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瓦罗蒂不懂五线谱识谱是真的吗?

  • 普拉西多·多明戈(意大利)
    卢恰诺·帕瓦罗蒂(意大利)
    何塞·卡雷拉斯(西班牙)
  •  简单点说:鲁契亚诺·帕瓦罗蒂,一般称帕瓦罗蒂;多明戈;何塞·卡雷拉斯,一般称卡雷拉斯。
      (Luciano Pavarotti,1935-2007),世界著名的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早年是小学教师,1961年在雷基渥·埃米利亚国际比赛中的扮演鲁道夫,从此开始歌唱生涯。
    1964年首次在米兰·斯卡拉歌剧院登台。翌年,应邀去澳大利亚演出及录制唱片。1967年被卡拉扬挑选为威尔第《安魂曲》的男高音独唱者。从此,声名节节上升,成为活跃于当前国际歌剧舞台上的最佳男高音之一。   帕瓦罗蒂具有十分漂亮的音色,在两个八度以上的整个音域里,所有音均能迸射出明亮、晶莹的光辉。
    被一般男高音视为畏途的“高音c”也能唱得清畅、圆润而富于穿透力,因而被誉为“高音c之王”。他是当今世界三大男高音歌唱家之一。有一首《我的太阳》。   2007年9月6日当地时间凌晨5时在他位于意大利莫迪那的寓所内逝世,享年71岁。去年男高音被诊断出患有胰腺癌,并于2007年8月开始接受集中治疗。
    这一消息是由帕瓦罗蒂的经纪人公布的。在一份声明中,他的经纪人说道:“老帕与胰腺癌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艰苦斗争,最后还是被病魔夺走的生命。与病魔所作的斗争也正是他那光辉一生的典范和缩影,他毕生都对生活充满乐观和积极态度,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Placido Domingo,194l-),西班牙著名男高音。
    1941年1月21日生于马德里,1950年随父母到墨西哥,学钢琴和指挥,后又学声乐,1957年首次以男中音在西班牙方言歌剧中演唱,演唱男高音则始于1960年在《茶花女》中饰演阿尔弗雷德。多明戈年为以色列国家歌剧院成员,在12部歌剧中演唱了300多场。
    1965年,多明戈被邀请到纽约市歌剧院,1968年大都会歌剧院上演契雷亚的歌剧《阿德里安娜·莱科夫露尔》,原定主演科莱里有病,他顶替而演唱,引起轰动。1971年,多明戈与萨瑟兰合作演出《拉莫摩尔的露契亚》,与泰巴尔迪合作演出《艺术家的生涯》,与普赖斯合作《游吟诗人》,与尼尔森合作《图兰朵》,在大师的扶植下,他渐渐成熟。
    1969年多明戈首次录制唱片,由梅塔指挥,录《游吟诗人》,与他合作的是普赖斯、柯索托和米尔恩斯。70年代是多明戈艺术上最辉煌的时期,他成为公认的威尔第和普契尼作品的诠释者。1974和1975年他分别突破了威尔第歌剧中难度最高的两个男高音角色:《西西里晚祷》中的阿里戈和《奥赛罗》中的奥赛罗,奥赛罗的形象成为他饰演的作家角色。
    整个70年代,他每年要演出75场歌剧,平均每5天唱一场,差不多所有最受欢迎的歌剧的唱片都邀请他演唱,他的演出场次到1986年时已达1900场,相当于两个人的演出生涯。进入90年代,多明戈主要是与帕瓦罗蒂、卡雷拉斯的联袂演出。   多明戈原本是以男中音起家,但音域宽广的他立刻在男高音领域获得非凡的成就。
    尤其他不凡的表演天分和执著的事业心,使得多明戈能不断尝试新的戏码,从最初的抒情男高音到后来的戏剧男高音及瓦格纳歌剧,甚至跨足指挥领域,全都赢得观众的热爱。多明戈的演唱以抒情性见长,充满情感和戏剧性的征服力,他的舞台感觉好,表演细腻准确,表演上的才能甚至高于演唱的技巧。
    多明戈的高音不如帕瓦罗蒂漂亮,但他有一种美丽的音色,嗓音宽厚,他演唱带悲剧色彩的男高音尤有魅力。多明戈在歌剧中的表现,除奥赛罗之外,应该是与萨瑟兰合作的《霍夫曼的故事》、与科特鲁巴斯合作的《茶花女》以及和里恰蕾莉合作的《阿伊达》。   (Jose Carreras,1946-),西班牙男高音歌唱家。
    十岁在法雅的木偶剧《彼德罗先生》中饰报幕少年,二十二岁始登歌剧舞台。在意大利威尔第国际三大男高音的珍贵合影声乐比赛中获奖后,曾到意、西、法等国巡回演出,并先后在纽约市立歌剧院和伦敦修道院花园歌剧院登台演出《茶花女》、《唐·卡洛斯》等剧目。七十年代中期被卡拉扬挑选为威尔第《安魂曲》的男高音演唱者。
      他的嗓音流畅抒情、清峻柔美,气息均匀、线条清晰,任何时候都不放纵声音。他是目前西方最负盛誉的男高音之一。

