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先生的散文《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条分缕析、井然有序地回顾了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时的创作教学、文物研究和生活情况。
文章以纪实说明为主，兼具议论抒情，塑造了沈从文先生勤恳严谨、热心无私、低调谦和、颇具情趣的人物形象。
尤其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是，文中所描述的沈从文先生关于创作教学的理论和做法，为初学写作者指明了一条写作之路，实在值得我们好好深思与借鉴啊。
闲话少叙，且来鉴赏这篇文章。
《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开篇即言“沈先生在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其中“各体文习作是中文系二年级必修课，其余两门是选修”。
这段文字既回扣了题目，也交代了沈先生的职业类别（是个“教语文的”）。
随之，作者承上综述道“西南联大的课程分必修与选修两种”。
接着，又详细介绍了“中文系的语言学概论、文字学概论、文学史（分段）……是必修课”。
而“诗经、楚辞、庄子、昭明文选、唐诗、宋诗、词选、散曲、杂剧与传奇……”，“大都是任凭学生自选”，至于“选什么，选哪位教授的课都成”，也是学生自己说了算。
这就展示了“西南联大”那宽松民主的教学环境，既给了学生以自主，也给了老师以相当的压力。
是啊，有人上课济济一堂，座无虚席，有人上课则“门前冷落鞍马稀”，扔块石头都打不着人，这就让贤者很尊贵，让庸者很落魄，想想都不寒而栗啊。
“西南联大”在中国教育史甚至世界教育史上，光芒万丈，力透千古，群星闪烁，人才辈出，堪称璀璨的明珠，估计这是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吧。
然而，宽松归宽松，尺度还是有的，那就是“要凑够一定的学分（这叫“学分制”）”，如果说“一学期我只选两门课，那不行”，正如汪先生所言“自由，也不能自由到这种地步”。
这就展示了“西南联大”那既自由民主、也宽严有度的体制。
且说沈从文先生开了三门课，而汪曾祺先生“都选了”，这就展示了他对沈先生的敬仰崇拜，也从侧面映衬了沈从文先生之家学深厚，学问非凡；另外，估计也不乏其人品的感召力和二人的师生情谊吧。
随后，作者提出了“创作能不能教”这个“世界性的争论问题”。
既然是争论，那当然就有两种意见，一种是能教，一种是不能教。
第一，“很多人认为创作不能教”。
作者举例道“我们当时的系主任罗常培先生就说过：大学是不培养作家的，作家是社会培养的”，对此，作者直抒胸臆道“这话有道理”。
接着，又举例说“沈先生自己就没有上过什么大学”，而“他教的学生后来成为作家的，也极少”。
这就有理有据地证明了“创作不能教”这一观点。
第二，作者文笔转而言道，“但是也不是绝对不能教”，因为“沈先生的学生现在能算是作家的，也还有那么几个”。
于是，作者进一步阐释道“问题是由什么样的人来教，用什么方法教”，这就深入探索了创作教学这一问题。
正如作者所言“现在的大学里很少开创作课的，原因是找不到合适的人来教”，这就回答了第一个问题；又言“偶尔有大学开这门课的，收效甚微，原因是教得不甚得法”，这就回答了第二个问题。
对此，作者旗帜鲜明，赫然言道“教创作靠‘讲’不成”。
接着，他列举了“在课堂上讲鲁迅先生所讥笑的‘小说作法’之类，讲如何作人物肖像，如何描写环境，如何结构，结构有几种——攒珠式的、桔瓣式的……”，作者对此断然否定，直抒胸臆道“那是要误人子弟的”。
既然“创作靠‘讲’不成”，那应该怎么做呢。
作者随之立起了自己的观点，“教创作主要是让学生自己‘写’”。
接着又举例佐证道“沈先生把他的课叫做’习作’、‘实习’”，就“很能说明问题”。
另外，即使“要讲，那‘讲’要在‘写’之后”，要“就学生的作业，讲他的得失”，如果“教授先讲一套，放学生照猫画虎，那是行不通的”。
这就使用对比手法，既肯定了沈先生的做法，也表明了汪曾祺先生的独到见解，这应该是他们师生二人对创作教学的贡献吧。
那么，沈从文先生是如何进行创作教学的呢？
作者回顾了沈先生的系列做法，可为创作教学之借鉴与警示也。
①．作者首先说“沈先生是不赞成命题作文的，学生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是的，这就是“吾手写吾口”，这就给了学生的写作以极大的自主权。
