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动物和人体药物试验

在人类历史上，对天然药物的药效学认识，都是基于在生产实践中点滴医药知识的积累。因此，我们说，劳动创造了人类社会，同时也创造了医药。中药的发现和应用以及中药学的产生、发展，都经历了极其漫长的实践过程。这一漫长的实践过程，实际上是数以千亿计的中国先人进行人体药物试验的过程，而且就其规模之宏大、历时之久远而言，也是现代医学中的动物实验无法比拟的。

我国很早就有了医药的专业工作者。根据《周礼·天官》记载，公元前一千多年的西周时代（公元前1066～公元前771年），就设置了专门的医疗卫生主管机构和管理制度，建立了规范的医师考核制度：“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共医事。凡邦之有疾病者、疕疡者造焉，则使医分而治之。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当时医师负责主管医药政令，并有食医、疾医、疡医和兽医的分工，政府已建立完善的年终考绩制度，制定了考核标准，确定诊断治疗的常规，规定死亡原因要上报和专业医务人员的配备编制等。这充分说明早在二千多年前，我国医药学已达到一定的水平，卫生行政组织也已颇具规模，相当缜密。对药物治疗的效果观察和记录得非常细致。

  药物的使用与人的生命健康息息相关，药物的应用主要关注两个方面：一是药效，二是毒性。中国古人很早就认识到药物的作用与毒性密切相关，所以《周礼·天官》将一切用于治疗疾病的药物均称为“毒药”。

古代人是如何认识中药的毒性的？试想一下，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时代，先人们经常会遇上饥荒，当他们饥不择食的采集野菜的过程中，可能会进食某种有毒植物，从而出现剧烈的腹痛腹泻等反应，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这样，有毒的植物就逐渐被人类认知。但是，由于知识传播的范围相对狭窄，对这种植物的毒性可能只有部分人群才了解，而当另一位原来患有某种疾病的患者也吃了这种有毒植物的时候，他虽然也可能出现毒性反应，但其原来患有的某种痼疾反而获得缓解甚至痊愈，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反复体验，人们开始明白某些植物不仅有毒性，同时也可以治疗某种疾病，这也许就是人类最早的对“有毒中药”的经验认识。

  很多药物的功用是偶然发现的，然后回过头来分析药物的功用其中蕴含的深义。如《本草纲目》“浸蓝水”下，李时珍指出：“蓝水、染布水，皆取蓝及石灰能杀虫解毒之义。昔有人因醉饮田中水，误吞水蛭，胸腹胀痛，面黄，遍医不效。因宿店中渴甚，误饮此水，大泻数行，平明视之，水蛭无数，其病顿愈也。”

通过临床对比研究和临床实验观察，来了解和说明药物的功能效用，在历代本草著作中有不少记述。如宋《图经本草》中即记有：“欲试上党人参者，当使二人同走，一与人参含之，一不与。疾走三五里许，其不含人参者必大喘，含者气息如故。”《本草纲目》“人参”条下也有类似的记述。后蜀李珣《海药本草》提到辨别蛤蚧真伪时称：“凡用，炙令黄熟，熟捣，口含少许，奔走，令人不喘者是真也。”这些类似于现代的抗疲劳试验。《本草纲目》引《博物志》云：“王肃、张衡、马均三人冒雾晨行，一人饮酒，一人饱食，一人空腹。空腹者死，饱食者病，饮酒者健。”认为这是“酒势辟恶，胜于作食之效也”。这种经验总结，类似于现代的预防给药观察的设计方案。

一些医药书籍在临床疗效观察中还自觉运用了客观的检验指标。如《斗门方》中记载了治“瘿气”（相当于甲状腺肿大之类的疾病）的方药：“治瘿气，用黄药子一斤，浸洗净，酒一斗浸之。每日早晚常服一盏，忌一切毒物及不得喜怒。”接着就论述了检验其治疗效果的客观指标：“但以线子逐日度瘿，知其效。”这与现代检查治疗肿瘤效果的指标是一致的。又如《肘后方》中还记载了“肤黄病”的客观检查标准：“肤黄病，初唯觉四肢沉沉不快，须臾，见眼中黄，渐至面黄及举身皆黄。急令溺白纸，纸即如檗染者。”其尿液能使白纸染至如檗（指中药“黄柏”）的颜色就是这种病。在治疗效果的判定中也是选用的这种方法：“取蔓菁子，捣末，平旦以井华水服一匙，日再，加至二匙，以知为度。每夜小便，重浸少许帛子，各书记日，色渐退白.则差。”即帛子在尿中不变色，病就算治愈了。

  除了在活体上进行试验外，中国古人还懂得根据直观的药效去推导药物的功用。进行直观的试验方法，如辨别三七的真伪，《本草纲目》载“或云：试法，以末掺猪血中，血化为水者乃真。”

在人类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人们发现，有的动物在生理或病理情况下，对某些植物有特殊的偏好。比如，作为草食动物，牛非常喜爱吃龙牙草（仙鹤草），此外，马、羊也少量采食，但其它家畜不愿采食。牛进食仙鹤草后，能明显减轻劳力后的疲劳现象，从而可能由此认识到仙鹤草有治疗脱力劳乏的作用。再如，陶弘景（公元502～557年）《本草经集注》“淫羊藿”条下载：“服此使人好为阴阳。西川北部有淫羊，一日百遍合，盖食此藿所致，故名淫羊藿。”说明中国古人从动物对药物的反应认识到中药对人体的作用。

  另外，很久以来，人们就注意到一种奇特而有趣的现象：当动物生病或受伤之后，它们常常会自己去寻找某些植物或用某种方法进行自我救治，与人类防病治病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现代人称之为“动物自疗”。实际上，动物自疗现象的发现，也为中药的发现和应用提供了新的线索，这在《本草纲目》等著作中有不少记载。

