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揭秘:二世祖康熙 打造中国古代最长久的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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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摘自《富二代危机：龙颈(全)》
　　作者：罗家祥 出版社：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本书简介：“富二代，决定了帝国的国宝，“打江山易，坐江山难”二世那些人儿，二世那些事儿，富二代，无论是金戈铁马，还是风花雪月，无论是气贯长虹，还是呆若木鸡，注左走or注右走。……[连载内容]
康熙帝画像
　　圣祖康熙：康乾盛世
　　清圣祖康熙小档案
　　父亲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母亲佟佳氏
　　兄弟排位庶三子任数入关第2任
　　生存时间公元1654年—1722年69岁
　　在位时间公元1661年—1722年61年
　　后一任清世宗雍正在位14年
　　清朝国祚268年(入关起)
　　影响力：★★★★★
　　历史标签：削平三藩、统一台湾、康熙字典、文字狱
　　这是最好的时代：由他开启的“康乾盛世”前后长达134年，占了清朝268年国祚的恰好一半！这不是中国有史以来最长的盛世吗？他治下的领土曾经达1200万平方公里，这不是各朝有效统治的最大面积吗？他颁布“盛世滋丁，永不加赋”的诏令不是很快让中国人口呈几何级数的增长创纪录地首次破亿吗？—— “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生活在这样的盛世不是古代无数人的奢望吗？
　　这是最坏的时代：血淋淋的“文字狱”、万马齐喑的思想钳制，日益落后的科技，闭关锁国的祖训，扼杀资本主义的发展，逆民主潮流的恶政。而种下恶政苦种的是我们无法避开的人称“千古一帝”的清圣祖康熙大帝。
　　千疮百孔：康熙继承的遗产
　　按照中国朝代的延续性，明朝于公元1644年灭亡，清朝才正式登上历史舞台，那么康熙正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二代皇帝。若接清太宗皇太极称帝计，他应是第三代皇帝，但他6岁就登基在位19年的柔弱父皇顺治帝一直处于孝庄皇后和“皇父摄政王”多尔衮多年的阴影下，本身并没有什么作为，康熙“名曰守成，实同开创”的地位类似唐太宗。
　　此时康熙继承的遗产，在名义上是一个统一的王朝，其实是个烂摊子。国内大规模的战争虽然基本结束，南明永历小朝廷刚刚灭亡，但是李自成和张献忠的余部仍然坚持抗清，各地反叛不断，清朝实行的“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强制易服的错误政策和血淋淋的大屠杀使得满汉关系十分紧张，统治极不稳固。在东南，郑成功收复了台湾作为不沉的海上舰队基地，随时准备反清复明；而因降清有功所封的吴三桂等“三藩”，已经成为统一的毒瘤；各地经过无数的战争，经济凋敝，人烟稀少，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全国的人口仅仅1063万人，和1500年前的三国相当。
　　更为不妙的是，同时，先后崛起的沙俄、葡萄牙、荷兰等西方列强纷纷入侵或渗透，敲响了瓜分中国的前奏，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
　　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正月初七，连元宵节都没有过，大清就传出噩耗：皇帝归西了！玄烨(康熙名)被立为皇太子并即位。说起来，康熙的登基也有很大的运气成分：顺治是因天花而死，而比康熙年长一岁的哥哥福全没有出过天花，在传教士汤若望指出康熙出过天花有免疫力后，顺治就在遗诏里指定八岁的康熙为嗣君。不过康熙幼时即聪慧，一次兄弟三人去见父皇，顺治就问他们的志向。哥哥福全“以愿为贤王对”，而康熙的回答是“待长而效法皇父，黾勉尽力”，此时已经可见他的远志了。
　　顺治给康熙留下了由四个辅政大臣组成的托孤班子。托孤给异姓大臣，其实犹如“政治产妇”的“难产”。纵观历史上的托孤，在“政治新生儿”诞生之时，极有可能“难产而死”，在历代托孤中只有刘备托孤没有见到刀光剑影，但李严却因犯错被废；至于其他包括顺治托孤，除了人头落地，我们没有见到过第二种情况。
　　这四大臣是内大臣索尼(正黄旗，康熙的岳祖父)、苏克萨哈(正白旗，努尔哈赤外孙)、遏必隆(镶黄旗，努尔哈赤外孙)、鳌拜(镶黄旗)。他们都属于上三旗，索尼是四朝元老，但年老多病。苏克萨哈爵位在遏必隆和鳌拜之下。古话说“艄公多了打烂船”，这四人开始尚能做到面子上一团和气，但后来干脆就撕破了脸。其中，鳌拜就是一个祸首，他号称“满洲第一勇士”，早年以战功封公爵，张献忠就死在他的手里。但是执政后鳌拜逐渐结党营私、欺凌幼主。
　　以前多尔衮强以自己正白旗的差土地换镶黄旗的好土地，两旗曾经积怨很深。本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都接受既成事实了，现在鳌拜却突然提出复原，正白旗的户部尚书苏克萨哈当然不会同意，于是鳌拜假传圣旨，捏造罪名，把反对改地的一些地方官给杀了。康熙六年六月索尼去世，七月康熙亲政，苏克萨哈奏乞守先帝陵寝，希望得以保全余生。不料鳌拜与其党大学士班布尔善等遂诬他怨望，不欲归政康熙，构罪状二十四款，以大逆论磔死，康熙不允；但鳌拜目中无君，“攘臂上前，强奏累日”，终于使苏克萨哈被处以绞刑。自此顺治的托孤彻底失败了，鳌拜更加嚣张，广植党羽，“文武各官，尽出伊门下”，同旗的遏必隆也党附于他，此时的康熙可以说完全像个清朝的“汉献帝”。可康熙毕竟不同，他韬光养晦，终于借机除掉了权奸鳌拜。
