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版《大决战》中，有这么一个镜头，杜聿明给陈诚通电话：

杜聿明在电话里，对陈诚是左一个“辞修兄”、右一个“辞修兄”地叫。看到这里，我一赌气差点没把电视机给砸了。

这就要翻出我写于十多年的一篇老文了，不知这算不算洗文。但我想在这个时候发在这里，很有必要。

在1991年拍摄的电影《决战之后》中，傅作义和杜聿明在北平会面，席间，杜对傅也是同样的称呼：

看上图，先不说那军装是多么的荒唐，就看杜对傅的称呼，“宜生兄”，就能把人雷一个跟头。

今天就借这个话题，聊一聊国军将领的断代与社交伦理。

国民政府时期，与当时社会习俗一样，同辈将领之间在社交中往往称兄道弟，即在称呼对方时，在其字或号之后加“兄”字，以示尊重，而以弟自称。使用这种称呼时，并不考虑双方年龄的大小。也就是说，只要是同辈，哪怕你比我小5岁、8岁，我在称呼你时，仍然要以兄相称。当然这是互相的。

但使用这种称呼必须得有个条件，即对方一定得是自己的同辈或比自己辈份稍低一些的，对于辈份高于自己的或者直接的长官，就不能用了。这在半封建的旧中国和注重论资排辈的国军中，是丝毫也不能乱的。

称兄道弟的场合与适用的对象，从本义上讲并不难理解，但在许多文艺作品中，却屡屡出现一些常识性的错误，比如开头说的杜聿明称陈诚“辞修兄”、称傅作义“宜生兄”，还有某部电视剧中戴笠称张治中“文白兄”等等，就忒荒唐了。

之所以闹出上述笑话，应该是这些年吃了催长剂成长起来的影视编导对国军军人的断代以及具体人物的出身背景等不够熟悉的缘故。

国军军人该如何断代呢?

国民政府时期的高级将领，从纵向区分，大致可分为三代。第一代，是以清末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各省陆军速成学堂的军人为主，其代表人物有蔡锷、蒋尊簋、唐继尧、李烈钧、许崇智、张绍曾、杨宇霆、孙传芳、姜登选、徐树铮、阎锡山、程潜、陈仪、蒋方震等。这一代军人，主要活跃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北伐完成后，仍旧活跃于军事舞台者，已为数不多。

第二代，是以出身保定军校的军人为主，其代表人物有顾祝同、刘峙、张治中、陈诚、白崇禧、唐生智、余汉谋、陈铭枢、刘文辉、王天培、傅作义、杨爱源、王以哲、刘多荃、秦德纯、赵博生、李兴中、刘茂恩、刘和鼎、万耀煌等。这一代军人，在国民政府时期各个派系中都有广泛的分布，将星最为众多，从二十年代开始一直到大陆解放，一直是中国军事舞台上的主角。

第三代，便是以号称“天子门生”的黄埔学生为主了。其代表人物，有胡宗南、杜聿明、黄维、王耀武等。自北伐战争开始，逐渐形成一支庞大的军事政治集团，但其分布面则较窄，主要服务于中央军，在所谓的“杂牌军”如东北军、西北军、晋绥军中，则基本上未能渗入。

这样断代有什么道理吗？有。

保定军校的前后八任校长中，有五任校长出身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校长以下的教育长、各兵科科长、教官等，也多数以士官生担任。而黄埔军校的教官、队长则绝大多数出身保定军校。就因为这层关系，使留日士官生、保定生、黄埔生形成了较明晰的三个断代。再加上那时还残留有认门生的习俗，故不管是不是在军校授过课，下一代在上一代面前，都以晚辈学生自称，上一代也有这个心理，只是多数不流露于表面。

影片《开国大典》中，傅作义有一句台词：“林彪是我的晚辈……”，不管这句台词出自傅作义之口是否符合傅的为人（我本人感觉不符合傅的谦逊低调之风），它所道出的其实就是傅、林分别出身于保定、黄埔这么一层关系。而在涿州守城作战时，傅作义称奉军将领于国翰为老师，也是于国翰出身日本士官比傅作义高一个辈份的原由。