  鹿衔草是很早就应用于临床的中药，在《神农本草经》中就有记载。前人发现，鹿善于奔跑跳跃，当鹿得腿疾而不能奔跑跳跃时，自行吃此草而能愈，所以人们发现了这种药物，并命名为鹿衔草。《本草纲目》曾引苏恭之语：“言鹿有疾，衔此草即瘥也”，即说明了此药的由来。

  为了认识药物的毒性，现代药物的在申报生产审批之前，都要经过严格的急性毒性试验和慢性毒性试验。中国古人也很早就掌握了药物的药效学和急性毒性实验的观察办法。

中国先哲认识到，如果某种药物能够治疗动物的某种疾病，相应的也能治疗人体的某种疾病，中国本草著作中就有由动物实验过渡到临床的记载。如寇宗奭《本草衍义》记载：“有人以自然铜饲折翅胡雁，后遂飞去。今人打扑损，研细水飞过，同当归、没药各半钱，以酒调服，仍手摩病处。”因观察到自然铜可以治疗胡雁的折伤，从而推导也可治疗人的折伤。这应该是中国古代动物实验的一个小小例子。

同样，如果某种药物导致动物死亡，那么这种药物对于人的毒性也可想而知。在一部分医药著作中有散在的关于一些实验药理研究的记述。如宋《开宝本草》就记载了以观察动物羊的食用与否来鉴别蓬莪茂（今称“莪术”）的好恶良毒。在宋代《本草别说》中有借助于动物实验来认识药物毒性的方法：“以砒石和饭毒鼠，死鼠，猫犬食之亦死，毒过于射周远矣。”明代医药大家李时珍，也经动物实验到临床观察研究后指出：“砒乃大热大毒之药，而砒霜之毒尤烈。鼠雀食之少许即死，猫犬食鼠雀亦殆。”“人服至一钱许，亦死。”

春秋时期有一个著名的骊姬陷害太子申生的故事，见于《左传》、《国语》、《史记》、《列女传》等。其中《史记》记得最详细：“骊姬使人置毒药胙中。居二日，献公从猎来还。宰人上胙献公，献公欲飨之，骊姬从旁止之，曰：‘胙所从来远，宜试之。’祭地，地坟；与犬，犬死；与小臣，小臣死。”为了了解一种药物或食物是否存在毒性，先进行体外试验，继而用动物试验，最后进行人体试验，这一复杂的检毒方法，可以看出当时的统治阶级对于毒性试验的掌握程度。

除了中国古代医药先哲们主动尝药了解药性之外，中国古代等级森严的制度也要求地位卑微者为地位高贵者先尝药。贾谊《贾谊新书卷九·修政语上》载商汤之言：“药食尝于卑，然后至于贵。”《礼记》则说：“君有疾饮药，臣先尝之；亲有疾饮药，子先尝之。”“(王)疾之药，(世子）必亲尝之。”《左传》曾记载了一个史实：许悼公染了疟疾，喝了太子（许世子）送上的药，因药力无效而去世，后世因为太子未亲尝药物，以“弑君”之罪议太子之过。可见，在古代社会，从制度上规定臣要为君先尝药，子要为父先尝药，这可能是防暗害，也可能是防过毒，总归是让他人试毒，是比动物试验更直接的急性毒性试验。

急性毒性反应易于观察和总结，古代医家关于这方面的记载也就较多。如北宋陈承《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又称《重广本草图经》)称：“细辛若单用末，不可过半钱匕，多即气闷塞不通者死，虽死无伤。”但是，古人并不忽视药物的慢性毒性研究，对此古人观察得同样细致。如沈括《梦溪笔谈》不仅有“朱砂炼后服之杀人”的记载，更有“芎?久服暴死”、“苦参洁齿，久而病腰伤肾”等记录。

   有的中药的慢性毒性实验的规模更为宏大，炼丹服石可谓是中医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药物慢性毒性实验。

炼丹和服食(石)是道教养生的两种流派，彼此关系密切，大致肇始于汉而盛于两晋、南北朝，中间经隋唐、两宋近一千年而不衰。炼丹术源于先秦神仙方术，后来依附于道教。炼丹的主要内容是在丹炉中烧炼矿物以制造“仙丹”，目的是为了追求长生不死，大约在西汉末或东汉初，炼丹技术已有人用于制药。郑玄(127～200年)称，“今医人有五毒之药，作之合黄堥，置石胆、丹砂、雄黄、矾石、慈石其中，烧之三日三夜，其烟上著，以鸡羽扫取之，以注创，恶肉、破骨则尽出。”所以，炼丹术在东汉已被引进中药学。从现代观点来看，炼丹的过程，涉及多种矿物在高温下的还原、氧化反应和升华现象。

当炼丹和服食逐渐走入一些统治阶级的生活时，一些医家开始发现了它们的毒性反应或并发症。《小品方》、《肘后方》、《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都记载服食(石)的“发动”现象。许多医药学者大声疾呼，激烈反对，但经不住“长生不老”、“返老还童”的诱惑，许多古代名家还是不断尝试，也不断受害而不悟。西晋时皇甫谧身受其害，只是慨叹“御之至难，将之甚苦”。孙思邈一方面说：“人不服石，庶事不佳。恶疮、疥癣、温疫、疟疾，年年常患，寝食不安，兴居常恶，非止己事不康，生子难育，所以石在身中，万事休泰!要不可服五石也？”寒石（食)、五石更生散方“自皇甫士安已降，有进饵者无不发背解体而取颠覆。余自有识性已来，亲见朝野仕人遭者不一。所以宁食野葛，不服五石，明其大大猛毒，不可不慎也”。另一方面却又说：“人年五十已上，精华消歇，服石犹得其力。六十已上转恶，服石难得其力。所以常须服石，令人手足温暖，骨健充实，能消生冷，举措轻便，复耐寒署，不著诸病，是以大须服。”当然，延续近千年的大规模人体实验，最终认识到服食(石)的荒唐，同时，对许多金石类药物的药性和对火毒得到了深刻地认识。

