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一个探长能管多少人

1974年1月5日,港英政府立法通過中文和英文享有同等的法律地位,中文成為法定語文。自1841年香港被英國殖民管治後,英語是唯一的法定語文,所有政府的法律條文、通告、文件等只使用英語。1970年,專上學生發起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1971年,政府成立「公事上使用中文問題研究委員會」,研究中文在香港社會的地位;其後宣佈中文和英文具有同等地位。

1974年,政府修改《法定語文條例》,指出「在政府或公職人員與公眾人士之間的事務往來上以及法院程序上,中文和英文是香港的法定語文」。1987年,規定所有法律條文必須以兩種語文制定和頒佈,並為所有只以英文制定的條例製備「中文真確本」;自此以後,所有新的法例都以雙語立法。

早期港英政府對華人進行高壓統治

英國人佔領香港,在香港建立資本主義制度,社會出現第一次社會矛盾的急劇變化。英國人佔領香港,必然遭遇中國人的強烈反抗,英國人為了維護其統治地位,必然要武力鎮壓,因此早期英國人對華人實行高壓統治,絕大多數華人受到公然歧視。1842年10月4日港英當局發佈宵禁令,嚴禁香港居民夜間外出,此令直到1897年才宣佈廢除,長達半個多世紀。

1904年港英當局頒發《山頂區保留條例》規定,「山頂一帶為歐洲人居住區,華人除港督許可外,不得於該區度宿(傭人例外)。」這種公開的民族歧視同樣延續了半個世紀,直至1946年才正式廢除。該條例將香港華人和歐洲白人分為兩個「相對隔離」的社會,以維多利亞城為中心,港島中央部分和半山區為歐洲人居住,港島東西兩端為華人聚居區。華人一般無固定住所,只能在臨時搭蓋的棚寮中棲生,有的甚至露宿街頭。有房住的華人居住條件多數惡劣,只供二、三名歐洲人住的房屋卻要住進三四十名華人。由於人煙稠密,通風不暢,沒有衛生設備,加上缺乏排水系統,垃圾堆積如山,華人聚居區成了「疫病的溫床」。疫病在太平山華人區連年肆虐,奪去了大批華人生命。據統計,1894—1900年間因患鼠疫年死亡千人以上者5次(年),累計7267人,1902—1922年因鼠疫年死亡人數在570人以上者8次(年),累計10072人。

港英當局將華人與「罪犯」相提並論,將「擔心犯罪」作為針對華人的各項立法的「副題」,對華人嚴加防範。港英政府1844年3月制定法律將僕役各種「違約」行為如「無正當理由」缺勤,未出具「合理的通知書」自行離職,對僱主舉止粗野或不執行僱主命令等,均以刑事罪論處,由警察將其押解巡理府究辦。

1844年港英當局規定,中國修路工人如遲到、吃飯超過規定時間、挑泥不滿筐或打石不合原定尺寸,不得發給工資,屢犯者不給工作。並規定,轎夫、人力車夫按日計酬者,以晨6 時至晚6 時為一日,「不得擅行減刻」,僕役每天工作12小時以上,通常沒有星期日。在洋商經營的黃埔船塢公司、香港九龍倉公司、中華火車糖局、太古糖房等具規模的近代企業中,中國工人受歐籍監工、領班監視。一些工廠有武裝印籍保安人員把守,工人出入常被搜身。華人工資菲薄,直到十九世紀末苦力工人月薪仍在7—8元左右,無固定工作的每月只能掙得2.5元。

直到1929年,政府僱用的苦力最高月薪才增至13元。香港中國海員長期遭受英帝國主義殖民統治、資本家、包工頭的殘酷剝削及種族歧視,工資待遇不及白人海員的五分之一。在其他方面,華人也失去自由。1856年港英當局制定《管理華人墓地和防止污害條例》,對華人墓地作了種種限制,歐洲人專用的墓地則不作限制。1864年8月港英政府發佈通告宣佈「華人技工和勞工不得在公園內穿行」,「轎子、轎夫和無人牽着的狗不准入園」,香港高檔的酒店和會所也嚴禁華人踏足,早年香港賽馬會不許華人做會員。教育方面,1902年港商何東捐款在尖沙咀興建小學,聲明招生「不分種族和信仰」,但港英政府強行將這所小學讓給英國兒童專用,由政府撥款在油麻地另建一所華童學校,實行種族隔離、民族歧視的教育政策。設立於1841年的立法局是港督的立法諮詢機構,直到1884年黃勝才被委任為首位立法局正式的華人非官守議員

