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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11月8日消息，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邱小琪日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墨双边关系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这将为两国经济发展和共同繁荣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邱小琪表示，中墨建交42年来，两国一直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而从去年开始，中墨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国际事务等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都在原有的基础上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他说，以去年6月习近平主席对墨西哥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标志，中墨关系发展呈现了几个新的特点：一是双方高层往来频繁，政治互信不断增强；二是两国在经贸、投资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和人文交流日益加强；三是双方在一系列地区和国际重大事务中的磋商与合作进一步密切。
邱小琪说，中墨两国都是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两国都有重要的世界性影响。中墨两国如何把政治上的友好互信转化为务实合作中实实在在的成果，对中墨双方来说都是一个挑战。
邱小琪认为，以往中墨双边合作与交流更多局限于贸易领域，而现在两国都在大力推动国内企业到对方国家去投资，“通过不断挖掘两国双边关系发展的潜力，中墨两国的经济发展和共同繁荣将会收获实实在在的好处”。
邱小琪说，当前中国正在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扩大开放。墨西哥政府也在推动结构性改革，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涉及电信、能源等关键领域的重大改革措施，并加大铁路、高速公路、港口、机场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这将为双方扩大投资合作提供机遇。
他说，对墨西哥而言，中国13亿人口的巨大市场潜力正在日益体现。墨西哥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将对两国双边贸易额的增加、对贸易的进一步平衡发展产生积极作用。展望未来，中墨两国合作的前景非常广阔。
邱小琪强调：“我认为，中墨关系发展中所面临的挑战同时也是机遇，只要我们能把挑战解决好、处理好，就会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机遇，当然这也是一个双方共同努力的过程。”
对于墨西哥总统培尼亚将于10日至13日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邱小琪表示，培尼亚此次访华将对中墨关系产生积极影响，中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将会在各个领域得到落实，两国在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将会得到提升，在一系列地区和国际重大问题上的协调与合作也会得到进一步加强。
邱小琪还指出：“中墨两国未来都会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上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这无论是对两国间关系的发展，还是对全世界的和平稳定，都将是一个好消息。”（新华社记者陈寅 梁爽）
据新华网11月9日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9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
习近平强调，中国和印尼同为发展中大国和本地区大国，在重大国际地区问题上拥有共同利益，承担共同责任。我们应该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两国关系，相互理解、相互支持、深化互信、加强合作，携手应对挑战，并肩向前发展。
习近平指出，佐科总统提出的建设海洋强国理念和我提出的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高度契合，我们双方可以对接发展战略，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农业、金融、核能等领域合作，充分发挥海上和航天合作机制作用，推动两国合作上天入海。中方重视加强两国防务、安全合作，支持扩大两国人文交流和地方合作。
佐科表示，印尼和中国有悠久的交往历史和丰富的合作资源。印尼方希望推进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双方要以海上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为重点，带动两国整体合作。印尼支持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希望早日加入。印尼方希望早日在印尼设立中国文化中心。
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印尼作为东盟最大成员国的作用，愿意同印尼方共同推进中国－东盟关系发展，加快区域一体化进程，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双方还要加强在国际多边组织中的合作和在重大全球性问题上的沟通协调，共同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
佐科表示，印尼方愿意同中方加强合作，为促进地区和世界安全稳定作出积极贡献。
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等参加会见。（新华网记者 刘华）
据新华网11月9日消息，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9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为《谋求持久发展共筑亚太梦想》的主旨演讲。习近平强调，当前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我们将坚定不移把改革事业推向深入。中国发展将给亚太和世界带来巨大机会和利益。中国愿意同本地区各国携手实现亚太美好梦想。
上午9时，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步入会场。习近平发表主旨演讲。习近平指出，亚太地区汇集了古老文明和新兴力量，这里的发展动力强劲，这里的未来前景光明。亚太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亚太发展前景取决于今天的决断和行动。我们有责任为本地区人民创造和实现亚太梦想。这个梦想，就是坚持亚太大家庭精神和命运共同体意识，共同致力于亚太繁荣进步；就是继续引领世界发展大势，为人类福祉作出更大贡献；就是让经济更有活力，贸易更加自由，投资更加便利，道路更加通畅，人与人交往更加密切；就是让人民过上更加安宁富足的生活。我们要为实现这一目标作出更大努力。我们要共同建设互信、包容、合作、共赢的亚太伙伴关系，携手打造开放型亚太经济格局，不断发掘经济增长新动力，精心勾画全方位互联互通蓝图。
习近平强调，当前，中国经济保持稳定发展态势，呈现出新常态。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中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能不能适应新常态，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我们全面深化改革，就要激发市场蕴藏的活力，就要为创新拓宽道路，就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就要增进人民福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我们正在推行的全面深化改革，既是对社会生产力的解放，也是对社会活力的解放，必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习近平指出，中国经济同亚太和世界经济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不断加深。中国将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情，也要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亚太和世界。中国发展给亚太和世界带来的机会和利益是巨大的，带来的商机是持久和无限的。随着综合国力上升，中国有能力、有意愿向亚太和全球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中国愿意同各国一道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及早投入运作，更加深入参与区域合作进程，为亚太互联互通、发展繁荣作出新贡献。中国欢迎亚太工商界人士积极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共享中国改革发展带来的成果。
习近平最后指出，展望未来，世界和亚太的发展繁荣面临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也面临更为复杂的风险挑战。亚太各方应该顺应时代大潮，携手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共襄区域合作盛举，共创亚太美好未来。
智利总统巴切莱特、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出席开幕式。
演讲前，习近平会见亚太工商界代表。