　　少年天子：树立中央权威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自古君权和相权就是一对尖锐的矛盾。首辅鳌拜的飞扬跋扈，给自己埋下了祸根。康熙因除掉鳌拜而一鸣惊人，重新树立了君权的权威。
　　愚除鳌拜。为了大计，康熙假装痴愚以麻痹鳌拜。一次，内秘书院侍读熊赐履上疏指责鳌拜乱政，康熙却假装批评他“妄行冒奏”，并声称要给予处罚，以使鳌拜放心。而实际上，一些密谋却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索尼的第三子索额图是一等侍卫，康熙引为心腹。康熙令他在宫中召集满洲精壮的少年组成宫廷卫队，天天演习“布库”(摔跤)。此时康熙才十四岁，鳌拜以为只是少年喜欢戏耍，没有在意。时机成熟后，康熙八年五月十六日，康熙亲自问大家：“汝等皆朕肱股耆旧，然则畏朕欤，抑畏拜也？”大家齐声回答：“独畏皇上！”于是康熙当众宣布鳌拜罪状，然后召鳌拜和遏必隆进宫，一举清除鳌拜及其同党，没有流血就铲除了一个巨大的障碍，康熙的老练成熟可见一斑。康熙对鳌拜也手下留情，只是囚禁而没诛杀，只杀了其党羽九人，这种宽大处理也可见他的政治早熟。
　　接下来，康熙又及时调整中央机构，重新成立了以前被辅臣所废的内阁，任用了一大批汉人大学士和满族大学士一起帮助处理政事，但起决定作用的朱批一直由自己控制，甚至右手不便时就用左手；又设立了南书房，如饥似渴地认真学习汉文化，有时也以它颁特旨。在加强君权的同时，又打压清朝传统的对皇帝有监督作用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使得君权“唯我独尊”，政令畅通，如此一来，君臣、满汉和中央、地方关系越发协调，撤“三藩”就势在必行了。
　　勇撤“三藩”。“三藩”是指三个降清的汉人异姓王。清初本来有四个“藩王”，“定南王”孔有德死后绝嗣，只余下了“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后为其子耿精忠)。“三藩”因为有功，拥兵自重，权势日隆，每年耗费银两最多达九百多万两，朝廷的一大半收入都给了他们。同时，他们还割据一方，鱼肉百姓，实为地方之祸。
　　其中最有“知名度”的就是坐镇云南的吴三桂了——不是此人，清兵不会入关，历史将大大的改变。正是他“冲冠一怒为红颜”引清兵入山海关，导致了李自成兵败如山倒，多尔衮带着顺治入关当了皇帝。他绝非明朝的忠臣，是他把南明永历帝绞死的。他也非李自成的忠臣，更非清朝的忠臣。吴三桂在云南时一手遮天，他委派的人称为“西选”，甚至一度到了“西选之官遍天下”的地步。
　　康熙即位后，“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还把它们悬在宫柱上以志不忘。为了解决三藩问题，康熙下了一番大功夫，先是按定制收缴了吴三桂的大将军印，免除了他的总管云贵和授官之权，然后渐减供应。吴三桂心知肚明，也在暗中积蓄力量。
　　文章摘自《富二代危机：龙颈(全)》
　　作者：罗家祥 出版社：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本书简介：“富二代，决定了帝国的国宝，“打江山易，坐江山难”二世那些人儿，二世那些事儿，富二代，无论是金戈铁马，还是风花雪月，无论是气贯长虹，还是呆若木鸡，注左走or注右走。……[连载内容]
　　康熙十二年三月，“平南王”尚可喜年老还乡辽东，请留其子尚之信继续镇守广东。但经朝议不许，矛盾终于总爆发了。吴三桂和耿精忠得知后不能自安，在同年七月先后疏请撤兵，以试探朝廷意旨。当时，朝廷上主张不可撤藩的占绝大多数，支持撤藩的只有兵部尚书明珠等少数官员。二十岁的康熙帝力排众议：“三桂等蓄谋久，不早除之，将养痈成患。今日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于是遂诏令尽撤三藩。
　　吴三桂见势不妙，在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自封“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以复明为口号反清，并连接其他二藩和台湾郑经。但他劣迹斑斑的不齿行径早被人们看穿，就是愿意复明的人都不依附他。吴三桂轻视康熙，也错误地估计了形势，现在清朝基本统一之后人心思定，不愿造反了。开始吴三桂气势汹汹，主力东侵黔、湘，达十四万人马，侧翼也有几万人攻打川陕。一时南边大乱，康熙临危不惧，为了显示决心，杀了吴三桂子吴应熊(娶皇太极之女建宁长公主)、其孙吴世霖，其孙吴世璠早归得免。消息传到吴军，吴三桂正在吃饭，闻讯大惊失色。康熙加强了一线指挥官的权力，经过艰苦奋战，终于先后迫降耿精忠、尚之信，集中兵力对付吴三桂。
　　清军扼守荆州、陕南，遏制了吴三桂的进攻，然后不停地调兵遣将，渐渐掌握了战争主动权。吴三桂在节节败退之际，还不忘在康熙十七年三月于衡州称帝，但八月十七日就病死了，其孙吴世璠即位，军心涣散。康熙十九年(1680年)，清军攻克昆明，吴世璠自杀。历时八年的“三藩之乱”终于平息，这对巩固中央集权、促进经济发展有重大意义。当康熙在半夜得到胜利的报告时，欣喜之余写下了“回思几载焦劳意，此日方同万国欢”的诗句。
　　金瓯无缺：维护国家统一
　　康熙对中华民族做出的巨大贡献之一是全力维护了中国的统一，可谓彪炳史册。
　　统一台湾。17世纪初，荷兰、西班牙等殖民者乘明末动乱之时先后侵入台湾，后被荷兰独霸。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四月，郑成功以南明王朝招讨大将军的名义，率2　5万将士及数百艘战舰进攻台湾，经过激烈战斗于次年收复了台湾作为反清基地，这是中国反抗西方殖民主义的一次巨大胜利，为中华民族立下了大功。