2016年8月至2017年9月,我在《音乐周报》争鸣版连续发表了50余篇争鸣文章,其中关于小泽征尔是否“跪着听”《二泉映月》的系列争鸣文章最引人关注,并获得2018年中国音乐评论学会颁发的音乐专业评论比赛二等奖。

该文源起于2016年我跟王安潮之间展开的争鸣。王安潮发表的《艺术作品要有国别属性》对“音乐无国界”论提出批评,因我此前正好发表过一篇思考这个问题的文章,便予以回应并发表不同看法。遗憾的是,他用《民族文化题材音乐创作不能丢“本”》来回应我的文章,把问题聚焦到写作内容,即关于民族音乐本身的讨论上来。于是我便就对方文章提到的“小泽征尔……感慨‘此曲应该跪着听’”一说开始收集文献以便找到机会反驳。没想到,在阅读大量文献时发现,关于小泽“跪着听”的文献本身存在更大的问题,简直可以用“乱象丛生”来形容,于是,反驳王君已经不是重点,批评这学术“乱象”反而更有意义。

在经过初步调研后,我连续发表数篇关于小泽“跪着听”的文献考证文章,文章中对这广为流行的“跪着听”一说的否定,引发了国内甚至长期旅居国外的一些华人专家的广泛关注。如和云峰在其发表的《中国当下音乐现状与问题评析》一文中这样描述到:“各种现象层出不穷,例如小泽征尔听‘二泉映月’是否说过需要‘跪着听’?是想跪,还是跪了等‘文化误会’被重新提及并在圈内纷嚷一时。”尽管该文用“纷嚷一时”来形容似乎不太礼貌,但这足以证明当时的热议局面。遗憾的是,该文称:“乐评界愤青之后愤老频现……某些公允的评判往往诱发受评人满脑的意淫。具体表现为(举例中含我的文章)。”这使我不得不再做出回应。因《音乐周报》争鸣版的版面有字数限制,我便在整合我发表在《音乐周报》上的系列文章的基础上增加了考证内容,写成1.5万字的文章《“音乐行为”文化误读的典型案例——关于小泽征尔“跪着听”〈二泉映月〉的文献调查与分析》,不久便被《民族艺术》发表。但在考证小泽“跪着听”的过程中,我又发现,关于小泽征尔听《二泉映月》时流泪的大量文献也是“乱象丛生”,于是我又写了一篇近万字的文章《小泽征尔听〈二泉映月〉“流泪”的不同文化理解》,发表在《人民音乐》上。文章发表后反响更大,我去北京参加马可学术研讨会时,有些人像老朋友一样认得我,后得知他们就是从我发表的这小泽争鸣文章了解了我。2018年中国音乐评论比赛的信息还是他们告诉我并推荐我参加的。

在参与争鸣过程中我获得了几点体会:第一,所有教人写论文的书都会教你“小题大做”,可惜,许多人往往都喜欢“大题小做”。有评论认为我这文章是“小题大做”的典型案例。我不敢这样自夸,但我针对小泽这一“哭”一“跪”的考证,确实发表了两篇专业核心刊物的文章。这首先得感谢《音乐周报》争鸣版给我们提供的自由讨论平台。没有这也激发不出我的思考。大家都应该来好好利用这争鸣版。第二,现在音乐人类学盛行的是“田野调查”,甚至把这跟文献的案头工作对立起来,其实,文献中也有“田野”工作可做。像小泽“跪着听”之类的传说太多了,如我还写过“帕瓦罗蒂不识谱”的考证文章也同样受欢迎。因此,我认为,“文献田野”研究也应该值得关注。所以我建议《音乐周报》在刊发针对现实批评的文章时增加刊发针对文献的批评文章。第三,波普尔曾说:“科学知识的增长永远始于问题,终于问题。”我觉得,尤其针锋相对的争论会激发对问题的更深入思考。真理和真相总是会越辩越明的。遗憾的是,当前我国音乐界的这种论辩氛围实在不理想,所以我们要倍加珍惜《音乐周报》这个“争鸣”平台。但我也确实因写这些批评文章把人得罪了不少。我信奉胡适的一句话:“做学问要在无疑处生疑。”我更信仰亚里士多德的那一句“吾爱我师,吾更爱真理”,并用这话与君共勉。

祝贺《音乐周报》创刊40周年!

我要回帖

更多关于 godiva真假对比 的文章

更多推荐

版权声明:文章内容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点击这里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及时删除。

点击添加站长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