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书算南京文学足记吗?

结合近些年的研究成果,谈一下为什么要质疑吴承恩说。

我大致从现代学术开篇的鲁迅胡适钦定吴承恩问题,地方志著录的唯一所谓铁证问题,以及淮安地方人赖以牵强附会的方言问题,说一说吴承恩说有多站不住脚。

肯定吴承恩说的人,一句话,基本没有铁证。但是鲁迅胡适的“钦点”之力太大,因此,往往那些稍微靠点儿边的材料就会被拿来过度引申,硬往吴承恩身上搁。

再就是蔡铁鹰等人从《射阳集》的诗文中找出一些内证,包括《二郎搜山图歌》这样跟《西游记》内容有映射的诗。

但是,内证只能是认定为吴作后的辅助材料,因为文字内容的疑似接近、某风格的相像不能成为论证的有力材料,打个比方,今天人假设不知道《望岳》是谁写的,考证说这样荡气回肠的诗歌不太像杜甫沉郁的风格,李白也曾去过泰山,还写过《泰山吟》,因此《望岳》很像是李白在登山之前写的。你是不是觉得很滑稽?吴承恩诗文集与《西游记》的对应,就是采用了这样一条思路。这些暂且不谈。

不过,我也承认,除了吴承恩,我们还无法将世本《西游记》作者框定为其他一个人的具体名字。

1.吴承恩为《西游记》作者,在民国前,没啥影响力,清代人主要认为《西游记》作者是丘处机。当然,今天来看,此说已不值一驳了。

吴承恩说,是鲁迅、胡适两位文化巨擘合作“钦定”下来的,他们是基于几个清代人的一些猜测推理出的结论。但他们的考证真得很深入吗?并没有!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而乡邦文献,尤为人所乐道,故是后山阳人如丁晏(《石亭记事续编》)阮葵生(《茶余客话》)等,已皆探索旧志,知《西游记》之作者为吴承恩矣。吴玉搢(《山阳志遗》)亦云然,而尚疑是演邱处机书,犹罗贯中之演陈寿《三国志》者,当由未见二卷本,故其说如此;又谓“或云有《后西游记》,为射阳先生撰”,则第志俗说而已。…………杂记之一即《西游记》(见《天启淮安府志》一六及一九《光绪淮安府志》贡举表),余未详。又能诗,其“词微而显,旨博而深”(陈文烛序语),为有明一代淮郡诗人之冠,而贫老乏嗣,遗稿多散佚,邱正纲收拾残缺为《射阳存稿》四卷《续稿》一卷,吴玉搢尽收入《山阳耆旧集》中(《山阳志遗》四)。然同治间修《山阳县志》者,于《人物志》中去其“善谐剧著杂记”语,于《艺文志》又不列《西游记》之目,于是吴氏之性行遂失真,而知《西游记》之出于吴氏者亦愈少矣。

这则材料说了俩问题,一是清代有几个淮安人说,书里面多他们家那儿的方言,二是说《淮安府志》,一个地方志,在吴承恩条下面有个“《西游记》”的字样。

可是,对于吴承恩到底写的“西游记”,是不是清代人看到的《西游记》(今人看到的本子都是根据明万历年间世德堂本整理的。清代的本子并非是世德堂本,存在一些不同,但是基本也是世本的底子),他们几个淮安人似乎也说不清楚。文中说,有人讲吴承恩写的是《后西游记》,大概《西游记》作者仍然是丘处机;而后来的淮安地方地方志里面,吴承恩条底下就没有《西游记》了。

所以你看,这些材料的立论都是比较随意的,支支吾吾、语焉不详,仅靠这些其实只能算推理依据,而不能作为铁证。

胡适的考证是收到了鲁迅给他的这些材料才写的:

《中国旧小说考证·西游记考证》:现承周豫才先生把他搜得的许多材料抄给我……天启《淮安志》修于天启六年,当西历1626,去吴承恩死时止有四五十年,自然是可靠的根据了。

可见,胡适自己并没有作细致的考证。材料也没超出鲁迅的范畴。

《史略》《考证》二书可以说是中国古小说研究的开山之作,其价值与意义不须赘述。但是二位大师并非一无错处,一来,两人的年代很多材料没看到,就是世德堂本当时都没看到,很多东西是很有局限性的;二来两人都忙得很,不是专门作小说考证的,很多问题的见识确实独到,但是考证不免于粗疏。特别是胡适,比如他考证《醒世姻缘传》,还曾说是蒲松龄写的,这就牵强了。