王沪宁、栗战书、郭金龙、杨洁篪等参加上述活动。
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的主题是“亚太新愿景：创新、互联、融合、繁荣”，来自亚太经合组织21个经济体、其他17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余名工商界人士参加本次峰会。（新华网记者 钱彤）
据新华网11月8日消息，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肯尼思&利伯索尔（中文名李侃如）日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美国总统奥巴马即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的会晤将为两位领导人提供一个机会，从更长远和更广泛的角度审视中美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奥巴马将于10日至12日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他时隔5年再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以来他与习近平主席的第二次会晤。
谈到中美元首北京会晤，李侃如说：“两国元首会晤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中美双方能够超越日常出现的紧张和分歧，更多地从地区、全球和长远角度来审视双边关系，并厘清这个关系的积极方面，重申致力于推动双边关系向前发展的义务，以实现更多利益。”
李侃如认为，这次两国元首北京会晤的核心议程将是如何确保中美关系沿着更好的道路前进，从而更好地服务于两国、地区乃至全球的更广泛利益。双方将就气候变化、打击恐怖主义、伊朗核问题、朝鲜半岛局势、中美投资协定、抗击埃博拉疫情等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讨论。
在李侃如看来，应对气候变化、治理环境污染是这次北京会晤的重要议题。明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将在巴黎举行，两国都已经认识到，这次元首会晤将为双方在气候变化方面开展重要合作提供潜在机会。
李侃如表示，一年来，中美关系因网络安全、舰机接近等事件遭遇一些波折，两国对对方长远战略意图的不信任感有所增加，这直接影响到双方就一些短期问题作出的反应。他说，要解决中美战略互信缺乏问题，双方可以做很多事情，加强两军关系就是其中之一。
一年来，中美两军关系取得一些积极进展。李侃如认为，在建立中美两军互信方面，双方正在进行十分认真的讨论，涉及建立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制定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等重要问题，预计这些讨论将产生结果，限制导致双边关系陷入严重麻烦的可能性。
李侃如现任布鲁金斯学会外交和全球经济与发展事务高级研究员，曾在1998年至2000年间担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兼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新华社记者 支林飞 马修&拉斯林）
据人民网11月9日消息，9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并作题为《谋求持久发展 共筑亚太梦想》的主旨演讲。人民网独家受权对演讲进行图文和音视频网络直播。
习近平提出，我们要共同建设互信、包容、合作、共赢的亚太伙伴关系，志同道合是伙伴，求同存异也是伙伴。朋友多了路才好走，我们应该通过坦诚深入沟通、增信释疑，应该秉持和而不同理念、尊重彼此对发展道路的选择，应该坚持互利合作、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促进共同发展，应该变赢者通吃为各方共赢，共同做大亚洲发展的蛋糕，共同促进亚太大繁荣。
习近平说，我们要携手打造开放型亚太经济格局，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无论过去、现在、将来，开放都是亚太实现可持续增长的重要前提。既要深化对内开放，让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并发，也要扩大对外开放，把成员多样化、差异性转化为发展潜力和动力。既要把区域经济一体化提升到新高度，启动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也要坚持开放的区域主义理念，推动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区域合作架构，让亚太的大门始终向全世界敞开。
我们要不断发掘经济增长新动力。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而将更多机遇留给勇于和敢于、善于改革创新的人们。在新一轮全球增长面前，唯改革者进，唯创新者强，唯改革创新者胜。我们要拿出“敢为天下先”的勇气，锐意改革，激励创新，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发展需要的新道路、新模式，不断寻求新增长点和驱动力。
我们要精心勾画全方位互联互通蓝图。亚太互联互通和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是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前提，更事关各方长远发展。我们要共同致力于构建覆盖太平洋两岸的亚太互联互通格局。通过硬件的互联互通拉近各经济体的距离，为联接亚太、通达世界铺设道路。通过软件的互联互通，加强政策、法律、规则的衔接和融合，携手打造便利高效的亚太供应链。通过人员往来的互联互通，促进人民友好往来，让信任和友谊生根发芽。
11月5-11日，2014年APEC领导人会议周在北京举行。其中，工商领导人峰会于8-10日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主题为“亚太新愿景：创新、互联、融合、繁荣”。
作为亚太经合组织系列会议之一，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每年在APEC领导人会议周期间举办，是各经济体领导人与工商界开展对话交流的重要平台，也是亚太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工商界活动。（完）
据新华社11月9日消息，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9日晨抵达北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新华社记者 &白洁）
【财新网】（特约记者 蒋安妮）墨西哥反对党参议员马赛拉(Marcela Torres Peimbert)质疑政府在墨西哥城至克雷塔罗的高铁项目的投标过程中可能存在腐败。
她在本月4日参议院辩论时表示，此次和中铁、南车合作竞标的墨西哥公司中有一家背景和政府颇有联系，这家名为GIA+A，公司的老板是1994年卸任的前总统卡洛斯(Carlos Salinas Gortari)的亲戚，且该公司还为现任总统涅托（Enrique Pena Nieto）提供过总统竞选资金支持。马赛拉表示虽无直接证据显示确实存在腐败，但这一现象值得怀疑。
马赛拉是墨西哥国家行动党成员，该党为议会中的反对党。现总统涅托、前总统卡洛斯则都来自民主革命党。
另据墨西哥记者网站ARISTEGUI报道，此次入围的中铁、南车联合体中一共有6家公司，4家来自中国，2家来自墨西哥，上述名为GIA+A的墨西哥公司还为现任总统涅托竞选总统提供了资金支持。该网站还表示，此次项目资金的85%由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融资支持。
在墨西哥当地时间11月3日上午由墨西哥交通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墨西哥交通部宣布，由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601186.SH；1186.HK）和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601766.SH；1766.HK）组成的招标联合体在墨西哥中标全长210公里的墨西哥城至克雷塔罗高铁项目。鲁伊斯&埃斯帕萨在发布会上表示，整个招标过程完全公开透明，符合法律要求。
但11月7日墨西哥交通部长鲁伊斯o埃斯帕萨（Gerardo Ruiz Esparza）则称，该国总统培尼亚已经撤消了11月3日的投标结果，并决定重启投标程序。埃斯帕萨称，该决定是基于“合法性和透明度”的考虑。■
【财新网】（记者 李雨谦）10月CPI和PPI数据将于明日（11月10日）公布。接受最新一期财新调查的15家金融机构经济学家，对10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涨幅的预测均值为1.6%，持平于9月。
其中，最高预测值为1.8%，最低预测值为1.4%，中位数为1.6%。
对9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涨幅的预测均值为-2%，较9月降幅扩大了0.2个百分点。
其中，最高值为-1.7%，最低预测值为-2.3%，中位数为-2%。
瑞银集团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认为，10月通胀可能持续低迷。10月食品价格停止上涨，其中猪肉和水产品价格下滑与蔬菜价格上涨相互抵消，不过去年同期基数略低，估计会推高10月CPI增速。另一方面，内需疲弱使得国内原材料价格进一步下跌，其中橡胶和有色金属价格大幅下跌抵消了钢铁和水泥价格企稳。与此同时，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也继续下跌。■
【财新网】（记者 王玲）“在总理见证下签署合作协议的感觉很好，今天这对我们来说是个重要的日子，得到了国家级别的认可，”在加拿大总理哈珀（Stephen Harper）握手并留影纪念后，加拿大爱帮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下称爱帮国际）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穆雷（Murray Mortson）告诉财新记者，他曾对中国空气污染治理失望而归。不过，中国深化改革、经济转型之际，他瞅准这一行业的商机再次来华。