由此可见，我们今天所提倡的“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沈从文先生早在“西南联大”时期，就已经这么做了，可谓先驱者也。
沈从文先生“有时在课堂上也出两个题目”，只是“出的题目都非常具体”。
作者虚笔回顾道“我记得他曾给我的上一班同学出过一个题目：‘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题目如此具体，于是就“有几个同学就这个题目写了相当不错的散文，都发表了”，收效如此显著，就表明了沈先生的做法是对的。
接着，又虚笔回顾道“他给比我低一班的同学曾出过一个题目：‘记一间屋子里的空气’”，表明他出的题目也非常具体。
那么，“沈先生为什么出这样的题目”呢，因为“他认为：先得学会车零件，然后才能学组装”，这就以比喻手法阐释了这一问题。
对此，作者直抒胸臆，顺势肯定了沈先生的做法“我觉得先作一些这样的片段的习作，是有好处的，这可以锻炼基本功”。
随后，作者又批评了一种写作现象，“现在有些青年文学爱好者，往往一上来就写大作品，篇幅很长，而功力不够，原因就在零件车得少了”。
这就让意气干云、好高骛远者与脚踏实地、具体本分者构成了鲜明对比，就从反面肯定并映衬了沈先生的做法。
②．作者评价沈先生的讲课“可以说是毫无系统”，这不是对他的否定，而恰恰是一种肯定，因为他的讲课，“大都是看了学生的作业，就这些作业讲一些问题”，这就表明他的讲课“是经过一番思考的”，“并不去翻阅很多参考书”，是不拘泥古板，不照本宣科的。
是的，尽管“沈先生读很多书，但从不引经据典”，他“从来不说阿里斯多德怎么说，福楼拜怎么说、托尔斯泰怎么说、高尔基怎么说”。
因为这些大师的东西毕竟是外来的，离学生实际很远，沈先生即使用，也要“凭自己的直觉说话”，这就贴近了学生，做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做到了“洋为中用”。
沈先生的讲课特点是“非常谦抑，非常自制”，“他不用手势，没有任何舞台道白式的腔调，没有一点哗众取宠的江湖气”，“他讲得很诚恳，甚至很天真”。
是啊，言辞温婉，玉韫珠藏，毫无炫耀，绝不张扬，从讲课上，就可洞见其谦抑低调的人品。
当然了，沈先生讲课也有硬伤，那就是“他的湘西口音很重，声音又低，有些学生听了一堂课，往往觉得不知道听了一些什么”。
这是个现实问题，“但是你要是真正听“懂”了他的话，——听“懂”了他的话里并未发挥罄尽的余意，你是会受益匪浅，而且会终生受用的”，因为“听沈先生的课，要像孔子的学生听孔子讲话一样：‘举一隅而三隅反’。”
这让我想起了海明威的“冰山理论”，他认为一部作品好比“一座冰山”,露出水面的是1/8,而有7/8是在水面之下,写作只需表现“水面上”的部分,要让读者自己去理解“水面下”的部分。
沈先生的讲课也像海明威的“冰山理论”，他所讲的就是“水面上”的部分,而“水面下”的部分，就得靠学生自己去会意领悟，去延伸解读，如果将那些“并未发挥罄尽的余意”领悟透彻，你就会“受益匪浅”，“终生受用”也。
③．沈先生如此才学非凡，但是他“讲课时所说的话我几乎全都忘了”，因为“我这人从来不记笔记”，这就展示了作者的满腹遗憾。
随后，作者虚笔插叙道“我们有一个同学把闻一多先生讲唐诗课的笔记记得极详细，现已整理出版，书名就叫《闻一多论唐诗》，很有学术价值”。
作者又调侃言道“就是不知道他把闻先生讲唐诗时的‘神气’记下来了没有”，这就让我想起了汪先生在《闻一多先生上课》里所描述的“闻先生点燃烟斗，打开笔记，开讲：‘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名士。’”
我似见汪曾祺先生那面色含笑、嫚语调谑的神情。
这段插叙文字，可谓“行于所当行”，就展示了其文笔之散也。
接着，作者又话接上文道“我如果把沈先生讲课时的精辟见解记下来，也可以成为一本《沈从文论创作》。可惜我不是这样的有心人”。
读文至此，我仿佛再次看到了作者那自怨自艾、懊悔莫及的神情。
④．尽管沈先生“讲课时所说的话我几乎全都忘了”，但是他“关于我的习作讲过的话”还“记得一点”，那就“是关于人物对话的”。
随之，作者虚笔追忆道“我写了一篇小说（内容早已忘记干净），有许多对话。我竭力把对话写得美一点，有诗意，有哲理”。
沈先生对此不以为然，委婉批评道“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
从此，我知道了“对话就是人物所说的普普通通的话，要尽量写得朴素。不要哲理，不要诗意。这样才真实”。
这些沈先生关于人物对话的教学，让作者受益匪浅。
⑤．关于人物刻画，沈先生认为“要贴到人物来写”，作者以为“这是小说学的精髓”。
随后，作者将“沈先生这句极其简略的话”翻解出下面几层意思。