总之，在中药基本理论的形成过程中所进行的用药实践，其规模的宏大，历时的悠久，是现代医药学实验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中药基本理论的获得，是直接以人体为试验和观察的对象，它既重视局部效应，更重视整体效应，这也是现代医药学无可比拟的。因此中药基本理论中包含的真知灼见值得我们珍视，其丰富的内涵有待今后不断加以揭示和发展，从而获得有益的启示。

、中国古代哲学丰富的理论源泉

  人类自诞生之日起，就用充满敬畏和眼光打量着周围的世界，用孩子般好奇的心灵探究着，周围的世界为什么是这样？

  中国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古国之一。中国古人对自然界和生命现象的观察所花费的巨大精力是现代人难以想象的。例如对天象和物象的观察，《尚书·尧典》就记载：

  “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曰明都。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鸟兽鹬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

《尚书》的语言“佶屈聱牙”，古奥难读。这段话记载了一个史实，大意是：尧帝（约公元前24世纪）在政治清明、国家安定的时期，任命羲氏家族的羲仲、羲叔（分别是家族中的老二、老三）以及和氏家族的和仲、和叔（分别是家族中的老二、老三），分别驻守东南西北四方，负责观测日月星辰的运行和飞禽走兽的活动等，以确定四季的变化。在节气的变更方面，根据昼夜等长而且黄昏时见到鸟星升到中天来确定春分，白昼最长而且见到火星升到中天来确定夏至，昼夜等长而且见到虚星升到中天确定秋分，白昼最短而且昴星升到中天确定冬至，从而总结出闰年有三百六十六天。

  中国古代天文学高度准确性的成就，足让今人叹为观止。在远古的时代，我们的祖先通过如此精细的分工协作，通过长期艰苦而认真细致的观察，使我国古代天文学、历法学出现了辉煌的成就，这些是古代人类总结自然规律的杰出代表，也足以说明中国古代的自然科学的高度成就。

中华民族很早就懂得，“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大学》）先人们仔细观察周围的世界：大则日月星辰的运行出没、江湖河海的潮起潮落、人类社会的盛衰更替，小则飞鸟虫鱼的繁衍生息、莺飞草长的四季循环，以及人体自身的生老病死等等。通过深入研究生命现象、社会现象、自然现象，他们从中探索生命规律、社会规律、历史规律、自然规律、药物规律等等。先是获取初步理论，继而进一步实践，获得更高级更准确的理论……这样，与中国古代高度发展的自然科学相对应，中国很早就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哲学思想。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格局，其中以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为代表。这个时期，出现了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道家，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以李悝、吴起、商鞅、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以邓析、公孙龙、惠施为代表的名家，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以鬼谷子、苏秦、张仪为代表的纵横家，以吕不韦为代表的杂家，以张行为代表的农家……不同的流派的学者及其弟子，都以独特的视角观察世界，总结自然规律、生命规律和社会规律。他们著书讲学，各抒已见，互相辩难，出现了学术上的繁荣景象。“百家争鸣”是中国文化的独特现象，它表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是多元化的哲学思想，中国古代文化具有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实际上，后世所有的哲学思想在中国的先秦时期都得到了充分的阐述。

  当中国的医药学发展到春秋战国时代，医药学知识已积累到相当的程度，它本身也要求有一定的理论思想来指导，以更好的将医药知识应用于临床实践。而在“百家争鸣”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古代的各种哲学思想不断地发生碰撞、交融、渗透，时时迸发出璀璨夺目的火花，为中医药理论体系的诞生准备了思想条件和哲学条件。

在中医基础理论的形成方面，历代诸家都突出《周易》的影响，史学上称为“医易同源”，孙思邈甚至说：“不知《易》，不足言太医。”《周易》是先秦时期中国哲学著作的代表。相传伏羲画八卦，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孔子编修时又作十翼等，成就了《周易》一书。由于《周易》文字艰深，后世解说见仁见智。但研究者都公认，《周易》不是一人之作，而是伏羲、文王、周公、孔子等古代大思想家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对各种自然现象、生命现象、社会现象的规律性的阐释，是一部高度抽象的认识事理法则的哲学著作。《周易》充满了辩证色彩，已将现代哲学矛盾对立统一规律、普遍联系性观点等阐述无遗。如它用乾坤、阴阳、柔刚等概念来表示矛盾对立统一的哲学思想。“一阴一阳之谓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这些理论毫不逊色于现代辨证唯物主义思想。《周易》在阴爻和阳爻的基础上演绎出纯阳卦（三阳爻）和纯阴卦（三阴爻），又由此二卦交合派生出八经卦，又将八经卦相互叠加而演绎出六十四卦，从而阐释了世间万事万物变化的复杂性。陈大舜著《医易相通论》一书，深入研究了《周易》的宇宙观、唯物观、整体观、辨证观对中医学的深远影响。

  终于，中国古代的社会哲学、自然哲学、历史哲学终于和医学哲学合而为一，共同提炼出以阴阳、五行等为代表的哲学符号，总结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阴阳五行规律，《黄帝内经》诞生了。

《黄帝内经》奠定了我国医学发展的理论基础，对中医药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素问·至真要大论》“寒者热之，热者寒之”，《素问·藏气法时论》“辛散”、“酸收”、“甘缓”、“苦坚”、“咸软”等，奠定了四气五味学说的理论基础；《素问·宣明五气篇》“五味所入，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咸入肾、甘入牌，是为五入”是中药归经学说之先导；《素问·六微旨大论》“升降出人，无器不有。”《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味厚者为阴，薄者为阴中之阳；气厚者为阳，薄者为阳中之阴”等，是后世中药升降浮沉学说的理论依据。同时《内经》中所提出的五脏苦欲补泻及五运六气与用药的关系，对中药的临床应用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中医药理理论已具雏形。