　　可惜天妒英才，次年即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不肯降清的郑成功不幸去世，年仅三十八岁。郑经经过内斗继承了王位，在“三藩之乱”时曾经出兵大陆但遭到失败；郑军经常骚扰沿海，清朝被迫实行“海禁”，以断绝台湾和大陆的军政、经济联系，以图瓦解郑军。在大力招抚不成的同时，清朝也策划过武力征服，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康熙四年两次以郑军降将、和郑成功有杀父之仇的施琅率领水师攻打台湾，不料都遭遇飓风被迫退回。
　　在平定“三藩”后，统一台湾就再次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郑经突然死亡，长子被杀，次子郑克塽即王位，内部争斗不息。施琅认为有可乘之机，请求攻台。康熙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反驳了一些人认为施琅不可信的说法，以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于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六月十四日带领两万水师、战船三百艘自铜山出发，向台湾的门户澎湖列岛进军。
　　郑军守将刘国轩以两万水师、战船两百多艘迎战。刘国轩先是小胜，但施琅总结经验，“以五船结一队，攻彼一船”的“五梅花”阵法，分三路急攻，经过激烈战斗大破郑军，郑军死亡1　2万人，水军主力殆尽。刘国轩退回台湾，劝说郑克塽投降。郑克塽见大势已去，被迫削发投降，封为正黄旗海澄公。
　　至此，中国终于再次实现全部统一，作为决策者的康熙居功至伟。郑成功对台湾的回归功不可没，但此时已经是事变时移了，和清朝刚刚入关时不同了。当清军入关时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当清朝基本统一之后，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或者说统一和分裂的矛盾)就成为主要矛盾了。郑经在时还曾经想在大陆发展，后来失败后就画地为牢，不再以光复大明为念了，逐渐变成一方割据势力，而且兵力众多，百姓负担很重，内乱不已，性质已经不能和郑成功之时相比了，所以康熙统一台湾是历史的必然，值得大书特书。
　　抗击沙俄。从17世纪中叶起，沙俄侵略军开始越过外兴安岭，侵入中国黑龙江流域，烧毁村庄，杀掠人口，抢夺粮食和各种物产，给中方造成了巨大损失。不仅如此，沙俄还采取修建据点的办法逐步蚕食中国国土，先后在黑龙江上游修建了尼布楚、雅克萨、楚库柏兴三个重要的据点，此外还有一些小的据点，无恶不作。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沙俄又成立了“尼布楚督军区”，并在额尔古纳河东岸建立了额尔古纳堡，入侵的势头更猛。
　　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康熙派大理寺卿明爱前往黑龙江与沙俄交涉谈判被拒，于是康熙决定武力驱逐俄军。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四月，康熙在到盛京谒陵后巡视了东北边疆，并观看了松花江上的水师演习，九月派副都统郎谈等人以打猎为名前去雅克萨侦探。他拒绝了郎谈在春天发动进攻的意见，而是在黑龙江城和呼玛两地建立城堡，与俄军对峙，并做好战斗准备。
　　此时沙俄方面也在加紧备战，不仅加固了雅克萨城堡，建立了炮楼，还不断增兵，单独成立了“雅克萨督军区”，为了解决粮食问题还建立了多处农庄，准备长期抵抗。康熙先文后武，又派了两名使臣去尼布楚要求谈判但遭无理拒绝，于是第一次雅克萨战争爆发。
　　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康熙任命彭春为统帅，以三千人集结于黑龙江城。在五月二十二日发出最后通牒不果后，清军于二十四日消灭了一队沙俄援军，击毙三十多人，俘虏十多人；二十五日发动强攻，击毙一百多人，城堡里火光冲天，雅克萨督军托尔布津走投无路只得投降，七百多人被俘。彭春按照康熙“勿杀一人，俾还故土”的精神，在得到其不再重犯的保证后把他们都放了，并允许带着全部武器和财产。
　　但是彭春犯了个大错：他既没有等到庄稼收割，也没有等到朝廷诏令、设立哨所，只是烧毁了城堡就撤军了，两个月后，沙俄见有机可乘就再次占领了雅克萨。过了好几个月康熙才得知，他立即部署了第二次雅克萨战争。
　　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二月，康熙令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率军二千人进攻雅克萨。五月上旬，萨布素逼近雅克萨，令敌军投降，此时敌军有八百二十六人，并配有十二门大炮，仗势不理。清军断其归路，从南北两路进攻，毙敌一百一十一人，敌督军托尔布津也被击毙。因为敌人火力强大，一时急攻不下，就改为长期围困达五个月，俄军大部死亡，仅剩一百五十人坐以待毙，到了十二月就只剩六十六人了。此时沙皇得知，大为惊慌，派出使者到北京同意谈判。萨布素遵令停止进攻，任其出入。但狡诈的沙俄竟因围解而故意托延达一年半之久，在清朝的多次催促下才在尼布楚进行谈判。此时因为噶尔丹攻占喀尔喀(即外蒙)，康熙根据新的形势，确定了谈判底线。经过一番舌战，在中国作出一定的让步之后，中俄双方终于于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七月二十四日达成协议，即著名的《尼布楚条约》。
　　条约主要规定以格尔必齐河、外兴安岭、额尔古纳河为两国分界线，俄军撤出雅克萨和其他在中国界内的所有据点；同时在商贸上清朝也作出了让步。这是一个基本平等的条约，确保了这一地区一百七十多年的稳定，直到不平等的《瑷珲条约》签订。