第一，“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导的；其余部分都是派生的，次要的”。
第二，“环境描写、作者的主观抒情、议论，都只能附着于人物，不能和人物游离，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乐”，“作者的心要随时紧贴着人物”，“什么时候作者的心‘贴’不住人物，笔下就会浮、泛、飘、滑，花里胡哨，故弄玄虚，失去了诚意”。
第三，“作者的叙述语言要和人物相协调。写农民，叙述语言要接近农民；写市民，叙述语言要近似市民”，“小说要避免‘学生腔’”。
对此，作者直抒胸臆，肯定了“沈先生这些话是浸透了淳朴的现实主义精神的”。
这让我想起了《红楼梦》。
一部《红楼梦》，语言方面尤为典范，大观园女儿们有她们的语言，贾琏薛蟠们有他们的语言，贾政和他身边的秋风客们亦有他们的语言。
不仅人物语言符合人物身份，就连叙事语言和环境描写，就连他们屋子里的空气、氛围和装饰都符合人物身份，可谓合契之极也。
然而，纵观我们身边有些人的文章，他们借助词典，把语言涂抹得明媚靓丽，花枝招展，花里胡哨，顾影自怜，美如芭比娃娃，然而唯独缺少个性，而没有个性的语言，就没有生命力，就是矫饰虚假也。
⑥．沈先生教写作，不仅教理论，他“写的比说的多”。
作者说“他常常在学生的作业后面写很长的读后感，有时会比原作还长”。
又说“这些读后感有时评析本文得失，也有时从这篇习作说开去，谈及有关创作的问题，见解精到，文笔讲究”，这就展示了作者的赞赏之情，随后他又顺着“文笔讲究”一言，进一步评点道“一个作家应该不论写什么都写得讲究”，这就再次从侧面肯定了沈先生。
接着，作者漫含遗憾道“这些读后感也都没有保存下来，否则是会比《废邮存底》还有看头的。可惜”。
《废邮存底》者 ，是沈从文、萧乾编辑杂志和报纸副刊时写给作者、读者的短简，是二人的书信体文论集，由巴金编辑成集。
这就使用对比手法，展示了这些读后感的宝贵价值也。
⑦．随后，作者又说“沈先生教创作还有一种方法，我以为是行之有效的，学生写了一个作品，他除了写很长的读后感之外，还会介绍你看一些与你这个作品写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的作品”。
此言也，既介绍了沈先生的做法，也承上启下，领起了下文也。
于是，作者虚笔追忆道“记得我写过一篇不成熟的小说《灯下》，记一个店铺里上灯以后各色人的活动，无主要人物、主要情节，散散漫漫”，而“沈先生就介绍我看了几篇这样的作品，包括他自己写的《腐烂》”。
如此一来，“学生看看别人是怎样写的”，再看看“自己是怎样写的”，然后再进行“对比借鉴，是会有长进的”。
窃以为，这种创作教学法，绝对是行之有效的，值得我们借鉴。
然而，沈先生这种做法，就要求教学者们既要阅读面广阔，还要费心耗力，于是他“每次上课，走进教室里时总要夹着一大摞书”。
行文至此，作者总括言道“沈先生就是这样教创作的”。
因为汪曾祺先生不是创作教学者，所以他进一步说道“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更好的方法教创作”，最后又倡议道“我希望现在的大学里教创作的老师能用沈先生的方法试一试”。
沈先生不仅是一位创作教学者，还是一个慧眼识珠者、热心荐稿人。
对于“学生习作写得较好的”，他“就做主寄到相熟的报刊上发表”，“这对学生是很大的鼓励”，也是个很大的诱惑。
多年来，他“就干着给别人的作品找地方发表这种事”，“经他的手介绍出去的稿子，可以说是不计其数了”。
随后，作者漫含感激地说“我在一九四六年前写的作品，几乎全都是沈先生寄出去的”。
对此，作者算了一笔账说“他这辈子为别人寄稿子用去的邮费也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目了”，可见其轻财仗义，慷慨不吝也。
然而，“抗战时期，百物昂贵”，沈先生“为了防止超重太多，节省邮费”，不得不打点小算盘，邮寄稿件时，“他大都把原稿的纸边裁去，只剩下纸芯”。
是啊，这就是沈先生，既热心，又精细，既大处着眼，又小处着手也。
沈先生教书，为了让“学生省点事，不怕自己麻烦”。
例如，“他讲《中国小说史》，有些资料不易找到，他就自己抄”，“用夺金标毛笔，筷子头大的小行书抄在云南竹纸上”，“这种竹纸高一尺，长四尺，并不裁断，抄得了，卷成一卷。上课时分发给学生”。
于是，“他上创作课夹了一摞书，上小说史时就夹了好些纸卷”，此言也，就承接上文，既展示了沈先生热心热忱，又亲力亲为，躬自为之。
对此，作者肯定道“沈先生做事，都是这样，一切自己动手，细心耐烦”。
对此，沈先生的自我评价是“这种方式是‘手工业方式’”，作者也综合肯定了“他写了那么多作品，后来又写了很多大部头关于文物的著作，都是用这种手工业方式搞出来的”。
