，我若是将责任卸却，岂不是就永远没有苦了吗？”这却不然，责任是要解除了才没有，并不是卸了就没有。人生若能永远像两三岁小孩，本来没有责任，那就本来没有苦。到了长成，责任自然压在你的肩头上，如何能躲？不过有大小的分别罢了。尽得大的责任，就得大快乐；尽得小的责任，就得小快乐。你若是要躲，倒是自投苦海，永远不能解除了。
当人类把天然林中的第一株大树砍倒在地，文明便宣告开始了；当最后一株被砍倒在地，文明即宣告结束。
过去，我也见过山，但从没见过像香格里拉这样长年积雪、海拔6 000米以上的世界级山峰。
过去，我也见过峡谷，但从没有见过像香格里拉这样被切割成2 600米深的世界级大峡谷。同它的壮观、险峻相比，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切割深度仅2 143米）毕竟是小巫见大巫。
其实，迪庆高原本就是青藏高原的一个组成部分。香格里拉的雄伟山脉，是著名横断山脉的中段或腹地。境内海拔在4 000米以上的山峰就有百余座。当我乘坐越野吉普深入高原腹地，来到一个非常险要的垭〔垭（yā）〕两山之间可以通行的狭窄地方。口的时候，车内仪器显示了海拔高度：4 300米、气温仅12 °C（我知道上海是38 °C以上）。我们下车休息，活动一下四肢。幸好，我没有高山反应。在我们面前是一座高耸入云的雪山，估计有5 000米以上。周遭是一片原始的宁静、庄严和肃穆。同这种氛围相比，世界上一切大教堂、大寺庙所营造出来的氛围都是小肃穆、小庄严和小宁静。摄制组的民族文化顾问嘎吐萨（摩梭人）对我说：“面对这样的雪山，你不信仰一点什么，那是不可能的！”我点了头，深表同意。
这时候，摄制组的另一位民族问题顾问胡忠文（普米族）口中念念有词，正用手拾起一块石头往一个金字塔形状的小石堆放上去。我知道，这是藏民的风俗和宗教信仰。这小石堆叫“玛尼堆”。当人们过垭口，翻过一座大山进入另一座大山的时候，要放一块小石头到堆上，以表示敬山神，保佑自己平安。
在藏民心目中，万物都有神灵。山有神，河有神，大树也有神。人们为了盖屋，需要砍倒一棵树，必先跪在地上祈祷，向神陈述不得不砍伐的原因或理由，请求树神原谅自己的过失（听到这个细节，我非常感动。我认为这是藏传佛教的精华）。
其实，世界各大宗教的起源都是针对人性中的恶那部分而来的。人的欲望分两类：第一，为了生存，需要向大自然索取一些生活必需品；第二，超过必需品的其他东西，都是奢侈，侈糜。──把人的欲望分成这两类，并适度地规定这两者的界限，既发展经济又保护生态环境，是进入21世纪香格里拉要把握、坚持的最高文明哲学准则。我正是为了探求这一准则才来到迪庆藏族自治州的。
香格里拉人敬畏自然神的传统令我叫绝。比如禁止把衣服随便挂在树枝上即其一例。在饮山泉或在小溪旁边饮水时，务必要用双手把水捧起来喝，以表示对水的一种感恩。在饮酒之前，先要用右手中指蘸一下，然后把酒滴弹向苍天，表示敬天；再蘸一下，然后把酒滴弹向地，表示敬地；再蘸，弹向身后的山（香格里拉前后左右都是山），表示敬山神；最后蘸一下，用中指点在自己的前额，按我的理解，这是向自己、向自己的生命负责。
我赞赏这一风俗。我决心把这种酒文明带回上海。今后，在我饮酒的时候也要像香格里拉人用右手中指分别蘸酒四次，为的是提醒自己，提醒人在大自然中的真正地位。
人不是大自然（山川动植物）的主宰，他仅仅是其中一个环节。人只有敬畏大自然的生态平衡，敬畏大自然规律，敬畏大山、大河、大树和野生动植物，人才能继续在这个地球上生存下去。我认为这才是香格里拉的最高精神，也是我坚持的地球文明哲学。
在澜沧江畔茨中村大峡谷，我们在藏民家住了十天。那里真是名副其实的“开门见山”。居民把前后两座普通的山也称之为神山：东山叫“纳鲁卡”，西山叫“阿图伯蒂”。每年过年，藏民身着盛装，载歌载舞，举行宗教仪式，表示对山神的无限敬畏。
对登山队，当地居民十分反感。他们不允许有人把他们世世代代崇拜的山峰踩在脚下。20世纪以来，先后有英国、美国、日本和中日联合等四支登山队试图征服卡格博峰（6 740米），结果均以失败告终。1991年，17名中日登山队员遇难，被列为当年全国十大体育新闻之一。
有人悄悄告诉我，在一登山队第三次向主峰冲击的前一天，上百名藏民在山前举行祈祷仪式。登山队以为是在为自己祝福，祝登山成功，其实是在暗地里诅咒登山队的行为，因为他们亵渎了山神。
藏民的祷词大意如下：神啊，我们祖祖辈辈信奉您，您现在该显灵了！因为有人想把您踩在脚下……
听到这一绝密，我不禁拍手叫好。我坚决站在香格里拉人的一边，反对现代人藐视大自然，处处以主人的傲慢态度去征服大自然。
以藏民为主体的香格里拉人对迪庆森林局多年来的所作所为也视为大逆不道。据当地藏人告诉我，自1964年国家从东北调来六个伐木队，开始大规模商品材生产以来，斧头、锯子所到之处，原始森林大片倒地，野生动物越来越少，日益引起香格里拉人的不满。他们常以伐木队为敌，暗地里破坏伐木队的设施和生产工具，甚至掀翻他们的运输车。
听到这些自发保护原始森林的举动，我深表赞同。因为8月上旬，正是长江中下游洪水肆虐的日子。长江上游所有林业局（当然包括迪庆一个国营森工局、四个州县木材公司和七个木材加工厂在内。目前香格里拉森工系统职工有2 000多人）的显赫成绩都同今年这次大洪水有因果关系。
因为大方向、路线一错，干劲越大，罪过也越大。每年采伐量越大，裸露山体面积越大，输入长江的泥沙量也越大。长江一旦成了第二条黄河，那便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大悲剧。
我们在澜沧江畔住了多日。那汹涌的江水呈土红色，使我吃惊，因为泥沙量太大。金沙江流经迪庆州，至四川宜宾这一段，称之为长江上游。据估计每年流入金沙江的泥沙在6．4亿吨。这些泥沙淤积在下游河床、湖泊，引发出洪水便是必然恶果。看来，香格里拉决不是也不可能是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因为我们只有一条长江，她的天然林和山地植被的命运决定长江中下游几亿人的安居乐业。香格里拉的要害不在她的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多少倍，而在天然林保护、造林绿化和森林防火等方面的工作做得出类拔萃。希尔顿英国作家。著有《失去的地平线》一书，描述了香格里拉安宁祥和的社会。在他的小说里没有也不可能指出这一点。因为“生态环境”这种意识只是最近30多年才形成的。藏民对大树的敬畏尽管是出自藏传佛教的哲学教义，但它同生态环境保护准则却是一致的。的确，佛教哲学有不少环保思想，我以为这是香格里拉可以为当代地球文明作出积极贡献的地方。