高晓山认为，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可能包含各类形而上学的、朴素唯物的、机械的……成分，可能本身汇萃了多种复杂的成分，但它们引进药性理论的内容却包含着下述共同特点：其一，药性是可知的、可以理解的，有规律可循的。不可知论、超人(神、仙)的力量几乎没有影响。其二，在药性的认识和应用上，有可能发挥人的能动性。其三，药性是可以改变的。从这些特点来讲，古代哲学思想对于药性理论的发展有着童要的积极作用。实际药性理论中也大量使用古代哲学的语言，有的全盘保留着原有的涵义；有的有所增益，赋予带有药性理论特征的内容。药性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依附于古代哲学思想。失去了我国古代哲学的内容，药性理论将完全改观。

、中国古人尝药释药的伟大实践

  人类从诞生之日起，为了自身的生衍繁息，必须主动地、积极地探索解除病痛的方法，寻求战胜病魔的药物。所以，如果要追溯中国医药学的起源，就应该从中华民族的起源开始。

早期的人类过着“巢栖穴窜，毛血是茹”的原始生活。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人类的嗅觉和味觉功能具备了初步鉴别食物“良毒”的作用：比如，凡是气味腐臭难闻的，或味道苦涩麻口的，进食后很可能产生不好的后果；而气味清香好闻的，或味道甜美的，进食后则多数有益于人体，许多还可用以作为食物充饥饱腹。但是，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历史时期，经常会出现饥不择食的状况，难免误食一些有毒甚至剧毒的植物，以致出现腹泻、呕吐、昏迷，甚至死亡等中毒现象。如误食大黄引起腹泻，食瓜蒂引起呕吐。当然也可能因偶然食用某些植物（如生姜）后原来患病的人体使原来的症状（如呕吐、发热等）得到缓解甚至消除。经过无数次的反复试验，口尝身受，人类有意识地学会了认识身边的一些植物，能分辨一些植物的形态，了解到哪些植物美味可口，哪些苦涩难咽，哪些植物有毒，哪些植物没毒，哪些植物可以适量食用，哪些植物可以治疗哪些疾病。这样，人类就逐步积累了对植物药的认识。

  另一方面，人类很早就了解到绝大多数的动物的肉类可以食用，也相应地发现了动物的脂肪、血液、内脏及骨骼、甲壳等常常不仅具有食用价值，有时还具有某些特殊的治疗作用，从而积累了一些动物药知识。而随着对矿物的认识不断加深，也逐渐掌握了某些矿物的性能，从而发现一些矿物的治疗作用，积累了矿物药的一些知识。

在狩猎及寻找食物的过程中，人类与野兽搏斗，或者在部族之间发生争斗，外伤是很常见的。起初，人们可能只是随意用唾液、树叶、草茎、泥灰涂敷在伤口上，久而久之则发现，一些植物可以止痛，一些植物可以止血，一些植物可以加速骨折的愈合等等。梁代陶弘景《本草经集注》指出人类对药物的认识的生活来源：“或田舍试验之法，殊域异识之术。如藕皮散血，起自庖人。牵牛逐水，近出野老。饼店蒜齑，乃下蛇之药。路边地松，为金疮所秘。此盖天地间物，莫不为天地间用，触遇则会，非其主对矣。”

  随着用药经验的日渐丰富，入药的动植物及矿物质品种越来越多，先人们逐渐总结了一些药物的共同规律，比如：虎为兽中之王，虎骨最强健，可以补骨；但虎骨太难获取，当需要用虎骨而不可得的时候，可以用豹骨、猴骨、猪骨、狗骨、猫骨等替代，但后者筋骨不如老虎强壮有力，所以药力不如虎骨。

  应该认识到，先人们在对中药作用和作用规律的认识是十分艰难的过程，但决不是被动的接受经验教训的过程，而是一个甘冒风险、主动获取知识的过程。从我国流传甚广的许多民间传说可见一斑。

  最早记载中国祖先尝百草故事的，是西汉淮南王刘安编撰的《淮南子·修务训》，其中记载了上古神农教民播种五谷、防治疾病的传说故事：

  “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臝蠛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绕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

后来晋代皇甫谧《帝王世纪》记载：“伏羲氏……乃尝味百药而制九针，以拯夭枉焉”，“（黄）帝使岐伯尝味草木，典主医药，经方、本草、素问之书咸出焉”。“炎帝神农氏……尝味草木，宣药疗疾，救夭伤之命，百姓日用而不知；著《本草》四卷。”《史记·帝王世纪》也记载：“（黄）帝使（岐）伯尝味草药，典主医药经方，《本草》《素问》之书咸出焉。”《通鉴外记》记载：“民有疾病，未知药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尝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遂作方书，以疗民疾，而医道立矣。”尝百草的不只神农，前有伏羲，后有岐伯。

神农是什么人?有人说是他是一位上古贤君。唐人司马贞称：“炎帝神农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娲氏之女，为少典妃，感神龙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因以为姓，火德王，故曰炎帝。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用以教万人，始教耕，故号神农氏。于是作蜡祭，以赭鞭鞭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又作五弦之瑟，教人日中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遂重八卦为六十四爻。初都陈，后居曲阜。立一百二十年崩，葬长沙。”《稽古录》、《竹书纪年前编》也有相似记载。

也有的记载显示神农为氏族领袖名号。这个氏族名号正如我们今天的姓氏一样，是世代相承的。《帝王世纪》谓炎帝神农氏“凡八世”，《吕氏春秋》谓“神农十七世有天下”，《尸子》称“神农氏七十世有天下”。这种说法比较合乎常理。古代官位也好，职业也好，多数是父子相承，世代相袭，这在当时生产力极其低下，人类寿命非常短暂的社会，有利于知识和经验的传承。正如前述《尚书·尧典》记载的尧帝任命羲氏家族的羲仲、羲叔以及和氏家族的和仲、和叔，分别驻守东南西北四方，负责观测日月星辰的运行和飞禽走兽的活动等，以制订历法一样，对天象的观测和对物候的观察，不可能是由一代人就可以完成的，它们一定是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四个家族世世代代辛勤劳动、分工合作的结果。