11月8日午间，这家从事大气污染控制的公司在哈珀见证下同中国黑龙江国中水务有限公司（下称国中水务）签署了合作协议，涉及金额近3000万美元，后者拟通过认购新股的方式成为爱帮在中国全资子公司的新股东，布局大气污染治理行业。从见证爱帮国际和国中水务的协议签署起，午间几十分钟内，哈珀陆续见证了20项中加合作协议的签署，涉及航空、交通、基建、采矿、能源、农业、信息技术等多个领域，总共金额超过25亿美元。不过，被加媒体指出不及哈珀上次访华时达成的30亿美元合作。
“加拿大政府促进本国企业在华更便利投资和发展，这一努力显示出加拿大对中加关系的重视，”哈珀在稍后的加中商务午餐上表示，自2006年上任以来，他已三度访华，加拿大政府已派出近70个代表团访华，致力于各项合作。此次访华前，加方曾宣布由于要留在国内参加11月11日的阵亡将士纪念日活动，总理哈珀（Stephen Harper）将无法出席2014年北京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峰会，后改称仍将访华。
中加始于小麦贸易的经贸关系今年来进一步密切。官方数据显示，2013年，中加双边货物贸易额逾700亿美元，占加外贸总额近8%，同比增长1.3%（同期加拿大整体货物贸易额同比增长0.3%）。当天，和哈珀共进午餐的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介绍，双边贸易比44年前中加建交之初增长360多倍，中国已经成为加拿大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二大出口市场，加拿大也成为中国第二大境外投资目的地国。
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中加双向投资也随着中海油收购尼克森大幅上升。据中国商务部，截至2013年底，中加双向投资总额累计逾510亿美元。加方更新至2014年10月的数据显示，中国对加的直接投资存量甚至超过加拿大对华直接投资。2014年10月，中加两年前谈成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在加拿大生效。
对于上述被视为缓解中加紧张关系的协定，哈珀表示，这将有益于在华营商的加拿大企业分享公平和透明的传统，明确了投资相关程序，也明确了加方认为相关条款遭违背后的解决方案。
周小川还介绍，随着两国经贸往来日益密切，人民币跨境业务在加拿大取得较快发展，2014年1月至9月，中国与加拿大办理跨境人民币实际收付业务超过120亿元，同比增加1.2倍。 11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加拿大中央银行，签署了规模为2000亿元人民币／300亿加元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就人民币清算签署备忘录，加拿大将拥有美洲第一家人民币清算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试点将扩大到加拿大，初期投资额度为500亿元人民币。
北京之前，哈珀先前往杭州，在那里同阿里里巴集团主席马云会见。之后，加方宣布将在杭州、西安、厦门和天津新开贸易办公室，以促进加拿大企业在华发展。
但日益紧密的经贸关系亦有让加拿大担心的部分。25年前，据介绍，中加双边贸易中，存在贸易赤字的是中国，而今，却严重颠倒过来。哈珀表示，2013年，中加双边贸易超过700亿美元（加拿大数据），但其中70%都是中国对加拿大的出口，“希望加拿大对华出口能向中国对加出口那样继续增长。”
先哈珀致辞的周小川表示，中方欢迎加拿大推进面向亚太的贸易多元化战略，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愿意在互利共赢基础上扩大进口加拿大的优势产品，同时希望加方放宽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相比欧洲国家如德国，一些人觉得，北美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限制更严。
“好消息是，中国正在扩大开放，中国消费者希望购买加拿大品牌，”哈珀表示，随着中国中产阶段崛起，消费需求也会增加，这在很多领域，如能源、农产品、航空、交通、机械装备、服务等，给加拿大公司提供了机遇，且加拿大在这些领域有着天然的优势。
演讲最后，哈珀表示，加拿大企业在经商的同时不应该忘记人权和法治，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不可分隔。哈珀访华前，加拿大安大略、爱德华王子岛和魁北克三省省长访华，是加省长2008年和2012年之后第三次联合访华。期间，经贸显然是此行重点，人权等问题被视为低调处理。
10月30日的记者发布会上，安大略新上任的省长韦恩(Kathleen Wynne)多次被外媒问及香港问题，她点到为止，答曰非闭口不谈，有向中方陈述自己的看法。此前，魁北克省经济部长达奥斯特（Jacques Daoust）称此乃中国内政。■
据新华社11月8日消息，伊朗副外长阿拉格希8日表示，即将开始的新一轮伊朗核问题谈判有望打破当前僵局，为达成最终协议铺路。
阿拉格希当天接受伊通社采访时谈到即将于11日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的新一轮伊核谈判。身为伊方谈判人员的阿拉格希说：“我不认为我们将在此轮谈判达成协议。有可能我们需要下一轮谈判。”但他同时表示，各方最终达成协议“不是难事”，因为伊方对于谈判是认真严肃的，其他各方也抱着类似的态度，协议的签署就在眼前。
根据伊朗与伊核问题六国（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去年11月达成的阶段性协议，伊朗应于今年7月20日之前就该国核计划作出妥协，换取西方国家缓和制裁，双方同时寻求通过谈判达成全面协议。由于未能于7月20日之前达成全面协议，双方决定将谈判延长至11月24日，以争取在此之前达成全面协议。
10月中旬，六国与伊朗代表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非正式谈判，但未能解决固有分歧，伊核问题全面协议谈判前景依然不明。（新华社记者 &付航 &杨定都）
【财新网】（记者 李雨谦）出口继续保持平稳状态，10月出口增速延续了9月的两位数增长趋势。
海关总署公布数据显示，10月，中国进出口总值3683.3亿美元，增长8.4%。其中，出口2068.7亿美元，增长11.6%；进口1614.6亿美元，增长4.6%；贸易顺差454.1亿美元，扩大46.3%。
对欧盟、美国、东盟进出口保持增长。前10个月，中欧双边贸易总值3.12万亿元，增长9.8%，占中国外贸总值的14.4%。中美双边贸易总值为2.78万亿元，增长5.5%，占中国外贸总值的12.8%。
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总值为2.4万亿元，增长7.4%，占中国外贸总值的11.1%。中日双边贸易总值为1.59万亿元，微降0.1%，占中国外贸总值的7.3%。
前10个月，内地与香港双边贸易总值为1.82万亿元，下降10.1%，占内地外贸总值的8.4%。
出口方面，对日本和欧盟出口下降明显，对日本出口同比仍为负增长-8.1%，对欧盟的出口同比增速跌破前6个月10%以上的增长，10月出口同比增速仅4.1%；对美国出口保持高位，10月同比增速10.9%；对东盟国家出口从9月的13.8%进一步升至18%；而对俄罗斯的出口增速从前期的高位回落，同比增长仅7%（前两个月均在15%以上）。
国信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钟正生表示，10月出口同比增速超预期，但在规模上却较三季度各月有所回落，季调后的环比增速也收窄至1.5%，为三季度以来的新低，意味着今年以来的外需改善很可能已在三季度触顶，四季度出口增长将从高位缓慢回落。
从贸易方式来看，他认为，10月一般贸易出口增速也不及三季度各月，进一步印证了当前外需改善的放缓；加工贸易出口增速回落明显快于一般贸易，反映了出口结构发生了调整。
海关总署发布的外贸出口先导指数，10月较9月下滑。10月，中国外贸出口先导指数为41.7，较9月下滑1.6，预示未来2到3个月的出口增速将有所放缓。
其中，根据网络问卷调查数据显示，出口经理人指数为42.9，较9月下滑1.9；新增出口订单指数、出口经理人信心指数分别为45.1和48.9，分别较9月下滑2.9和2；出口企业综合成本指数为24.4，较9月上升1.2。
中金公司则预计，就年内而言，外贸延续弱复苏的可能性大，近期一些迹象表明外需有所放缓。随着圣诞节假期的临近，出口仍会有季节性的上升，尤其是目前中国对北美地区的出口相对稳健，对美国贸易顺差连创新高，仍在较大程度上支撑中国总体的贸易顺差。
中期来看，中金认为，中国的通过“一带一路”的走出去战略可能继续支持中国的对外贸易，而欧央行、日本央行继续放松货币政策对全球经济稳定也起到一定作用，预计明年净出口仍将在中国GDP中贡献较大比重。■
【财新网】（记者 王玲）北京APEC领导人会议周到来前，11月2日，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爆出，据知情人士，美国从中阻挠中国利用APEC开启亚太自贸区（FTAAP）谈判，称中国在美国压力下作出了两点妥协：将公报草稿中关于亚太自贸协定“可行性研究”（feasibility study）表述改为“战略研究”（strategic study），并将设定的期限到2025年删除。
建立亚太自贸区的共识达成于2006年越南APEC会议，时美国被认为是最大的推动者。作为2014年APEC主席国，中国在去年即宣布将“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定为三大主题之一，被认为在今年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上发挥了领导作用。
11月8日，APEC外交和贸易双部长记者会上，对于亚太自贸区进展，中方介绍，各方最终就《APEC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北京路线图》达成了共识，决定启动亚太自贸区联合战略研究，建立APEC自贸区信息交流机制、开展自贸区谈判多年期能力建设，推进服务、投资、原产地规则等具体领域合作。其中，并未提及亚太自贸区的可行性研究。
当天，领导美国进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的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Michael Froman）在京接受财新记者采访，称APEC是一个基于共识的组织，可行性研究并没有获得所有成员方的同意，且他认为：亚太自贸区的概念是说通过APEC以外、目前正在进行的谈判来实现。
“FTAAP不是说开启谈判，而是关于现存谈判如TPP等如何致力于地区经济融合，所以我们就APEC对实现亚太自贸区潜在作用的战略研究达成了一致，研究为期两年，但并未就可行性研究达成一致。”作为贸易术语，弗罗曼解释，“可行性研究”通常用于谈判开启之时。