除上述三所军校外，也还有大量其他军校的毕业生，也还有什么军校都没有进过的行伍和绿林，比如卫立煌、张学良、马步芳、韩复榘、马占山、杨虎诚等，对他们又该如何断代呢？不不，别误会，我说的这个断代，只是大致而言，不包罗全部，而论资排辈可以有多种方法，并不一定非得按学系。这就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构成这种代差的将领之间的称谓，大抵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没有直接的隶属与师生关系，或者虽有隶属关系，但职级相差不大时，资深者对资浅者称之以兄，以示谦虚，是十分正常，也是十分普遍的；但反过来，就不行了。比如北伐时期，有一次白崇禧夫人到南昌，而恰逢白衔蒋命去了前线，于是蒋介石在招待白夫人的同时给白发一电报，电文中有“使兄嫂不得相见，此中正之过也。”以当时蒋白二人的出身资历和任职来说，蒋称白及夫人为兄嫂是符合当时的社交礼仪的。因为蒋出身保定协和陆军速成学堂，又任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其学历辈份、任职都高于出身保定军校、正担任蒋之参谋长的白崇禧，是适合使用这样的谦词的。但反过来，如果白也称蒋为“介石兄”的话，就是大大的不尊，就是当时的道德伦理所不能允许的了。

叶挺对曹渊遗孀的称呼，也说明了同样的道理。抗战时，新四军军长叶挺曾借到江北巡视之机，专程看望在北伐战争中英勇牺牲的独立团营长曹渊的家人。按说毕业于黄埔的曹渊，不管是年龄，还是职级，还是出身，都低于保定出身的独立团团长叶挺，但叶见曹渊的遗孀时，仍以嫂嫂呼之。这在今天看来，似乎有点不对劲，但在当年，就是社交应有的礼数。

还说北平傅作义与杜聿明会面时二人之间的互相称谓，以当时傅、杜二人的职务来说是差不多的，都是方面大员，但前者出身于保定，后者出身于黄埔，二人又属于不同的军系，辈份略高的傅作义出于自谦，称杜聿明“光亭兄”，就合情合理，反过来如果辈份低于傅作义的杜聿明也称傅作义“宜生兄”，就是没大没小，有悖伦理了。

事实是，当年杜聿明在北平见傅作义时，傅对杜使用“光亭兄”的谦称，而杜对傅则使用“宜公”的尊称。这就对了。

同样是这个傅作义，在接待来华北公干的白崇禧时，二人互相之间，傅称白“健生兄”，白称傅“宜生兄”，就合情合理了。因为什么？因为白与傅是保定军校同学，辈份相同，阶级相当，就该这么称。

1948年李济深与白崇禧的书信往来中，可以看到双方互相的称呼，是不一样的。在李给白的信中，称白“健生兄”，而白给李的回信中，则称李“任公”。这就对了。如果白给李的回信中称以“任潮兄”的话，那同样也是没大没小了。因为李毕业于晚清北洋的陆军大学，那时的陆军大学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差不多是同一个辈份，比毕业于保定军校的白崇禧高一个辈份。

第二种情况，双方属于同一派系集团，又有深远的上下级关系或者师生关系，便都不宜称兄道弟了。比如张治中与戴笠之间，就不适宜如此称呼。因为张治中与戴笠虽然也是一个保定一个黄埔，但和同样是一个保定一个黄埔的傅作义与杜聿明的关系不一样。戴在黄埔受训时，张正好是以黄埔军校教育长的身份主持校务，代行校长职权，二人的师生关系是再明确不过的了。有这样的历史渊源，戴笠若是称张“文白兄”的话，那就不是尊与不尊妥与不妥的问题，而是大逆不道了。戴称张治中，要么直接称“老师”，要么称“文公”，要么称张当时的官职，而绝对没有“文白兄”的道理。

再说了，那电视剧中那样的处理，也不符合戴笠处事的风格。由于戴笠职业的关系，使得这位特务大亨在他死后的几十年里被大大地炒作了。实际上，戴笠虽然生性残虐，但在与人处事时、特别是与党国大员相处时却往往表现得十分谦恭。抗战时有一次陈诚与戴笠谈话，一个多小时里，戴一直以立正姿势听训和答话，对陈以“老师”称之，而以“学生”自称。其实戴还长陈一岁，戴在黄埔做学生时，陈也早已不在校任教。而既然对并未直接执教，年龄又比自己小的保定八期毕业的陈诚都执以弟子之礼，对毕业于保定三期的乃师张治中，却与之称兄道弟，你说这可能不可能？

