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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发生的当天晚上,美国作家苏珊·雅各比在纽约的一家酒吧中,听到两名男子的对话。

甲:今天发生的事情就像珍珠港事件一样。

乙:珍珠港事件是什么?

甲:就是当年越南人在某个港口投下了炸弹,从而引发了越南战争。

美国民众一向很少关心“世界新闻”。但是他们的无知程度,仍然令雅各比感到惊讶、哀叹。

其实,这种惊讶和哀叹,往往出自于精英群体——关心历史、了解历史,事实上是一项有门槛的活动。这种门槛不仅见之于大众,即便在阅读历史的读者,甚至历史的著述者中,也存在着鲜明的“层次差异”。

▍历史的第一层次:求知、求真

曾说,一句真话的分量,比整个世界都重。历史的第一个层次,就是辨别真伪、探明真相。

如果仅仅为了满足消遣和猎奇,我们不必读历史,读虚构文学就绰绰有余了。

大众层次的文化消费,是最流行、最容易满足的;因为他们厌倦了日常生活的乏味,渴望用最小的努力换取最大的刺激:

在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时代,大众收藏最多的,是“一剑砍翻三个人”的骑士小说;今天,各种题材、各种形式的文化胶囊,“偷”走了人们大量的时间,“奶头乐文化”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流行。它们远比读历史更刺激、更轻松、更廉价……

所以,一个愿意花时间读历史的人,往往是爱知求真、理性谦卑的人。当大众沉溺于“流行”的时候,他们已经踏出了“探寻历史真相”的一步。

千万不要小看这一步——敢于追索历史真相的人,需要翻越很多极大的障碍。

◎被历史学究耽误的真相

很多真相之所以被遗忘,要么是其中有令人不快的记忆,要么是它们被认为“不重要”,于是被尘封,甚至消失在沧桑岁月中。

很多被遗失的历史真相,其重要性被长期低估——包括一些涉及我们日常生活的宝贵观念。

在信息爆炸的智能时代,我们寻找真相的困难越发明显。海量的信息就像海量的泥沙,有价值的真相就像金粒,总是被掩藏其中。

很多历史学家喜欢堆砌名词,看似学识渊博、立场客观——与其说他们是历史学家,不如说是历史学究——普利策奖得主、历史学者塔奇曼认为这是一种极不负责地偷懒,他们把功课都扔给了读者,但读者根本无法从庞杂的名词或概念中找到真相。

好的历史,信息量巨大,但很少堆砌名词和概念。好的作者,在搜集完资料后,不是粘贴复制后填空,而是会花数倍的时间从泥沙中淘出金矿,然后精炼提纯,让读者在“沉浸式阅读”中,看清历史的真面目。

古往今来的绝大多数历史写作者,之所以无法做到“公正还原历史真相”,往往是因为“价值先行”——凭自己的喜好筛选史料,甚至以“推理、想象”等方式捏造历史。

秦始皇、拿破仑都是“千古一帝”,后世的崇拜者在编纂他们的历史时,刻意淡化了他们残酷、嗜血、荒淫无道的史实,为了“替古人原谅暴君”,他们不惜和史料打架。

康有为为了让改良师出有名,炮制了《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声称“孔子想搞立宪改革,从前孔子书注都是假的”。他还假想出一个完美的彼得大帝,要光绪效仿。

诚然,人不可能做到绝对的“理性、中立、客观”,作家一定会有自己的态度,也应该有自己的态度,这本身无可厚非。但一个合格的历史作家,就必须是一个“隐身的说书人”——既经得起文献检验,又有细节相互印证;既有整全、高度的视角,又有读者自由思考的空间。(塔奇曼《历史的技艺》)

夹叙夹议、苛求古人、代读者做价值判断……都是历史的大忌——这些内容完全可以放到附录中去谈,绝不能用来挟持史料,甚至和文献打架。

塔奇曼的作品,因文笔优美、情节跌宕而闻名于世,因此时常被人质疑为捏造。但是她斩钉截铁地说“我从不捏造任何历史,包括天气。”比如,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军登陆法国时的情景,塔奇曼写道:“一声夏日惊雷在半空炸响,接着是血色残阳”——这样的文字,源自一位英国军官的日记。