  可以推测，在远古的史前时代，负责治病疗疾的人（或家族）应当承担了寻找、辨认药物、了解药物功用的职责，他们无疑表现出极大的智慧和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也因此得到了人民的拥戴、崇敬。

在以上的传说中，伏羲、神农、岐伯等完全是为了拯救万民而主动尝试、研究药物的不畏牺牲的光辉先民形象。纵观中国医学史，历代杰出的医药学家，多数有亲自尝药的经验。明代李时珍为验证药性，亲尝药物，几度遇险，就是中国杰出医家主动探索药物性质和功用的典范。这些家喻户晓的故事，真实、生动地反映了中华民族在与疾病作斗争中发现药物、逐步积累经验的艰苦历程。

    神农尝百草的故事世代相传，但很少有人进一步追问：

    1）“尝百草”的为什么是“神农”，而不是普通老百姓？

古人有训，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众所周知，“百草”中有许多是“毒草”，在医学尚不发达的时代，稍有不慎就有中毒甚至身亡的可能。所以尝药过程中，避免中毒也就成为重中之重。在尝某一具体药物前，必须凭经验判断：它有毒吗？它可能具有哪些方面的作用？要达到这一点，没有深厚的中药理论知识，是不可能做得到的。贸然去“尝百草”，绝对是逞匹夫之勇，“尝百草”更需要的是睿智的眼光和高超的医学素养。

《论语》有一个后世流传甚广的故事：“康子馈药，拜而受之。曰：丘未达，不敢尝。”即便博学如孔夫子(前551～前479)，也不敢轻易服用别人赠送的药品，说明非专业的医药学者是绝对不敢轻易尝试自己不熟悉的药物的。陶弘景解释说：“季孙馈药，仲尼未达，知药之不可轻信也。”可以断定，要进行“尝百草”这样大胆的实践，前提就是积累大量的药物学知识，掌握中药基本理论，具有足够的中药应用经验。

另外，如果我们对一种药物已经了解得十分透彻，就没有必要再去“尝”了，因此“尝百草”具有明显的目的性：或是为了寻求新的药源，或是为了体验某种药物的某些作用，或者怀疑前人对某种药物的性味功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和描述，认为有必要进行修改和订正。所以，口尝的对象必定是知而不全的，如果对药物本身没有初步的了解，谁都不敢、也没有必要贸然尝试。历史上，尝百草的神农、伏羲、岐伯、李时珍……无一例外都具有很高的医学素养，普通老百姓恐怕是既没有胆量、也没有能力去尝百草的。这就是所谓的“艺高人胆大”。

  无论如何，“神农”必须对口尝之物有初步的了解，了解得越充分、越全面，越能最大限度的减少尝药者的风险，最大限度地保障自己的安全，最大限度的达到探索药物功效的预期目的。

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人类的嗅觉和味觉功能具备了初步鉴别食物“良毒”的作用。比如，一些植物的种子味甘，尤其是煮熟后还有清香，许多瓜果气味清香而味道甜美的，多数可以用作食物充饥饱腹；新鲜的动物的肉类，也绝大多数可用作食物。如果某种植物的一部分可用作人类的食物，那么该植物的其它部分很可能也是无毒或低毒的。而人类不喜欢的、味觉和嗅觉排斥的物质，如气味腐臭难闻的，或味道苦涩麻口的，进食后则很可能产生不好的后果。

中国古人很早就认识到，人同大千世界的飞禽走兽、飞鸟虫鱼一样，都是禀天地之气而生的，所以人与自然界的生物尤其是动物具有相似的共性。所以，如果发现一条小溪中没有一条小鱼生长，而这条小溪与其它小溪交汇后，交汇处出现鱼苗死亡的现象，那么溪水对鱼就是有毒的，对人也很可能是有毒的。如果进一步追溯源头，进而可能发现有毒的植物或矿物。同样，如果观察到一条蛇咬住一个比蛇大得多的动物后，大型动物在很短的时间内死亡，可想而知这是条毒蛇，对人也是有毒的。

同样，被其它多种动物作为食物的，对于人类也常常是低毒或无毒的。比如某种植物的叶片有大量被昆虫咬噬的痕迹，或者某种食草动物喜以某种植物的叶片为食，则说明这种植物的叶片对某些昆虫或食草动物是无毒的，那么对于人类来说也一般是无毒的。推而广之，如果某种动物吃了动物的某种脏器而安然无恙，则说明该动物的内脏也是低毒或无毒的。这同现代用小白鼠来作为实验动物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

古人很早就发现，楝木和香樟木很少受到昆虫的蛀蚀，甚至蚊虫都避而远之，因此可以推测楝树和樟木有杀虫辟秽的作用。中国古人很早就将楝叶煮水染织物，以避免织物霉变或虫蚀，所以《尔雅翼》有关于“可以练，故名楝”的记载。同时，如果观察到秋天川楝子挂在枝头久而不落，川楝的树皮从上向下输送养分，则由此推测川楝子得秋金之气最旺，川楝皮肃降之气最强，就不难理解了。同样，香樟木能杀虫辟秽，但如果放置年久，香气散失，则杀虫辟秽的功用会减弱，从而明白是香樟中的某种能释放香气的成分在起作用。后来，人们用蒸馏等方法分离出香樟中散发香气的成分，获取了樟脑，发现樟脑是杀虫辟秽的主要成分，这反过来映证了“芳香辟秽”的理论。

