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语境与东北流亡文学的忧郁倾向
现代文学史上的东北作家群的创作，呈现出浓厚的忧郁倾向。这种倾向的形成既有现实的由故土沦陷带来的情感冲动的因素，更有很多复杂的历史文化因素导致的从当局到普通百姓对“东北苦难”的无视与漠视给东北作家的刺激，也有流亡处境引发的心理悲剧感受，而东北流亡文学忧郁倾向的历史文化因素在以往的文学史研究中多被遮蔽和“不见”。东北流亡作家文本中表现出的忧郁倾向和其中蕴含的对爱国主义的有限性、政权与国家的非等同性等问题，触及了世界反法西斯文学和中国抗战文学的尖锐主题，达到了现代中国文学特别是抗战文学少有的思想深度。
关键词：历史文化&
东北流亡文学&& 忧郁&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崛起的东北作家群写作的作品中，“忧郁”意象与格调是比较普遍和突出的现象。像端木蕻良的小说《鴜鹭湖的忧郁》、《乡愁》，《爷爷为什么不吃高粱米粥》等小说，都弥漫着“水样的哀愁”。就连他那些描写东北沦陷区人民在苦难压迫中奋起抗敌的作品如《大地的海》、《浑河的急流》等，也在明快中存在忧郁情调，端木蕻良甚至被称为“忧郁的东北人”。不独端木蕻良如此，像肖军、肖红、舒群等人从东北流亡进关后的写作，特别是是像行伍出身、武功在身、被认为身上有“匪气”和绿林江湖气息的肖军，其在流亡后的一段时间写下的、收在小说集《江上》中的作品，对比《八月的乡村》，多有压抑和忧郁之氛围。忧郁悲凉之雾，是东北流亡文学创作中与高亢激昂共存交融的另一种情调。
显然，东北流亡文学中的这种忧郁色调，首先来自于东北流亡作家的处境和由此产生的心理情感状态。丹麦批评家勃兰兌斯在论述十九世纪波兰浪漫主义文学时曾精辟地指出：失去祖国的流亡处境使波兰诗人和作家“感情冲动增强了一倍”，仰天长啸壮怀激烈是流亡
作家们的心理状态、情感状态和表达方式。但是，波兰流亡文学和浪漫主义文学主要表达的是强烈的爱国民族感情和复仇精神，很少有忧郁悲凉。而东北流亡文学从作家到作品，既有高亢激昂仰天长啸的民族爱国之情的抒发和对反抗奴役的人民的动情赞美，也有这种带着伤痛的忧郁。同样的被殖民者从故土连根拔起的流亡境遇，却使中外的流亡作家的心理情感和文学表现同中有异。这差异产生的原因，是东北作家的流亡境遇的独特性造成的。
众所周知，导致东北作家流亡的直接原因，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的沦陷。作为中国东部的一块富饶的土地，日本蓄谋已久发动的“九一八”事变及随后对东北的侵占，东北军未作抵抗就放弃东北，中国的中央政府也未出兵抗敌，而是抱着不扩大事态的原则，让所谓的国联和李顿调查团进行合法与否的调查和裁决。国内的主流知识界领袖胡适等人也以这样的态度对待东北的沦陷，好像东北不是中国的土地。日本军方和知识界在“九一八”事变前后为使得他们对东北的占领、使满洲国合法化，就曾不断地从“知识考古”的角度阐释东北历史的特殊性和非中国性。中国主流知识界当时的言论与行为，对东北沦陷的漠视或实际上宣扬为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而牺牲东北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也在客观上造成和强化着东北非华夏故土、乃蛮夷之地的印象。马克思说过：“任何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那些没有自己思想资料的人，一般是以统治阶级的思想为思想的。”由于当时的统治阶级和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意识，都没有把东北的沦陷看得过于严重和焦灼，把解决东北问题的希望寄托在国联的主持正义上，甚至事实上把东北的沦陷看作是拖延侵略战火、保全关内中国的必要牺牲，所以关内的人民对东北的沦陷，一般而言是不太关心的，对不愿做亡国奴的东北流亡同胞，北京天津的市民甚至有歧视的倾向，不愿把房子租给他们，鲁迅在为东北作家萧军的小说《八月的乡村》所作的序言中就敏锐地指出这一点。萧军在流亡到上海后写下的小说《樱花》中，也写到上海市民对来自东北流亡者的轻蔑：
“侬从啥地方来格？”
“东三省……”
“东三省？阿是把勒东洋人抢去格地方？侬就是东三省人？阿曾吃着东洋人格生活？”
爸爸蒙到了侮辱了！他第一次蒙到了同胞的侮辱。他解释着：