为了探寻历史真相,塔奇曼总是“以最快速度扑向原始文献”:未出版的私人信件、工作日志、手写的报告、公文中的便条……为了还原战争场景,她甚至实地考察了战壕和传令摩托。

一个喜欢追索真相、思想冒险的读者,一定会带着问题意识去寻找可靠的读物;

一个尊重历史真相、而非虚假宣传的作家,一定会“让原始文献自己开口说话”。

一个伟大的作家,除了“让原始文献自己开口说话”,还不会带着自己的价值主张去筛选史料。这样的历史作品,可读、可信、可传世。第一次读,就想收藏,重读很多遍后,仍然不后悔收藏。

◎被刻意,甚至强制掩盖的“真相”

除了历史本身,渴望真相的读者,更多时候面临着一个更严峻的问题——历史真相被强行遮盖、扭曲。

历史学家自身的错漏,如果没有外力加持,很难扩散流毒;只要思想市场保持公平竞争,真相总会水落石出。

然而在人类历史中,专制君主为了维系自身的道统,总要删改史料、垄断历史。

有人说,一个历史如果有多个版本,并且具备相互印证的细节,那就说明“真相被遮盖的可能性极小”。事实上,这种说法还是低估了来自强制外力的涂改能力。

为了让伪史看起来更像真品,君主会描摹出很多动人的细节,让盲从者深信不疑,让研究者如坠迷雾。

燕王朱棣篡位成功后,为了将自己美化成符合祖制的合法君主,命令史官们以虚构、隐没、润饰的手法,系统地篡改、销毁了诸多历史记载,还亲自查验,以防疏漏。

面对强权的威慑,只有极具史胆的作家,才敢于捍卫真相:齐国史官冒着灭门的风险,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司马迁顶着触怒汉武帝的危险,记述刘邦的背信弃义;琼斯先生因为坚持报道乌克兰的饥荒,身败名裂、死于非命。

在浩如烟海、假货遍地的“历史”中,如何挣脱权力宰制、追求历史真相?作者必须呈现出真实可靠、线索清晰的史料,而读者必须有寻找真相的见识和勇气——在信息管道狭窄、真相稀缺的时代如此,在信息泛滥、真伪难辨的时代,更是如此。

探索历史真相,就像侦探破案。品味文字的冒险、突破思想的禁忌,有着最诱人、最持久的吸引力。他有一种“摄人心魂的魔力”,让人一见如故,又常读常新。

▍历史的第二个层次:见识和教训

真相固然重要,但真相本身并不一定带来见识和教训。

中国古人常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读历史的第二个层次,就是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上升为历史智慧,解决现实问题。“历史”一词,源于古希腊学者希罗多德的《历史》,原意就是“研究、探索”。

历朝历代的政治家,都非常看重历史的这个功能,因此历史写作在这个层次的竞争也是最激烈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资治通鉴》,就是东西方世界各自的佼佼者。

“资治通鉴”是宋神宗取的,意为“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所谓“鉴于往事”,就是借鉴中国历朝历代“政治治理”的经验。司马光潜心著书15年,终成一代名典。

史学大家唐德刚先生回忆,他从小就爱读《资治通鉴》,甚至在作业里抄袭过司马光对三国关、张的评论。有意思的是,举人出身的老先生竟然被文中“雄辩的教训”镇住了,给唐德刚打了九十九分。

唐德刚的“通鉴情结”,后来变成了著名的“历史三峡论”。这种情结很有代表性。古今中外,所有关心政治的人,尤其是有着“修齐治平”情怀的知识分子,都以汲取历史教训为读历史的首要目的。