这里的“文物的著作”者，就遥呼了下文沈先生“搞文物研究”一节文字。
接着，作者又对比言道“沈先生对学生的影响，课外比课堂上要大得多”，此言也，就起了承上启下之用也。
当时，“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空袭”，沈先生“全家移住到呈贡桃园”，只有每星期上课时，才“进城住两天”。
于是，只要“他一进城，宿舍里几乎从早到晚都有客人”，那些“客人多半是同事和学生”，“客人来，大都是来借书，求字，看沈先生收到的宝贝，谈天”，这就展示了沈先生不仅好客，且极具人格魅力也。
随后，文章描述了沈先生和他的书。
“沈先生有很多书”，但他不做“藏书家”，他很热心，因为“他的书，除了自己看，是借给人看的”。
联大文学院的很多同学都有沈先生的书，至于“谁借了什么书，什么时候借的，沈先生是从来不记得的”，这就展示了他的无私。
接着，作者又描述了到联大“复员”时，有些同学还带着沈先生的书，于是，这些书就随之漂流到四面八方了，这里就使用拟人和比拟手法也。
特别是，沈先生不仅书多，而且很杂，“除了一般的四部书、中国现代文学、外国文学的译本，社会学、人类学、黑格尔的《小逻辑》、弗洛伊德、亨利·詹姆斯、道教史、陶瓷史、《髹饰录》、《糖霜谱》……”，真可谓“兼收并蓄，五花八门”，而“这些书，沈先生大都认真读过”，于是，“沈先生称自己的学问为‘杂知识’”。
对此，作者亦直抒胸臆，冷静中肯地评价道“一个作家读书，是应该杂一点的”。
为了增强文章的趣味性，作者描述了他读这些书时所见到的一些小细节。
他首先综合描述了“沈先生读过的书，往往在书后写两行题记”，接着又具体描述了“有的是记一个日期，那天天气如何，也有时发一点感慨”，而“有一本书的后面写道：‘某月某日，见一大胖女人从桥上过，心中十分难过。’”
这就触动了作者的好奇心，他说“这两句话我一直记得，可是一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大胖女人为什么使沈先生十分难过呢”。
这里使用了留白手法，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空间也。
看来，作者是真正认真读了沈先生的好多书啊。
沈先生是一个观念正统之人，他爱读书，爱工作，但是“对打扑克简直是痛恨”，“他认为这样地消耗时间，是不可原谅的”。
作者举例道“他曾随几位作家到井冈山住了几天”，而“这几位作家成天在宾馆里打扑克”，于是，“沈先生说起来就很气愤”。
作者随后虚笔追述道“沈先生小小年纪就学会掷骰子，各种赌术他也都明白，但他后来不玩这些”了，估计他弄明白了这些游戏既耗费时间，也不健康，易使人堕落，于是他就戒了。
那么，“沈先生的娱乐”呢，作者说他“除了看看电影，就是写字”。
对此，作者异常内行地描述道“他写章草，笔稍偃侧，起笔不用隶法，收笔稍尖，自成一格”，“他喜欢写窄长的直幅，纸长四尺，阔只三寸”。
这就既展示了沈先生的书法素质，也展示了作者的书法鉴赏素质。
如此的行家里手，但是沈先生“写字不择纸笔，常用糊窗的高丽纸”，且自谦自抑道“我的字值三分钱”，这就展示了其为人之低调处世也。
不仅如此，“从前要求他写字的，他几乎有求必应”，可谓神恬意静，蔼然可亲，绝不自高自大，自负自恋，头脑膨胀，志得意满。
只是，“近年有病，不能握管，沈先生的字变得很珍贵了”。
所谓物以稀为贵也，这里也漫含了人生哲理。
接着，作者又说“沈先生后来不写小说，搞文物研究了”，此言也，就承上启下，领起了下文。
对于沈先生之“搞文物研究”，“国外、国内，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其实“熟悉沈先生的历史的人，觉得并不奇怪”。
因为“沈先生年轻时就对文物有极其浓厚的兴趣”，尤其是，“他对陶瓷的研究甚深，后来又对丝绸、刺绣、木雕、漆器……都有广博的知识”，随后由面及点地进一步介绍了“沈先生研究的文物基本上是手工艺制品”。
不仅如此，作者认为“他从这些工艺品看到的是劳动者的创造性”，“他为这些优美的造型、不可思议的色彩、神奇精巧的技艺发出的惊叹，是对人的惊叹”，“他热爱的不是物，而是人，他对一件工艺品的孩子气的天真激情，使人感动”。
这就决定了沈先生的考古研究不简单古板，干巴枯燥，憔悴木讷，而是由物及人，是充满了鲜活灵动、洋溢着温煦之气、漫含着精气神的人学。
于是，作者“曾戏称他搞的文物研究是‘抒情考古学’”，这就了展示了作者的欣赏之情，也起了映衬之用也。
不仅如此，作者还在沈先生八十岁生日时，为他写过一首诗，中有一联道“玩物从来非丧志，著书老去为抒情”，其中“玩物”者，乃是指他所从事的文物研究，而“著书”者，则泛指其创作与教学，这就综合肯定了其人生业绩也。