　　第二次雅克萨战争中，清军人多势众，士气高昂，竟然不能攻克雅克萨城堡，主要原因就是攻击力太弱——清军二千人除了“神威无敌大将军”等少量火炮外，只有五十枝火枪，其余均是古老落后的弓箭！这是康熙不忘祖先以骑射取天下的居安思危的长处，然而更是他在这方面目光短浅的地方，令人惋叹的是战后清朝也没有大力发展军械，这一巨大的错误，为日后中国的百年受辱埋下了伏笔。
　　平定噶尔丹之乱。清初的蒙古分为漠南蒙古(内蒙古)、漠北蒙古(外蒙古，即喀尔朝喀蒙古)、漠西蒙古(西蒙古，即厄鲁特蒙古)三大部分。其中漠南蒙古早已与清朝联盟，康熙起的作用就是收服外蒙古、部分统一西蒙古(剩余部分是雍正和乾隆时收服)。其中，三次亲征平定西蒙古四部之一的准噶尔部的噶尔丹反叛是平息蒙古各部内斗实现统一管辖的关键。
　　为人狡黠的噶尔丹是噶尔丹部首领僧格之弟，最早在西藏为僧，很受达赖喇嘛的赏识，封为“大活佛”。他身在佛门，却志不在此，喜好武功。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僧格被杀，二十八岁的噶尔丹在西藏藏王(第巴)桑给嘉措控制的五世达赖的支持下夺取了汗位。他的上台，多亏了叔叔之力；但他过河拆桥，一上台就向叔叔开战但失利，然后向岳父求救并打败了叔叔；谁知忘恩负义的他又翻脸不认人，把岳父打得逃亡青海。经过几年战争基本统一了西蒙古，于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派十二万骑兵进入喀什控制了南疆。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又率领三万人马突袭外蒙三大部之一的土谢图汗，以报复他杀死弟弟多尔齐扎卜。其弟之死其实也怪噶尔丹自己，因为是他挑拨土谢图汗和札萨克图汗的关系想达到火中取栗的目的，这也是与沙俄勾结受沙俄驱使的。土谢图汗不敌，投向清廷。因为康熙怕两面受敌，不仅导致原定的在外蒙与沙俄谈判改为尼布楚，而且白白损失了不少领土。
　　文章摘自《富二代危机：龙颈(全)》
　　作者：罗家祥 出版社：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本书简介：“富二代，决定了帝国的国宝，“打江山易，坐江山难”二世那些人儿，二世那些事儿，富二代，无论是金戈铁马，还是风花雪月，无论是气贯长虹，还是呆若木鸡，注左走or注右走。……[连载内容]
　　两年后，势力壮大的噶尔丹口出狂言说“圣上君南方，我长北方”，他率军二万以攻伐外蒙为名攻入内蒙，越过呼伦贝尔草原到达离北京仅三百五十公里的乌兰布通(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境内)，威逼清廷交出土谢图汗等。康熙本来是亲征的，但是因患感冒不得不返京。由皇兄福全任抚远大将军率领十万清军与噶尔丹军展开激战。噶尔丹驻乌兰布通峰顶，于峰前布设“驼城”，即将成千上万的骆驼蒙以湿毡，环列如城，军士于隙间发矢铳打击清军。清军开始不利，后集中火力，猛轰“驼城”，敌军惊恐自溃。清军也遭受了重大损失，国舅佟国纲战死。噶尔丹以讲和为缓兵之计，福全中计，坐失良机让噶尔丹当夜逃遁。
　　外蒙之争情况十分复杂，而且涉及外国，噶尔丹在里面又上蹿下跳，唯恐天下不乱。为了稳定这里的局势，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康熙决定亲自在多伦会盟外蒙诸部。在会盟时，将外蒙分为三十四旗，与内蒙古的管理一致，将外蒙置于管辖之下。班师途中，康熙将之与秦始皇修长城相比较说：“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
　　噶尔丹并不甘心失败，又于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杀了康熙所派的使者，还不停地骚扰抢掠，防不胜防。为了彻底消除这个“牛皮癣”，康熙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正当壮年的康熙决定御驾亲征，这就是第一次征讨噶尔丹。鉴于其飘忽不定，就决定以噶尔丹想结援的内蒙古科尔沁土谢图亲王归附噶尔丹为诱饵 “引蛇出洞”。噶尔丹果然上当，于次年二月带着一万多人兴致勃勃地沿克鲁伦河而来，不料早落入康熙的算计中。康熙以东北三省将军为东路防其东侵；以西路费扬古为抚远大将军，由归化进讨；中路由康熙自领，共计八万人。他派人去指责噶尔丹并放回四个俘虏，噶尔丹开始不相信康熙亲征，听了释虏的话才不得不相信。五月七日，康熙驻扎西巴尔台，噶尔丹登山望见御营龙旗，大惊失色说：“是从天降耶！”惊慌失措的他忙下令奔逃，在昭莫多附近被包围击溃，妻子阿奴被杀，噶尔丹只以数十骑落荒而逃。战斗中，康熙与士兵们同甘共苦，每天只吃一餐，大大地激发了士气。
　　不久，噶尔丹又收集残部五千人进犯。七月康熙决定二次亲征，他加强了政治攻势，将三百道蒙文招降书送到大将军费扬古处令其颁发，分化瓦解以前亲噶尔丹的势力。许多人归降，噶尔丹几近山穷水尽。因时值寒冬，康熙于十一月班师。
　　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康熙开始了第三次亲征。此时噶尔丹众叛亲离，只有三百人跟随，连牛羊都没有了，所以不用康熙大动干戈，闰三月十三日噶尔丹就饮药自尽了。至此，康熙将蒙古各部基本纳入了朝廷管理，发展了当地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巩固了边防。