“我，也是中国人，是生在东三省的……”
生在东三省而自认为中国人东北人，当时流亡到关内后获得了来自部分同胞的带有轻蔑性的称呼：“亡省奴”。东北是中国领土，东北人民是中国同胞，东北沦陷和人民遭受异族统治，成为事实上的“亡国奴”，本来是巨大的不幸。但流行于关内民间的对东北人的“亡省奴”的称呼，实际上隐约地把东北与中国、把东北的不幸与国家的不幸割裂开来，这是弥漫于关内民间的可怕的社会意识。当然，关内社会意识中的对东北沦陷的态度和对东北人的某种带有轻蔑性的称呼和一定的歧视行为，也与囿于历史条件和认识水平而发生的对东北沦陷原因的认识有关。著名学者马君武的那首当时著名的嘲讽张学良不抵抗的打油诗《哀沈阳》：“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那管东师入沈阳。”就把东北沦陷归结于张学良在关内耽于醇酒美人未能指挥东北军及时抗击，这种反映了关内一般社会认识的论调，扩散到更广阔的、受到历史环境、信息获得和认识水平局限更大的社会层面和民间，就当然地、容易地把东北的沦陷归结于东北军和东北人民的身上，因而发生一定的轻视和歧视的行为。
不过，关内社会和民间这种对东北沦陷和东北人民的带有历史局限性和认识局限性的态度行为，如前所述，更主要地来自于占统治地位的当时中国政府的意识和立场。王富仁教授在论述东北作家群的文章中曾经指出，如果是执政的蒋介石和国民党要员的江浙家乡最早遭到侵略，他们是不会表现出这样的态度与行为的。换言之，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他们可能既有以用空间换时间、以暂时牺牲东北赢得全国的安宁从而为未来的抗战做准备的从政治和国家利益出发的战略考虑，也不排除包含着在骨子里和思想深层未把东北真正看作与祖先骨殖、与历史文化血脉相连的“亲骨肉”意识，未看作与中原江南、故乡桑梓、华夏九州一样重要的故土乡邦。而国民党当局的这种公私原因皆有的对东北的牺牲意识和非至亲意识，其来有自，源远流长。
孙中山领导反清革命建立兴中会时，提出的著名口号和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即把统治中国的“夷狄“满清赶回东北。1906年制订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也认为“今之满洲，本塞外东胡，昔在明朝，屡为外患。后乘中国多事，长驱入关，灭我中国，据我政府，迫我汉人为其奴隶……”，同盟会的报纸《民报》在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论战中一再宣称“满洲人非中国之人民”，“满洲建国以前为中国之羁縻州，建国以后为中国之敌国”。由于这种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革命的诉求和性质，所以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在意识里是把满洲和中国分离看待的，骨子里并没有把东北看作中国的“本土”。因此，为求得日本对反清革命的支持，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多次表达过割让或租让东北给日本的主张。著名近代史学者杨天石教授在《从帝制走向共和——辛亥前后史事发微》披露，“据内田良平回忆，早在1898年，孙中山就曾对他说：‘……吾人之目的在于灭满兴汉，革命成功之时，即使以诸如满、蒙、西伯利亚之地悉与日本，当亦无不可。’”
“1907年，（大清帝国）庆亲王奕劻致书伊藤博文，要求日本政府将孙中山驱逐出境。伊藤征询内田的意见，内田表示：‘自前年以来，孙文屡向我朝野人士表示，日本如能援助中国革命，将以满蒙让渡与日本’”。此外，另一日人小川平吉在《孙逸仙之革命与满洲独立》也描述了当年与孙中山黄兴交往和支持他们的反清革命时，一再对日本支持者陈述“日本需要满洲，满洲与日本有不可隔离之关系。其地原为满洲人之土地，对我汉人来说并非绝对必要。我辈革命如能成功，如满洲之地，即使满足日本人之希望，当亦无妨”。类似的话，孙中山还对日本妇女界著名人物下田歌子等人表达过。