他进一步表示，早在四年前，即2010年，APEC领导人全体同意，“关于亚太自贸区的长期抱负应该在APEC以外实现”。弗罗曼指的是2010年在日本横滨举行的第十八届APEC领导人峰会。会后，包括中国在内的21个成员领导人就亚太自贸区的未来发展发表公报称，作为全面的自贸协定，亚太自贸区协定应在现有地区机制，如东盟+3（包含中国）、东盟+6（包含中国）、TPP（不包括中国）等基础上发展而来。
为期两年的战略研究完成后，弗罗曼表示，看研究结果如何，再讨论APEC可能对实现亚太自贸区实现有何贡献。
就美国被爆出阻碍中国推动亚太自贸区协定，弗罗曼回应称，美国一直很支持中国关注的重点，“我觉得我们通过APEC和中国相互合作，中国显现出很多领域的领导力，在投资贸易、地区经济融合等方面，今年APEC成果丰富”。
作为弗罗曼眼里可能通向亚太自贸区的途径之一，TPP被认为有可能在明年达成，一旦谈成，对亚太自贸区协定产生何种影响？弗罗曼向财新记者表示，这个全面的协议将对地区经济融合产生重要作用。
“我认为TPP将对FTAAP的贡献是消除成员国之间关税和非关税障碍，同时地区国家将共同在众多领域，如知识产权、数码经济、劳工和环境等，采取高标准的原则。另外，在反腐和中小企业等问题TPP也将发挥作用，确保中小企业在全球供应链中扮演更大角色”。
北京APEC会议之余，据悉， TPP成员国也将继续围绕这一拉锯四年多的协议继续谈判。11月5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表示，北京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主题非常丰富，对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亚太自贸区建设将产生重要作用，希望所有与会各方能够“集中精力讨论亚太经合组织议题，推动这次会议取得重要成果”。
言及TPP谈判情况，弗罗曼表示，已经到了达成协议的最后阶段，取得了很多进展，还有存在一些问题，在农业和汽车的市场准入问题上，仍同日本在谈判。
11月4日商务部的媒体吹风会上，商务部部长助理王受文表示，在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方面，中方希望切实发挥亚太经合组织在推进区域一体化方面的协调和领导作用，完成《亚太经合组织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路线图》的制订，落实APEC自贸区信息交流机制，促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自贸区的互动，提升透明度，同时，加强亚太自贸区的分析研究。
“这些不同途径之间会有何种互动，有待观察”，弗罗曼表示。
对中国加入TPP的态度，弗罗曼称，TPP意在成为其他国家可能加入的平台，这些国家要有能力且也愿意达到标准，同时得到所有成员的同意。
“目前我们对中国关注是中美双边投资（BIT）谈判。”
中美BIT谈判最早由美方于上世纪80年代提出，后搁置至2008年重启。经历九轮谈判后，中国同意以“负面清单”与“准入前国民待遇”继续谈判，被认为是重大进展。目前谈判已进入快车道，2014年9月，第15轮谈判在京举行，双方就文本的核心问题进行深入磋商。■
【财新网】（记者 杨哲宇）“经济进入新常态，意味着改革开放也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改革的重点任务也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要求，倒逼机制将发挥更大作用。要注重通过问题导向的改革，破除一切阻碍束缚生产力解放的体制机制，使中国的经济焕发生机和活力。”11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彭森，在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国际论坛做出如上表示。
他说，我国经济运行今年的基本走势已经明朗。一些国际组织预测在7.3%左右，与实际偏差不大。对于明年的GDP增长预期，一般认为定在7%左右比较适宜。
他在分析世界经济形势后认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难有明显改观。而我国经济增速进入换档期，国内经济运行持续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已成为经济新常态的主要标志。从2012年第一季度开始，我国经济增长一直在7-8%区间徘徊，今年第三季度7.3%增速是近年来最低。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外贸同时疲软乏力，完不成年度计划，也是多年没有的。
在他看来，步入经济新常态的原因，过去一般解释为，外需不振，内需低迷，经济结构主动调整，但这只是表象。关键是我国进入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是经济的内生动力不足。
彭森提出，保持中国经济健康平稳发展的关键，不是争论微刺激还是强刺激，不是简单地培育新的战略产业作为新经济增长点，而是要寄希望于改革，寄希望于市场。进一步深化改革是适应新常态、培育新动力的根本途径。
他说，把明年GDP增长预期定在7%左右，既考虑到了保就业和稳定市场预期的需要，也有利于与生产要素的供给能力和资源环境的承受能力相适应，为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留有空间。明年是“十二五”的最后一年，在筹划“十三五”时，可以有些突破，即通过改革经济发展指标来从根本上缓解稳增长与促改革的矛盾。
以GDP论英雄，是过去投资驱动、资源驱动增长模式的动力所在，也是中国独有的竞争性地方政府增长模式的动力所在。因此，他建议，从“十三五”开始只制定中期发展指标，取消地方的GDP增长指标，全国的年度增长指标也改由研究机构预测发布。
他还就推进推进生态城市建设深入阐述了看法。
这次论坛是由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在广州举办的，为期一天半。■
据新华网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８日宣布，中国将出资４００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丝路基金是开放的，欢迎亚洲域内外的投资者积极参与。
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中央纪委监察部网从中央纪委国际合作局获悉，APEC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日前正式运行。中国是今年APEC轮值主席。按照惯例，中国监察部相应担任APEC反腐败工作组主席，组织开展了一系列活动。2014年8月，中国监察部在北京主办了APEC反腐败工作组会议和执法合作网络第一次会议，21个经济体审议通过了《APEC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ACT-NET）职权范围》，明确了合作网络的职责及运行方式，并决定将执法合作网络初始阶段（2014年至2015年）的秘书处设在中国监察部。日前，21个经济体反腐败机构和执法机构向秘书处报来了联络人信息，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已经正式运行。
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由APEC各经济体反腐败和执法机构人员组成，隶属于APEC反腐败工作组，旨在促进亚太地区反腐败和执法机构间的沟通、联络和能力建设，推动打击腐败、贿赂、洗钱和非法贸易等方面的务实合作。2013年6月，由时任反腐败工作组东道主印度尼西亚倡议，中国、美国等支持，各经济体一致同意在反腐败工作组框架下成立执法合作网络，并决定在北京APEC会议期间正式成立。中国监察部作为2014年APEC反腐败工作组主席，起草了《APEC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ACT-NET）职权范围》，引导反腐败执法合作朝追逃追赃等务实合作方向发展。在中方的大力推动下，经过多轮磋商和协调，该文件在反腐败工作组第19次会议上顺利通过。
根据《APEC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ACT-NET）职权范围》的职能定位，该平台将重点在以下领域发挥作用：
一是增进互通互信。建立日常联络机制，加强各经济体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联络人之间的沟通联络，及时分享执法合作相关信息，增进对彼此关切的理解和信任，凝聚合作共识。
二是促进务实合作。加强各经济体反腐败机构和执法部门间的协调，推动经济体间建立双边反腐败执法合作机制，促进各经济体根据各自法律规定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开展对腐败、贿赂、洗钱和非法贸易犯罪的调查、起诉和资产返还方面的务实合作。
三是加强能力建设。通过研讨交流，收集汇编典型案例、侦查技巧与手段、实用工具、最佳实践等，借鉴各自在反腐败领域的成功做法，分享有益经验，加强专业培训，提高反腐败执法合作人员能力。
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的组织结构包括主席、联络人和秘书处。主席由每年的APEC反腐败工作组主席担任，联络人负责统一协调本经济体的反腐败执法机构对外开展合作，秘书处负责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日常行政事务，包括维护更新联络人名单、为培训项目提供协助等。
中国监察部积极履行秘书处职责，加强与各经济体的沟通。目前，已协调各经济体确定了联络人员名单，中方联络人员分别来自监察部、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人民银行；为各经济体提供信息交换和日常联络；今年12月将在中国举办面向亚太地区的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研讨班。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的顺利运行，将有力提高开展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的效率，为各经济体加强反腐败执法合作搭建便捷、高效的平台。
【财新网】（记者 周天 赵晗）继上海数年前先后发生的两起地铁门伤人致死案后，在日晚高峰的北京，33岁的河北籍女子潘小梅再度死于非命。当日，在北京地铁五号线驶往天通苑北方向的惠新西街南口站，她被困于闭合的安全门和车门夹缝，最终遭车开后搓捻致死。