最后，作者又一次由面及点地列举了沈先生所搞的两种“文物研究”。
第一，“他有一阵在昆明收集了很多耿马漆盒”。
第二，他弄到很多土家族的桃花布，摆得一屋子，这些挑花图案天真稚气而秀雅生动，确实很美，来看的人很多，于是，沈先生很快乐。
作者又言“沈先生不长于讲课，而善于谈天”，此言也，就再次起了承上启下、领起下文之用也。
随后，作者概述了他“谈天的范围很广”，而“风景和人物”是“谈得较多的”。
①．“他几次谈及玉龙雪山的杜鹃花有多大，某处高山绝顶上有一户人家，——就是这样一户”，其中“玉龙雪山的杜鹃花有多大”是风景，而“某处高山绝顶上有一户人家”就是人物，那么，为什么这里只有一户人家呢，这就使用了留白手法，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空间也。
②．“他谈某一位老先生养了二十只猫”，哦，养二十只猫，是为情趣呢，还是寂寞，家里会是怎样一番景象呢，这就留下了想象空间也。
③．他“谈一位研究东方哲学的先生跑警报时带了一只小皮箱，皮箱里没有金银财宝，装的是一个聪明女人写给他的信”，这些信对于这位先生无疑是重要的，那么信是什么内容呢，这就再次留下了想象空间也。
④．作者又描述了“徐志摩上课时带了一个很大的烟台苹果，一边吃，一边讲”，还赞美道“中国东西并不都比外国的差，烟台苹果就很好”，这就使用了示现手法，展示了徐志摩边吃边讲课的情景，给人以如闻如见之感也。
⑤．他还“谈梁思成在一座塔上测绘内部结构，差一点从塔上掉下去”，展示了其敬业之心。
⑥．他还“谈林徽因发着高烧，还躺在客厅里和客人谈文艺”，展示了其高雅情趣。
⑦．而“他谈得最多的大概是金岳霖”，并列举了金先生的两件趣事。
第一，“金先生终生未娶，长期独身。他养了一只大斗鸡。这鸡能把脖子伸到桌上来，和金先生一起吃饭”，与鸡为伴，人鸡同食，实为鲜见，可谓真性情也。
第二，“他到处搜罗大石榴、大梨。买到大的，就拿去和同事的孩子的比，比输了，就把大梨、大石榴送给小朋友，他再去买”。
无拘无束，无忧无虑，率性由情，天真未凿，这就展示了金先生充满了童趣和情趣也。
行文至此，作者综述了“沈先生谈及的这些人有共同特点”，那就是“一是都对工作、对学问热爱到了痴迷的程度；二是为人天真到像一个孩子，对生活充满兴趣，不管在什么环境下永远不消沉沮丧，无机心、少俗虑”，这就使用了直抒胸臆手法也。
这一节文字中，作者描述了好多趣人趣事，就以“这些人的气质”正衬了“沈先生的气质”，《战国策》有言“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信夫。
接着，作者又引用了陶渊明《移居》的诗句“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此言也，意思是说，听说南村这个地方有很多心地质朴的人，诗人很乐意天天同他们相处在一起，这就再次使用了以人衬人的映衬手法也。
最后，作者说“沈先生谈及熟朋友时总是很有感情的”，遂总括了上文，结束了这一节文字。
另外，从结构来看，这里使用了总分总的方式也。
在文林街文林堂旁边的金鸡巷，住着几个联大同学，“沈先生常来坐坐。有时还把他的朋友也拉来和大家谈谈”，老舍先生就曾来谈过“小说和戏剧”。
金岳霖先生也来过，谈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
行文至此，作者插叙道，尽管“金先生是搞哲学的，主要是搞逻辑的”，“但是读很多小说，从普鲁斯特到《江湖奇侠传》”，这就涵盖了从严肃文学到武侠小说，展示了其阅读面之广袤也。
“不料金先生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而“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
金先生之举说明了什么，是不做作，不雕琢，是一尘不染，澄然以清，是不声嘶力竭，不附庸风雅，不逢场作戏，不故作学问高深状也。
随后，作者又描述了一个情趣横生的场景。
金先生“谈到兴浓处，忽然停下来”，说“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遂“把右手从后脖领伸进去，捉出了一只跳蚤，甚为得意”。
是的，真潇洒不是装出来的，是雅得那么俗，又俗得那么雅，是拿得起，放得下，自得其乐，毫不掩饰也。
金先生年及不惑，尚怀童真，这就是真性情，这里就以细节描写刻画了金先生“是真名士自风流”也。
这一段文字，借沈先生而导入了老舍先生和金先生，貌似文笔之散，实则借此二人映衬了沈先生，亦是以人衬人也。
尽管沈先生在事业上很严谨，但“在生活上极不讲究”。
作者虚笔追忆道“他进城没有正经吃过饭”，大都是在“一家小米线铺吃一碗米线”，“有时加一个西红柿，打一个鸡蛋”。