杜聿明与陈诚的关系，和戴笠与张治中关系差不多，不在一个辈分，不能称兄道弟。杜可以称陈诚的官职，也可以称“辞公”，称“辞修兄”，那同样也是胡说八道，不可能的事儿。

同样还是一个保定一个黄埔，有些情况又可以互相之间称兄道弟，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三种情况，即双方同属于一个派系，又在同一个单位，但后来者居上，黄埔生做了保定生的直接上级。构成这种关系的，在当时也不在少数，如胡宗南与于达、与裴昌会、王耀武与施中诚、宋希濂与向贤矩、方靖与甘登俊、李仙洲与傅立平等。出现这种情况，就不能再机械地按照保定、黄埔那种学系的辈份来论，而应以同辈相待了。

与称兄相对应，还有称“弟”的，这种情况远不如称兄使用的普遍，但也有。一般来说，称对方作某弟，只有两种情况下适用。一种，是对方辈份或资历明显低于自己时。如在忻口战役时，黄埔学生李仙洲负伤，蒋介石给李的电报中有“仙洲吾弟……希安心养伤，并将每日伤情告吾，以免挂念不安”之句。蒋以校长之尊，称自己学生为“吾弟”，可见其用心良苦。当然蒋校长并不仅仅是对李仙洲如此了，比如淮海战役中，对杜聿明、黄百韬等，都曾以弟称之。

另一种，是对方是年龄低于自己的拜把子兄弟时。冯治安死后台湾军界送的挽联中，何应钦、白崇禧、薛岳、李品仙、陈诚、顾祝同等送的挽联开头都写“仰之吾兄”，而刘汝明、秦德纯、石敬亭等送的挽联开头则以“仰之吾弟”称之，这并不是刘、秦、石等妄自尊大，而是因为三人与小冯有把兄弟的关系。徐州会战时，张自忠曾给樊松甫捎去白兰地若干瓶，并捎话：“哲山弟好饮……望他少喝”等句。对比张自忠、樊松甫二人的出身、资历、派系，单凭张对樊“哲山弟”的称呼，便可断定二人必定存在着结拜关系，用不着考证。

社交中称某“公”，是对资深望重者使用的尊称。同一辈份的人可以使用，辈份稍低的也可以使用。和称兄时使用字中的两个加上“兄”字来称不同的是，称“公”时，只选字中的一个加上“公”字来称，如对李宗仁，称“德邻兄”或“德公”，对李济深，称“任潮兄”或“任公”等。需要注意的是，这个“资深望重”，既是模糊的，也是相对的，看什么人称呼，看什么时候称呼，没有一定之规，比如到了四十年代后期，对于高职的黄埔生，也动不动就以“公”称呼了。

与称兄相对应，那时若带着自己的儿女见到同辈，都会令其喊伯伯，而不像今天这样喊叔叔。据土木系将领宋瑞珂回忆，每当往见陈诚时偶遇陈诚的家属子女，尽管从年龄到学系辈份再到军职资历等来说宋都远低于陈，但陈诚夫妇还是令幼儿喊伯伯。看解放前的话剧和电影，若某个年轻人到男友或女友家中，都是喊对方的父母作伯父伯母，而没有喊叔叔阿姨的，这便是当年的习俗。

请看上图：这是杜聿明对卫立煌的称呼。你没看错，杜就是直呼“卫立煌”的名，连一声“俊如兄”都没有。

今天若是直呼其名没什么，但在当年，这可要比戴笠称呼张治中“文白兄”更加的大逆不道。

旧时男子成年后，除了家长以外，没有人有资格再直呼其名，都要以字相称。当然这有例外，即家长制作风极其严重的西北军首领冯玉祥。在十六混成旅到国民联军时期，称呼自己的老部下，冯从不称字，而直呼其名。比如对韩复榘不称“向方”而直呼韩复榘；对孙连仲不称“仿鲁”而直呼孙连仲。但像冯玉祥这样的，整个民国恐怕找不出第二人了。而且就是冯玉祥，在中原大战失败后也改变了作风，对刘汝明、张自忠等，也是称“子亮”、“荩臣”而不再直呼其名了。