港英當局對華人的歧視及剝奪華人基本自由與人權遭到華人罷市或罷工反抗,這時期的罷市明顯針對港英當局,罷工則主要針對西方尤其是英資商人,顯示早期的華洋矛盾突出。開埠之初,港英政府曾明文規定尊重中國人生活風俗習慣,一切按照「大清律例」,但1856年港英當局強行公佈《華人屋宇及妨害公安條例》,規定華人居屋的門窗間隔一律要按照外國規定辦理,儘管華人一再要求改善或暫緩執行這種苛刻條例,港英卻執意嚴厲執行,凡不遵守者一律拘捕,並加重罰款,迫使華人忍無可忍,華人團體在11 月20日召集全港華人大會,第二天實行罷市,逼迫當局暫緩執行或放寬處罰。這次華人商店全體大罷市的風波,使市面貿易即時停頓。當時港英警察力量單薄,只有歐籍警官33人,華人老更39人,印度差佬166人,因此市場秩序與社會秩序大亂。護督威廉·堅吾慌忙出示「安民告示」,最後不得不接納華人提出的改善管理七項意見,這才結束了開埠以來第一次罷市風波。

1858年2月,香港工人反對英法聯軍佔領廣州而舉行大罷工,離港者約2萬人,佔當時香港人口五分之一,使香港各項事務陷於停頓。同年6月清政府與英法侵略者締結喪權辱國的《天津條約》,香港華工的反侵略鬥爭在中外勢力聯合鎮壓下失敗。

1884年為抗議法國侵略者挑起中法戰爭,香港人民為了表達反法愛國的心願,拒絕為進港的法國船隻卸貨而舉行了反法大罷工,罷工由船舶修造工人揭開序幕,最終形成全港工人大罷工,罷工工人紛紛離港返穗。港英政府出動軍隊和警察拘捕罷工領袖,並判以半年到1年徒刑,激起全港強烈反應,被當時媒體稱為香港有史以來最嚴重事件。此次罷工從1884年9月3日堅持到10月7日,歷時35天,迫使當局「還所罰款、放所拘人」,給英法侵略者以沉重打擊。經此一役,港英政府於1887年4月制定當年第8號法例,規定任何團體如「其宗旨與本殖民地的治安與良好秩序不相容者」均屬非法,一律予以取締。但此後工人罷工仍時有發生,從1844年至1899年間香港工人重要的罷工就有10餘次。1895年再次發生工人大罷工後,港英政府一特別委員會建議政府下令所有社團和俱樂部向政府登記,此措施在1911年辛亥革命後遭到華人社團強烈反對,港英當局遂於1911年11月正式制定《社團和俱樂部管理法例》,規定「凡可能被用於與本殖民地的治安與良好秩序不相容的非法目的,或其行動旨在引起中國騷動與混亂」的各種組織,總督有權宣佈其為非法。

1899年英國強行向清政府租借新界的消息傳出後激起新界民眾的強烈反抗,3–4月間新界民眾進行了大規模的武裝反抗鬥爭,4月16日英軍以武力鎮壓了民眾的抵抗,強行宣佈正式接管新界地區