最奢侈的一次是在玉溪街，“他在一个米线摊上要了一盘凉鸡，还到附近茶馆里借了一个盖碗，打了一碗酒”，他仅仅“用盖碗盖子喝了一点”，而“其余的都叫我一个人喝了”。
作者最后追忆道“沈先生在西南联大是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六年。一晃，四十多年了”。
呜呼，雁过长空，影沉秋水，光阴倏忽，逝者如斯。
作者此言，虽平淡如水，却气息怅然，余韵袅袅，给人以不尽之思也。
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
沈先生在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三门课我都选了，——各体文习作是中文系二年级必修课，其余两门是选修，西南联大的课程分必修与选修两种。中文系的语言学概论、文字学概论、文学史（分段）……是必修课，其余大都是任凭学生自选。诗经、楚辞、庄子、昭明文选、唐诗、宋诗、词选、散曲、杂剧与传奇……选什么，选哪位教授的课都成。但要凑够一定的学分（这叫“学分制”）。一学期我只选两门课，那不行。自由，也不能自由到这种地步。
创作能不能教？这是一个世界性的争论问题。很多人认为创作不能教。我们当时的系主任罗常培先生就说过：大学是不培养作家的，作家是社会培养的。这话有道理。沈先生自己就没有上过什么大学。他教的学生后来成为作家的，也极少。但是也不是绝对不能教。沈先生的学生现在能算是作家的，也还有那么几个。问题是由什么样的人来教，用什么方法教。现在的大学里很少开创作课的，原因是找不到合适的人来教。偶尔有大学开这门课的，收效甚微，原因是教得不甚得法。
教创作靠“讲”不成。如果在课堂上讲鲁迅先生所讥笑的“小说作法”之类，讲如何作人物肖像，如何描写环境，如何结构，结构有几种——攒珠式的、桔瓣式的……那是要误人子弟的。教创作主要是让学生自己“写”。沈先生把他的课叫做“习作”、“实习”很能说明问题。如果要讲，那“讲”要在“写”之后。就学生的作业，讲他的得失。教授先讲一套，放学生照猫画虎，那是行不通的。
沈先生是不赞成命题作文的，学生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但有时在课堂上也出两个题目。沈先生出的题目都非常具体。我记得他曾给我的上一班同学出过一个题目：“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有几个同学就这个题目写了相当不错的散文，都发表了。他给比我低一班的同学曾出过一个题目：“记一间屋子里的空气”！我的那一班出过些什么题目，我倒不记得了。沈先生为什么出这样的题目？他认为：先得学会车零件，然后才能学组装。我觉得先作一些这样的片段的习作，是有好处的，这可以锻炼基本功。现在有些青年文学爱好者，往往一上来就写大作品，篇幅很长，而功力不够，原因就在零件车得少了。
沈先生的讲课，可以说是毫无系统。前已说过，他大都是看了学生的作业，就这些作业讲一些问题。他是经过一番思考的，但并不去翻阅很多参考书。沈先生读很多书，但从不引经据典，他总是凭自己的直觉说话，从来不说阿里斯多德怎么说，福楼拜怎么说、托尔斯泰怎么说、高尔基怎么说。他的湘西口音很重，声音又低，有些学生听了一堂课，往往觉得不知道听了一些什么。沈先生的讲课是非常谦抑，非常自制的。他不用手势，没有任何舞台道白式的腔调，没有一点哗众取宠的江湖气。他讲得很诚恳，甚至很天真。但是你要是真正听“懂”了他的话，——听“懂”了他的话里并未发挥罄尽的余意，你是会受益匪浅，而且会终生受用的。听沈先生的课，要像孔子的学生听孔子讲话一样：“举一隅而三隅反”。
沈先生讲课时所说的话我几乎全都忘了（我这人从来不记笔记）！我们有一个同学把闻一多先生讲唐诗课的笔记记得极详细，现已整理出版，书名就叫《闻一多论唐诗》，很有学术价值，就是不知道他把闻先生讲唐诗时的“神气”记下来了没有。我如果把沈先生讲课时的精辟见解记下来，也可以成为一本《沈从文论创作》。可惜我不是这样的有心人。
沈先生关于我的习作讲过的话我只记得一点了，是关于人物对话的。我写了一篇小说（内容早已忘记干净），有许多对话。我竭力把对话写得美一点，有诗意，有哲理。沈先生说：“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从此我知道对话就是人物所说的普普通通的话，要尽量写得朴素。不要哲理，不要诗意。这样才真实。