“尝”，口尝之义。中国有个成语，“浅尝辄止”。“尝”，绝不是大吃大喝，也不同于病患在服药治疗时囫囵而下，而是以细细品味为主。只有仔细感受药物的特有之气（辛香臭焦腐等）、独具之味（酸苦甘辛咸淡涩等），方能悟其所禀之功。所以，尝百草的过程，实际上是一项严密而细心的科学考察的过程，这一行为本身具有主动性和探索性，即根据中药的基本理论知识和对药物形态、生长环境、质地、气味等的综合分析，推测某种植物或动物可能具有某方面的疗效或作用，或发现新药物，认知新药，发现新用。“尝百草”这一行为，实际上是对药物的全方位严谨细致研究，须用心细细品味和思量。正如品茶，猛喝不能称之为品，只有凝神静气，观茶形，察茶色，闻茶味，品茶韵，方能会意出个中滋味。古人只有在少量尝药未能发现明显毒性的基础上，才会加大剂量尝药。

  总之，“神农尝百草”的故事说明，中华民族在寻找和探索天然药物的同时，自觉地运用了中医学理论来指导药物研究。“尝百草”这一行为具有明显的针对性和选择性，决不是“镐到篮里就是菜”，决不是乱尝一气。

  那么，中华民族的先人们在自觉运用中医学理论来指导药物研究，在寻找药源、发现药物的新用等方面，他们是运用怎样的思维模式来研究药物的呢？这与古人千万年来形成的具有特色的中国思维模式有关。

胙，古代祭祀时供神的肉。坟，《集韵》：“音笨，土沸起也。”

陈大舜.医易相通论[M].长沙市: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

高晓山.中药药性论[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2:11.

臝：短毛的兽类。蠛，音miè。蠛蠓即蠓（音méng）虫，昆虫名，体微细，比蚊子小，聚集起来像雨，群飞塞路。褐色或黑色，雌的吸人畜的血，能传染疾病。 

馈，赠送。丘，孔子自称。达，明白，这里指对药物的了解。

练：繁体字写为“練”，棉帛等织物的加工过程称为练。

仙田小神农 [小说作者]:

仙田小神农 [最新章节]: 第二百一十一章 真武大帝觉醒

仙田小神农 [小说简介]: 九天仙女、清纯校花、娇媚狐妖各色美女纷至杳来！获得神秘青铜器，游走于仙界与地球之间，从此开荒种田、混迹都市！开公司、建设农场牧场、开设度假胜地，建立无上势力一个普通的小山村，却牵动整个世界的神经，让各国元首争相来访各位书友要是觉得《仙田小神农》还不错的话请不要忘记向您QQ群和微博里的朋友推荐哦！仙田小神农最新章节,仙田小神农无弹窗,仙田小神农全文阅读.---------------------二月初二

黄茶按鲜叶老嫩芽叶大小分为黄芽茶、黄小茶和黄大茶三大类。黄芽茶原料细嫩、采摘单芽或一芽一叶加工而成，黄小茶采摘细嫩芽叶加工而成，黄大茶采摘一芽二、三叶甚至一芽四、五叶为原料制作而成。

黄芽茶主要采自清明前后的一芽一叶，精细度高，外形茁壮挺直，银毫满披，色泽金黄，光亮，汤色杏黄明亮，滋味甘醇爽口，有“金镶玉”之美称。
黄芽茶主要包括有：湖南岳阳的君山银针、四川雅安的蒙顶黄芽、安微的霍山黄芽等。
黄小芽在四月中下旬采摘，为较大一些的一芽二，三叶，加工而成，黄小芽外形微卷，色泽黄亮油润，白毫显露，汤色橙黄，明亮滋味醇厚鲜爽。
黄小茶主要的包括：湖南宁乡的沩山毛、湖北远安的远安鹿苑、浙江温州的平阳黄汤等。
黄大茶采摘一芽四，五叶，一般长度在10-13厘米，黄大茶的大枝大叶的外形，在我国诸多的茶类中确实少见，成为消费者判定黄大茶品质好坏的标准，前些年一些地区也仿制黄大茶，但因外形缺少大枝大叶，故“鱼目混珠”。
黄大茶的外形梗壮叶肥，叶片成条，梗叶相连形似鱼钩，梗叶金黄显褐，色泽油润，汤色深黄显褐，滋味浓厚醇和，具有高嫩的焦香。
黄大茶主要的包括有：安微皖西的金寨黄大茶、安微霍山的霍山黄大茶、广东湛江等地的广东大叶青、贵州海马宫茶等。
黄茶适合在夏秋两季饮用，夏季气候酷热，脾胃的消化功能相对较弱，饮用黄茶能起到很好的助消化，清暑生津的功效。秋季气候干燥，是咽喉疾病的高发季节，常饮黄茶，能生津润喉。

黄芽茶之极品，其成品茶，外形茁壮挺直，重实匀齐，银毫披露，芽身金黄光亮，内质毫香鲜嫩，被誉为“金镶玉”。汤色杏黄明净，滋味甘醇鲜爽，香气清雅。若以玻璃杯冲泡，可见芽尖冲上水面，悬空竖立，下沉时如雪花下坠，沉入杯底，状似鲜笋出土，又如刀剑林立。再冲泡再竖起，能够三起三落。在国际和国内市场上都久负盛名，身价千金。
君山银针的特点：茶形紧实挺直、芽身金黄.色泽润亮、香气高、汤色杏黄清澈、茶味爽甜醇厚、叶底嫩黄明亮。
亦属黄芽茶的珍品。产于安徽省大别山区的霍山县，霍山茶的生产历史悠久，霍山古属寿州，从唐代起即有生产其所产黄芽既为名茶极品，明清时更被列为宫廷贡品。对此《唐国史补》.《群芳谱》等均有记载。霍山黄芽要求鲜叶细嫩新鲜，一般当天采芽当天制作，分杀青。初烘.摊放.复烘.足烘五道工序，在摊放和复烘后，使其会潮变黄。
霍山黄芽的特点：茶形细嫩多亮，形如雀尖，茶色嫩黄，香气栗香，汤色黄绿清明，茶味醇厚有回甘，叶底黄亮嫩匀厚实。
产于四川省名山县蒙山。蒙山产茶的历史十分悠久，蒙顶茶自唐至明清，都是有名的贡茶。乃有不少茶馆.茶庄悬挂“扬子江中水，蒙顶山上茶”的对联，可见蒙顶茶影响之深远。每年春分时节开始采制蒙顶黄茶，选择肥壮的芽头一芽一叶初展，经杀青.处包.复炒等八道工序制成。
蒙顶黄芽的特点：茶形扁直，芽毫毕露，茶色色泽微黄，甜香浓郁，汤色黄亮，叶底嫩黄匀亮。 
远安县古属峡州，唐代陆羽《茶经》中就有远安产茶这记载。据县志远载，鹿苑茶起初（公元1225）年为鹿苑增寺侧载值，产量甚微，当地村民见茶香味浓，便争于相引种，遂扩大到山前屋后种植，从而得以发展。现已在鹿苑一带创制出一种黄茶类的鹿苑毛尖。