1921年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在香港成立,1921年底香港兩大英資公司渣甸和太古船務的公司海員向資方要求加薪被拒,1922年1月22日由香港海員工會領導的大罷工開始,工會向罷工海員派發每人每日4毫5仙到1元的生活費,短短一周內參加的海員多達6000多人。至1月底,其他公司的海員以至碼頭起貨工人和煤炭工人也相繼回應,人數達3萬多。當時香港海運癱瘓,150多艘船滯留維多利亞港內,但資方仍堅拒加薪,而港督司徒拔則採取強硬手段通過戒嚴令,於2月1日武力封閉位於德輔道中的香港海員工會,並強行拆去招牌。此引發香港其他行業同情海員工人的遭遇,因此發動總罷工,10多萬人參加。2月中,海員代表蘇兆征等與港府官員、船公司代表、東華醫院紳董談判破裂。港英政府派人到外地招募新工人,由英軍派人駕駛因罷工而停航之天星小輪。罷工海員封鎖香港,禁止廣東各地糧食運港,並得到廣東等華商界回應,引起港英政府恐慌。總罷工期間,不少工人離開香港北上廣東。港英政府於是在2月28日下令九廣鐵路停駛。在1922年3月3日約2000人的罷工工人步行返回廣州,3月4日當隊伍途經沙田時遭香港軍警開槍阻止,造成3死8傷,史稱沙田慘案。於是引起香港華人更大憤怒與恐慌,勞資對立不斷,最終英國駐廣州總領事代表出面調停,勞資及香港政府達成協議,資方同意加薪15%至30%,港府解封工會、釋放被捕人員並發放撫恤金予沙田慘案受害者,大罷工歷時56天,至3月8日結束,這次大罷工取得成功

1925年上海五卅慘案後,在廣州沙面洋務工人和香港工人聯合舉行反帝政治大罷工,聲援和支持上海人民的反帝愛國運動。1924年春蘇兆征代表香港海員工會赴蘇聯參加國際運輸工人代表大會,1925年在第2次全國勞動大會上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1925年5月上海發生工潮,工人領袖顧正紅被殺,示威聲援,被租界的英籍巡捕開槍射殺,13人死,數十人重傷,被稱為五卅慘案。事件引發全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運動,香港的工會以全國總工會名義召集香港各工會聯席會議,成立全港工團聯合會,決議罷工。6月19日起包括電車、印刷、船務各工會紛紛響應,三日內2萬工人離開崗位返回廣州,廣州各洋行及沙面租界的工人也於6月21日起加入罷工行列。當時的廣州國民政府處於聯俄聯共時期,6月23日國共兩黨以國民黨名義在東較場舉行了聲討帝國主義在上海製造「五卅」慘案大會,會後舉行了遊行示威。赴會者包括省港澳各團體、省內國立市公私立大中小學、商界各團體、農民團體、黃埔學生軍、粵軍、湘軍、警衛軍等,高達數十萬群眾,中共廣東區委主要領導人陳延年、周恩來均參加了遊行。當嶺南大學、坤維女子師範學校、聖心書院、執信和黃埔軍校等學生隊伍行進到沙基時,一名外國人首先用手槍向遊行隊伍打響第一槍,接着英法軍隊用機槍向沙基掃射,遊行隊伍走避不及,造成50多人死亡,史稱沙基慘案。慘案發生以後,國民政府以廣東省長胡漢民的名義向英、法、葡駐廣州總領事提出最嚴重的抗議。6月29日各團體要求對英實行經濟絕交,香港則發生25萬工人全面總罷工並陸續撤回廣州。林偉民主持中華全國總工會省港罷工委員會臨時辦事處的工作,從事接待香港罷工工人,籌措罷工款項等活動以保證罷工的順利進行。同時廣州政府由國民黨中央委員兼工人部長廖仲愷主導,決定援助香港工人回廣州生活。7月6日成立省港罷工委員會,成立2000多人的工人武裝糾察隊,封鎖香港,禁止糧食輸出香港及經香港之貨物入口。至7月8日已有13萬人離開香港往廣州、佛山等地。香港市面一度恐慌,1925年香港出入口貨總值只有1924年的一半,大量商戶倒閉,政府收入大減,向倫敦借款300萬英鎊以渡過難關。港英政府對事件最初持強硬態度,要求倫敦派遣海軍封鎖華南各港口。至1925年年底,原本主張強硬的港督司徒拔離任,新任港督金文泰11 月到任後,派出輔政司到廣州與國民政府談判,至1926年初國民政府內部出現變化,廖仲愷被暗殺,省港罷工委員會在1926年3月初因中山艦事件而被蔣介石繳械。1926年4月初以後國民政府開始北伐,至6月國民政府派宋子文、陳公博及陳友仁與英國政府談判,港督覆函指「罷工實際已成過去」。至9月18日,國民政府宣佈10月10日解除對香港封鎖,罷工委員會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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