这才是我眼中的香格里拉。什么都要定位。个人的一生、一个城市、一个地区和一个国家，都有个定位问题。50年代我们试图把北京建成一个重工业基地便犯了定位的错误。
香格里拉定位决不是大力发展采矿、木材采运与加工和纸浆制造等现代工业，而是在整个自治州建立一个具有世界水准的国家公园。也只有这样，长江上游金沙江段的天然林和植被才能得救，保护下来。──这一设想，是我考察香格里拉之后的一个重要结论。
后来，在同有关人士神聊的过程中，我得知就在今年6月27日至7月1日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在考察了迪庆州的自然风光之后，有意同我们国家合作，打算在迪庆高原共同建立一个世界级的国家公园。这一计划无疑是香格里拉的最佳定位，它使我也松了口气：这是为长江不会成为第二条黄河的积德积善、造福子孙后代的绿色工程。因为宜昌以上的长江上游（包括香格里拉境内的金沙江）森林植被才是维护生态平衡的主体。
迪庆香格里拉国家公园的建立如果得以实现，2 000多名伐木和木材加工工人统统转为护林、造林工人，那才是中华民族的一大福音。也只有这样，香格里拉的动植物多样性才能持续保持下去。要知道，这里历来有“高山动植物王国”和“药材宝库”的美称。
首先要做到的，是不再砍一株天然林。要把每棵天然大树之神请出来，并深入人心。其实树神已经显灵。对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惩罚便是。再有，据我沿途粗略观察，香格里拉境内公路一遇上雨天即有大小塌方、泥石流发生，也不妨看成是树神在显灵。因为山地森林、植被遭破坏，雨水从裸露山体冲刷下来便挟带着大量泥沙。据我所在茨中村60岁以上老人说，50年前，澜沧江两岸的高山都有天然林覆盖。由于多方面原因（如人口增加），天然林被砍伐殆尽，山坡上种上了玉米，结果时有泥石流冲毁村寨的危险。这还不是树神在显灵？我知道这种说法是原始迷信，但这是好迷信，它能抑制住人的无法无天。
大自然惩罚人类，报复人类，同“树神显灵”是同一事物的两种说法。尽管这后一种说法带着一点宗教色彩，但更生动、具体，能为广大人们接受，并变成行动。
在藏语中，“香格里拉”原是“心中的日月”这个意思。这个叫法很好，既有自然神的宗教色彩，又有诗意和浪漫情调，而且它渊源于迪庆藏语的方言“香巴拉”（Shambala）这个古老词汇，意即人神相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境界。
我想，如果长江上游地区能保持“香格里拉”的原义和哲学精神，那末，这次洪水就不会发生。
我忘不了茨中村的大峡谷。那夜半的月，总是叫我想起希尔顿在小说中多次描写到、并为之激动的“蓝色月亮峡谷”。
在我眼里，香格里拉既是一个有形的地理概念（她应是云南省西北角整个迪庆高原），又是指一片人与人、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安宁土地、理想境界。
愿中华大地，愿21世纪整个地球，都成为“香格里拉”！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是有人偷了他们罢：那是谁？又藏在何处呢？是他们自己逃走了罢：现在又到了哪里呢？
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确乎是渐渐空虚了。在默默里算着，八千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像针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我不禁头涔涔而泪潸潸了。
去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去来的中间，又怎样地匆匆呢？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小屋里射进两三方斜斜的太阳。太阳他有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于是——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觉察他去的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从我脚边飞去了。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叹息。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
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能做些什么呢？只有徘徊罢了，只有匆匆罢了；在八千多日的匆匆里，除徘徊外，又剩些什么呢？过去的日子如轻烟，被微风吹散了，如薄雾，被初阳蒸融了；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我何曾留着像游丝样的痕迹呢？我赤裸裸来到这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的回去罢？但不能平的，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一遭啊？
你聪明的，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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