卫立煌不是保定出身，也不是黄埔出身，而是行伍出身，但在国民党军中，卫比黄埔高一个辈分。低辈分的杜聿明对卫立煌连称呼“俊如兄”的资格也没有，直呼其名喊叫“卫立煌”，就是他的老头子蒋介石也不敢。能够这样称呼卫立煌的，除了卫立煌的爸爸没人敢。

杜聿明竟敢对卫立煌这般称呼！这是我打死不看改开后拍摄的军史题材电影电视剧的主要原因。

因这里主要讨论高级将领之间非正式场合的社交称呼，至于辈份相差太悬殊的，比如某个上将与某个校尉级军官，上面所说的便不适用了。对于正规场合该怎么称呼也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上面所说的只是一般的情况，对某个具体的人来说，就不是绝对的了。比如同样是黄埔生的关麟征，他对待保定生的态度就与杜聿明、戴笠等有很大的不同。而即使在同一种情况下，也会因双方之间关系的远近、善恶和个人性格、修养以及当时心态的不同而表现出个体的差异。文艺作品要想表现的准确，还需要对具体的对象做具体的解析才行。

在电视剧《大决战》的最后一集中，傅作义派人去请来时任国民党军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4兵团司令官的李文，向他透露了与我军的谈判已经有了结果的消息。

李文闻言后脸色大变，黯然说道：“既然如此，我在家等候发落就是，总司令不必专门对我说！”

傅作义淡然一笑，告诉李文，自已打算将李文他们这些不愿一起和平起义的将领们全部送回南京，也算是报答当年总统对自己的恩情。

李文很感激傅作义能够放过自己，临别前提醒傅作义要留意保密局的特务对傅冬菊下毒手，并称自己这样做是一命换一命，从此和傅作义两不相欠。

看到这里，有些朋友可能会有疑问，李文为何不愿与傅作义一起和平起义？他回到南京以后的结局又如何呢？

李文字质吾，号作彬，在《大决战》剧中，傅作义称其为“质吾老弟”，便是以其字相称了。

前几天拜读过一篇作者署名为牛o戈先生的大作，名为《看《大决战》角色之间的称谓，再说国民党军的社交伦理》。

若按文中的标准来衡量，剧中傅作义对李文的这个称呼，似乎颇有值得商榷之处。

牛o戈先生在文中提到：

直呼对方作“某弟”的情况一般只有两种，其一是对方资历职务都明显低于自己，比如蒋校长称呼自己的学生李仙洲、杜聿明和黄百韬等人；

其二则是对方与自己拜过把子且年龄又明显小于自己。比如张自忠称呼樊松甫以及刘汝明、秦德纯、石敬亭称呼冯治安。

李文当然没有和傅作义拜过把子，因此并不符合以上第一条。从资历上来看，傅作义出身于保定军校，李文是黄埔军校一期生。而就职务而言，傅作义是华北剿总总司令，李文则是华北剿总副总司令。

总体看来，傅作义不管是资历还是职务，都确实是要高出李文一筹，不过却也没有蒋校长与李仙洲、杜聿明和黄百韬等人之间的差距那么大。

按照牛o戈先生的研究，在民国的高级军政人员中，对于资历地位略低于自己，差距又不是特别大的这种情况，似乎还是以称“某某兄”为多见。

因此，傅作义见面对李文的正确称呼似乎应该是“质吾兄”而非“质吾老弟”了！这一结论不知正确与否，有待读者朋友们指正。

回到原来的话题，李文为何不愿与傅作义一起和平起义呢？

一来李文是黄埔一期生，是所谓的“天子门生”。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蒋校长在用人方面，一向是任人唯亲的。

故而李文在国民党军中受到的重视程度和能获得的资源都远非被人称为“布衣将军”的傅作义所能企及。

确切地说，李文与蒋校长之间其实是一个利益共同体，这也在客观上强化了李文的身份认同和对蒋校长的忠诚程度。

二来李文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从小就过着优越的生活，与傅作义这种贫寒家庭出身的将军，看待问题的角度和思考问题方式，本来就不在一个层次。