　　进兵安西藏。康熙对西藏的进兵和人事安排，不仅显示出他大政治家的高瞻远瞩，而且手段也非常高超，为巩固西藏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西藏的宗教界和政界早在明朝崇祯十二年，即清太宗皇太极崇德四年(公元1639年)时就与清就发生了关系。当康熙在平吴三桂之叛(公元年)时，与吴三桂有联系的五世达赖曾经为吴三桂说话，希望裂土罢兵，但被康熙断然拒绝。平定“三藩”的次年即公元1682年，五世达赖就去世了。不料总理政事的第巴桑给嘉措秘不发丧，选择了一个相貌类似的喇嘛佯装五世达赖，并且只能由自己一人去见，实际上桑给嘉措成了西藏的政、教首领。他反对与清朝建立密切的关系，因而支持噶尔丹的叛乱。这个秘密直到十五年后的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当康熙第二次亲征噶尔丹时才从降俘的蒙古人口中得知真情。
　　此时桑给嘉措才不得不正式公布五世达赖圆寂的消息，并宣布十五岁的转世灵童仓央嘉措已经找到并迎到布达拉宫坐床即六世达赖。为了西藏的稳定，康熙予以承认。但桑给嘉措的政敌蒙古人拉藏汗却反对，双方发生了激烈的军事冲突，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拉藏汗以青海蒙古骑兵杀了桑给嘉措，并立隆素为第巴，康熙对此也予以承认，并派人护送假六世达赖赴京，但他在途中病故。拉藏汗又立伊喜嘉措为六世达赖，但未被部分青海的蒙古人承认，反而另立噶桑嘉措为六世达赖。这样就同时有两个达赖，康熙为了调解双方矛盾，就提高班禅的地位，让他和达赖一起共掌喇嘛教，然后问其真假。在征询班禅的意见后康熙确认伊喜嘉措为六世达赖。此时，鉴于西藏复杂的形势，他首设了驻藏大臣。
　　以前第巴桑给嘉措和西蒙古的准噶尔部的策零阿拉布坦关系密切。策零阿拉布坦是僧格之子，即噶尔丹的侄儿，但和噶尔丹有仇，因为他的未婚妻就是被噶尔丹给抢了的。他为了自己的利益曾经积极配合清朝打击噶尔丹。但噶尔丹死后，准噶尔部尽为其所有，随着统治权力的扩大，他也开始对外扩张，欲图夺取青、藏，与清朝的矛盾日渐加剧。在桑给嘉措被杀后，策零阿拉布坦一面假装和拉藏汗联姻，一面却磨刀霍霍，并于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七月以护送拉藏汗之子夫妇回藏为名，以表弟策零敦多布带领六千骑兵突袭拉藏汗，拉藏汗无备被杀，六世达赖也被拘禁。
　　拉藏汗的一个儿子逃脱并向清廷报告，康熙于次年二月才收到消息，于是以在青海的色楞带领二千四百人入藏平叛。康熙听说敌军才二千五百人，所以大意失荆州，色楞也盲目自信，落入了敌军的包围圈，全军覆没，色楞战死。
　　准噶尔军气势嚣张，但他们烧杀抢掠被西藏各界所唾弃，民心失尽。康熙总结了教训，不顾一些人的反对，令皇十四子胤禵为招远大将军王，统领三路大军号称三十六万以护教为名进攻西藏。策零敦多布不堪一击，仅余数百人逃窜。
　　因为拉藏汗所立的伊喜嘉措不受欢迎，所以清廷九月十五日就在布达拉宫为六世达赖噶桑嘉措举行了盛大的坐床仪式，确认了其正式地位，又把伊喜嘉措送到北京，以免后患。康熙安藏后，中央对西藏的管理得以大大的加强，他派满蒙及绿营兵四千人驻扎在西藏，是清廷第一次在西藏驻兵，接着又废除了第巴的职位，设置四名噶伦(政务官)负责行政事务，这样政府高级官员都由清廷任命，对维护国家统一有着重大意义，这是康熙对中华民族的又一大贡献。
　　煌煌文治：百年盛世之首
　　前面说到康熙的历史功绩，基本上都是武功。而他的谥号里文武双全，他的文治也很有业绩——但是，这是有着严重缺憾的文治。
　　经济大发展。“稳定压倒一切”，这虽然是今天的口号，然而从几千年的历史中也可以看出这句话的正确性，是否“盛世”得首看经济，而发展经济的前提就是要保稳定。在明末清初的多年战火之后，人口大量减少，经济凋敝，康熙在平叛的同时也十分注意尽量减轻百姓负担，调动耕作的积极性，他采取了许多相应的措施。
　　治河南巡。自古黄、淮容易为患，而一年运输漕粮多达四百万石的运河又贯穿了它们，所以治水是康熙早年写在宫柱上的三件大事之一。在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黄、淮又发大水，这对平“三藩”十分不利。尽管极度拮据，康熙还是痛下决心治水。他提出了“务为一劳永逸”的全面修治方针，提升安徽巡抚靳辅为河道总督，于康熙十七年批准了二百零五万两的经费，限定三年完工。这三年里，靳辅完成导黄入海等六大工程，治水成绩显著，但他遇到两次黄河大水而决堤被革职，戴罪立功。此时南方的淮、扬水患依然严重，康熙于是亲自去考察，这就是有名的“六下江南”(下江南有多重目的，但首先是治水)。首次是于康熙二十三年十月十八日从山东开始的，一直到了苏州和江宁(南京)，他一路阅读方志，访问故老，提出了一些治水的意见。他见百姓困苦，就叫各地官员为民解忧。他在视察现场完毕后又去山东曲阜朝拜了孔庙。在他对水利事业的重视下，各地水患大为减少，为农业的丰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百姓安手。
　　改革赋役制度、奖励垦荒。任何好的制度都有一定的时效性，如清初实行的是明朝时的“一条鞭”法，即赋役合一，按地和人丁一起收取钱币。但它对无地或者少地的农民不利，所以大量逃亡，隐瞒人口的情况也很普遍，这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如流民、盗贼等。康熙虽采取了武力镇压的手段，但他也有清醒的认识：“朕就根本处言之，若果家给人足，孰肯为盗？”所以根本之法就是改革赋役制度、发展生产，这才是“治病求本”之道。所以他禁止权贵圈地、将大量的废藩地产20多万倾地归原种之人，照常征粮，此即“更名田”，还对垦荒的加以扶持。同时，他实行了“摊丁入亩”的国策，于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规定：“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这样丁赋一定，各家就可以放开裤袋生产儿子了。这年的人口是2462万，仅过了30年的乾隆六年就爆炸式地到了14341万！康熙十分重视农耕，这种物质生产的大发展为“康乾盛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文章摘自《富二代危机：龙颈(全)》