据财新记者了解，事发现场疑点重重。据目击者描述，当时现场等车的人流十分拥挤。未能挤上地铁车厢的潘小梅未能及时从安全门中退出，列车随后启动，开行了一段距离才停下。“这个人就被车子带走了，这一过程中能听到七八声巨响”，目击者刘先生对财新记者说。
另一位目击者也告诉财新记者，“我就在那个门车厢的对面站着，目睹了整个过程，事情发生真是一瞬间。我在看手机，突然听见有人敲窗，才知道女孩被夹了，后来有人提醒赶紧制动，在她前面上车的一男子正准备扳制动，这时从窗外传来“没事”的声音，车里的人以为外面有工作人员来了，就没扳，几秒钟后车一下子走了，车里就慌了，有人说人掉下去了，然后那人就赶紧去制动，还有人打电话报警，之后有列车员过来，开门下去看了一下，说被人救走了，车就开了。”
为什么安全门反而夺命，让乘客无法从门中及时退出？为什么乘客被困后车门和安全门便无法打开，让乘客没有逃生机会？为什么乘客被困后列车仍然开动，司机未能察觉危险，更无导流或安全人员和司机沟通？列车停靠和启动，本应有一系列的严密流程，更兼有多种设备共同确保乘客安全，即便一个环节出错，也应设计有相应的补救措施，不至于致人死命，然而，安全事故却一再发生，究竟问题出在哪里？
危险的夹层
潘小梅殒命的狭小空间就是列车与屏蔽门的设计间距。事实上，并非没有人意识到这个间距的危险性。广州市地下铁道设计研究院从事屏蔽门系统工程设计的工程师卢昌仪就在一篇名为《防止地铁屏蔽门与列车间隙夹人的方案》的论文中称，“屏蔽门与列车门之间的间隙客观存在，乘客停留在屏蔽门与列车门之间的情况时有发生，给地铁安全运营带来潜在的隐患。”
而根据北京交通大学学生发表在《都市快轨交通》的一篇名为《地铁屏蔽门和车门联动危险倾向性分析》的论文，通过现场采集数据和建立模型，模拟一天内车门与屏蔽门联动开闭情况，论文作者发现，共有2 372名乘客上、下车，其中56人在危险时刻处在危险区域，因此北京地铁五号线雍和宫站车门的危险倾向性为2．37％，而五号线正是事发车站惠新西街南口站所在的线路。
对此，卢昌仪提出了两种解决方案，那就是在滑动门门体设置安全挡板和增加激光探测装置，前者结构简单，成本低，效果好，易实现，在广州地铁4号线曾经进行了模拟测试，达到了设计的预期效果；后者采用激光探测技术，能提高系统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为司机和站务人员提供准确信息。
据一位北京地铁运营方人士介绍，两个门在设计上是联动的，无论是屏蔽门还是车门，门本身都是夹不死人的，因为门上有传感器，有人就会打开。但这次事故和之前上海发生的那次类似事故都是由于乘客抢铃被夹在俩门之间发生的，“所以还应该在安全门和车门之间加装感应装置”。
失效的防夹挡板
但在安装挡板和加装感应装置这两种方案中，北京似乎只选择了前者。财新记者注意到，包括事发车站在内的北京大多地铁站台，其屏蔽门都安装了防夹挡板，据了解，这些挡板安装于2011年底。
它们被固定在屏蔽门内侧下方，高约60厘米、宽15厘米，如果有人停留在屏蔽门与车门之间，那么当屏蔽门关合时，挡板的行进轨迹会刚好被乘客的腿部抵住，从而无法关闭，只要车门关不上，列车就不会开动，危险就能避免。
然而，如果屏蔽门已先行关闭，乘客再从车内被挤出来，这一功能可能就会失效。一位北京地铁运营中心的工作人员对财新记者分析称，“这位女士可能是先通过了屏蔽门但又没能挤上车，结果屏蔽门在她身后顺利关上了，防夹挡板也闭合了，此时她才退回来，导致防夹挡板未发生作用。”
车门和站台屏蔽门关闭的先后顺序至关重要，据南都报道，一位北京地铁车站站长表示，业内一般认为，在客流量大的地铁线路，应该先关闭车门，缓冲数秒后再关闭屏蔽门，“如果有乘客没挤上车，或者上去了又被挤下来了，就可以退回到站台上，防止被夹在中间。”
但上述目击者表示，事发时，“外面的门先关，地铁门后关”。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目击者也向财新记者强调：“地铁地铁门有安全隐患，外面的门先关，地铁门后关，人要是没紧进去地铁，就退不回去了，很容易被夹中间，请你们报道，督促地铁公司改进。”
不该启动的列车
防夹挡板只是第一道防线，一位地铁运营方内部人士对财新记者表示（开车前）一般还要有站台工作人员确认，这次事故一定是“好多环节都出问题了”。
按照北京地铁的站台标准化作业流程，地铁在站台设有站务人员，站务人员在发车前要检查车门和屏蔽门状态，在确认安全后，会打出允许列车出站的手势，而车头的驾驶员会在门口以手势回应，确认安全再返回驾驶室启动列车。在日常乘车过程中，财新记者也注意到站务人员和驾驶员打手势的互动行为。
如果有人被夹在两门之间，而站务人员能够及时发现，则可以提示驾驶员，从而避免事故发生。但根据目击者的回忆，事发当天，“边上一个工作人员都没有，也没有引导员。”
上述站长则分析称，“有可能是因为客流量太大，排队的队伍完全遮挡了站务员和司机的视线，而屏蔽门和车门都正常关好了，站务员看不到有人被夹。”他认为，“要不就是没有完成安全确认程序，要不就是站务员认为安全，放行了车辆。”
如果站务人员没能与驾驶员形成互动，那么驾驶员或监控人员能否通过观察实时监控视频来确认安全呢？在北京地铁惠新西街南口站，这个答案是否定的。
财新记者从北京地铁指挥中心一位看到事故全过程的工作人员处了解到，列车共有24个车门。“事故应该发生于正中间的第12个车门，在车头和车尾两个监控中，都是视野最远的地方。”
据介绍，五号线每个车身仅有头尾两个监控，而且都是平行于车身，角度不佳，列车侧面没有监控摄像头，而仅有的这些监控摄像头都是07年的老摄像头，成像不清晰。因此，上述工作人员认为：“事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所有的监控都看不清。”
财新记者还了解到，加上扶梯和闸机处的摄像头，惠新西街南口站全站监控摄像头只有二三十个，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仅在8号线的一些站台，24个车门就有12个监控摄像头，而六号线和十号线二期的一些地铁站全站就有一百二十多个监控。
事故发生或许充满着偶然，但上述环节中，从设计间距到防夹设备，到站务人员检查，再到监控摄像头，一旦每一个环节均出现漏洞，就有可能酿成大错。
一位乘客对财新记者说：“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地铁乘客，遭遇不测的今天是潘小梅，明天就有可能是任何一个人。我们为潘小梅惋惜，更希望地铁公司能够正视背负的安全责任，不把乘客生命当儿戏。”■
据新华网北京11月8日消息，中国商务部部长高虎城8日说，刚刚闭幕的亚太经合组织第26届部长级会议就《亚太经合组织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北京路线图》达成共识，该路线图将成为APEC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指导性文件。
在当日中午部长级会议结束后的记者会上，高虎城透露，路线图明确了APEC推动自贸区建设的指导原则和行动规范，将在两天后举行的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提请批准。
“相信路线图得到批准后，亚太自贸区将在‘中国年’启动实质性进展。”高虎城说，这意味着APEC为亚太自贸区发挥的作用将从“孵化器”变为“路线图”，为自贸区建设发挥实实在在的作用。
据介绍，2006年APEC会议提出建设亚太自贸区的愿景，“孵化器”的概念由此而来。2010年的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虽然同意把地区推进的几项自贸区谈判如“10+3”、TPP等作为实现亚太自贸区的可能路径，但迄今一直没能取得实质性进展，仍停留在“孵化器”概念中。
高虎城说，经过APEC成员的共同努力磋商，各方最终就路线图达成共识，决定启动实现亚太自贸区有关问题的联合战略研究，建立自贸区信息交流机制，开展自贸区谈判多年期能力建设，推进服务、投资、原产地规则等具体领域的合作，这些都是亚太自贸区最基本的构成要素。
“亚太各经济体希望亚太自贸区在经过多年孵化后，及早‘破壳而出’，为区域内的企业和人民带来更大福利。”高虎城说。（记者查文晔、韩洁）
【财新网】（记者 王玲）金融合作是中加关系中的一个新看点，加拿大总理哈珀（Stephen Harper）赶在APEC领导人峰会前第三次访华期间，中国人民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建言中加关系。11月8日，和哈珀共进午餐时，周小川表示，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之际，愿意同加拿大加强和扩大金融合作，在互利共赢基础上扩大进口加拿大优势产品，也希望加方放宽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
中国央行行长和加拿大总理共同出席加中商务午餐，这对希望北美首个人民币交易中心落户加拿大的人来说，不啻为一个积极的信号。
席间，周小川表示，随着两国经贸往来日益密切，人民币跨境业务在加拿大取得较快发展，2014年1月至9月，中国与加拿大办理跨境人民币实际收付业务超过120亿元，同比增加1.2倍，货物贸易人民币收付额34亿元，直接投资金额9亿元人民币。中国数据显示，2013年，双边贸易额接近550亿美元，比44年前中加建交之初增长360多倍，中国已经成为加拿大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二大出口市场，加拿大也成为中国第二大境外投资目的地国。
2014年6月，加拿大财长乔o奥利弗表示，加拿大已就在北美建立一个人民币交易中心与中国政府举行了会谈。
“进一步做大做强中加金融和贸易合作，促进两国互利共赢，是两国工商界共同呼声，也是两国政府的共同愿望。”周小川表示，近年来，加拿大当地人民币资金存量已有相当规模，投资需求增长较快。他建议，在两国现有金融合作基础上，中国愿意和加方加强和扩大金融合作，探讨扩大本币在双边贸易和投资中的作用，以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
除了向现场众多加拿大政界和商界人士展示中国机遇——未来五年，中国将进口超过10万亿美元，中国对外投资规模累计将超过５０００亿美元，将有超过5亿人次出境旅游——希望扩大中加经贸，周小川也表示，希望加方放宽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
“中方欢迎加拿大推进面向亚太的贸易多元化战略，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愿意在互利共赢基础上扩大进口加拿大的优势产品，希望加方放宽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也双方应适应形式的发展，探讨制定更具雄心的贸易目标”。
明年是中加建交45周年，也是中加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除了贸易和金融合作，周小川还建议两国促进互相投资。