沈先生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很多同学不懂他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以为这是小说学的精髓。据我的理解，沈先生这句极其简略的话包含这样几层意思：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导的；其余部分都是派生的，次要的。环境描写、作者的主观抒情、议论，都只能附着于人物，不能和人物游离，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乐。作者的心要随时紧贴着人物。什么时候作者的心“贴”不住人物，笔下就会浮、泛、飘、滑，花里胡哨，故弄玄虚，失去了诚意。而且，作者的叙述语言要和人物相协调。写农民，叙述语言要接近农民；写市民，叙述语言要近似市民。小说要避免“学生腔”。
我以为沈先生这些话是浸透了淳朴的现实主义精神的。
沈先生教写作，写的比说的多，他常常在学生的作业后面写很长的读后感，有时会比原作还长。这些读后感有时评析本文得失，也有时从这篇习作说开去，谈及有关创作的问题，见解精到，文笔讲究。——一个作家应该不论写什么都写得讲究。这些读后感也都没有保存下来，否则是会比《废邮存底》还有看头的。可惜！
沈先生教创作还有一种方法，我以为是行之有效的，学生写了一个作品，他除了写很长的读后感之外，还会介绍你看一些与你这个作品写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的作品。记得我写过一篇不成熟的小说《灯下》，记一个店铺里上灯以后各色人的活动，无主要人物、主要情节，散散漫漫。沈先生就介绍我看了几篇这样的作品，包括他自己写的《腐烂》。学生看看别人是怎样写的，自己是怎样写的，对比借鉴，是会有长进的。这些书都是沈先生找来，带给学生的。因此他每次上课，走进教室里时总要夹着一大摞书。
沈先生就是这样教创作的。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更好的方法教创作。我希望现在的大学里教创作的老师能用沈先生的方法试一试。
学生习作写得较好的，沈先生就做主寄到相熟的报刊上发表。这对学生是很大的鼓励。多年以来，沈先生就干着给别人的作品找地方发表这种事。经他的手介绍出去的稿子，可以说是不计其数了。我在一九四六年前写的作品，几乎全都是沈先生寄出去的。他这辈子为别人寄稿子用去的邮费也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目了。为了防止超重太多，节省邮费，他大都把原稿的纸边裁去，只剩下纸芯。这当然不大好看。但是抗战时期，百物昂贵，不能不打这点小算盘。
沈先生教书，但愿学生省点事，不怕自己麻烦。他讲《中国小说史》，有些资料不易找到，他就自己抄，用夺金标毛笔，筷子头大的小行书抄在云南竹纸上。这种竹纸高一尺，长四尺，并不裁断，抄得了，卷成一卷。上课时分发给学生。他上创作课夹了一摞书，上小说史时就夹了好些纸卷。沈先生做事，都是这样，一切自己动手，细心耐烦。他自己说他这种方式是“手工业方式”。他写了那么多作品，后来又写了很多大部头关于文物的著作，都是用这种手工业方式搞出来的。
沈先生对学生的影响，课外比课堂上要大得多。他后来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空袭，全家移住到呈贡桃园，每星期上课，进城住两天。文林街二十号联大教职员宿舍有他一间屋子。他一进城，宿舍里几乎从早到晚都有客人。客人多半是同事和学生，客人来，大都是来借书，求字，看沈先生收到的宝贝，谈天。
沈先生有很多书，但他不是“藏书家”，他的书，除了自己看，是借给人看的。联大文学院的同学，多数手里都有一两本沈先生的书，扉页上用淡墨签了“上官碧”的名字。谁借了什么书，什么时候借的，沈先生是从来不记得的。直到联大“复员”，有些同学的行装里还带着沈先生的书，这些书也就随之而漂流到四面八方了。沈先生书多，而且很杂，除了一般的四部书、中国现代文学、外国文学的译本，社会学、人类学、黑格尔的《小逻辑》、弗洛伊德、亨利·詹姆斯、道教史、陶瓷史、《髹饰录》、《糖霜谱》……兼收并蓄，五花八门。这些书，沈先生大都认真读过。沈先生称自己的学问为“杂知识”。一个作家读书，是应该杂一点的。沈先生读过的书，往往在书后写两行题记。有的是记一个日期，那天天气如何，也有时发一点感慨。有一本书的后面写道：“某月某日，见一大胖女人从桥上过，心中十分难过。”这两句话我一直记得，可是一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大胖女人为什么使沈先生十分难过呢？