　　作者：罗家祥 出版社：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本书简介：“富二代，决定了帝国的国宝，“打江山易，坐江山难”二世那些人儿，二世那些事儿，富二代，无论是金戈铁马，还是风花雪月，无论是气贯长虹，还是呆若木鸡，注左走or注右走。……[连载内容]
　　大规模的蠲免钱粮。康熙时代是古代蠲免最频繁、数量最大的时代，据统计，他在位61年就蠲免545次、合银1　5亿两之多。其中仅康熙五十年至五十二年分三次实行的全国性蠲免就达3206万多两，接近全国一年的总收入，普惠天下老百姓。同时他又采取“粜米平价”之法稳定物价，让老百姓得到好处。
　　文艺大发展。康熙自幼十分好学，仅《论语》就读了一百二十遍、写了一百二十遍。他对外国的科技也很感兴趣，以传教士为师学习历法、几何等，这种勤奋好学的习惯造就了一个学识渊博的皇帝。他十分重视文人甚至是明朝遗民里的文人，他的崇儒好文使得著名的三大抗清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都对他刮目相看。为了有闲时加强学习，他还特意建立了南书房，以多名博学的鸿儒为师、友。
　　在康熙喜文的嗜好下，文学艺术有了较大的发展。他喜欢以史为鉴，所以史书和类编书得到了很大发展。《明史》是他十分重视的一部书，因为清朝视自己为继承明朝的正统，要求很高，招揽了大批学者，黄宗羲的儿子、顾炎武的外甥，也都参与其事，黄宗羲的学生万斯同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康熙经常询问进展，到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完成了三百一十卷的全稿。后在乾隆初年修订为三百三十二卷的《明史》。这被人们认为是五代史以来最好的史书。
　　陈梦雷主撰的历时二十八年的《古今图书集成》正文多达一万卷，目录四十卷，共分为
　　五千零二十册，一亿六千万字，仅次于《永乐大典》，无所不收，被誉为“康熙百科全书”。清朝末年的钦定本在北京古玩市场琉璃厂的售价曾经达一万两银子的高价。
　　《全唐诗》也是在此时编成的。它共收集二千二百多名唐朝诗人的诗达四万八千九百多首。里面有不少唐二世李世民关注黎民百姓的诗歌，康熙非常喜爱，经常咏读。这部书是由江宁织造曹寅所主持的，他就是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母亲孙氏是康熙的保姆，而他又是康熙的伴读，所以极受宠信，康熙六下江南，他家四次接驾，“皇恩”倒是浩荡，可这个织造年薪仅有区区一百零五两，怎么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承受得起这样的“皇恩”？所以亏空十分严重，这是曹家衰败的重要原因。不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曹家不败，焉有伟大的不朽之作《红楼梦》？
　　历时六年的《康熙字典》则是中国古代字书的高峰，收集了四万七千零三十五字，其特点是：收字多，字之别体、俗写均录，注音最全面，搜罗字音完备，凡是韵书所载依序排列；释义求古，义例多为原始出处。它是研究古代历史和文学者的案头必备之书。
　　康熙时代成书甚多，主要目的就是经世济用，如还制作了中国第一部实测地图《皇舆全览图》。他自己也有《御制文集》一百七十六卷，可见学识之深。他曾经写到：“每日修书不肯闲住，此朕之最乐之事。”
　　就这样，康熙广揽人才，选贤任能，奖廉罚贪，发展经济，商业和工矿业都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此时的大清，GDP占了全世界GDP的一半！这是一个令人骄傲的成绩，这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盛世，对此我们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
　　如果往前推一百年或者更早，康熙可以说是继唐太宗之后的“千年一帝”，这样的皇帝，就算让他“向天再借500年”又何妨？可“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太平盛世里的人，有几个知道这虽是盛世，但又是帝国的回光返照呢？
　　落日余晖：跛足的盛世
　　我们暂且不说康熙时代不免于墨吏、特别是后期不免于政令松弛、不免于灾祸，也不说他的南下巡幸之类的巨大花销——作为帝王，能有几个免俗呢？但是他所生的时代决定了是个“跛足的盛世”，而且他的一些政策也祸及今日。
　　康熙所处的时代，早就不是小国寡民的时代，而是大航海导致的地理大发现时代、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工业革命之前的极其重要的窗口期。且不说议会民主制度等最根本的制度性因素，就是在经济、思想、军事、工业上此时的中国也已经落伍了。
　　孙中山先生曾经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实在是历史发展的至理名言。清朝是以带着明显奴隶制的落后游牧民族统治相对先进的农耕民族，本已经不合世界发展的潮流了，而且清朝刚刚开始统治中国时，除了大屠杀搞得人烟荒芜外，为了巩固统治，还实行了剃发易服、禁锢思想的开历史倒车的种种措施。康熙的文治，在辉煌背后，实际上有许多地方一是在为历史赎罪，二是为历史补课。如果说清初时期忙于建国，那么到了“盛世”，还在实行一些错误的国策，实在令人匪夷所思。不幸的是，康熙就有许多今天我们必须批判的地方。