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及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财政压力更为巨大，特别是急需巨款维持政府开支和军费开支，以维护军队并准备北伐。为此，由临时大总统孙文带领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同三井财团代表森恪及宫崎滔天、山田纯三郎会谈。会谈中，孙文表示：“当此次举事之初，余等即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日本政府如能
“火速提供资金援助，”森恪在会谈当天下午6时还发出一封经过孙文、胡汉民修改的致日本有关人士的特急电报，里面说：“关于租借满洲，孙文已表应允……如能在汉冶萍公司五百万元借款之外再借与一千万元，则孙等与袁世凯之和议即可中止，而孙文或黄兴即可赴日订立关于满州之密约。”这事情最后遭到激进的日本陆军大臣石本新六反对没能办成。
据杨天石教授研究，辛亥革命及借款事件后，孙中山在1913年孙中山访问日本、1915年反对袁世凯复辟时，1917年对访问广东军政府的日本社会活动家河上清谈话时，还多次表达出让东北的想法，直到1923年左右才有所变化。
对上述史实及史料，学界虽然还存在若干争议，但从孙中山一贯的政治和革命诉求、对满清和东北的态度来看，为了革命、国家和政治利益而把残酷压迫统治中国人二百多年的满清鞑子的故乡以某种形式让渡给日本的想法或计划，大体上是是存在的，尽管具体内容和细节容或有出入。所以，我认为杨天石先生的结论是正确的：“诚然，为了中国的独立和富强，孙中山鞠躬尽瘁地奋斗了一生，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但是，也正是为了这一目的，他又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准备将满洲租让给日本，这也应该是事实。”
同盟会、孙中山在反清革命和辛亥革命前后对东北的这种态度，作为一种思想资源和传统，是潜存于民国时期执政的国民党的思想里的。“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事实上的不抵抗行为，除了现实的政治、国家大局和利益的考虑外，其实也与国民党的“思想党产”中一直存在的对东北的认识和态度有关。以至于到了全面抗战的1939年，据中共《解放日报》一九四六年四月七日社论的报道，“民国28年(1939年)11月18日，蒋介石又在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第六次会议讲演《中国抗战与国际形势》，他说：‘所谓抗战到底，究竟是怎么讲呢？我在五中全会说明抗战到底，要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是根据以中国为基准的说法。’这段话，载在委员长侍从室编《蒋委员长训词选辑》第五册第十六页。”就是说，即便抗战胜利，东北也不会被收复，因为日本侵占东北正是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从这样的讲话和态度中，可以认为不管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后是否给张学良下达“不抵抗”的手令，国民党中央政府无论如何不会对东北被侵占大动干戈兵戎相见，则是确定无疑的了。
当然，若从更大的历史视野来看，当时政府当局和关内一般人民对东北的如此态度，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是事出有因渊源深长。从中国大历史看，中国的统治中心一直在中原江南，东北长时间地属于蛮夷之地化外之邦。秦明月汉时关，从秦始皇修长城一直到明长城，防的都是塞外大东北地区民族或部族的“寇边南下”，山海关成了中原与夷狄之间的千年关隘。而从秦代到清朝，来自于大东北地区、长于弯弓骑射的一个个以游牧田猎为主要生产生活方式的马背民族，动辄于秋高马肥之际狼烟奔突，南下中原，以至于“秋高马肥”成为一个汉语中喻指特定历史现象的成语，并流传到东亚国家，如日本就有这样的熟语。秦汉的匈奴，隋唐以后崛起于白山黑水的契丹、女真、满族不断进犯中原，祸乱与统治半个中国或整个中国。契丹一度统治半个中国，疆界及于淮河流域；北宋始则向金朝称臣纳供，其后亡于金，徽宗父子被捋，成为令岳飞等中国人“怒发冲冠”的“靖康耻”，偏安一隅的南宋也一直在金兵打击下风雨飘摇。而满族进关前就与明军在山海关内外厮杀争夺，进关后一路征伐劫掠，动辄屠城虐杀，奸淫火焚，残暴无比。