“不读历史的人会重蹈历史覆辙,读历史的人只能眼睁睁看着不读历史的人重蹈历史覆辙。”阅读历史、汲取教训,是一种避免犯错、尤其是犯大错的智慧——这是人尽皆知的古训。

真正值得深思,也是最令人尴尬的,是另一种现实——同样是关心现实的读书人,同样的历史文献,有人从中读出了“契约、和平的文明大趋势”,有人却只能看见“丛林法则的阴谋和暴力”。

毫不夸张地说,很多人读历史,就是为了学习权谋诈术。从他们的口中,时常能听到“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一类的侃侃而谈,却没有对普通人的丝毫怜悯,更没有对自由、民权的自觉和关心。

历史学家威尔·杜兰特说,“历史是个邪恶的老师,只会对自由人诉说真相”。历史不仅关乎真相,还关乎道德和信仰。

文明的规则,只会对文明人产生说服力。面对种种尖锐冲突的“历史真相”,一个迷信“成王败寇”的读者或作者,不可能有意愿和能力分析历史真相。相反,了解的真相越多,他越是无所适从,甚至拒绝相信“所谓真相”。

更进一步说,不知道历史真相,不懂得分析史料,最多是无知到可笑。但如果缺乏对自由的信仰,对真理的敬畏,而只是利用局部的真相,替那些灰暗污秽的历史背书,那就很可怕,甚至很邪恶了。

因此,这绝不只是读史者的问题,它首先就是写历史的人史观的问题。何谓正确的史观?到底哪些是需要从历史中汲取的教训?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这里仅举例说明:

在《愚政进行曲:从木马屠城到越南战争》中,塔奇曼聚焦于历史真相背后的终极之问:政治是由最聪明的人组成,但为何常常做出愚蠢的决定——奉行与自己利益相左的政策?

特洛伊城的统治者怀疑木马是希腊人的诡计,但仍然把他们的木马拉进城去;英国乔治三世的历届内阁,持续对北美自治州威胁压迫,即便结果是两败俱伤;

蒋介石拒绝听从任何改革的声音,最后发现自己失去了对整个国家的控制;

德国平民反对“无限制潜艇战”,但军事统帅认为这是“德国的唯一出路”......

最擅于玩弄权谋的聪明人,为什么做出了最愚蠢的决策?因为他们自我催眠、先入为主,凭主观意愿曲解历史教训,不会审时度势,更不会自我反思。

自由人为什么可以借鉴历史经验?不仅是因为历史给了我们新的真相,更是因为我们从中找到了一些“本来就合情合理的东西”。所谓真相,就是为了印证人性深处普世的正义感、同理心而存在的东西。

一本饱含历史智识的著作,我们听很多人的介绍时,常常以为自己已经懂了,但自己阅读时才发现原来只是一知半解。

书中涉及的事件,我们大多都已经耳熟能详,但是当自己去阅读时,才发现远比我们听到的更鲜活、更出乎预料、更不可思议。

一个经验老到的作者,不会把想说的话全部说尽。他们的书总是内涵深远、意犹未尽,为读者开启一个新的世界,鼓励我们有更深的思考、更新的发现。用塔奇曼的话说——“读者明明知道结局,仍然对悬念迭起的文字欲罢不能”。

▍历史的第三个层次:洞察人性,悲悯人心,超越政治实用主义

黑格尔说,人类在历史中所能汲取的唯一教训,就是从来不会汲取任何教训。

对不读历史,不关注历史真相的人,根本不在乎什么历史教训。

从“不知晓历史真相”到“知晓历史真相”——这是第一个层次的历史,达到这个层次的人聪明、博学,但不一定道德。

知晓历史真相,也珍惜历史教训,懂得判断是非对错——这是第二个层次的历史,达到这一层次的人既聪明,又有正义感。

但是,这依然停留在“古为今用”的政治实用主义层面。他的悲欢,不一定能与“凡夫俗子”相通——因为无法参透人性的幽暗和脆弱,他总是无法理解:明明是正义的事,为什么人们就不能坚持到底?我明明是真诚地立志行善,为什么行出来的却是罪错?