　　实行海禁。清初许多反清人士逃到大小海岛进行抵抗，最突出的就是郑成功以及其后代。从顺治开始，为了打击他们清廷就下令“海禁”长达二十九年，把边民迁到内地耕作，以断绝海岛的联系和边民的支持。在战时这倒无可厚非；可到了和平时期，为何又实行“海禁”呢？康熙在平定台湾后，曾于康熙二十三年开禁，允许符合规定大小和货物的船只出海，虽然只有广州等四个口岸，但此时的对外贸易迅速发展，不料在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他又下令“海禁”，执行达十年之久直到雍正五年。其理由也非常可笑，只是担心“数千人聚集海上，不可不加意防范”，而且认为南洋历来是“红毛”、“海贼”出没之地，根本没有见到海外贸易的巨大利益。“海禁”是禁止中国人到海外经商，而众所周知，经商贸易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重要的积累途径。这是极端落后的“闭关锁国”政策，遗害非浅，它虽然在一时对西方殖民者的入侵有一定的自卫作用，但它只是一种消极落后的政策，并不能削弱殖民者的力量，反而阻碍了自己的发展，使中国丧失了对外贸易的主动权，隔断了中外科技文化的交流，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拉大了中国与西方的差距，造成了近代中国被动挨打的局面。我们追根溯源，不能不追到和平时期的康熙。整个清朝包括康乾时代，根本看不到“门泊西洋万里船”的盛况，遑论奢谈“郑和下西洋”之类的壮举？到了晚清被称为是“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时，连他都认为洋鬼子的腿不会弯！“海禁”之害，可见一斑！
　　思想禁锢。思想的禁锢是比“海禁”更可怕的东西，人没有思想就是行尸走肉，国家没有思想就是死而不僵的百足之虫。很可惜，中国历史上最可怕的“文字狱”就盛行在康雍乾的所谓盛世时期。清朝是落后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缺乏文化上的自信，他们在对外自以为“天朝大国”的同时，其实内心对汉族充满了“暴发户”式的自卑。这种自卑表现在政治上就是重满轻汉，表现在文化上就是疑神疑鬼的“文字狱”。 “文字狱”自古有之，而在清朝尤盛，其发端就在康熙一朝。康熙在编撰《古今图书集成》、乾隆在编《四库全书》等书之时，就挟了无数的私货在里面，实际上起了“寓禁于征”的作用。康熙一朝就发生了庄廷
　　《明史》案、黄培诗案、戴名世《南山集》案等文字狱，无数人头落地，大家噤若寒蝉，“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就是真实的写照。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文字狱顿兴，学者渐惴惴不自保，凡学术之触时讳者，不敢相讲习。”大部头的煌煌巨著只是盛世的“花瓶”，这些书只是汇编古籍而无创新，清朝的考据学十分发达，就是大家不敢思想的无奈之举。清朝没有被阉割了的宦官为乱，而思想的“阉割”为乱却有过之而无不及——没有思想的解放，焉有民主制度的产生？
　　遏制科学。每个人都是矛盾的统一体，康熙也不例外。他热爱科学，充满学习的热情，是个不折不扣的“科学迷”，对西方科技和新式仪器充满好奇，甚至还可以用西药给大臣看病——若在今天应该挂一个“中国科协”的名誉主席之类的头衔，按理，有了这样重视科学的好领导，中国“科学的春天”似乎该到了吧？——恰恰相反，中国科技的落后就在此期间与世界的差距越来越大。这是一个历史的悖论：几乎同期的热衷于芭蕾舞的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一点都不热爱科学，而科学却在他的支持下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原来康熙的科学热情只是用于个人兴趣上，而且集中在历法和天文上，他将西方最新科技产品当作器玩之物，可以在大臣面前炫耀。对于民间的科学，则是只有禁止的份，为了维护江山，他是巴不得所有的人都不用大脑。这可以从两个典型实例看出。
　　文章摘自《富二代危机：龙颈(全)》
　　作者：罗家祥 出版社：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本书简介：“富二代，决定了帝国的国宝，“打江山易，坐江山难”二世那些人儿，二世那些事儿，富二代，无论是金戈铁马，还是风花雪月，无论是气贯长虹，还是呆若木鸡，注左走or注右走。……[连载内容]
　　其一禁新式武器。清初的军事装备已经落伍，这从前面讲到的雅克萨之战攻坚无力就可以看出，发展新式武器已经是迫在眉睫了。有个军事天才叫戴梓，曾制造连珠鸟铳，是一种能连射击二十八发的火器(类似后世的“机关枪”)，献给康熙后，不但没有得到推广，反而下令不准私人制造火器。戴梓还曾“自制火器，能击百步之外”。而据纪昀的记载，七八十年后的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在新疆作战的清军的鸟统射程只有三十多步。可见戴梓制作水平之精和康熙的漠视到了不堪入目的地步。说到船坚炮利，仿佛是西方的专利，其实不然啊，只是我们没有珍惜机会和别人的劳动而已。
　　另外一个则是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发生的名医朱方旦医案。朱方旦发现“脑”才是思想中枢，而不是传统医学认定的“心”，“古号为圣贤者，安知中道？中道在我山根之上，两眉之间”。此说一发表，造成了巨大的震撼，这和康熙提倡的理学不符，朱方旦最后竟被以“妖言惑众”之罪处斩，所有著作一律焚毁。当时征吴三桂有功的顺承郡王勒尔锦十分尊敬朱方旦，因此极力营救，康熙帝便先革了勒尔锦，再下诏杀死朱方旦。可叹本来就发展缓慢的文艺和科技复兴，就这样被康熙给扼杀了。