在扬州镇江等地的屠城行为不亚于几百年后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被奸淫和发配为奴为妓的江南妇女无尽其数，以至于清代中叶在黑龙江一代还有妇女操江浙口音。古代中华民族名垂青史的杨家将、岳飞、袁崇焕诸人，无一不是在与来自于东北的民族的征战中感天动地、千古流芳的。五胡乱中华，胡多东北来（也有西北）。可以说，在近代以前，中华民族的英雄记忆、耻辱记忆、苦难记忆，很多都与东北有关，甚至可以说在很长时期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中，东北都是一个噩梦。这样的噩梦久而久之，就难免形成一种中原故土人民由历史积怨和华夷之大防等文化心理导致的厌恶东北关外、不将其纳入“族类”和本土的民族心理积淀，成为集体无意识。
由于有这样历史形成的民族文化心理和民族集体无意识，所以屡受外族欺压和统治的关内汉民，对这些来自关外的“夷狄”一向存在厌恶、憎恨乃至仇恨和复仇意识。元朝蒙古统治时期形成的民间“杀鞑子”传说，就表达了这样的意识。而清王朝统治中国后从康熙到雍正虽然通过大兴文字狱极力剿杀华夷之辨的思想意识，甚至宣传满汉一家、同为华夏后裔，但骨子里汉民族仍然存在华夷意识。这使得孙中山在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反清革命之时，得以很方便地利用种族、民族意识以“激动种姓”，号召民众。期末被清政府派到日本留学以培养国家干才的留学生，恰恰成为接受“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思想的反清主力，连留日时期的鲁迅等人都在阅读《嘉定十屠》、《扬州屠城记》等揭露清军暴行的书籍之后血脉喷张，种族意识和革命意识发扬蹈厉。辛亥革命成功后，各地都出现驱逐和群杀满人的事件，目睹这种事情的作家老舍，自此后长期对对自己的满族身份噤若寒蝉。将各地的满城里的满族人加以驱逐和杀害，这种不正确的事件反映的不仅是对来自东北的满族二百年的残暴压迫统治的愤懑宣泄和复仇，也是自古就有的华夷之辨、蔑视“夷狄”意识在解压后的不自觉喷发。辛亥革命后，两千年来来自东北“夷狄”的边患、骚扰和压迫彻底退场，但进入现代后，绿林出身的东北军阀张作霖，数度带领东北奉军入关攻城略地，与其他派系军阀厮杀争夺不断，甚至主政称王，同样给平津中原一带人民带来痛苦和祸乱。甚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发起者和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都死于张作霖。林语堂1939年写作的小说《京华烟云》，其中就有北京民众对东北军的反感的细节，女主人公姚木兰深入虎穴救情人，就是利用了军阀之间的矛盾，这矛盾除了政治经济利益的主要因素外，也包含着对粗鲁野蛮的东北军的反感。故此，“九一八”事变后报纸报道平津一带人民对流亡的东北人的不予帮助和歧视，我认为，就可能包含着历史形成的对屡次造难的夷狄之地东北的排斥意识和民族心理、对现代奉军入关后劣行的记忆、对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在信息闭塞和不对称时代黎民百姓也不可能知道真实原因）采取不抵抗行为而逃进关内的张学良东北军的反感，换言之，是这些综合因素导致了对东北的“非亲”意识和排斥歧视东北流民的现象。
因为存在上述种种因素形成的对不断南下造恶的东北夷狄的敌视、反感和由此形成的民族记忆与集体无意识（心理积淀），所以才会有孙中山“驱除鞑虏”、割让东北以保革命成功的思想和意图，才会有蒋介石代表的国民党政府事实上的任由东北被宰割的行为，才会有关内部分中国民众对东北沦陷的漠不关心和对东北流民的歧视行为。然而，不管这样的意识和行为具有怎样的历史合理性，它们都极大地伤害了东北人民的感情。历史已成往事，现实的东北毕竟是中国的领土，包括汉族和东北原住民族在内的东北人都是中国人民的成员，对东北沦陷和人民的苦难的无动于衷和漠视，不能不使东北人民在对侵占者反抗憎恨之外，也对本国统治者的坐视不管和民间的歧视产生悲愤和伤感。1905年日俄在东北进行的战争，清政府居然对在本国土地上发生的列强争战保持中立，任由人民受难，鲁迅留日时期看到幻灯播放的日军枪毙所谓的俄国间谍——其实就是东北人民受难图之一种，战区中东北人民成为政府和国家的“弃儿”。“九一八”事变及随后的东北沦陷，东北人民再次成为政府和国家的“弃儿”。这样的被祖国多次抛弃的“弃儿”心理意识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民众中是较普遍地存在的，而作家是社会生活与社会心理的感应的神经，东北沦陷区内外的东北民众的感受与作为流亡者的东北作家的感受的合流，就凝聚和转化为东北民众和东北作家的普遍“忧郁”情怀。这种压抑忧郁的主题和风格与描写东北人民压迫和苦难中崛起反抗、“钢戟向晴空一划”式的高亢雄壮的壮美风范，构成了东北作家群写作中的多声部合唱的“复调”品格。