“中加投资保护协定于2014年10月正式生效，为两国企业投资合作提供更有力的保障。中国将推进新一轮对外开放，不断改善市场准入，扩大开放领域，推动投资便利化，欢迎加拿大企业发挥优势，在高端制造、新能源、节能环保领域扩大对华投资，也愿意鼓励有实力的企业赴加拿大投资，促进互利共赢”。
近年来，随着美国页岩油气革命，加拿大积极开拓能源亚太市场。能源合作上，周小川建议，推进能源合作，两国能源合作早已超过你买我卖初级阶段，进入勘探、开发、研发、人才培养发展新阶段，加拿大积极开拓亚太能源市场，开展亚太门户计划，批准北方门户石油管道项目，中加能源合作面临新机遇，支持两国企业界能源合作领域建立长期稳定关系。
描述中国经济前景光明之余，共同反对保护主义以及开拓新领域的合作亦在周小川的建言中。■
【财新网】（实习记者 陈梦凡）由于风能的高度不稳定性，风电电流具有大幅度、随机的波动特性，这使得量的风电“上网”难。“弃风限电”一直是风电行业发展的瓶颈。但如果风电不上网，而是直接被输送到一些高耗能的企业，供其使用，那么风电就会摆脱其“垃圾电”的窘境。
11月6日，在第六届世界非并网风电与能源大会上，国家973计划“大规模非并网风电系统的基础研究”项目组发布了其在非并网风电研究上的新突破。
项目所构建的非并网风电-高耗能产业集成系统，将风电和海水淡化、电解铝、制氢、煤制天然气等产业相结合，既能解决风电上网、脱网、弃风等难题，又能将绿色能源直接应用于电解铝、制氢、煤制天然气等高耗能产业，可以减少网电所用燃煤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
这些成果的基础理论研究、实验验证及配套的技术转化工作已全部完成。在电解铝、氯碱工业、海水淡化、制氢、煤化工、冶金、新能源汽车等高耗能产业的重点项目与企业合作建设了一批示范工程。其中包括江苏大丰的的非并网风电日产百吨和万吨海水示范项目、辽河油田、大庆油田的非并网风电抽油示范项目、风电制氢方面，在项目组江苏沿海成功以风电直接制氢，进行氢燃料电池和氢内燃机汽车运行。
风电电解铝方面，通过实验室小试和中试，模拟新疆达坂城风电炼出第一块铝锭。项目组研发的新型2000A的铝电解槽，可适应风电大幅度波动。而非并网风电的使用则能够让电解铝产业的生产成本下降40%，经济效益提高4-8倍以上。
目前中国的风电设计制造总量和运行规模和发电量都处于全世界第一，但是目前仍有一半的风电企业没有实现盈利。风电产业的商业潜力尚未被发掘。
中国工程院院士倪维斗指出，“非并网风电的发展模式，旨在构建一个非并网多能协同的智能电网系统，在这个新的系统框架下，建立新能源与高耗能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新能源不再依赖传统发电模式，通过非并网直接给用户所消纳，从而实现大规模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高效、低成本、全部利用的提高风电的经济性。另一方面，传统高耗能产业实现的供能根本型转变成为电网运行调峰的新型智能负载。”
“大规模非并网风电系统的基础研究” 是中国“973”计划能源领域的第一个风能项目。2007年获得国家科技部立项。项目组成员包括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东北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防化研究院、江苏省宏观经济研究院。■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探路者和实践者，敢于冒险和创新的中国企业家,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制度变革和时代进步。他们大多数白手起家，经受了时间的磨砺，在无数的挫折中走向成熟。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探路者和实践者，敢于冒险和创新的中国企业家,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制度变革和时代进步。他们大多数白手起家，经受了时间的磨砺，在无数的挫折中走向成熟。
【财新网】（记者 陈宝成）空缺数月的湖北“戎装常委”近日由省军区政委冯晓林少将补缺。
据《湖北日报》官方微博披露，近日，中共中央批准：冯晓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
官方公布的履历显示，冯晓林是湖南望城人，1958年出生，曾任驻港部队副政委，广州军区政治部直属工作部部长、驻港部队政治部主任、副政委等职，2011年7月晋升少将军衔。今年7月，冯晓林接替转任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的原湖北省委常委陈大民少将，任湖北省军区政委。
今年以来，宁夏军区司令员昌业廷、海南省军区政委刘新、重庆警备区司令员高晓勇均进入所在省份党委常委班子，而山东和青海两省委中尚空缺“戎装常委”。■
11月7日，在首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上，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张梅颖在发表题为《拨乱反正，依宪治国，开创新的政治文明》的演讲中提出，依宪治国必须从执政党政府和官员做起，培养宪法精神，确立法制精神，过往普遍存在于官员中法治即治民的观念必须尽快清除。
张梅颖说，由于我们迟迟没有走上依宪治国、依法治国的轨道，权大于法、情大于法的封建顽疾仍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才给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新添了这么多乱。 这个意义上，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是依宪执政”，释放出十分强烈的拨乱反正信号，他将直接影响着已经写进决议的“依宪治国”能否真正写进现实，写进人心，写进历史。
拨乱反正第一，克服宪法虚无主义倾向，树立宪法的绝对权威。法制之威首先是约束公权力、约束政府、管束官员，正如习总书记强调的“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第二是保障公民的权利。第三是治理社会。依宪治国必须从执政党政府和官员做起，培养宪法精神，确立法制精神，过往普遍存在于官员中法治即治民的观念必须尽快清除。
第二，摈弃权大于法的封建理念，营造独立司法、公正司法的执法环境。马克思指出，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独立制法官既不属于我也不属于政府。这句话说明独立制司法并非资本主义特有的司法理念，而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法制的基本准则，是司法公正的前提和保障，这是政治和法治的基本常识，不应视作敏感问题。党的领导必须贯彻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全过程，应该说更多体现为政治组织领导而不干预个案，这点既有深刻教训也是基本原则，加强党对司法领导最重要的一条是切实把司法改革作为依宪治国的先决区域，落实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保证检察院独立性使检察权，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四中全会提出建立领导干部关于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将有效杜绝公权力徇私枉法，杜绝掌握公权之人无法无天随心所欲的恶习，树立依法用权的现代意识，才能彰显中国特色的法制的优越性。
第三，割除阶级的革命思维和唯GDP的经济思维，用法治凝聚改革共识。坚持法治思维必须扭转两种典型的非法治思维，一是革命斗争思维，有些官员遇到矛盾分歧不是以法治思维寻求解决，而是惯用阶级斗争思维来应对。导致频繁出现违宪、违法的强拆、圈地、无故任意抓人等暴力的维稳的手段，使人民内部的矛盾激烈化，触发混乱撕裂社会，另一种是近三十年来愈演愈烈的唯GDP的经济思维，认为我国所有的矛盾问题尤其是贫富差距的问题做大蛋糕就能够迎刃而解，事实证明蛋糕越做越大，GDP已经上升到世界第二位，贫富差距却越来越大。中国社会是多元社会，不同阶层、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宗教信仰的人都有争取自己权利的自由，但不能侵犯他人的权利，和谐共处需要公共规则。
第四，重塑律师职业尊严。律师自尊、行业自律、尊严执法是首要的。律师堂堂正正在社会上立足才是法治国家的标志。
张梅颖说，面对数千年人治传统的巨大历史惯性，彻底扭转将是艰苦卓绝的过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义，我们具备足够的清醒、认识和执著，具备足够的责任感和历史担当，实现执政党制定的目标到2020年依宪治国，切实赢得国人口碑。到2049年，我们能够向世界提供比较成熟的新型政治文明建设经验。
原文链接如下：/newsDetail_forward_1276360
【财新网】（记者 何春梅）“做大做强粮食加工业是维护中国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11月7日，在2014中国粮食与食品安全战略峰会上，丰益国际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益海嘉里集团董事长郭孔丰建议，中国政府应该更加重视粮食加工行业，建立起以市场机制为主导的粮食安全体系，通过大力扶植粮食加工企业，搞活粮食生产和流通。
郭孔丰称，中国拥有13.5亿人口，随着人均消费水平的快速增长以及对高品质农产品的需求，作为世界巨大的农产品市场，中国也将会拥有世界上最先进、规模最大的农产品加工厂，以更高的标准生产出更安全的食品。
过去数十年，中国的优质加工产业发展迅速。郭孔丰以益海嘉里刚刚进入中国市场的情况为例，介绍了中国粮食市场与粮食工业的巨大变化。17年前，益海嘉里在中国建立第一家大豆压榨厂的时候，曾有人表示其规划中两千吨每天的加工量规模太大，因为当时国内大部分工厂每天的加工量都是几百吨，“但是我们还是坚持建了第一家大规模的压榨厂，因为我们觉得美国人口不到中国的四分之一，工厂的规模都很大，中国的工厂规模应该大得多。”而当前，中国的压榨厂一般每天加工量为三到四千吨，有些压榨厂甚至超过一万吨，位居世界前列。
油脂油料是中国较早对外开放的农产品品类，郭孔丰认为，总体而言，中国粮食的深加工才刚刚起步，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甚远。“粮食加工业是粮食种植和消费之间的纽带，是粮食流通必然要经过的一个环节。政府应该鼓励加工业做强做大，因为他们有更高的食品安全生产标准，会更高效，对国家更有益。”郭孔丰称。