最现实的例证是,北宋并不缺少明君贤相,朝野上下都非常重视历史教训,但是仍然积贫积弱,民不聊生,几乎所有改革都违背人性、事与愿违,最后与其他朝代一样,屈辱而惨烈地亡国了——如果没有洞察人性深处的奥秘,任何历史教训都只能是以苛求古人的方式自我安慰。

因此,历史的最高层次,就是洞察人性、悲悯人心——正如塔奇曼所说,历史是印刷出来的人性。

什么是人性(Human nature)?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性情和特征:理性、意志、情感、直觉、良知……

从轴心时代的耶稣基督、先秦诸子、苏格拉底,到启蒙时代的休谟、斯密,再到科学时代的韦伯、哈耶克……古往今来所有最伟大的思想,都是从论述人性开始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性情和特征,让人有别于动物或机械?

很多人将人性视为“大自然的产物”,但伟大的思想者都将它看作是“上帝的造物”。因为人性如此玄妙、矛盾,一点都不科学、理性:

人性很卑劣,自私又顽梗、贪婪又胆怯,肆意破坏,伤害同类;人性很高尚,会同情弱者,聆听古训,还会缔结契约、协作创新。

人性很脆弱,既经不起诱惑,又经不起打击;人性坚韧且单纯,任何种族、制度、时代的差异,都无法遮盖人性共通的自由和正义……

千万年来活过的亿万人类之中,从未出现一模一样的两个人。但是千万年来,人类的道德、智力和审美,也从未有过任何本质的变化。

随着人类对自身的认识越趋深刻,政治似乎越来越顺应人性,但是历朝历代的政治思潮、权力结构、国家意志,实质上并没有太多新意。

所以,“洞察人性、悲悯人心”的历史,为什么能够超越“政治教训的历史”,成为最高层次的历史?因为任何时代都是人的时代,任何政治秩序都必须附生于人性这一基本前提。

人性中的斗争,就像大海的几次潮汐;历史中的政治,就像冰山的一角。一个人写历史、读历史,如果止步于“镜鉴兴替”的政治教训,就注定无法参透更深刻、更宏大的人生意义。

虽然,长期有“史学二司马”之说,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还是无法比肩司马迁,虽然它更宏大。因为司马迁已经超越了政治叙事——他对人性有着深刻的悲悯,对人性的败坏有着最深刻的警醒。比如:

满朝文武都知道李陵孤军深入、投降匈奴是错的,但只有司马迁愿意体谅李陵。他说,李陵只有投降才能保全将士的性命。

司马迁身为一个小小的史官,却在李陵跌落神坛时,挺身而出为他辩护。当汉武帝听信谗言夷灭李陵三族时,他遭受牵连,却忍辱负重,只为完成最后的大使命。

大众知道司马迁开创了纪传史的先河,却很少关心他的人间使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读这样的历史,不仅是美的享受,还可以触摸宇宙真谛、人生百味。

他的文字,已经看淡了成败生死,倾注于个人的悲欢、命运的无常;他的视野,已经超越了朝代更迭,升溯至天道信仰、人间大道。

在那个天道衰微、皇权独大的时代,司马迁的文字对帝王将相不屑于折腰,对悲剧英雄不忍于苛责,对贩夫走卒从不藐视,甚至对刺客的梦想和悲欢,都充满了极大的兴趣和敬意。

读这样的历史,读者不仅可以领略当时各个领域的智慧,更是亲身体验一个个敢爱敢恨、命运无常的人生。

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曾经有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在他们活过的每一天,像我们一样快乐过、勇敢过、挣扎过;他们汲取前人的教训,如今又变成我们的教训;他们很少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如此短暂,就像我们很难意识到,自己活在他们生命的延长线上……

更奇妙的是,这些活生生的人性,竟然被史家忠实记录,精炼提纯,最后娓娓道来——最高层次的历史,对“人的意义”有着终极的追问和关怀,绝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褪色。

在司马迁之后,能够像这样洞察人性、咏叹人生的历史大师,古今中外都屈指可数。即便在史学巨匠群星闪耀的20世纪,真正能够达到这一层次的依然屈指可数,但巴巴拉·塔奇曼当在此列。