贯穿和浸透于东北作家小说叙事中的忧郁主题，是通过沦陷的殖民地东北和关内祖国两个不同的空间地域环境中的东北人的生活遭际和精神状态的描写而表现出来的。端木蕻良的小说《鴜鹭湖的忧郁》没有直接描写殖民者的暴政和沦陷人民的受难，而是展现在“九一八”之后东北已成“满洲国”的大背景中，东北人民的民生之艰和由此萌生的同胞之情。秋季收获之时，夜里偷庄稼的人，竟然是看地者的父亲和一对母女。在“遍地是大豆和高粱”、物产丰饶、土地辽阔、人口比较稀少的东北，农民竟至于以尊严和身体为代价冒险屈辱地偷粮，足以表明没有好生之德的殖民者统治的东北农民生存的极端艰难和屈辱。而两个看地者闲聊中的“八月十五杀鞑子”、义勇军招兵和京城关内准备发兵的传闻，隐约地透露出的是沦陷人民心理中积淀的对异族统治者的仇恨意识、对“祖国”解救受难的人民收复失地的盼望心理，以及现实中与殖民者对抗的只有本土本地的武装的即令人振奋又令人失望的情绪。在像大雾一样弥漫的压抑氛围中，抛入苦难哀哀无告的老人、妇女与女童——一定意义上代表着“弃儿”遭际中的东北人民，得不到外来的关心与救助，唯有以同胞之情互相同情与帮助，正与小说结尾写的看地的青年农民帮助偷粮的小女孩割地一样。
如果说在《鴜鹭湖的忧郁》中对祖国发兵解救的盼望还是通过看地农民的只言片语的闲聊而婉转地传达出来，那么在为纪念“九一八”五周年有感而写的《爷爷为什么不吃高粱米粥》中，小说用历史上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以保气节的故事作为叙事的底子和“能指”，描写沦陷东北的农民“爷爷”和授徒教化的马老师，在“九一八”五周年这一天的精神感受。知书达理、孔孟之徒的马老师在礼节上和理智上知道东北沦亡之日，应该“不食”以明志保节，但身体的饥饿却又难以忍耐；作为中国人，有代表国家的政府和尚未沦陷的广大的祖国，但吊诡的是，这国家和政府还存在，东北人民却成为异族的奴隶和亡国之民；作为在“胡尘”中“泪尽”的遗民，年年“南望”“王师北定”，“王师”却年年不至，任凭子民身受沦亡之苦不予解救，使沦陷人民的盼望变为绝望，这种沦陷区人民独有的的精神痛苦、弃儿感受、对民族国家既热爱又失望和绝望的多重矛盾的心理，使得“读书人”的马老师在矛盾中放下气节而食粥不辍，而那个无知少文的家庭主人、农民身份的爷爷，却在家庭与国家的双重灾难中，不止出于“守节”（民族气节）更出于丧子的悲痛而无法吃粥，希望自己未吃的阳间粥饭的可以使死于日本人的阴间的儿子得到。家与国的悲痛就这样通过“九一八”周年的饭粥而与普通的人民联系起来。而悲痛还不止此，沦陷的东北人民食粥之际尚知周粟与气节而深感精神的痛苦，但关内的中国的人们是否感同身受不忘同胞呢？小说以马老师的言谈即间接描写的方式，写关内大学生在“九一八”周年纪念日也举行吃高粱米粥的纪念仪式以表示不忘国耻，但一些大学生因高粱米粥难吃，在纪念日早晨先到饭店吃好软食后再到仪式上装模作样地吃一点高粱米。这种连沦陷中的人民都知道的“做戏”与滑稽的爱国纪念行为，蕴含的是对亡国之痛与沦陷同胞苦难的漠视，无疑更加重沦陷区人民的失望与痛苦情绪和心理。更悲痛的是，东北那些真正知国耻、盼王师的沦亡之民，不论是马老师还是农民，他们精神上本不忍吃而身体饥饿不得不吃的高粱米粥，也将无法吃到了，殖民者的疯狂掠夺使得遍地是大豆高粱的东北已经出现人民无粮的悲惨，已经三日无粥可吃的马老师就是想做叔齐伯夷亦不可能了。这是怎样的沦亡之苦之痛啊！为了充分表达和强化这种沦陷区人民的现实苦难与精神痛苦所形成的“忧郁”，小说采用了间接儿童视角的叙事，通过孩子目睹的早晨妈妈与拒绝吃粥的爷爷的对话、爷爷与满口之乎者也历史典故的马老师的对话、不懂这一切的自己与哥哥和妈妈的对话的三个场景，通过孩子对爷爷不吃粥和爷爷的哽咽、马老师的絮叨气愤、妈妈流眼泪的具体缘由的不懂得和疑问，描写和揭示忧郁压抑的普遍与沉重，这种悲痛与忧郁最终使孩子幼小的心灵已经感受到压抑忧郁的气愤和弥漫的哀愁。如此的视角和叙事，将沦亡人民的物质与精神、期望与绝望的痛苦即亡国痛与“祖国怨”，表达得淋漓尽致。