粮食深加工可以实现粮食的价值增值。“以大米加工为例，一个加工厂可以将稻壳燃烧发电、米糠压榨后榨取稻米油，而且稻壳可以提炼30多种的附加产品。”郭孔丰称，如果中国生产的两亿吨水稻按照这种循环模式加工的话，不仅可以增值一千到两千亿元，而且每年可以节约两千多吨煤碳，减少30万吨碳排放。
郭孔丰认为，要推进粮食深加工的进一步发展，政府应该更加重视粮食加工龙头企业的作用。待粮食加工整个产业都相对成熟以后，可以带动粮食种植良性发展，保障终端市场的价格稳定、质量安全和数量充足。“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大力扶植加工企业，搞活粮食生产流通。”郭孔丰称，政府也可以借此释放自己的负担，真正建立起以市场机制为主导的粮食安全体系。
同时，郭孔丰认为，中国要构建粮食安全体系、促进粮食加工产业的发展，还需要完善一些贸易政策。他认为目前中国的粮食流通领域有待完善，不仅影响行业的正常发展，也影响国家的粮食安全。比如当前粮食的高价政策，就影响了粮食加工产业的健康发展。
“为了保护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政府取代企业角色，大规模进入粮食流通市场，把大量的粮食高价收到国家储备库，庞大的库存不仅消耗了大量的财政资源，也影响了市场正常的流通，并且进一步影响了加工企业的健康发展。”郭孔丰认为，如此下去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导致更严重的问题出现。
比如加工企业原料供应不足，被迫停工。郭孔丰介绍称，去年在东北，加工企业按照惯例计划在六个月内收购全年的原料，不过因为政府介入，在一到两个月就全部收完了所有粮食，导致东北地区80%的米厂停工、停厂，大量原料进入到储备库。而国家则需要每年支付数千亿资金用于支付粮食采购、技术和人工保管等费用。“新粮要在储备库储存一到三年才会投入市场，消费者不仅吃不到新鲜的大米，还引发了陈粮问题、质量问题，也使得价格高于其他国家，使得大量国外产品进入到中国。”郭孔丰认为，这显然不符合政府的初衷。
“粮食产业的发展应该符合市场规律，政府应该允许粮食产业发展加工业务，取消对外资的限制。”郭孔丰认为，中国的小麦加工产能已经过剩，工厂生产工艺和设备已经达到国际水平，产品完全可以供应给周边国家和地区。但目前中国的小麦进口和面粉出口都进行配额管理，这会限制中国加工业的发展。
除了建议进一步放开国内政策，郭孔丰认为，中国要构建可持续的粮食安全战略，还需要更加积极地进入国际市场，推动南美、非洲、东南亚、俄罗斯及远东地区的农业生产。“其他地方还有没开发的耕地，有上百亿亩，如果把资金、技术和管理优势与这些国家的资源相结合，会对全球的粮食安全做出更大的贡献。”郭孔丰认为，世界上的粮食供应量越大，对中国的粮食安全越有利。■
11月7日，在首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上，《人民日报》原总编辑周瑞金在开幕式上做了精彩演讲。他提出，我国又到了一个重要关头：即经济实力的巨大增长，与贫富分化、贪腐蔓延、社会不公的发展，所形成的利益阶层固化现象，到了需要认真对待、切实解决的关口了。这些问题，都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相关。需要一代领导集体大智慧、大胆略、大手笔，以强烈的时代责任心，真诚的理想主义、人道主义情怀，来大胆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周瑞金说，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过三次难得的机会。一次是1980年6月，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肃清封建主义的影响和改革国家制度的问题。时隔六年，1986年5月邓小平再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第三次是1997年春，中共十五大召开前夕，当时中央党校一批省部级官员曾向中央建议，在十五大重提政治体制改革任务。
周瑞金说，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明确的。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宪治国”，“以宪执政”，就是建立宪政的政治体制。其路径选择，应当按以下步骤循序渐进：（一）让依法治国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基本方略。（二）以增强党的民主为中心，推动人民民主，不断完善社会民主制度。（三）采取新举措新制度，不断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四）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多党合作制度，切实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五）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的法治政府。（六）发展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切实保障公民行使民主权利。
原文链接如下：http://www.21ccom.net/articles/china/ggcx/49_all.html
【财新网】（记者&杨哲宇）“梳理国内智慧城市建设的发展情况后，可以发现一些不健康的苗头，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跟风、虚风、歪风、阴风。”11月7日，中国智慧城市发展研究中心秘书长单志广在“2014中国智慧城市创新大会”上发出这样的警示。
他一一解释说，所谓跟风，是指很多地方对智慧城市到底是什么样的概念，还是盲人摸象，并盲目跟风，缺乏对自身真实需求的判断，缺乏对合理路径的把握；所谓虚风，是指很多地方重视建设，但是轻视实效，到底它能给老百姓带来哪些真实体验到的效果？并没有保证；所谓歪风，表现为贪大求洋，搞一大堆表面上非常先进的东西，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移动互联网，一哄而上，却忘记了自己的标准、制度规划和可持续的发展机制；所谓阴风，是指在快速推进建设时，忽视信息安全，为未来的管理和运行埋下隐患。
在他看来，各个地区信息化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相差较大。在当前阶段，就整体而言，中国并不具备大规模推进智慧城市的条件。很多地方可能连数字城市都没有实现，却匆匆忙忙地去搞智慧城市，相当于没有学会爬就硬去跑了。逾越发展阶段是不理性的做法。而所在城市是否适合建设智慧城市，需要地方领导具有独立思维作出判断。
单志广指出，当前，地方政府和产业界都低估了建设智慧城市的难度。智慧城市是一种复杂的系统，是“系统套系统”。要想真正实现建设效果，必须满足数据共享、数据融合、业务交互等方面的要求。没有全方位的规划、设计，没有很好的基础，智慧城市的效果是不容易实现的。■
【财新网】（记者&杨哲宇）“必须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放开准入、放开市场，通过特许经营、购买服务等多种形式，引导社会力量、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智慧城市建设。”在“2014中国智慧城市创新大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徐宪平作如上表示。
11月7日，由国家发改委等25部门指导的本次会议在广州举行。201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实施《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明确提出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要同步推进，深度融合；明确提出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及发展方向。今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科技部、公安部、财政部、国土部、住建部、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中国智慧城市建设的第一个系统性文件 。
根据这份文件，所谓智慧城市，就是充分运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空间地理信息集成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构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服务的智慧化体系，实现城市化与信息化高度融合的更高级城市形态，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徐宪平指出，信息化带来的城市管理和服务模式的改变，已然倒逼城市建设机制的创新。智慧城市建设，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形成共识、形成合力，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方案问题、项目建设问题，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服务体制改革，涉及系列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重大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发挥政府规划和引导作用的同时，必须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放开准入、放开市场，通过特许经营、购买服务等多种形式，引导社会力量、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智慧城市建设，建立新机制，开创新局面。
统计表明，全国所有副省级以上城市、89%的地级及以上城市，47%的县级及以上城市都提出要建设智慧城市。
在徐宪平看来，在这些城市中，有的已经取得了一些效果，积累了一些经验，有的已在探索之中。但也要看到，智慧城市建设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主要是缺乏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发展理念和路径不清晰，实际应用效果不明显，体制机制创新滞后，网络安全隐患严重，盲目建设现象突出。