因此,吴承恩说从它的诞生就是有问题的,根基不稳的。

2.谈谈地方志著录问题。地方志里面往往有目录,也就是说,某地方出了啥名人,然后在名人后面,把他的著作名字列一遍。

《淮安府志》艺文志一“淮贤文目”列有吴承恩著作目录:

《射阳集》《春秋列传序》《西游记》。

首先,古代的地方志基本不列通俗小说,他们认为鄙俚、不登大雅,而《淮安府志》除了《西游记》疑似为通俗小说,不见别的著作。可见,怀疑这个“西游记”,不是一部章回小说,并非空穴来风,是完全合理的。

此外,《西游记》若没有小说名字的先入为主,自然正常人会认为它是一部游记,往西边走去旅游,写了一部游记。

因此,就有人说了,《西游记》不可能是一部游记,因为根据吴承恩的生平资料,他根本就没去过“西部”。

我也承认,这确实不是“一部”《西游记》,因为它很可能是“一篇”《西游记》。你看《春秋列传序》,它肯定是一篇序文,也就是说,府志在搜罗吴承恩著作的时候,他的《射阳集》已经编好了,但是还有《春秋列传序》这样的未收入文章,所以就直接列在别集后面。

如果《西游记》是一部百回本的大部头小说,他为何不放在一部同样大部头的别集后面,而要放在一篇孤零零序文后面呢?很明显,《西游记》大概也是一篇未收文。而“西游”未必要去所谓的“西部”吧,去趟西山、游趟西凉河都可以叫“西游”啊~

再者,同样是目录书,明末清初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明确是将吴承恩《西游记》放在“地理游记类”条目中的。这个我觉得要比《淮安府志》证据更铁一些吧,起码是平等效力的材料。

可是持吴承恩说的,就要反驳了,黄虞稷可能根本没看过西游记,自作主张,或者疏忽大意分类分错了。

诚然,黄虞稷存在疏忽的可能。但是,你可以质疑黄虞稷这个有名的目录学家、藏书家出现了纰漏,但是,你必须要有相同的标准,你为什么认为目录学水平根本与黄虞稷不是一个档次的,一个地方志的编写者(地方志编写者,多就是地方文人,你可以想想你们家乡市里县里文化局里人啥水平),他所记的就都是真的,他所记的书目就都是他自己看到的呢?

也就是说,凭什么你认为唯一佐证吴承恩说的地方志记载是对的,对吴承恩说不利的别的目录书就肯定错了,这逻辑不通嘛。地方志的编写往往水平有限,出现讹误、疏漏十分正常,书目性质不严谨也是常有的事情。

《西游记》与明代“藩王府”的渊源,是很专业的问题,一般人可能不太了解,而且也比较复杂。我认为很多学者持吴承恩说,竭力拿荆王府说事,以为有理得很,也经常写一些东西,大谈《西游记》跟明代荆王府的关系,什么哪个国家映射荆王府云云。

其实,是把这个问题本末倒置了。

因为,不是《西游记》跟荆王府有关,而是与“王府”有关,有人先认为是吴承恩,才又推出荆王府的,这个逻辑要先捋明白。

王府跟《西游记》怎么扯上的?源于几条材料。台湾故宫博物院藏世德堂本《西游记》中有陈元之的序文,其中说:

(西游)一书,不知其何人所为。或曰:“出今天潢何侯王之国”,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制”。余览其近意趼跑滑稽之雄,卮言漫衍之为也。旧有叙,余读一过。亦不著其姓氏作者之名。

简而言之,“天潢何侯王之国”就是藩王府,“八公之徒”就是藩王府的门客。陈元之是说,我看到了这个叫《西游记》的书,但已经不知道是谁写的了,有人说流出于藩王府,可能是王府门客写的,也有人说是藩王自己写的。

这是对于《西游记》作者考证最重要的证据,因为他不是推论,而是耳闻,尽管不一定准确,但比起清朝人主观推论要靠谱的多,因为他的年代相近,同时没有说谎的动机,他自己并不知道作者是谁,就是听人说是啥啥啥,这没什么编造的意义。

但人家陈元之没说是“荆王府”,而是“王府”。明代的王府多了去了,怎么确定哪一个呢?反正荆王府的证据还不如以下有关王府的材料靠谱。

明代盛于斯在《休庵影语》中说:

余幼时读《西游记》, 至《清风岭唐僧遇怪,木棉庵三藏谈诗》, 心识其为后人之伪笔, 遂抹杀之。后十余年, 会周如山云:“ 此样抄本, 初出自周邸……

周邸就是周王府,在河南。

第二条更重要,明代周弘祖《古今书刻》中记载了一些官刻、王府刻的书目,在“登州府”“鲁府”都著录有《西游记》。但这个《西游记》要比地方志里面更像是小说,因为《古今书刻》里还有《三国演义》《水浒传》,你总不能说它们是游记吧?