沈先生对打扑克简直是痛恨。他认为这样地消耗时间，是不可原谅的。他曾随几位作家到井冈山住了几天。这几位作家成天在宾馆里打扑克，沈先生说起来就很气愤：“在这种地方，打扑克！”沈先生小小年纪就学会掷骰子，各种赌术他也都明白，但他后来不玩这些。沈先生的娱乐，除了看看电影，就是写字。他写章草，笔稍偃侧，起笔不用隶法，收笔稍尖，自成一格。他喜欢写窄长的直幅，纸长四尺，阔只三寸。他写字不择纸笔，常用糊窗的高丽纸。他说：“我的字值三分钱！”从前要求他写字的，他几乎有求必应。近年有病，不能握管，沈先生的字变得很珍贵了。
沈先生后来不写小说，搞文物研究了，国外、国内，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熟悉沈先生的历史的人，觉得并不奇怪。沈先生年轻时就对文物有极其浓厚的兴趣。他对陶瓷的研究甚深，后来又对丝绸、刺绣、木雕、漆器……都有广博的知识。沈先生研究的文物基本上是手工艺制品。他从这些工艺品看到的是劳动者的创造性。他为这些优美的造型、不可思议的色彩、神奇精巧的技艺发出的惊叹，是对人的惊叹。他热爱的不是物，而是人，他对一件工艺品的孩子气的天真激情，使人感动。我曾戏称他搞的文物研究是“抒情考古学”。他八十岁生日，我曾写过一首诗送给他，中有一联：“玩物从来非丧志，著书老去为抒情”，是记实。他有一阵在昆明收集了很多耿马漆盒。这种黑红两色刮花的圆形缅漆盒，昆明多的是，而且很便宜。沈先生一进城就到处逛地摊，选买这种漆盒。他屋里装甜食点心、装文具邮票……的，都是这种盒子。有一次买得一个直径一尺五寸的大漆盒，一再抚摩，说：“这可以作一期《红黑》杂志的封面！”他买到的缅漆盒，除了自用，大多数都送人了。有一回，他不知从哪里弄到很多土家族的桃花布，摆得一屋子，这间宿舍成了一个展览室。来看的人很多，沈先生于是很快乐。这些挑花图案天真稚气而秀雅生动，确实很美。
沈先生不长于讲课，而善于谈天。谈天的范围很广，时局、物价……谈得较多的是风景和人物。他几次谈及玉龙雪山的杜鹃花有多大，某处高山绝顶上有一户人家，——就是这样一户！他谈某一位老先生养了二十只猫。谈一位研究东方哲学的先生跑警报时带了一只小皮箱，皮箱里没有金银财宝，装的是一个聪明女人写给他的信。谈徐志摩上课时带了一个很大的烟台苹果，一边吃，一边讲，还说：“中国东西并不都比外国的差，烟台苹果就很好！”谈梁思成在一座塔上测绘内部结构，差一点从塔上掉下去。谈林徽因发着高烧，还躺在客厅里和客人谈文艺。他谈得最多的大概是金岳霖。金先生终生未娶，长期独身。他养了一只大斗鸡。这鸡能把脖子伸到桌上来，和金先生一起吃饭。他到处搜罗大石榴、大梨。买到大的，就拿去和同事的孩子的比，比输了，就把大梨、大石榴送给小朋友，他再去买！……沈先生谈及的这些人有共同特点。一是都对工作、对学问热爱到了痴迷的程度；二是为人天真到像一个孩子，对生活充满兴趣，不管在什么环境下永远不消沉沮丧，无机心、少俗虑。这些人的气质也正是沈先生的气质。“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沈先生谈及熟朋友时总是很有感情的。
文林街文林堂旁边有一条小巷，大概叫作金鸡巷，巷里的小院中有一座小楼。楼上住着联大的同学：王树藏、陈蕴珍（萧珊）、施载宣（萧荻）、刘北汜。当中有个小客厅。这小客厅常有熟同学来喝茶聊天，成了一个小小的沙龙。沈先生常来坐坐。有时还把他的朋友也拉来和大家谈谈。老舍先生从重庆过昆明时，沈先生曾拉他来谈过“小说和戏剧”。金岳霖先生也来过，谈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金先生是搞哲学的，主要是搞逻辑的，但是读很多小说，从普鲁斯特到《江湖奇侠传》。“小说和哲学”这题目是沈先生给他出的。不料金先生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他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也不是哲学。他谈到兴浓处，忽然停下来，说：“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说着把右手从后脖领伸进去，捉出了一只跳蚤，甚为得意。我们问金先生为什么搞逻辑，金先生说：“我觉得它很好玩”！
沈先生在生活上极不讲究。他进城没有正经吃过饭，大都是在文林街二十号对面一家小米线铺吃一碗米线。有时加一个西红柿，打一个鸡蛋。有一次我和他上街闲逛，到玉溪街，他在一个米线摊上要了一盘凉鸡，还到附近茶馆里借了一个盖碗，打了一碗酒。他用盖碗盖子喝了一点，其余的都叫我一个人喝了。
沈先生在西南联大是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六年。一晃，四十多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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