为广东的特产。制法是先萎凋后杀青，再揉捻闷堆。这与其它黄茶不同。产品品质具有黄茶的一般特点。所以也归属共同茶类。其产地为广东省韶关、肇庆、湛江等县市。广东大叶青的品质特点是，外形条索肥壮、紧结、重实，老嫩均匀，叶张完整，显毫，色泽青润显黄，香气纯正，滋味浓醇回甘，汤色橙黄明亮，叶底淡黄。产品分1-5级。
产于贵州省大方县的老鹰岩脚下的海马宫乡。海马宫茶采于当地中，小群体品种，具有茸毛，持嫩性强的特性。谷雨前后开采。采摘标准；一级茶为一芽一叶初展；二级茶为一芽二叶，三级茶为一芽三叶。海马宫茶属黄茶类名茶。具有条索紧结卷曲，茸毛显露，青高味醇，回味甘甜，汤色黄绿明亮，叶底嫩黄匀整明亮的特点。
山西的路丁茶，是以早期的治疗高血压而闻名，与传统黄茶不同，是以碎,卫生的包装为主。后演变为的高档黄茶,汤色金黄,口感独特,且容易保存,越陈越香醇.路丁茶实为各种天然中草药提取物，天然本草提取物 萃取植物精华。路丁茶让每一个中国人健健康康。《神农本草经》、《唐本草》、《神农本草》都有记录路丁茶的作用。

暖莘茶对产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在原有工艺上，每个环节有提出了更高的标准，有些行业工序，这里要经过两次以上的筛选或检核以确保在高品质的标准上，在二次以上提高，因此暖莘茶品质是比较值得肯定的。

旷达斋 录 原创作者：余悦

中国国际茶文化创始会长王家扬先生关于《大美中国茶》"图说"系列的序言推送后，引起了读者对这套丛书的极大兴趣。现征得丛书主编余悦研究员同意，特转发《图说中国茶》一书。该书出版于2014年，却写作完成在10多年前。今天推送的是该书第一章第二节："唐代：茶文化的定型"。这节用简洁的文字，介绍了唐代茶文化的盛况与特点，阐述了为什么把这个时期称为"茶文化的定型"时代。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前行的轨迹，茶文化也有其嬗变的历程，诸如酝酿期、萌芽期等。而茶文化的定型，则在中国文化呈现万气象的唐代。

唐开元年间，由唐玄宗作序而颁行的《开元文字音义》正式确定了“茶”字。唐代茶叶及茶文化的兴起，和整个唐代经济、文化昌盛是紧密相关的，当然也离不开茶事的普及、茶艺的提高、茶学的繁荣等这几个前提条件。

茶事兴盛的客观条件，是茶叶种植业的扩大发展。唐代茶树的人工栽培种植技术得到普遍的推广，茶叶的加工技术也有较大发展。从陆羽《茶经》和唐代其他文献记载来看，当时，全国种植茶树的地方为八大茶区，遍及43个州郡，即今天的四川、陕西、湖北、云南、广西、贵州、湖南、广东、福建、江西、浙江、江苏、安徽、河南等14个省区，几乎相当于我国近代产茶地区。茶叶种植面积的扩大，产量也随之大幅提高，据陈椽《茶业通史》估算，德宗贞元九年(公元793年)全国产茶200万担，人均达3.64斤，创历史最高水平。

同时，制茶工艺有了突破，发明了蒸青绿茶，而且规定了严格的制茶工序，如“采、蒸、捣、拍、焙、穿、封”等。唐时，随着制茶工艺的提高，出现了许多色香味俱佳的名茶，诸如剑南蒙顶山茶、东川的神泉小团、峡州的碧涧明月等，甚至出现了贡品湖州紫笋茶和常州阳羡茶。

茶叶产量的巨增，茶叶制作的突破，也和当时饮茶习俗的普遍化有关，茶不再单纯作为药品、祭品的形式出现，也不再是贵族士大夫所特有的享受品，此时饮茶已蔚然成风，出现了“比屋之饮”的局面。封演《封氏闻见证》写得更详细：“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煮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雾日尽夜，殆成风俗。始于中地，流于塞外。”由此可见，唐代饮茶已经普及全国南北各地，成为具有文化意味的嗜好。

随着饮茶风尚的日益传播，饮茶的方法也有较大的改进，开始注意茶叶的质量，讲究水的选择，同时对烹煮方法和烹煮环境也越来越讲究。

比如：唐人已开始追求茶的形、色、香、味，按陆羽《茶经》中对八大茶区的评定，天下茶分上、中、下三等;而且根据土质、气候、生长条件的优劣，明确指出“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者生黄土”;还具体到“野者上、园者次。阳崖阴林。紫者上、绿者次;笋者上，牙者次;叶卷上，叶舒次”。

水的讲究主要在清、洁、轻、甘、冽这几个方面，《茶经》中就界定“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和陆羽生活时代稍后的张又新著有《煎茶水记》，列有天下二十名水的次第。虽然后来有人对这二十次序有所质疑，认为与陆羽《茶经》观点不符，但无论如何，《煎茶水记》打开了人们的视野，加深了对茶艺中水的作用的认识。