所以,吴承恩曾去过荆王府任职,这是板上钉钉的问题。可是,这不是说,他去过某王府,就一定跟《西游记》有关系。这是没什么意义的,因为明代读书人不中科举,很多就是去王府、高官府中做门客。因此,不要把一个普通事件,作为推理的充分条件。

因为,荆王府除了吴承恩这一条线,跟《西游记》无任何关系。假设作者不是吴承恩,那谈荆王府毫无意义。惟有认为吴承恩是作者,才能拿荆王府作为辅助材料作为证明。而不是本末倒置,因为吴承恩去过荆王府,而证明他是作者。

而一旦认定是吴承恩,那黄虞稷盛於斯周弘祖的材料,所持此论者只有一种可爱的解释,他们都记错了……

清代吴玉搢等人说,《西游记》多淮安一带方言,鲁迅、胡适不是淮安人,也不知道淮安话咋说,所以就信以为真。他们也不作方言研究,因此也就没有做过考证。

但是,《西游记》真的是淮安方言吗?

首先必须要承认一点,三四百年前的方言与我们今天存在一些差距,我们不能完全依据今天的方言说明问题。

更重要的一点,我认为很多文学研究前辈都会犯的,就是用具体出现的一些方言词汇去框定地域,这是极不严谨的。

比如他们默认了作者是吴承恩,看到方言词语就去比较淮安方言,一看里面确实有,那这就是淮安方言啊,没毛病。

殊不知,很多方言词汇是属于整个北方地区的,抑或是鲁、苏北、豫、皖地区所通用的,是淮安方言不意味着为淮安独有。人民文学出版社黄素秋先生的注释,就很多这种情况。黄先生因为是五十年代做的这项工作,那时候吴承恩说限于材料以及治学方式的局限,基本是铁案。因此他想当然默认为淮安方言也说得过去吧,老先生嘛。

而且,迄今为止,我没有看到系统、专门地去考证《西游记》方言“系统”的研究成果。因为关注《西游记》的都是古代文学专业的,他们的方言研究、古汉语研究相对欠缺,只能片面地、直观地去考察一些具体问题。

但是,前年(2018)《明清小说研究》第3期刊登了一篇文章:王守亮:《<西游记>中的山东方言词汇例释———兼及黄素秋注与李洪甫注》,他就细致考索了《西游记》中的方言,发现根本就不是淮安方言占主导,而是山东方言比较集中。

所以,这就尴尬了。因为确实,淮安方言很多地方是站不住脚的,你先入为主地去看,当然能找出一些佐证,但若是你认真去考察了,好多东西经不住推敲。

另外,指示非吴承恩作的研究也零星存在一些。举一个好玩的,华东师大陈大康先生考证,吴承恩的父亲是个倒插门女婿,早年潦倒落魄。很多吴承恩的材料证明,吴承恩对自己的这一出身很在意,是他的一个痛点,比较敏感。但是《西游记》里面却特别喜欢写倒插门女婿的事情,比如唐僧父亲就是倒插门。甚至猪八戒也是倒插门,而且还有坐山招夫、撞天婚的情节,这些都是在嘲讽倒插门女婿,吴承恩自己比较忌讳这一出身,不太可能在小说里写这些东西吧。

是不是吴承恩写的,本质是个学术问题,都可以探讨。但是在今天,吴承恩家乡靠西游记发展起那么大的文化产业,基于吴作说又衍生出那么多的学术问题、社会影响、文化热点(章承恩),这就不是仅仅尴尬的事儿了。

倘若真是吴承恩还则罢了,若不是吴承恩作的,那真的牵扯太大了。如果没有《西游记》,吴承恩只是一个文学史都难进入的地方文人。但是有了《西游记》,他一跃成为古代文学史上的大文豪了,这是令人唏嘘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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