塔奇曼曾被香港读者称为“西方的金庸”,但这个类比显然是不恰当的。两人同是文学大师,但金庸的天才在于“以虚构的故事展现真实的人性”,与他同类的西方大师应该是《魔戒》的作者托尔金。

塔奇曼是历史作家,她的天才在于“以真实的故事展现真实的人性”。她的作品自1950年代横空出世,至今长盛不衰。

很多人都知道她开“非虚构写作”之先河,却不知道她的作品像司马迁一样,深刻洞察了恒常、普遍的人性,尤其是关乎人类终极意义的重大命题。

像司马迁一样,她不看重政客的得失,甚至不看重经济、科技数字,她关心的是人心,尤其是“大众的情绪温度”、维系文明的人性价值。

作为一个现代人,她的历史,不仅对人性保持着警惕和悲悯,还对世界保持着谦卑和审慎——我们的生活之所以能够保持和平、有序,从根本上说不是因为“发达的科技和生产力”,而是因为“现代文明”所维系的观念和伦理,使人类不至于自我毁灭。

像司马迁一样,塔奇曼的作品像史诗电影,更像POV视角的权游世界,最终成了“一家之言”:她把小人物的人生切片,写成了事关人类意义的大事件;更让人不得不叹服的是,这些真实的历史写得比虚构文学更精彩、更离奇。

因此,她凭借两次获得普利策奖,但她自己最满意的作品,却是《骄傲之塔》,原因其实很简单:《骄傲之塔》更接近历史的第三个层次。

她最不为中国人熟知的作品《远方之镜》,也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塔奇曼讲述了一个欧洲骑士曲折离奇的人生经历,堪称“比金庸小说还精彩的武侠奇遇”。就连书中的游历、打斗的情节,都是她在一堆古文献中发掘出来的。除了“精彩但又真实”的故事之外,这个骑士的“武侠人生”,竟然完美印证了现代文明面临的三大挑战:

市场经济和有限政府在其诞生之初,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动荡和崩溃?

延续至今的私产权利、政教分立,曾经遭受过什么样的侵略和威胁?

以上这些现代文明的价值,为何能让西方在大瘟疫之后逆势崛起?

和司马迁一样,她塑造了一个人群的观念和审美,这些观念和审美不会迎合时代潮流,因此时常成为刺耳的杂音。但人类的进步、文明的留存,却必须依靠这些带有“预言”性质的杂音……

▍巴巴拉·塔奇曼:历史的温度与技艺

卡尔维诺曾说,能够奉献经典的,是那些我们永远无法忽视和回避的作家,无论是否认同他的观点,阅读他的著作,都有助于准确地定位自己。

在信息泛滥的网络时代,为什么还要阅读塔奇曼的纸质书?

除了本文提炼的她对历史真相的“顽固”;对历史经验的洞见;对普遍人性的洞察、对人心的悲悯这三个层次之外,还有她对历史写作技艺的执着——在《历史的技艺》中,塔奇曼写道:见识、知识和经历,还不足以成就一个伟大的作家,他还要有对语言的非凡的掌握——因为,伟大的思想也需要借助对词汇的完美掌握才能表达。

读塔奇曼的文字,时常会有涂划、玩味、品鉴的冲动——这是任何为了高效获取信息和知识的碎片化阅读、电子阅读所无法代替的;所以,读塔奇曼的书,需要一种“焚香沐浴为读书”的仪式感。这或许也是当年尼克松总统开启与中国破冰之旅时,将塔奇曼的书作为国礼的原因。

遗憾的是,塔奇曼的作品在中国长期被忽视。她的部分作品引入国内后,曾一度绝版。为此,先知书店携手塔奇曼作品的出版方,复活了《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骄傲之塔:战前世界的肖像》等六部作品,并与近两年出版/再版的《圣经与利剑》《八月炮火》组成“”,一共八卷,迄今简体中文世界最全版。(也可在京东、淘宝搜索“塔奇曼 先知书店”,收藏正版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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