唐以前，茶具与食具是混用的，即使有饮用的器具也不甚讲究，形制并不统一，是陆羽创造性地提出了“香茶配佳器”的要义。他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发明、制作和规范茶具为“二十四器”，包括煮茶、饮茶、炙茶、贮茶等用具及其附件，还详细介绍了每件器具的作用，以及用材、尺寸、式样等。《茶经》中所记述的专门茶具，是中国茶具发展史上最早、最完整的记录，也是对全国茶具的一次统一，还是对茶具的一次划时代的提高和发展。

唐代茶文化从形成到定型，还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特征：

一是唐诗中出现了一批脍灸人口的茶诗。唐代饮茶之风的兴盛，也进入了文人雅士的生活，反映到文学上，就是茶诗的大量出现。像陆羽、皎然、皇甫皇、颜真卿、皇甫冉、刘长卿、钱起、卢纶等著名茶人，都写下了咏茶诗篇。就是当时许多彪炳诗坛的大家，如李白、杜甫、刘禹锡、白居易、杜牧、温庭筠、皮日休等，也留下不少茶诗佳构。

《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其中有“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诗中通过饮茶七碗茶不同的感受，把茶提神醒脑，激发文思，净化灵魂，与天地宇宙交融、凝聚万象的功能描绘得淋漓尽致。

大诗人白居易也把茶引为知己，作过五十多首咏茶诗。他的人生追求在茶诗中也得以体现：“雾通行止长相伴”，无论雾通行止，皆以琴茶相伴;“尽日一餐茶两碗，更无所要到明朝”，这才是闲居生活的境界。茶为诗助兴，诗为茶扬名，成为唐代茶文化的一大奇观。

二是出现了文化属性不同的饮茶圈，大致分为文人、僧侣、大众以及宫廷这四个圈子。文人茶文化圈的主体，是活跃在文坛的诗人和文学家，包括画家、书法家、音乐家等，茶能形成一种文化，能成为众人喜爱的饮品，饮茶习俗的流行，这些文人士大夫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僧侣茶文化圈的主体是生活在寺庙中的僧人。

唐代饮茶风气的盛行，与寺院的倡导与践行是分不开的。僧人吃斋念佛、青灯苦修，饮茶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体悟佛性的“方便法厅”。大众茶文化圈的主体是平民百姓，贩夫走卒等。流汗出力，粗茶淡饭，融进了他们的生命。正是大众率真、率性的表露，使茶文化有了坚实的基石和活力的朴素。

宫廷茶文化圈的构成是帝王将相、皇亲国戚，以及围绕在他们周边的达官贵人。在他们追求茶的高贵、器的价高、水的名珍、品的华彩的作用下，茶文化既走向精致、精彩、精当，又以其过度的表现成为穷奢极欲的祸害，以至进贡茶的朝廷命官袁高也发出了“茫茫沧海间，丹愤何由申”的慨叹。

谈及唐代茶文化，作为定型期的标志之一，就是出现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物陆羽，以及他所著的中国茶学的开山之作，也是世界上第一本茶书的《茶经》。因为只有这时，中国茶文化的基本架构并借助文字的载体向更广阔的空间和更久远的时间传播。

陆羽(公元733—804年)，唐代复州竟陵(今湖北天门)人，字鸿渐，自称桑苎翁，又号竟陵子。时隔一千多年后的今天，有关他的身世早已湮没难辨，留给我们的只有极少数的史料。但是，对陆羽为茶学所作的巨大贡献，人们一直给予很高的评价。我国历史上的茶人，无论文人、释道，达官显贵、甚至帝王，无不知陆羽之名，民间也尊称他为“茶神”、“茶圣”、“茶仙”。

而《茶经》自问世以来，在唐代即为人注目，《封氏闻见记》中有“楚人陆鸿渐为<茶论>……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的记录;北宋诗人梅尧臣诗中也有“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新茶”的句子;宋代陈师道在《茶经》序中说：“夫茶之著书，自羽始，其用于世，亦自羽始，羽诚有功于茶者也!”国外学者也有这方面的评述，英国人威廉·乌克斯在《茶叶全书》中说：“中国学者陆羽著述第一部完全关于茶叶的书籍，于是在当时中国农家以及世界有关者，俱受其惠……故无人能否认陆羽的崇高地位。”

时至今日，《茶经》仍然是一本流传最广、影响最大、茶人最爱的茶书。除中文本外，《茶经》还有英文、日文、韩文等多种译本，受到世界的欢迎。

《茶经》成书的时间，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比较普遍的意见是：为避“安史之乱”，唐至德元年(公元756年)，时年24岁的陆羽背景离乡，流落江南，最后定居浙江湖洲。他研究茶事，积十年心得，于上元二年(公元761年)至宝应元年(公元762年)撰写《茶经》初稿，后补充修订，于唐化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刻印问世。分3卷10节，约7000余字。

第一卷：一之源，讲茶的起源、茶的性状、名称和品质;二之具，谈采茶、制茶的用具;三之造，谈茶叶的种类和采制方法。卷中：四之器，介绍煮茶、饮茶的器具;卷下：五之煮，讲煮茶的方法、各地水质的品第;六之饮，介绍饮茶风俗和饮茶方法;七之事，汇录唐前历代文献有关茶的故事和药效;八之出，介绍全国名茶产地和茶叶品质高低;九之略，论述在特殊环境下可以省略一些制茶工具和饮茶器具;十之图，提出把《茶经》所述的内容抄在素绢上张挂起来，以便日常学习记用。

《茶经》虽然文字不多，内容却广泛而精当，对生产和饮茶风气都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虽然一千多年来，茶叶生产和茶文化状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陆羽《茶经》作为世界上第一部最完备的综合性茶学著作，成为历代和当今必读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