　　从经济、领土、人口等传统的盛世要素来讲，康熙朝是不折不扣的盛世，但是这只是一个“跛足的盛世”、和世界潮流不符合的盛世。它既没有唐太宗时万国来朝的开放盛况，也没有明成祖时“郑和下西洋”的浩大气魄，更没有开风气之先的无畏魄力，这种精神内核的欠缺说明这盛世还只是低层次的，他没有意识到、更根本没有做好李鸿章哀叹的“三千年未有之变故”的应对思想准备，从上到下都沉浸在万事不求人的天朝大国梦想之中无法自拔。而一旦美梦被无情的枪炮惊醒，则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百年身”，悔之无及了。
　　恼人心事：无奈的立储
　　可以说，康熙后期最费他脑筋的事情不是其他，而是所谓帝王的家事，也即选择储君保住江山延续国祚的事情。“九龙夺嫡”是康熙朝精彩而残酷的一页。
　　康熙当了六十一年的皇帝，他生了三十五个儿子，二十二岁时就立一岁的嫡长子胤礽为皇太子。这实际上是清朝第一次立储君，因为最早的皇太子就是康熙，而且仅当了一天就继承大业了。胤礽出生当天康熙的原配皇后赫舍里氏因难产而死，康熙和她感情很好，就立了胤礽。可胤礽长大后因受宠而养成了过分骄纵和暴戾的性情，起居失常，语言失节，多次被康熙批评；而且康熙当皇帝当得实在太久，胤礽等得实在不耐烦，当时朝鲜使者回去报告时说太子经常抱怨：古今天下岂有四十年的太子吗！其他兄弟又在觊觎和挑拨，所以父子间产生了矛盾，为此，康熙还严处了自己曾经最信任的大臣之一“太子党”首脑人物索额图，以为太子敲响警钟。
　　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五月十一日，康熙帝巡幸塞外，太子等皇子随驾。在巡幸期间发生的几件事，促使矛盾愈加激化。一是反对太子的胤禔等皇子向康熙帝报告了许多太子的不良表现，如暴戾不仁、截留蒙古贡品、放纵奶妈的丈夫内务府总管凌普敲诈勒索属下等；二是康熙巡幸途中，刚满七岁的皇十八子胤祄患了急性病，康熙十分焦虑，见太子却无动于衷，就气愤地责备他：“伊系亲兄，毫无友爱之意。”但太子“忿然发怒”；三是在返京途中，康熙发现太子夜晚靠近他的帐篷，从缝隙向里面窥视，便怀疑太子可能要“弑逆”。在多种原因之下，康熙便于康熙四十七年废了太子胤礽。
　　康熙因此六天失眠，噩梦频现，一次夜间梦见已故祖母太皇太后，远坐不言，颜色十分不乐，与平时不同；皇后亦以皇太子被冤见梦。此时几个皇子为了太子位争得头破血流，一派乌烟瘴气，康熙深为愤怒。后皇三子胤祉说胤礽是受了喇嘛僧人巴汉格隆的镇妖术才成这样的。康熙信以为真，就于四个月后再立胤礽为太子。
　　可双方都心存疑忌，三年后太子因连接大臣蓄意谋反而复废，禁固在咸安宫内，对其党羽也严厉惩罚，如将尚书齐世武“以铁钉钉其五体于壁而死”，将死于狱中的步军统领托合齐锉尸焚烧。
　　深感失望的康熙不再立太子。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康熙病死。他的死与年事已高有关，但和废立太子也有很大关系。他曾经满含悲愤地以春秋五霸之一齐桓公晚年死时的惨状为例说：“日后朕躬考终，必至将朕置乾清宫内，尔等束甲相争耳！”齐桓公刚死，诸子相攻，箭射在尸体上也没有人顾及，其尸体在床上六十七天没法入殓，以至蛆虫爬出窗外。
　　经过第一次废太子，原来呼声最高的皇八子胤禩被康熙认为搞自己深恶痛绝的“朋党”给否决了，其实当时他是想复立太子。胤禩一失势，其他的皇子又没几个有实力；所以当第二次废太子后，人选就集中在皇四子胤禛(即后来的雍正皇帝)和皇十四子胤禵身上。雍正慎言谨行，心机极深，他在皇八弟胤禩最活跃的时候，既不附从，也不作对，广结善缘，巧妙地将自己隐蔽起来，渐渐得到了康熙的信任。
　　皇十四子胤禵是雍正帝的同母兄弟，但却与雍正分道扬镳亲近皇八子胤禩，竟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他聪明过人，才能出众，“甚有义气”，在康熙五十七年解决西藏问题时，就以二十三岁的他为抚远大将军王，进军青海，立下战功。“大将军王”这个独特的称号，似乎意味着他有望入继大统。
　　因胤禵出征，在外时康熙去世了。这就发生了雍正继位是否篡改遗诏的悬案。不过，如果说康熙欲用胤禵，怎么可能会不把继承人放到身边呢？如果说有“传位十四子”篡改作“传位于四子”之说，但当时繁体字的“于”写作“於”，“十”字很难改成“於”字；而且当时正规书写应是“皇某子”，“于”与“四”之间隔了一个“皇”字，很难改动；更关键的是如此重要的遗旨应同时以满、汉两种文字书写，满文无法改“十”为“于”的。
　　所以雍正的被立，应该是康熙深思熟虑的结果；而且和雍正的第四子弘历(乾隆)有关。康熙十分喜欢他，令读书宫中。一次木兰围猎，命侍卫射熊。甫一上马，熊突然站起。而弘历面不改色控辔自若。康熙用御枪打死熊，入帐后对皇太妃说：“是命贵重，福将过予。”应该说，因为乾隆，使康熙对雍正的加分不少，而这在历史上是有多个先例的。
　　应该说，就国祚而言，康熙选雍正是选对了。雍正是个负责任的皇帝，他针对康熙末年吏治松弛的弊政，从严治吏，勤勉为政，在位十三年始终如一，鼓励直言，完全实行了“摊丁入亩”、在少数民族地区改土归流的改革，以及废除贱籍等有利于社会的发展的措施，康熙末年的库银只有八百万两，而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增加到了五千万两。雍正承上启下，为乾隆培养了一大批能干廉洁的大臣，他利用秘密建储的办法较好地把夺嫡之争的危害减到了最小，后立了乾隆为嗣君，这样从康熙到乾隆就构成了一个虽然有重大缺陷，但无可否认是古代中国历时最长的一个盛世。
来源： 新浪读书  编辑： a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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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