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时间回拨到500天前。凌晨4点，我正在广州妇幼中心医院内一张简陋折叠床上辗转反侧。刚刚分娩没多久的妻子在一旁发出了轻微的鼾声，她实在太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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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13亿人里至少有1亿知道崔健的名字吧？在这1亿人里又至少有几百万人会愿意花上百块钱去买他的一张精品唱片吧？这么算起来，崔健一个人就可以创造出数亿元的市场，这是一个多么大的生存空间。如果我们摇滚人再积极一些，不满足于仅仅跑几个音乐节，而是致力于创造经典，使人们不再把摇滚乐只看作小青年释放和宣泄情绪的小众文化，转而能够发现它体现社会普遍价值观的一面，那么摇滚乐在中国一定能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尊重。

1985年时，17岁的常宽以一首自己作词作曲的《奔向爱的怀抱》在58个国家的2035首作品中脱颖而出，荣获于日本东京举行的第16届世界音乐节“总指挥奖”，成为中国内地第一位在国际上获奖的流行歌手，因此他一直被人们视为中国流行音乐的代表人物之一。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常宽同时也是中国摇滚乐的一位先驱，他在1989年组建了“宝贝兄弟”乐队，并于次年参加了中国首次摇滚盛会——“90现代音乐会”，紧随崔健之后，比黑豹、唐朝等摇滚乐队的崛起还要领先一步。

一转眼20多年过去，刚刚度过45岁生日的常宽竟然再一次焕发出年轻时的激情，宣布要在今年重组“宝贝兄弟”，还想举办一次在国内前所未有的吉他节。近日接受北京青年报专访时，常宽说，对摇滚乐的热爱从未改变，不管外在的环境怎样改变，他的摇滚之心始终还在那里。

摇滚不曾萧条所以谈不上复兴

北青报：为什么在多年之后想到要重组摇滚乐队？

常宽：最主要的动因是今年又和我的好兄弟、当年“宝贝兄弟”的鼓手赵牧阳相遇了（注：赵牧阳之前回陕西老家退隐了很长一段时间），当我们再次畅聊起音乐、又在一起排练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么多年过去，我们这些摇滚老手的水准依然还是那么高，是后来一直没能被超越的，于是就产生了这个想法。既然大家都还有实力，也有这个心气儿，那为什么不一起干点事情呢？当然我们的目的不是一定要出专辑博个名声，或者是去参加演出捞钱，我们只是想做点真正的音乐家该做的事，也图个喜欢、高兴。

北青报：最近黑豹乐队刚推出了新专辑，崔健、唐朝也打算出新作，而且现在年轻的乐队层出不穷，甚至前不久的“快乐男声”节目中，选手们都拿摇滚老歌作为比赛曲目，这是不是说明摇滚乐在前些年的萧条期后正在复兴？选择这个时候重组乐队是否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常宽：我并没觉得摇滚乐萧条过，所以也谈不上复兴，而且像我刚才说的，重组“宝贝兄弟”是一时兴起的想法，没有考虑要赶时机。之所以大家感到摇滚乐坛这些年比较冷清，这只是从唱片行业方面来看，摇滚乐队出唱片的很少，有反响的更少。但是从整体上来讲，摇滚乐一直都在向前发展，尤其是现场演出很繁荣。现在音乐节越来越多，这些音乐节基本都是靠摇滚来支撑的，通过一个个音乐节，老人依旧没有失去人们的关注，新人也得到了锻炼。

北青报：那为什么您会说您这一代摇滚人的水准仍无人超越呢？

常宽：有音乐环境不够好的外在因素，但主要是我们搞摇滚的没有正确看待自己。在欧美，摇滚乐一直是主流文化的一部分，可是在国内，摇滚人总是甘于被地下、被边缘化的地位，有时候甚至把这当成一种能显示自己足够特立独行的荣耀，而从来没有主动去融入主流文化。正因为这样，摇滚乐总是离市场很远，它的市场价值无法实现。为了能够更好地生活下去，很多摇滚乐手只能成为流行音乐的陪衬，我认识的不少人就去给流行歌手录专辑、开演唱会做伴奏。相比于摇滚乐，流行音乐对乐队、演奏的技巧要求都要低多了，从这么一个低的标准起步，水平怎么能提高？