傅作义更加关心的是北平二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以及五朝帝都遗留下来的数不胜数文化遗产会不会因为自己的决策失误而毁于一旦。

对于个人的荣辱得失而言，虽然也有权衡，但经过傅的老师刘厚同先生的分析和排解后，在其心里已经明显不及以上两项迫切和重要了。

而李文则明显更加重视自己的名声与个人得失荣辱，缺乏傅将军那种宽仁博爱的悲悯之心。你同他讲二百万人的性命和五朝帝都的文物有如何如何重要，他可能还会嗤笑你迂腐。

更重要的是，从家族而言，李文的父亲李主一曾经杀害过中共地下党员，恶行累累。

而李文本人也曾在1931年率部参加过对豫东南以及豫鄂皖苏区的工农红军的所谓“围剿”。他们手上沾满了革命者的鲜血，担心日后遭到清算。

另外，我方的队伍不讲究个人享乐，也肯定得不到李文所渴望的那种荣华富贵。

基于以上的原因，参加北平和平起义，肯定不是李文心目中的正确选项。

因此，在《大决战》剧中，李文宁可束手就擒，也不愿与傅作义一起和平起义，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那么，李文离开北平，回到南京以后的遭遇又如何呢？

1949年1月，傅作义用《大决战》剧中提到的专机“天雄号”将李文、石觉等不愿参与北平和平起义的国军将领送回南京。

此时，蒋校长顶不住国民党内部各方面的压力，已经通电下野。李文等人不愿投靠代总统李宗仁，就直接前往蒋校长的老家浙江奉化溪口镇，去拜谒校长并表达忠诚。

蒋校长对李文的忠诚与恭谨颇为欣慰。因此，没过多久李文便被任命为西安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五兵团司令官，重掌兵权。

不过，李文的运气实在是太差了！1949年11月，他率国民党第5兵入川，部队驻扎在新津、成都与乐山一线。

还没到一个月就再次被我军二野所部合围，李文等人进退失据，无可奈何之下，只得派人与我军接洽，谈判投降事宜。

1949年27日，李文等人在四川邛崃被我军解除了武装。就这样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原点，李文没有参加北平和平起义，却又被迫在四川向我军投降。

早知如此，又何必当初呢！

事后，李文等高级将领享受了起义人员待遇，被集中在西南军政大学高级班学习。不过，李文的投降并只是迫于形势，而非心甘情愿。

因此，没过多久李文便利用我方对他的信任从西南军政大学逃走了。此后，他辗转经香岛去了海峡对岸。

蒋校长感其忠诚，安排他在“国防部”做了一段时间的中将高参。退役后，李文又为自己谋得了一个糖业总公司顾问的肥缺，享受着上流社会富裕而糜烂的生活。

1977年，李文因病去世，享年72岁。

总结一下，《大决战》中的李文不愿意跟随傅作义参加北平和平起义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他们都是蒋校长的嫡系。

他们平时享受着比其他人优厚得多的待遇和资源，与蒋校长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李文缺乏如傅作义将军那样的悲悯之心。对北平二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以及五朝帝都的历史文化遗产即将遭受的毁灭性打击完全无感，反而更加重视个人的得失荣辱，私心颇重。

更重要的是，他与他的家族成员手上都沾满了我方先烈的鲜血，担心日后遭到清算，故而无论如何也不愿参加起义，进而加入我军阵营。

与其他国军将领相比，李文的一生相对比较平庸，既无出类拔萃的能力，也没有什么彪炳战绩。

不过，李文为人圆滑机敏，遇事不像黄维那样一根筋，再加上他抱上了蒋校长这根大腿。

因此，他虽然在北平、四川两次遭遇困境，却都成功逃脱，最终享受荣华富贵而终。

也算是求仁得仁，得偿所愿了吧！

参考资料：《名人简历·李文》《博雅人物网·李文》《广东省档案馆·黄埔军校00632·李文》《邵阳文史网·李文》《中国国民党高级将领征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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