惨遭沦陷的东北大地上的人民现实生存与精神心理如此之苦痛与忧郁，流亡到祖国内地的东北流民在祖国怀抱的境遇和心理又如何呢？对此，端木蕻良的小说《乡愁》也运用了成人与儿童视角交织的手法，通过描写流亡到北京的东北儿童星儿对故乡的极端怀念与渴望回归、在浓得化不开精神的“怀乡病”与身体疾病的双重折磨下抑郁而死的故事，形象地展示流亡者在祖国的遭遇和难言的苦痛。在星儿父亲死于“九一八”事变后与奶奶流相依为命的北平流亡生涯中，唯一的经济和精神的依赖是在北平读大学的叔叔，可是叔叔却被莫名其妙地逮捕下落不明，使奶奶又一次失去了儿子——不是死于外敌而是死于本国政府，使星儿失去了带领自己返回故乡的希望。外敌的侵略使星儿一类东北人民成为逃离故乡的难民，或者说，是殖民者的铁蹄和残暴将热爱故乡又不甘做亡国奴的东北人民驱赶到异地——尚未沦陷的祖国的怀抱，可祖国的怀抱并不温暖而是冰冷狰狞且斩断了他们回乡的希望，将故乡情与民族情、怀乡情与爱国情融为一体的东北流亡者的心灵粗暴地践踏和打碎。这样的哀痛是流亡者生命和心灵中的不可承受之重，所以星儿在回乡的热盼和梦幻中走向死亡，而他的死，是作家通过小说表达的东北流亡者对“祖国”的无声的抗议与批判。此外，在星儿一家忧郁惨痛的流亡生涯的中，小说还描写了关内普通人民对来自东北的亡省奴的态度：房东的计较和门房的冷漠与勒索。如果说对怀抱收复故土与报国抗敌之志的“叔叔”爱国有罪、报国无门、遭遇逮捕的描写，是表达了作为三十年代左翼作家的作者的政治批判意识；那么对后者的描写则显然是作为东北流亡作家之一的的流亡感受和伤痛情怀的抒发，“九一八”前后一直生活在北平的端木蕻良，无疑在现实中目睹了鲁迅所言的那种关内之民对东北流民的“非同胞”态度，对这样的事情，作为左翼的追求政治正确的作家端木不便于直言，故以曲笔渗透于小说的细节中。而这一切，都构成了具有流亡者和作家双重身份、生性敏感的端木蕻良的忧郁和忧郁的再现与表达。
与端木蕻良《乡愁》里“叔叔”的形象和遭遇的设置类似并同样表达东北流亡者在“祖国”难堪处境的，还有萧军的小说《樱花》。不过，《樱花》表达的东北流亡者的“祖国怨恨”更为强烈，包含的意蕴也更为丰富。《樱花》里的主人公是一位知识分子父亲，东北沦陷后，妻子遭到敌寇奸污致死，不甘于做亡国奴父亲把自己的两个女儿送到关内，托付给在北平的“叔叔”照看（又是北平），自己则义无反顾地进行反日反满的活动而遭遇牢狱之灾。出狱后，父亲也离开了这个有着美丽的樱花园林却被如狼似虎的殖民者统治的地方，只身回到他无比热爱的祖国。结果，他的在北平的弟弟被捕入狱下落不明，两个原本打算在北平读书的女儿离开这里去了上海。悲痛的父亲也是爱国反日志士的父亲寻找女儿到上海后，才知生活无着的大女儿为养活妹妹而被迫卖淫，父亲自己也形如乞丐受尽歧视和白眼。作家萧军在东北哈尔滨从事左翼文艺运动时，曾于“九一八”事变后一度打算参加磐石的抗日游击队，从东北逃亡青岛、上海后，目睹和感受了关内祖国一些人民对东北沦陷和东北人民的态度，但最终在上海得到鲁迅的帮助出版了《八月的乡村》一举成名，故此，《樱花》中的主人公的经历虽然有一点作家自己的影子但主要是虚构的。不过，身受和目睹了东北人民饱受沦亡之苦和在苦难中的抗争、关内祖国却歌舞升平甚至存在鲁迅说的“荒淫与无耻”的现象的的流亡作家，对此是心痛、忧伤和愤懑的，并由此产生流亡者心中的爱祖国者得不到祖国之爱的困惑与疑问。为此，《樱花》中不仅设置了构成对比的流亡者在东北与在祖国不同遭遇的场景画面，而且一再描写“爸爸”在东北时对女儿们的“热爱祖国”的教诲：
爸爸自从有了中华民国就懂得爱国。他今年四十五，他没想到这样快就做了亡国奴！虽然这不是亡国，只是割去了东三省的地方，但他觉得这和亡国一样了！他痛心，他忏悔，他曾嘲笑过犹太和朝鲜……
“丽丽，努力爱国！教给黛黛，努力爱国！”
“不用问吧，祖国总是好的！安心领着黛黛去吧！”
出狱后，爸爸准备回国时充满了期望：“回国吧！回国吧！那里有嫡亲的人！弟弟在那里，女儿们在那里……那里有真正的同胞！……祖国的旗！……”可是回到祖国遭遇的种种难堪，大女儿难以忍受卖淫的痛苦屈辱要求爸爸带着他们一起自杀之际，主人公发生了对祖国的“天问”：
“祖国错待了你吗？——爸爸是爱祖国的！”