北青报：照您这样说，乐手在摇滚乐中的地位应该是很高的，这是否也是您想办吉他节的原因？

常宽：是这个意思。就像崔健以前说过的：“自从卡拉OK文化流行以后，玩话筒的音乐家就比玩乐器的音乐家更受重视了。”接受过专业乐器演奏训练的人，往往要比只有一副好嗓子的歌手对音乐的理解更深，也更有能力。你看不管是国外的著名摇滚乐队主唱还是崔健，他们并不是靠嗓音好或是很能吼就能取得这样的成就的，他们本身就是很优秀的乐手出身。而吉他不仅是摇滚乐的灵魂乐器，在现代流行音乐中也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如果创造一个大家交流吉他演奏经验的机会，互相促进，我认为对提高我们的整体音乐水平会很有帮助。

北青报：可是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更愿意玩话筒而不是玩乐器，所以各种歌唱类选秀节目才能大行其道，您对此怎么看？

常宽：这也是现在的年轻人难以超越我们的一个原因，虽然他们也都在说自己有多么热爱音乐，但对于很多人来说，音乐只是他们生活中的点缀，而不是值得毕生追求的梦想。我们上学那会儿，生活条件跟现在根本没法比，我的朋友们很多都是省下饭钱去买一把吉他，我们就是有这个热情和理想。可是现在的孩子们生活这么优裕，对精神世界的追求反而淡漠了，就算是喜欢音乐的，不少人的理想也是成为明星而不是音乐家。像音乐、艺术这样的东西，如果你没有发自内心的沉迷，没有自己的见解和思考，只满足于炫技或玩玩表面花样，那是肯定没什么大成就的，尤其摇滚乐对精神层面的要求很高。所以我重组乐队和筹办吉他节也有这个考虑在里面，我希望通过我们这一代的努力，告诉想进入摇滚圈的年轻人应该做什么以及怎么做，这是我们作为音乐人对社会应尽的责任。

要努力使摇滚乐成为主流文化

北青报：不过近年来在中国摇滚乐界也有这样一个现象，不仅是没有特别突出的年轻人和乐队出来，而且就算是过去辉煌一时的老摇滚人也再难有超越过去的作品，中国摇滚乐的最佳发展时期一去不复返了吗？

常宽：不能这么看，因为过去的经典是一个时代凝结的财富，也是经过时间检验的，它的意义无法取代。即使是欧美的摇滚大腕，在他们演出时唱的也大多是老歌而不是新作，人们最欢迎的也正是这些老歌。其实他们这些人一直是走在时代前沿的，他们的创作和精神也许一时不能被当下的人们所理解和接受，但最终一定能显现出其价值。就比如你觉得崔健的新歌没有《一无所有》好听，那是因为你用了现在更流行的一种音乐欣赏口味去判断，而事实上他的歌是根本不可以用好不好听来评判的。这就像拿一位大师的新画作和一个刚毕业的艺术学院学生的画相比，不管后者的技巧有多么高超，他也绝不会有大师的那种沧桑和意境。

北青报：看来您对中国摇滚乐的现状及未来发展还是抱有非常乐观的信念的？

常宽：这个必须有！要不然我也不会到了45岁还要坚持做摇滚。还是我刚才所说的，其实中国摇滚乐的潜力非常大，只是我们还不够努力把自己变得更加主流。举个例子来说，中国13亿人里至少有1亿知道崔健的名字吧？在这1亿人里又至少有几百万人会愿意花上百块钱去买他的一张精品唱片吧？这么算起来，只是崔健一个人就可以创造出数亿元的市场，这是一个多么大的生存空间。如果我们摇滚人再积极一些，不满足于仅仅跑几个音乐节，而是致力于创造经典，使人们不再把摇滚乐只看作小青年释放和宣泄情绪的小众文化，转而能够发现它体现社会普遍价值观的一面，那么摇滚乐在中国一定能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尊重。（文/本报记者崔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