徐宪平指出，智慧城市建设不能只着眼于应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这些“高大上”的工程建设，只看重技术的“高精尖”，不注重实际效果。以往城市信息化工程大多是以政府投资为主，有的并没有起到提高城市运行管理、公共服务水平的作用，也缺乏建设、运营和管理的长效机制作支撑，最终导致智慧城市成为“标签”式的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
他要求，“面向未来，智慧城市建设一定要综合考虑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先进性和适用性，坚持需求牵引，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要注重应用实效，推动信息技术的深度应用、集成应用；要注重发挥创新性企业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关键作用，注重培育政务信息化外包、公共云计算服务等新模式、新业态。”
他透露，国家发改委等25个部门已经成立了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部际协调工作组。■
【财新网】（记者 王力为）发改委规划司司长徐林透露，多项新型城镇化配套政策正在陆续出台，新型城镇化试点正在推进。
在11月7日举行的城市中国计划（UCI）年会上，徐林表示，今年3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下称《规划》）印发后，发改委在推进一系列工作的同时，也在此过程中试图加强宣传和解读，因为“大家对新型城镇化的理解很不一样”，有的方面理解还不是很到位。
他认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镇化会议讲话中说的，城镇化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是与国家的经济发展，产业升级、非农产业发展、农民到城镇转移就业的过程联系在一起的。
“如果没有经济发展，光把农民往城镇赶，这不行。如果是人为推动，人为拔的过程，一定有问题。”徐林认为，城镇化要随着经济发展规律，顺势而为。
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国仍要编制城镇化规划的原因，是中国有一些制度障碍阻碍这一过程自然发生，如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阻碍了要素自由流动，阻碍了城镇化按经济发展自然往前走。
“所以城镇化是制度改革的过程”，需要消除阻碍制度改革的城乡分割的问题，如土地产权的问题。”他续指，新型城镇化强调的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致力于把进城农民工的市民化作为重点，让有条件有意愿的农民工在自愿基础上在城镇落户；让不愿意落户的农民工也享受均等化的公共服务，特别是基础公共服务。
徐林一方面强调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一方面也强调以人为核心，“光盖楼，光修马路”，不是新型城镇化，只会催生空心城、鬼城。
徐林称，目前已经在推进的工作包括把《规划》的一些重点工作分工落实到各个不同的部门，同时明确了2014年到2015年的工作重点。
相关配套政策也在陆续出台过程中。7月份，公安部经国务院同意已经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并要求每个城市制订自己不同的户籍改革的做法。
9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发布，要求出台农民工社会保障、技术培训等方面的详细规定。
11月初发布的《城市规模划分标准调整方案》，将特大城市由100万人口以上调整为500万以上。把10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定位为超大城市。大城市规模由过去的50万提高到100万：100万到500万人口，为大城市；但分为两类，100万300万人口叫大城市一类，300万到500万人口为二类。50万以上人口是中城市，20万人口以下是小城市。
此外，新型城镇化试点正在推进，初步确定了“62+2”的地区，意为62个市县加上两个省，开展新型城镇化的试点。试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分担机制，如何在政府（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企业、个人不同层级进行成本分担。
二是多元、可持续的城镇化投融资机制，包括为城市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合理、期限匹配的融资服务，建立合理的管理债务风险的制度，以及建立引进私人资本参与基础设施的机制，包括引入公共与民营资本合作（PPP）。
三是土地制度。相对城市内部土地集约利用，徐林认为更重要的是农村土地的制度。需要让进城农民的土地产权得到有效保护，18亿亩耕地也需要有效保护。
“这方面的改革一方面是有很多争议，另外在操作层面也有很多问题，因此很难说现在中央层面提几套方案。”徐林以农村宅基地流转为例称，有两类产权需要保护，包括对农民耕地和银行（将流转的土地作为）抵押物，“两方面都要保护，做不到银行肯定不愿意做”。
四是需要探索更高效的行政管理模式。他表示，中国从1997年以后，基本上停止了设市。但是如东莞的虎门镇，已经有60、70万的人口，按照过去的规划，比50万的大城市人口都多，显然不利于管理，应该允许按照实际情况新设市。
他认为，不应该再采取机构上下对应的老办法， “基层政府，最适合大部制改革；是否还要设4套班子？也不一定。”徐林认为这些城镇化的建制都需要探索，找到可推广、可复制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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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曾在《皆大欢喜》中写道：“世界乃是舞台。”（）而对近几年经历经济危机的那些西班牙人来讲，日常生活更像是舞台上的一出悲剧。不过，悲剧里有时也藏着喜剧的种子。上个月在西班牙被曝光的一件趣事，就能证明老天爷也有幽默感。
大部分普通人，可能会在招聘面试等场合，偶尔会说一些大话，炫耀一下自己的成就有多牛。但是，西班牙网络媒体《机密报》在10月16日的报道，让“炫耀”这个词增加全新的含义。一个名叫尼古拉斯&戈麦斯-伊格莱西亚斯（，即下文的尼古拉——编注）的长着卷发和娃娃脸的20岁普通大学生，在若干年里表演了一出令人跌破眼镜的骗局。引人注目的是，居然有不少政府官员和商界要人对此信以为真。
仅仅依靠个人魅力和厚脸皮，这个野心勃勃、过于自信的20岁“屌丝”，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混在西班牙上流社会圈子里，令大家无法理解。尼古拉利用的手段，主要包括尽一切可能与政要和商界人士见面合影，把照片发到自己的主页上，以更好的包装自己。除了西班牙的新国王菲利普六世和现任首相拉霍伊，前首相阿斯纳尔、马德里地区政府前主席、马德里市长、国务秘书长、前总裁罗德里格&拉托、前农业大臣、工会领袖、房地产大亨、皇马荣誉主席迪&斯蒂法诺……这些人都被尼古拉迷惑，成为了他的“合影牺牲品”。
每一张照片，都使他的骗局更加逼真，让更多人相信他是一个很有影响力，关系众多的人。笔者在中国也碰到过喜欢装腔的所谓“商界人士”，在自己的主页发坐在豪华飞机模型里，在故宫参加私人晚餐，与政要合影之类的照片。但是，尼古拉的案件实在是前所未有。
据悉，一向想成为名人的尼古拉，从15岁起就开始经营自己的“双重身份”。他母亲把他介绍给西班牙执政党人民党的一个智囊团基金会，使他开始参加人民党的各种活动，组织党内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18岁以下青年党员的集会。他向人民党总部申请成立全国青年党员代表大会，由自己担任会长，但事与愿违地遭到拒绝。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对尼古拉来说，的活动正是一个好平台，可以为自己网罗人脉，与党内的要人接触，给自己积累可以满足野心的资本。当地媒体引用和尼古拉有过往来的人的话说，他看上去不像一个刚成年的年轻人，说话的时候很自信，乐于挺身而出，喜欢主动和其他参与者打交道。还有一个在那些活动里认识尼古拉的年轻人说，他是一个很怪的人，会对任何人说自己能帮他们在大企业找到一份好工作，假装他和他爸爸都是很重要的企业家，也会通过给别人作出各种夸张的承诺来“拉关系”。
如果“吹牛”是一种文学艺术，尼古拉无疑配得上诺贝尔文学奖。他把与名人的合影当做工具，以加强假象的可信程度，让人觉得他所说的荒唐话都是真的，甚至会通过借用对方手机传输文件等方法来记录重要人物的号码，以便在别人面前假装自己在上流社会圈子中有关系。可以说，一开始，那只是一个可爱的小青年因为野心而做的淘气的事情。但是，在他的计划达到顶峰时，事情开始变得没有那么可爱了。他开始做有一定风险的事情，最终露出马脚。
尼古拉开始称自己是西班牙副首相的顾问和西班牙情报局的特工，还跟企业家说，他可以提供一些机密文件，来帮他们在政府机构那里拿到商机和便利，也经常会对所有人说他会给他们“帮忙”。尼古拉所说的“方便”当然是假的，自然也没有能力去帮那些忙。但是，他基于自己的关系以及通过种种非法行为，能够拿到数万欧元，就属于令人怀疑的罪行。由此，警方开始调查尼古拉。
尼古拉最大的目标之一，是出入西班牙皇宫的大门。今年6月19日，在西班牙新国王菲利普六世正式登基的时候，他就实现了这个梦想。在一个女商人的帮助下，尼古拉成功地进入王宫参加新国王登基典礼，并跟他握手，到处拍了照，以通过来证明自己与王室有关系。但在与西班牙新国王握手之后，他仍试图接触王室，最终引起了警方的怀疑和调查。
根据当地媒体《加利西亚之声》报道，关键的事件发生今年8月，尼古拉跑去小镇里瓦德奥（），跟当地人造谣说，国王菲利普六世将亲临小镇港口的一家餐厅用餐。这一消息很快传遍全镇，警方组织了护送的车队，镇长也亲自跑去餐厅迎接国王。当然，餐厅里根本没有国王的身影，而只有尼古拉。第二天，小镇的媒体一致报道，国王身体微恙，未能出席。这个小伙子的把戏，变得越来越妄自尊大，越来越让人受不了。
尼古拉与西班牙王室的“情结”不局限于此。他也曾给退位的国王卡洛斯一世打电话，说他可以帮忙搞定克里斯蒂娜公主和丈夫涉嫌的控诉。人们根本没法知道与他通电话的人是不是卡洛斯，但尼古拉确实和该案件的调查员之一贝纳德（）会谈过。根据西班牙《世界报》报道，一个证券市场顾问相信尼古拉的说辞，并帮他和贝纳德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