爱祖国得到的不止是“错待”，而是非人的侮辱和巨大的痛苦，这样的痛苦使父亲如伍子胥过关一夜白头一样，“胡子从暗黑转到了斑白”，青春而卖身的女儿脸上生出了皱纹，为了爸爸和妹妹的生存，欲死不得而只能继续卖身。父亲在东北为反日而陷入殖民者的牢狱，叔叔在国内同样为反日而陷入本国统治者的牢房；父亲有明确的反日反满思想行为而遭到占领东北的殖民当局的逮捕关进殖民者的监狱，叔叔同样因为宣传反日抗敌行为，却遭到本国政府的逮捕，同样的行为遭到的竟然是本质上应该属于势不两立、采取相反行为的殖民当局与被本国当局的同样的对待，这是一种怎样的荒谬与沉痛！不独如此，父亲及其女儿在东北尽管身受殖民者压迫之苦，但若没有反日反满行为，尚可勉强度日不致流离失所，而回到祖国后竟然家破人亡，生不如死。这是一种怎样的遭遇和哀痛！东北的反日志士和东北流亡者在祖国的遭遇尚不如殖民者统治的殖民地，做亡国奴甚至好于做祖国子民，小说以这样极端化的场面、情节设置和对比，描写了流亡者在祖国遭遇的身心苦难和困境，表达了流亡作家的痛楚和悲愤。
应该说，这篇小说理念大于形象，情节设置、人物形象均不丰满细致，艺术上显得粗糙，有些类似于十九实际俄国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那种政治理念小说。但这样的情节设置和祖国内外环境、流亡者遭遇的对比性描写，客观上形象地包含和揭示了一个东北流亡文学独有、却为近现代中国爱国反帝主题文学、后来的抗战文学不予涉及或很少涉及的问题，也是以往的研究不予关注或不愿谈及、不敢谈及的问题，同时也是世界流亡文学所无的尖锐主题：流亡者是否应该无条件地盲目地爱国的问题，祖国是否值得无条件地热爱即爱国主义的无限性有有限性、无条件性与有条件性的关系问题，祖国与统治国家的当权者是否具有同一性的问题，反抗外来民族压迫与争取本国民主、外抗侵略与内反暴政和专制的关系问题，救亡与启蒙在中国语境中的不可分离等一系列复杂问题。
古往今来，中国从精英文化到民间文化一直提倡“儿不嫌母丑”式的伦理爱国主义、“狗不嫌家贫”的动物式爱国主义，即绝对的无条件的乃至盲目愚忠的爱国主义，岳飞式的精忠报国——皇帝昏庸奸臣当道仍然无条件地爱与服从为之献身，蒙冤受难仍不计前嫌报国忠君（佘太君与杨门女将），即使抄家杀头、发配监禁、遭受天大冤屈，也不能有对君王和国家的任何不满和怀疑，那只是“娘打儿子”，打错了也不能怨恨母亲。这种被鲁迅称之为“奴隶爱国主义”的带有封建主义色彩的爱国思想，骨子里来源于封建皇权观念。封建社会的皇权建基于君权神授观，即皇帝是上天之子——天子，“朕即国家”，是天命授予统治天下国家的权利，是“替天行道”和行权。而天和天道是绝对神圣尽善尽美的，是没有缺点和局限的存在，所以“替天行道”掌控国家的的“天子”就没有局限性，至高无上，永远正确，绝对权威。臣民只能无条件地服从、尊崇和热爱，甚至君要臣死，就不得不死，不能有任何不服和反抗，否则就是大逆不道，乱臣贼子，是滔天大罪，人人得而诛之，罪该万死，遗臭万年。君和国为一体，叛君即是叛国，爱君即是爱国，爱国必须爱君，爱统治者。所以中国的史书和伦理纲常一直把忠君爱国作为爱国主义的核心价值。
而工业革命前后萌生的现代性爱国主义，却与中国传统的爱国主义大相径庭。作为一般资本主义现代性价值之一的爱国主义，打碎的是君权神授和“朕即国家”的国家，代之以“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的理念，即人民通过契约把管理国家的权利暂时托付给部分人。由此，祖国、国家和统治者即合一又分离，任何统治者都不是天子，无法完全掌握天意天道，都是有局限和弱点的存在，所以必须限制掌权者的权利并可以剥夺；因为是有局限的存在，所以肯定有不足和缺点，人民有权利批判而国家不得以叛国或危害的名义逮捕迫害。批判国家和当局的人可能是真正的爱国者，出于爱国而对损害国家最高利益者进行批判，目的是修正或改换，而这种行为具有维护国家最高利益——人民利益的天然合法性和正义性；反对统治者并非反对国家，更换领导人也并非叛国。因此，为了人权和宗教自由乘坐“五月花号”渡船离开英国到达北美的英国人不是叛国者而是美国的建国者和爱国者，人民对国家的居住和离开、拥护和批判（反对）都是正常的人权和选择自由，即列宁说的人民用脚进行投票；法国作家左拉等人反对以叛国罪处罚犹太军官维护的是法律、人权和国家的正义，反对的是统治者滥用国家权利，表达的是以主权在民的理念对国家和统治者行为的限制。近代西方，还存在另一种即马克思主义的爱国主义，这是一种由生产方式的全球化产生的阶级论的爱国主义，即认为资本主义和工业化大生产在各个国家都产生了由基本相同的生产方式造就的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他们的阶级同一性和共性大于和超过了民族与国家的限制，成为具有共同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阶级意识和意识形态的“世界公民”即世界无产者，“工人阶级无祖国”就是这一观念的产物和口号。因此，对于这一阶级而言，他们所属的民族和国家的重要性大大降低，当他们所属的国家的资产阶级统治者发动对其他资产阶级国家的战争时，各国工人阶级不参与或反对战争就是最大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世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大于高于民族的爱国主义。而对于那些被殖民者统治的弱小国家和民族而言，工人阶级和人民反对外来压迫的斗争与争取本国民主的诉求同等重要，合二而一，不可分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十九世纪波兰反对俄国统治的武装起义的评价时，就一再坚持这个原则。
五四思想启蒙和新文化运动提倡的诸多现代性思想价值中，否定和批判传统的爱国主义而宣扬现代爱国主义，是其中重要内容之一。整个新文化阵营对义和团爱国主义的批判，对个人自由、权利与国家关系的论述，都达到现代性的高度。而鲁迅则是集大成者。对奴隶爱国主义、封建爱国主义、盲目排外的义和团爱国主义和不允许批判本国传统的国粹爱国主义，鲁迅的概括都极为准确，批判都相当犀利，代表了现代中国和中国人在这一问题上的思想认识的最高水平，甚至是代表了亚洲的思想水平。
鲁迅的这种被启蒙主义的诉求和主张，即使到了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都空前剧烈的三十年代，依然如故。比如，他在把东北作家的作品推举出来的同时，也告诫“用舌和笔，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鲁迅实际上提出了即反对外族侵略压迫、也反对本国阶级压迫、争取民主的问题，与马克思论述波兰问题时的主张是一致的，即不提倡盲目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而提倡现代的理性的爱国主义。鲁迅在两个口号论争中之所以主张和提倡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反对取消对本国阶级压迫、封建专制、民主启蒙问题的关注与表现而“一致对外”的国防文学，反对即使在民族矛盾大于阶级矛盾的时代而取消左联，反对《赛金花》把一个国难时代的妓女捧出来作为“九天护国娘娘”，原因和意义就在这里，而非简单的宗派和左倾右倾的问题。鲁迅的这些在民族、阶级、祖国、爱国主义问题上极其深刻的、与马克思主义真理相通的思想，远远没有被当时和现在认识清楚，甚至当时和现在都存在误解与曲解。幸运的是，来自东北的流亡作家萧军萧红等人发出的“奴隶之音”，被鲁迅发现而推向文坛和中国，而他们也没有辜负鲁迅的期望，以自己的创作表现受难的土地和人民、受难人民的粗野而有力的洪流般的反抗殖民的起义和战争、人民历史形成的国民性与阶级性局限和局限在民族战争的克服与难以完全克服，这一点，萧红的《生死场》比萧军的《八月的乡村》更符合鲁迅的思想，也因此得到鲁迅更高的评价。不过，萧军此后创作的《樱花》，以及另一位东北作家舒群写作的《老兵》的结尾——在关外英勇抗敌负伤后的老兵，逃难和流落到关内祖国后，得到的不是对英雄的礼遇而是英雄末路、无人理睬成为乞丐——却表现出鲁迅式的对祖国与爱国主义的现代性质疑，对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双重关怀，对抗敌救亡与内抗独裁、反侵略与争民主在民族与阶级斗争激烈交织时代的思考。尽管这些作品内容还不够丰富，表现和发掘还不够深刻，但它们以流亡者的忧郁和歌哭触及并表现了这些问题，这就使它们具有了为中国和世界的流亡文学、抗战文学所独有的意义和价值，也是流亡作家自身的忧郁的广大性在作品中的内化和流露。
作者简介：中国传媒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院长、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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